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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落施拉姆的学术遗产与美国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神话
吴畅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研究及启示”，项目编号：17BXW014。既有的文献显示，在美国本土，传播学史研究除了施拉姆与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 ）的正统叙述外，还存在基于拓展或反思（并非挑战）施拉姆意义上的两派传播学研究治史理念：一派由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创立，他借助传播的仪式观而非传递观概念，指出芝加哥学派与李普曼应当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创始人；另一派则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兴起于上世纪90 年代，以部分解密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美国档案馆档案资料为基础，揭示了美国传播学在发端初期的问题意识、基本理论框架与研究重心，同施拉姆及其选择的四位奠基人所承接美国军方、情报机构项目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过，他们依然承续而非挑战施拉姆或罗杰斯关于四位奠基人“相对独立的”专业自主性和知识体系的论述思路。相关历史细节的揭示，旨在为施拉姆建构的美国传播学理论体系背书，施拉姆的学术遗产，俨然成为一种遗忘史学，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品。然而，在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阵营中，还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显得大胆而激进，他们采取学术“政治化”的反思路径，将施拉姆对四大奠基人的选择，以及美国传播学建制化，放在美国从二战前到冷战时期的国内政治环境、国际、外交与军事战略背景下进行解剖，从根本上颠覆了施拉姆及其传播学体系的正统地位。他们大多从对外宣传、心理战或文化冷战等一系列美国外交战略或地缘政治这一宏观历史背景，由外而内地进入对美国传播学构建过程的论述，反而脱离了传播学学科自身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因此在认识论层面上显得有些“削足适履”，甚至有粗暴武断之嫌。或许，读者会质疑，施拉姆肯定会阐述他为何选择拉斯韦尔等四人作为传播学奠基人的理由。的确如此，那么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不就显得毫无必要了吗？与这一观点相反，问题非但没有在施拉姆这里得到有效的展开，答案反而被他“抽象化的”学术外衣包裹得密不透风，更没有通过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的叙述得到有效解决。纯粹的“客观”学术图景的描绘或者“传学”，完全属于国家正统思想和种族意识形态的产物，上述两种认识论都不利于我们向新的方向推进对施拉姆精心挑选四位学者作为传播学“祖辈”的深刻理解。因此，本文试图中和既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史理念，重新整合有关美国传播学起源的历史著作或研究材料所引用的施拉姆或其他学者的口述录音、往来信件等一手材料，并结合四大奠基人（主要以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的研究文献，以及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等人的自述文章，对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的学术成果（期刊论文与学术著作）进行整理与阐释，以此勾勒出二战前、战时以及冷战前期，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的个人生活轨迹、学术经历以及政治立场，同传播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等三个不同层面之间丰富且重叠的互动过程，进而由内向外地论证美国传播学作为一门脱胎于二战的社会科学，其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不是独立于历史和政治环境，其研究成果更难以完全摆脱国家、意识形态的左右或操控。一、从贝雷尔森到施拉姆：经过变形的四大奠基人施拉姆发表于1982年《国际新闻界》的那篇演讲稿，其基本内容直接来源于他1980年在阿卡普尔科召开的国际传播协会年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而后被收录进《传播年鉴》的文章《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起源》（Schramm，1985：73-82），但据考证，这并不是施拉姆关于“祖辈”一说的最早阐述。更早赋予四位学者以传播学“开创者”“奠基人”（Schramm，1959：7）地位的观点，可在施拉姆1959年发表在《舆论季刊》上反对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关于“传播学研究如今正走向凋零”这一悲观主义论断的文章中找到。在与贝雷尔森展开辩驳的基础上，施拉姆逐步阐明他选择四位奠基人的理由。1963年他编纂《人类传播的科学》，在导言中首次罗列四位奠基人的学术背景与贡献，并强调四人的影响力的逐渐融合、战后研究中心的兴建，佐证了传播学依然是一块“极度活跃的研究与理论领域”（Schramm，1963：1），再次反击了贝雷尔森。施拉姆晚年出版的最负盛名的著作《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以集大成的形式，条分缕析地阐述了四位奠基人各自的学术经历与成果。直面“现实问题”、致力于“传播研究”，这是施拉姆归纳四位奠基人的“共性”，也是他写在纸面上的理由。施拉姆语焉不详的是，原本身处政治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四位学者，在遭遇什么样的“现实问题”时致力于以“大众传播”为核心的“人类传播”研究，他们如何将自身原有的研究与传播问题相联系，并将兴趣放在传播“效果”上？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虽然巧于利用并综合部分解密的档案资料，侧重从学术交往的微观层面回答了上述问题，不过，他们忽略了施拉姆在1963年文章到后来的自传中回忆四人的学术贡献时，或多或少带有那么一丝由果（贝雷尔森梳理的传播学研究的四条主线）溯因（选择四大“奠基人”的理由）的“反历史性”的特征。施拉姆与他们的学术交往远不如他们四人彼此之间的合作那么熟稔密切，拉斯韦尔甚至在战后才第一次与施拉姆见面。并且，1941-1942年，施拉姆在华府知识圈里结识的不仅包括彼时还未被称为“奠基人”的社会科学家，还有来自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智库成员或政府要员。因而，施拉姆选择他们作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更多依赖的并非他的直观认知，而是间接判断与刻板印象，例如他在华盛顿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通过其他间接途径了解四位奠基人的学术地位与研究情况（这些在施拉姆的自述中基本上被淡化）。既然如此，如若重新理解施拉姆选择四大奠基人的理由，则需要从发现施拉姆和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的叙述“盲点”入手。在美国正统社会科学的主导下，学科史叙事的政治性与情境化的逻辑往往被稀释，似乎根本不存在任何时间上的政治绵延；它被加冕为传播学的主流、一种共识——建立在遗忘基础上的共识——而显得顺理成章。因而，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便能最终归结为：如同贝雷尔森所分析的那般，四位奠基人在二战结束后先后离开传播研究，施拉姆为何以及如何在反贝雷尔森式的悲观叙述中重新接棒，奠定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的学术地位？二、二战期间华盛顿社交网络与施拉姆“传播的观念”的初见雏形：宣传、大众说服与态度改变1941年10月，战时统计局建立，阿奇保德·麦克里希担任战时统计局局长。他就职时宣称，战时统计局“不会采取自吹自擂的宣传手法”，主要向公众提供“未经修饰和篡改”的政府防御措施、政策与行动等战时信息（Winkler，1978：22-23）。1941年前，施拉姆通过衣阿华大学的写作班早已结识麦克里希。两人曾沉醉于人文主义学科，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主张人文价值的政治取向。相似的学术旨趣，尤其是麦克里希重建美国信息网络的战时方案，促使施拉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8天后，主动向对方发出自荐信。1942年1月，施拉姆如愿奔赴华府，并被麦克里希任命为教育服务处处长，后者隶属于战时统计局五大部门之一的联络部（Cartier，1989：159）。在华府，施拉姆的日常工作包括向学校、大学和社区传送战时信息，向教育机构提供有关战时服务的建议。他的社交主要局限于战时统计局的写作小组，以及统计局与之后的战时新闻局内部规划小组在国会大厦图书馆不定期召开的经验分享会里，不过，通过规划小组，施拉姆的人脉直接通往三大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塞缪尔森·斯托弗、伦西斯·利克特。借由他们，施拉姆了解和熟悉了霍夫兰，或担任战时统计局（随后战时新闻局）顾问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的战时研究成果。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部副主任约翰·马歇尔召开传播研讨班，与基金会1937-1939年资助拉扎斯菲尔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广播研究项目有关。二战爆发后，与会者开始围绕大众传播在战时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功能等议题展开讨论，最终形成两份备忘录：完成时间分别为1939年12月与1940年7月。两份备忘录，尤其是第二份名为《大众传播的研究》的备忘录，已有意识地使用“大众传播”，以替代李普曼—拉斯韦尔所提倡的进步主义“宣传分析”。施拉姆虽然没有亲身参加传播研讨班，但他受命参与麦克里希振兴宣传大业的计划时，也极力反对使用宣传一词，自诩担负知识精英教育平民的工作。倘若把两份备忘录放在更为宏大的政治与历史形势下，则更有助于我们识别传播研讨班的成员（主要是拉斯韦尔与主持马歇尔）以战争之名统领研讨班议事日程的动因与过程，明确他们希望通过大众传播创造出什么样的社会等智识诉求。尤其是第二份备忘录，严格来说，它更像一份“意识形态宣言”，动员学者进入“宣传战的壕沟”中；它不仅秉持“崇实”等同于“求真”的客观主义立场，更将之同社会工程理念并置一起，强调“应用型知识能够保证公众舆论的管理更为理性与实效”（Gary， 1999：102）。1939年12月1日第一份备忘录《公众舆论与紧急状态》出炉后，研讨班不少成员附议，他们认为，必须将公众的无知与无能状态视为“某种实在”，以积极地制造“共识”与“公众舆论”，从而“引导处于紧急状态中的（民主）社会”。从目的论的角度，这也只是闪烁其词地重新转译了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对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媒体宣传进行内容分析（1939-1940）的拉斯韦尔所持有的民主现实主义理念而已。施拉姆尽管对宣传充满戒备，但在回忆拉斯韦尔的学术经历时，没有提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资助的传播研讨班，唯独指明后者对美国传播学的三大贡献之一是其对宣传概念的丰富与深化。施拉姆奔赴华府之前，曾在西肖尔的心理学实验室工作，并通过俱乐部结识勒温。勒温的场论到团体动力学，杂糅了格式塔心理学与实证主义的遗产，旨在探究“半物理性、半社会性和半精神性的”（Gergen，1985：538）环境下，个体意志作为人类行为的各种可能，以调解唯意志论与决定论的对立。相较之下，赫尔的新行为主义反而显得剑走偏锋。从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勒温秉持的调和式的研究取向逐渐取代赫尔的新行为主义，一跃成为美国心理学界的学术正统。施拉姆亲眼见证这一切，并悉数吸收了勒温的方法论，“用量化的方法检验质化的洞见”（Cartier，1989：177），以作为他挺进人类传播行为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则，否则他怎会在首次正式提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著作《人类传播的科学》中收录勒温的得意门生里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文章《认知不和谐理论》？学界公认为费斯廷格结合了勒温的内生性原则与经验主义心理学即假设—演绎形式，并融入到他的社会比较理论中。二战爆发后，勒温还一直与美国社会科学界所建造的战时学术机器保持联系。勒温积极参与并在其中发挥核心领导力的机构之一，便是“士气与领导研究委员会”。另一位走入施拉姆视野，同样从事士气研究的，则是卡尔·霍夫兰。霍夫兰，这位本土学者在赫尔（Clark Hull）统领的耶鲁小组，也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人类关系研究所”中原本备受瞩目。然而，1942年，霍夫兰离开耶鲁小组，以专家身份受邀加入五角大楼的士气部门。在斯托弗的说服下，他最终选择领导美国陆军研究处的实验小组。施拉姆认为，霍夫兰以说服和态度研究为主的战时研究，已经显示出他的学术轨迹的改变。1943年他与陆军电影局以及卡耐基基金会合作完成的影片《我们为何而战》的效果评估实验，让他一举成名。然而，霍夫兰创造了“内在过程”概念，用以描述行为心理学所回避的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如记忆、意识），并动用控制实验法等研究方法确证人类行为的可变性。在战时陆军研究处看来，弗兰克·卡普拉电影《我们为何而战》所蕴含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调性，在霍夫兰反清教主义式的方法论革新的强烈烘托下，即控制实验法对“恐惧诉求”、单面还是双面信息等多个自变量的控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关系之父伯奈斯所设想的“设计共识”理念（Sproule，1997：199）。除了对霍夫兰的方法论念念不忘外，陆军研究处下设的另外两个小组的研究者，从霍夫兰领导的服务于军队士气的产学研一体化的项目中，也获得不少理论创建的灵感。以勒温与霍夫兰为代表的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无论是否获得政府或者基金会支持，证实了华生的刺激—反应模式与魔弹论的化约主义。他们意在从宏观层面构建出“刺激—意志的个体—反应”这样一则有关人类传播的新理论公式，以呼应战后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趋势。拉斯韦尔对协约国宣传信息的内容分析、勒温有关提振国内与军队士气的研究，以及霍夫兰的说服与态度改变实验，这些学术成果都处理人类传播的两大议题：宣传与大众说服—马歇尔、以及施拉姆直接称之为“大众传播”，最终指向传播效果研究。若无战时的政策引导或私人基金会的穿针引线，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直面这些“现实世界”的问题，更不会从各自的领域转入尚未成型的传播研究中。1942年1月底，施拉姆写给同事的一则长达19页、针对高校和学校的信息传播现状的备忘录，综合几位彼时还未冠名为“奠基人”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了罗杰斯关于“1942年是施拉姆传播的观念形成的关键时刻”的论断。施拉姆设想的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工具论的内核，它应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管理工程的重要组成。施拉姆就职的战时统计局与战时新闻局，把他拖进了国家决策层，极大地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促使他往行政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转型（Glander，1990：269）。并且，施拉姆特别强调了受教育精英的思想应当同国家意志保持一致，国家必须迂回包抄，精妙布局，才有可能影响前者，进而形成有关国家政策的全国性共识 （Glander，1996：379-380）。他绘制的传播网络蓝图，以等级分明、贵族制的社会秩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管控传播过程（Glander，1990：274）为先决条件，这正是拉斯韦尔的宣传理念、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霍夫兰的说服实验以及勒温的团体动力学说所共同预设的重要前提。这说明，施拉姆战前与战时在华府与四位“奠基人”，或者说远比施拉姆更受到政府重视的决策精英的或因私或因公的人际交往，让他保留了学术生涯早期受到傅诺曼、怀特海影响而形成的新人文主义遗产，随后一并引流到方兴未艾的传播研究领域中。新人文主义关于民主、自由和社会共识的价值判断，并入社会科学的路径，尤其是勒温—霍夫兰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与拉斯韦尔的信息传播模式，框定了施拉姆概念化人类传播的最初尝试，进而确认了美国传播研究的基本方向与主题。三、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的成立：字面上的学术依据之下，还有什么？1944年，施拉姆再次回到衣阿华大学，正式领导新闻学院，并首次启动大众传播学博士生项目，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经济、政治科学等“界外”学科（Chaffee & Rogers，1997：138）。此时，他着手于将战时项目的特定议题及其研究方法，运用于传播领域的革新计划，“战后，我们将肩负传播研究的重任”（Glander，1990：276）。1947 年春，施拉姆在衣阿华大学的同事斯托塔德担任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后者有意邀请施拉姆出任校长助理一职。对此，施拉姆提出交换条件，即在大学创建独立的传播（而非新闻）研究所（罗杰斯，1994/2002：473-474）。于是，1947年（被公认为冷战正式开始的一年），传播研究所在伊利诺伊大学成立，并于1948年正式招收全美第一批传播学博士。这被传播史学家公认为是美国传播学建制化的开端。施拉姆新官上任，几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传播学博士课程培养上。施拉姆在研究所成立两年内，相继引进拉扎斯菲尔德、全美舆情研究中心主任哈特等人作为研究所的访问学者，雇佣1963年成为全美心理学会主席的奥斯古德等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担任研究所专职研究员。1948年，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施拉姆召开一场为期三天的学术会议。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贝雷尔森、赛伯特等施拉姆在战时新闻局或国会大厦图书馆结识的学者受邀集聚一堂，在阿勒顿公园围绕大众传播学（而非新闻学）如何具备学术主体性、学科建设、博士培养以及未来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McAnany & Schramm，1998：113）。他们的建议成文后，由施拉姆编辑成书《现代社会的传播》。1949年，施拉姆再次编辑出版《大众传播》，此书用于施拉姆博士研究课程的必读书目，他在每一章节之前均附上简要评述与导读。虽是论文集，可它不仅缩窄了传播研究的领域，即“大众传播”，并且它收录的文章基本上按照控制、过程/渠道、受众、内容、效果这一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进行分类，目的在于借助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将大众传播理论系统化和结构化。作为研究所硕士和博士培养的教科书，《现代社会的传播》与《大众传播》清楚地表明施拉姆这位“学术企业家”将大众传播研究“自觉地”（Pooley，2008：45）建设成独立学科并赋予其学术身份的雄心，尽管这一“独立”学科从一开始纯粹属于战时问题意识导向。如何理解普利（Jefferson Pooley）对施拉姆的形容——“自觉地”？施拉姆在两本书中所收录的共计55篇文章，大多脱胎于二战期间政府战略宣传、军事或情报项目；施拉姆在《现代社会的传播》的序言中提出的不下二十个关于大众传播的问题，基本上在二战期间或多或少得以研究。对于施拉姆而言，要建立成型的、“科学的”大众传播学，需要小心地隐藏（而非去除）包裹在这些文章之中的政治内核，进行“政治消毒”。如此看来，施拉姆的“自觉”，首先体现在他通过去政治化的和“辉格党主义”的方式，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自我合法化，将大众传播学顺理成章地归类在强调客观、实用原则和工具论的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再者，他以传播研究所的成立与1948年开幕研讨会的召开为契机，联络同好，迫切地希冀集体性的研究力量能够形成，使大众传播与大众媒体“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公共利益”（Schramm，1954a：4-6）。眼见二战结束、冷战开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驱动下，施拉姆个人很期待与其他主流社会科学家一道，以“恰当的专业化形式”（辛普森，1994/2017：110）共同承接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横向项目；并且，让由他所开创的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而非其他社会科学的附庸）“光明正大地”准入政府和相关部门或情报机构在冷战期间开展的各种项目，反过来在政府资金和政策红利的保障下，还能继续巩固传播学的学科主体位置，才是施拉姆迫不及待地舍弃既有的新闻学、建立传播研究所并大张旗鼓地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的真正意图。实际上，这样的判断可以在部分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家或持批判立场的理论家的叙述或披露的档案材料中得到验证。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著作中曾指出，当他翻查《美国名人录》有关施拉姆的条目时，竟然发现他从1943年以来就已担任政府心理战的学术顾问，他的客户涵盖美国陆军、空军，以及陆军作战研究处军事机构（Smythe，1994：57）。格兰德（Timothy Richard Glander）以一系列的解密的政府高层档案表明，不仅传播研究所在成立初期与1950年代，受到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Glander，1990：279）；研究所成立之后，施拉姆更相继接到国务院与新闻署以及国防部的邀约，以传播学者的身份参与事关美国国家冷战推广与宣传计划的课题，并担任要职。悖论的是，正由于施拉姆参与了中央情报局、美国军方的心理战项目，导致1950年代以来施拉姆的相关著作至今尚未解密（辛普森，1994/2017：125）。随着传播学科的建立，以及施拉姆介入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冷战的政府/横向课题的程度日益加深，尤其是1953年参与美国新闻署的创建，施拉姆通过编辑和撰写论著，不仅逐步显示其作为“时代思潮、研究范式和大众传播知识的主要播种者”（Chaffee，1974：1）的意义，更逐渐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上，从而将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扩展至国际层面。四、《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的出版与再版：国际传播研究背后的政治动力学1953年，施拉姆受美国新闻署邀请，编撰一本“教材”以供机构里从事“心理战或政治战职员”（Schramm，1954a：2）阅读、研究与评估之用。借此，他不再局限于大众传播，而是扩展至国际传播层面。他毫不隐讳地强调，作为新的学术焦点的国际传播，与大众传播（施拉姆又称之为社会传播）甚至人际传播，在面对目标受众和有效性等问题上，具有理论的同源性。于是，以香农的文化或经验领域的“一致”说为纲，保障（美国）大众媒体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产生理想的“国际传播”即对外宣传的效果便成了施拉姆最关心的事情。在《传播的工作原理》一文中，施拉姆逐条阐释保障（对外）传播效果的四条法则，由此总结到，信息发送者、情境、接受者的个人情况与所在群体是影响（对外）传播能否产生理想效应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施拉姆专门辟出一章放在这本教材的最后，名为“如何获得国际传播效应”，拉斯韦尔原载于《保卫自由世界》特刊的文章《苏联宣传的战略研究》被收录其中。苏联/北朝鲜的宣传，与美国的传播，被施拉姆有意地设置成独裁与民主、“坏”与“好”的二元结构，作为其理论体系的首要原则，以淡化和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因此，他的国际传播，或与之同义的跨文化传播范式，着眼于“如何实现对外（苏联与共产主义、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宣传与文化同化效应”。然而，到了1971年，《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再版（修订版）时，拉斯韦尔与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篇文章就已被替换成我们现在都熟悉、也是他们在传播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作品：《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与《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动》。与1954年第一版文集的序言《传播的工作原理》相比，1971年版序言 《人类传播的实质》显示出已经领衔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十余年的施拉姆显明的“往回撤”的学术旨趣，以及建诸之上的清晰宏大的学术概括能力。首先，施拉姆把传播定义为人类个体之间的传播过程，即传者与受者的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第一版里香农通信模式的三大元素悄然转变成拉斯韦尔5W模式中的传者、讯息与受者（Schramm，1971：12、15、17）；同时，施拉姆只讨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种类型，“国际传播”已经从他的论述或者目录中被去除，有关朝鲜或苏联的例证也被替换为北美和欧洲。其次，他综合了拉斯韦尔、霍夫兰等人的观点，尤其是拉扎斯菲尔德与卡茨的“二级传播”论，以一种相对柔和、不那么煽动性的语言，不仅证明魔弹论这样的传播模式，在1952-1971年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都已经得到极大的改良与修订，更在梳理与比较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中的功能的差别——以往的民主与专制、好与坏的对立的修辞一概消失不见——的基础上，首次概括了大众传播的四大社会功能：告知、教育、说服与娱乐。这些“新的变化”，体现了施拉姆对1950年代宣传研究“重传者（讯息）轻受众”这一单向过程的抛弃，更表明他的这版“修订”是对第一版过于显性的政治目的的一次学术纠偏。五、“施拉姆悖论”与“转型的”拉扎斯菲尔德：反共主义者对“休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估”？施拉姆在1971年修订版《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的序言《人类传播的实质》结尾，专门辟出一节讨论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的“二级传播”，并援引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观点，宣扬“民主社会”的大众媒体更有可能起到维持现状而非社会变革的效用（Schramm，1971：52），以说明大众传播研究应当从强效果论转向有限效果论。然而，若仔细翻查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这篇发表于1948年的文章《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动》，却会发现，两位作者基本上没有提及“民主”或“民主社会”等限定词，只是讨论了商业化媒体与流行的社会趣味之间的关系。不似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的大刀阔斧，按照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卡茨的解释，拉扎斯菲尔德赴美后，他的文章或著作中基本上不会出现民主、专制这样的字眼，更不会轻易表达对政治问题的个人好恶。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前妻玛丽亚·亚霍达的判断却与卡茨相左，“如果可以的话，他宁愿身处政治，而非社会研究中”（Morrison，2008：184）。虽然相反，这恰恰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制度和环境下云泥之别的“表演”。例如，拉扎斯菲尔德在来美国后不久的一次公开演讲上主动承认自己是“休假的马克思主义者”（Morrison，1988：191），不过1969年的长篇自述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一形容。本章讨论一个核心问题：拉扎斯菲尔德，作为不管是休假隐遁还是投诚变节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何深受施拉姆的赏识？这份赏识，在如下事实中显得格外不同：施拉姆本身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唯独对马克思的传统不感兴趣。相反，在被施拉姆冠名的“四大奠基人”里，只有拉扎斯菲尔德有过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也只有他来美后，无论在战中还是战后，承接了基金会和商业机构的各类项目，而其他三位与施拉姆的研究项目大多来自于政府和智库。施拉姆笔下的拉扎斯菲尔德，与他从奥地利社会主义体育生青年团的组织者到美国战后社会科学实证化发展趋势的中坚人物的转型，毫无关系；施拉姆强调的，唯有从奥地利中学教师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克托莱教授的角色转变。这一转变，与施拉姆本人从英国文学教师转变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轨迹，基本一致。尽管拉扎斯菲尔德“潜藏的”政治底线与施拉姆存在根本分歧，尽管他时隔若干年后拒不承认传播研究的丰富经历，但施拉姆似乎毫无介怀，反而与罗杰斯，通过严谨的学术考据，以编年体的方式各自记录了拉扎斯菲尔德达于学术地位的巅峰的历程，特别凸显了他对传播学科的学术贡献。只不过，与拉扎斯菲尔德自述所表露的希腊式的心态有所不同，施拉姆树碑立传的风格，显得更像是希伯来式的。他们倾向于从学术环境或者社会环境（媒体化）及其改变的角度，来阐述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生涯，有意地绕过了他自身的政治立场，尤其是曾经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员）的身份。因而，我们需进一步厘清施拉姆在叙述上的“绕行”或“掩耳盗铃”，如何服务于他借力打力，自诩为抽象而客观、实则实用主义的学术精神的使命承担者，最终构建传播学术主体的目的。对于依然固守着“文化保守”姿势的拉扎斯菲尔德而言，当社会主义已成为“幻影”，而美国消费社会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为了防止更为激进化的政治运动的出现，政治主权转变成消费主权诉求，相应的，民主的内涵也从政治自由转变成消费平等时，他惟有迅速转移到广播网络与政治选举民意的调查项目中。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从维也纳时期（对社会主义）“新人”的锻造，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精英对大众/受众的文化引导工程；从对报纸角色的讨论，转向对广播（以及之后电视）所具有的政治宣传和商业营销的潜能的调查。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所提出的购买香皂与政治投票之间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等值”理念不仅得以复苏，他更积极进取地利用美国消费主义与消费主权等话语，成功地将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 在一个意识形态完全迥异的社会里“转换声部”（Gitlin，1978：244），从而积极促进它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行政与市场营销研究之间的“融合”。方法论的革新最终推动他重新思考如何能够在现代资本主义商业制度下，制作和决定听众/受众收听/看的节目内容，引导他们的“文化”趣味。从《广播与印刷品》一书到《普通美国人的传播行为分析》，明白无误地表明，拉扎斯菲尔德尝试借助政治或第三方力量，以精英主义的方式，推动商业广播影响并重整大众文化、锻造消费主义时代“新人”。他侧重的，是传播效果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而非无效。事实上，施拉姆比同时代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更关心传播的有效性。他对传播如何有效的看法，并不是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但从长远处看，却可能是最经久的。早在二战期间，施拉姆已经向华府情报机构提交过在全国建立教育广播网络以服务战时宣传的设想。并且，他确认了在国内心理战过程中首先影响受教育阶层及其认知的重要性（Glander，1990：147），这里的“受教育阶层”就是全美2000万大学生，以及4000万亲朋好友。彼时，施拉姆相信，国内宣传“就是社会控制的工具”（Kumata & Schramm，1955：37）。然而，二战结束，国内战时动员无往不利的有效性，似乎在拉扎斯菲尔德的诸多研究的映照下，露出了马脚。在古典意义上，施拉姆与拉扎斯菲尔德殊途同归，拥戴并维护了一种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等级和“贵族制”（政治）愿景，这是他们之间存在“家族相似性”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国内关于选举和市场调查的）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与（国际或对外）宣传和说服的强效果模式并存于两人的理论框架里，罗伯特·巴贝（Robert E. Babe）称之为“施拉姆悖论”（Babe，2015：113）。与其说是悖论，毋宁认为它恰好构成了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一体两面：两者在冷战期间美国新闻署与军方的国家安全诉求的维度上，保持一致性，而非自相矛盾。从国内选民的民意测验中所发现的个人影响的因素的存在，旨在更有效地帮助政府机构在中东或东南亚地区发掘、培养与训练地方精英，以实现对外宣传的有效性。传播研究中扩散理论的崛起，正是“施拉姆悖论”的最佳诠释。六、作为“未来的士大夫”的施拉姆及其学术遗产在施拉姆这里，学术与政治似乎统一成一副完满和睦的肖像，毫无张力。1947年，施拉姆创建美国第一家传播研究所，彼时却是他一生中参与政治最积极、最投入的时期，学术的面孔左顾右盼之下，政治的面孔屏息静气。二战期间华府的社会科学家网络，为战后美国传播研究从整体上设定了问题意识，确立了分析框架。包括施拉姆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为冷战期间的政府宣传部门、军方或国防部等机构提供咨询建议、参与对外或对内宣传效果的民意/间调查，则进一步加固和深化了认知心理、传播效果与国际传播等研究的“偏向”。传播研究的孕育与成型，尤其是施拉姆在二战期间“传播的观念”的养成，“理论的贫困”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这与施拉姆所选择的四位奠基人受过的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及对建立宏大（有关人类传播）理论的学术兴趣密不可分，更离不开四位奠基人在参与政府机构和基金会项目时所获得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抽象的经验主义”的能力。然而，传播研究的学术地位的确立，必须以施拉姆的政治洗涤工作为前提。作为自赋的“未来的士大夫”，施拉姆不仅要积极地参与全球现代化的建设工程，更需要运用自身的新人文主义功底，驱逐各种政治幽灵，从而让传播研究看上去不像受到怨恨、仇视或虚荣等缺乏冷静超然的情绪所鼓动：四位研究者的方法论创新——内容分析、控制实验法、小样本连续研究法与民意测验，以调和的形式主义与科学自然主义的混杂形式，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政治消毒与净化的实用工具。那么，我们如何突破既有的两种相对极端的解释框架，重新理解施拉姆的学术遗产，即挑选四位奠基人组成传播学研究最原初的领导者？首先，需要承认：认知心理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对外传播（宣传）研究，构成了施拉姆同四位奠基人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尤其是施拉姆同拉扎斯菲尔德之间。拉斯韦尔5W模式预设的“刺激—反应”（S-R）行为主义模式，曾一度引发施拉姆同勒温—霍夫兰的激烈反弹。勒温的团体动力学机制、霍夫兰在说服研究中引进的四组自变量，启发了施拉姆在讨论传播的有效性时引入参考群体和个体性等自变量，与拉扎斯菲尔德时隔一年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二级传播模式，以及1955年《个人影响》中单独挑拣出来进行讨论的选择性和人际关系两种因素，一脉相承。然而，相对精细的自变量的设计，最终导向可以预测而非不可预计、必然性而非偶然性的因变量，不仅实现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断言的大众媒体具有“社会控制”功能（赫尔曼，乔姆斯基，1995/2011），更为“美国政府和整个西方工业文化胁迫目标群体建立了合理性解释”（辛普森，1994/2017：134）。正是施拉姆同四位奠基人在各自的传播研究中，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意愿与个体认知，由此才能在对内宣传（提高士气）与对外宣传（国际传播与比较研究）上汇流到一块。勒温—霍夫兰有关士兵士气的研究，推动施拉姆在战后探求广播的时政新闻的传播效应，以及电视对儿童的教育功能。拉斯韦尔关于协约国媒体宣传资料的内容分析，直接影响施拉姆在战后进入朝鲜，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媒体体制的比较研究，甚至不惜动用香农的信息论“论证”苏联的宣传体制的有效性。而拉扎斯菲尔德与施拉姆，为了满足资助机构有关国家安全的政治诉求，曾一度摘下此前隐藏的政治面具，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追访受众，从而向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推广和推销美国形象。很难说，他们的研究项目及其发现，被列为美国军方、国防部或其他信息宣传部门的绝对核心内容。不过，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抱持同样的理念：无论是发掘当地代理人、培养地方精英，有助于美国民主形象的被认同与被接受，还是普及大众媒体或推广新技术、新知识，必须着力于寻找到当地的“创新者”“早期采用者”，以实现美国版本的现代化工程为终极目的：倡导民主和自由，避免专制政体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与“理性的毁灭”。当前，从学术与政治的角度，重新梳理施拉姆与传播学四位奠基人之间的关系，进而重新阐述施拉姆选择四位奠基人的“理由”，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寻找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的理 论共性出发，在档案解读和文献校勘的帮助下，发现彼此之间社交网络形成的偶然性（即二战与麦卡锡时代的到来），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之上施拉姆命名四位奠基人的政治必然性（对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想象），以此中和上述两种认识论的极化倾向，推进我们对美国传播研究早期发展的深入理解。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封面图片来自网络本期执编 / 彤昕订阅信息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不能如此美博士：新冠病毒12月份就已在加州传播，流感骗了所有人
美国现在的疫情已经到了一个难以控制的局势，就在大家寻找起源的时候，美国博士史密斯表示，新冠病毒其实在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各大州出现了，之所以没有被发现，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好是美国流感的爆发季，毕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症状和流感是差不多的。再加上美国的盲目自信，所以当新冠病毒在美国爆发之后，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信誓旦旦的表示，这场疫情并不可怕，自然而然就会消失，甚至还鄙视那些高度重视疫情的国家，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民众的思想也是麻木的，就算疫情在美国爆发，民众们仍然大摇大摆的外出，更加不会佩戴口罩。可就算是就这样，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以美国自身的能力完全可以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准备充足的物资，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美国医护人员也受特朗普的影响，对新冠病毒患者非常的不重视，当患者确诊是新冠肺炎之后，并没有将其进行隔离，而是随便开了一些药就将人打发走了。美国疫情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检测剂十分有限，而且特朗普并不接受外来的试剂，只用美国CDC研制出来的试剂。再加上特朗普在这件事情一拖再拖，所以导致试剂无法顺利研发。在特朗普看来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就能够避免美国人的恐慌，可是现在看来他的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无欲传媒人必看：媒体人必备的核心素质
最近《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二季》很火，拥有很高的热度和话题度。年轻人们在这里得以窥见职场实习人间百态，共鸣每一次隐忍的有苦难言。我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其中一位实习生的翻车时刻：这是一次危机公关事件，品牌签约的艺人被爆恋情，实习生何旻哲给品牌方提出的公关策略是：把该危机包装成一次蓄谋已久的“甜美预告”，直接建议艺人大方公开恋情，宣称此举能将品牌理念与该公关危机相结合，从而达成双赢：一边秀恩爱，一边搞营销。O M G 子！ 这番操作，是想让品牌方和艺人一起发烂发臭吗？马上进入偶像第四纪年了，不会还有人不懂饭圈心理吧？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种处理危机公关的方式当然是非常不合适的：它极度的理想主义，更没有站在受众、品牌方和艺人的三方切实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比如：01 从核心受众（target audience）的角度看： 基于该品牌采用男艺人作为饰品代言人并与其签订了单身合约这一事实，可知这个品牌的核心受众是年轻的单身女性。这群女性会对单身的男性产生幻想，而品牌方正是抓住这一心理希望通过塑造完美男朋友的形象而吸引这一群核心受众。恋情的公开是显然会打破核心受众的幻想的，而不符合她们对于该品牌的预期；“希望粉丝和代言人一样，早日找到毕生所爱”这一宣传语更是不能引起受众共鸣的：她们凭什么为自己的“情敌”买单？何旻哲在这里，忽略了女性之间的竞争心理。02 从品牌方的角度看：即便恋情的曝光导致了品牌热度关注度升高，这些关注度对于品牌来说都不是良性的流量，而热议这些事件的受众都不会是具有购买意向的核心受众。不仅带来了负面的“热”关注，因为男艺人的恋情绯闻，品牌方的饰品在情人节那天的预售订单已经损失了大概三分之一。这一数据就已经显示恋情的曝光显然是对品牌方不利的，而品牌方此刻应采取的公关策略就是及时止损：与男艺人解约，并思考更合适的产品推广方案。因为公关方案永远是为了产品的销量所服务的——我们不能忽视营销数据和甲方利益而凭空思考公关策略。03 从艺人的角度看：尽管艺人没有构成其在法律意义上的违约，这个艺人是否值得继续长期合作也是公关方案中值得考虑的。他的长期价值在这一事件中很明显已经打了折扣，选择继续合作似乎是不明智的。另外，何旻哲所给的方案更是没有站在艺人以及经纪公司的角度思考问题——他是否愿意公开恋情？公开恋情对于他（以及女友）的演艺道路又怎样的影响？他又是否愿意利用自己的恋情进行广告宣传？而这之后如果恋情告吹，对品牌方的影响又应该如何评估？这里面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对于品牌方和艺人来说，都会是一个更难以协作的商业合作。考虑到事件中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是思考各类公关方案的核心。 虽然公关行业的细分方向有很多：新媒体营销、传统企业公关、危机公关、科技公关等等，它们所处的行业和接触的媒体类型也有所不同，但是评判性思维和多维度思考都适用于处理不同的公关问题。这是一个媒体人必备的核心素质，而这种能力也能帮助我们在处理危机或提出策划时，更为全面和客观地看待问题。传媒的就业前景广阔，涵盖行业包括出版、印刷、教育、政府、酒店、广告、公关、娱乐（电影、电视、电台、音乐）、新闻、艺术、服装以及大型企业的市场推广部门等。涵盖的职能包括：市场咨询、活动与广告策划、平面设计与制作、公关宣传、企业形象包装、品牌推广、营销等等。以下是关于传媒行业各细分方向的职业方向：1. 理论类：如传播学、媒介研究职业方向：可以继续攻读博士，进入智库、或者在大学担任教职，也可以在其他传媒领域工作，如做独立媒体文化观察员与作者。2. 新闻类：如传统新闻、网络新闻、新闻摄影职业方向：可以进入各大中小型报纸和新闻出版社工作，也可以从事广播、电视媒体的新闻工作。此外，还可以在广告、公关、出版等领域工作。3. 公关广告类：如广告、公关、企业传播、战略传播职业方向：既可以在政府部门也可以在私人企业从事工作，从事的工作内容包括广告设计、广告执行、公共关系管理等。4. 营销/管理类：如市场营销、整合营销、媒介管理职业方向：可以进入甲方公司如快消、互联网等从事品牌推广、销售等工作，也可以进入乙方公司如4A、数据营销公司从事广告公关与营销数据分析等工作。5. 新媒体类：如新媒体、数字媒体职业方向：可以进入政府部门或私人企业（互联网公司，消费品公司等）从事新媒体营销相关的工作，如新媒体运营，内容运营等；可以进入新兴融媒体公司从事产品运营，创意营销工作；也可以进入4A、数据营销公司从事广告公关与营销数据分析等工作。其中，新媒体这一就业方向是当下最热门并且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在数字媒体中，媒体和广告效应可被追踪和量化。比如，有多少人点击了这个广告，而单个点击转换为购买的比例（转化率：conversion rate）又是多少？因为效益能得到评估，我们便能更精准地找到受众，从而实现目标广告支出回报率（Return On Ad Spend）的最大化。 由于这一方向与当下数据分析的潮流紧密结合，其成为了传媒类学生的就业热门。从事这一类的工作，不仅仅需要传媒的软知识，也需要有一定数据分析和可视化的hard skill。该行业也是在美国传媒领域中发展较快、前景较好的一个行业。如果你对新媒体行业、Marketing策略、公关营销等方向感兴趣，有传媒专业的相关问题、申请疑惑、规划迷茫……，欢迎留言区留言
莫之知避美博士有新发现！新冠病毒12月份就已在加州传播：流感掩盖了一切
观察者网本月12日消息，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传统"硅谷"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的县长、医学博士史密斯在简报会上表示："病毒一直在我们社区肆意传播，可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能追溯到去年12月。"史密斯并非是无端猜测，作为医学博士，他不可能乱说，史密斯表示，根据美国CDC、本地卫生部门以及各相关机构收集的数据显示，疫情在本地存在的时间，比最开始想象的要长得多。至于为什么当时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史密斯解释称，当时美国正处于流感季，而新冠肺炎的症状跟流感很像，患者分辨不出来，甚至连医生都不会注意这些。实际上，这并不是能不能意识到的问题，这是美国自上而下的一种盲目自信导致的结果，当美国本土开始出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的时候，美国的高层以及媒体，都在不断强调，这个病毒没什么大不了的，连美国的流感都比不上，还冷嘲热讽那些高度重视疫情的人，正是这些人不断宣传，彻底让美国人的思想麻木了。不说12月份就去查清楚是怎么回事，哪怕在出现确诊病例之后就开始采取措施，也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即便不采取什么严格的封锁措施，起码准备一些物资吧，如今事到临头，要啥没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量美国人逝世。这正是特朗普饱受诟病的地方，不仅仅是不作为，最坏的地方是一直在淡化疫情的风险，一直在拖延，史密斯所在地区首例社区传播患者就证明了这一点。患者名为阿赫拉比，早在2月中旬就出现了症状，送进医院后被诊断为肺炎，然后医生开了点药就打发走了。结果第二天病情恶化，直接送进了ICU。患者儿子多次要求医生给母亲进行冠病毒检测，但医生想都没想就告诉他，卫生部门不会批准的，因为阿赫拉比不符合接受检测的任何一个条件。最终，直到她快死了才做了一次检测，随后便离开了人世，成为了该县首位死亡确诊患者。为什么不给检测呢？因为当时检测试剂非常稀缺，特朗普坚持只用美国CDC研发的试剂，外界提供的一律拒绝，而CDC在研发过程当中，又遇到了麻烦，对于美国这样的科技强国来说，研发个试剂怎么还能遇上麻烦呢？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特朗普想拖着，他本身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着拖一拖就能拖过去，否则大动干戈的话会让美国人恐慌，进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如今，特朗普已经自食其果，眼睁睁看着经济损失却无法复工，如果能够早点遏制，绝对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就这，特朗普还在强调真实死亡人数将低于预估的模型，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
五戒为啥传媒业的翘楚的深造率这么低？仅达到211高校的平均水平
目前，境内仅存的带”中国“字头的学校越来越少了。其中有一所是中国传媒大学，这所大学在传媒行业可是翘楚，毕业生广泛的分布在传媒行业的各条战线上。这所学校的本科生非常受认可，反而是博士生，主要就业去向是高校。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到底咋样？我们一起来看看。2018年，中国传媒大学共有各学历层次全日制毕业生3587人，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98.05%。其中，本科毕业生（含第二学士学位）1913人（占53.33%），就业率为 98.01%；硕士毕业生1356人（占37.80%），就业率为 98.16%；博士毕业生131人（占3.65%），毕业生就业率为 96.95%； 高职毕业生 187 人（占 5.21%）。该校男女比例为 1:2.15。生源地分布：2018 届毕业生生源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毕业生总人数位列前三位的为：北京市 343 名（占 9.56%）、山东省 323 名（占 9.00%）、河北省 278 名（占 7.75%）。毕业生去向：2018 届毕业生中，继续深造 770 人（占 21.47%），其中国内升学 451 人（占 12.57%），出国（境）留学 319 人（占 8.89%）；直接工作 2747 人（占 76.58%），自主创业 28 人（占 0.78%），志愿服务西部 3 人（占 0.08%），国家 汉语教师 6 人（占 0.17%），参军入伍 6 3 人（占 0.08%）。国内升学：2018届本科毕业生中，有365人国内升学，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的19.08%。其中，189 人保研，176 人考研；225 人进入本校攻读研究生，140 人进入外校攻读研究生。其中，84人（占23.01%）升入“双一流”大学，84人（占23.01%）升入“985”工程高校，341 人（占 93.42%）升入“211”工程高校。2018 届硕士毕业生中，有 44 人国内升学，其中 34 人考取本校博士研究生，10 人考取外校博士研究生。博士毕业生中，有 5 人进入本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0 人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出国/境留学：中国传媒大学 2018 届毕业生中，有 300 名本科毕业生和 14 名硕士毕业生出国（境）留学。留学目的地排名前三名的国家或地区为英国（118 人）、美国（93人）和中国香港（29 人）中国传媒大学出国（境）留学毕业生共赴 142 所高校继续深造，录取中国传 媒大学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前三名国（境）外高校分别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就业行业分布：中国传媒大学 2018 届签约工作毕业生到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比例最高，其次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第三为教育业。本科签约工作毕业生主要集中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13 人），硕士签约工作毕业生主要集中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18 人）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36 人）。超过四分之三的博士签约工作毕业生在“教育业”就业。就业单位性质：中国传媒大学 2018 届签约工作毕业生就业单位以国有企业（249 人）、其他事业单位（196 人）、其他企业单位（153 人）、国家机关（112 人）及高等教育单位（111 人）为主。其中，本科签约工作毕业生和硕士签约工作毕业生分别有超过四分之一前往国有企业，博士毕业生则主要与高等教育单位签约。传媒行业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重点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电视台、通讯社、报纸杂志、电台、文化艺术及娱乐、网络和新媒体等单位。本科毕业生签约工作人数最多的是电视台（40 人），其次是通讯社（14 人）及其他媒体相关（14 人）。硕士毕业生签约工作人数最多的是电视台（50人），其次是通讯社（46 人）和报纸杂志（36 人）。就业地域分布：2018届签约工作毕业生地域 12 流向以华北地区（占58.70%）、华东地区（占13.90%）和华南地区（占 13.00%）为主。其中，在北京就业的毕业生有 554 人，京外就业的毕业生有 446 人。北京、深圳、杭州、广州、南京为毕业生流向前5的城市。2018 届签约工作毕业生中共有 587 人赴京津冀经济圈就业；282 人赴“一带一路”经济带所涉及的地区就业；176 人赴长江经济带所涉及的地区就业；121人赴粤港澳大湾区所涉及的地区就业；3 人赴海南自贸试验区就业；3 人到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从事宣传工作。主要就业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2018 届本科和硕士毕业生以签约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传媒类单位为主，博士毕业生签约高等院校比例较高。西部/基层就业：2018 届签约工作毕业生中，共有 110 人赴西部、基层就业。其中，基层就业 21 人，西部就业 89 人。本科毕业生中，赴西部地区就业 24 人；硕士毕业生中，赴西部地区就业 54 人，基层就业 21 人（其中北京市大学生村官（选调生）7 人，京外选调生 1 人）；博士毕业生中，赴西部地区就业 11 人。未就业情况：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中国传媒大学 2018 届毕业生中有 70 人尚未就业，占毕业生总数的 1.95%。其中，本科毕业生 38 人，硕士毕业生 25 人，博士毕业生 4 人，高职毕业生 3 人。从具体情况看，有求职意向但仍未落实工作的毕业生比例占 94.29%。此外，拟继续深造有 4 人。具体就业率：为了使大家报考不盲目，我们把各专业的信息都晒出来，供大家参考。通过就业数据可以看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就业特别好，这也是贵为中字头的学校，但升学率/深造率比较低的原因吧！该校不仅就业率好，就业的单位大多都是“三台五社”或省级媒体为主，这样的传媒行业的就业单位，你还会担心他们的薪资嘛？显然不用。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生就业质量非常高，您对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欢迎您在下方讨论区留言参与探讨。注“图片来源于网络，数据来源于《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五德“江苏农村娃”逆袭美国博士，如今被国外媒体聚焦报道！
他出生农村，用拔尖成绩考入名校，却放弃本硕博连读机会，毅然走上另一条路。在奋斗之路上，他先后师从三位院士、就读四所名校，取得五个学位，接受六门学科的教育……本科毕业7年里，他入选多个世界知名、杰出人物榜单，年轻有为的他，成为了青年一代最优秀的榜样！他，就是西安交通大学校友——曹祥坤。曹祥坤，2013年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班，获工学学士和文学学士双学位，麦吉尔大学硕士，目前康奈尔大学博士在读，还是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入选德国林岛诺贝尔奖得主大会青年学者（2020），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青年科学家（2020），第十三届“全美十大华人杰出青年”榜单（2020），福布斯杂志北美能源领域“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2019），入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Young WASH全球青年创变者（2020），以及正在角逐联合国环境署“地球卫士青年奖”终选轮（2020）。曹祥坤致力于太阳能燃料的规模化应用，获美国安肯森可持续发展中心最佳研究报告奖（2018），“创造未来”设计大赛全球唯一特等奖（2017），被世界经济论坛 “2010-2020全球能源创新技术” 白皮书收录为过去十年能源领域突破创新技术，所在团队也入围奖金2000万美元的Carbon X Prize全球十支队伍总决赛，并被福布斯、纽约时报、美通社等广泛报道。曹祥坤的家乡，在江苏徐州的农村。江苏是个高考大省，处处充满挑战，对于来自农村的曹祥坤，挑战更多，他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中考那年，曹祥坤以徐州市六县一区16万考生的中考状元身份，进入徐州一中就读。高中三年里，他的成绩一直非常拔尖，多次位列年级前十，并获得全国高中生数学联赛省一等奖。在这样的成绩里，老师和亲友都认为曹祥坤可以稳进清华，而对于他来说，考入清华大学只是自己的小目标。2009年的江苏高考采用“3+2”的模式，即以语数英三门科目总分作为高考成绩，但还须另选两门选修测试科目，以及参加其余四门课的学业水平测试。曹祥坤是理科生，物理是必考的；另一门科目，他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化学。在高考前的二模中，曹祥坤顺利拿下了徐州市的全市第一。正式高考中，化学卷他也做得很顺手，并留下了充裕的时间做检查。然而，就在即将交卷前，他改了两道题，命运的齿轮就此发生了转向——这两道题他都改错了，化学成绩从A变成了B+，这意味着他丧失了6门全A加10分的机会，考入清华大学将与他无缘。当年的西安交通大学作为C9高校中的顶尖一流大学，没有设定必须选修科目双A的报考条件。对于西安交大来说，高考不仅仅是考验学生，也是考验大学，大学的任务是给学生增添附加值而不是仅仅依赖学生自带的光环，并且交大的优秀毕业生已经千万次证明了一个道理，缺憾中并不是没有美的，交大不想制造遗珠之憾，因此，毅然向曹祥坤伸出了橄榄枝：钱学森实验班——本硕博连读。交大钱学森实验班创办于2007年，旨在探索杰出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自我学习能力和良好的综合素质，成为在各行业起引领作用的优秀杰出创新人才。果然，在钱学森班学习的几年里，曹祥坤没有失望。曹祥坤回忆说，钱学森班最吸引他的有两点：一是践行钱学森“集大成得智慧”教育理念，推行大工科通识教育，强化学科交叉融合，以培养出更多现代工程领域领军人才为目标；二是本硕贯通式培养，有着“筑工科基础、强人文素养、建系统思维、育领军人才”的培养特色。深思熟虑之后，曹祥坤进入交大成为第三届钱学森班的学员。在钱学森班，曹祥坤充分地体验了交叉学科的环境，在碰撞中不断地创造着新的火花。本科阶段，曹祥坤除了能源动力的工学学士之外，还修了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并荣获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科技竞赛特等奖以及全国大学生英语能力竞赛特等奖，之后顺利地进入了中科院院士何雅玲教授团队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交大奋勇争先的学习环境中，曹祥坤决心做点有跨度的事情。他改变了自己本硕博连读的路径，想出国去转转。为做出国准备，他选择到清华听讲座，清华不仅有他中学的朋友，还有很多西交大的优秀校友，可以给他提供必要的帮助。另外，曹祥坤的导师何雅玲院士，并未因他中断在交大的硕士、博士学位攻读而介怀，反而给了他莫大的支持。曹祥坤先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攻读全奖硕士，师从于加拿大两院院士Roderick Guthrie教授；之后在美国工程院院士Mujid Kazimi教授的邀请下去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生；最终成功申请到康奈尔大学的全奖博士，并师从于Sibley College讲席教授、机械与航天工程学院院长David Erickson教授。目前，曹祥坤主要从事“HI-Light光热催化还原二氧化碳反应器”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利用太阳能，将二氧化碳规模化转化为可再生能源。因为这项研究兼具商业和社会价值，曹祥坤登上了北美福布斯杂志能源领域精英榜、“全美十大华人杰出青年”榜，并被世界经济论坛“2010-2020全球能源创新技术” 白皮书收录。曹祥坤说：“感谢命运的际遇，让我先后师从三位院士，读了四所大学，并会取得包括康奈尔大学博士在内的五个学位，接受了能源、材料、机械、核工、英语文学、创新创业学六门学科的教育。回首看来，我还是那个从苏北小乡村走出来的、在下雨后满是泥泞的路上倔强奔跑的追梦少年。”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站台，不论成绩如何，也不论是否有瑕疵，不要让它羁绊人生。曹祥坤就是这样，虽然命运在高考时发生了扭转，但在西安交大的情怀和担当中，他的逐梦之旅越走越远，未来，也必将更加璀璨。素材来源：春源视界微信公众号（文字有修改、删节）
佛性通过就业数据帮你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篇
原来在传媒业最火的要数北广了，在传媒业可是数一数二的，这个学校直接更名为大学，估计是避讳各地的广播电视大学了，后来北京广播学院就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啦！那继承北广的中传实力如何呢？毕业生就业咋样？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传媒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学校前身是创建于1954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195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学校升格为北京广播学院。1981年，学校成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98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01年，学校进入211工程建设序列；2004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2017年9月，中国传媒大学入选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两个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拥有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2个国家重点学科，传播学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近14000人，其中普通全日制本专科生9000余人，博士、硕士研究生4000余人。2017年12月，教育部发布了第四轮学科评估成绩，我们看看这所学校的成绩：A+：0503 新闻传播学，1303 戏剧与影视学 A-：1301 艺术学理论B+：1305 设计学 B：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1302 音乐与舞蹈学， 1304 美术学 B-：0501 中国语言文学C+：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0502 外国语言文学通过这个成绩可以看出来，作为传媒类专业高校，专业特色明显，实力不错，其他相关专业的专业学科实力一般，正常211工程高校的水准吧！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共有毕业生3730人，总体就业率97.86%。其中本科生1959人，就业率为98.46%；硕士毕业生1433人，就业率为97.13%；博士毕业生147人，就业率为95.23%；还有165名专科生。该校男女比例约为1：2.08。生源地：2017届毕业生中，北京生源占比较高，但也没有超过10%。其次是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湖南省等。具体数据可以见下表：毕业生出路：由于专业性质的原因，该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高达40%以上，其中本科生更是高达50%，国内升学或出国的比例仅为26.64%，签约仅为16.98%。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签约率较高，硕士生在50%以上，博士生在75%以上。国内升学：2017届本科毕业生中，有380人国内升学，考取本校毕业生的有237人，有21.32%的学生升入985工程高校，95.26%的升入211工程高校。出国出境：2017届本科毕业生中，出国留学人数为310人，留学目的地国家最多的是英国（41.61%），其次是美国（24.84%）。有97人赴世界前50高校留学，有57名学生赴排名50-100的高校。签约行业分布：该校毕业生主要在文化，体育及娱乐业以及信息产业就业为主。流向文化，体育及娱乐业的毕业生将近50%，硕士生则主要流向文化，体育及娱乐业（31.25%），信息产业和教育业。博士生则主要是教育业为主。签约单位性质：2017届本科生和硕士生签约以企业（其他企业，国有企业）为主，本科生签约企业的高达61.87%（签约国有企业的为25.31%）。硕士生签约企业的比例为50%（国有企业比例为26.56%），博士生则是签约高等教育和科研单位为主。签约传媒行业的毕业生比例较高，本科生148人（签约人数为320人）去往传媒类单位，最多是去向是电台，还有文化，艺术和娱乐领域。有216名硕士（签约人数为768人）前往传媒类单位，电台电视台和新闻单位是主要去向。签约地域流向：2017年毕业生中，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签约以东部地区为主，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本科签约北京的比例为49.69%，签约深圳的比例为8.75%；硕士生签约北京的比例为58.2%，签约深圳的比例为5.34%。主要签约单位：2017届中国传媒大学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以签约文化，体育及娱乐业等传媒业为主。博士生则是签约高校为主。应该说，中国传媒大学的就业率还是很不错的，还有就是令人羡慕的就业单位，这些都是炙手可热的，当然薪酬你就不用担心了，那是不是所有专业的就业率都是很好呢？显然不是的，我们展示一下就业率低于90%的专业有哪些：本科生：剪辑技术与技术方向（85.71%），戏剧影视导演（87.5%），表演系（88.88%）硕士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60%），数字媒体艺术（70.58%），计算机技术（75%），广播电视（77.27%），文化产业（84%），传媒教育（85.71%），传播学（88.23%），企业管理（88.88%），新闻传播学（88.88%），思想政治教育（88.88%）。博士生：音乐系（1人，0%）广播电视艺术学（毕业生2人，50%），艺术学（75%），数字媒体艺术（83.33%），播音主持艺术学（83.33%），通信与信息系统（88.89%），广告学（88.89%）。注：括号内数据为该专业的就业率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传媒大学作为传媒行业的领军高校，就业形势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打算在传媒业发展，除了人大，中国传媒大学是第二个选择，当然这样的高校也要求很高的高考分数，加油吧！关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就业，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讨论区留言。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手足胼骶超期博士大清退，博士生按时毕业有多难？
熬到博士，毛发稀疏。功亏一篑，直面清退。今年以来，多所“双一流”高校着手对部分博士生做出退学处理，在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成为清退的主要原因。研究学问，慢工出细活，能够按时毕业的博士生，其实还不到四成。“双一流”高校相继延长学制，博士四年制渐成主流。博生们且不要庆幸，末位淘汰规则的改变，并未放宽对培养质量的要求，随着过程淘汰规则的推行，不适合做学问的博士将早早被分流。清退1978年我国招收第一批仅18人的博士生，2019年招收博士生数突破10万人。随着博士生规模的扩大，博士生培养的重心，从重视体量向重视质量转变。在更高要求下，近年来我国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持续上升，延期毕业逐渐成为常态化现象。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博士生延毕率约46.5%，在2012年突破60%后仍不断上升，到2018年已达到64%。65%的博士可能无法按期毕业，不是所有博士都理所当然能毕业，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曾撂下过这句话。延期毕业不是没期限，拖太久的只好清退。2019年研究生大清退，年底延边大学对136名研究生送达退学决定，其中就有博士生14名。今年以来，吉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着手对超期博士生正式做出退学处理。4月以来，吉林大学陆续有至少15个学院发布公告，对所属学院的超期博士生进行学籍清理，光管理学院名单上的失联博士生就有10名。7月，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布通知，59名博士生超过最长学习年限。8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发布公示，对33名失联超期博士生作出退学处理。超期成为清退的主要原因，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若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学校可予退学处理。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楼世洲指出，清退工作背后没有硬性淘汰机制作为支撑，各高校在执行中标准不一，而最高修学年限是唯一的硬杠杆。放宽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建设急需人才，博士生的学习年限为2-3年。随着博士生规模的扩大，质量要求提高，1986年底博士学制放宽至3年。如今高层次人才对博士生的培养要求更高，3年让博士生做出高水平科研成果，颇有些吃力。厦门大学《关于将我校博士生学制由三年延长为四年的说明》指出：我校博士生准时毕业率偏低，按时毕业率不到40%，学制改革势在必行。前不久，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对研究生的改革作出顶层设计。随后，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会议，全面拉开改革大幕。自2021级起，中国传媒大学将博士生基本学制由3年改为4年。目前，我国已有29所“双一流”高校实行4年博士学制，7所高校实行3-4年弹性学制，博士四年学制渐成主流。我国高校博士的培养周期，其实不算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博士修业年限中位数为5.8年。博士生延毕普遍，论文发表未达到毕业要求是重要原因。不少高校对博士生在校期间发表的SCI论文的数量和级别都有要求，且作为进入学位答辩程序前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相应学术水平者，即应授予博士学位。2019年，清华大学修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提出不再将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达到基本要求作为学位申请的硬性指标。分流放宽毕业年限，摒弃唯论文倾向，博士生培养的硬性指标模糊了，质量怎么保证？高校淘汰博士生，多因未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而非在培养过程中不合格。博士生分流淘汰制度，早于本世纪初便引起我国高校重视。2019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重申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要落实及早分流。3月13日，清华大学新规提出，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导师应及早提出分流建议。分流淘汰对导师提出要求，导师不能再当甩手掌柜。从严要求研究生，就要对研究生培养实行全方位全流程管理，重视过程管理和过程评价。中国传媒大学日前在改革中即明确，注重对导师爱岗敬业奉献度、所指导学生培养质量情况、代表性科研与创作成果情况等的考查，有奖有惩，建立多元立体的导师评价标准体系。9月2日，教育部公布对《关于规范管理防止高校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异化的提案》 的答复，提出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分流有多种手段，清退只是其一，还包括降格培养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吴合文指出，目前研究生降格主要是硕博连读生不适合博士研究生培养，再回到硕士培养阶段。早在2017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印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就曾指出要畅通博士研究生向硕士层次的分流渠道，加大分流退出力度。美国高校即制定了严格的博士生分流淘汰制度，一项对伯克利大学的研究发现，尽管学生在前1-3年的流失率高达25%，但被“淘汰”的学生中大约72%获得了硕士学位。博士生在就学过程中分流，毕业后也有分流现象。清北近三年博士毕业继续从事科研事业的比例逐年减少，投身非学术职业的博士渐多。前不久，杭州市余杭区一张2018年招聘公示的截图突然火起来，列表中被录取的50名应届生，不乏清北博士。去年，深圳几所高中招聘教师，清北博士亦在其列，被称为“神仙打架”。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指出，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我们需要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多元的选择，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参考资料：《近30所高校清退1300多名研究生——让严进严出成为研究生培养常态》，2019年12月24日08版，光明日报《29所一流大学延长学制！博士3年毕业有多难？》，2020年8月28日，青塔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冒险者超期博士大清退，博士生按时毕业有多难？
熬到博士，毛发稀疏。功亏一篑，直面清退。今年以来，多所“双一流”高校着手对部分博士生做出退学处理，在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成为清退的主要原因。研究学问，慢工出细活，能够按时毕业的博士生，其实还不到四成。“双一流”高校相继延长学制，博士四年制渐成主流。博生们且不要庆幸，末位淘汰规则的改变，并未放宽对培养质量的要求，随着过程淘汰规则的推行，不适合做学问的博士将早早被分流。清退1978年我国招收第一批仅18人的博士生，2019年招收博士生数突破10万人。随着博士生规模的扩大，博士生培养的重心，从重视体量向重视质量转变。在更高要求下，近年来我国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持续上升，延期毕业逐渐成为常态化现象。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博士生延毕率约46.5%，在2012年突破60%后仍不断上升，到2018年已达到64%。65%的博士可能无法按期毕业，不是所有博士都理所当然能毕业，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曾撂下过这句话。延期毕业不是没期限，拖太久的只好清退。2019年研究生大清退，年底延边大学对136名研究生送达退学决定，其中就有博士生14名。今年以来，吉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着手对超期博士生正式做出退学处理。4月以来，吉林大学陆续有至少15个学院发布公告，对所属学院的超期博士生进行学籍清理，光管理学院名单上的失联博士生就有10名。7月，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布通知，59名博士生超过最长学习年限。8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发布公示，对33名失联超期博士生作出退学处理。超期成为清退的主要原因，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若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学校可予退学处理。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楼世洲指出，清退工作背后没有硬性淘汰机制作为支撑，各高校在执行中标准不一，而最高修学年限是唯一的硬杠杆。放宽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建设急需人才，博士生的学习年限为2-3年。随着博士生规模的扩大，质量要求提高，1986年底博士学制放宽至3年。如今高层次人才对博士生的培养要求更高，3年让博士生做出高水平科研成果，颇有些吃力。厦门大学《关于将我校博士生学制由三年延长为四年的说明》指出：我校博士生准时毕业率偏低，按时毕业率不到40%，学制改革势在必行。前不久，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对研究生的改革作出顶层设计。随后，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会议，全面拉开改革大幕。自2021级起，中国传媒大学将博士生基本学制由3年改为4年。目前，我国已有29所“双一流”高校实行4年博士学制，7所高校实行3-4年弹性学制，博士四年学制渐成主流。我国高校博士的培养周期，其实不算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博士修业年限中位数为5.8年。博士生延毕普遍，论文发表未达到毕业要求是重要原因。不少高校对博士生在校期间发表的SCI论文的数量和级别都有要求，且作为进入学位答辩程序前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相应学术水平者，即应授予博士学位。2019年，清华大学修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提出不再将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达到基本要求作为学位申请的硬性指标。分流放宽毕业年限，摒弃唯论文倾向，博士生培养的硬性指标模糊了，质量怎么保证？高校淘汰博士生，多因未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而非在培养过程中不合格。博士生分流淘汰制度，早于本世纪初便引起我国高校重视。2019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重申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要落实及早分流。3月13日，清华大学新规提出，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导师应及早提出分流建议。分流淘汰对导师提出要求，导师不能再当甩手掌柜。从严要求研究生，就要对研究生培养实行全方位全流程管理，重视过程管理和过程评价。中国传媒大学日前在改革中即明确，注重对导师爱岗敬业奉献度、所指导学生培养质量情况、代表性科研与创作成果情况等的考查，有奖有惩，建立多元立体的导师评价标准体系。9月2日，教育部公布对《关于规范管理防止高校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异化的提案》 的答复，提出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分流有多种手段，清退只是其一，还包括降格培养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吴合文指出，目前研究生降格主要是硕博连读生不适合博士研究生培养，再回到硕士培养阶段。早在2017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印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就曾指出要畅通博士研究生向硕士层次的分流渠道，加大分流退出力度。美国高校即制定了严格的博士生分流淘汰制度，一项对伯克利大学的研究发现，尽管学生在前1-3年的流失率高达25%，但被“淘汰”的学生中大约72%获得了硕士学位。博士生在就学过程中分流，毕业后也有分流现象。清北近三年博士毕业继续从事科研事业的比例逐年减少，投身非学术职业的博士渐多。前不久，杭州市余杭区一张2018年招聘公示的截图突然火起来，列表中被录取的50名应届生，不乏清北博士。去年，深圳几所高中招聘教师，清北博士亦在其列，被称为“神仙打架”。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指出，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我们需要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多元的选择，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参考资料：《近30所高校清退1300多名研究生——让严进严出成为研究生培养常态》，2019年12月24日08版，光明日报《29所一流大学延长学制！博士3年毕业有多难？》，2020年8月28日，青塔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道不可言这是一所很低调的名校，实力不同凡响，最近越来越有网红趋势……
胡师姐：北大新传院研究生/专业从事新传考研辅导7年/带出百余名学员成功考上北大等名校/沪江CCtalk年度TOP10名师四川大学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布局在中国西部的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是国家“世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是国家首批认定的 “2011协同创新中心”牵头高校，也是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1998年，原四川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与原四川大学新闻学院合并，组建成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3年，学院进入首批十所与地方宣传部门共建新闻学院序列，加挂四川大学新闻学院院牌。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现为四川省重点一级学科，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等5个本科专业，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下设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与媒介经济、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符号学等7个二级学科点）和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新闻与传播硕士（MJC）、出版硕士（MP）2个专业学位点，还设有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舆情与信息传播研究中心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2019年四川大学新闻传播学招生专业目录（2020年招生目录预计2019年9月可在四川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查询）招生类别全日制研究生：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招考方式统考：统一参加每年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一般11月份正式报名，12月份考试；少数民族骨干计划：需参加统考，但复试线单独划定，一般低于国家线；援藏计划：需参加统考，一般要求总分不低于230分；强军计划：需参加统考，一般要求总分不低于230分；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需参加统考，但复试线单独划定，一般低于国家线；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定向培养研究生计划：需参加统考，一般要求总分不低于200分。历史数据近五年相关专业考试初试合格线参考书目自2013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于官方网站上公布参考书目外，近五年再未更新过官方参考书目。根据已有官方参考书目及学院教师研究、命题风格和真题，为20年考研学生整理了新的书单，方便大家在确定专业后购买和复习。新闻史论《新闻学理论》，李良荣，复旦大学出版社《理论新闻学新视野》，张小元，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新闻理论十讲》，陈力丹，复旦大学出版社《外国新闻传播史纲》，郭亚夫，四川大学出版社《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传播学理论《大众传播学通论》，李苓，四川大学出版社《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传播学引论》，李彬，新华出版社网络与新媒体传播《网络传播概论》，彭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业务《广播电视学教程》，欧阳宏生、谭筱玲，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广播电视学导论》，欧阳宏生，四川大学出版社《新闻采写教程》（上、下），操慧，四川大学出版社《网络新闻编辑学》（第二版），蒋晓丽，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实务与技能》，李苓，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专业实务（初级）》，中国编辑学会《出版专业基础（初级）》，中国编辑学会《新闻评论教程》，马少华，高等教育出版社《新闻摄影教程》（第二版），吴建、徐沛，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广告与媒介经济《广告学教程》，吴建，四川大学出版社《媒介经济学》，宋建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媒体产业运营方略》，李宜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符号学《符号学：原理与推演》，赵毅衡，南京大学出版社《趣味符号学》，赵毅衡，重庆大学出版社《广告符号学》，饶广祥，四川大学出版社划重点1.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相关专业考研，覆盖范围广，参考书目多，而且在考试中每个本书的内容都会有所涉及，建议学生在结合自身专业的基础上，尽量广阅读，涉及；2.学术型各专业新闻传播史论题目相同，但业务能力的考察则根据专业不同侧重点有所不同，建议结合自身选择专业有取有舍，重点关注与专业结合紧密的参考书目3.中外传播史考试题目主要以名词解释和建大为主，建议根据指定书目，结合笔记重点进行考试。4.符号学、编辑与出版的内容越来越多。2017年以来，符号学作为单独专业招生，考试中题目比例也越来越大，应加强重视；另外，结合川大老师研究领域，学硕和专硕都要关注。新闻学院名师蒋晓丽蒋晓丽，女，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中国专家组成员,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闻传播学学术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长期从事符号与传播、传媒与文化、网络与新媒体、公共传播等方向的研究。陈华明陈华明，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与传播学方向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四川大学“双一流”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研究方向：新媒体与社会文化、网络空间治理。出版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隐私话题研究》学术专著1部，编著2部。在国内CSSCI来源期刊及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研究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新闻与传播研究》网全文转载。王炎龙王炎龙，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舆情与信息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与新媒体、公益传播、编辑出版。有多年省级电视媒体营销策划的执行及管理经验。已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独著及参编著作10余部，主持和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等课题20余项，多项研究成果和咨询建议被采纳并获批示。操慧操慧，女，中共党员，四川成都人。于四川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工会兼职副主席，第九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媒介文化、新媒体与舆论引导。赵毅衡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叙述学教授，主攻形式论，意义理论。南京大学本科（1968）；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1981）；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1988）。长期执教于伦敦大学，现执教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主编双语半年刊《符号与传媒》（Signs & Media）、《符号学译丛》与《符号学前沿研究》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