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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施拉姆的学术遗产与美国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神话
吴畅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研究及启示”，项目编号：17BXW014。既有的文献显示，在美国本土，传播学史研究除了施拉姆与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 ）的正统叙述外，还存在基于拓展或反思（并非挑战）施拉姆意义上的两派传播学研究治史理念：一派由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创立，他借助传播的仪式观而非传递观概念，指出芝加哥学派与李普曼应当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创始人；另一派则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兴起于上世纪90 年代，以部分解密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美国档案馆档案资料为基础，揭示了美国传播学在发端初期的问题意识、基本理论框架与研究重心，同施拉姆及其选择的四位奠基人所承接美国军方、情报机构项目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过，他们依然承续而非挑战施拉姆或罗杰斯关于四位奠基人“相对独立的”专业自主性和知识体系的论述思路。相关历史细节的揭示，旨在为施拉姆建构的美国传播学理论体系背书，施拉姆的学术遗产，俨然成为一种遗忘史学，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品。然而，在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阵营中，还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显得大胆而激进，他们采取学术“政治化”的反思路径，将施拉姆对四大奠基人的选择，以及美国传播学建制化，放在美国从二战前到冷战时期的国内政治环境、国际、外交与军事战略背景下进行解剖，从根本上颠覆了施拉姆及其传播学体系的正统地位。他们大多从对外宣传、心理战或文化冷战等一系列美国外交战略或地缘政治这一宏观历史背景，由外而内地进入对美国传播学构建过程的论述，反而脱离了传播学学科自身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因此在认识论层面上显得有些“削足适履”，甚至有粗暴武断之嫌。或许，读者会质疑，施拉姆肯定会阐述他为何选择拉斯韦尔等四人作为传播学奠基人的理由。的确如此，那么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不就显得毫无必要了吗？与这一观点相反，问题非但没有在施拉姆这里得到有效的展开，答案反而被他“抽象化的”学术外衣包裹得密不透风，更没有通过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的叙述得到有效解决。纯粹的“客观”学术图景的描绘或者“传学”，完全属于国家正统思想和种族意识形态的产物，上述两种认识论都不利于我们向新的方向推进对施拉姆精心挑选四位学者作为传播学“祖辈”的深刻理解。因此，本文试图中和既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史理念，重新整合有关美国传播学起源的历史著作或研究材料所引用的施拉姆或其他学者的口述录音、往来信件等一手材料，并结合四大奠基人（主要以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的研究文献，以及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等人的自述文章，对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的学术成果（期刊论文与学术著作）进行整理与阐释，以此勾勒出二战前、战时以及冷战前期，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的个人生活轨迹、学术经历以及政治立场，同传播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等三个不同层面之间丰富且重叠的互动过程，进而由内向外地论证美国传播学作为一门脱胎于二战的社会科学，其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不是独立于历史和政治环境，其研究成果更难以完全摆脱国家、意识形态的左右或操控。一、从贝雷尔森到施拉姆：经过变形的四大奠基人施拉姆发表于1982年《国际新闻界》的那篇演讲稿，其基本内容直接来源于他1980年在阿卡普尔科召开的国际传播协会年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而后被收录进《传播年鉴》的文章《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起源》（Schramm，1985：73-82），但据考证，这并不是施拉姆关于“祖辈”一说的最早阐述。更早赋予四位学者以传播学“开创者”“奠基人”（Schramm，1959：7）地位的观点，可在施拉姆1959年发表在《舆论季刊》上反对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关于“传播学研究如今正走向凋零”这一悲观主义论断的文章中找到。在与贝雷尔森展开辩驳的基础上，施拉姆逐步阐明他选择四位奠基人的理由。1963年他编纂《人类传播的科学》，在导言中首次罗列四位奠基人的学术背景与贡献，并强调四人的影响力的逐渐融合、战后研究中心的兴建，佐证了传播学依然是一块“极度活跃的研究与理论领域”（Schramm，1963：1），再次反击了贝雷尔森。施拉姆晚年出版的最负盛名的著作《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以集大成的形式，条分缕析地阐述了四位奠基人各自的学术经历与成果。直面“现实问题”、致力于“传播研究”，这是施拉姆归纳四位奠基人的“共性”，也是他写在纸面上的理由。施拉姆语焉不详的是，原本身处政治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四位学者，在遭遇什么样的“现实问题”时致力于以“大众传播”为核心的“人类传播”研究，他们如何将自身原有的研究与传播问题相联系，并将兴趣放在传播“效果”上？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虽然巧于利用并综合部分解密的档案资料，侧重从学术交往的微观层面回答了上述问题，不过，他们忽略了施拉姆在1963年文章到后来的自传中回忆四人的学术贡献时，或多或少带有那么一丝由果（贝雷尔森梳理的传播学研究的四条主线）溯因（选择四大“奠基人”的理由）的“反历史性”的特征。施拉姆与他们的学术交往远不如他们四人彼此之间的合作那么熟稔密切，拉斯韦尔甚至在战后才第一次与施拉姆见面。并且，1941-1942年，施拉姆在华府知识圈里结识的不仅包括彼时还未被称为“奠基人”的社会科学家，还有来自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智库成员或政府要员。因而，施拉姆选择他们作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更多依赖的并非他的直观认知，而是间接判断与刻板印象，例如他在华盛顿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通过其他间接途径了解四位奠基人的学术地位与研究情况（这些在施拉姆的自述中基本上被淡化）。既然如此，如若重新理解施拉姆选择四大奠基人的理由，则需要从发现施拉姆和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的叙述“盲点”入手。在美国正统社会科学的主导下，学科史叙事的政治性与情境化的逻辑往往被稀释，似乎根本不存在任何时间上的政治绵延；它被加冕为传播学的主流、一种共识——建立在遗忘基础上的共识——而显得顺理成章。因而，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便能最终归结为：如同贝雷尔森所分析的那般，四位奠基人在二战结束后先后离开传播研究，施拉姆为何以及如何在反贝雷尔森式的悲观叙述中重新接棒，奠定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的学术地位？二、二战期间华盛顿社交网络与施拉姆“传播的观念”的初见雏形：宣传、大众说服与态度改变1941年10月，战时统计局建立，阿奇保德·麦克里希担任战时统计局局长。他就职时宣称，战时统计局“不会采取自吹自擂的宣传手法”，主要向公众提供“未经修饰和篡改”的政府防御措施、政策与行动等战时信息（Winkler，1978：22-23）。1941年前，施拉姆通过衣阿华大学的写作班早已结识麦克里希。两人曾沉醉于人文主义学科，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主张人文价值的政治取向。相似的学术旨趣，尤其是麦克里希重建美国信息网络的战时方案，促使施拉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8天后，主动向对方发出自荐信。1942年1月，施拉姆如愿奔赴华府，并被麦克里希任命为教育服务处处长，后者隶属于战时统计局五大部门之一的联络部（Cartier，1989：159）。在华府，施拉姆的日常工作包括向学校、大学和社区传送战时信息，向教育机构提供有关战时服务的建议。他的社交主要局限于战时统计局的写作小组，以及统计局与之后的战时新闻局内部规划小组在国会大厦图书馆不定期召开的经验分享会里，不过，通过规划小组，施拉姆的人脉直接通往三大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塞缪尔森·斯托弗、伦西斯·利克特。借由他们，施拉姆了解和熟悉了霍夫兰，或担任战时统计局（随后战时新闻局）顾问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的战时研究成果。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部副主任约翰·马歇尔召开传播研讨班，与基金会1937-1939年资助拉扎斯菲尔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广播研究项目有关。二战爆发后，与会者开始围绕大众传播在战时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功能等议题展开讨论，最终形成两份备忘录：完成时间分别为1939年12月与1940年7月。两份备忘录，尤其是第二份名为《大众传播的研究》的备忘录，已有意识地使用“大众传播”，以替代李普曼—拉斯韦尔所提倡的进步主义“宣传分析”。施拉姆虽然没有亲身参加传播研讨班，但他受命参与麦克里希振兴宣传大业的计划时，也极力反对使用宣传一词，自诩担负知识精英教育平民的工作。倘若把两份备忘录放在更为宏大的政治与历史形势下，则更有助于我们识别传播研讨班的成员（主要是拉斯韦尔与主持马歇尔）以战争之名统领研讨班议事日程的动因与过程，明确他们希望通过大众传播创造出什么样的社会等智识诉求。尤其是第二份备忘录，严格来说，它更像一份“意识形态宣言”，动员学者进入“宣传战的壕沟”中；它不仅秉持“崇实”等同于“求真”的客观主义立场，更将之同社会工程理念并置一起，强调“应用型知识能够保证公众舆论的管理更为理性与实效”（Gary， 1999：102）。1939年12月1日第一份备忘录《公众舆论与紧急状态》出炉后，研讨班不少成员附议，他们认为，必须将公众的无知与无能状态视为“某种实在”，以积极地制造“共识”与“公众舆论”，从而“引导处于紧急状态中的（民主）社会”。从目的论的角度，这也只是闪烁其词地重新转译了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对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媒体宣传进行内容分析（1939-1940）的拉斯韦尔所持有的民主现实主义理念而已。施拉姆尽管对宣传充满戒备，但在回忆拉斯韦尔的学术经历时，没有提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资助的传播研讨班，唯独指明后者对美国传播学的三大贡献之一是其对宣传概念的丰富与深化。施拉姆奔赴华府之前，曾在西肖尔的心理学实验室工作，并通过俱乐部结识勒温。勒温的场论到团体动力学，杂糅了格式塔心理学与实证主义的遗产，旨在探究“半物理性、半社会性和半精神性的”（Gergen，1985：538）环境下，个体意志作为人类行为的各种可能，以调解唯意志论与决定论的对立。相较之下，赫尔的新行为主义反而显得剑走偏锋。从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勒温秉持的调和式的研究取向逐渐取代赫尔的新行为主义，一跃成为美国心理学界的学术正统。施拉姆亲眼见证这一切，并悉数吸收了勒温的方法论，“用量化的方法检验质化的洞见”（Cartier，1989：177），以作为他挺进人类传播行为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则，否则他怎会在首次正式提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著作《人类传播的科学》中收录勒温的得意门生里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文章《认知不和谐理论》？学界公认为费斯廷格结合了勒温的内生性原则与经验主义心理学即假设—演绎形式，并融入到他的社会比较理论中。二战爆发后，勒温还一直与美国社会科学界所建造的战时学术机器保持联系。勒温积极参与并在其中发挥核心领导力的机构之一，便是“士气与领导研究委员会”。另一位走入施拉姆视野，同样从事士气研究的，则是卡尔·霍夫兰。霍夫兰，这位本土学者在赫尔（Clark Hull）统领的耶鲁小组，也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人类关系研究所”中原本备受瞩目。然而，1942年，霍夫兰离开耶鲁小组，以专家身份受邀加入五角大楼的士气部门。在斯托弗的说服下，他最终选择领导美国陆军研究处的实验小组。施拉姆认为，霍夫兰以说服和态度研究为主的战时研究，已经显示出他的学术轨迹的改变。1943年他与陆军电影局以及卡耐基基金会合作完成的影片《我们为何而战》的效果评估实验，让他一举成名。然而，霍夫兰创造了“内在过程”概念，用以描述行为心理学所回避的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如记忆、意识），并动用控制实验法等研究方法确证人类行为的可变性。在战时陆军研究处看来，弗兰克·卡普拉电影《我们为何而战》所蕴含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调性，在霍夫兰反清教主义式的方法论革新的强烈烘托下，即控制实验法对“恐惧诉求”、单面还是双面信息等多个自变量的控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关系之父伯奈斯所设想的“设计共识”理念（Sproule，1997：199）。除了对霍夫兰的方法论念念不忘外，陆军研究处下设的另外两个小组的研究者，从霍夫兰领导的服务于军队士气的产学研一体化的项目中，也获得不少理论创建的灵感。以勒温与霍夫兰为代表的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无论是否获得政府或者基金会支持，证实了华生的刺激—反应模式与魔弹论的化约主义。他们意在从宏观层面构建出“刺激—意志的个体—反应”这样一则有关人类传播的新理论公式，以呼应战后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趋势。拉斯韦尔对协约国宣传信息的内容分析、勒温有关提振国内与军队士气的研究，以及霍夫兰的说服与态度改变实验，这些学术成果都处理人类传播的两大议题：宣传与大众说服—马歇尔、以及施拉姆直接称之为“大众传播”，最终指向传播效果研究。若无战时的政策引导或私人基金会的穿针引线，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直面这些“现实世界”的问题，更不会从各自的领域转入尚未成型的传播研究中。1942年1月底，施拉姆写给同事的一则长达19页、针对高校和学校的信息传播现状的备忘录，综合几位彼时还未冠名为“奠基人”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了罗杰斯关于“1942年是施拉姆传播的观念形成的关键时刻”的论断。施拉姆设想的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工具论的内核，它应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管理工程的重要组成。施拉姆就职的战时统计局与战时新闻局，把他拖进了国家决策层，极大地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促使他往行政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转型（Glander，1990：269）。并且，施拉姆特别强调了受教育精英的思想应当同国家意志保持一致，国家必须迂回包抄，精妙布局，才有可能影响前者，进而形成有关国家政策的全国性共识 （Glander，1996：379-380）。他绘制的传播网络蓝图，以等级分明、贵族制的社会秩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管控传播过程（Glander，1990：274）为先决条件，这正是拉斯韦尔的宣传理念、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霍夫兰的说服实验以及勒温的团体动力学说所共同预设的重要前提。这说明，施拉姆战前与战时在华府与四位“奠基人”，或者说远比施拉姆更受到政府重视的决策精英的或因私或因公的人际交往，让他保留了学术生涯早期受到傅诺曼、怀特海影响而形成的新人文主义遗产，随后一并引流到方兴未艾的传播研究领域中。新人文主义关于民主、自由和社会共识的价值判断，并入社会科学的路径，尤其是勒温—霍夫兰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与拉斯韦尔的信息传播模式，框定了施拉姆概念化人类传播的最初尝试，进而确认了美国传播研究的基本方向与主题。三、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的成立：字面上的学术依据之下，还有什么？1944年，施拉姆再次回到衣阿华大学，正式领导新闻学院，并首次启动大众传播学博士生项目，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经济、政治科学等“界外”学科（Chaffee & Rogers，1997：138）。此时，他着手于将战时项目的特定议题及其研究方法，运用于传播领域的革新计划，“战后，我们将肩负传播研究的重任”（Glander，1990：276）。1947 年春，施拉姆在衣阿华大学的同事斯托塔德担任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后者有意邀请施拉姆出任校长助理一职。对此，施拉姆提出交换条件，即在大学创建独立的传播（而非新闻）研究所（罗杰斯，1994/2002：473-474）。于是，1947年（被公认为冷战正式开始的一年），传播研究所在伊利诺伊大学成立，并于1948年正式招收全美第一批传播学博士。这被传播史学家公认为是美国传播学建制化的开端。施拉姆新官上任，几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传播学博士课程培养上。施拉姆在研究所成立两年内，相继引进拉扎斯菲尔德、全美舆情研究中心主任哈特等人作为研究所的访问学者，雇佣1963年成为全美心理学会主席的奥斯古德等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担任研究所专职研究员。1948年，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施拉姆召开一场为期三天的学术会议。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贝雷尔森、赛伯特等施拉姆在战时新闻局或国会大厦图书馆结识的学者受邀集聚一堂，在阿勒顿公园围绕大众传播学（而非新闻学）如何具备学术主体性、学科建设、博士培养以及未来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McAnany & Schramm，1998：113）。他们的建议成文后，由施拉姆编辑成书《现代社会的传播》。1949年，施拉姆再次编辑出版《大众传播》，此书用于施拉姆博士研究课程的必读书目，他在每一章节之前均附上简要评述与导读。虽是论文集，可它不仅缩窄了传播研究的领域，即“大众传播”，并且它收录的文章基本上按照控制、过程/渠道、受众、内容、效果这一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进行分类，目的在于借助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将大众传播理论系统化和结构化。作为研究所硕士和博士培养的教科书，《现代社会的传播》与《大众传播》清楚地表明施拉姆这位“学术企业家”将大众传播研究“自觉地”（Pooley，2008：45）建设成独立学科并赋予其学术身份的雄心，尽管这一“独立”学科从一开始纯粹属于战时问题意识导向。如何理解普利（Jefferson Pooley）对施拉姆的形容——“自觉地”？施拉姆在两本书中所收录的共计55篇文章，大多脱胎于二战期间政府战略宣传、军事或情报项目；施拉姆在《现代社会的传播》的序言中提出的不下二十个关于大众传播的问题，基本上在二战期间或多或少得以研究。对于施拉姆而言，要建立成型的、“科学的”大众传播学，需要小心地隐藏（而非去除）包裹在这些文章之中的政治内核，进行“政治消毒”。如此看来，施拉姆的“自觉”，首先体现在他通过去政治化的和“辉格党主义”的方式，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自我合法化，将大众传播学顺理成章地归类在强调客观、实用原则和工具论的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再者，他以传播研究所的成立与1948年开幕研讨会的召开为契机，联络同好，迫切地希冀集体性的研究力量能够形成，使大众传播与大众媒体“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公共利益”（Schramm，1954a：4-6）。眼见二战结束、冷战开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驱动下，施拉姆个人很期待与其他主流社会科学家一道，以“恰当的专业化形式”（辛普森，1994/2017：110）共同承接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横向项目；并且，让由他所开创的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而非其他社会科学的附庸）“光明正大地”准入政府和相关部门或情报机构在冷战期间开展的各种项目，反过来在政府资金和政策红利的保障下，还能继续巩固传播学的学科主体位置，才是施拉姆迫不及待地舍弃既有的新闻学、建立传播研究所并大张旗鼓地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的真正意图。实际上，这样的判断可以在部分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家或持批判立场的理论家的叙述或披露的档案材料中得到验证。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著作中曾指出，当他翻查《美国名人录》有关施拉姆的条目时，竟然发现他从1943年以来就已担任政府心理战的学术顾问，他的客户涵盖美国陆军、空军，以及陆军作战研究处军事机构（Smythe，1994：57）。格兰德（Timothy Richard Glander）以一系列的解密的政府高层档案表明，不仅传播研究所在成立初期与1950年代，受到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Glander，1990：279）；研究所成立之后，施拉姆更相继接到国务院与新闻署以及国防部的邀约，以传播学者的身份参与事关美国国家冷战推广与宣传计划的课题，并担任要职。悖论的是，正由于施拉姆参与了中央情报局、美国军方的心理战项目，导致1950年代以来施拉姆的相关著作至今尚未解密（辛普森，1994/2017：125）。随着传播学科的建立，以及施拉姆介入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冷战的政府/横向课题的程度日益加深，尤其是1953年参与美国新闻署的创建，施拉姆通过编辑和撰写论著，不仅逐步显示其作为“时代思潮、研究范式和大众传播知识的主要播种者”（Chaffee，1974：1）的意义，更逐渐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上，从而将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扩展至国际层面。四、《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的出版与再版：国际传播研究背后的政治动力学1953年，施拉姆受美国新闻署邀请，编撰一本“教材”以供机构里从事“心理战或政治战职员”（Schramm，1954a：2）阅读、研究与评估之用。借此，他不再局限于大众传播，而是扩展至国际传播层面。他毫不隐讳地强调，作为新的学术焦点的国际传播，与大众传播（施拉姆又称之为社会传播）甚至人际传播，在面对目标受众和有效性等问题上，具有理论的同源性。于是，以香农的文化或经验领域的“一致”说为纲，保障（美国）大众媒体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产生理想的“国际传播”即对外宣传的效果便成了施拉姆最关心的事情。在《传播的工作原理》一文中，施拉姆逐条阐释保障（对外）传播效果的四条法则，由此总结到，信息发送者、情境、接受者的个人情况与所在群体是影响（对外）传播能否产生理想效应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施拉姆专门辟出一章放在这本教材的最后，名为“如何获得国际传播效应”，拉斯韦尔原载于《保卫自由世界》特刊的文章《苏联宣传的战略研究》被收录其中。苏联/北朝鲜的宣传，与美国的传播，被施拉姆有意地设置成独裁与民主、“坏”与“好”的二元结构，作为其理论体系的首要原则，以淡化和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因此，他的国际传播，或与之同义的跨文化传播范式，着眼于“如何实现对外（苏联与共产主义、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宣传与文化同化效应”。然而，到了1971年，《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再版（修订版）时，拉斯韦尔与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篇文章就已被替换成我们现在都熟悉、也是他们在传播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作品：《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与《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动》。与1954年第一版文集的序言《传播的工作原理》相比，1971年版序言 《人类传播的实质》显示出已经领衔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十余年的施拉姆显明的“往回撤”的学术旨趣，以及建诸之上的清晰宏大的学术概括能力。首先，施拉姆把传播定义为人类个体之间的传播过程，即传者与受者的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第一版里香农通信模式的三大元素悄然转变成拉斯韦尔5W模式中的传者、讯息与受者（Schramm，1971：12、15、17）；同时，施拉姆只讨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种类型，“国际传播”已经从他的论述或者目录中被去除，有关朝鲜或苏联的例证也被替换为北美和欧洲。其次，他综合了拉斯韦尔、霍夫兰等人的观点，尤其是拉扎斯菲尔德与卡茨的“二级传播”论，以一种相对柔和、不那么煽动性的语言，不仅证明魔弹论这样的传播模式，在1952-1971年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都已经得到极大的改良与修订，更在梳理与比较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中的功能的差别——以往的民主与专制、好与坏的对立的修辞一概消失不见——的基础上，首次概括了大众传播的四大社会功能：告知、教育、说服与娱乐。这些“新的变化”，体现了施拉姆对1950年代宣传研究“重传者（讯息）轻受众”这一单向过程的抛弃，更表明他的这版“修订”是对第一版过于显性的政治目的的一次学术纠偏。五、“施拉姆悖论”与“转型的”拉扎斯菲尔德：反共主义者对“休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估”？施拉姆在1971年修订版《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的序言《人类传播的实质》结尾，专门辟出一节讨论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的“二级传播”，并援引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观点，宣扬“民主社会”的大众媒体更有可能起到维持现状而非社会变革的效用（Schramm，1971：52），以说明大众传播研究应当从强效果论转向有限效果论。然而，若仔细翻查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这篇发表于1948年的文章《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动》，却会发现，两位作者基本上没有提及“民主”或“民主社会”等限定词，只是讨论了商业化媒体与流行的社会趣味之间的关系。不似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的大刀阔斧，按照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卡茨的解释，拉扎斯菲尔德赴美后，他的文章或著作中基本上不会出现民主、专制这样的字眼，更不会轻易表达对政治问题的个人好恶。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前妻玛丽亚·亚霍达的判断却与卡茨相左，“如果可以的话，他宁愿身处政治，而非社会研究中”（Morrison，2008：184）。虽然相反，这恰恰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制度和环境下云泥之别的“表演”。例如，拉扎斯菲尔德在来美国后不久的一次公开演讲上主动承认自己是“休假的马克思主义者”（Morrison，1988：191），不过1969年的长篇自述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一形容。本章讨论一个核心问题：拉扎斯菲尔德，作为不管是休假隐遁还是投诚变节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何深受施拉姆的赏识？这份赏识，在如下事实中显得格外不同：施拉姆本身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唯独对马克思的传统不感兴趣。相反，在被施拉姆冠名的“四大奠基人”里，只有拉扎斯菲尔德有过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也只有他来美后，无论在战中还是战后，承接了基金会和商业机构的各类项目，而其他三位与施拉姆的研究项目大多来自于政府和智库。施拉姆笔下的拉扎斯菲尔德，与他从奥地利社会主义体育生青年团的组织者到美国战后社会科学实证化发展趋势的中坚人物的转型，毫无关系；施拉姆强调的，唯有从奥地利中学教师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克托莱教授的角色转变。这一转变，与施拉姆本人从英国文学教师转变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轨迹，基本一致。尽管拉扎斯菲尔德“潜藏的”政治底线与施拉姆存在根本分歧，尽管他时隔若干年后拒不承认传播研究的丰富经历，但施拉姆似乎毫无介怀，反而与罗杰斯，通过严谨的学术考据，以编年体的方式各自记录了拉扎斯菲尔德达于学术地位的巅峰的历程，特别凸显了他对传播学科的学术贡献。只不过，与拉扎斯菲尔德自述所表露的希腊式的心态有所不同，施拉姆树碑立传的风格，显得更像是希伯来式的。他们倾向于从学术环境或者社会环境（媒体化）及其改变的角度，来阐述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生涯，有意地绕过了他自身的政治立场，尤其是曾经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员）的身份。因而，我们需进一步厘清施拉姆在叙述上的“绕行”或“掩耳盗铃”，如何服务于他借力打力，自诩为抽象而客观、实则实用主义的学术精神的使命承担者，最终构建传播学术主体的目的。对于依然固守着“文化保守”姿势的拉扎斯菲尔德而言，当社会主义已成为“幻影”，而美国消费社会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为了防止更为激进化的政治运动的出现，政治主权转变成消费主权诉求，相应的，民主的内涵也从政治自由转变成消费平等时，他惟有迅速转移到广播网络与政治选举民意的调查项目中。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从维也纳时期（对社会主义）“新人”的锻造，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精英对大众/受众的文化引导工程；从对报纸角色的讨论，转向对广播（以及之后电视）所具有的政治宣传和商业营销的潜能的调查。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所提出的购买香皂与政治投票之间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等值”理念不仅得以复苏，他更积极进取地利用美国消费主义与消费主权等话语，成功地将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 在一个意识形态完全迥异的社会里“转换声部”（Gitlin，1978：244），从而积极促进它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行政与市场营销研究之间的“融合”。方法论的革新最终推动他重新思考如何能够在现代资本主义商业制度下，制作和决定听众/受众收听/看的节目内容，引导他们的“文化”趣味。从《广播与印刷品》一书到《普通美国人的传播行为分析》，明白无误地表明，拉扎斯菲尔德尝试借助政治或第三方力量，以精英主义的方式，推动商业广播影响并重整大众文化、锻造消费主义时代“新人”。他侧重的，是传播效果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而非无效。事实上，施拉姆比同时代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更关心传播的有效性。他对传播如何有效的看法，并不是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但从长远处看，却可能是最经久的。早在二战期间，施拉姆已经向华府情报机构提交过在全国建立教育广播网络以服务战时宣传的设想。并且，他确认了在国内心理战过程中首先影响受教育阶层及其认知的重要性（Glander，1990：147），这里的“受教育阶层”就是全美2000万大学生，以及4000万亲朋好友。彼时，施拉姆相信，国内宣传“就是社会控制的工具”（Kumata & Schramm，1955：37）。然而，二战结束，国内战时动员无往不利的有效性，似乎在拉扎斯菲尔德的诸多研究的映照下，露出了马脚。在古典意义上，施拉姆与拉扎斯菲尔德殊途同归，拥戴并维护了一种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等级和“贵族制”（政治）愿景，这是他们之间存在“家族相似性”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国内关于选举和市场调查的）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与（国际或对外）宣传和说服的强效果模式并存于两人的理论框架里，罗伯特·巴贝（Robert E. Babe）称之为“施拉姆悖论”（Babe，2015：113）。与其说是悖论，毋宁认为它恰好构成了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一体两面：两者在冷战期间美国新闻署与军方的国家安全诉求的维度上，保持一致性，而非自相矛盾。从国内选民的民意测验中所发现的个人影响的因素的存在，旨在更有效地帮助政府机构在中东或东南亚地区发掘、培养与训练地方精英，以实现对外宣传的有效性。传播研究中扩散理论的崛起，正是“施拉姆悖论”的最佳诠释。六、作为“未来的士大夫”的施拉姆及其学术遗产在施拉姆这里，学术与政治似乎统一成一副完满和睦的肖像，毫无张力。1947年，施拉姆创建美国第一家传播研究所，彼时却是他一生中参与政治最积极、最投入的时期，学术的面孔左顾右盼之下，政治的面孔屏息静气。二战期间华府的社会科学家网络，为战后美国传播研究从整体上设定了问题意识，确立了分析框架。包括施拉姆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为冷战期间的政府宣传部门、军方或国防部等机构提供咨询建议、参与对外或对内宣传效果的民意/间调查，则进一步加固和深化了认知心理、传播效果与国际传播等研究的“偏向”。传播研究的孕育与成型，尤其是施拉姆在二战期间“传播的观念”的养成，“理论的贫困”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这与施拉姆所选择的四位奠基人受过的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及对建立宏大（有关人类传播）理论的学术兴趣密不可分，更离不开四位奠基人在参与政府机构和基金会项目时所获得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抽象的经验主义”的能力。然而，传播研究的学术地位的确立，必须以施拉姆的政治洗涤工作为前提。作为自赋的“未来的士大夫”，施拉姆不仅要积极地参与全球现代化的建设工程，更需要运用自身的新人文主义功底，驱逐各种政治幽灵，从而让传播研究看上去不像受到怨恨、仇视或虚荣等缺乏冷静超然的情绪所鼓动：四位研究者的方法论创新——内容分析、控制实验法、小样本连续研究法与民意测验，以调和的形式主义与科学自然主义的混杂形式，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政治消毒与净化的实用工具。那么，我们如何突破既有的两种相对极端的解释框架，重新理解施拉姆的学术遗产，即挑选四位奠基人组成传播学研究最原初的领导者？首先，需要承认：认知心理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对外传播（宣传）研究，构成了施拉姆同四位奠基人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尤其是施拉姆同拉扎斯菲尔德之间。拉斯韦尔5W模式预设的“刺激—反应”（S-R）行为主义模式，曾一度引发施拉姆同勒温—霍夫兰的激烈反弹。勒温的团体动力学机制、霍夫兰在说服研究中引进的四组自变量，启发了施拉姆在讨论传播的有效性时引入参考群体和个体性等自变量，与拉扎斯菲尔德时隔一年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二级传播模式，以及1955年《个人影响》中单独挑拣出来进行讨论的选择性和人际关系两种因素，一脉相承。然而，相对精细的自变量的设计，最终导向可以预测而非不可预计、必然性而非偶然性的因变量，不仅实现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断言的大众媒体具有“社会控制”功能（赫尔曼，乔姆斯基，1995/2011），更为“美国政府和整个西方工业文化胁迫目标群体建立了合理性解释”（辛普森，1994/2017：134）。正是施拉姆同四位奠基人在各自的传播研究中，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意愿与个体认知，由此才能在对内宣传（提高士气）与对外宣传（国际传播与比较研究）上汇流到一块。勒温—霍夫兰有关士兵士气的研究，推动施拉姆在战后探求广播的时政新闻的传播效应，以及电视对儿童的教育功能。拉斯韦尔关于协约国媒体宣传资料的内容分析，直接影响施拉姆在战后进入朝鲜，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媒体体制的比较研究，甚至不惜动用香农的信息论“论证”苏联的宣传体制的有效性。而拉扎斯菲尔德与施拉姆，为了满足资助机构有关国家安全的政治诉求，曾一度摘下此前隐藏的政治面具，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追访受众，从而向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推广和推销美国形象。很难说，他们的研究项目及其发现，被列为美国军方、国防部或其他信息宣传部门的绝对核心内容。不过，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抱持同样的理念：无论是发掘当地代理人、培养地方精英，有助于美国民主形象的被认同与被接受，还是普及大众媒体或推广新技术、新知识，必须着力于寻找到当地的“创新者”“早期采用者”，以实现美国版本的现代化工程为终极目的：倡导民主和自由，避免专制政体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与“理性的毁灭”。当前，从学术与政治的角度，重新梳理施拉姆与传播学四位奠基人之间的关系，进而重新阐述施拉姆选择四位奠基人的“理由”，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寻找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的理 论共性出发，在档案解读和文献校勘的帮助下，发现彼此之间社交网络形成的偶然性（即二战与麦卡锡时代的到来），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之上施拉姆命名四位奠基人的政治必然性（对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想象），以此中和上述两种认识论的极化倾向，推进我们对美国传播研究早期发展的深入理解。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封面图片来自网络本期执编 / 彤昕订阅信息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张良美国留学，传播学推荐院校
近些年，传播学的应用领域发展极大，毕业生基本都能在商业、广告、人力资源、公共关系、教育、传媒等行业找到不错的工作。因此，传播学专业逐渐受到学生的关注。美国作为新闻媒体最发达的国家，其传播学院拥有很多复杂的分支，不少国内学生前往攻读传播学。▍传播学的细分专业广告学Advertising传播学与语言交流及修辞学Communications Studies/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Rhetoric数字通信与媒体Digital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Multimedia新闻学Journalism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摄影报道Photojournalism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广播和电视Radio and Television▍传播学的推荐院校1.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简称UT Austin，创建于1883年，其中传播学院成立于1965年，在美国有着“公立常春藤”的美誉，也是德克萨斯州境内最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UT Austin获得的经济资助和捐款仅次于哈佛大学，学费比较便宜。奥斯汀分校传播学专业具有鲜明特色，特别是在农业科教影视领域具有独到的优势。本专业还设置了影视传播和传播理论与实务两个专业方向，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兴趣选择相关专业方向深入学习。2.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哥大新闻学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新闻学院，也是常青藤盟校中唯一拥有新闻学院的大学。哥大新闻学院在兼顾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偏重新闻实务培训，致力于培养新闻界精英人才。授课教授都大部分都是经验丰富的记者，且分布在各个专长领域包括：数据，政治，艺术和文化，宗教，科学，教育，商业，经济，调查，国家，国际事务等。普利策新闻奖就是由哥大新闻学院主评。哥大新闻研究生院的入学要求严格。据悉，它并不看重申请者的语言成绩，申请者将参加哥大自设的测试，比如让申请人写出类似《纽约时报》的社论。3.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简称Mizzou，建立于1839年，提供265种以上的学位课程，学术方面声名显赫，于1885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电子工程学系，并拥有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Mizzou的新闻学院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学校，拥有从本科到博士的齐全新闻教育项目，被誉为“美国记者的摇篮”。它著名的“密苏里方法”曾极大地推动了全美的新闻教育。相比哥大、波士顿大学强势推出“商业报道”，传统的“平面新闻报道”或曰“纸媒新闻”是Mizzou的一贯优势。在媒体融合时代背景下，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全美率先系统创办媒体融合专业，致力于培养新型新闻人才。该学院下有10多家新闻专业机构，学生有大量机会与在职记者交流。4.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简称 UMD或UMCP，始建于1856年，是世界知名学府，美国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在2018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US News）世界最佳大学排名中位列世界第50。马里兰大学的“新闻”和“传播”学院就是属于各自为政的平行运作体制。虽然属于独立操作，但在各自的“新闻”和“传播”领域中，马里兰大学都独领风骚，尤其是在公共关系理论基础建设方面，以格鲁尼格教授为代表的双向均衡传播学派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团队。5.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简称南加大(USC)，成立于1880年，是美国西海岸最古老的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南加大的众多学院均居全美前10，其中电影学院，新闻学院位列全美第1。其艺术与传媒专业在全美的大学中相当知名，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排名上也从不缺席。美国好莱坞里有不少电影奇才都是出自南加大。比如：《星球大战》系列的导演乔治·卢卡斯、《达芬奇密码》的导演朗·霍华德，还有《阿甘正传》的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等。6.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简称NU，是一所世界顶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学，2019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美国大学排名第10位。西北大学Medill新闻学院全美第一，其特色是：为学生提供去全美各新闻媒体机构和海外传媒机构实习的机会。此外，该校在招研究生时并不过分强调有无专业背景，而是着眼于申请者的创新能力和对新闻事业的热情。7.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简称UF，也称作UFL，建校可追溯至1853年，是一所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UF被誉为公立常春藤，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2019全美综合排名中排第35位，位列全美公立大学第8位。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属于标准的“二合一”体制。在学科设置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广告、广播电视和大众传播等多个主修方向。该学院创新大胆，时刻保持与业界的沟通，广邀新闻业界权威来校讲演，给学生提供广阔视野。8.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简称BU，创办于1839年，是历史悠久的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同时也是全美第三大私立大学。在2018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其被US News评为世界第39位的顶尖综合大学，在波士顿地区仅次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传播类专业享有很大声誉，出色校友无数，是全美第一所开设公共关系的大学。根据College Factual：最佳本科新闻学院全美第二，最佳本科新闻项目全美第三。值得一提的是，BU于1989年学生独立运营的电视台BUTV10、广播中心WTBU、校刊BU TODAY、酒店(Howard Johnson)，为传播学院的学生们提供了绝佳的学习场所。
使物自喜详解：美国留学新闻传播类专业
美国留学是现在的大势，同时大家前往美国留学一般都对自己的留学专业要有所了解，新闻传播类专业方向现在是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的热门选择，其中就包括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就业方向，学习内容等。关于美国留学中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大家又了解些什么？三立小编整理了在美国留学新闻传播类专业多方面的内容，帮助大家顺利的前往美国留学。一、新闻传播类专业介绍想要申请美国留学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同学，要知道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方向有以下五个，一是公共关系类，公共关系（PR）就是公司和外界沟通传达信息的桥梁。PR是和媒体、市场有着紧密的关系。学习PR的学生是在一些公共公司、大型跨国企业的市场部、公关部、以及政府及新闻媒体部门等等都有比较好的发展方向；二是广告学，对于大家来说一般是研究广告产品的历史、理论、策略、制作和经营管理。广告学专业的就业方向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也是关于媒体的广告部门、广告公司、广告策划与创意制作、市场营销策划、和市场调查分析等方向的市场需求；三是传播学，传播学下面有一些常见的专业方向其中就包括传播学研究、大众传媒、人际交流、组织沟通、传媒管理和修辞学等；四是新闻学，大家可以划分为这个专业变成Print、Broadcast和Online三个类别。Print是传统的报纸杂志，Broadcast就是电视新闻和无线电广播的事项，Online方向的就是网络媒体，New Media(新媒体)主要是指通过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无线通信等，以电视、电脑、手机为终端，向受众提供交互的信息。五是新闻学与大众传播， 第一类是职业性教育，其中必修的课程就是包括媒介理论，这个课程是否必修根据大家所申请的院校有所不同。根据各校专业point，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和新闻和传播实践有关的理论课程需要学习，第二类是研究型教育，其中大家必修的课程包括媒介理论，还有关于其它一些与媒介有关的理论课，其中大家可以关注的就包括舆论、宣传与媒介，媒介伦理等。二、推荐院校美国留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院校有哪些院校的推荐，一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这个学校的研究生院主要开设的专业包括：新闻学硕士和传播学博士学位课程，大家还要注意的就是研究生院还对大家开设新闻与商业或新闻与法律等双学位课程。二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院提供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本科课程是5年制的本硕连读的课程，硕士课程为两年制。三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个学院是第一所开设电子编辑和制作专业的美国的大学。它对于大家开设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包括印刷、广播报道、编辑、广告、出版、国际关系等内容。三立小编整理了一些关于美国留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大家需要了解的内容，帮助大家顺利的申请美国留学院校。
反射弧PhD申请，英国or美国？搞清这五点就行
英国和美国的PhD存在一定的区别。如果你现在思考去哪个国家攻读博士学位，你应该先了解清楚两国PhD主要的5个区别，思考到底哪一个更适合你。01 时间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博士课程大约需要3到4年就能完成。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学生们通常会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在美国，博士学位可能需要5到7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且延期毕业也算常事）。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学生往往直接从毕业到学术界或研究工作，而没有博士后。以美国大学各类专业PhD为例 芝加哥大学 数学博士：为期4-6年罗切斯特大学 工商管理博士：为期4-7年西北大学 传播学博士：为期4-7年另外，就读成本也和时间长度息息相关。越长的时间，意味着越多的成本。02 课程结构英国PhD大多数都是第一年直接就开始研究，当然也有一些4年制PhD的第一年是课程年；英国的课程结构较灵活，但也需要你有良好的自律和自我激励能力。美国的PhD前1-2年一般都需遵循课程要求，上完课的第3年才是论文开题，5年制PhD就类似2年硕士+3年博士。因此本科生也能申请美国PhD。03 申请除开成绩单、科研项目经历或论文发表成果及文书材料，这些标配申请材料，大多数英国大学并不强制性要求GRE和TOEFL，但这对于美国大学在申请博士学位时是明确要求需要提交的。背景方面，英国都明确要求申请者有硕士学位；美国则不同，上一部分有说到本科生也能申请PhD。在英国，你通常在开始读博士学位之前选择一个研究项目，在申请时就已经在考虑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可以从入学时就直接开始研究。因此，学校录取时注重你的研究计划，这更适合有工作经验或者有明确研究兴趣的候选人去申请。这与美国不同：在美国，你通常先向department申请博士学位，然后你的论文和研究会在一两年内变化，一般1年后才确定最终项目及导师。因此，学校录取时注重你文书中展现的个人综合素质，这更适合没有工作经验或者没有明确研究方向的学生。04 收入英国的博士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大学或政府研究机构的奖学金，这些津贴可能只限于3年，而且拿到津贴和资助的人数极少；在美国，大多数博士都有助研金/助教金，一般为1.5k-2.5k刀/月。津贴直接来自你的导师，不受博士学位期限的限制。另外，还可以申请全额奖学金或者学费减免。05 生活节奏这一点是关于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但如果你特别关注你希望拥有的生活节奏，这可能是你做决定的一个因素。在英国，博士的生活方式要轻松得多，且助教职责较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你将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但在美国，博士生往往工作过度，承担更多的教学和评分责任，也有很多课堂作业。看完这些区别，你心里已经有倾向。那么，究竟该申哪一个国家呢？除上述5个因素外，还应注重研究团队的素质和教授的声誉等。最后，你感兴趣的课题，才是决定你去哪所大学的最主要因素。希望大家拿到dream offer！
钉子户美博士有新发现！新冠病毒12月份就已在加州传播：流感掩盖了一切
观察者网本月12日消息，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传统"硅谷"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的县长、医学博士史密斯在简报会上表示："病毒一直在我们社区肆意传播，可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能追溯到去年12月。"史密斯并非是无端猜测，作为医学博士，他不可能乱说，史密斯表示，根据美国CDC、本地卫生部门以及各相关机构收集的数据显示，疫情在本地存在的时间，比最开始想象的要长得多。至于为什么当时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史密斯解释称，当时美国正处于流感季，而新冠肺炎的症状跟流感很像，患者分辨不出来，甚至连医生都不会注意这些。实际上，这并不是能不能意识到的问题，这是美国自上而下的一种盲目自信导致的结果，当美国本土开始出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的时候，美国的高层以及媒体，都在不断强调，这个病毒没什么大不了的，连美国的流感都比不上，还冷嘲热讽那些高度重视疫情的人，正是这些人不断宣传，彻底让美国人的思想麻木了。不说12月份就去查清楚是怎么回事，哪怕在出现确诊病例之后就开始采取措施，也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即便不采取什么严格的封锁措施，起码准备一些物资吧，如今事到临头，要啥没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量美国人逝世。这正是特朗普饱受诟病的地方，不仅仅是不作为，最坏的地方是一直在淡化疫情的风险，一直在拖延，史密斯所在地区首例社区传播患者就证明了这一点。患者名为阿赫拉比，早在2月中旬就出现了症状，送进医院后被诊断为肺炎，然后医生开了点药就打发走了。结果第二天病情恶化，直接送进了ICU。患者儿子多次要求医生给母亲进行冠病毒检测，但医生想都没想就告诉他，卫生部门不会批准的，因为阿赫拉比不符合接受检测的任何一个条件。最终，直到她快死了才做了一次检测，随后便离开了人世，成为了该县首位死亡确诊患者。为什么不给检测呢？因为当时检测试剂非常稀缺，特朗普坚持只用美国CDC研发的试剂，外界提供的一律拒绝，而CDC在研发过程当中，又遇到了麻烦，对于美国这样的科技强国来说，研发个试剂怎么还能遇上麻烦呢？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特朗普想拖着，他本身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着拖一拖就能拖过去，否则大动干戈的话会让美国人恐慌，进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如今，特朗普已经自食其果，眼睁睁看着经济损失却无法复工，如果能够早点遏制，绝对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就这，特朗普还在强调真实死亡人数将低于预估的模型，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
尽于酒肉美博士：新冠病毒12月份就已在加州传播，流感骗了所有人
美国现在的疫情已经到了一个难以控制的局势，就在大家寻找起源的时候，美国博士史密斯表示，新冠病毒其实在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各大州出现了，之所以没有被发现，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好是美国流感的爆发季，毕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症状和流感是差不多的。再加上美国的盲目自信，所以当新冠病毒在美国爆发之后，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信誓旦旦的表示，这场疫情并不可怕，自然而然就会消失，甚至还鄙视那些高度重视疫情的国家，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民众的思想也是麻木的，就算疫情在美国爆发，民众们仍然大摇大摆的外出，更加不会佩戴口罩。可就算是就这样，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以美国自身的能力完全可以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准备充足的物资，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美国医护人员也受特朗普的影响，对新冠病毒患者非常的不重视，当患者确诊是新冠肺炎之后，并没有将其进行隔离，而是随便开了一些药就将人打发走了。美国疫情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检测剂十分有限，而且特朗普并不接受外来的试剂，只用美国CDC研制出来的试剂。再加上特朗普在这件事情一拖再拖，所以导致试剂无法顺利研发。在特朗普看来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就能够避免美国人的恐慌，可是现在看来他的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董夫人清北复交的学神们挤破头都想进的8所美国科研高校，到底有多牛？
对于想去美国留学的同学来说，尤其是去读研究生或读博士，学校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可谓是选校的最重要影响因素。科研实力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不过近些年来大家越来越关注的一个词叫做“创新”。在你争我夺的美国高校圈，“创新”才是一所大学最核心的竞争力。路透社每年都会评选出Top 100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榜单，据统计，今年一共有46所美国大学进入Top 100，8所美国大学进入Top 10。这样优秀的成绩，远超其他任何国家。接下来，就和我一起看看，上榜Top 10的8所美国大学吧！康奈尔大学众所周知，一直以来康奈尔大学的定义就是世界顶级研究型综合大学。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康奈尔大学排名世界第14；2019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康奈尔大学排名世界第13；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康奈尔大学排名世界第19；2020年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康奈尔大学排名世界第23；在全世界范畴中，康奈尔大学位居毕业生在美国院校进阶读博数量的第5名，是常春藤盟校中的后起之秀，该校拥有常春藤盟校中最好的工学院、建筑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农业生命科学院和兽医学院。自建校后一个多世纪来，康奈尔大学已然形成几乎应有尽有的专业规模，许多专业在美国具有极大的先驱意义，且富有极大的实践应用性：①康大是全美第一所创立酒店管理学院及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的高校；②全世界第一个新闻学位、兽医学位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来自于康大；③首创美国研究、东亚语言专业，其开设的中文课程在全美也是史无前例；⑤康大开发了全球首台强聚焦电子同步加速器，其下设的加速器物理研究中心享誉世界。康大学术自由的同时教育却十分的严谨，具体表现就是康奈尔大学的学习压力远近闻名，常被称为是“最容易进入，最难毕业的常春藤学校”。此外，赴康奈尔大学读研的中国留学生通常都有极强的学术背景，清北、C9出身，并且在软硬件都拔尖的学生，往往是康大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构成。南加州大学美国西海岸最古老的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被称为“好莱坞的后花园”，在数字娱乐领域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比如，它的创意技术研究所研究人们如何通过虚拟角色和模拟与技术打交道，并与包括华纳兄弟和索尼影视娱乐在内的工作室合作，在电影中开发出更加逼真的计算机生成角色。它的技术转移中心史蒂文斯创新中心已经剥离了许多娱乐初创公司，其中包括LightStage LLC，该公司为《阿凡达》和《金刚》等电影创造了视觉效果。除此之外，南加大还非常的“壕”无人性。经费“壕”：光是2017-18学年，南加大的研究人员就获得了7.64亿美元的赞助研究资金。资源“壕”：USC术氛围浓厚，共有23个图书馆，总计超过400多万册藏书、300多万幅图片、600多万套胶片录像，订阅了5万多份纸质期刊和3万多份电子期刊。学术“壕”：电影学院全美第1，新闻与传播学院全美第1，公共政策学院全美第2，建筑学院全美第5，工程学院全美第8，药学院全美第9。如果用三个词形容USC ，那就是资源+社交+学术。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北卡是一座篮球名校，因为这里出了迈克乔丹。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作为美国最早的公立大学之一，北卡教堂山虽然没有哈佛、耶鲁、杜克等学校知名，但是其综合实力却丝毫不逊色。它的基础设施非常不错，建有设施齐全的现代教学大楼，校舍配套设施齐全，拥有配备现代化器材的研究室、免费开放的体育馆及医院等。学校最受欢迎的专业有生物学、工商管理、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媒体和新闻学以及政治学。值得注意的是UNC没有工科学院，唯一的工科专业是生物工程。此外，UNC的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学科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六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现任院长Francis Collins均为其校友。华盛顿大学2020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它位于第26名，2020 U.S. News全球大学排名它位于第10，最新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排名更是挤进了前5。建校157年来，源自华盛顿大学的重大发明不胜枚举：发明乙肝疫苗 、肾透析术，绘制了人类基因图谱，揭示了生命奥秘，主持设计了世界上最大的波音747客机 、月球轨道飞船和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培养了11位太空宇航员，发明了乙烯合成橡胶技术，参与了NASA宇宙飞船探月研究项目，开发了计算机DOS操作系统等等。所有发明无不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如果你来过华大，你便会深刻体会这里的学术科研领先世界。宾夕法尼亚大学数百年历史中，宾大在多个领域屡开先例，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其中重大科学成果包括，19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数学计算机“ENIAC”，开创了计算机科学发展的新时代。风疹和乙肝疫苗、癌症与基因的联系、认知心理疗法、Retin-A、抵抗素等等发明或者发现均发生在宾大医学院。在经济与管理领域，宾大同样硕果累累，例如联合分析、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GNP算法，劳伦斯·克莱因的沃顿模型。哈佛大学作为8所藤校中最古老的一所，哈佛的大名早已家喻户晓。它积累了大量的优秀资源，同时它也懂得如何把自己的好牌打得更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虽然哈佛一直都很优秀，但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提升自己影响力的机会。顺应18世纪的产业革命开设了数学、自然科学、医学等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并不断拓展领域范围；利用积攒的财富，吸引着优秀的教职员工，开设更多、更全面的课程，投入更多的科研，扩建校园，设立更多吸引人才的奖学金。更是从不吝于在教育上花钱，每年在研发上的支出约10亿美元。最近的研究热点包括变形3D打印材料的发明、可能会为糖尿病带来戏剧性的新细胞疗法等。这个只招收“世界级”孩子的名校，是全世界学子的教育梦想。麻省理工学院“世界上最好的理工大学”、“科学家的摇篮”、“莘莘学子神往的科学圣殿”等等，大家对于MIT的赞誉从来都不吝啬。无论在美国还是全世界，MIT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引领着科学研究的前沿。建校一个半世纪以来，MIT在技术创新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和突破令世人瞩目，其创新性研究一直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在电话、电磁、雷达、高速摄影技术、办公室复印机、癌症治疗、电脑、互联网、人类基因序列的破译、激光、时空穿梭等方面，MIT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MIT，已经诞生了8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社会经济领域，MIT更为闪亮的名片是其近乎传奇的创新创业精神以及在这方面的领导地位。截至目前，MIT校友创办的公司年营业收入总和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将其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可排在全球第11位。其中有不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500强公司。例如，通用汽车、惠普、英特尔等。斯坦福大学对于硅谷，一位美国科学家曾这样说过：“硅谷之于美国，正如美国之于世界。”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校长则这样说过：“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正如硅谷之于美国。”作为硅谷的中心和发源地，斯坦福是很多高科技创新企业的孵化器，诞生了超过30位的亿万富翁。像是惠普、谷歌、雅虎、耐克、思科及LinkedIn等公司的创办人，都来自斯坦福。就连加州伯克利的校长也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伯克利毕业生是怎样称呼斯坦福的毕业生吗？我的老板……”这么优秀的斯坦福，被称为最具创新力的大学绝对是实至名归！不过话说回来，加州理工学院没能进入前十挺让人意外的，下期我会和大家聊聊这所被忽视的科研名校。
失吾道者传媒湃｜李金铨、邱林川当选国际传播学会会士
澎湃新闻记者从国际传播学会方面获悉，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铨（Chin-Chuan LEE）、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邱林川（Jack QIU）已当选国际传播学会会士（ICA Fellow）。公开资料显示，李金铨1971年赴美留学，在施拉姆创立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攻读硕士，后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李金铨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李金铨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媒介政治经济学、传播的社会理论。邱林川拥有传播学博士学位，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其撰写的《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一文曾在传播学界广为传播。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传播技术、社会阶层与阶级、全球化及社会变迁。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祝建华（Jonathan Zhu）已于去年当选国际传播学会会士。
倒计时怼何炅“吃空饷”，谈面试“一看胸二看脸”，如今他梦碎美国
他有个红极一时的网名“北外乔木”，真实身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从2015年到2017年，他掀起了一次次网络舆论争议。实名举报当红主持何炅吃空饷、写书说孔子乃好色之徒、 谈面试女生“一看胸二看脸”……前不久，网友爆出了他的推特言论，才知他已离职去了美国，依旧在各种“怼”，怼美国交通、怼美国文化、怼美国人不友善等等。一言以蔽之：他对美国奇迹的期待幻灭了！从乔木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伪知识分子”的“假愤怒”，哗众取宠的偏激与愤怒释放，不过留下一地的唏嘘！北外乔木究竟何方神圣？通过网上公开资料信息：乔木，陕西省榆林人，45岁。国际政治传播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新闻奖评委。先后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2005年-2006年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从履历上看，乔木应当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大学教授，未来成为重要的学术专家也是指日可待的。但从乔木本人的行事风格来看，他并非一位甘于寂寞、专供学术的人。他似乎擅长的不是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探讨，他最喜欢的是掀起社会热点，在舆论风波中飘摇。实名举报何炅“吃空饷”引舆论哗然2015年5月13日晚，乔木在微博上实名发布举报：质疑著名主持人同时也是北外教师的何炅“吃空饷”。乔木指出，何炅自2007年以后再没有上班，但一直有领薪水，吃空饷八年，涉及的工资约五十多万人民币，可能犯下刑事罪行。这个网络实名举报，瞬间引爆网络，成为新闻热点。何炅作为湖南卫视的台柱子，已经是中国最知名的主持人之一，同时也以其阳光、健康、积极的形象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和榜样。乔木的实名举报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对于何炅的形象来说无疑将是一场灾难。何炅通过微博进行了婉转回应： “我1997年毕业，留校任职到今天，学校前后安排的不同岗位的工作都努力做好。从18岁入学成为北外人，这么多年的感情和责任，初心不曾改变，只要我的存在能为北外增添一点光彩，为学生奉献一点力量，我都愿意，从来都是！抱歉让大家费心了，谢谢大家。”有关争论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广大网友也通过各种手段收集乔木信息，甚至在网上对乔木及其家人进行人身攻击。“北外乔木滚出北外”成为热门话题。事件最后以何炅主动辞职和北外的官微声明而收场。事后，乔木还登上了《东方卫视》进行了解释。根据新华社引述北外党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称，乔木2002年7月到北外工作，因违反工作纪律，2014年9月被记过处分，从教学岗位调至图书馆任工作人员，从事新书简介撰写工作。在举报何炅的时候，乔木实际身份已经不是北外的教师，而是图书管理员。乔木在媒体采访时说，他举报何炅是有私心的，就是抗议学校的差别化待遇；乔木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在“呐喊公平”。不过，乔木的这些采访言论，大部分网友都不接受，认为他就是个“跳梁小丑”、借何炅名气来炒作自己，以此要挟学校。微博发文“研究生面试的香艳丑事”自从举报何炅事件后，乔木似乎开始了自己的网络“怼”之旅。其认证信息成为了微博签约自媒体作家。之后，乔木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篇文章，题目为：《男教授面试女生那些事》的连载长文，公开“披露北外研究生导师面试女生的一些关键因素” 。他坦承，“总体来说，在能力和表现之外，会有几个影响因素，比如：性别、相貌、院校、地域等”；对于女性，他本人的审美“是一看胸、二看脸、三看屁股、四看腿。除了一进一出看到全貌外，一旦坐定，就主要是考察前两项了。”“一看胸二看脸”，一时间成为网络热词。这种言论，从一位大学教授的口中说出来，的确不妥，从文中观点来看，也并未站定立场，并非对这一现象进行严厉的批驳。反而倒是有猎奇、博眼球和关注度之感。由此，他的言论再度被光大网友炮轰，认为其“有失师德”，而且带有“性别歧视”。 许多女权主义者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微信号“女泉”的文章指出，乔木本人也曾在海外留学，他在海外时，如果是大学的教职员工，说这样的话就会有巨大的麻烦，因为这并非言论自由，而是不职业、不伦理，会丢工作，职业声誉全毁。指责乔木，并不是掩盖中国性别歧视的现实，而是谴责他作为教授，当自己的性别偏见与手里的权力结合，导致权力滥用时竟毫无反思和悔意。并未停歇的“怼”风格 梦碎大洋彼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7年初，乔木又掀起了“邓相超事件”，公开声援因“辱毛”被大学下令退休的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再之后，乔木在网络上就很少发声了，反倒是直到最近被网友披露，他已身在美国好几个月了，在推特上发表了很多言论。言辞中，不断透露着对美国的失望，“个中滋味，一言难尽”。在推特里，大部分都是他在美国几个月的生活体验，比如批判美国公路收费、保险费、停车费都高的离谱，社会压力大，看不起病云云。他的文章中，透露的是这样的表述：“美国是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购买、竞争取胜、资本为王。不讲人情，虽然有人道。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社会总体水平高，毋庸置疑，但弊病一直存在。”然而，在此前去美国前，乔木常常在一些文章和言论中流露出对美国的美好期待，充满了理想主义和道听途说的美梦。在他的一篇文章《奇迹的女儿》中，他还利用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饰演教师的魏敏芝和2017年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女子全能冠军摩根霍尔德在美国的故事作为例子，讲述成“美国的奇迹”。结语：莫把无知当“公知”我常常在想，究竟原来那个愤怒批判祖国的乔木是真实的，还是如今这个对美国失望的乔木才是真实的？虽然无法精确定义，可以确认的一点是：过去的那个乔木在认识祖国和美国这个问题上，始终是“无知”的。可笑的是，这样被贴上“公知”的人物如今在网上并不少见。我也相信，在我们的社会里，乔木们还有许多，他们身在祖国艳羡他国，认知不全但是敢于表露，即使那是片面的也依旧认为“偏激才是真理”。乔木在用自己的例子实践一个道理： 年轻时可以轻狂，人过中年再偏激，可能连后悔药都来不及吃。（图片来源网络）
上有五管这是一所很低调的名校，实力不同凡响，最近越来越有网红趋势……
胡师姐：北大新传院研究生/专业从事新传考研辅导7年/带出百余名学员成功考上北大等名校/沪江CCtalk年度TOP10名师四川大学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布局在中国西部的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是国家“世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是国家首批认定的 “2011协同创新中心”牵头高校，也是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1998年，原四川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与原四川大学新闻学院合并，组建成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3年，学院进入首批十所与地方宣传部门共建新闻学院序列，加挂四川大学新闻学院院牌。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现为四川省重点一级学科，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等5个本科专业，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下设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与媒介经济、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符号学等7个二级学科点）和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新闻与传播硕士（MJC）、出版硕士（MP）2个专业学位点，还设有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舆情与信息传播研究中心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2019年四川大学新闻传播学招生专业目录（2020年招生目录预计2019年9月可在四川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查询）招生类别全日制研究生：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招考方式统考：统一参加每年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一般11月份正式报名，12月份考试；少数民族骨干计划：需参加统考，但复试线单独划定，一般低于国家线；援藏计划：需参加统考，一般要求总分不低于230分；强军计划：需参加统考，一般要求总分不低于230分；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需参加统考，但复试线单独划定，一般低于国家线；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定向培养研究生计划：需参加统考，一般要求总分不低于200分。历史数据近五年相关专业考试初试合格线参考书目自2013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于官方网站上公布参考书目外，近五年再未更新过官方参考书目。根据已有官方参考书目及学院教师研究、命题风格和真题，为20年考研学生整理了新的书单，方便大家在确定专业后购买和复习。新闻史论《新闻学理论》，李良荣，复旦大学出版社《理论新闻学新视野》，张小元，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新闻理论十讲》，陈力丹，复旦大学出版社《外国新闻传播史纲》，郭亚夫，四川大学出版社《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传播学理论《大众传播学通论》，李苓，四川大学出版社《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传播学引论》，李彬，新华出版社网络与新媒体传播《网络传播概论》，彭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业务《广播电视学教程》，欧阳宏生、谭筱玲，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广播电视学导论》，欧阳宏生，四川大学出版社《新闻采写教程》（上、下），操慧，四川大学出版社《网络新闻编辑学》（第二版），蒋晓丽，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实务与技能》，李苓，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专业实务（初级）》，中国编辑学会《出版专业基础（初级）》，中国编辑学会《新闻评论教程》，马少华，高等教育出版社《新闻摄影教程》（第二版），吴建、徐沛，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广告与媒介经济《广告学教程》，吴建，四川大学出版社《媒介经济学》，宋建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媒体产业运营方略》，李宜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符号学《符号学：原理与推演》，赵毅衡，南京大学出版社《趣味符号学》，赵毅衡，重庆大学出版社《广告符号学》，饶广祥，四川大学出版社划重点1.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相关专业考研，覆盖范围广，参考书目多，而且在考试中每个本书的内容都会有所涉及，建议学生在结合自身专业的基础上，尽量广阅读，涉及；2.学术型各专业新闻传播史论题目相同，但业务能力的考察则根据专业不同侧重点有所不同，建议结合自身选择专业有取有舍，重点关注与专业结合紧密的参考书目3.中外传播史考试题目主要以名词解释和建大为主，建议根据指定书目，结合笔记重点进行考试。4.符号学、编辑与出版的内容越来越多。2017年以来，符号学作为单独专业招生，考试中题目比例也越来越大，应加强重视；另外，结合川大老师研究领域，学硕和专硕都要关注。新闻学院名师蒋晓丽蒋晓丽，女，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中国专家组成员,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闻传播学学术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长期从事符号与传播、传媒与文化、网络与新媒体、公共传播等方向的研究。陈华明陈华明，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与传播学方向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四川大学“双一流”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研究方向：新媒体与社会文化、网络空间治理。出版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隐私话题研究》学术专著1部，编著2部。在国内CSSCI来源期刊及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研究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新闻与传播研究》网全文转载。王炎龙王炎龙，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舆情与信息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与新媒体、公益传播、编辑出版。有多年省级电视媒体营销策划的执行及管理经验。已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独著及参编著作10余部，主持和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等课题20余项，多项研究成果和咨询建议被采纳并获批示。操慧操慧，女，中共党员，四川成都人。于四川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工会兼职副主席，第九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媒介文化、新媒体与舆论引导。赵毅衡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叙述学教授，主攻形式论，意义理论。南京大学本科（1968）；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1981）；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1988）。长期执教于伦敦大学，现执教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主编双语半年刊《符号与传媒》（Signs & Media）、《符号学译丛》与《符号学前沿研究》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