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博士就业情况

一直以来，美国博士教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因此，每年有很多的中国顶尖学子会选择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2月初，《美国博士学位调查报告》（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正式公布了2018年美国博士学位的变化趋势。这个报告对于有意攻读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来说有着指导性意义。那么，近年来赴美读博趋势有何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看。01美国博士学位整体趋势变化自1957年来，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平均增长率为3.2%。到了2018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多达55195个。02美国博士学位之【性别分布情况】1999-2018，女性博士学位获得者比例有所上升，其中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女博士比例从48%上升至52%，临时签证持有者的女博士比例从27%上升到35%。而从学科领域来看，女性博士在生命科学领域占比从45%增至56%，在工程学领域占比从15%增至24%，在物理和地球科学领域占比从24%增至33%，心理学和社科领域占比从55%增至59%，在计算机与数学领域虽然增速稍缓，但也从占比23%增至24%。2008-2018年，女性博士学位增长最快的领域是工程领域中的其他类别和材料科学领域。到了2018年，有46%的博士学位授予给了女性，而临时签证持有者男性比例大于女性；在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中，男性比例小于女性。而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女性博士占比从1999年的37%增加到了2009年的42，并保持稳定。而在非科学与工程领域，自2000年以来，直到2018年，女性博士比例达到57%，变化不大。03美国博士学位之【国籍分布情况】从2008-2018年，在持有临时签证的155401个博士学位获得者中，人数占比最多的国籍前三名分别是中、印、韩，三国人数占比高达54%；人数占比最多的国籍前十位总人数占持有临时签证全体人数的71%。在2018年，有35404名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获得博士学位，有14815名亚裔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在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博士群体中，白人占70%，亚裔占7%，西班牙裔占7%，非裔占7%。而在亚裔博士群体中，临时签证持有者11475人（男性7320人，女性4155人，6182人为中国籍学生，2040人为印度籍学生，1035人为韩国籍学生），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为3305人，另有国籍不明者35人。而在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中，2009-2018年间，西班牙裔占比从6%增长至7%，非裔占卜稳定在7%，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则在1%以下。04美国博士学位之【院校分布情况】2018年，获颁博士学位最多的Top3院校分别为密歇根大学（853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852个）以及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770个）。05美国博士学位之【专业分布情况】2018年，在授予的55195个博士学位中，科学与工程领域占42227个，其他非科学与工程领域占12968个。其中，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持有临时签证的人数为15223个，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人数为25473个。长期以来，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都超过了非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且差距越拉越大。从1979-201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与工程领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占比从58%上升到了77%；而非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在2018年时却还略低于1979年。从1998-2018，科学与工程领域里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数量略微增加，但在所有博士中的占比在减少；工程学博士比例增速最快，从13%增至18%。而在非科学与工程领域，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数量和占比均有所下降；人文艺术博士数量略增，占比却下降了3%。2018年，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为生命科学领域，颁发了12780个学位；物理科学和地球科学领域颁发了6335个学位；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颁布了4030个学位，其中临时签证持有者占比55%；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颁布了8899个学位；工程学颁布了10183个学位，其中临时签证持有者占比57%；教育学颁布了4834个学位；人文艺术领域颁布了5145个学位。18年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生命科学领域颁发了高达12780个学位，平均年龄30.9岁，男性占比44.3%，女性占比55.7%，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占比70.7%，临时签证持有者占比26.3%，已婚人士占比43.3%。这其中哈佛大学269个，佛罗里达大学247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44个。从获得学士学位算起，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限平均为8.2年；从进入研究生院算起，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限平均为6.8年。2018年，在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群体中，亚裔在地球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及工程学等领域占比更多，非裔则在教育学、非科学与工程领域占比更大，西班牙裔则在社会科学、心理学领域占比更多。06美国博士学位之【就业情况分析】过去 20 年中，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地球科学和工程领域，博士学位获得者就业比例有所下降，包括博士后职位，尤其是 2014 年达到峰谷。2018 年，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就业率为 75.1%，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为 73.8%，已经接近峰值。如果不包括博士后职位的话，2018 年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有就业的人群中，43% 将进入学术界。其中人文艺术领域与非 S&E 领域的其他类别比例最高，达到 75%，而工程学领域最低，只有13%。而单看博士后职位，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和地球科学领域中，博士后研究一直是该群体的常见就业。2018 年，生命科学领域有 60.7% 博士学位获得者就业选择了博士后，物理科学和地球科学则有 56.5%。07美国博士学位之【毕业后待遇情况】2018 年，以生命科学领域为例，博士后待遇为 4.8 万美元，学术界为 6.5 万美元，工业界为 9.5 万美元。工资中位数：除了人文艺术领域，工业界就业薪水高于博士后和学术界，而人文艺术领域则无差异。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博士后平均薪水为 6 万美元，而其他领域在 4.7 万美元到 5.3 万美元之间。工程学和非 S＆E 领域其他类别如商业的学术界薪水最高，分别为 8.1 万美元和 8.3 万美元。数学与计算机领域和工程学领域的工业就业薪水最高，分别为 13 万美元和 10.8 万美元。08美国博士学位之【中国籍博士情况】先给大家看一张图，下图红色曲线为美籍学生在中国留学的情况，绿色曲线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情况 ——（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8-2018年，在持有临时签证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中国籍博士有48470位。其中，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人数为44809人，非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人数为3661人。2017-2018年，赴美就读的109万国际学生中，有36万人来自中国（研究生有13万人），占比高达32%，比紧随其后的印度多了15.3%。2018年，在获得博士学位的、持有临时签证的6182名中国籍学生中，有5689人为科学与工程领域，493人为非科学与工程领域。这些中国籍博士获得者，有79.4%打算留在美国。相较于79.4%的中国籍博士愿意留美的情况，沙特阿拉伯人留美意愿最低，仅为14.9%，而伊朗人留美意愿最高，为91.6%。以上，就是美国博士学位数据的内容。为什么说社会如此重视博士学位呢，因为美国每年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数据将会成为科研投入的度量，也是各个领域创新能力的指标。当然，大家在选择是否读博的时候，肯定也不会是头脑一热就决定的，因为读博是一条很艰苦的道路，无论是时间、精力、金钱等方方面面，都需要考虑到，但是，你一旦选择了这条路，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段能让你怀念终身的经历。

【编者按】在美国，文科毕业生很难找工作，这是众所周知却又心照不宣的事实。到底有多难找工作？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由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办）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危险性”（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的文章，两位作者——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通过大量的调查，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对90%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职业目标都是拥有终生教职，并会为其努力奋斗。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美国，这种职位的空缺极少；2016年，只有不到90个教职岗位；截至撰文前，2017年的空缺教职也只有55个。与此同时，据我们推测，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毕业五年内获得终生教职，哪怕只是在任意一个学院中，可见该职位的稀缺与竞争之激烈。但获得终生教职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志之所向，他们的导师也希望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鼓励他们坚持信念、克服困难，以获得教职为职业目标，尤其是在该领域前沿的名校。其实，人类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无论是在课程设置、学科方法或教学指导方面，其目标都是培养学者或人类学专业的田野工作者，至少，也是能通过学界嘉奖、知名出版机构的论文及专著证明其学术能力的教师。总而言之，培养目标是终生教职一类的职位。然而，这种雄心壮志的理想对面，是极为不确定的现实，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说多达80%的人类学研究生最终无法获得一份教职工作，为什么人类学的博士课程几乎专门培养学术型人才，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更多问题接踵而来：从教学上看，持续接收新研究生，并将他们培养为学术型人才，却只有极少人能获得相应的教职岗位，这是否是道德的？人类学的教职工和毕业生们如何理解就业市场上如此普遍的“失败”呢？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类学训练期间，学生们如何处理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再者，由于职业培训模式的可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模式将其取代？源起：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笔者二人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完全不同。大卫·普拉策（David Platz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编者注：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他没能通过学术界的首次求职考试。而他通过大学朋友的联系，在Adobe公司实习过一段时间，于是接受了Adobe公司的体验研究员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在其中感受到了与同事协作的愉悦，这种合作氛围中也带着一种学术精神。同时他拥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慷慨的公司福利，这与他之前在研究生学院的紧张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都想继续寻求教职岗位。我们的另一位作者，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杜克大学（编者注：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也刚好是大卫的母亲，她长期都在处理自己学生面临就业市场时的困境。同时，她在一个关注人类学博士“就业困境”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的教职人员都感受到了该问题的紧迫并积极讨论。在安妮看来，虽然她十分清楚人类学博士生在学术界就业的不确定性，并且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焦虑且艰难的任期过程才获得杜克大学这份终生教职，但她非常疑惑——虽然她自己也会建议学生去尝试在非学术领域就业——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匆忙去从事非学术领域的工作，放弃申请博士后或访学教授的职位呢？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卫的经历，安妮更好地了解了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相关的劳动力状态。这个过程使她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学院外的就业途径，还需要考虑，人类学学科难以预料的职业理想可能给受其培训的人带来不利影响。而在公众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于是我们决定与人交谈，试图讨论，在只有极少人能实现职业目标的现状之下，为什么人类学学科的这种成功标准（即获得终身教职），得以存续——虽然这其实看起来很正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侵袭大学系统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与学术行业的职业使命及经验是不一致的。为此，我们从职业定位和工作两个方面研究人类学家的专业训练及后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对大约50名本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短时间访谈，他们中有人类学的终身教员、博士生、在读研究生（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几位AAA（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工作人员，访谈时间通常持续在30分钟至几个小时。僧多粥少：我们是不是培养了过量的博士？很多教职人员与我们交谈时表示，在他们的经验中，追求人类学的终身教职一直是个不确定的目标。许多学生都被警告过，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能有运气获得任职。很多人都将他们获得稳定教职归于运气：一位终身教授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偶然，因为他所做的研究，包括田野地点和论文主题，都恰好满足了职位要求，才使他获得了这个已任职15年的职位；另一位终身教授曾提交了200份职位申请，而只接受了两次面试，其中一次就是他现在这份已经持续25年的工作；三分之一的教员都是从一所小型文科大学开始教书，再逐渐被调到一所R1大学（研究型大学），这种任职轨迹也需要运气。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获得哪种终生教职，从来都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而在专业训练、田野工作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在求职和经济上的风险一直都存在。其实，即使职位紧缺并不新鲜，AAA的数据显示，如今就业市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从总体趋势上看，招聘人数大幅减少，2015年只招聘459人，低于2007年的631人（请注意，这些数字并未按子领域细分，包括访学教员、其它有可能的教职以及终身教授等职位）。与此同时，实际上高校生产的博士生数量却增加了：2015年有558个，而2007年是507个。美国人类学协会统计的2007-2016年教职与博士毕业生数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正在进入就业市场，与我们谈话的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现状的残酷——尽管他们能意识到获得人类学的终生教职是很难的，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过去十年中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具体数据。许多人表示他们希望能获得这些信息，或者打算在未来某个时候去收集这些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的缺失让大多数人对拥有终生教职一事的思考都很模糊。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就业市场很困难，却没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说明。相比之下，在应用类硕士项目中，就业统计数字在其教学部门触手可及，并且表现出很高的就业率。统计就业数据也是教学部门的核心责任。目前，当被问及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如何，以及我们推测的就业数字“16%-21%”这个比率是否能引起共鸣时，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这一比率从直觉上讲是正确的，或者略高，另一半的人给出了稍微好一点的数据，不过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在的院系排名很靠前。然而，即使在前沿院系中，教师们也意识到学生认为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很有危机感。事实上，许多教师都描述了研究生们有就业压力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如何应对的无力感。有几位教师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就业咨询的培训，甚至没有在学术界之外工作过。“坦白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名校的终身教授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求学的焦虑：紧张的职业规划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即使是对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危机感持怀疑态度的教师也认识到，现在的研究生们非常焦虑。研究生们自己对这种焦虑表达得很清楚，他们认为紧迫感和不稳定性已经影响了大家在学院里的生活。一位学生表示，这是一种强烈的竞争感，你甚至很难将其区别于愤怒与敌意，在他的同学中，有人觉得每一次与同僚的会面都会有点儿剑拔弩张，甚至在学生休息室里洗咖啡杯时也会如此。其他学生们谈到提高竞争力时，更像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竞争关系中不是人人都能存活。正如老师和学生们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会衍生出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风气，比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传播得还要广。一位教职员感叹道，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在培训初期就将自己塑造成学术界的“个人品牌”，他们通过创建个人网站、定期更新Twitter等，使自己成为特殊领域的“企业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或该领域的相关人士。这种动机引发了一种令部分学者感到厌恶的学科转向，一位终身教授对这种风气感到惋惜，她将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这种转向形容为“大逆不道”，她说，仅仅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什么都做，何必要来人类学系求学，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当一个银行家呢？俄勒冈大学前任人类学终身教授凯伦·凯斯基，也许是最为突出的职业咨询顾问中的一员，他们会帮助学生对整个求职过程进行战略性思考，即便学生们对学术界和人类学带着盲目的妄想。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意味深长地说，那些还在学习这门学科基本技能的一、二年级研究生，即使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也愿意花费超过每小时200美元的费用来支付就业咨询服务。大家对于就业的焦虑是多么显而易见，而职业中心主义也表现得越来越普遍，这非常令人沮丧。许多博士生在回忆他们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时，都提到自己在积极地参与学术研讨会，而研讨会论文就成为了他们潜在的出版物，他们极其重视这种可见的学术产物，以丰富个人简历及个人作品集的内容。但又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虽然让自己的简历丰富很重要，但不断为了发表论文而去参与研讨会的这种行为，对深入地去研究某个领域是不利的。学制的分歧：放慢脚步还是赶紧毕业？除了逐渐膨胀的野心，一些教职人员还指出了对学生和学院施加更大压力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奖学金资助已经减少；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对完成学位施加的时间限制变得更加严格。据一位大学教师说，他们学院严格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的博士候选人要在六年内完成学业，而私营机构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许多教师则认为，在时限上的加急与学术训练的过程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太过于市场化的观念，是异常的。由于人类学历来重视对异文化语言的习得，以及与长期调研时间相对应的田野材料，加快田野工作可能会导致研究的不深入。一位教授说：“我一直试图让我的学生放慢脚步。”然而，也有一些教师倾向于减少学生在博士学位上花费的时间。一位受访者，他在学制通常为四年左右的欧洲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认为美国体系可能想仿效欧洲体系。另一位教师提到，通过鼓励学生思考、创作、表达比人类学期刊内容更有可读性的作品，从而提高培训的“效率”，她注意到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很可能深陷于理论和术语，而在她看来，文本的清晰性和易读性可能是未来训练的方向，而人类学学者和研究生往往缺乏这种特质。她还鼓励学生更快速地在博士培训的环节中“上路”，比如去实践论文写作、研究计划申请、进出田野点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并且都对学生们在就业市场、学术界以及任何其他领域有所裨益。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教职人员在思考人类学训练的时间长短上确实存在分歧。对有些人来说，研究生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会对这个学科的细节感到厌倦，也因此无法发展出更多的技能；对另一些人来说，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则会过于关心个人的就业问题。其实，对于人类学研究生们来说，无论是否有学术野心，不论是在长期或短期的学制下，他们都会感到时间上的尴尬，总感觉自己做出的研究计划是被迫决定的，只能期望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其真的行之有效。但如果他们徘徊犹豫，可能他们第一学年就接触到的热门研究会变得不再新鲜。然而，如果他们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太少，又会觉得自己的田野工作是敷衍了事，不够严谨。他们正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终生教职：是职业追求还是道德绑架？许多杰出、敬业的学生没有获得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不争的事实。有位大学教员说她对申请她们学校教职的300多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都非常优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她回忆道。但最后委员会只选择了一位候选人，她非常费劲地试图解释这个人为何比其他人更为特殊。另一位教授观察到，他的一些最亲密和积极参与研究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说这话的时候他赶紧补充道，“那些获得工作的学生当然也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大多数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一样，他没有提到任何正在采取的措施可以使学生更具竞争力地在学术界工作，或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职业做准备，无论是在课程中还是在额外的培训中。那么，如果连前沿院校和学界大牛也难以安置他们学生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非常简单，即学术界只有极少的工作机会。但在我们与终生教员的对话中，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对学生面临的职业难题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更为注意的仍然是让学生在终生教职的岗位上更具竞争力，而不是思考其它替代方案。这也是研究生们自己指出的一个问题，尽管一位终生教员认为她自己也同样“短视”，但她仍然说道：“我们都非常热爱校园，无法想象在学术环境以外的领域生活。”她和其他教员一样，都有不少学生不得不选择一份非学术性的工作。与我们交谈过的大学教员中，有一半人谈论了那些在工业设计、政府、新闻、发展、开发、宣传或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等领域工作的学生，有一些人还表示他们为此非常高兴。但是这些学生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找到工作的，大多数教员表示自己毫无头绪，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最终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来自学院和大学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在很多教职人员看来，终生教职更像是一种个人魅力和喜好的表达：他们在做自己关心和擅长的事情。对于这样想的人来说，一份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一种志向，也是一种使命。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追求终生教职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不论是面向人类学学科还是那些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群，当然，在人类学中，这两者间通常是相通的。一些研究生表示，不论个人成本如何，他们的导师都期望并要求他们能获得终身教职，这是一种从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要求。这种立场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名研究生认为，那些在人类学系探索其它领域职业路径的教职人员，是个人对学科的背叛，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其他人则表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中，需要或想要在学术界以外寻找工作的话题从未被提出，即使管理者一直在向学院施加压力，希望将职业化要素纳入其课程中。一位博士生回忆说，在经过连续五次在就业市场上的尝试以及四年的兼职之后，她决定去工业领域寻找工作，却收到了一些委员会成员发来具有敌意的电子邮件，指责她对该学科缺乏承诺。过去，她曾试图与教员谈论一直找不到教职工作给她和家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她的导师不愿意介入。同时，委员会则坚持说她的学术能力非常强，只要长久坚持就能寻找到教职。现在，她已经在科技行业工作两年，而那些她曾经认为是朋友的大学导师们已经不再回复她的邮件。许多研究生表示，虽然在学术界以外就业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禁忌，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少与导师们谈到的话题。职业前景或者就业市场的现实状况会被视为是粗鄙的话题，并不值得投入像讨论哲学、人类学理论或民族志议题那样的精力去讨论，也不应获得热切的关注。然而，另一些教员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学生自己不愿意考虑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并且坚持将精力投入到各种研讨会和学术资源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研究生教育：是专业训练还是“庞氏骗局”？在批判整个学科生产过量的、无法被任职的博士生这个问题上，一位教授称整个教学系统为“掠夺性的”。他谴责道：“是我们的自私自利让我们不愿意教学生做一些别的事情，而让他们一直在做和我们相同的事情。”另一位人类学教授则称人类学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在这位资深教授看来，录用研究生并以一个极少人能完成的虚幻的职业梦想去鼓励他们是不道德的。“我们自以为这是一份崇高的使命，让学生在不得不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前，至少去为此追寻八九年的时间。”而他的提议则是完全放弃人类学研究生教育。少数人类学教授也表示他们听过类似的建议，并且不情愿地表达自己也持有相同立场。有些受访者则思考到了其它层面，他们认为教师在教学、教学辅助、研究助理等方面赤裸裸地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一位终身教授说，教师们是研究生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维系研究生教育，鼓励追求教职，是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教授他们喜欢的课程，并开展小型研讨会。还有几位教授指出，研究生教育使得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助教，也可以减轻一些单调乏味的评分文件，以及与本科生合作的时间。以终身教职为目标的路径中，也鼓励学生以最低工资去做一些边缘性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获得所谓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使学生在求职市场上更有优势。其实，这些工作任务不论是以教师们组织、编稿、研究背景指导的监督会议或哪种形式，可能都是一种利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在激烈的求职市场竞争中，毕业生们对推荐信的需求更强化了这种提供劳动力和时间的关系。虽然公然的利用情景很少见，但至少在调查中，我们听到了比预期更频繁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微妙提及，不论是明示还是含蓄的提及，教师们可能的确在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更不用说一再被提及的兼职工作。回到上文中我们讨论的人类学研究生在学制长短上进退两难的窘境，有几位教师还暗示他们的同事存在故意拖延学生论文时间的行为，其实也是因为上述原因，他们一直告诉学生，这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最终是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知名学者光明的前途。就业市场：由热爱的学科陷入求职的困境同我们交谈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表示求职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令人深感沮丧。许多人都描述道，他们无休止地申请工作，不断地接电话并准备面试（无论是通过AAAs、Skype，还是访学），同时，他们还要提交进一步的博士后申请或一年期的职位，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必须保持理智，做万全准备，让答辩委员会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满意。这个过程令人筋疲力尽，不论是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当中的一切。我们还听到了几个在这种压力之下关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故事，尤其那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因为整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备受煎熬。一位博士生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情绪过山车”，他说自己在秋季申请职位时感到非常乐观，而在冬天遭到拒绝或没有回应后又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接着在春季收到一两个回应后又激动得发抖。另一位博士生也哀叹道，在他的同学中，关于求职过程中如神经质般的分裂感和终日揣测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聚会的派对上，也在聊这个话题。还有一位博士生，她对整个求职过程中彻头彻尾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深深叹息，她申请了许多个访学的职位，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难做出相应的准备，她说自己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以及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她发现自己无法在曾经作为决胜者进入的领域成功获得一个职位。几乎所有我们的研究生受访者都表示，获得终生教职是他们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被视为选择博士项目时理所当然的愿望。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样的愿望也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教师们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受到自己对人类学学科的热情所驱使。一位博士生非常强烈地描述了她对田野工作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爱，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学术职位，包括在欧洲或中东的研究机构，并为此持续地寻找机会，然而，她无休止地申请都没有得到反馈，这种徒劳感逐渐让她感到失望。另一位受访者则说，是人类学的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在支持着他。即使他现在做着一份不稳定的、薪资微薄的助理工作，也比他在求学于人类学之前，在公司有着一个高薪的职位更为充实，不论要耗费多少个人成本，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之前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最近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表示，如果有人需要，他愿意成为他人终生的研究助理。他宁愿在研究机构里作为研究员而工作，也不愿意去社会上工作。还有一位乐于成为人类学家的博士生，他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还合适做什么其它的事情。经历了求职市场上连续的失败后，他离自己最初学习人类学的雄心壮志已经越来越远了。另一位博士生也透露，自己已经很难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克服那么艰难的过程来学习人类学了，甚至在回顾时会有点怀疑这个过程是否值得。

视觉中国供图眼看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物理学博士孟溪手握两所高校的offer，俨然已是博士毕业生中的人生赢家。但她参加完博士论文答辩后，却突然感觉自己的情绪跌入了谷底，什么事儿都不想做。她曾以为自己想当一名高校教师、未来从事科研工作，然而这样的道路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吸引力，甚至让她感到恐慌。孟溪去论坛求助：博士毕业，不想去高校，但又缺乏企业工作经验，该怎么办？在与她同年毕业的数万名中国博士中，孟溪提的问题不是个例。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毕业生数量连年攀升：2004年，有2.3万名博士毕业，那一年，博士人数首次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作为单独门类统计;2018年，博士毕业人数突破6万名，同年，近10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在传统的观念中，博士是本学科的“看守者”，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应以学术为业，选择非学术职业的人往往被视为“管道的泄漏”。但这一观念日益受到挑战。统计年鉴显示，近几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博士毕业生人数比新增高校教师多两万人左右，这意味着约1/3的博士毕业生没有获得高校教职。拿到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学位，在学术圈外，博士何为？学历市场的赢家，就业市场的“萌新”读博之前，孟溪的想法很单纯，甚至有点儿“愣”。“当时年纪小，总觉得这辈子起码得做一件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儿。”这个东北姑娘说。她就这样开启了读博之路。至于未来找什么工作、就业市场情况如何，她自嘲道：“以我当时的心智情况，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些。”读博期间，她跟导师交流最多的就是实验情况。而工作打算以及就业市场的行情，则很少进入师生们的讨论范畴。过了3年多“朝八晚十”、周末单休的实验室生活，一位博士师兄提醒她：“赶紧做简历，准备找工作吧!”孟溪开启了“找工作模式”，但她实际上无法花太多时间联系工作：写发表论文和毕业论文就已经占据了她的绝大部分精力。为了修改毕业论文，她连续一个多月熬到夜里两点才睡，早上醒了，抓起一件衣服套上就开始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身上这件灰色套头衫自己已连续穿了十来天。她的导师们认为，“博士毕业理所当然去高校”。孟溪的博士师兄师姐毕业后，基本都走了这条路。孟溪原本也以为自己愿意当一名大学教师，将科研作为志业。今年春天，孟溪的论文盲审和毕业答辩都很顺利，有两所高校也给她发了offer。眼看再过不久就能拿到学位证，但她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击垮了，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这是她读博期间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所致。前几天，她接受家人的建议，同一所离家较近的高校签了约。高校里的绩效考核让她担忧：学校明确表示不会提供科研启动经费，而且她要在入职之后才能知道具体的考核标准，但她此前已经听过好几起校方失信的例子了。孟溪有一个朋友在山东某高校任教，入职后才发现校方提高了考核标准。朋友向她抱怨说：“安家费没落实多少，别的(待遇)也没涨，倒是考核标准涨了。”但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马军认为，当前博士生的就业情况仍比较乐观。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高校里，除了国家提供的基本工资外，如果科研成果比较多，每年收获的科研绩效是非常可观的，甚至是正常薪酬的10倍，没有上限。”学科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马军说，很多工学专业的博士可以在校外找到横向课题，收入都非常可观。”与孟溪相比，林飞谋求教职的道路更为曲折。去年，林飞在某名校拿到文科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找到满意的教职，便接受了某大型企业的offer——管理岗位，年薪20多万元。他工作了两个月后，突然接到外省一所高校的入职通知。尽管企业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期，但林飞感觉工作不够自由，相比之下，他更向往高校中的工作环境。导师劝他谨慎考虑：“当‘青椒’是看不到头的。”家人则支持他去高校，认为大学教师是份体面的工作。林飞告诉家人，教师的月收入只有在企业工作的1/3。权衡之下，林飞还是作出了决定。林飞没有立刻辞职，那时他的毕业证已经到手，但学位证要到年底才能拿到，他希望两证齐全之后再去办理入职手续。这所高校的工作人员一开始表现得通情达理，他们说可以先为林飞安排宿舍、办理校园卡，等他拿到学位证再办理入职手续。但下一通电话就变了味道，一名教师要求林飞立刻到校坐班，理由是所有青年教师入职第一年都要坐班。尽管家里有些状况，但是林飞还是匆匆办理了辞职手续，赶到学校。年底，林飞拿到了学位证，第二天他就按入职学校的要求去做了体检，准备次日去报到。这时，他又接到了电话。对方告诉他不必来办理入职手续了。林飞大惊，连忙坐高铁赶到学校，却被告知没有编制：学院说因为学校不给编制，学校人事处则说学院没来申请。林飞打通了院领导的电话，被告知：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院领导承认，在林飞之后，他们又面试了其他人。林飞意识到，如果有了更合适的人选，校方会主动毁约，“学校只是损失了5000元违约金，但是对于我们毕业生的影响就很大”。辞掉工作的那半年多，他几乎没有收入。作为导师带的最早毕业的博士生，林飞找工作的情况也很受学弟学妹关注。林飞毕业还算顺利，即便如此，他参加博士毕业答辩时，也已经身无分文——博士延期这一年，学校停发补助，他靠在校外做些兼职养活自己。现在，林飞还在寻找教职。这一年多的波折，带给他新的反思：“念了这么多书，脑子也要活一点，生存能力是第一步。”多元化就业趋势初现任奇在博士毕业后到某国企工作，作为一名工科博士，任奇在企业中做科研不必担心偏离实际——国企中的科研工作都直接面向生产，而且可以提供一线数据作为参考，而这些数据通常不对外公布。再者，国企资金雄厚，任奇不必像在高校工作的同学那样绞尽脑汁地申请课题基金——企业内部就可以为他提供数百万元的研究经费。但任奇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年龄。任奇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为本校的直博生。跟读完3年硕士再读博的同学相比，27岁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任奇，已有很大的年龄优势。尽管如此，任奇进入国企工作后，还是尴尬地发现自己属于“大龄新人”。任奇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如果在企业发展的话，博士只适合走技术路线，如果走行政管理路线，可能已经晚了。”但任奇又意识到：在仿照公务员系统运转的国企中，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围绕行政管理权力展开。这就意味着，如果他达不到一定的行政管理职位，对于做科研也不利。相比之下，更有活力的民营企业成为部分博士毕业生的新选择。在清华大学的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华为公司连续3年都是“收割”清华博士最多的单位。今年5月，华为海思发布全球揽才公告，多达31个岗位招聘博士生。近日，华为给应届博士毕业生开出百万元年薪的新闻又吸引了众多关注。最近两年，前述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还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等“新兴势力”。不过，上述几家企业招聘的博士生一般限于计算机、应用数学、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等近年的热门领域。在网络论坛上，在公司和高校的工作之间权衡的咨询帖也有所增加。显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买私企的账，有人直言：与985高校的助理教授相比，华为公司“只是钱多一点”。另外，还有众多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党政机关工作——去年，福建省委组织部一举招揽了30名清华博士毕业生，仅次于华为公司的31人。从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不难发现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趋势。5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签三方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中，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而到国企、私企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这背后是严峻的学术圈就业形势：博士帽年年增加，但学术职位的数量却相对稳定。早在数年前，博士就业问题就已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引起重视。上述国家对博士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博士在传统学术部门就业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且理工科比人文社会学科下降更为明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以美国为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就业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80%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47%，虽然人文学科类、社会科学类的博士毕业生仍以在学术界就业为主，但比例均有所下降——人文学科类下降了10.7%，社会科学类下降了17.9%。供大于求的形势之下，“非学术职业”就成为博士毕业生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认识的博士生中，有人到高校当老师、有人到企业工作、有人到中学当老师。马臻认为，这些情况都理所当然：“形势就是这样的，高校没有那么多职位，而且高校‘青椒’比较苦。如果特别喜欢做学术的话，可以留在高校;如果想挣钱的话，那就可以进企业。”马臻认为，不同大学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泛泛谈论“博士生就业情况”过于笼统。他说：“有的高校，学科博士点膨胀，人比较多、科研基础又不是很好，那么(博士毕业生)可能就有些不受待见了。”通过观察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找工作的情况，马臻发现，硕士生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实习，博士生找工作反而更简单，只需投递简历、再花少量时间面试即可。在一些招聘者眼中，博士学位本身就有足够的分量。马臻的一个博士生找工作时，对方表现得非常信任这名学生：“能读下博士学位的至少不傻，有专业能力。”马臻认为：“机会永远是属于强者的。”学术圈外，博士何为？早在2011年，《自然》杂志就曾连发3篇文章，矛头直指博士过度生产现象。其中一篇文章认为：博士规模之所以迅速扩张，是受科研项目需求的驱动，而没有充分考虑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容量。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招生规模连年扩大，去年9.55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人数再创新高。博士帽多了，甚至一些并不指向学术生产的工作岗位也明确要求博士学历。近年，有些高校招聘辅导员时要求应聘者有博士学历，而在以往，这个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硕士毕业生。1979年，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描述了“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卿石松提到几个数据：企业是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最多的部门，2017年各类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总量的77.6%，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还不到1%。另外，中国的高校里，除了研究型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其实并不高。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仅占24.4%。卿石松认为，就传统的博士“生产”目标——培养学术接班人——来说，博士数量可能过多，但中国高校依然有较大的需求空间;如果换个角度看，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级人才，要推动科技和产业革命，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高层次人才，当然越多越好”。他认为：如果将企业的需求考虑在内，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在高等教育更为发达的美国，未来的轮廓初现：今年3月，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报告称，在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占比(42%)首次接近教育机构(43%)。这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张恬在读博之前，就是奔着工业界去的。面对几份offer，她没有太多犹豫便选定了这所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州立大学。在业界“大牛”手下工作了3年，张恬通过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讲座开始接触业界。张恬同门的博士师兄师姐，大部分都到工业界工作，也有人到美国联邦政府做与企业相关的科研工作。今年暑期，张恬申请到波士顿一家公司的实习岗位。她原以为，公司里的研发工作相对简单，博士期间多学的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她开始工作后就发现，这家公司在研发很多新产品，她面临着许多未知。跟张恬读博时做的课题相比，公司里的课题难度不大，但也有些挑战。在这里，她的研究能在较短时间内就看到答案，“正反馈来得很快”，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活儿没白干”。相比之下，读博时的研究就像一个人在广阔的沙漠里踽踽独行，不知还有多久才能看到绿洲，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没有绿洲。“在学校里做实验，需要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试错。”张恬说。而在公司里做研究，容错率比较低。卿石松作调研时，有企业主向他抱怨：有的博士毕业生来到企业工作后，仍然延续学术研究的思路，但企业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时效性。卿石松认为，到企业工作，博士生需要理解商业文化和商业环境，例如更多考虑经济效益;但在博士培养过程中，学术能力仍应是核心，此外可以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如沟通能力、跨学科合作能力等。卿石松说，在英国，出现了产、学、研联合培养博士的现象：企业若需要某方面的人才，便与擅长该领域的高校联合培养。企业由此介入博士培养阶段，博士生则带着企业的研究课题读博。作为宏大结构之中的个体，博士生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更早地规划未来。作为导师，马臻曾多次主动邀请名企HR来校做讲座，为学生们讲职业规范、职业伦理、应聘和面试技巧等。他认为：“导师在学生找工作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在学生需要的时候，马臻会为他们介绍工作机会、亲自写推荐信，等等。平时，马臻时常跟学生们“应机说法”，例如提醒他们学会从领导者的视角思考问题。短暂的企业工作经历，让林飞重新审视所学。在企业工作时，林飞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学的专业，社会到底认不认可？”他决定，就算未来去高校工作，也不能仅仅会写论文，“否则研究的东西对社会无益”。他问自己：“要多想一想，我们能贡献给社会什么？自己又希望得到什么？”林飞的结论是：“研究要接地气，学术才有生命力。”(应受访者要求，孟溪、林飞、任奇、张恬为化名)

近些年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各方面都发展迅速，其中教育领域也是一样。例如在今年公布的各大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高校的名字都有明显提升。但是与世界顶尖高校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于是对于类似国内清华北大之类的名校毕业生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前往美国等教育强国前往留学。近日《美国博士学位》调查公布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2018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亚裔人，总共有14815人。而其中中国籍博士就高达6182名。然而让人比较心酸的是，其中79.4%都打算留在美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大家对近些年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有所关注，那么就应该能够理解其中的一些原因。比如2019年公布的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排名前十位的大学美国就占了5所，更夸张的是前四位都是美国高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于中国大学的毕业生而言也是如此。当他们在选择留学的高校是肯定会选择综合实力比较强的，这样也便于对于自己个人能力的提升。此外，这些世界一流高校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高度认可，所以在这些学校留学对于他们以后的职业发展也是大有裨益。不过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外出留学的毕业生以后能够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毕竟除了部分是自费留学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公费留学。我们难免觉得有些惋惜。那们为什么他们毕业之后不愿意选择回国，而是愿意先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呢？这里就不得不简单提一下美国和中国相同行业的不同待遇。毕竟大家之所以如此努力的上学，如此想办法的外出留学提升自己，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能够有更好的职业发展，能够获得更高的薪资待遇和社会认同。以法律专业毕业生为例，如果在国内从事相关的工作，那么他们的年薪大概在12万左右。当然不排除有特别优秀的少部分，可能年薪会比这高甚至高很多。而如果同样的毕业生在美国就业的话，那么他们的年薪大概能达到19万美元左右，也就是100多万人民币。两者之间可能就是十倍的差距。当然其他行业之间的差距或许没有这么大，但是不得不承认现如今美国的薪资水平相对而言是要比中国高的。另外目前国内的科研环境相对而言不是特别的好。许多高校仍以学术成果的发表情况作为职称评定或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这就导致部分不能按时发表学术成果的教授，通过一些不合规的方法，以实现文章发表的目的。这也是近些年为什么学术造假，学术不端事件较多的原因之一。如果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毕竟造假的成本很低，所需要的时间也很短，而真正用心花时间搞科研的教授，反而短时间内不能产出如此“突出”的学术成果，那么在他的科研道路上难免会受挫。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悲观，随着近些年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近些年学成归来的学生比例在持续增加。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家这些年一直在进步。毕竟国家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离不开人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不停地炒作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的话题，有人借题发挥，说什么清华大学在为美国输送人才，更有人借此进行道德绑架，说什么清华的学生出国是贪图安乐，不回国，甚至不爱国。然而，根据最新发布的《清华大学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在内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只有很少一部分选择去美国留学。对此，不知道那些动辄质疑和指责清华大学学生的品行和情操的人会作何感想，他们是不是应该先把事实看清楚再说话呢？01 清华大学毕业生真的都去了美国吗？清华大学去年12月底发布的2019年毕业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清华大学2019年毕业生总计6965人，包括本科毕业生2971人（42.7%），硕士毕业生2527人（36.3%），博士毕业生1467人（21.1%），剔除定向毕业生180人（2.6%），纳入统计数据的毕业生人数为6785人，就业毕业生为6659人，就业率为98.1%。其中，选择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为3002人（44.2%）（包括国内深造1967人（29.0%）和出国（境）深造1035人（15.3%）），选择直接工作的为3657人（53.9%）（包括签三方协议就业和灵活就业），其余126人（1.9%）选择暂不就业。选择出国深造的毕业生中有692人（10.2%）选择去美国的大学留学，占出国深造毕业生总人数的66.9%，超过六成的出国深造毕业生选择在《泰晤士报》和《QS》世界排名前五十大学就读。这表明，2019年清华大学毕业生中只有少部分人选择出国深造，而选择去美国留学的更只有一成多一点，只是按出国深造的毕业生总人数1035人计，去美国留学的比例达到66.9%，即出国深造的大多数毕业生是选择去美国，或者说美国是清华大学出国深造毕业生的首选地。以上数据说明，第一，那些关于清华大学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而事实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中只有一成多一点的人选择去美国留学。第二，把清华大学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人数中的将近七成选择去美国留学当作是全部毕业生总人数中的将近七成去美国留学是信息错置，根本不符合事实。第三，清华大学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人中大多数选择去美国留学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正常而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当中超过六成人选择的是前往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深造，而在这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中，美国大学在《泰晤士报》排名中占24所，在《QS》排名中占20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去美国留学就意味着去世界上排名最靠前的大学留学，或者反过来说，去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大学留学就意味着去美国留学。02 清华大学是在为美国输送人才吗？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作为人们心目中的天之骄子，他们毕业后的选择，尤其是他们出国留学的选择往往是万众瞩目。由于出国深造的毕业生中大多数选择去美国留学，有些人便因此大发感慨和议论，说清华大学是在为美国输送人才，但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根据清华大学2019年毕业生就业报告，在全部6785名毕业生中（不包括定向生）有1035人（15.3%）选择出国深造，2836名本科毕业生中有699人（24.6%）选择出国深造，2494名硕士毕业生中有137人（5.5%）选择出国深造，1455名博士毕业生中有199人（13.7%）选择出国深造。而在这1035名毕业生中，超过六成人前往世界排名前五十大学深造。按《泰晤士报》排名统计，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各自占比分别为69.0%（482人）、49.6%（68人）和52.8%（105人），在全部本硕博毕业生中各自占比分别为17.0%、2.7%和7.2%。按《QS》排名统计，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各自占比分别为65.2%（456人）、51.8%（71人）和54.3%（108人），在全部本硕博毕业生中各自占比分别为16.1%、2.8%和7.4%。以上数据表明，在2019年全部毕业生中只有一成半多一点的人选择出国深造，而整体来看，这个比例并不高，甚至比国内深造的比例29.0%还低13.7%。这说明，首先，清华大学并没有单单为美国输送人才，而更多的是为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输送人才。第二，清华大学输送的是要继续求学深造的毕业生，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才。第三，与国内深造相比，出国深造的比例偏低可能也说明国内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更具有吸引力，但可能还说明，清华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的竞争力还有待增强。那么，再从本硕博各个具体层次来看，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比例最高，达约两成半，其次是博士毕业生，不到一成半，最低的是硕士毕业生，只有5.5%。从表面上看，本科毕业生似乎是最具有竞争力的，或者说，可以获得奖学金的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如果与国内深造的比例相比较，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的比例比国内深造的比例低31.2个百分点，硕士毕业生出国深造的比例比国内深造的比例高出1.7个百分点，博士毕业生出国深造的比例比国内深造的比例低6.2个百分点。如此看来，硕士毕业生的竞争力应该是最强的，虽然比例有点偏低。当然，仅仅从学生方面来看本硕博出国深造比例的高低还不够全面，还应该考虑教学资源和培养水平等方面的因素。但从统计数据的比例看，出国深造比例最低的硕士毕业生可能是竞争力最强的。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说明，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无论选择出国深造还是国内深造，都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很明显，出国深造的比例并不高，甚至可能偏低，而且这些出国深造的毕业生大多数选择的是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这说明，他们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而且他们是去深造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还不是成型的人才。所以，清华大学正在做的是把自己的学生送出去学习，而不是在输送完全意义上的人才。至于以后他们能不能成才还需要漫长艰辛的学习历程才能得到证实。在此，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从数据上看，虽然清华大学出国深造的毕业生中有66.9%把美国作为首选地，但根据《泰晤士报》排名，世界排名前五十大学中美国大学接收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比例为82.9%，硕士毕业生为60.1%，博士毕业生为75.2%，表明美国的大学在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中不仅占半壁江山，而且接收清华大学本硕博毕业生分别达八成、六成和七成之多，意味着美国的大学作为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大学接收了最多的清华大学毕业。从这个意义上看，清华大学毕业生选择美国的大学应该是适当的而且是合理的。而有关清华大学是在为美国输送人才的说法应该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道理的。03 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不爱国吗？伴随着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的说法，还有关于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贪图安乐，出了国就不回国，甚至不爱国的论调。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这种论调？且不说，清华大学毕业生中绝大多数人留在国内进行深造和工作；且不说，超过一半的毕业生选择到企事业单位承担起重要的科研和生产等任务；且不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就业力在全球排名居于前列，仅就出国留学是否应该回国或何时回国对留学生进行评价就不能简单据以判断清华大学毕业生是否贪图安乐或是否爱国。首先，出国留学本身就是个长期的、复杂的和艰辛的过程，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再加上相应的工作经历的磨砺，不经过十年八年，甚至十多年的时间很难说是学业有成。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外的科研工作经历更是一种非比寻常的学业有成或事业有成的重要部分。所以，按照一般人的认知来看，出国深造应该取得比国内深造更好的成效，否则出国的意义何在呢？如果学有所成但却不能使之发挥到最大最佳的程度，那么，回国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只有那些高精尖的学成归国人员才是最受欢迎的。此外，暂时不回国不等于以后不回国或者永远不回国，在时间、场合和机遇适合的情况下，该回国的时候就肯定会有人回国。以施一公为例，他从博士起到回国历经十六、七年的时间，时间之久，经历之曲折，绝非可以简单地以爱国与否予以评价。不能说施一公没回来的时候他就是不爱国，不能说他回来得晚一些而他回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不爱国。事实上，施一公一直怀有成就事业报效祖国的崇高情怀。而具有和施一公一样的高尚情怀的出国留学人员绝不是少数。因此，评价出国留学生是否爱国不能简单地看他们在国外逗留的时间长短，也不能简单地把回国当作唯一的爱国方式，而更主要的是要看他们的经历、情怀和贡献。实际上还有很多出国留学人员采取与国内合作的方式，为国内培养学生的方式等体现他们的爱国情怀。当然，不排除有些留学生胸怀不够宽广，甚至可能贪图享乐，对祖国有疏离感，但还是应该相信大多数留学生始终怀有祖国情结和爱国情怀，或许晚些时候会在适当的时机、以有意义的方式为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04 结束语以上根据清华大学2019年毕业生就业报告，说明了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主体是留在国内进行深造和工作，而不是都去了美国；清华大学主要是为国家和企事业单位培养了人才和输送了重要的科研和生产力量，而不是为美国输送了人才；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主体是富有崇高的爱国情怀的，即使是那些选择出国深造的留学生们也同样拥有祖国情结和爱国情怀。因此，不应该以狭隘的短视的眼光看待他们出国深造乃尤其是去美国留学，而是应该鼓励他们学业进步，事业有成，赋予他们发挥最大的、最佳的、最独特的作用的机会来为祖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那些动辄质疑和指责清华学生的人应该多看一些事实，多一些正能量，少一些罔顾事实和世俗偏见，更不要给出国留学人员泼脏水。大家都有一颗明亮的中国心，清华大学出国深造的留学生也是如此！

眼看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物理学博士孟溪手握两所高校的offer,俨然已是博士毕业生中的人生赢家。但她参加完博士论文答辩后,却突然感觉自己的情绪跌入了谷底,什么事儿都不想做。她曾以为自己想当一名高校教师、未来从事科研工作,然而这样的道路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吸引力,甚至让她感到恐慌。孟溪去论坛求助:博士毕业,不想去高校,但又缺乏企业工作经验,该怎么办?在与她同年毕业的数万名中国博士中,孟溪提的问题不是个例。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毕业生数量连年攀升:2004年,有2.3万名博士毕业,那一年,博士人数首次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作为单独门类统计;2018年,博士毕业人数突破6万名,同年,近10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在传统的观念中,博士是本学科的“看守者”,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应以学术为业,选择非学术职业的人往往被视为“管道的泄漏”。但这一观念日益受到挑战。统计年鉴显示,近几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博士毕业生人数比新增高校教师多两万人左右,这意味着约1/3的博士毕业生没有获得高校教职。拿到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学位,在学术圈外,博士何为?学历市场的赢家,就业市场的“萌新”读博之前,孟溪的想法很单纯,甚至有点儿“愣”。“当时年纪小,总觉得这辈子起码得做一件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儿。”这个东北姑娘说。她就这样开启了读博之路。至于未来找什么工作、就业市场情况如何,她自嘲道:“以我当时的心智情况,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些。”读博期间,她跟导师交流最多的就是实验情况。而工作打算以及就业市场的行情,则很少进入师生们的讨论范畴。过了3年多“朝八晚十”、周末单休的实验室生活,一位博士师兄提醒她:“赶紧做简历,准备找工作吧!”孟溪开启了“找工作模式”,但她实际上无法花太多时间联系工作:写发表论文和毕业论文就已经占据了她的绝大部分精力。为了修改毕业论文,她连续一个多月熬到夜里两点才睡,早上醒了,抓起一件衣服套上就开始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身上这件灰色套头衫自己已连续穿了十来天。她的导师们认为,“博士毕业理所当然去高校”。孟溪的博士师兄师姐毕业后,基本都走了这条路。孟溪原本也以为自己愿意当一名大学教师,将科研作为志业。今年春天,孟溪的论文盲审和毕业答辩都很顺利,有两所高校也给她发了offer。眼看再过不久就能拿到学位证,但她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击垮了,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这是她读博期间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所致。前几天,她接受家人的建议,同一所离家较近的高校签了约。高校里的绩效考核让她担忧:学校明确表示不会提供科研启动经费,而且她要在入职之后才能知道具体的考核标准,但她此前已经听过好几起校方失信的例子了。孟溪有一个朋友在山东某高校任教,入职后才发现校方提高了考核标准。朋友向她抱怨说:“安家费没落实多少,别的(待遇)也没涨,倒是考核标准涨了。”但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马军认为,当前博士生的就业情况仍比较乐观。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高校里,除了国家提供的基本工资外,如果科研成果比较多,每年收获的科研绩效是非常可观的,甚至是正常薪酬的10倍,没有上限。”学科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马军说,很多工学专业的博士可以在校外找到横向课题,收入都非常可观。”与孟溪相比,林飞谋求教职的道路更为曲折。去年,林飞在某名校拿到文科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找到满意的教职,便接受了某大型企业的offer——管理岗位,年薪20多万元。他工作了两个月后,突然接到外省一所高校的入职通知。尽管企业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期,但林飞感觉工作不够自由,相比之下,他更向往高校中的工作环境。导师劝他谨慎考虑:“当‘青椒’是看不到头的。”家人则支持他去高校,认为大学教师是份体面的工作。林飞告诉家人,教师的月收入只有在企业工作的1/3。权衡之下,林飞还是作出了决定。林飞没有立刻辞职,那时他的毕业证已经到手,但学位证要到年底才能拿到,他希望两证齐全之后再去办理入职手续。这所高校的工作人员一开始表现得通情达理,他们说可以先为林飞安排宿舍、办理校园卡,等他拿到学位证再办理入职手续。但下一通电话就变了味道,一名教师要求林飞立刻到校坐班,理由是所有青年教师入职第一年都要坐班。尽管家里有些状况,但是林飞还是匆匆办理了辞职手续,赶到学校。年底,林飞拿到了学位证,第二天他就按入职学校的要求去做了体检,准备次日去报到。这时,他又接到了电话。对方告诉他不必来办理入职手续了。林飞大惊,连忙坐高铁赶到学校,却被告知没有编制:学院说因为学校不给编制,学校人事处则说学院没来申请。林飞打通了院领导的电话,被告知: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院领导承认,在林飞之后,他们又面试了其他人。林飞意识到,如果有了更合适的人选,校方会主动毁约,“学校只是损失了5000元违约金,但是对于我们毕业生的影响就很大”。辞掉工作的那半年多,他几乎没有收入。作为导师带的最早毕业的博士生,林飞找工作的情况也很受学弟学妹关注。林飞毕业还算顺利,即便如此,他参加博士毕业答辩时,也已经身无分文——博士延期这一年,学校停发补助,他靠在校外做些兼职养活自己。现在,林飞还在寻找教职。这一年多的波折,带给他新的反思:“念了这么多书,脑子也要活一点,生存能力是第一步。”多元化就业趋势初现任奇在博士毕业后到某国企工作,作为一名工科博士,任奇在企业中做科研不必担心偏离实际——国企中的科研工作都直接面向生产,而且可以提供一线数据作为参考,而这些数据通常不对外公布。再者,国企资金雄厚,任奇不必像在高校工作的同学那样绞尽脑汁地申请课题基金——企业内部就可以为他提供数百万元的研究经费。但任奇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年龄。任奇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为本校的直博生。跟读完3年硕士再读博的同学相比,27岁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任奇,已有很大的年龄优势。尽管如此,任奇进入国企工作后,还是尴尬地发现自己属于“大龄新人”。任奇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如果在企业发展的话,博士只适合走技术路线,如果走行政管理路线,可能已经晚了。”但任奇又意识到:在仿照公务员系统运转的国企中,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围绕行政管理权力展开。这就意味着,如果他达不到一定的行政管理职位,对于做科研也不利。相比之下,更有活力的民营企业成为部分博士毕业生的新选择。在清华大学的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华为公司连续3年都是“收割”清华博士最多的单位。今年5月,华为海思发布全球揽才公告,多达31个岗位招聘博士生。近日,华为给应届博士毕业生开出百万元年薪的新闻又吸引了众多关注。最近两年,前述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还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等“新兴势力”。不过,上述几家企业招聘的博士生一般限于计算机、应用数学、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等近年的热门领域。在网络论坛上,在公司和高校的工作之间权衡的咨询帖也有所增加。显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买私企的账,有人直言:与985高校的助理教授相比,华为公司“只是钱多一点”。另外,还有众多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党政机关工作——去年,福建省委组织部一举招揽了30名清华博士毕业生,仅次于华为公司的31人。从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不难发现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趋势。5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签三方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中,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而到国企、私企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这背后是严峻的学术圈就业形势:博士帽年年增加,但学术职位的数量却相对稳定。早在数年前,博士就业问题就已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引起重视。上述国家对博士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博士在传统学术部门就业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且理工科比人文社会学科下降更为明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以美国为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就业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80%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47%,虽然人文学科类、社会科学类的博士毕业生仍以在学术界就业为主,但比例均有所下降——人文学科类下降了 10.7%,社会科学类下降了17.9%。供大于求的形势之下,“非学术职业”就成为博士毕业生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认识的博士生中,有人到高校当老师、有人到企业工作、有人到中学当老师。马臻认为,这些情况都理所当然:“形势就是这样的,高校没有那么多职位,而且高校‘青椒’比较苦。如果特别喜欢做学术的话,可以留在高校;如果想挣钱的话,那就可以进企业。”马臻认为,不同大学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泛泛谈论“博士生就业情况”过于笼统。他说:“有的高校,学科博士点膨胀,人比较多、科研基础又不是很好,那么(博士毕业生)可能就有些不受待见了。”通过观察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找工作的情况,马臻发现,硕士生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实习,博士生找工作反而更简单,只需投递简历、再花少量时间面试即可。在一些招聘者眼中,博士学位本身就有足够的分量。马臻的一个博士生找工作时,对方表现得非常信任这名学生:“能读下博士学位的至少不傻,有专业能力。”马臻认为:“机会永远是属于强者的。”学术圈外,博士何为?早在2011年,《自然》杂志就曾连发3篇文章,矛头直指博士过度生产现象。其中一篇文章认为:博士规模之所以迅速扩张,是受科研项目需求的驱动,而没有充分考虑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容量。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招生规模连年扩大,去年9.55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人数再创新高。博士帽多了,甚至一些并不指向学术生产的工作岗位也明确要求博士学历。近年,有些高校招聘辅导员时要求应聘者有博士学历,而在以往,这个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硕士毕业生。1979年,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描述了“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卿石松提到几个数据:企业是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最多的部门,2017年各类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总量的77.6%,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还不到1%。另外,中国的高校里,除了研究型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其实并不高。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仅占24.4%。卿石松认为,就传统的博士“生产”目标——培养学术接班人——来说,博士数量可能过多,但中国高校依然有较大的需求空间;如果换个角度看,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级人才,要推动科技和产业革命,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高层次人才,当然越多越好”。他认为:如果将企业的需求考虑在内,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在高等教育更为发达的美国,未来的轮廓初现:今年3月,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报告称,在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占比(42%)首次接近教育机构(43%)。这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张恬在读博之前,就是奔着工业界去的。面对几份offer,她没有太多犹豫便选定了这所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州立大学。在业界“大牛”手下工作了3年,张恬通过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讲座开始接触业界。张恬同门的博士师兄师姐,大部分都到工业界工作,也有人到美国联邦政府做与企业相关的科研工作。今年暑期,张恬申请到波士顿一家公司的实习岗位。她原以为,公司里的研发工作相对简单,博士期间多学的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她开始工作后就发现,这家公司在研发很多新产品,她面临着许多未知。跟张恬读博时做的课题相比,公司里的课题难度不大,但也有些挑战。在这里,她的研究能在较短时间内就看到答案,“正反馈来得很快”,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活儿没白干”。相比之下,读博时的研究就像一个人在广阔的沙漠里踽踽独行,不知还有多久才能看到绿洲,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没有绿洲。“在学校里做实验,需要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试错。”张恬说。而在公司里做研究,容错率比较低。卿石松作调研时,有企业主向他抱怨:有的博士毕业生来到企业工作后,仍然延续学术研究的思路,但企业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时效性。卿石松认为,到企业工作,博士生需要理解商业文化和商业环境,例如更多考虑经济效益;但在博士培养过程中,学术能力仍应是核心,此外可以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如沟通能力、跨学科合作能力等。卿石松说,在英国,出现了产、学、研联合培养博士的现象:企业若需要某方面的人才,便与擅长该领域的高校联合培养。企业由此介入博士培养阶段,博士生则带着企业的研究课题读博。作为宏大结构之中的个体,博士生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更早地规划未来。作为导师,马臻曾多次主动邀请名企HR来校做讲座,为学生们讲职业规范、职业伦理、应聘和面试技巧等。他认为:“导师在学生找工作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在学生需要的时候,马臻会为他们介绍工作机会、亲自写推荐信,等等。平时,马臻时常跟学生们“应机说法”,例如提醒他们学会从领导者的视角思考问题。短暂的企业工作经历,让林飞重新审视所学。在企业工作时,林飞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学的专业,社会到底认不认可?”他决定,就算未来去高校工作,也不能仅仅会写论文,“否则研究的东西对社会无益”。他问自己:“要多想一想,我们能贡献给社会什么?自己又希望得到什么?”林飞的结论是:“研究要接地气,学术才有生命力。”(应受访者要求,孟溪、林飞、任奇、张恬为化名)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雅娟来源：中国青年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不停地炒作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的话题，有人借题发挥，说什么清华大学在为美国输送人才，更有人借此进行道德绑架，说什么清华的学生出国是贪图安乐，不回国，甚至不爱国。然而，根据最新发布的《清华大学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在内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只有很少一部分选择去美国留学。对此，不知道那些动辄质疑和指责清华大学学生的品行和情操的人会作何感想，他们是不是应该先把事实看清楚再说话呢？01 清华大学毕业生真的都去了美国吗？清华大学去年12月底发布的2019年毕业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清华大学2019年毕业生总计6965人，包括本科毕业生2971人（42.7%），硕士毕业生2527人（36.3%），博士毕业生1467人（21.1%），剔除定向毕业生180人（2.6%），纳入统计数据的毕业生人数为6785人，就业毕业生为6659人，就业率为98.1%。其中，选择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为3002人（44.2%）（包括国内深造1967人（29.0%）和出国（境）深造1035人（15.3%）），选择直接工作的为3657人（53.9%）（包括签三方协议就业和灵活就业），其余126人（1.9%）选择暂不就业。选择出国深造的毕业生中有692人（10.2%）选择去美国的大学留学，占出国深造毕业生总人数的66.9%，超过六成的出国深造毕业生选择在《泰晤士报》和《QS》世界排名前五十大学就读。这表明，2019年清华大学毕业生中只有少部分人选择出国深造，而选择去美国留学的更只有一成多一点，只是按出国深造的毕业生总人数1035人计，去美国留学的比例达到66.9%，即出国深造的大多数毕业生是选择去美国，或者说美国是清华大学出国深造毕业生的首选地。以上数据说明，第一，那些关于清华大学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而事实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中只有一成多一点的人选择去美国留学。第二，把清华大学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人数中的将近七成选择去美国留学当作是全部毕业生总人数中的将近七成去美国留学是信息错置，根本不符合事实。第三，清华大学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人中大多数选择去美国留学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正常而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当中超过六成人选择的是前往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深造，而在这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中，美国大学在《泰晤士报》排名中占24所，在《QS》排名中占20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去美国留学就意味着去世界上排名最靠前的大学留学，或者反过来说，去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大学留学就意味着去美国留学。02 清华大学是在为美国输送人才吗？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作为人们心目中的天之骄子，他们毕业后的选择，尤其是他们出国留学的选择往往是万众瞩目。由于出国深造的毕业生中大多数选择去美国留学，有些人便因此大发感慨和议论，说清华大学是在为美国输送人才，但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根据清华大学2019年毕业生就业报告，在全部6785名毕业生中（不包括定向生）有1035人（15.3%）选择出国深造，2836名本科毕业生中有699人（24.6%）选择出国深造，2494名硕士毕业生中有137人（5.5%）选择出国深造，1455名博士毕业生中有199人（13.7%）选择出国深造。而在这1035名毕业生中，超过六成人前往世界排名前五十大学深造。按《泰晤士报》排名统计，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各自占比分别为69.0%（482人）、49.6%（68人）和52.8%（105人），在全部本硕博毕业生中各自占比分别为17.0%、2.7%和7.2%。按《QS》排名统计，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各自占比分别为65.2%（456人）、51.8%（71人）和54.3%（108人），在全部本硕博毕业生中各自占比分别为16.1%、2.8%和7.4%。以上数据表明，在2019年全部毕业生中只有一成半多一点的人选择出国深造，而整体来看，这个比例并不高，甚至比国内深造的比例29.0%还低13.7%。这说明，首先，清华大学并没有单单为美国输送人才，而更多的是为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输送人才。第二，清华大学输送的是要继续求学深造的毕业生，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才。第三，与国内深造相比，出国深造的比例偏低可能也说明国内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更具有吸引力，但可能还说明，清华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的竞争力还有待增强。那么，再从本硕博各个具体层次来看，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比例最高，达约两成半，其次是博士毕业生，不到一成半，最低的是硕士毕业生，只有5.5%。从表面上看，本科毕业生似乎是最具有竞争力的，或者说，可以获得奖学金的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如果与国内深造的比例相比较，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的比例比国内深造的比例低31.2个百分点，硕士毕业生出国深造的比例比国内深造的比例高出1.7个百分点，博士毕业生出国深造的比例比国内深造的比例低6.2个百分点。如此看来，硕士毕业生的竞争力应该是最强的，虽然比例有点偏低。当然，仅仅从学生方面来看本硕博出国深造比例的高低还不够全面，还应该考虑教学资源和培养水平等方面的因素。但从统计数据的比例看，出国深造比例最低的硕士毕业生可能是竞争力最强的。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说明，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无论选择出国深造还是国内深造，都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很明显，出国深造的比例并不高，甚至可能偏低，而且这些出国深造的毕业生大多数选择的是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这说明，他们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而且他们是去深造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还不是成型的人才。所以，清华大学正在做的是把自己的学生送出去学习，而不是在输送完全意义上的人才。至于以后他们能不能成才还需要漫长艰辛的学习历程才能得到证实。在此，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从数据上看，虽然清华大学出国深造的毕业生中有66.9%把美国作为首选地，但根据《泰晤士报》排名，世界排名前五十大学中美国大学接收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比例为82.9%，硕士毕业生为60.1%，博士毕业生为75.2%，表明美国的大学在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中不仅占半壁江山，而且接收清华大学本硕博毕业生分别达八成、六成和七成之多，意味着美国的大学作为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大学接收了最多的清华大学毕业。从这个意义上看，清华大学毕业生选择美国的大学应该是适当的而且是合理的。而有关清华大学是在为美国输送人才的说法应该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道理的。03 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不爱国吗？伴随着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的说法，还有关于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贪图安乐，出了国就不回国，甚至不爱国的论调。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这种论调？且不说，清华大学毕业生中绝大多数人留在国内进行深造和工作；且不说，超过一半的毕业生选择到企事业单位承担起重要的科研和生产等任务；且不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就业力在全球排名居于前列，仅就出国留学是否应该回国或何时回国对留学生进行评价就不能简单据以判断清华大学毕业生是否贪图安乐或是否爱国。首先，出国留学本身就是个长期的、复杂的和艰辛的过程，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再加上相应的工作经历的磨砺，不经过十年八年，甚至十多年的时间很难说是学业有成。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外的科研工作经历更是一种非比寻常的学业有成或事业有成的重要部分。所以，按照一般人的认知来看，出国深造应该取得比国内深造更好的成效，否则出国的意义何在呢？如果学有所成但却不能使之发挥到最大最佳的程度，那么，回国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只有那些高精尖的学成归国人员才是最受欢迎的。此外，暂时不回国不等于以后不回国或者永远不回国，在时间、场合和机遇适合的情况下，该回国的时候就肯定会有人回国。以施一公为例，他从博士起到回国历经十六、七年的时间，时间之久，经历之曲折，绝非可以简单地以爱国与否予以评价。不能说施一公没回来的时候他就是不爱国，不能说他回来得晚一些而他回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不爱国。事实上，施一公一直怀有成就事业报效祖国的崇高情怀。而具有和施一公一样的高尚情怀的出国留学人员绝不是少数。因此，评价出国留学生是否爱国不能简单地看他们在国外逗留的时间长短，也不能简单地把回国当作唯一的爱国方式，而更主要的是要看他们的经历、情怀和贡献。实际上还有很多出国留学人员采取与国内合作的方式，为国内培养学生的方式等体现他们的爱国情怀。当然，不排除有些留学生胸怀不够宽广，甚至可能贪图享乐，对祖国有疏离感，但还是应该相信大多数留学生始终怀有祖国情结和爱国情怀，或许晚些时候会在适当的时机、以有意义的方式为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04 结束语以上根据清华大学2019年毕业生就业报告，说明了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主体是留在国内进行深造和工作，而不是都去了美国；清华大学主要是为国家和企事业单位培养了人才和输送了重要的科研和生产力量，而不是为美国输送了人才；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主体是富有崇高的爱国情怀的，即使是那些选择出国深造的留学生们也同样拥有祖国情结和爱国情怀。因此，不应该以狭隘的短视的眼光看待他们出国深造乃尤其是去美国留学，而是应该鼓励他们学业进步，事业有成，赋予他们发挥最大的、最佳的、最独特的作用的机会来为祖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那些动辄质疑和指责清华学生的人应该多看一些事实，多一些正能量，少一些罔顾事实和世俗偏见，更不要给出国留学人员泼脏水。大家都有一颗明亮的中国心，清华大学出国深造的留学生也是如此！

图片来源网络一、机械工程专业机械工程是美国就业市场的不倒翁，就如美国经济学家所言，不管经济如何衰退，社会对工程师的需求永远不会减少。尽管由于美国经济放缓，机械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市场需求量减少，但仍保持一定比例的增长。由美国劳工部预测到准确数据：美国就业市场对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生的总体需求量会增加4%。二、会计专业在美国，53%会计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就已经找到了工作。美国劳工部预测，到2018年，美国就业市场对会计专业的需求量将会再增加22%。会计这个工种专业性强，非常好找工作。这个行业基本不受经济低谷的影响。美国税务 是会计工作的重头戏，也是美国留学生的主攻方向。美国税法复杂繁琐，替纳税人填报所得税和退税单也是会计的一项重要收入。如果希望未来挑选工作空间更大一些，主攻审计也许更合适，因为一般公司都需要内部审计员。经过商学院训练的会计研究生还可以去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或某些大公司做咨询顾问。三、计算机科学专业据统计，48.7%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就已经找到了工作。计算机科学领域岗位细化且需求多，大多数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都不错，如软件，数据库，网络，硬件，芯片，无线通信等。一般博士毕业多数去大公司做科研，年薪10万美元。硕士毕业做开发人员的多些，年薪5万至8万美元。四、医学专业医学专业就业情况也很乐观，42%的学生毕业前都可以找到工作。医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中特别引用了2015年美国劳工部数据：美国专业人才需求量最大的20个职业中，有10个是与医学专业相关的。医学就业前景很不错。国内学医学专业的学生，多数申请美国大学药剂学或者生物科学的博士，边读博士边考美国医学从业考试，考过了就可以从实习医生做起。医生的收入是非常高的，顶级的外科医生年薪可达50-80万美元，普通的内科医生年薪约15万美元。可算是美国高薪职业的代表。

江苏南京，第八届留学人员南京国际交流与合作大会海内外博士项目洽谈会开幕。参会的博士后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获取项目详情。（资料图片）视觉中国供图博士人才是实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受到国家“双一流”建设和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对高水平人才需求的刺激，以及众多一、二线城市加速经济动能转换升级，不断加剧的城市人才争夺战的影响，学术内外部的博士人才市场需求迅速扩大。一时间，博士毕业生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香饽饽”。博士的就业选择和去向不只是影响个体和家庭发展的个人行动，更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产业界和各级政府等众多相关利益方关注的重点。在我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只有研究生毕业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占比不及大学毕业生总量的百分之一。其中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博士更是少之又少，是名副其实稀缺的高层次人才资源，他们的去向与发展关乎国家高等教育、科技系统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教育部直属高校科研实力雄厚、类型齐全，可以较好代表当前我国知名大学博士毕业生的情况。为了厘清当前我国高水平大学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笔者选择2018年5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24856名博士毕业生就业数据作为样本，约占当年全国博士毕业生总量的41%。笔者在对博士毕业生就业的整体状况与态势、职业选择和地域选择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博士毕业生就业选择与流动趋向特征的分析，为博士生教育改革、城市引才策略和区域均衡发展提供参考。博士在学术系统就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通常认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博士毕业生的主要去向，不过由于近10年来博士生培养规模的快速增加，高校教职需求的缓慢增长导致学术劳动力市场开始饱和，致使博士毕业生获得学术职业的难度逐渐提高。笔者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的调查显示，选择学术职业的比例只有50.2%。据蔡学军和范巍等人的统计，1997年、2007年博士毕业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比例分别为74.6%、54.3%。综上所得，笔者认为，近20年来，我国博士生在学术系统就业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对于学术界就业溢出的博士毕业生来说，博士后是有志于学术但无法直接获得理想研究型大学教职的博士毕业生最主要的选择，因此正常情况下，随着博士毕业生数量的快速上升，选择博士后职位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但蔡学军等人的调查显示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选择博士后职位的比例一直不高，在2008年之前，博士毕业生选择博士后的比例始终低于5%。近年来攻读博士后的比例虽然有所提升，201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中深造的比例约达到11%，但与美国高校同期博士生中39%的毕业生攻读博士后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企事业单位成为博士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去向受到博士生培养规模快速增长和知识经济兴起的影响，现代博士与学术职业之间的联结开始出现松动，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倾向到工业领域、政府部门和第三方组织等机构中就业。据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博士毕业生在1997年时选择到工业界、政府部门和各类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分别只有4.2%、5.5%、1.6%；到2007年博士毕业生中选择到企业、政府部门和各位事业单位就业的占比依次达到5.9%、6.2%和15%。在此10年中博士毕业生选择到事业单位的比例出现较快的上升态势。到2018年时，从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来看，除政府部门就业较为稳定外，流向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趋势更加明显，其中选择到工业界就业的比例急速攀升到19.39%，选择到各类事业单位就业的占比也达到20.66%。如果与同期美国博士生的就业流向相比，可发现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从学术界流向工业界的比例虽然低于美国，但增长速度更快；而在非营利组织就业的比例，中国高校博士毕业生要高于美国博士毕业生。学术单位属地及所在区域是博士生就业的主要选择受到前期学术资本积累、地缘亲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地选择呈现出非常强的属地就业特征，笔者的研究发现：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在属地的就业率平均达到51.67%。其中，属地就业率超过60%的高校达到5所，主要集中在东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和京沪行业特色高校，例如东南大学（73.85%）、北京中医药大学（72.09%）、合肥工业大学（69%）、山东大学（68.97%）和上海财经大学（62%）等。属地就业率在50%到60%之间的学校达到了11所，在该区间除了四川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西部地区高校之外，均为东部地区高水平大学。除了优先选择属地就业外，就读地所在区域也受到了博士毕业生的青睐。笔者统计发现，博士毕业生在属地所属区域（不包括属地）就业的比例平均达到17.8%，除天津大学博士毕业生在华北地区就业比例低于华东之外，其余各高校在属地所属区域的就业比例均超过了其他区域。其中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高校博士毕业生围绕属地省份就业的比例较为接近，基本都在18%左右。西北和西南地区高校博士毕业生在属地周边省份就业的比例相对较低，不过也都超过了10%，兰州大学和重庆大学毕业博士生在属地周围区域就业的比例接近14%。来自中部地区的博士毕业生倾向于选择到东部发展在属地及所在区域就业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其他地区谋求发展。这种就业迁移到底是受生源地吸引还是外部发展机会驱动？为了探究背后机制，笔者的研究选择位于东部和中部的7所代表性高校（包括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中南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样本，分别对每所高校博士毕业生排名前五的生源地和就业去向地展开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山东和河南作为主要生源地的次数均达到了7次，安徽达到了6次，山西、湖北、湖南和江苏也都达到了3次，河北、上海和江西则各有1次。与此相对，作为博士毕业生主要就业流入地的分布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有5所高校博士毕业生将江苏、浙江和河南作为主要流入的省份，有4所高校博士毕业生将北京、上海和广东作为主要流入的省市，有2所高校博士毕业生以山东、安徽和湖北为主要流向的省份，湖南、江西和广西则分别有1所对应的高校博士毕业生将其作为主要就业流向目的地，而山西与河北却没能作为样本高校博士毕业生流动的主要选择。两相对照发现，作为博士毕业生主要输出次数大于输入次数的省份，包括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和湖南，基本上都属于中部地区。而作为主要输入次数大于输出次数的省份，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广西，除广西之外均属于东部地区。换言之，中部省份充当了人才主要输出地的角色，东部省市则成为博士生主要流入的目的地。西部省份高校博士更倾向于在区域内就业与中东部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地域流向不同，西部教育部直属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对本区域的“忠诚度”更高。笔者选择兰州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作为西部代表性教育部直属高校，研究发现两所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并没有大规模流向中东部，西部对流入的博士人才有较高的吸引力。以地处西北的兰州大学为例，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生源输出到兰州大学的博士生源比例要大于回流到上述地区的比例，也就是说兰州大学为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人才储蓄与涵养功能。同样，西南财经大学，除华北外，其他区域输出的博士人才生源绝大部分都留在西南地区。华东、华中和华南等相对发达地区作为人才输出的比例要大于回流到各自区域的比例，东北地区输出和流入的比例接近。概言之，在博士人才环流过程中，西部地区较好地吸引和存留了其他地区的博士毕业生，并没有成为其他区域的人才净输出地。知名大学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趋势与思考通过数据分析，笔者研究发现当前博士毕业生总体上保持了非常高的就业率，除了部分农林、师范和中南地区的高校外，就业率均超过95%。在就业流动趋向方面，博士毕业生流向学术界的比例出现下降，流向企业和各类事业单位的比例相当，且均呈现出较高的增速。在区域就业流动上，显现出围绕属地为核心逐步向周边区域递减的态势和格局，但在博士人才的环流过程中，中部承担了同时向东部和西部输送人才生源的作用，东部吸引了大量非本区域生源的博士人才，西部地区高校在博士人才的培养和引流上起到了存储与涵养作用。从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流动趋势中可以看出，当下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和流动呈现出诸多值得关注的新特征，这对博士生教育和学术系统改革以及区域人才引进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高校学术职业吸引力一般，博士毕业生就业学术溢出流动较快。受到博士生培养规模快速上升和学术职业饱和的双重影响，许多博士毕业生会攻读博士后作为延迟获得学术职位的过渡性选择，这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博士毕业生就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普遍趋势。然而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高水平大学中博士毕业生选择博士后岗位的比例总体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研究队伍的后备力量与水平。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博士后工作站的建设与管理，健全高校教师薪资、评价、管理和保障等制度，提升学术职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其次流向非学术部门博士毕业生的培养质量需要引起关注。如果单从服务知识经济发展、提高公共事业管理水平的角度来看，我国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较好地响应了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但其中隐含的质量问题或许值得我们重视，相关研究显示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中，选择到企业就业的学生有科研能力薄弱而被动流出学术界的因素，这对提升我国企业的科技研发能力而言未必是好事。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倡导博士毕业生到工业领域就业的同时，确保博士研究生具备良好的学术内外部工作能力或许同样重要。最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国家统筹发展的重要部署，从国家层面而言，在确保高层次人才公平合理流动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区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强调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支持与引导之外，中西部地区省份自身也应充分利用博士毕业生围绕属地就业偏好的特征，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引进政策。通过优化区域内各级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提高教师职位的待遇条件、引导和支持属地企业加大研发创新的投入聘用博士人才，以及在省外常态化召开专场人才宣讲会和招聘会等方式，吸引优秀博士生就业。（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经授权转载，有删改）（作者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师）（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