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博士就业

中国社会始终都是羡慕高学历人才的，因为自古以来也是这样，唯有高学历的人才才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所以很多学生都是从很小就树立了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报复，未来一定要考大学，考完大学考硕士，然后再考博士，博士出来虽然年龄已经比较大了，但是你的学历却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这么多年的书没有白读，去任何一家单位都对你刮目相看。高学历人才多=科研实力强？如今的中国，高学历其实并不是是一件难事，如今的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全世界每年授予博士毕业生最多的国家，当然这也让我们本身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相比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博士，但是在科研方面的实力却和美国差了这么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其实就好比，人家一门大炮等于中国一排三八大盖一样，同工不同料甚至本身的教育体制就差了太多，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讲，中国的博士都不能算作博士。与美国博士相比，中国博士含金量有多少？答案是根本不值得一提，虽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个现实，但是我们却始终没法回避这个问题。中国的博士跟美国博士的含金量相比，真的是差的太多了。差在哪里？难道中国的教育本身就比人低人一等么？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而是目前中国博士的培养方式本身就很成问题。其实中国现在的学士培养方式学习的就是美国的体制，但是在这种学习和模仿中，中国却加入了自己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一下就变得不伦不类。如今我们经常在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尖锐，那就是中国的博士生和老师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是最近却因为杨宝德和陈晓武事件而被人熟知。中国的导师与学生关系“变味了”！老板与打工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在中国博士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定义是非常模糊的，国家给了导师最大的自由，由这些导师自己去定义跟博士生之间的关系。通常来说，导师和学生之间，要么是导师关系，要么就可以是老板关系，而目前的欧美很多国家，老板关系就是一个广泛存在的方式，但是在中国，这两种关系却都是存在，美其名曰中古特色的学士培养方式，其实问题很大。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件事，一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了47名博士，而之所以带这么多的学生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工资给的多，这就很尴尬了。一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学生，这怎么可能给学生教的好的呢？中国科研要放在刀刃上，而不是“其他东西”！所以在中国，这些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导师和学士导师不是导师，老板不是老板，大部分的学生从博士生毕业就完全不想回到科研岗位上，因为他们都发现，自己并不是搞科研的那块料，这当然跟导师的关系不可分开。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就如同当下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提及的话题，因为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可以轻易的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如今真的出现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不说也不现实了。总之，在国外，博士是因为喜爱而考上的博士，但是在中国，确实因为实际了工作考了博士，胆识这两点的不同，就决定了博士生的品质。中国博士比国外博士差了太多，差了不止是几个层次的问题了。

美国理工科博士的就业市场即将迎来一个期待已久的里程碑。数十年来，教育机构一直是博士的最大就业单位。例如，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博士们两年一次的调查，发现1997年他们在教育机构的就业率比私人单位高11%。但学术领域的就业市场并没有跟上博士扩张的步伐，上个月发布的2017年同等数据则显示了截然不同的情况：私人单位首次以42%的就业率几乎等同于教育机构43%的水平。这一趋势在生命与健康科学领域尤为明显，因为这两个领域的博士毕业人数最多。2017年，在这些博士当中，只有23%的人在学术界拥有终身职位，相比1997年下降了10%。而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降幅更大，在学术领域就业的比例从49%降到33%。这两个领域20年来的变化超过了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从35%到30%)、工程学领域(从23%到16%)以及物理学和地球科学领域(从22%到19%)的变化。不断变化的职业生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研究科学劳动力的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劳动经济学家Paula Stephan说，这些数字低估了当今学术界对求职者的影响。这是因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涵盖了所有在美国接受教育，年龄低于76岁，且有全职工作的博士。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非营利组织Future of Research的执行董事Paula Stephan说，新加入的博士不太可能获得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终身职位。Gary McDowell补充道：“我们所处的体系中，许多非常聪明的人将获得教职，同时也有许多非常聪明的人却没有得到教职。”一些大学开始通过收集他们自己的博士就业数据来应对这一现实。不同机构的毕业生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这种更细致的数据可以帮助大学改进当前学生的培养并指导潜在的求职者。例如，当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发现其许多毕业生在生物技术公司工作时，学校开始通过提供实习、交流和其他实践活动让学生更早地接触这些工作。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生院院长Elizabeth Watkins说。她说，“我们应该为未来的学生提供透明度。这是广告界的真理“Watkins是“下一代生命科学联盟”(Coalition for Next Generation Life science)的联合领导人。该联盟是一个致力于收集和传播博士和博士后数据的组织，执行2017年统一认可的标准。到目前为止，这10家创办机构已经在网上发布了有关博士们职业成就的数据。(尽管该联盟名为生命科学联盟，但它也追踪生命科学以外的职业)。另有25家机构将在明年年底前公布他们的数据，其中包括博士后职业生涯的数据。“这是一个巨大的第一步，巨大的”Stephan说，他没有参与联盟，但几十年来一直倡导这样一个数据收集的计划。“这已经晚了25年，但它太棒了。”McDowell也十分赞同，机构层面的数据可能对许多早期职业人士来说非常有启发性。在学术界，你身边总是围绕着那些成为学者的人，但你永远不会看到离开的人，所以很难理解这些学者有多少人。多伦多大学医学研究所的专业发展和校友参与主任Reinhart Reithmeier说，这些数据也可以作为教师的“现实检查”，他们仍然认为终身职位是当今学员的标准途径。加拿大。他领导了一项收集博士数据的类似举措。他和他的同事在1月份在PLOS ONE上发表了他所在机构的受助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University of Toronto 's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专业发展和校友参与主任Reinhart Reithmeier表示，这些数据还可以作为教员的“现实检验”，否则他们仍然认为终身职位是当今学员的标准路径。他带头发起了一项类似的行动，收集他所在机构的博士毕业生的数据。他和同事们于今年1月在《PLOS ONE》上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鉴于年轻学者很少获得终身职位，很明显传统的学徒制模式正如Reithmeier所描述的那样 - “我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 他说，只要做我做的事情，你就会成功，“ - 过时了。” 他现在为研究生教授专业发展课程 - 帮助他们培养可转移的技能，如沟通，并为他们提供搜索和申请工作的技巧。考虑到年轻学者很少获得终身教职，很明显，如Reithmeier描述的传统的教学模式——“我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只要做我做过的事情，你就会成功”已经过时了。现在，他为研究生教授一门专业发展课程，帮助他们发展可转移的技能，比如沟通能力，并为他们寻找和申请工作提供建议。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院长Barbara Knuth也是该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他注意到一些教师对指导那些不想追求学术职业道路的学生并不感兴趣。她称这种态度是一种“有害的文化问题”，但表示这些教师主要指那些没有看到近期毕业生的数据。Watkins现在正在努力说服更多大学收集类似的数据，为了鼓励这些学校，她和她的同事为其他学校制作了一个“工具包”，并在上个月将其发布在一个服务器上。“我们希望人们可以从我们过去的失误和错误中吸取教训，”她说。“我们越了解学生未来发展的方向，就越能想到我们能否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每当别人和我聊起学历的时候，被问到最多的就是：在美国读博士难嘛？我只想说09年到了美国之后，我先读了硕士。硕士毕业后我利用OPT全职工作了一年（关于OPT：），在此期间，我硕士阶段的导师和我工作时的上司一直鼓励我继续读博，他们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一定可以完成博士学业，所以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开始了漫漫读博路。先说说如何申请博士，每个学校、每个专业博士的录取要求各不相同，但也大同小异，我读的是文科类博士，首先需要有硕士或同等学历，然后要一份自我简述「personal statement」主要是说清楚为什么想读博，为什么你是一个合格的博士生候选人「doctoral candidate」等，说白了就是要说服导师录取你。接着还需要2-3封推荐信，推荐人可以是你以前的老师、工作单位的领导等，主要是向导师推荐你，其实就是夸夸你。我的专业还要求交一份写作样本「writing sample」，主要是想看看我的文字表达能力，我直接交了硕士论文，我认为这个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还有就是两年内有效的GRE成绩。作为国际学生一般还需要语言成绩，但是因为我硕士也是在美国读的，语言成绩就免掉了「wave」。这是第一轮的纸质材料，审批通过后还有第二轮的笔试和面试。笔试我觉得很像限时命题作文，考试当天给你一个跟专业有关的案例「case study」让你进行分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写作。面试跟工作面试很像，坐着一排教授，挨个问你一些问题，你要一一作答。全部结束后，会通知你是否被录取了。被录取以后就正式开始了读博之路。根据我自己读博的经历归纳总结下来，主要是几个重要的部分：课程「curriculum」论文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博士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论文撰写「dissertation」论文答辩「final defense」博士毕业01课程curriculum课程很好理解，就是每学期都有相应的课程，每门课都要通过，美国对博士的成绩是有要求，本科阶段拿C就算通过了，博士要拿B才算通过。所以每学期的课业压力还是很大的，基本博士阶段大家都是冲着A去的。而且大量的阅读、写作、演讲等，真的很不容易。博士阶段我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时间，因为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课后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课业，熬夜真的是常态。02论文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我的专业是在读博第一年就开始准备论文了，每学期都有一门一个学分的课是专门指导论文的，从刚开始的选题，到后面一步步的写作，都有相应的指导，这点我觉得特别好。论文的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这关系着你博士论文是否能有一个好的开始。开题答辩的核心在于向教授们说明你论文选题的意义，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准备采取什么方法来研究这个课题，可能产生的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要让教授们觉得你这个论文可行、有价值。这样你才能顺利进行下一步。03博士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读博第一年结束后会有一个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严格来说你只有通过了这个考试才能算是真正的博士生「doctoral candidate」。如果考试不通过，是会被劝退的，所以准备这个考试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我的专业是八月和十月各有一次考试，八月没考过的十月可以补考一次，补考不过就劝退了。平心而论，我是很担心这个考试不过的。考试都是主观题，主要是考之前一年学过的所有内容以及一些融会贯通的知识，时间是四小时。为了准备这个考试，我把准备高考的劲头都使了出来，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通过了，终于可以安心继续读博了，但是我的同班同学有考两次才通过的，也有两次没考过退出的，所以这个考试真的是读博路上一个坎儿。04论文撰写dissertation贯穿读博始终的就是写论文了「dissertation」，为了这篇论文我不知道熬了多少夜，掉了多少头发，死了多少脑细胞，流了多少眼泪。不过当完成之后，回头看看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首先，在我顺利通过开题答辩以后，系里会根据我的研究方向指派一位导师给我，也就是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主席「committee chair」，要组成一个完整的指导委员会还需要两位教授，我的chair主要是指导我的研究方向，另一位委员「committee member」也是系里的教授，主要是指导我的研究方法「methodology」，最后一位委员「committee member」需要是相关专业从业者「professional」，因为我研究的是教育管理方向的，所以我邀请了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戈山分校「CSU Dominguez Hills」的副校长作为我的指导委员。这样一来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就齐活了，三位教授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真的很感激。我的研究和我当时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教育管理者来美国学习以后的转变，所以我工作单位的上司也给了我很多理解和支持。总之，在我自己的努力和身边人的理解、关心、帮助和支持下，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且发表了，回首过程虽然艰辛，成果还是喜人的。我的博士论文05论文答辩final defense最后就是论文答辩了「final defense」。论文答辩是完全公开的形式「open forum」，系里会提前通过邮件的方式公示某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时间、地点和主题，欢迎大家都来旁听。答辩当天你要详细地将自己的论文介绍给听众，介绍完以后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三位教授会提问，你要现场作答，他们问完以后在场的其他听众也可以提问，你都要一一作答。提问全部结束后，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三位教授会集中讨论，决定是否让你通过，如果顺利通过，那么恭喜你，你的博士学位算是顺利完成了。我的论文答辩虽然读博的一路艰辛，但说实话现在很多细节都不那么清晰了，但是读博的日子让我成长了很多，也让我发现只要你愿意努力，还是有很多潜能可以发掘，有很多你原以为完不成的事情原来是可以被完成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愿每一个努力的人最后都能收获成功

美国的博士教育体系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除了本土学生，其他各国的顶尖学生也选择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么多年来，美国各领域的博士们在擅长领域发光发热，做出了不可量化的贡献，同时，又有着无比宽阔的职业发展道路。近日，《美国博士学位调查》（SED：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发布了 2019 年博士学生统计数据，揭示了博士生们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群体内的变化，这些信息或许会对意向攻读和正在攻读 PhD 的同学有所启示。总体趋势根据 SED 的数据显示，美国大学在 2019 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增加到 55,703 个（2018年为 55,195；2017年为 54,559）。自 1957 年博士学位调查开展以来，学位获得者们的数量一直呈强劲的上升趋势，年均增长 3.2%，但2019年的博士学位发放数量仅增长了1%。自2017年以来，各领域博士就业承诺率一直在上升。另外，2019年科学与工程（S＆E）领域（不含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比例已经增长为77%，进一步拉大与非S＆E领域博士学位数量差距。大多数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前都拿到了硕士学位，不过生物和生物医学领域例外，该领域的2017-19届毕业生只有41%是在拿到博士学位前拥有硕士学位。国籍分布数据显示，2019 年授予临时签证持有人（S＆E领域）的博士学位数量为 15,801，比2018年增加了 595 个。自2000年以来，授予临时签证持有人博士学位数量整体增长了99%，与 2010 年相比，整体增长了 35%。往前追溯，“蜜月期”是2007年，那一年是增长峰值（41%），此后每年增长率差不多稳定在36%，在2019年 S＆E 领域临时签证持有人博士学位数量比前一年增长38%。相比之下，从 2018 年到 2019 年，授予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S＆E博士学位数量仅增加了 290 个博士学位，总体增长速度非常慢。尽管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基数更大，但几乎没什么增幅变化。而临时签证持有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数量剧增，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在过去十年中，共授予临时签证持有人 158,996 个博士学位。其中有 10 个国家占据了这个数额的 70%，而排名前三的国家（中国、印度、韩国）占一半以上（53％）。P.S.这些国家70%-95%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集中在S＆E领域。2019年，共 6,305 名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P.S.在S＆E领域的有 5,742 人，非S＆E领域博士学位人数只有563），491名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印度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总数为 2,050 人。性别比例总体上，2019年女性博士学位获得者占46%，而且男性和女性博士学位数量的增长大部分都来自 S＆E 领域。自2002年以来，临时签证持有人中，女性博士学位获得者比例超过31%。另外，S＆E 领域的女性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从一个很小的基数花了十年时间增加了 75％，而2000年-2019年，男性 S＆E 博士学位的数量增长了47％。在非 S＆E 领域，2019年有 58％ 的博士学位授予了女性。2000年-2019年，非 S＆E 博士学位的女性获得者数量下降了5％，而这些领域的男性博士学位的数量下也降了15％，毕竟大环境——整个非 S＆E 领域博士学位数量下降趋势。研究领域随着对世界的了解以及社会的进步，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现有的领域也发生变化。而观察哪些研究领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就可以及早了解未来的就业趋势。正如上文所说，在所有领域中，科学与工程（S＆E）领域的博士学位越来越多。尽管【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数量也有所增加，但在所有领域的博士学位中占比是下降的。科学与工程（S＆E）领域中，Engineering【工程学】的异军突起备受关注，在2019年【工程学】领域占18.5%。反观非 S＆E 领域，不分研究学科，整体都在下降。比如，【教育学】和【人文艺术】领域的博士生规模一直在缩小。【其他非 S＆E 领域】（例如：企业管理等）的份额仅仅维持相对稳定的水平，并没有较大的浮动。对于临时签证持有人（非美国公民）来说，每个研究领域，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都在增加。通过下图能看出，近十年来，除了【生命科学】领域没怎么变化，其他领域都是增长状态。2019年，临时签证持有人获得了工程学（57％）以及数学&计算机科学（56％）授予的大多数博士学位。自2000年以来，临时签证持有人的比例在这两个广泛领域以及其他非S＆E领域类别中增长最快。不同领域的博士学生资金来源不同领域的博士学位所需时间（均超过6年）各研究领域博士学位最多的大学学术就业2019年，在所有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有 41％ 的人声称他们将在学术界进行主要工作。P.S.就业承诺率指在下一年度返回博士前工作或已签署了除博士后职位以外的雇用合同（或做出了明确的承诺）的博士生，他们基于报告明确承诺并计划留在美国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人文艺术领域和其他非S＆E领域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报告的学术就业承诺率最高（分别为72％和76％）；S＆E领域里面就业承诺率最高的为数学和计算机科学（76.3%）。不同领域的博士后承诺率平均工资SED 报告显示，博士的年薪因其研究领域和所担职位的类型而异。不过在人文艺术领域，不分类型，薪水都差不多……除却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博士后平均薪资为 60,000 美元外，其他各个领域的博士后平均薪资相对相似，从$ 50,000 到 $ 55,000不等。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博士生受雇商业公司或其他企业的平均薪水为 140,000 美元，而入职学术界的工资只有 74,000 美元，工程学领域的博士生在学术界工作平均薪资为83,000 美元，而进入商业公司等企业平均薪资为 110,000 美元，如果是入职博士后的平均薪水为 50,000 美元。工作地点2019年，在 S＆E 领域中，有 79% 持有临时签证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选择留在美国就业或做博士后，高于 2000 年的 74％。在获得者的学术领域中，留在美国工作最多的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和地球科学的毕业生。P.S.按照国籍来看，中国籍博士学位获得者留美工作的占79.3%，印度籍博士学位获得者86%留美工作，韩国籍留美工作的博士生占65.2%。读博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也不是头脑一热的点子，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条路上从一而终。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自己，都要考虑好读博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一旦决定，就一直走下去吧，这将是一段既让人畏惧，又怀念终生的经历。

【编者按】在美国，文科毕业生很难找工作，这是众所周知却又心照不宣的事实。到底有多难找工作？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由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办）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危险性”（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的文章，两位作者——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通过大量的调查，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对90%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职业目标都是拥有终生教职，并会为其努力奋斗。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美国，这种职位的空缺极少；2016年，只有不到90个教职岗位；截至撰文前，2017年的空缺教职也只有55个。与此同时，据我们推测，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毕业五年内获得终生教职，哪怕只是在任意一个学院中，可见该职位的稀缺与竞争之激烈。但获得终生教职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志之所向，他们的导师也希望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鼓励他们坚持信念、克服困难，以获得教职为职业目标，尤其是在该领域前沿的名校。其实，人类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无论是在课程设置、学科方法或教学指导方面，其目标都是培养学者或人类学专业的田野工作者，至少，也是能通过学界嘉奖、知名出版机构的论文及专著证明其学术能力的教师。总而言之，培养目标是终生教职一类的职位。然而，这种雄心壮志的理想对面，是极为不确定的现实，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说多达80%的人类学研究生最终无法获得一份教职工作，为什么人类学的博士课程几乎专门培养学术型人才，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更多问题接踵而来：从教学上看，持续接收新研究生，并将他们培养为学术型人才，却只有极少人能获得相应的教职岗位，这是否是道德的？人类学的教职工和毕业生们如何理解就业市场上如此普遍的“失败”呢？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类学训练期间，学生们如何处理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再者，由于职业培训模式的可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模式将其取代？源起：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笔者二人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完全不同。大卫·普拉策（David Platz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编者注：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他没能通过学术界的首次求职考试。而他通过大学朋友的联系，在Adobe公司实习过一段时间，于是接受了Adobe公司的体验研究员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在其中感受到了与同事协作的愉悦，这种合作氛围中也带着一种学术精神。同时他拥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慷慨的公司福利，这与他之前在研究生学院的紧张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都想继续寻求教职岗位。我们的另一位作者，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杜克大学（编者注：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也刚好是大卫的母亲，她长期都在处理自己学生面临就业市场时的困境。同时，她在一个关注人类学博士“就业困境”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的教职人员都感受到了该问题的紧迫并积极讨论。在安妮看来，虽然她十分清楚人类学博士生在学术界就业的不确定性，并且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焦虑且艰难的任期过程才获得杜克大学这份终生教职，但她非常疑惑——虽然她自己也会建议学生去尝试在非学术领域就业——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匆忙去从事非学术领域的工作，放弃申请博士后或访学教授的职位呢？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卫的经历，安妮更好地了解了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相关的劳动力状态。这个过程使她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学院外的就业途径，还需要考虑，人类学学科难以预料的职业理想可能给受其培训的人带来不利影响。而在公众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于是我们决定与人交谈，试图讨论，在只有极少人能实现职业目标的现状之下，为什么人类学学科的这种成功标准（即获得终身教职），得以存续——虽然这其实看起来很正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侵袭大学系统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与学术行业的职业使命及经验是不一致的。为此，我们从职业定位和工作两个方面研究人类学家的专业训练及后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对大约50名本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短时间访谈，他们中有人类学的终身教员、博士生、在读研究生（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几位AAA（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工作人员，访谈时间通常持续在30分钟至几个小时。僧多粥少：我们是不是培养了过量的博士？很多教职人员与我们交谈时表示，在他们的经验中，追求人类学的终身教职一直是个不确定的目标。许多学生都被警告过，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能有运气获得任职。很多人都将他们获得稳定教职归于运气：一位终身教授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偶然，因为他所做的研究，包括田野地点和论文主题，都恰好满足了职位要求，才使他获得了这个已任职15年的职位；另一位终身教授曾提交了200份职位申请，而只接受了两次面试，其中一次就是他现在这份已经持续25年的工作；三分之一的教员都是从一所小型文科大学开始教书，再逐渐被调到一所R1大学（研究型大学），这种任职轨迹也需要运气。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获得哪种终生教职，从来都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而在专业训练、田野工作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在求职和经济上的风险一直都存在。其实，即使职位紧缺并不新鲜，AAA的数据显示，如今就业市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从总体趋势上看，招聘人数大幅减少，2015年只招聘459人，低于2007年的631人（请注意，这些数字并未按子领域细分，包括访学教员、其它有可能的教职以及终身教授等职位）。与此同时，实际上高校生产的博士生数量却增加了：2015年有558个，而2007年是507个。美国人类学协会统计的2007-2016年教职与博士毕业生数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正在进入就业市场，与我们谈话的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现状的残酷——尽管他们能意识到获得人类学的终生教职是很难的，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过去十年中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具体数据。许多人表示他们希望能获得这些信息，或者打算在未来某个时候去收集这些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的缺失让大多数人对拥有终生教职一事的思考都很模糊。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就业市场很困难，却没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说明。相比之下，在应用类硕士项目中，就业统计数字在其教学部门触手可及，并且表现出很高的就业率。统计就业数据也是教学部门的核心责任。目前，当被问及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如何，以及我们推测的就业数字“16%-21%”这个比率是否能引起共鸣时，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这一比率从直觉上讲是正确的，或者略高，另一半的人给出了稍微好一点的数据，不过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在的院系排名很靠前。然而，即使在前沿院系中，教师们也意识到学生认为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很有危机感。事实上，许多教师都描述了研究生们有就业压力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如何应对的无力感。有几位教师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就业咨询的培训，甚至没有在学术界之外工作过。“坦白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名校的终身教授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求学的焦虑：紧张的职业规划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即使是对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危机感持怀疑态度的教师也认识到，现在的研究生们非常焦虑。研究生们自己对这种焦虑表达得很清楚，他们认为紧迫感和不稳定性已经影响了大家在学院里的生活。一位学生表示，这是一种强烈的竞争感，你甚至很难将其区别于愤怒与敌意，在他的同学中，有人觉得每一次与同僚的会面都会有点儿剑拔弩张，甚至在学生休息室里洗咖啡杯时也会如此。其他学生们谈到提高竞争力时，更像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竞争关系中不是人人都能存活。正如老师和学生们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会衍生出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风气，比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传播得还要广。一位教职员感叹道，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在培训初期就将自己塑造成学术界的“个人品牌”，他们通过创建个人网站、定期更新Twitter等，使自己成为特殊领域的“企业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或该领域的相关人士。这种动机引发了一种令部分学者感到厌恶的学科转向，一位终身教授对这种风气感到惋惜，她将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这种转向形容为“大逆不道”，她说，仅仅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什么都做，何必要来人类学系求学，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当一个银行家呢？俄勒冈大学前任人类学终身教授凯伦·凯斯基，也许是最为突出的职业咨询顾问中的一员，他们会帮助学生对整个求职过程进行战略性思考，即便学生们对学术界和人类学带着盲目的妄想。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意味深长地说，那些还在学习这门学科基本技能的一、二年级研究生，即使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也愿意花费超过每小时200美元的费用来支付就业咨询服务。大家对于就业的焦虑是多么显而易见，而职业中心主义也表现得越来越普遍，这非常令人沮丧。许多博士生在回忆他们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时，都提到自己在积极地参与学术研讨会，而研讨会论文就成为了他们潜在的出版物，他们极其重视这种可见的学术产物，以丰富个人简历及个人作品集的内容。但又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虽然让自己的简历丰富很重要，但不断为了发表论文而去参与研讨会的这种行为，对深入地去研究某个领域是不利的。学制的分歧：放慢脚步还是赶紧毕业？除了逐渐膨胀的野心，一些教职人员还指出了对学生和学院施加更大压力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奖学金资助已经减少；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对完成学位施加的时间限制变得更加严格。据一位大学教师说，他们学院严格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的博士候选人要在六年内完成学业，而私营机构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许多教师则认为，在时限上的加急与学术训练的过程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太过于市场化的观念，是异常的。由于人类学历来重视对异文化语言的习得，以及与长期调研时间相对应的田野材料，加快田野工作可能会导致研究的不深入。一位教授说：“我一直试图让我的学生放慢脚步。”然而，也有一些教师倾向于减少学生在博士学位上花费的时间。一位受访者，他在学制通常为四年左右的欧洲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认为美国体系可能想仿效欧洲体系。另一位教师提到，通过鼓励学生思考、创作、表达比人类学期刊内容更有可读性的作品，从而提高培训的“效率”，她注意到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很可能深陷于理论和术语，而在她看来，文本的清晰性和易读性可能是未来训练的方向，而人类学学者和研究生往往缺乏这种特质。她还鼓励学生更快速地在博士培训的环节中“上路”，比如去实践论文写作、研究计划申请、进出田野点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并且都对学生们在就业市场、学术界以及任何其他领域有所裨益。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教职人员在思考人类学训练的时间长短上确实存在分歧。对有些人来说，研究生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会对这个学科的细节感到厌倦，也因此无法发展出更多的技能；对另一些人来说，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则会过于关心个人的就业问题。其实，对于人类学研究生们来说，无论是否有学术野心，不论是在长期或短期的学制下，他们都会感到时间上的尴尬，总感觉自己做出的研究计划是被迫决定的，只能期望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其真的行之有效。但如果他们徘徊犹豫，可能他们第一学年就接触到的热门研究会变得不再新鲜。然而，如果他们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太少，又会觉得自己的田野工作是敷衍了事，不够严谨。他们正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终生教职：是职业追求还是道德绑架？许多杰出、敬业的学生没有获得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不争的事实。有位大学教员说她对申请她们学校教职的300多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都非常优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她回忆道。但最后委员会只选择了一位候选人，她非常费劲地试图解释这个人为何比其他人更为特殊。另一位教授观察到，他的一些最亲密和积极参与研究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说这话的时候他赶紧补充道，“那些获得工作的学生当然也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大多数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一样，他没有提到任何正在采取的措施可以使学生更具竞争力地在学术界工作，或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职业做准备，无论是在课程中还是在额外的培训中。那么，如果连前沿院校和学界大牛也难以安置他们学生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非常简单，即学术界只有极少的工作机会。但在我们与终生教员的对话中，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对学生面临的职业难题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更为注意的仍然是让学生在终生教职的岗位上更具竞争力，而不是思考其它替代方案。这也是研究生们自己指出的一个问题，尽管一位终生教员认为她自己也同样“短视”，但她仍然说道：“我们都非常热爱校园，无法想象在学术环境以外的领域生活。”她和其他教员一样，都有不少学生不得不选择一份非学术性的工作。与我们交谈过的大学教员中，有一半人谈论了那些在工业设计、政府、新闻、发展、开发、宣传或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等领域工作的学生，有一些人还表示他们为此非常高兴。但是这些学生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找到工作的，大多数教员表示自己毫无头绪，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最终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来自学院和大学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在很多教职人员看来，终生教职更像是一种个人魅力和喜好的表达：他们在做自己关心和擅长的事情。对于这样想的人来说，一份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一种志向，也是一种使命。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追求终生教职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不论是面向人类学学科还是那些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群，当然，在人类学中，这两者间通常是相通的。一些研究生表示，不论个人成本如何，他们的导师都期望并要求他们能获得终身教职，这是一种从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要求。这种立场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名研究生认为，那些在人类学系探索其它领域职业路径的教职人员，是个人对学科的背叛，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其他人则表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中，需要或想要在学术界以外寻找工作的话题从未被提出，即使管理者一直在向学院施加压力，希望将职业化要素纳入其课程中。一位博士生回忆说，在经过连续五次在就业市场上的尝试以及四年的兼职之后，她决定去工业领域寻找工作，却收到了一些委员会成员发来具有敌意的电子邮件，指责她对该学科缺乏承诺。过去，她曾试图与教员谈论一直找不到教职工作给她和家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她的导师不愿意介入。同时，委员会则坚持说她的学术能力非常强，只要长久坚持就能寻找到教职。现在，她已经在科技行业工作两年，而那些她曾经认为是朋友的大学导师们已经不再回复她的邮件。许多研究生表示，虽然在学术界以外就业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禁忌，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少与导师们谈到的话题。职业前景或者就业市场的现实状况会被视为是粗鄙的话题，并不值得投入像讨论哲学、人类学理论或民族志议题那样的精力去讨论，也不应获得热切的关注。然而，另一些教员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学生自己不愿意考虑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并且坚持将精力投入到各种研讨会和学术资源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研究生教育：是专业训练还是“庞氏骗局”？在批判整个学科生产过量的、无法被任职的博士生这个问题上，一位教授称整个教学系统为“掠夺性的”。他谴责道：“是我们的自私自利让我们不愿意教学生做一些别的事情，而让他们一直在做和我们相同的事情。”另一位人类学教授则称人类学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在这位资深教授看来，录用研究生并以一个极少人能完成的虚幻的职业梦想去鼓励他们是不道德的。“我们自以为这是一份崇高的使命，让学生在不得不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前，至少去为此追寻八九年的时间。”而他的提议则是完全放弃人类学研究生教育。少数人类学教授也表示他们听过类似的建议，并且不情愿地表达自己也持有相同立场。有些受访者则思考到了其它层面，他们认为教师在教学、教学辅助、研究助理等方面赤裸裸地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一位终身教授说，教师们是研究生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维系研究生教育，鼓励追求教职，是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教授他们喜欢的课程，并开展小型研讨会。还有几位教授指出，研究生教育使得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助教，也可以减轻一些单调乏味的评分文件，以及与本科生合作的时间。以终身教职为目标的路径中，也鼓励学生以最低工资去做一些边缘性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获得所谓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使学生在求职市场上更有优势。其实，这些工作任务不论是以教师们组织、编稿、研究背景指导的监督会议或哪种形式，可能都是一种利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在激烈的求职市场竞争中，毕业生们对推荐信的需求更强化了这种提供劳动力和时间的关系。虽然公然的利用情景很少见，但至少在调查中，我们听到了比预期更频繁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微妙提及，不论是明示还是含蓄的提及，教师们可能的确在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更不用说一再被提及的兼职工作。回到上文中我们讨论的人类学研究生在学制长短上进退两难的窘境，有几位教师还暗示他们的同事存在故意拖延学生论文时间的行为，其实也是因为上述原因，他们一直告诉学生，这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最终是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知名学者光明的前途。就业市场：由热爱的学科陷入求职的困境同我们交谈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表示求职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令人深感沮丧。许多人都描述道，他们无休止地申请工作，不断地接电话并准备面试（无论是通过AAAs、Skype，还是访学），同时，他们还要提交进一步的博士后申请或一年期的职位，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必须保持理智，做万全准备，让答辩委员会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满意。这个过程令人筋疲力尽，不论是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当中的一切。我们还听到了几个在这种压力之下关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故事，尤其那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因为整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备受煎熬。一位博士生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情绪过山车”，他说自己在秋季申请职位时感到非常乐观，而在冬天遭到拒绝或没有回应后又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接着在春季收到一两个回应后又激动得发抖。另一位博士生也哀叹道，在他的同学中，关于求职过程中如神经质般的分裂感和终日揣测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聚会的派对上，也在聊这个话题。还有一位博士生，她对整个求职过程中彻头彻尾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深深叹息，她申请了许多个访学的职位，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难做出相应的准备，她说自己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以及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她发现自己无法在曾经作为决胜者进入的领域成功获得一个职位。几乎所有我们的研究生受访者都表示，获得终生教职是他们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被视为选择博士项目时理所当然的愿望。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样的愿望也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教师们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受到自己对人类学学科的热情所驱使。一位博士生非常强烈地描述了她对田野工作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爱，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学术职位，包括在欧洲或中东的研究机构，并为此持续地寻找机会，然而，她无休止地申请都没有得到反馈，这种徒劳感逐渐让她感到失望。另一位受访者则说，是人类学的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在支持着他。即使他现在做着一份不稳定的、薪资微薄的助理工作，也比他在求学于人类学之前，在公司有着一个高薪的职位更为充实，不论要耗费多少个人成本，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之前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最近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表示，如果有人需要，他愿意成为他人终生的研究助理。他宁愿在研究机构里作为研究员而工作，也不愿意去社会上工作。还有一位乐于成为人类学家的博士生，他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还合适做什么其它的事情。经历了求职市场上连续的失败后，他离自己最初学习人类学的雄心壮志已经越来越远了。另一位博士生也透露，自己已经很难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克服那么艰难的过程来学习人类学了，甚至在回顾时会有点怀疑这个过程是否值得。

【编者按】在美国，文科毕业生很难找工作，这是众所周知却又心照不宣的事实。到底有多难找工作？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由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办）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危险性”（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的文章，两位作者——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通过大量的调查，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对90%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职业目标都是拥有终生教职，并会为其努力奋斗。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美国，这种职位的空缺极少；2016年，只有不到90个教职岗位；截至撰文前，2017年的空缺教职也只有55个。与此同时，据我们推测，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毕业五年内获得终生教职，哪怕只是在任意一个学院中，可见该职位的稀缺与竞争之激烈。但获得终生教职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志之所向，他们的导师也希望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鼓励他们坚持信念、克服困难，以获得教职为职业目标，尤其是在该领域前沿的名校。其实，人类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无论是在课程设置、学科方法或教学指导方面，其目标都是培养学者或人类学专业的田野工作者，至少，也是能通过学界嘉奖、知名出版机构的论文及专著证明其学术能力的教师。总而言之，培养目标是终生教职一类的职位。然而，这种雄心壮志的理想对面，是极为不确定的现实，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说多达80%的人类学研究生最终无法获得一份教职工作，为什么人类学的博士课程几乎专门培养学术型人才，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更多问题接踵而来：从教学上看，持续接收新研究生，并将他们培养为学术型人才，却只有极少人能获得相应的教职岗位，这是否是道德的？人类学的教职工和毕业生们如何理解就业市场上如此普遍的“失败”呢？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类学训练期间，学生们如何处理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再者，由于职业培训模式的可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模式将其取代？源起：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笔者二人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完全不同。大卫·普拉策（David Platz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编者注：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他没能通过学术界的首次求职考试。而他通过大学朋友的联系，在Adobe公司实习过一段时间，于是接受了Adobe公司的体验研究员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在其中感受到了与同事协作的愉悦，这种合作氛围中也带着一种学术精神。同时他拥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慷慨的公司福利，这与他之前在研究生学院的紧张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都想继续寻求教职岗位。我们的另一位作者，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杜克大学（编者注：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也刚好是大卫的母亲，她长期都在处理自己学生面临就业市场时的困境。同时，她在一个关注人类学博士“就业困境”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的教职人员都感受到了该问题的紧迫并积极讨论。在安妮看来，虽然她十分清楚人类学博士生在学术界就业的不确定性，并且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焦虑且艰难的任期过程才获得杜克大学这份终生教职，但她非常疑惑——虽然她自己也会建议学生去尝试在非学术领域就业——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匆忙去从事非学术领域的工作，放弃申请博士后或访学教授的职位呢？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卫的经历，安妮更好地了解了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相关的劳动力状态。这个过程使她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学院外的就业途径，还需要考虑，人类学学科难以预料的职业理想可能给受其培训的人带来不利影响。而在公众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于是我们决定与人交谈，试图讨论，在只有极少人能实现职业目标的现状之下，为什么人类学学科的这种成功标准（即获得终身教职），得以存续——虽然这其实看起来很正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侵袭大学系统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与学术行业的职业使命及经验是不一致的。为此，我们从职业定位和工作两个方面研究人类学家的专业训练及后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对大约50名本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短时间访谈，他们中有人类学的终身教员、博士生、在读研究生（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几位AAA（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工作人员，访谈时间通常持续在30分钟至几个小时。僧多粥少：我们是不是培养了过量的博士？很多教职人员与我们交谈时表示，在他们的经验中，追求人类学的终身教职一直是个不确定的目标。许多学生都被警告过，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能有运气获得任职。很多人都将他们获得稳定教职归于运气：一位终身教授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偶然，因为他所做的研究，包括田野地点和论文主题，都恰好满足了职位要求，才使他获得了这个已任职15年的职位；另一位终身教授曾提交了200份职位申请，而只接受了两次面试，其中一次就是他现在这份已经持续25年的工作；三分之一的教员都是从一所小型文科大学开始教书，再逐渐被调到一所R1大学（研究型大学），这种任职轨迹也需要运气。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获得哪种终生教职，从来都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而在专业训练、田野工作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在求职和经济上的风险一直都存在。其实，即使职位紧缺并不新鲜，AAA的数据显示，如今就业市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从总体趋势上看，招聘人数大幅减少，2015年只招聘459人，低于2007年的631人（请注意，这些数字并未按子领域细分，包括访学教员、其它有可能的教职以及终身教授等职位）。与此同时，实际上高校生产的博士生数量却增加了：2015年有558个，而2007年是507个。美国人类学协会统计的2007-2016年教职与博士毕业生数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正在进入就业市场，与我们谈话的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现状的残酷——尽管他们能意识到获得人类学的终生教职是很难的，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过去十年中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具体数据。许多人表示他们希望能获得这些信息，或者打算在未来某个时候去收集这些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的缺失让大多数人对拥有终生教职一事的思考都很模糊。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就业市场很困难，却没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说明。相比之下，在应用类硕士项目中，就业统计数字在其教学部门触手可及，并且表现出很高的就业率。统计就业数据也是教学部门的核心责任。目前，当被问及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如何，以及我们推测的就业数字“16%-21%”这个比率是否能引起共鸣时，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这一比率从直觉上讲是正确的，或者略高，另一半的人给出了稍微好一点的数据，不过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在的院系排名很靠前。然而，即使在前沿院系中，教师们也意识到学生认为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很有危机感。事实上，许多教师都描述了研究生们有就业压力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如何应对的无力感。有几位教师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就业咨询的培训，甚至没有在学术界之外工作过。“坦白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名校的终身教授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求学的焦虑：紧张的职业规划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即使是对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危机感持怀疑态度的教师也认识到，现在的研究生们非常焦虑。研究生们自己对这种焦虑表达得很清楚，他们认为紧迫感和不稳定性已经影响了大家在学院里的生活。一位学生表示，这是一种强烈的竞争感，你甚至很难将其区别于愤怒与敌意，在他的同学中，有人觉得每一次与同僚的会面都会有点儿剑拔弩张，甚至在学生休息室里洗咖啡杯时也会如此。其他学生们谈到提高竞争力时，更像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竞争关系中不是人人都能存活。正如老师和学生们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会衍生出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风气，比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传播得还要广。一位教职员感叹道，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在培训初期就将自己塑造成学术界的“个人品牌”，他们通过创建个人网站、定期更新Twitter等，使自己成为特殊领域的“企业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或该领域的相关人士。这种动机引发了一种令部分学者感到厌恶的学科转向，一位终身教授对这种风气感到惋惜，她将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这种转向形容为“大逆不道”，她说，仅仅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什么都做，何必要来人类学系求学，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当一个银行家呢？俄勒冈大学前任人类学终身教授凯伦·凯斯基，也许是最为突出的职业咨询顾问中的一员，他们会帮助学生对整个求职过程进行战略性思考，即便学生们对学术界和人类学带着盲目的妄想。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意味深长地说，那些还在学习这门学科基本技能的一、二年级研究生，即使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也愿意花费超过每小时200美元的费用来支付就业咨询服务。大家对于就业的焦虑是多么显而易见，而职业中心主义也表现得越来越普遍，这非常令人沮丧。许多博士生在回忆他们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时，都提到自己在积极地参与学术研讨会，而研讨会论文就成为了他们潜在的出版物，他们极其重视这种可见的学术产物，以丰富个人简历及个人作品集的内容。但又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虽然让自己的简历丰富很重要，但不断为了发表论文而去参与研讨会的这种行为，对深入地去研究某个领域是不利的。学制的分歧：放慢脚步还是赶紧毕业？除了逐渐膨胀的野心，一些教职人员还指出了对学生和学院施加更大压力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奖学金资助已经减少；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对完成学位施加的时间限制变得更加严格。据一位大学教师说，他们学院严格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的博士候选人要在六年内完成学业，而私营机构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许多教师则认为，在时限上的加急与学术训练的过程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太过于市场化的观念，是异常的。由于人类学历来重视对异文化语言的习得，以及与长期调研时间相对应的田野材料，加快田野工作可能会导致研究的不深入。一位教授说：“我一直试图让我的学生放慢脚步。”然而，也有一些教师倾向于减少学生在博士学位上花费的时间。一位受访者，他在学制通常为四年左右的欧洲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认为美国体系可能想仿效欧洲体系。另一位教师提到，通过鼓励学生思考、创作、表达比人类学期刊内容更有可读性的作品，从而提高培训的“效率”，她注意到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很可能深陷于理论和术语，而在她看来，文本的清晰性和易读性可能是未来训练的方向，而人类学学者和研究生往往缺乏这种特质。她还鼓励学生更快速地在博士培训的环节中“上路”，比如去实践论文写作、研究计划申请、进出田野点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并且都对学生们在就业市场、学术界以及任何其他领域有所裨益。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教职人员在思考人类学训练的时间长短上确实存在分歧。对有些人来说，研究生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会对这个学科的细节感到厌倦，也因此无法发展出更多的技能；对另一些人来说，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则会过于关心个人的就业问题。其实，对于人类学研究生们来说，无论是否有学术野心，不论是在长期或短期的学制下，他们都会感到时间上的尴尬，总感觉自己做出的研究计划是被迫决定的，只能期望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其真的行之有效。但如果他们徘徊犹豫，可能他们第一学年就接触到的热门研究会变得不再新鲜。然而，如果他们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太少，又会觉得自己的田野工作是敷衍了事，不够严谨。他们正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终生教职：是职业追求还是道德绑架？许多杰出、敬业的学生没有获得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不争的事实。有位大学教员说她对申请她们学校教职的300多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都非常优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她回忆道。但最后委员会只选择了一位候选人，她非常费劲地试图解释这个人为何比其他人更为特殊。另一位教授观察到，他的一些最亲密和积极参与研究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说这话的时候他赶紧补充道，“那些获得工作的学生当然也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大多数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一样，他没有提到任何正在采取的措施可以使学生更具竞争力地在学术界工作，或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职业做准备，无论是在课程中还是在额外的培训中。那么，如果连前沿院校和学界大牛也难以安置他们学生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非常简单，即学术界只有极少的工作机会。但在我们与终生教员的对话中，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对学生面临的职业难题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更为注意的仍然是让学生在终生教职的岗位上更具竞争力，而不是思考其它替代方案。这也是研究生们自己指出的一个问题，尽管一位终生教员认为她自己也同样“短视”，但她仍然说道：“我们都非常热爱校园，无法想象在学术环境以外的领域生活。”她和其他教员一样，都有不少学生不得不选择一份非学术性的工作。与我们交谈过的大学教员中，有一半人谈论了那些在工业设计、政府、新闻、发展、开发、宣传或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等领域工作的学生，有一些人还表示他们为此非常高兴。但是这些学生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找到工作的，大多数教员表示自己毫无头绪，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最终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来自学院和大学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在很多教职人员看来，终生教职更像是一种个人魅力和喜好的表达：他们在做自己关心和擅长的事情。对于这样想的人来说，一份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一种志向，也是一种使命。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追求终生教职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不论是面向人类学学科还是那些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群，当然，在人类学中，这两者间通常是相通的。一些研究生表示，不论个人成本如何，他们的导师都期望并要求他们能获得终身教职，这是一种从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要求。这种立场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名研究生认为，那些在人类学系探索其它领域职业路径的教职人员，是个人对学科的背叛，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其他人则表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中，需要或想要在学术界以外寻找工作的话题从未被提出，即使管理者一直在向学院施加压力，希望将职业化要素纳入其课程中。一位博士生回忆说，在经过连续五次在就业市场上的尝试以及四年的兼职之后，她决定去工业领域寻找工作，却收到了一些委员会成员发来具有敌意的电子邮件，指责她对该学科缺乏承诺。过去，她曾试图与教员谈论一直找不到教职工作给她和家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她的导师不愿意介入。同时，委员会则坚持说她的学术能力非常强，只要长久坚持就能寻找到教职。现在，她已经在科技行业工作两年，而那些她曾经认为是朋友的大学导师们已经不再回复她的邮件。许多研究生表示，虽然在学术界以外就业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禁忌，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少与导师们谈到的话题。职业前景或者就业市场的现实状况会被视为是粗鄙的话题，并不值得投入像讨论哲学、人类学理论或民族志议题那样的精力去讨论，也不应获得热切的关注。然而，另一些教员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学生自己不愿意考虑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并且坚持将精力投入到各种研讨会和学术资源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研究生教育：是专业训练还是“庞氏骗局”？在批判整个学科生产过量的、无法被任职的博士生这个问题上，一位教授称整个教学系统为“掠夺性的”。他谴责道：“是我们的自私自利让我们不愿意教学生做一些别的事情，而让他们一直在做和我们相同的事情。”另一位人类学教授则称人类学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在这位资深教授看来，录用研究生并以一个极少人能完成的虚幻的职业梦想去鼓励他们是不道德的。“我们自以为这是一份崇高的使命，让学生在不得不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前，至少去为此追寻八九年的时间。”而他的提议则是完全放弃人类学研究生教育。少数人类学教授也表示他们听过类似的建议，并且不情愿地表达自己也持有相同立场。有些受访者则思考到了其它层面，他们认为教师在教学、教学辅助、研究助理等方面赤裸裸地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一位终身教授说，教师们是研究生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维系研究生教育，鼓励追求教职，是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教授他们喜欢的课程，并开展小型研讨会。还有几位教授指出，研究生教育使得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助教，也可以减轻一些单调乏味的评分文件，以及与本科生合作的时间。以终身教职为目标的路径中，也鼓励学生以最低工资去做一些边缘性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获得所谓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使学生在求职市场上更有优势。其实，这些工作任务不论是以教师们组织、编稿、研究背景指导的监督会议或哪种形式，可能都是一种利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在激烈的求职市场竞争中，毕业生们对推荐信的需求更强化了这种提供劳动力和时间的关系。虽然公然的利用情景很少见，但至少在调查中，我们听到了比预期更频繁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微妙提及，不论是明示还是含蓄的提及，教师们可能的确在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更不用说一再被提及的兼职工作。回到上文中我们讨论的人类学研究生在学制长短上进退两难的窘境，有几位教师还暗示他们的同事存在故意拖延学生论文时间的行为，其实也是因为上述原因，他们一直告诉学生，这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最终是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知名学者光明的前途。就业市场：由热爱的学科陷入求职的困境同我们交谈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表示求职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令人深感沮丧。许多人都描述道，他们无休止地申请工作，不断地接电话并准备面试（无论是通过AAAs、Skype，还是访学），同时，他们还要提交进一步的博士后申请或一年期的职位，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必须保持理智，做万全准备，让答辩委员会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满意。这个过程令人筋疲力尽，不论是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当中的一切。我们还听到了几个在这种压力之下关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故事，尤其那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因为整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备受煎熬。一位博士生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情绪过山车”，他说自己在秋季申请职位时感到非常乐观，而在冬天遭到拒绝或没有回应后又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接着在春季收到一两个回应后又激动得发抖。另一位博士生也哀叹道，在他的同学中，关于求职过程中如神经质般的分裂感和终日揣测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聚会的派对上，也在聊这个话题。还有一位博士生，她对整个求职过程中彻头彻尾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深深叹息，她申请了许多个访学的职位，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难做出相应的准备，她说自己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以及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她发现自己无法在曾经作为决胜者进入的领域成功获得一个职位。几乎所有我们的研究生受访者都表示，获得终生教职是他们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被视为选择博士项目时理所当然的愿望。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样的愿望也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教师们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受到自己对人类学学科的热情所驱使。一位博士生非常强烈地描述了她对田野工作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爱，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学术职位，包括在欧洲或中东的研究机构，并为此持续地寻找机会，然而，她无休止地申请都没有得到反馈，这种徒劳感逐渐让她感到失望。另一位受访者则说，是人类学的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在支持着他。即使他现在做着一份不稳定的、薪资微薄的助理工作，也比他在求学于人类学之前，在公司有着一个高薪的职位更为充实，不论要耗费多少个人成本，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之前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最近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表示，如果有人需要，他愿意成为他人终生的研究助理。他宁愿在研究机构里作为研究员而工作，也不愿意去社会上工作。还有一位乐于成为人类学家的博士生，他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还合适做什么其它的事情。经历了求职市场上连续的失败后，他离自己最初学习人类学的雄心壮志已经越来越远了。另一位博士生也透露，自己已经很难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克服那么艰难的过程来学习人类学了，甚至在回顾时会有点怀疑这个过程是否值得。

在当今这个社会上，博士似乎也成为了众多企业的用人标准。对于很多高校的学生来说，这也是梦寐以求的学位。但要想成为一名博士生，最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国内博士还是国外博士？不要小瞧这一点点的区别，真正意义上的区别可大着呢！对于很多博士生来说，不想进入企业当一个实习生，进入高校就职就成了一条最为普遍的道路。近年来，很多高校在引进博士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海外经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具有海外学习经历者优先”这一点一直存在，成为了很多国内博士生一直跨不过去的坎。在我国清华、北大等众多的一流高校中，新任的教师中，拥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的教师占80%，有的甚至有多段留学经历，新任的国内博士毕业生则是少之又少。要想在高校里面任职副教授以上的职位，大多数的学校都会要求拥有3年以上的海外经历。这也就说明了海外经历有多重要！海外博士越来越受欢迎，出国读博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何选择一个好的学校，菲律宾理工大学给出了答案：菲律宾理工大学是菲律宾排名第二的国立大学，拥有18个分校11个系，可授予46专业的学士学位和15个专业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菲律宾理工大学是菲律宾学生人数最多的国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部推荐的30所大学之一。菲律宾理工大学的优势：1、 菲律宾拥有世界上顶尖的教育资源，能培养学生成为最优秀的国际化人才。2、 尊享海归待遇，学历中国教育部认可。3、 可以为在职人员提供假期集中上课4、 两年至三年获得博士学位，按时毕业，超低成本留学5、 入学手续简单，轻松毕业，帮助学生创业。6、 大专直接读硕士，单独开班，在读期间为优秀学生提供在菲律宾本地年薪8-10万人民币的实习机会。菲律宾大学博士归国待遇：1、 尊享高层次海归人员奖励和优惠创业政策，。2、 享受留学生北上广落户政策。3、 享受购买减免车价20%左右的免税车、创业免税和房租。4、 优秀毕业生可获得到机关单位和央企、国企、外企等相关单位就业的机会。入学要求：参加入学考试、面试合格者直接发录取通知书。申请程序：1、 报名申请：填写报名申请表，提交个人信息及相关资料。2、 资格审查：初审合格后，缴纳服务费。3、 发入学通知书。4、 签证赴菲：招生咨询中心协助学生办理第一次赴菲律宾签证、机票等事宜。5、 抵达注册：申请人抵达学校体检，办理注册手续和考试。6、 学生签证：去菲律宾移民局办理学生签证。

有意读博深造，走科研花路的同学在决定就读国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就是该国家博士要读几年才能毕业？小曼总结了一下主流留学国家的博士学制，快来看一下最快几年能拿到博士学位吧！欧洲英国时间：3-4年学制：英国博士为导师制，很少上课，主要是跟着导师做研究。理科学生可能会花2.5年－3年左右的时间在实验方面，然后就是论文写作。工科学生在学期中间的实习对毕业论文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实习做得不错，还可提前毕业。对于文科学生，时间一般比理工科会长一点。对毕业的要求也更强调研究的自主性、原创性和创造性，无严格的论文发表数量要求，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和最终的论文答辩就可以了（一般是1-2个外审，外加1个内审）。北欧五国时间：3-4年学制：岗位制&自费式岗位制PhD北欧PhD岗位完全取决于导师手头的项目。换言之导师手里有项目就会招生，没项目就不会招生。并且招生人数可能每次仅仅招1-2人。当你被录取后，入学便要开始你的研究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则要根据你和导师商量的研究计划来，或者导师的项目方向，通常学制为3-4年。自费型PhD第二种情况为自费。这里自费的概念涵盖了self-fund和external funding resource。如果有学生愿意自掏腰包开展课题，不管导师手头有没有项目，大多数情况都愿意接收你。换言之，如果你决定自费读博，可以试着尝试套磁任何你感兴趣的导师，不论他手里是否有项目。意大利时间：4-6年学制：意大利大学教育有博士研究生和专业研修两种，前者学制一般至少3年，后者一般期限同为3年。博士研究生资格的取得有导师的推荐和讲过严格的竞争考试，考试分为口试和笔试，60分满分，40分及格，考分到达40-60分才可以参加口试。意大利几乎没有提供相关硕博连读课程，但可以选择本硕连读课程，其学制一般为4至6年。瑞士时间：3-5年学制：导师制&结构制瑞士读博时长通常在三到五年不等。除了完成自己的研究，整个Program通常还需要修几门授课式课程要求，还要承担部分TA和带本科生和硕士生实验的工作。导师制，在特定的大学或学院里学习和做研究，有导师监督指导学生个人的独立研究。这类比较像美国的申请，每年固定时间进行招生，一般school会提供专业或研究方向以供申请人参考和选择，招生要求一般也只需要学生具有相应的大类背景。结构制，由校外的公司企业或研究所和大学共同联合培养，提供更专业的培训和实践机会。在大学里要修固定的学分，而研究则在校外研究所进行。这类PhD的招生要求非常详细，比如具有某种特定的学科背景或某些非常具体的操作技能。这种类型的PhD更像是“职位招聘”。北美美国时间：3-8年学制：在美国拿个博士学位，大部分学校规定的时间是五年，一般要七八年。各个专业和学校的规定不一样。大部分学校和专业可以5年毕业。国内的学生申请美国博士大多是申请硕博连读，硕士学习两年，中间要经过一次博士的资格考试，如果学生通过这次资格考试，才可以进入博士的学习，如果不能通过只能拿到硕士学位，结束学业。虽然美国博士有四年提前读完毕业或者是延期到六年甚至更长毕业的，但是一般是五年的时间。加拿大时间：3-8年学制：加拿大的博士研究生和英国的结构类似，从入学开始就比较注重跟着导致做研究而非进行教学课程，加拿大博士的入学一般为9月至4月，读博士研究生一般是三年，但有些学生学习时间更长，通常长达五到八年，以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和通过答辩作为博士毕业的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持有硕士学位后才能进入标准的加拿大博士课程。然而，一些大学提供doctoral stream Masters，从一年或两年的硕士或理科硕士课程开始。这些课程适合直从本科毕业的学生，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大洋洲澳大利亚时间：3-5年学制：澳大利亚博士一般是3-5年，大部分都可以在四年内完成博士学位。由于实行弹性学制，不少人要经过5至6年才能拿到学位，澳洲学期开学时间是每年的2月份有两个学期，也有7月份开课的课程。新西兰时间：3-4年学制：新西兰的博士学制分Full Time(全日制)和Part Time(非全日制)两种，Full time一般在3~4年，Part time在5~6年左右，开学较灵活，每月均可以入学，具体入学时间可以跟导师商量。学生尽量选择在5月之前入学，因为通常上半年奖学金的名额会较多，而且导师也会有足够的时间带学生。新西兰学制与国内有较大的不同。第一年修完课，并且答辩完才可以算是Ph.D。第一年答辩不过被要求改的情况也有，一般拖三个月到半年。不同专业有不同的形式，一般是修课程或者考核，第二年才开始真正做研究。亚洲新加坡时间：2-5年学制：新加坡公立博士学制：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2-5年，一般4年毕业。新加坡公立博士只有研究方向，按照院系划分，不分小专业。具体研究方向会由学生自己选择，也可能会由教授安排。香港时间：3-4年学制：香港高校一般提供3年制和4年制的博士学位项目。3年制博士学位：一般来，3年制的PhD要求申请人拥有硕士（相同研究方向）学历背景；4年制博士学位：主要提供给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或拥有授课型硕士背景的学生。注 ：2年制的MPhil学位的学生有机会转成博士（获得候选资格并满足课程要求）；PhD学生也有机会在项目初期有效期内转读MPhil。澳门时间：3-5年学制：在澳门，读博士一般是至少三年，大多数博士学生读到第三年时，如果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合格了就可以进行答辩，一次答辩没通过的话，三个月之后还有一次机会。以上博士学习的时间，是在一般情况下讨论。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固定的学制和学习时间，但是只要你学术科研水平超众，就能争取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下拿到博士学位。同时，如果没那么顺利，也有延毕的可能。祝大家博士学业都能顺顺利利，早日毕业！那么，在看了这些读博国家的读博时间之后，你更想去哪个国家读博呢？

近些年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各方面都发展迅速，其中教育领域也是一样。例如在今年公布的各大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高校的名字都有明显提升。但是与世界顶尖高校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于是对于类似国内清华北大之类的名校毕业生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前往美国等教育强国前往留学。近日《美国博士学位》调查公布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2018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亚裔人，总共有14815人。而其中中国籍博士就高达6182名。然而让人比较心酸的是，其中79.4%都打算留在美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大家对近些年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有所关注，那么就应该能够理解其中的一些原因。比如2019年公布的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排名前十位的大学美国就占了5所，更夸张的是前四位都是美国高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于中国大学的毕业生而言也是如此。当他们在选择留学的高校是肯定会选择综合实力比较强的，这样也便于对于自己个人能力的提升。此外，这些世界一流高校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高度认可，所以在这些学校留学对于他们以后的职业发展也是大有裨益。不过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外出留学的毕业生以后能够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毕竟除了部分是自费留学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公费留学。我们难免觉得有些惋惜。那们为什么他们毕业之后不愿意选择回国，而是愿意先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呢？这里就不得不简单提一下美国和中国相同行业的不同待遇。毕竟大家之所以如此努力的上学，如此想办法的外出留学提升自己，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能够有更好的职业发展，能够获得更高的薪资待遇和社会认同。以法律专业毕业生为例，如果在国内从事相关的工作，那么他们的年薪大概在12万左右。当然不排除有特别优秀的少部分，可能年薪会比这高甚至高很多。而如果同样的毕业生在美国就业的话，那么他们的年薪大概能达到19万美元左右，也就是100多万人民币。两者之间可能就是十倍的差距。当然其他行业之间的差距或许没有这么大，但是不得不承认现如今美国的薪资水平相对而言是要比中国高的。另外目前国内的科研环境相对而言不是特别的好。许多高校仍以学术成果的发表情况作为职称评定或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这就导致部分不能按时发表学术成果的教授，通过一些不合规的方法，以实现文章发表的目的。这也是近些年为什么学术造假，学术不端事件较多的原因之一。如果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毕竟造假的成本很低，所需要的时间也很短，而真正用心花时间搞科研的教授，反而短时间内不能产出如此“突出”的学术成果，那么在他的科研道路上难免会受挫。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悲观，随着近些年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近些年学成归来的学生比例在持续增加。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家这些年一直在进步。毕竟国家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离不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