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三大趋势:一是学科体系构建向着整体化、学理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二是理论研究趋向现实问题解答,在回应时代主题中深化探索;三是研究思路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带动作用愈加明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高度重视,成为三大趋势演进的强劲动力,特别是这一思想中所蕴含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各个领域的独创性贡献,要善于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为深化理论武装提供学理支撑。这一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共识,也反映了理论界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建设、“中国之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等议题上,这一基本特点反映得尤其突出。(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原创性贡献。学者们一致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学者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内在精神既高度一致,又有新内容。由于时代条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人类共同体不同历史形态特别是第二大形态和第三大形态时,都未曾预料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并存的局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为解决当今全球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美国等西方大国极力推行利己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背景下,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激励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同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重要理念,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客观规律,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准确把握了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挑战提供了符合各方利益,并且是在无法解决这些挑战的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新方案,体现了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求同存异、包容发展的新全球观。(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的学科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依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重要论述,谢伏瞻提出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这是一个具有标识性的创新概念,基于中国实践,作了新的理论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谢伏瞻认为,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始终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在总结历史经验、回应时代主题、探索未来发展中不断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先后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提出新发展理念,作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重大战略决策,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并在历史性变革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中国经济的发展固然借鉴并印证了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但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经历和特点都不是传统发展经济学所能够解释的。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现了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全面发展的理念创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实现了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协调发展、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同步增进的理论创新。(三)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阐释。“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和确立习近平法治思想之后,与法学界的积极反响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学者们也纷纷进行研究阐释。特别是从“中国之治”的系统性视角出发,进行了解读。高培勇提出,应着力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有机结合的高度来全面和系统地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特征、体系构成、基本内涵和制度意义。要全面系统地揭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特别是要重点加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重要思想和观点的理论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依托,构建能够充分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特征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朱景文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是从理念出发,不是从任何抽象普适性的“法治模式”出发,而是从历史唯物论、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法治建设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中思考,这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线。(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理论解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中展示了党的十九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先期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卷构成一脉相承、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因此,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理论解读成为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热点,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主题。靳诺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着眼点和贯穿于全部专题的红线,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制度建设。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是新时代的重大历史任务。曲青山提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认识和理解“中国之治”的“思想之门”。何毅亭提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着眼战略全局谋划治党治国治军,统揽“四个伟大”,是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的扛鼎之作。新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2020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理论界认真研究重大而紧迫的时代问题与现实问题,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一)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总体看,理论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新变化的宏观思考和微观考察还不够丰富和深入。当代世界,资本新样态出现,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并将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共存,并且在诸多领域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冯颜利认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体现为其各种矛盾的激化,传统经济危机正向政治危机转变,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治理失败层出不穷,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质正在发生质变,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正在到来。与此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不断增强,“资强社弱”的传统格局正在扭转,“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明显加速。应该看到,理论界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特别是对数字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研究还流于现象描述,需要深度分析和概括。夏莹将“新资本形态”的特征概括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与高科技的紧密结合以及货币向分布式信用的转变,并呈现为金融资本、平台资本和数据资本等新样态。(二)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与特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也必然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快速上升,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猜忌和戒惧明显加深,加紧对我国实施战略上围堵、发展上牵制、理论上歪曲、形象上丑化,我国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根本矛盾将长期存在。深入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正确认识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给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做出有说服力的科学解答。徐涌认为,在这场大变局中,单向的全球化格局正在被新的世界竞争体系所替代,中国要以主动变革重新塑造全球化。(三)关于“中国道路”的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独特的具有鲜明中华文明特征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吴晓明提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正在卓有成效地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阐释中国道路不能仅仅停留在富强逻辑等层面,而需要上升到文明论的高度,揭示其内在的文明逻辑。中国道路呈现出双重向度的文明逻辑:一是中国道路必须吸收现代资本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以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二是它必须对现代资本文明持批判性和超越性姿态,开启一条新文明类型的实践道路。新文明类型不是以资本为原则,而是以“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为基本遵循,所以其立足点不是“市民社会”,而是 “人类社会”或 “社会化的人类”,并且其和平主义性质超越了现代资本文明的霸权逻辑。韩震从历史哲学和文化思维中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提出西方文化建立在单一的终极性实体之上,而中国深层次文化则建立在关系性存在基础上,并因此赋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特殊的历史韧性。上述讨论,对于在西方发展道路之外探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建构理论模型的意义。(四)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果,深刻理解其历史意义,是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思想前提。王立胜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是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性”,从小康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三条主轴: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方向、中华文明基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未来趋向是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追溯小康社会概念,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时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你们那个样子,而是小康状态。“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现代化”。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党中央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对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均作出系统部署。吴晓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三条线索上呈现出新历史方位的转折性意义,而三者交汇形成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历史可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2020年,在恩格斯哲学思想、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符号论、辩证法主体的前提批判、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新的动向和进展。(一)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有学者提出,如果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他自己是个“能手”,那也是极其伟大的一个能手;如果像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他本人是“第二小提琴手”,那也是极其出色的第二小提琴手。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曾经有过很多合作者,但是最终要么分道扬镳,要么产生很大分歧,而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志同道合,在思想上高度契合,在情感上深厚而真挚,在性格上互补又亲密无间,则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思想史中的文化现象。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深刻揭示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伟大智者之间的思想交融、至深友谊和亲密无间关系,有着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诸多研究恩格斯的成果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的《恩格斯思想年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全书从1839年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开始,到1895年写给爱林娜·马克思-艾威林的明信片止,摘录了有关的著作、文章、草稿、未完成的手稿、文件、书信、笔记、摘要等,展现了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与发展轨迹,呈现出恩格斯的思想原貌。姜辉提出,要学习和践行恩格斯具有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从中获得宝贵启示和思想滋养,更好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拓宽及基础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可以粗略地归纳为几类: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视野问题;三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它同当代的解释学、历史学、政治哲学等学科的交融等问题。2020年,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得以拓宽,主要体现在基于唯物史观的社会符号论批判。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符号论。方军指出,相较于大部分符号学思想家对语言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商品、货币、资本以及政治的、法律的、意识形态等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的批判性考察,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方法论,有着更为丰富、深刻和鲜活的内容。通过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符号的深刻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符号之所以是头足倒置的、颠倒的、否定的,社会符号中能指对所指的否定、能指与意指之间的否定之所以是普遍的,从根源上说,在于实践的基本矛盾运动及由此规定的实践的辩证本质。实践的辩证本质——以否定性为媒介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质,从而社会符号也就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历史规定性。基于唯物史观的对社会符号的批判性考察,既非用“观念论的历史叙述”代替“现实的历史叙述”的所谓文化史观,也不是感伤主义的道德谴责,更不是形而上学地将之看作自然的、永恒的、僵硬的、消极的、孤立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们实在的活动出发,科学地揭示这种颠倒与否定性所赖以产生、发展乃至消除的客观历史条件,因而这种批判是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质言之,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符号论的批判向度是基于实践的,价值评判标准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内在统一;是基于现实、指向未来的,因而是具有革命性同时又具有建设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力度是一切唯心史观所不具备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唯物史观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学术上的持续展开和专题化,随着某些当代政治哲学议题的介入和影响,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情高涨起来,并初步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方案与成果。在吴晓明看来,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及其主导的知识样式所形成的强势遮蔽,唯物史观在政治哲学中的运用往往遭到严重阻碍,并因而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诸多要义陷入重重晦暗之中。如果我们在相关的讨论中看不到公平正义等观念、范畴是如何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产生出来,并且如何随着社会现实的改变而改变着自己的全部内容,那么,在这里出现的就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而是意识形态的神话学。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哲学的真正议题根本不是由永恒的观念来设置的,相反,它们是由社会—历史的现实来推动的,而这一现实又将其本身的内容反映在法律的或道德的观念形态中,从而使各种“正义”议题由之而设置起来。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三)辩证法主体的前提性考察。对辩证法的研究长期集中在方法论意义上。受观念论哲学传统以及公式化的影响,辩证法曾被降为一种无意义的概念旋转。对于辩证法主体进行前提性考察的意义,要远大于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具体展开。贺来提出,辩证法从黑格尔开始就不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方法,而是一种辩证的本体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使“现实世界”具有了真正辩证的本性,人的实践及作为其成果的“现实世界”才是辩证法真正的运动主体。以上对辩证法主体的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哲学性质问题也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孔明安认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并非如传统所理解的那样是对自然客观规律及其辩证法的总结,其核心思想是对人、社会和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对马克思有关生产力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张云龙提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是被纳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领域的对象性自然,而非抽象和孤立的自然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逻辑一致性。总体看,辩证法问题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四)关于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中源头问题的争论。王南湜、吴晓明、王时中等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们或者倾向于唯物史观回溯至黑格尔,在康德那里不存在实体或现实生活的考量。或者关联到康德,认为马克思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的无限主体,另一方面则借助黑格尔之能动性辩证法重构了康德哲学的有限作用,从而实现了对康德哲学的角色统一,解决了有效地改造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更纵深的思想史爬梳。张一兵认为,马克思在思想上最初先后受到基督教文化、浪漫主义文学、康德—费希特式的理想主义法哲学、黑格尔哲学体系、青年黑格尔派等多重影响。这场讨论涉及原理产生的根源问题,同样意义重大。(五)基础理论研究怎样面向新时代。对待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有一个科学的态度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此,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最重要的是坚持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只有如此,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目前,基础理论研究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进,但还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三是要提升原创能力和水平。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和原创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要避免“言必称希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避免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因为零敲碎打的研究难以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避免将学术化仅仅理解为围绕文献资料打转的“书斋化”研究。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要从新时代这个大背景出发,进一步提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响应时代主题,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反思与展望回看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理论,推进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原创性贡献的系统化、整体化和学理化研究;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现实,对时代之问作出了理论回应;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实践,赋予唯物史观等基础理论研究新的内涵。但应该看到,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大国,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创新学术发展内涵等方面,与我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相比,与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际地位相比,目前我们的研究还有不小的差距,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滞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发展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明显的例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写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已经翻译成几十种语言,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但我国理论界尚未出现研究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被国际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公认的学术经典,不少成果在读者那里的反映是:“远不如读总书记自己的著作精彩、解渴。”不少理论成果关于一脉相承的梳理较多、关于与时俱进的理论化创新阐释较少,有些研究存在简单化、标签化倾向,这体现了对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学理化研究阐释能力的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相信,在伟大时代的激发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多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原创性成果。(执笔:王志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部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拉开思想解放的帷幕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不平凡的40年历程,取得了显著成就。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回应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展开,在应对当代哲学理论发展挑战、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中前行。反思现状,哲学研究依然存在问题导向、现实取向、话语体系、研究方法、功能发挥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展望未来,哲学研究应该坚持三个面向的原则,关注与追踪实践发展、科学进步和哲学前沿,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中继续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践为哲学研究和创新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实践具有创新性和开放性的显著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的实践锻就了创新的思维,催生了思想解放运动,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精神准备;改革开放实践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现实课题,创造了许多富有探索性的“特区”经验,提出了许多富于挑战性的迫切要求,从而成为推动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回应时代呼声,植根实践土壤,聚焦实践问题,探索发展规律,深化学术探究,推进理论创新,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重大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一是实践问题和实践观研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实践问题的高度关注,深化了人们对实践观点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学术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理解上逐步形成共识,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辩证物质观为基础,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性、历史性、实践性为特征,以反映现实世界规律和社会生活本质为主要内容的新唯物主义形态。二是发展问题、人学问题和价值问题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方式,以及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进步与代价的矛盾、生产与环境的矛盾等问题日益进入哲学研究的问题域,社会发展理论逐渐成为显学。伴随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兴起,对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价值哲学对价值关系、价值特性、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创造等问题的探讨,为当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研究直接提供了理论支撑。哲学基本原理和哲学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状况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围绕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例如,从辩证法的角度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实质,深入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和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从历史观的角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和专题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文献史料挖掘和历史语境考证等方面研究都取得重要进展。关注现实的应用哲学蓬勃兴起与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建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审视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实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围绕民主理论、自由观念、平等思想、权利理念、社会理想的哲学基础展开探讨。经济哲学通过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演进坐标,深入阐释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关联,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文化哲学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问题,探讨了文化模式、文化冲突、文化产业、文化观与历史观的关系、大众文化及其批判等一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向纵深推进。学者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探讨,力图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蕴含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有深度的研究,对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进行了哲学概括和总结。当前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一是在中国特色哲学形态及其话语体系的构建上,仍然存在自觉不够、自信不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相对薄弱,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存在既远离现实问题、也远离基础理论,从而日益边缘化的倾向;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借鉴与批判占位不高、深入不够;学风和文风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学者自说自话、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大众和学界听不懂的话语,缺乏反思和批判精神,研究和阐释问题的思路有待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传播方式有待深入研究。在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尚未见突破性进展。二是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支应用研究的一些领域,还存在一些不够深入、不甚合理之处。主要表现在认识和处理“史”与“论”、学术性与现实性、理论研究与教学研究、本土和外来的关系上。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史论分离的片面倾向,或者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在立论上缺乏文献依据或文本支持,或者是只关心经典作家“说了什么”,而不关注他们“为何说及如何说”。这样就造成两种后果:要么把哲学史的研究变成了缺乏思想性的编年史研究,变成烦琐的考据学研究,要么使哲学研究成为离开哲学史资源和哲学发展前沿的空洞的“学术研究”或奇思冥想。其次是把研究中的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有的学者片面强调学术性而排斥现实性,或者用现实性来取代学术性,而未能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和研究的学术性之间的内在关系,未能把握学术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未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以及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再次是理论研究和教学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理论研究的成果未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教学研究的成果。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关系仍需要摆正。有的学者过于看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成果,而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忽略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相反,也有的学者忽视或鄙视国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不了解国外研究动态。这两种态度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三是马克思主义学科整体发展和分支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近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研究在整体性、综合性上明显加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专业发展或纵深发展则相对较慢,研究力量的分布和投入有所减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和研究的发展出现新的萎缩状态。对哲学研究未来发展的思考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哲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和研判目前尚存问题的基础上,理清未来发展思路,明确主攻方向。明确哲学与时代的结合点,找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置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大舞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充分发挥哲学对现实的反思功能和哲学对现实生活的引导功能,继续关注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深化对现代化进程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哲学思考,为解决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发展问题和世界发展问题提供哲学智慧。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中的思想富矿,既要返璞归真,又要返本开新;既要“照着说”,也要“接着说”。要站在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高度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社会发展的精神信仰问题、生态问题、制度价值问题、社会治理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要从哲学史和哲学发展规律、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等多角度来思考和研究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既要坚持引进来,学习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又要重视走出去,向世界展示学术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上,需要解决研究中的史与论的结合问题,处理好文本研究与当代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既要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时代精神,又要在理论创新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融通。深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是必须坚持正确的理论基点。避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囫囵吞枣式的转述和评说,克服在研究方法与内容上大而化之和停留表面的不足。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运用正确的判断标准,对国外理论热点的是非曲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深化应用哲学的研究。应用哲学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方法论的支撑与指导。政治哲学需要进一步回答当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出的挑战,经济哲学需要进一步透彻分析近现代西方经济哲学和经济发展现实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文化哲学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价值哲学需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与哲学价值论的关联,解答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困惑。人学研究要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阐释,深入辨析西方人学思潮的理论实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学观念。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程,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思考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中国经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注重用世界眼光来研究中国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紧密结合起来。时代在前进,哲学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大有可为。我们期待着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创新发展,取得更大进展。(作者:郝立新,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导语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腾飞的70年。为展示7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烘托学术界百家争鸣之良好氛围、勾勒各学科研究前景与发展趋势,《思想中国》栏目推出《70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系列文章,并按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约请各领域权威专家撰写文章,简要回顾成就与不足,重在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探索。文章尽可能吸收同行专家盲评意见修改完善同时也保持尊重作者本人观点,文末附推荐意见,既可视为读者了解该学科的导读性论著,也可视为广大党员干部勤学习、强本领、长才干的鲜活教材。今日刊发70年学科发展系列文章之四,敬请垂注。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述略与前瞻臧峰宇作者简介: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通往智慧之路》《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研究》,译著《不同的路径》《恩格斯传》。曾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奖。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中国与世界未有之大变局,在回答中国社会发展向何处去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包括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价值论、人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等研究领域的学术体系,以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为代表,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等方面的教材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成就显著,对其他哲学二级学科发展具有指导作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提供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设也取得可观的成就,学界在解读《实践论》《矛盾论》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过程中,归纳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把握主要矛盾”“遵循客观规律”“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哲学命题,映现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同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特质。面向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哲学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体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双重需要,面向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气质。建国初期,学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等哲学教材,并在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广泛普及,强调让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武器,由此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运动,形成了“学哲学用哲学”的文化氛围。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陆续出版,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读愈益深入,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从事学术研究。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学界深入研究实践中的哲学问题,分析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辩证法,理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在系统科学和现代科学研究中促进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决定论的时代化,揭示了真理的发展规律及其与价值的关系。学界聚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探讨其对象、方法和现实性,强调把认识置于人与世界的总体性关系中,作为一个开放进程和关系系统进行研究,注重运用认识论审视技术理性和社会思潮。在深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研究的同时,学界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中国文化主体性和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喜闻乐见的中国形式,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产生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否可对“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作唯物主义解释等学术争论,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性,反映了学界的艰难探索。此外,这一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夸大主观能动性和“唯意志论”倾向,在否定“唯生产力论”的同时提出了上层建筑决定论,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忽视了发展的硬道理,对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对“两个凡是”进行反思,学界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形成。通过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编写历程,学界对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进行内在反思,提出教科书改革的思路,先后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优秀教材,涌现了《走向历史的深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价值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力作。学界饱含深刻的问题意识,在对“异化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形成从主体性角度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认为现代化的哲学本身应当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学界关注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从哲学角度研究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权利。同时,在承认和尊重主体权利和责任的意义上探究价值问题,从实践辩证法角度阐释人类活动遵循的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在此基础上,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哲学支撑。学界经历了从确立主体性哲学研究理路到对主体性哲学进行反思,坚持问题导向,深刻阐释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学界还深入研究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问题,深刻论述了现代性视野中的“资本”幻象,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分析所有权与正义问题的哲学—经济学理路,拓展了经济哲学的理论空间。在研究正义论、共同体、平等观等问题时,学界深入研究政治哲学前沿问题,提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路。随着文化观念、文化冲突、文化选择等问题进入学者视野,从文化哲学角度审视个体创造行为与社会发展举措一度成为流行议题,文化观与历史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大众文化及其批判等问题得到有效探讨。此外,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等分支哲学也得到深入研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学界强调在历史深处再现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关注国际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最新成果,强调“回到马克思”,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在考据与解读中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学术旨趣与其时代精神,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学研究、内在理路研究和实践应用研究的内在融通。学界在清理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既往研究的基础上,译介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形成马克思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解读的中国语境。学界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问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阶段和形态,思考其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启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应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同时,学界回顾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探究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应用,对建国以来一些复杂的哲学争论进行历史性反思,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强调中华民族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学界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观念的变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促进了现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要进一步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表述的改革,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内部实现话语创新,而且在外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实践相接触并相互作用,使之既体现世界视野,又彰显中国特色,从而在哲学探索中聚焦时代课题与中国问题。在与时代同行中进一步推动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化发展活的灵魂。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时代同行中实现综合创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迫切任务。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守正创新,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在促进实践深化的思想探索中把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促进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回应中国社会发展和哲学理论发展的双重需要,确立哲学自觉和哲学自信,进一步探索创新发展的思路与方法,在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实践之问的过程中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首先,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对文化自信的深入论述以及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要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底蕴,研究其形成过程和创新价值,研究其内蕴的历史思维、辩证思维、问题思维、底线思维、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研究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第二,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哲学内涵。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社会发展的新期待,需要学界进一步研究美好生活的哲学意旨,研究什么是我们时代真正的需要以及需要层次的变化,研究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透视中国问题,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探析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如何更好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何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破解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诸因素。第三,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继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阐述,强化问题意识,以实践思维方式把握规律,增强战略定力,认真分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观的重大转向,思考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如何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从全局角度理解关联性、系统性和协同性问题,倡导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意识,进一步把握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时代内涵,深入探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原创性,在反思中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新。第四,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哲学经典文本。切实解决史论分离问题,恰当处理文本研究与当代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既要走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处,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的学术性,又要避免研究中可能出现的贵族化和边缘化倾向,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融通。力图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语境,追踪重要问题线索,在对哲学史料的分析中形成思考的支点,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发展的思想资源,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和理解史。尤为重要的是,在历史语境中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思想的系统化问题,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新变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野的转换。第五,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与现代化问题。深入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与当代价值,建构基于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与理论实质,合理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思维结构及其对促进文化发展的启示。进一步把握劳动价值论与哲学价值论的关联,以过程思维方式分析发展问题,在反思中探究推动发展的合理路径,形成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价值观念。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阐释,促进中国人哲学素养现代化,注重人学研究的现实性探索,进而研究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与中国逻辑问题。在现代化语境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领域的对话,避免分化有余而综合不足,在综合创新中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内涵,以之解析现代化进程中复杂而深刻的现实问题。第六,进一步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风。学风问题本质上是思想方法问题,具有特殊重要性。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为主攻方向。反对以晦涩难懂的哲学话语孤芳自赏,或无视现实地制造“茶杯里的风暴”,避免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前失语。要在实践中检验哲学观念并使之在实践中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方式的时代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对当今复杂而深刻的全球性问题与中国问题做出富有时代精神的创新性阐释。最后,进一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探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概念和重要命题,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趋势,追踪其研究主题和主要领域的变化,关注以MEGA2为基础的马克思学研究新进展。思考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的主要观点并对其是非曲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新动态,解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路径。与此同时,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把握语境差异的同时,聚焦我们时代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实现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话和互动。专家推荐意见: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践梳理了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脉络、成就与重大议题,简约和较为精准;立足新时代瞻望了哲学创新的诸方面,亦有不少启发。(思想中国出品,皆为原创,如蒙垂爱关注转发,务请注明转自党建网或党建网微平台,以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两把刷子,一是彻底的唯物论,二是彻底的辩证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主义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马克思同诸多哲学家面临着一系列基础问题需要解答,一切的哲学原理,运用法则都是建立在对基本问题的认知之上的。一、哲学是什么?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形式来认识世界,并产生最基本的观点,大多数的世界观是没有经过理论论证的,是没有形成系统论述的,如果将这种自发的认识,零散而有不系统的观点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归纳和升华,这就形成了哲学。人人都有世界观,未必人人都有哲学。哲学的系统化具体体现在对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说哲学将整个世界分为三个部分来认知,通过对自然现象,人类社会现象,人类思维活动的观察和研究,探寻最普遍的规律,哲学是从总的方面来讨论总的规律,划分到具体领域则由不同门类的科学来研究具体问题。哲学的理论化具体体现在观点、论证、以及检验方法。马哲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这是基于古典唯物主义的观点,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批评和改造得来的,其坚实的科学依据是自然科学史上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能量转化、生物进化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前人认识的批判性继承、结合自然科学、社会革命实践,创造出用来指导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二、世界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的基本定义是“客观实在”,客观说的是不以人多意识为转移,实在说的是不依赖人的精神而存在。这种观点很容易跟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混淆。恩格斯认为划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唯一标准是讨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谁是第一性?谁决定着谁?物质=存在=物,意识=精神=心,这是不同哲学流派中使用的不同名词,本质上指代的同样的概念。谁是第一性?这个问题决定谁是世界的本质。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是构成世界的本质。而唯心主义认为精神主宰了世界,客观的唯心主义认为在世界之前存在一种绝对精神,是这种客观的精神创造了世界,或者认为是神创造并主宰着世界。主观的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否存在与我的意识有着直接关系,存在即被感知,心外无物,我心就是宇宙。三、世界是如何存在的?马哲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这种运动同样包含三个方面,自然物质的运动,人类社会的变迁,思维意识的活动,属于物质运动概念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延伸。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物质的运动是通过时间和空间来展现出来的,时间指的是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和不可逆性,时间是一维的,只能从古到今,从现代到未来单线的运动。空间指的是运动的广延性,伸张性和方向上的规定性,空间是三维的,包含长、宽、高三个规定。世界是由时间、空间、物质构成的,时间是不可逆的时间,空间是无限延伸的空间,物质是运动的物质,三者之间是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有人称之为“四维时空观”这种说法是比较妥帖的。四、如何认识世界?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那么这种观点是如何来的呢?马哲认为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一是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二是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三是辩证唯物主义。朴素唯物主义认为世间万物是有某一或几种特有的物质构成的,比如水、火、四元素、五行等。随着自然科技的发展,人们发现了组成物质的原子,近代形而上学认为世界的本源找到了,就是原子。科技很快证明这个观点是错的,后来发现一系列比原子还小的粒子。索性干脆从哲学的定义上规定,无论客观物质如何分割,无论最小的粒子到底是什么,所有客观实在统一规范为物质。认识属于人的思维运动,运动的主体是人类的大脑,造成认识发生的根由是社会实践。也就是说人类是在具体是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世界的。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反复实践的。于是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无限延伸下去,世界上只有尚未被认知之物,没有不可认知之物。五、如果改造世界?运动是世界存在的方式,而造成运动这种存在方式的根源在于万事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而这种普遍联系又是由于世界物质同一性原理决定的。世界物质同一性原理三大基本观点:世界是统一的,世界统一于物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统一。世界只有一个本质就是物质,万事万物的本质是物质在时间、空间上排列组合及内在结果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因时间无限长而无限,因空间无限大而多样。世界即是物质统一的世界,也是万物万物无限多样的世界。物质的同一性决定了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物质的运动决定了万事万物无限多样。无论如何复杂,万事万物总体上遵循相同的运动规律,即辩证论的三大规律,事物内部之间事物和事物之间普遍存在对立统一规律,物质的运动造成事物的变化普遍遵循量变质变规律,物质运动的方向决定事物发展的趋势普遍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可以被认知和利用的。人的主观意识能对客观存在产生的作用,被称之为“改造世界”。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设,是促进;二是破坏,是阻碍。根据作用对象的不同,又有改造主观意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分别。简单的说,改造主观意识就是通过学习实践来提升对世界的正确认知,改造客观世界就是使用主观上的认知来指导人们在客观世界中的具体行动,这两种行为都叫实践。也就是说,实践是主观和客观的媒介,人们通过实践来认识世界,同时又通过实践来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是对主观思想和客观事物进行调整以使主观上的认识符合客观存在,使客观上的存在满足人的根本需求。时间是什么?时间有没有起点?《老子道德经》的四个基本哲学问题老子说的“道”,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
开栏语:对很多人而言,马克思或许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的名字出现在你从小到大的课本里,他蓄着大胡子的形象深入人心,他的很多著作名字你耳熟能详,但翻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的任何页码,你都很难从他艰涩的文字中,弄懂他深奥的思想。为能深入马克思的内心,《大咖谈马克思》将邀约10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咖,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哲学核心观点及其影响,两两展开对话,让你与百年前的伟大思想产生亲密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人又是如何运用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的?本期《大咖谈马克思》将带领大家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问题”。【本期嘉宾】1845年至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书稿的创作。这部划时代的著作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的重要标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提出了唯物史观这一理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它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产生以前,人类对社会的认识还处在探索的阶段。当时有两种观点占主导地位,一种观点就从人的自我意识出发去解释;还有一种观点就是从神的意志去解释历史,比如宗教神学。这些唯心史观否认社会发展的物质根源,否认社会发展有其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而马克思指出不是观念决定历史,而是物质生产决定历史。 通俗地讲,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不仅强调了物质利益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力地论证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指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恩格斯对唯物史观还给出这样的一个评价,他认为就像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里我还想引用著名学者的话,英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约翰·希克斯,他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大多数想要弄清历史一般过程的人,都会使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或者这种分析方法的某种修订形式。因为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你找不到其它的分析方法。”除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对哲学发展中的积极方面,也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从而形成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第一强调一切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第二是强化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再一个就是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要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则,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它们的基础都是实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观点。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表述,这句话也被刻在了他的墓碑上,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勇于投身实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践紧紧相关,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来获得一手资料,丰富自己对社会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如果我们天真地认为,马克思是个天才,他关起门来就能想出人类历史的真理,那就大错特错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的哲学思想不仅仅是吸收了前人的智慧,还立足于社会实践,以及对社会实践的敏锐观察与思考。这些科学理论在揭示了现实世界真实性的同时,也转化为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所以马克思说了这么一句话,“一步实际行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 另外他还说了,“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这些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着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同时也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句话,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扯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了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论持久战》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这部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它就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根据这些特点的分析,就作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个正确的结论,这就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方向。《论持久战》的高明,即便在今天日本学者也为之叹服。日本历史学家、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曾经这样说过:“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的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我还想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大家应该非常熟悉。我们今天也经常引用,其实这句话是出自毛泽东在1930年所写的一篇关于调查研究的手稿。后来由于连年的战乱,手稿一度丢失,直到1961年才失而复得。当时毛泽东如获至宝,他说:“见到这本小册子,就好像见到了30年没有见过面的儿子。”后来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名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反对党内、军队内存在的教条主义而写的。刚才大家听到周老师讲的“本本主义”,很生动、很形象。毛泽东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就“拿本本来”,指出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于是,毛泽东写下了这篇文章,深刻地阐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善于从哲学高度思考和分析问题。这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也是一条成功经验,这条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同样是得到了验证。今天我们重温“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确实让人感慨万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就曾掷地有声地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那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左”的影响依旧很大,这场讨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一提到改革开放和邓小平,许多人就会想到那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鼓励实践出真知,鼓励大家大胆去尝试,对于思想解放和解放发展生产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我理解,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就是在为顶层设计积累经验、探索路径、构筑条件。这其中体现的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逻辑过程。我同意周老师的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党的奋斗历程表明,实事求是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法宝。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和人民之福,背离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之祸。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对于社会和国家有指导作用,对于当代年轻人,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学会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坚持实事求是。 无论是学习还是做具体的工作,都要重视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我们还要努力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形成辩证思维能力。学会把握主次、统筹兼顾,“十个指头弹钢琴”。此外,要有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要把我们个人的自我实现与整个社会的历史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也深有感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帮助我们看清历史、看清社会、也看清我们自身的一双“慧眼”。 我想用习近平总书记一段话和大家共勉。2014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是这样说的,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作出正确选择。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该访谈摘自5集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第二集,该节目于4月27日晚9点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4月28日至5月2日每天18:00在江苏卫视播出,5月1日至5日每天22:30在江苏公共·新闻频道播出,每天22:00在江苏教育频道播出。4月27日起,还可以通过荔枝网、我苏网、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观看节目完整版和精编版视频。
作者: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孙正聿恰如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讲话中所说,卡尔·马克思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创建的哲学,不仅是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是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文明的活的灵魂”。实践性、批判性、创新性、理想性和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为重要和最为鲜明的理论品格。深切地理解和真切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我们就会充满自信地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力量,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继续前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品格“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这句震撼人心的名言,凝练而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所指向的哲学革命,集中和深刻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理论品格——实践性品格。马克思从来不喜欢抽象地提出问题和空泛地议论问题,以犀利的语言批评“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德国哲学”,并提出“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是“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是从所处时代的具有决定性的根本问题出发,马克思以资本主义时代支配一切的“资本”为批判对象,致力于从物和物的关系揭示人和人的关系,创建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把“解释世界”的旧哲学变革为“改变世界”的新哲学。“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任何重大的哲学问题都源于重大的时代问题,任何重大的时代问题都蕴含重大的哲学问题。人类迈入21世纪,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的重大跃迁,人类文明实现了空前的重大发展,人类自身也面对着空前的重大挑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在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中,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空前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改变着当今的世界。只有牢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品格,真正把“问题”作为“时代的格言”,我们才能自觉地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让现实变得厚重深沉、让哲学变得熠熠生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品格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哲学,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为自己的哲学提出了明确的历史任务:“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正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自觉,马克思把他的哲学使命确认为揭露人在“资本”这个“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并“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为“改变世界”的新哲学所提出的历史任务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源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体现为它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品格和批判性品格是融为一体的。实践性与批判性融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康德的“批判哲学”和黑格尔的“反思哲学”,具有本质的区别。康德的“批判”,主要是对“认识何以可能”的反省;黑格尔的“反思”,主要是对“思维和存在的抽象对立”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则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资本论》的跋文中,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辩证法,也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辩证法。这表明,马克思创建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是实践性与批判性融为一体的辩证法,是引导人类创建“新世界”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品格在对“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评价中,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提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品格,而且强烈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成果的巨大价值。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最为重大和最为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发现”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最为重大和最为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发现”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为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使人类自觉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使人类自觉到“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而为人类解放提供了伟大的社会理想和开辟了现实的发展道路,结束了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们“在黑暗中摸索”。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这种主体性、原创性,集中地体现在“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的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是逻辑推演出来的,而是在对时代性重大问题的哲学反思中凝炼升华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泉和动力,哲学的理论创新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引。这就要求我们深切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品格,立足新时代,掌握新思想,承担新使命,以创新性的哲学理论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性品格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不只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是以这“两大发现”为根基提出了“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伟大的社会理想。在马克思那里,人类解放的理想与解放道路的揭示是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的,哲学的真理力量与哲学的道义力量是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的。赋予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以最坚定的理想信念,赋予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以最坚实的理论支撑,赋予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以规律性的道路指引,这就是以实践性、批判性、创新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性。马克思的理想,是瓦解“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确立“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理想,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理想因其远大而成为理想,信念因其坚定而成为信念。离开马克思主义,当代人类就无法形成真实而远大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诉求,就会失去凝聚共识和走向未来的理想支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社会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而且为解决当代人类问题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为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展现了光明前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是马克思所说的“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 ”,就在于它汇集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就在于他把人民关切的时代性问题作为自己的哲学主题。马克思的哲学,是源于时代、源于人民的哲学,是把时代的“问题”与人民的“精髓”升华为理论的哲学。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和“普照光”,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理论品格。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哲学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哲学的“归宿点”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点”,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切人类命运的博大的人文情怀,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强大的道义力量,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深层的人民性品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人民的向往升华为探索时代性问题的哲学思想,升华为塑造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升华为提供精神指引的哲学的创新性成果,就会真实地展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力量,在实现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的征程上继续前行。
简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理论来源。(杭州电子科大2017年研)相关试题: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四川师大2018年研) (2)简述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直接理论来源。(江苏大学2017年研) (3)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基 本组成部分,它们是有机统一的。(辨析题,广西民大2017年研) (4)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当代意义。(昆明理工2017年研) (5)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北科2014年研) (6)简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师2010年研) (7)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南开大学2009年研)(1)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基本组 成部分有机统一构成的。具体来看: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称,其前身是德国古典哲学。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去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 展规律的科学。它通过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和一分为二的方法,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经济关系,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作了系统分析和阐发,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主 要内容。③ 科学社会主义直接体现了无产阶级利益和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精髓和主要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归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无产阶级彻 底解放的规律时,既批判了那种企图凭借法律来创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所谓“法学家社会主 义”,又充分估量了摧毁剥削阶级法制、建立无产阶级法制对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重大作 用,从而把法律问题同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④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既相对独立,作为独立的学科,自成体系,又相互依 存、密不可分,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a.从哲学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 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b.从政治经济学看,唯物史观的许多重要范畴和一些基本理论,都要借助于经济学 的研究和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既以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为基础,即以唯物 史观为基础,也要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剖析为前提,即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支柱。c.从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看,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目的和条件的学说,既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变成了改造世界的哲学,也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得到了提升。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不同侧面概括和分析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 阶级关系,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伟大作用和历史使命,这种既相对独 立又相互依存的逻辑联系,是与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历史联系相一致 的,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经济、政治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辩证关系。 (2)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主要是批判并超越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而创立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① 德国古典哲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马克思不仅继承辩证法 思想这一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合理内核”,而且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a.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第一次试图把整个自然界、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 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并努力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矛盾和相互联系。这种辩证法思想 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合理内核”。但是,黑格尔认为人们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事物及其 发展过程的反映,而是在世界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绝对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他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不彻底的。b.费尔巴哈把自然界和人当作哲学的出发点,大胆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 的哲学体系,提出了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人的观念而存在的,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 础。但是,由于他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不能正确理解人 的本质,所以只能从抽象的人出发去考察历史,在社会历史领域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②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马克思批判和发展了 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和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英国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新兴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它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 主张经济自由,以生产领域为研究对象,试图阐明资本与经济的内在联系。 ③ 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代表是法国的昂利圣西门、沙尔傅立叶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这三位思想家具有同资本主义旧制度决裂的理论勇气,具有为新世界的到来 而努力奋斗的善良愿望。马克思继承并超越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新社会 的思想。
内容提要从哲学层面深化制度理论研究,需要从历史观、系统观、价值观、实践观等方面,把制度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将制度看作包含多个要素和层次的系统,用制度价值理念引领制度建设,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深刻精准地理解制度、阐释制度,坚定制度自信,推动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建设实践的深入,呼唤和推动着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深化制度理论研究,需要增强哲学自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制度之所以为制度、制度何以要发展、制度如何不断完善发展等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为制度建设提供哲学支撑。制度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社会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制度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在历史传承、文化赓续、社会进步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这一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制度选择并不是主观的想当然,而是基于既定历史条件的必然要求。我们反对在制度借鉴上囫囵吞枣、邯郸学步,强调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制度上的“飞来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形态。换句话讲,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制度也应发展到什么程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其“三步走”的时间表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相一致。当然,强调经济社会状态是决定制度形态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对制度的演化与发展毫无影响。人们在认识、把握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价值诉求、理想目标、立场观点方法等体现在制度安排与运行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汲取我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把制度建设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运用之上,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之上,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实践之上。这样的制度,彰显历史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体现出制度演化与制度设计的相得益彰。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不仅要适应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要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这要求制度建设既不能超越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味追求高级制度模式与制度形态;又不能固步自封,一味迁就现有生产力系统中落后的部分,阻滞先进制度的发展步伐。制度是包含多个要素和层次的系统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历程表明,不能把制度机械地理解为条文和规则的集成与组合。从内容和形态上看,制度是一个系统,制度的内涵是一个系统,外延同样是一个系统。把制度视为系统,研究制度结构,有助于避免把制度仅仅作为一些规则的组合进而导致对制度认识的偏差,也有助于避免由于这种偏差而在制度解释方面出现缺陷。从内涵上说,制度是包括规则、对象、理念、载体等要素的系统。其中,规则是制度的具体内容,即通常意义上的制度。对象是指制度所覆盖的范围和所指向的目标,如政治制度的对象是政治领域的各种关系,经济制度的对象是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等等。理念是制度规则所体现的价值判断与目标定位,不同理念引导下的制度会体现出不同性质。载体是制度的形式,有什么样的载体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形式。以法律为载体,制度就表现为法律;以规章为载体,制度就表现为规章。从理论上讲,完整的制度系统是具有自我实现能力的,至少是具有自我实现可能性的。反之,如果制度指向对象不明确、没有制度价值引领,缺失制度实现的手段与途径,制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制度外延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军事制度、政党制度等,是社会大系统的制度体现。不同制度在制度系统中是有各自定位的,也是分层次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各领域具体制度,构成现实社会中制度的基本形态。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不同层次、不同定位的制度,其功能和运行机理不同。根本制度是指那些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和根本性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性的制度,是立国的根本。基本制度是指那些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框定国家基本形态、规范国家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制度。重要制度是指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主体性制度。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根本制度以下的制度体制进行创新,以利于更好实现根本制度。制度具有特定的价值指向制度价值是制度的灵魂,体现制度追求。制度非中性的特点,决定了任何制度都有其优势策略与偏好群体,同一制度作用于不同群体、不同行为模式、不同社会阶段会产生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结果。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具有诸多显著优势,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制度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让最大多数人掌握这一制度、运用这一制度,更好保障自身权利、履行自身义务,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振奋全民族的精气神,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激发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让我国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作民族复兴的正能量,让中华民族更好地传承发展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所回应的是如何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个共同期待,所体现的是如何让制度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更加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个一般性规律。这不仅对中国社会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可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制度建设同样如此。制度在理论上行得通固然重要,在实践中行得通更为关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制度生长于我国社会发展实践,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被我国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证明是有效管用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建立起好制度,还要考虑如何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培育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提高制度执行力等方面下功夫。制度哲学把意识因素引入制度,并将其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制度运行及其发展规律的清醒认知。没有相应的制度意识及社会氛围,没有人们的接受、认同、遵循,制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出现“制度空转”的现象。相反,如果人们对制度深刻认同,对制度价值形成广泛共识,执行制度就既不会“过”也不会“不及”。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要正确处理制度、人、社会的关系,充分认识制度及其功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实践中,不能超越制度为自己谋求制度之外的“超额”利益,不能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遵守、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不遵守。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执行力是制度实践的“最后一公里”。继续将“中国之制”转化为“中国之治”,不仅要把好制度坚持好、巩固好,还要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把好制度运用好、执行好,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这是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的重大现实课题。(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24日 09 版)
内容提要从哲学层面深化制度理论研究,需要从历史观、系统观、价值观、实践观等方面,把制度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将制度看作包含多个要素和层次的系统,用制度价值理念引领制度建设,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深刻精准地理解制度、阐释制度,坚定制度自信,推动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建设实践的深入,呼唤和推动着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深化制度理论研究,需要增强哲学自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制度之所以为制度、制度何以要发展、制度如何不断完善发展等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为制度建设提供哲学支撑。制度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社会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制度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在历史传承、文化赓续、社会进步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这一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制度选择并不是主观的想当然,而是基于既定历史条件的必然要求。我们反对在制度借鉴上囫囵吞枣、邯郸学步,强调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制度上的“飞来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形态。换句话讲,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制度也应发展到什么程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其“三步走”的时间表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相一致。当然,强调经济社会状态是决定制度形态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对制度的演化与发展毫无影响。人们在认识、把握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价值诉求、理想目标、立场观点方法等体现在制度安排与运行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汲取我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把制度建设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运用之上,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之上,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实践之上。这样的制度,彰显历史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体现出制度演化与制度设计的相得益彰。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不仅要适应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要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这要求制度建设既不能超越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味追求高级制度模式与制度形态;又不能固步自封,一味迁就现有生产力系统中落后的部分,阻滞先进制度的发展步伐。制度是包含多个要素和层次的系统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历程表明,不能把制度机械地理解为条文和规则的集成与组合。从内容和形态上看,制度是一个系统,制度的内涵是一个系统,外延同样是一个系统。把制度视为系统,研究制度结构,有助于避免把制度仅仅作为一些规则的组合进而导致对制度认识的偏差,也有助于避免由于这种偏差而在制度解释方面出现缺陷。从内涵上说,制度是包括规则、对象、理念、载体等要素的系统。其中,规则是制度的具体内容,即通常意义上的制度。对象是指制度所覆盖的范围和所指向的目标,如政治制度的对象是政治领域的各种关系,经济制度的对象是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等等。理念是制度规则所体现的价值判断与目标定位,不同理念引导下的制度会体现出不同性质。载体是制度的形式,有什么样的载体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形式。以法律为载体,制度就表现为法律;以规章为载体,制度就表现为规章。从理论上讲,完整的制度系统是具有自我实现能力的,至少是具有自我实现可能性的。反之,如果制度指向对象不明确、没有制度价值引领,缺失制度实现的手段与途径,制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制度外延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军事制度、政党制度等,是社会大系统的制度体现。不同制度在制度系统中是有各自定位的,也是分层次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各领域具体制度,构成现实社会中制度的基本形态。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不同层次、不同定位的制度,其功能和运行机理不同。根本制度是指那些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和根本性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性的制度,是立国的根本。基本制度是指那些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框定国家基本形态、规范国家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制度。重要制度是指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主体性制度。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根本制度以下的制度体制进行创新,以利于更好实现根本制度。制度具有特定的价值指向制度价值是制度的灵魂,体现制度追求。制度非中性的特点,决定了任何制度都有其优势策略与偏好群体,同一制度作用于不同群体、不同行为模式、不同社会阶段会产生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结果。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具有诸多显著优势,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制度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让最大多数人掌握这一制度、运用这一制度,更好保障自身权利、履行自身义务,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振奋全民族的精气神,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激发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让我国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作民族复兴的正能量,让中华民族更好地传承发展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所回应的是如何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个共同期待,所体现的是如何让制度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更加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个一般性规律。这不仅对中国社会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可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制度建设同样如此。制度在理论上行得通固然重要,在实践中行得通更为关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制度生长于我国社会发展实践,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被我国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证明是有效管用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建立起好制度,还要考虑如何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培育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提高制度执行力等方面下功夫。制度哲学把意识因素引入制度,并将其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制度运行及其发展规律的清醒认知。没有相应的制度意识及社会氛围,没有人们的接受、认同、遵循,制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出现“制度空转”的现象。相反,如果人们对制度深刻认同,对制度价值形成广泛共识,执行制度就既不会“过”也不会“不及”。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要正确处理制度、人、社会的关系,充分认识制度及其功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实践中,不能超越制度为自己谋求制度之外的“超额”利益,不能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遵守、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不遵守。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执行力是制度实践的“最后一公里”。继续将“中国之制”转化为“中国之治”,不仅要把好制度坚持好、巩固好,还要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把好制度运用好、执行好,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这是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的重大现实课题。(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24日 09 版)
核心阅读■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具有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注重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学者研究意识日益增强等主要特点。■我国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编辑和出版队伍,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呈现新气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并取得巨大成就。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进展与成就,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主要特点总体来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具有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注重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学者研究意识日益增强等主要特点。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介绍、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并译成中文出版,用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学术界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以下简称MEGA2)编辑出版的介绍与研究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文本基础。同时,在充分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特别是结合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新的理论阐释。例如,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开始凸显;90年代,随着我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中的世界历史与全球化问题吸引众多学者;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批判、共同体问题的重新理解等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重要课题。正是在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展现出鲜活的时代气息。注重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形象地比作“由一整块钢铸成”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一方面、某一角度出发研究问题,加深了对某一方面问题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术界日益意识到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内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中的思想型,并在文本分析中揭示思想型在不同学科中的展开方式。这有助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各主要组成部分内在关系的研究和把握,推动实现不同学科间的融通。学者研究意识日益增强。自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领域就存在一些不同观点,学者们更加注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中增强问题意识。学者研究意识的日益增强,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价值论、存在论、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发展理论与全球化问题等不同领域,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断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思想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从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历史形态出发,对《资本论》进行重新理解,特别是加强对资本逻辑的哲学思考,深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深刻揭示“物和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现实的历史”,回答“现实的历史”所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及其所蕴含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进展与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编辑和出版都取得长足发展,同时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编辑和出版队伍,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有计划、成系统地翻译和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开始,以俄文第二版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陆续出版。截止到1983年,共出版50卷53册约3200万字。1955年至1963年,《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共39卷陆续出版,约1560万字。80年代开始,党中央决定启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译出版工作,以MEGA2为基础,计划分四个部分出版70卷。第一部分为1—29卷,收录马克思恩格斯除《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外的全部著作、文章和各种手稿等;第二部分为30—46卷,收录《资本论》及其手稿;第三部分为47—60卷,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书信;第四部分为61—70卷,收录马克思恩格斯各种笔记和摘录。1995年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陆续出版,至今已出版30余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90年代初出齐。这些经典文本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本依据,培养了一批翻译、出版和研究专业队伍。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以来,编辑出版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比如,精心编译出版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了权威教材。又如,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等一批经典著述,相继推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等一批重要理论辅导读物,陆续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导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一大批高校重点教材,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进一步推动最新成果进入课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呈现新气象。比如,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个案研究。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文本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都有相关研究专著出版。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积极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中的相关思想资源,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市场”思想等,为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术基础贡献力量。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引起重视、加以改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不仅需要原原本本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而且需要用经典作家的立场观点方法去透视现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活力。这就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与现实的关联度。例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的,需要学者们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应在加强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研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研究,为理论创新创造提供学理支撑。进一步创新研究方法。除了加强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还需要坚持历史性方法,即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历史性规定,在思想史和历史发展的交汇处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意蕴。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仅仅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不够的,还需要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时代以及之前的哲学文本,以更好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应当阅读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理解历史变化中的思想变化,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走向当代的思想逻辑,这样有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巩固壮大研究队伍。7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编译出版工作成绩斐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本基础。但也要看到,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手文本研判、考证和编辑提出的要求,我国还缺乏专业编译人员。这就需要加大专业编译人员培养力度,进一步提高编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让更多优秀学者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应进一步加大文本编译支持力度,建立完整、准确、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库,特别是形成网络共享的资料库,这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进一步提高国际化程度。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注重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并加以整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开放格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我国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外国专家讲座等活动,促进了学术交流。但这种交流更多地表现为国外学者和著作的引进,我国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够,这就需要研究者更加自觉地参与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中。同时,应进一步加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成果的外译工作,将我国的优秀研究成果推介给世界。(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制图:郭祥《 人民日报 》( 2020年01月13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