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北京和上海，一个是政治和文化中心，一个是现代经济和新思潮的中心，构成现代中国的“双城”。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李大钊和陈独秀，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酝酿、产生和在海内外的发展，打下了组织、人才的基础。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建党“中枢”居中联络，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上海紧密互动，一起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与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地不同的是，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依托中国最高学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发展起来的，李大钊和张申府是北大的教师，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等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北大兼容并蓄的文化环境，李大钊博大精深的学养，使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经历了从松散的学术团体到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演变，这种演变在党的早期组织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考察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历史过程，对于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以及早期党员的构成和组织特征，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原点和文化DNA，具有一定价值。一、亢慕义斋里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未名湖畔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楼典藏部里，保存着八本珍贵的外文书籍。这些书都是32开印刷精美的德文原版小册子，封面有橘红、淡蓝等颜色，每本书的封面上，都有一枚“亢慕义斋藏书”的印章。这是八本极为珍贵的德文原版马克思主义文献，有列宁的《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德国十二天》《旧目标新道路》，托洛茨基的《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蔡特金和瓦勒齐的《反对改良主义》，布兰特和瓦勒齐的《共产主义在波兰》。封面的下方，分別印有“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等字样。印刷出版时间分别为1920年、1921年及1922年。盖有“亢慕义斋”印章的部分藏书亢慕义斋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立的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收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图书室。“亢慕义”，是英文“Communism”的音译，“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书斋之意，之所以用这样一个名字，主要是为了躲避北洋政府当局的检查和迫害。1918年至1919年的两年，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期，也是李大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五一节May Day杂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广大青年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深远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李大钊先后参与发起了30多家社团组织，是北洋法政学会、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影响力很大的社团中的核心人物。通过这些社团，李大钊广泛联络各界先进知识分子，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使很多进步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这既反映出他高度的组织能力和个人魅力，也为他秘密进行的建党活动做了组织人才的准备。李大钊通过发表大量文章和他周围的青年才俊密切接触，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而随着大家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条件因此成熟了。其实，作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由于这个团体没有展开太多工作，没有吸收广大革命青年参加，所以不为人知。1920年2月，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护送陈独秀到天津，两个人在车上商议建党事宜，相约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创建并发展党的组织。回到北京后，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1920年3月，他们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时间上说，早于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开始时是一个秘密团体，直到一年半以后，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公开。或许是出于斗争的策略，李大钊没有公开列名发起，没有在研究会中担任职务，而是以理论家的身份作指导。研究会公开活动后的第一次会议，有50多人参加，李大钊出席并致开幕词。研究会的成员，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主要有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人，其他学校有个别人参加，都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李大钊领导的培养共产党员的预备学校，19名发起人中，除高崇焕、范齐韩等3人外，其他16人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亢慕义斋位于景山东街的北大第二院，也就是马神庙西斋宿舍。罗章龙回忆说，蔡元培拨给他们使用的两间房子很宽敞，应有设备齐全，火炉、用具都有，还派有工友值勤。摆放整齐的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腾雀跃，连日聚会，纷纷赋诗纪念。李大钊也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亢慕义斋旧影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宋天放的手书，取自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诗句。上联意指搞科学研究和干革命，革命是准备坐监牢的；下联意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李大钊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邓中夏、罗章龙等很多南方来的同学则称誉李大钊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对联概括了当时研究会奋发图强的精神。“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号，体现了北京大学校内的斗争。当时的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其势犹炽，唯心主义、宗教思想也相当活跃。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对方，不破对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就打不起来。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术和翻译活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二是组织会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三是组织讲演活动。《北京大学日刊》上曾经刊登过研究会的研究方法，这里不妨摘引如下：“(1)讨论会。每星期六晚七时开一次。先由会员一人述释该题之内容及其要点，然后付之讨论。一次讨论不完，下次续之。(2)讲演会。每月终开一次。暂时敦请名人学者担任讲演员，由书记负责接洽。俟本会研究确有成绩后，则完全自行担任。(3)特别研究。完全由会员自动的自由组合。现已有了三个：A.劳动运动研究……B.《共产党宣言》研究……C.远东问题研究……”从以上列举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研究会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不但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学习、探讨，还有针对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这种扎实的作风，也只有在北京大学这样有着浓厚学术氛围的高等学府才有。当然，这与治学严谨的研究会领导人李大钊是密切相关的。研究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收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图书。起初主要是从北大图书馆借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分别阅读。为了有组织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邓中夏等10余人筹集了120块现大洋，购买了第一批马克思学说著作，过了一段时间，又筹集了部分资金，由李大钊利用担任图书馆主任的便利条件向国外购买书籍。亢慕义斋成立时已有马克思学说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文献20余种，基本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代表著作，如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中文图书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和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等。到了1922年，其藏书已达到数百种，包括德、英、日、汉等各种文本。1920年10月，罗素到中国讲学，引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利用这一机会，在红楼一个大教室里，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大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分赞成与反对两派辩论，邀请李大钊作为评判员。研究会成员朱务善对此有一段详细的回忆：“参加这次辩论会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学生和教员，听众很多，连座位都没有了，很多人还拥挤在教室外面听。两方面辩论终结时，听众都想听一听李大钊同志的结论，一时满场俱寂、鸦雀无声。李大钊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张笔记大纲，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他慢慢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转变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不是人的意识与感情所能左右的。”李大钊李大钊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沉静，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的注意，使人悦服，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竟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学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为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使更多不懂外语的人能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李大钊还在研究会成立翻译小组，制定翻译计划，分批分组翻译他们能够收集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由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很强调学习外语，课程安排上外语比重相当大，为翻译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亢慕义斋的翻译小组吸收外语系的同学，计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语有10余人，英语20余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还有老师进行辅导。研究会负责人之一、兼任德文翻译组长的罗章龙对翻译小组的工作有详细的回忆：“开始，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一九二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研究会的会员中能读外文书的当然不是一个两个，但并非都有较大理论兴趣，能埋头读书。刘仁静肯下工夫钻理论问题，一本接一本地读书、读报刊，读完后还喜欢以自己年轻的热情到处宣传，言必称马克思，动辄要无产阶级专政，俨然是一个革命理论家。刘仁静自己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记得那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知之不多，研究会要组织演讲报告之类活动是有困难的。李大钊先生对马克思主义虽有研究，但不可能把讲演的任务包下来，其他教授也无力经常接受邀请。为了开展工作，我这个低年级的学生会员也曾滥竽充数，登台讲过一次……不料由于这一讲，有人竟戏称我为‘小马克思’。”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自1920年3月秘密成立、1921年11月将组织公开，到1926年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前后活动共达六七年之久，是我国成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这个团体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培养、团结了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成为建党前后北京党组织重要的外围组织。三、张国焘和张申府：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北京党组织的建立是以李大钊为中心，与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活动密切相关。“南陈”和“北李”之间的联络，除了通信之外，还有两个穿梭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年轻人为他们充当了信使：一个是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张国焘，一个是李大钊在图书馆工作的助手、青年教师张申府。他们与“南陈”和“北李”的私人关系都很密切。1965年，张国焘完成了100万字的《我的回忆》，回顾了自己丰富而曲折的经历。虽然书中有不少对自己的溢美之词和出于个人恩怨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污蔑之词，但对他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生动的叙述却颇具历史价值。张国焘张国焘又名张特立，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乡绅家庭。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国焘成为重要的运动骨干，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组织参与多次讲演活动并曾经被捕。运动后期张国焘和罗家伦以北京学联代表的名义到达上海，与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人士有过一些接触，并见到了已经来到上海的陈独秀。张国焘在上海期间与陈独秀多次晤谈，了解到陈独秀正在和戴季陶、李汉俊等人酝酿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情况。1920年5月初，张国焘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拜访了李大钊，把在上海的经历和陈独秀在上海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李大钊很重视他和孙中山的接触，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张国焘回到北京之前，李大钊已经会见了从海参崴来到北京的维经斯基一行，几次在北大图书馆为他们召集欢迎会和座谈会，请维经斯基到上海拜访陈独秀。当年7月初，直皖战争一触即发，北京的局势又紧张起来，段祺瑞亲日派密谋搜捕反对他的学生们。李大钊建议张国焘到上海躲避，与陈独秀商谈一下关于马克思研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的步骤。张国焘一到上海，就到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汇报了李大钊的想法。陈独秀非常高兴，说正要商议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热情地请张国焘住到家里楼下的一间客房，以便从长计议。张国焘对他和陈独秀关于建党的讨论有如下生动的回忆：“他(陈独秀)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1920年8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陈独秀着手发展党组织的行动，使李大钊倍受鼓舞。李大钊在与张国焘商议着手进行建党活动的同时，还与另一位姓张的年轻人，他在北大图书馆的助手——张申府秘密商议建党事宜。1917年，张申府在北大毕业后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担任预科数学和逻辑老师。通过同学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常去李大钊办公室闲谈，因此与张申府熟识。由于李大钊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张申府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在《新青年》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他和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还是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骨干成员。张申府陈独秀南下上海之后，一直保持与张申府的联系。1920年8月，张申府忽然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就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征求他和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和他复信认为还是叫“共产党”比较好。对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发起建党的过程，张申府这样回忆：“对于建党一事，我们有了统一的认识，便开始分头活动。陈独秀热情极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还发展了当时在沪的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此外，陈独秀同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也谈过此事，他们没有同意。由于陈的多方推动和组织，终于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北京也在同时进行筹组活动。大钊同志性情温和，乐于与人交往，然而又不善空言，他和陈独秀一样具有热情和信心，但工作起来又较细致谨慎，因此北京的发展工作稍缓慢了一点。”张申府久慕英国哲学家罗素大名，曾经在《新青年》等杂志上译介了罗素的多篇文章，是中国思想界具有广泛影响的罗素专家。1920年10月，罗素携夫人来中国讲学。张申府远赴上海迎接。临行前，李大钊请张申府到上海后，代表他与陈独秀商谈建党事宜。张申府到达上海后，住在陈独秀家里，一方面听罗素的讲演，一方面与陈独秀就党的筹组问题多次交换意见。张申府回忆说：“陈独秀是一个热情爽快的人。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对之探讨追求，但在当时来讲还未必能说得上深入的研究。他所表现的是极大的热情，甚至有点激进。他很喜欢提问题，谈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然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用来探讨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陈独秀向我介绍了上海的建党工作。我们一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我还见到了上海的早期党员周佛海、田汉、沈雁冰等，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经过张国焘和张申府两人的穿针引线，李大钊在建党问题上与陈独秀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取得了共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呼之欲出。四、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分化和重新组合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不久，张申府以蔡元培校长秘书的身份于11月底从上海乘轮船赴法国，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希望他在法国发展党的组织。张申府出国后，北京小组只剩下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个人，为了尽快开展工作，发展新党员的任务迫在眉睫。张国焘对接下来党小组的发展有如下详细的回忆：“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答应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接洽，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也应允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之用。”然而，工作还没有开展，小组内部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无法调和了。连一向很温和的李大钊也为之头痛。经过一番讨论，最终无法获得一致。结果，包括黄凌霜、陈德荣、华林等在内的六位无政府主义者“和和气气”集体退出了小组。事实证明，“道不同不相为谋”，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是无法在一起合作的。在后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提交给党的一大的工作报告里，也谈到了这次分裂：“在去年十月产生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脫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北京共产党小组又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4个人，于是决定将正在筹备中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分子吸收进来。这样，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等很快补充进来，使小组的力量顿时加强了。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至此，以李大钊为核心的、由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真正建立了起来。北京党组织的工作从此逐渐走上正轨，各项工作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到底有多少人？由于缺乏原始资料，加上时间过久、当事人记忆不清，各种说法都有。有人主张十一二人，有人认为是20人以上。近些年来，随着党史资料不断挖掘出来，对早期党组织活动研究的加强，有些问题得到解决，有些争论在认识上逐步统一。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认为，北京早期党员主要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张太雷、缪伯英、宋介、吴汝铭等。五、两点结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从酝酿、发起、成立到分化、重新组合的过程，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展演变中具有典型的标本价值。通过梳理和剖析这个典型标本，不但可以对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有更清晰的了解，还可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一些关键因素的认知。第一，“南陈北李”作为建党发起人的核心作用功不可没，北京和上海两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建党过程中共同发挥了发起组的作用。陈独秀作为《新青年》主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全国具有无可比拟的号召力。他敏锐的洞察力和说干就干的行动力，使他成为建党活动的重要驱动力。他被迫离开北京到上海以后，使上海迅速成为建党活动的中心地之一。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和进步青年中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钊作为北京和北方进步青年心目中的领袖，他的深厚学养和高尚人格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实际发起人和少年中国学会、每周评论社等社团的核心人物，李大钊为党的成立做了扎实的组织和人才的准备。在发起建党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亲密合作、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建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上海不相上下。原因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自从在去往天津的骡车上谋划建立共产党组织后，就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分头酝酿准备，其间不断就党的名称、建党的策略、党的纲领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密切协商并取得共识；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帮助中国革命的维经斯基也是先在北京拜访李大钊，而后经李大钊推荐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之所以能够很快发展起来，也是北京和上海共同努力的结果。第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以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主，由松散的学术团体开始酝酿，并经历与无政府主义者或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分化，最终成为具有严格纪律和严密组织的党组织的演化过程。学术团体的明显特征就是松散和随意，没有严格的加入和退出的手续，对成员也没有刚性的组织和纪律要求。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在武汉组织的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互助社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组织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的励新学会，成员大多是有师生、同乡、同事之谊，能谈得来、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这些团体的活动除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演讲较多外，多是以聚谈的形式进行十分随意的、具有明显学术探讨性质的活动。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随着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蔡和森、董必武等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随着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争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与张东荪、梁启超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三次大的论争的展开，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中去。这个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过程，也是两者逐步分化，强调严格纪律、严密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逐步成型的过程。(本文在“史志北京——党史研究资料”公众号刊发时标题改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过程》)(原载《北京党史》2020年第2期)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图为部分会员合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3/311920年3月，在五四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的成立，对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乃至成立中国共产党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传和讴歌十月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19年8月，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驳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对中国的问题，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解决旧中国的问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而理论上的准备和组织上的准备都是不可或缺的。1920年初，陈独秀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秘密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在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针对多数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比较陌生的情况，李大钊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来吸引和影响进步青年。在李大钊的带领和影响下，1920年3月31日，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在成立之初没有公开开展活动，实际运转一年后，经报蔡元培校长同意，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成立启事，对外正式公开活动。启事刊出后，全校为之震动。除北大学生外，北京其他学校学生闻讯后也前来报名参加。随后，研究会将启事单独付印，邮寄分发全国各地，外地报名入会成为通讯会员的人一时大增。见报名者颇踊跃，李大钊喜出望外，对罗章龙说：“我们初步获得成功，是大家长期努力所致，今后还应本此精神，继续工作，打开局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此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而载入史册。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抄件）“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布的成立启事指出，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研究方法，以搜集、编译、刊印马克思主义文献，召开讨论会、演讲会等为主。自成立到1926年前后停止活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这是研究会进行的一项基础工作。研究会搜集了众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图书，其中一部分是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后的手抄本，其余的主要是由会员个人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捐献而来。研究会还计划翻译出版共产主义系列丛书10种，列宁系列丛书14种，马克思主义丛书14种。研究会实际从事过《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的十日》和《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在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时，罗章龙等人都觉得翻译这本书很难，啃不动，便请德文老师给他们讲解，德文老师也说，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最后他们还是把它译出来了。第二，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研究。研究会成立之初，设有“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等特别研究小组。后增设了10个研究小组，分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判”“经济史及经济学史”“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研究会会员可同时参与多个小组的活动。在讨论会上，会员可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他会员可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开展辩论和交流。第三，定期举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演讲会。研究会规定每周六晚上举行一次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首先带头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公开演讲，参会人员认真听讲，很多人都做了笔记。黄绍谷记录整理了一份，在2月21日至23日《晨报》上连载发表；陈仲瑜记录整理了一篇，在2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扩大了研究会的影响。1922年5月5日，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李大钊、陈启修等应邀演讲。1923年1月15日，是德国无产阶级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牺牲4周年，研究会为此专门举办纪念会。除会员外，纪念会还吸引了很多会外人士参与，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当时，李大钊还与胡适、张东荪等人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展开辩论，辩论会吸引了校内外很多师生。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解答问题，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的传播。位于北京大学二院的“亢慕义斋”“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除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外，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是为了以学会友、以研会友，这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一个开创性的重大举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之初，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德文“共产主义”Kommunismus的谐音），也即“共产主义小室”之意，专门存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多方努力和筹措，至1922年12月，“亢慕义斋”收藏有数百部中、英、德、俄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其所藏图书对毛泽东等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关键作用。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并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北京期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藏的《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亢慕义斋”虽小，却大有乾坤，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像毛泽东一样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鉴于此，李大钊号召全国的共产主义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于是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开始参与北方地区的建党工作。研究会成员朱务善回忆说，成立研究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企图建立共产党”。研究会19个发起人中，后来有1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包括李大钊在内，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吴雨铭）、李梅羹、刘仁静、范鸿劼、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10人，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名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58人名录中。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必要准备，是中国共产党诞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助推器。编辑|翁旭琪 监制|赵洁* 据学习时报整理▼感谢您的阅读，让我们彼此看见

“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传播！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传播,还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组织的学习和研究新文化、新思潮的团体。恽代英在宣城第四师范指导学生健全学生自治会组织,建立各种进步社团和各班班会,在班会下建立小组,由学生自己订立班级治规约。还成立了互助社,在经济上相互帮助,支援贫寒学生;在学习上相互讨论,介绍《新青年》、《新潮》和其他进步书刊1920年,王步文等在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宿舍里,办了个秘密图书室,互相收集和传阅进步书刊,使《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说》、《新青年》、《湘江评论》等书刊在进步学生中得到传播。在皖西山区燕子河,燕溪小学校长徐狩西、教师刘长青等人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于1920年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利用晚间进行学习讨论,并在燕溪小学附设夜校,吸收周围知识分子和贫苦群众入学,讲解革命道理和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真理的阳光透过茫茫黑夜,照进偏僻的山村,辐射到周围地区,发挥了特有的吸引力。不久,在笔架山农业学校、志成小学、明强小学、淠阳小学也都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学习小组。这些地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所以建立得比较早,农民革命透动、农民革命武装所以发展得比较快,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1921年,濰溪三高小学进步青年郑子玉、文天情等人发起成立了“青年社”,约有二三百人参加,社内设有图书馆、农民夜校、俱乐部等,向学生推荐阅读进步书刊,邀请地方进步人士演讲国际国内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尤其引起重视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安庆于1922年3月成立了地方团的组织,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成立的17处地方团之一;芜湖于1922年下半年有4名团员的小组,年底有15名团员,于1923年1月5日成立了地方团的组织。芜湖、安庆于1923年先后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都是由地方团组织发起的。1923年1月5日,芜湖地方团组织给团中央的信中,报告了地方团组织“今天成立了”,选定委员3人,候补委员3人的名又说:“寒假以后的进行计划:(一)发起马氏学说研究会,作公开的青年运动和吸收同志的手段;…”可见,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目的,是为了“作公开的青年运动和吸收同志的手段”。几个月之后,1923年6月9日芜湖《工商日报》的一条消息报道:“本埠教育界佘小宋、王坦甫、龚念祖、余天觉曹蕴真、徐梦秋鉴于社会日趋险恶,改造事业急不容缓,爱集同志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赞成者颇不乏人,现正草拟简章及宣言书,一面着手征求会员。安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安庆地方团的组织1922年3月成立后,由于一部分团员骨干获取官费赴日本留学,另一部分团员则因参加学潮受军阀政府的压迫不得不离开安庆,留在安庆的团员仅二三名,团的组织实际上陷于瓦解。1923年春,柯庆施(安徽歙县人)受团中央的派遣,到安庆从事重新恢复地方团组织的工作。同年6月13日安庆地方团正式成立。筹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安庆地方团的一项重要活动。据柯庆施(署名怪君)1923年6月给团中央的报告说,在6月13日地方团的成立大会上,决议“推杨溥泉、怪君筹备马氏研究会”,“此外,怪君还以个人名义,邀集教育界中之良好分子,组织读书会,现已成立,并拟办一青年图书馆,以资宣传”。又据杨溥泉(署名二泉)、柯庆施1923年11月给团中央的报告说:“至于社会科学研究会,业已决定组织。”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即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当时团中央通告各地,将筹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改称为社会科学研究会。感谢大家来看小编的分享，喜欢的可以给小编点个关注哦！大家有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分享哦，谢谢！

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创立与发展1921年7月，王尽美、邓恩铭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既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信心，又深感理论准备的不足。二人回到济南后决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课，于9月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共济南地方组织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公开的学术组织，会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街山东教育会院内，门口挂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牌子，公开吸收会员，公开进行活动。每位会员发一枚瓷质圆形徽章，上面印有马克思头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励新学会会员为骨干成立，主要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王复元、王用章、贾乃甫、马馥塘、王志坚、赵震寰、王克捷、鲁伯峻、于佩文、王辩等人。研究会规定入会者要有会员介绍，而且必须思想信仰一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还吸收了工人、手工业者、店员等，会员最多时有五六十人，这些人大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会员读书，举行报告会。会员们在读书的同时还十分关注社会问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对一些政治事件发表宣言，深入工厂开展工人运动等。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进一步传播，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1922年秋，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被济南警察厅强行解散。1923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执委会重新恢复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并一直持续到1925年春。（济南市团校 供稿）【来源：青春济南】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100年前的1920年3月，在五四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的成立，对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乃至成立中国共产党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传和讴歌十月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19年8月，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驳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对中国的问题，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解决旧中国的问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而理论上的准备和组织上的准备都是不可或缺的。1920年初，陈独秀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秘密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在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针对多数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比较陌生的情况，李大钊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来吸引和影响进步青年。 在李大钊的带领和影响下，1920年3月31日，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在成立之初没有公开开展活动，实际运转一年后，经报蔡元培校长同意，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成立启事，对外正式公开活动。启事刊出后，全校为之震动。除北大学生外，北京其他学校学生闻讯后也前来报名参加。随后，研究会将启事单独付印，邮寄分发全国各地，外地报名入会成为通讯会员的人一时大增。见报名者颇踊跃，李大钊喜出望外，对罗章龙说：“我们初步获得成功，是大家长期努力所致，今后还应本此精神，继续工作，打开局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此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而载入史册。 “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布的成立启事指出，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研究方法，以搜集、编译、刊印马克思主义文献，召开讨论会、演讲会等为主。自成立到1926年前后停止活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这是研究会进行的一项基础工作。研究会搜集了众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图书，其中一部分是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后的手抄本，其余的主要是由会员个人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捐献而来。研究会还计划翻译出版共产主义系列丛书10种，列宁系列丛书14种，马克思主义丛书14种。研究会实际从事过《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的十日》和《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在《资本论》第一卷时，罗章龙等人都觉得翻译这本书很难，啃不动，便请德文老师给他们讲解，德文老师也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最后他们还是把它译出来了。 第二，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研究。研究会成立之初，设有“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等特别研究小组。后增设了10个研究小组，分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判”“经济史及经济学史”“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研究会会员可同时参与多个小组的活动。在讨论会上，会员可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他会员可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开展辩论和交流。 第三，定期举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演讲会。研究会规定每周六晚上举行一次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首先带头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公开演讲，参会人员认真听讲，很多人都作了笔记。黄绍谷记录整理了一份，在2月21日至23日《晨报》上连载发表；陈仲瑜记录整理了一篇，在2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扩大了研究会的影响。1922年5月5日，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李大钊、陈启修等应邀作演讲。1923年1月15日，是德国无产阶级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牺牲4周年，研究会为此专门举办纪念会。除会员外，纪念会还吸引了很多会外人士参与，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当时，李大钊还与胡适、张东荪等人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展开辩论，辩论会吸引了校内外很多师生。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解答问题，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的传播。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 除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外，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是为了以学会友、以研会友，这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一个开创性的重大举措。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之初，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德文“共产主义”Kommunismus的谐音)，也即“共产主义小室”之意，专门存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多方努力和筹措，至1922年12月，“亢慕义斋”收藏有数百部中、英、德、俄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其所藏图书对毛泽东等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关键作用。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并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北京期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藏的《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亢慕义斋”虽小，却大有乾坤，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像毛泽东一样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鉴于此，李大钊号召全国的共产主义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于是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开始参与北方地区的建党工作。研究会成员朱务善回忆说，成立研究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企图建立共产党”。研究会19个发起人中，后来有1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包括李大钊在内，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吴雨铭)、李梅羹、刘仁静、范鸿劼、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10人，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共16人)，名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58人名录中。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必要准备，是中国共产党诞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助推器。

编者按不经意间，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2021年。把它放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您会惊喜地发现，引领我们走向“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共产党，正迎来她砥砺奋进、波澜壮阔的第一个一百年。这一百年的光荣与梦想，属于全体为之奋斗的中华儿女！新年伊始，对于首都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探寻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在京的红色足迹，聆听京畿大地可歌可泣的历史回声，访谈古都新貌的变迁历程，和读者朋友们分享述说不尽的亲身感受，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幸！严寒的天气催促着我们加快脚步，迈向北京的一个个红色地标，去追寻党旗下的先辈足迹，去感受共产党人在一百年前民穷国弱、山河破碎之时，如何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强大的中国，贡献青春与汗水，乃至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去细细体味这些红色地标里发生的每一件史实。它们或者被人们熟知，或者被时间遗忘，或者淹没于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但这一件件史实，正是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付出的青春热血。上周二，本报在《京畿红迹——点亮北京的100个红色地标》中，以地图的形式为读者呈现出100个红色地标，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为读者陆续寻访，今天采写的四个红色地标中，第一个是北大红楼——这幢记载了众多革命先烈丰功伟绩的红色建筑。李大钊在北大红楼里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创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等一批青年学子在北大红楼里汲取新营养，成为最早一批党员；党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正是在红楼精神的滋养下，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引领中国走向解放，引领民族走向复兴。我们寻找的第二个红色地标，是亢慕义斋。如果说北大红楼是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研究会的地方，那么亢慕义斋则是研究会设立的马克思著作图书室。第三个红色地标来今雨轩，则是研究会与其他进步团体交流及扩大影响之处。第四个红色地标碧云寺，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共一大准备材料的重要所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中，这四个红色地标，像四块厚重坚实的基石柱础，为红色中国的百年大业夯实了底座。红迹1北大红楼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孕育之地顺着沙滩南巷往北走，小巷的尽头就是五四大街，这条街以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而得名，北大红楼就在五四大街的北边。当年的莘莘学子和新潮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是新思潮、新时尚、革命主义的代表。为了迎接建党一百周年的重大日子，北大红楼正在提升改造。前些年，我曾来此参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当时漫步红楼，听着脚下红漆木地板发出的响声，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北大，仿佛看到了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的先辈们在这里活动的身影。李大钊和陈独秀在这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正是他们，使这幢红楼积淀了多彩厚重的历史文化，使她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永载史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李金光曾这样谈及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1921年7月，中共一大于上海召开，那是中国共产党的降生之地；确切地说，北大红楼则是她的孕育之地。”让我们先来了解北大红楼的历史。时光回到1918年8月，一座有着浓郁西方建筑风格的大楼在当时名为“汉花园”的地方拔地而起。这座楼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工字形结构，墙体的主要部分均用红砖砌成，且用红瓦铺顶，故名“红楼”。大楼建成后，这里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这一年，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相继迁入红楼。如今的红楼中，已经复原了李大钊的办公室。▲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李金光在北大红楼中介绍当年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红楼注定走上历史的舞台：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当时的北大红楼，迅速成为新思潮的中心，这里不仅有《每周评论》、《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还有众多接受新思想的社团。五四运动后，社会革新思潮风起云涌，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一期，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名为“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秘密成立，其主要活动是“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并加以编译和整理。值得一提的是，与李大钊私交甚笃的北大教授髙一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文章里这样回忆，“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注：李大钊，字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当时不用马克思的名字，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因为‘马尔克斯’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语音上很接近，稀里糊涂的警察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得以迅速传播，而这一系列影响的最重要成果，便是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通信相商，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0月，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经过一番调整后，同年底，北京共产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缪伯英、高君宇等人。事实上，其中的很多党员，正是秘密状态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1921年11月17日，就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这标志着研究会的公开亮相。在这篇启事中，除了介绍研究会的宗旨外，还公开了最初发起这个组织的19名进步学生。这19人中，至少有15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室主任王钧伟介绍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组织学习、翻译书籍、依托《新青年》的阵地办刊物、到工人中宣传新思想等。▲李大钊 新华社图片1922年2月19日下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演讲会，李大钊作了题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演讲，大大扩大了研究会的影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开过一次为期两天的辩论会，主题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李大钊担任评判员。辩论结束时，李大钊手里拿着一张笔记大纲，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阐述“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辩论会后，研究会的成员增加到数十人，其影响力也由校内发展到校外。马克思主义就这样在全国逐渐传播开来。红迹2亢慕义斋旧址专门的马克思著作图书室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得到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经过蔡元培的同意，在北大第二院西斋为研究会拨了两间房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图书室名曰“亢慕义斋”（Communism的音译，即“共产主义小室”的意思），“亢”取其“盈”、“高”之义，研究会成员常简称为“亢斋”。当时，亢慕义斋设备齐全，火炉、用具应有尽有，因为亢慕义斋离校长办公室比较近，还有校警站岗。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图书室，如今是否还留有痕迹？我来到沙滩后街55号，这里还保留有和硕和嘉公主府大殿以及北大数学系楼等建筑。公主府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校址，1918年，公主府一带成了北大二院。当年因为住房紧张，在公主府西墙外，建起了十四排平房，作为学生宿舍，是为西斋。▲西斋旧址从公主府旧址往西，走过几十米，便能看到一座旧式的四合院门楼。门牌号为沙滩后街59号，墙上附有“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的文保标识，上面提到，京师大学堂遗存的建筑，有公主府大殿、数学系楼以及十四排平房的西斋。东侧刚刚看过公主府大殿和数学系楼，那么这里就应该是西斋旧址了。从大门望过去，不远处是一座影壁，上面写着大大的“福”字，院中依然能看到一排排平房的格局。可惜的是，当年亢慕义斋具体在哪间房屋，已经不得而知。著名党史专家、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岳介绍，当年亢慕义斋墙壁正中挂着马克思像，两边贴着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旁边还有两句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相关展览中还原的亢慕义斋室内场景“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宋天放的“墨宝”，这句对联上下联都有“典故”。1919年6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随感录。文中称：“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而下联则是研究会成员之间的“玩笑”，研究会中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李大钊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而南方人则称李大钊为“北方之强”，“南方兼有北方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作为图书室，“亢慕义斋”收集了多种马克思主义期刊，诸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语言版本的书籍。研究会成员们还自己动手，翻译外文版书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室主任王钧伟介绍说，毛泽东当时读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并油印的。▲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当时，研究会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有这样一个细节，因为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要想达到“信达雅”的翻译，比较困难。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就让翻译组犯难：对于这句话，他们觉得怎样译都不合适，因为“幽灵”“徘徊”在中文都是贬义词。于是，在翻译时，他们加了一段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红迹3来今雨轩进步社团的活动据点冬日的中山公园，在苍松和柏树的掩映下，显得格外肃穆。从南门往北走几十米，便是著名的保卫和平坊，这座石牌坊后面是孙中山先生的立像雕塑。从这里右转，向东穿过一片古柏，再走过一条长廊，便能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来今雨轩。正门上方，悬挂有“来今雨轩”的匾额，这是赵朴初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所题写的墨宝。门外廊檐上有一副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大有历经沧桑后，期待故人相见的江湖快意。周围古树林立，抬头东望，便是故宫金碧辉煌的建筑，的确是观景的好去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储著武介绍，民国时期，来今雨轩是社会名流经常聚会交流的重要场所。据《鲁迅日记》记载，自1917年至1929年间，鲁迅先生二十多次到这里饮茗、交谈，甚至还在这里翻译小说，《小约翰》正是在这里翻译完成的。除此之外，作为民国时期少有的公共空间之一，来今雨轩更是吸引了众多进步文化学术团体在此活动，他们或在此召开成立大会，或在此举办各种活动。在中国近现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它发挥了重要作用。储著武说，这里与李大钊还有极深的渊源。1919年7月1日，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来今雨轩成立。学会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以及《少年世界》等杂志，在李大钊的带领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团体虽然名为“少年中国学会”，但会员非常广泛，它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青年社团之一，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毛泽东、张闻天、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是这个社团的成员。来今雨轩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据点”。1920年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的北京会员与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等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讨论研究新思潮，商讨革命运动的方向。三天后，意犹未尽的青年们，来到来今雨轩，再次召开茶话会，李大钊提出了学会“对内对外似均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即指出该学会要有一种主义作为指导。1921年6月17日，少年中国学会十来位成员如约来到来今雨轩。此时，作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最早成员之一的邓中夏，经过半年多的历练，已经发展成为负责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这次的会议由他主持。他力主“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潮再次得以大力推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来今雨轩与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学会还处于秘密状态时，学会的成员们就常到来今雨轩讨论会务。由此可见，来今雨轩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立及其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这座颇受文人雅士欢迎的茶座，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红迹4碧云寺邓中夏为一大准备材料位于香山公园北侧的碧云寺是一座布局紧凑、保存完好的园林式寺庙。寺内各组殿堂层层迭起，上下相差二百多米。登顶展眼远望，松柏掩映寺墙，别具一番风韵。世人熟知碧云寺，除了其作为古建筑的本身价值外，和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灵柩曾停放在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石券门内有关。鲜为人知的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刘仁静，受李大钊之托，就是于1921年6月份在碧云寺中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准备材料的。▲邓中夏 新华社照片迈进山门，沿一条槐径前行，中有“绿玉之华白石桥”一座，下临数丈深的沟壑，沟底溪流淙淙，环境优雅。弥勒殿前，石狮蹲坐于须弥座上，雕工精美，栩栩如生。穿过弥勒殿，就进入大雄宝殿院落，大殿正上方悬挂乾隆御笔所题的匾额“能仁寂照”四字。据说邓中夏为中共一大撰写材料时，就租住于左近的厢房中。可惜的是，邓中夏到底租住于哪间房屋，至今仍是难解之谜。碧云寺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民国时期寺中租住者众，各厢房住过哪些人，并未留下文字材料。不过，邓中夏的住处并非无迹可寻。以前碧云寺允许住人的就是大雄宝殿东边的含青斋和西边的禅堂院。含青斋院内叠石为池，景致秀雅，有“云容水态”之称；禅堂院为僧人修行之处，现在是《千年香山》展室。当年周作人就住在禅堂院里，他在《山中杂信》中写道：“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往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房，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搬到该处的是否是邓中夏并不可考，不过，邓中夏和刘仁静到碧云寺的时间是六月份，他们还曾到周作人的房中座谈。▲碧云寺禅堂院碧云寺松柏蓊郁，涧泉潺潺，环境优美，建筑宏丽。邓中夏和刘仁静在这优美的环境中短住几天，为中共一大准备了相关材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室主任王钧伟介绍说，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是李大钊，他委托邓中夏为一大准备材料。由于革命年代的特殊原因，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文版并未保存下来，邓中夏为一大准备的材料也未保存下来。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1956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时，带回了几箱档案。专家们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一大纲领的俄文版，令人欣喜的是，与中共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王钧伟介绍说，像一大纲领有两个版本，一是俄文版，二是英文版。英文版是陈公博到美国读书时写论文，把一大纲领翻译成了英文，但是翻译时依据的中文版也找不到了。不过，对比两个版本，内容基本一样，而且都缺少第11项，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当时或者对第11项有争议，或者出于保密需要。从苏联带回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是俄文版，1958年后由有关部门译为中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分析了北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以及如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展开宣传工作。去南京参加另一会议的邓中夏并未出席一大。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出席一大的北京代表张国焘宣读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一报告究竟是张国焘所写，还是邓中夏为一大准备的材料之一，已经无从可考。不过，从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到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继而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再到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准备材料，中国革命的希望之火在北京这座古都逐渐点燃，并随着革命的进程愈燃愈旺。

相信前段时间热播的抗日电视剧马占山，大家都是有看过的。通过电视剧，大家对于马占山也有一定的了解，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马占山绝对是铁血硬汉，绝对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尊敬的一位抗日英雄。但是抗日英雄马占山的粮草官却是我们共产党人，他的名字叫做王复生。王复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之一，甚至可以理解为最老的元老。他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20年在李大钊的指导之下，王复生与邓中夏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革命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也就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件事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具有非常巨大而且深远的历史意义。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夏是第一批入团的团员。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邓中夏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王复生遵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来到了东北，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与马占山所率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密切合作，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大粮草官，为马占山的部队提供粮食和武器供应。其实这对于当时的邓中夏来说，绝对是非常困难的一件工作。首先马占山是一位国民党，而邓中夏是一位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没有爆发之前，国民党人是一直比较仇视我们共产党人的。能够做到让马占山的东北义勇军与我们东北共产党组织密切合作，绝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次，当时中国东北在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下，所有的军需物资都是严格管控的。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提供粮食和供应武器。这对于整个东北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以及邓中夏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是没有什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做不到的。我们最大的能力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1936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实行大扫荡和搜捕，开始大规模的逮捕抗日爱国人士。在日本侵略者的此次大搜捕中，邓中夏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1936年8月15日，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在对邓中夏审讯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之后，他们终于恼羞成怒，失去了耐心。这一天，邓中夏在齐齐哈尔被日本侵略者杀害。

本文转自【荔枝新闻】；08:00这是100年前的8本书，都是德文原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书的封面上都有一个蓝色的印章，印章是六个字——“亢慕义斋图书”。“亢慕义斋”，看上去是一个书斋的名字，它在哪儿？为什么叫“亢慕义斋”？为什么回首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要从“亢慕义斋”说起？这是一份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上面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则消息公开宣布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存在。《启事》里说，“该组织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思学派的著述为目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于1920年3月，它的发起人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触动了黑暗中国的一批警醒者，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将记住这个喜欢留两撇黑胡子，戴一副圆框眼镜的中年人，他宛如一位撞钟人，撞响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黎明的晨钟。而成立这个研究会，就是要唤醒更多的年轻人。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非常支持这个研究会，他专门辟出北大西斋宿舍的两间房给研究会使用。这张模糊的照片就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成员的合影，模糊的照片背后是一段清晰的历史。最早的成员共有19人，其中不乏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他们用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给两间房取名“亢慕义斋”。这，就是“亢慕义斋”的由来。今天北京市沙滩后街55号院，就是一百多年前“亢慕义斋”的所在地。室内是根据原样重新修复的，正中悬挂的是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出研究室入监狱”，写的正是陈独秀的经历，下联是“南方兼有北方强”，这一句则出自李大钊。这小小的两间房其实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从“亢慕义斋”向东就是建成于1918年的北大红楼，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李大钊从红楼落成后就在这里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楼的最东侧。一楼还是图书馆阅览室的所在地，1918年毛泽东就是在阅览室担任助理员的工作。紧邻北大红楼的箭杆胡同20号院，住着李大钊的北大同事、好友陈独秀。另外，这个院子还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胡适等人编辑《新青年》的地方。就在《新青年》杂志的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李大钊连续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学说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在各种思潮涌动的1919年，马克思主义之火终于被点燃。这一年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期间，读到了“亢慕义斋”翻译的节选版《共产党宣言》。这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虽然不完整，却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后来这样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1920年春节前夕，李大钊掩护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两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率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曾经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0月下旬，李大钊等人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也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的19位成员中，有16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18年，李大钊曾经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也许他也不会想到，仅仅两年后，一个浸润过“亢慕义斋”油墨香的政党即将开始血与火淬炼的伟大征程。

话题缘起近来，一部名为《觉醒年代》的党史题材电视剧广受关注，一路领跑电视剧收视率榜单。该剧以厚实的剧本、精湛的演技、丰满的形象、上佳的制作一时间口碑炸裂，吸粉无数，甚至被众多影评媒体誉之为“破圈现象”。那么，这部电视剧为什么好看、其主题是什么、那个年代为什么会诞生中国共产党、这里有什么历史逻辑等等，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特邀该剧编剧龙平平和有关专家作答。嘉宾介绍龙平平（《觉醒年代》编剧、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主线，全景式反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代风云，艺术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个主题。王学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觉醒年代》之所以大热，关键在于其用鲜活高超的影视艺术形式，讲精彩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故事，讲清楚了深蕴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变（1915年至1921年）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讲透彻了历久弥新、丰沛博大的中国精神。主导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溯源主持人：《觉醒年代》自开播以来，为何会受到观众热捧？王学斌：作为一名同样紧追该剧不舍的观众，在我看来，《觉醒年代》之所以大热，关键在于其用鲜活高超的影视艺术形式，讲精彩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故事，讲清楚了深蕴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变（1915年至1921年）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讲透彻了历久弥新、丰沛博大的中国精神。龙平平：《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主线，全景式反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代风云，艺术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个主题。观众评论说，《觉醒年代》是“建党前传”，有一定的道理。同时，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运用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该剧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主持人：作为编剧，在写作过程中，您有什么考虑？龙平平：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是哪些人搞起来的？当初，先哲们为什么要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搞社会主义？当初的选择对不对？这是剧本写作过程中我重点思考的问题。通过电视剧形式清晰展现党的由来，为中国共产党溯源，是创作的主导思想。觉醒年代：没有行动，何谈觉醒主持人：从学术角度怎样看“年代”二字的含义？王学斌：近代中国走过了一段极其艰难且异常屈辱的探索历程。1840年，西方与清王朝再度相遇，此次的相遇不再是温情脉脉，而是剑拔弩张，英国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之后不仅是西力东侵、资本东移，西学也伴随坚船利炮如潮水般涌入华夏大地。彼时中国深陷于李鸿章口中所形容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里。盲目拒斥西方并不是正确之道，到头来只会被列强踢出局。为了追求独立富强，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之重、面临的风险之高、经历的波折之多、付出的牺牲之大，都是世所罕见。危难当前，破局之道，只有励精图治，实现向民族国家迈进的现代转型。这就是《觉醒年代》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陈延年等进步人士所身处的历史境遇，更是他们所欲涤荡、改变的局势，也是该剧中反复痛陈、一再强调的积弊所在。换言之，是日益加剧的民族苦难这样的“年代”促使了“新青年”们的觉醒。主持人：在特殊年代，进步人士们面临怎样的理论困境？做出了怎样的选择？王学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从林则徐、魏源等先觉者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数代中国人真心向西方学习，前赴后继，却一再无疾而终，各种救国方案皆化作泡影，道路选择上的惨痛教训彰彰在目。这就是《觉醒年代》里诸位进步人士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围绕这一难题，那时的中国思想界，可以说是诸种思潮激荡，知识分子们面临着理论抉择的“三岔口”，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不得不抉择的“三岔口”。那时候，欧洲所代表的、国人刻意追求的“现代性”文明，在一战战火中灰飞烟灭。这令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中西文化，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指导理论问题。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反思现代性，对于中西文化问题，主张采取中西调和的方式以期复兴中华文明，片面强调了文化的承继性却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而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学者，则执着于对现代性之追求，指出所谓“欧洲科学破产论”，其实不过“谣言”而已，他们这种近乎偏见般对反省的拒绝，实际上弱化了个人的思想张力，其在五四运动后思想影响力的消退，恐与此颇有关联。只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部分新文化旗手，他们首先深刻反思现代性，如陈独秀引介欧洲最新思潮动向，“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实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正是在透彻反思欧战的基础之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从此步入了新阶段，他们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主持人：艰难年代，先进分子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又是如何实现大众觉醒的？王学斌：没有行动，何谈觉醒？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贯穿其中的，既有思潮的脉动，更有实践的冲动。1919年9月15日，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说：“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无独有偶，1920年初，一向信守“不谈政治”戒约的陈独秀撰文道：“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当时的思潮趋向由话语走向实践，由推崇走向反思，由批判走向建设、由改良走向革命，五四运动引发了盛况空前的政治变革。《新青年》同仁亦因之渐趋分化，最终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共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自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拥抱革命、走向社会的行动，是觉醒后的必然选择，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属性。《觉醒年代》后半段剧情的高潮部分，恰恰是全景式地呈现了此历史时刻的雄壮与艰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觉醒年代》正是紧扣这一急遽变革的时期，通过艺术的语言讲清楚了该年代所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与此同时，剧中人物群像的刻画既不失严谨，又惟妙惟肖，让人过目不忘，久久沉浸其中，为他们灵魂深处那一份伟大而可贵的精神而振奋甚或震撼。这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那一句论断：“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思想溯源：揭示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主持人：《觉醒年代》叙事的时间段是1915年到1921年，长达6年，这样的设计有何考虑？龙平平：以往反映建党题材的影视剧多是聚焦1921年党的一大，展现党的成立过程。《觉醒年代》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揭示的是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是中国产的，是从外国引进的。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这样一个古老落后的东方大国，是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当初为什么不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药方，而要从国外引进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怎样找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这就得从新文化运动说起。《觉醒年代》叙事的时间段是1915年到1921年，共6年。选择这6年，是反复琢磨的。这6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确定的凡尔赛体系架构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格局；俄国的十月革命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件事，影响甚至主导了整个二十世纪世界的走向。这6年，中国国内相继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三件大事，真正地打开了中国从封建走向民主，从农耕传统走向现代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阀门。写这6年，实际上写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礼。今天中国的一切，皆是从这6年衍生而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五四精神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三件大事是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关系。只有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展现，才能够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由来。主持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很紧密，《觉醒年代》用大篇幅展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两个大事件，内容会不会太多？龙平平：《觉醒年代》用十分之九的篇幅倾情展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两个大事件。这两件大事说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缘由和脉络就廓清了，党的成立也就水到渠成了。新文化运动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志士仁人苦苦探索救国药方过程中一场具有革命性的接力运动。陈独秀办《新青年》，按他的话说，就是要帮助中国人实现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谓“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就是伦理的觉悟、道德的觉悟，实际上是文化的觉悟。1915年他从日本回国，就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专心办一本杂志，提高中国人的素质，通过改造国民性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在创刊词《警告青年》中首次树起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提出：造就中国的新青年，唯有以科学和民主并重。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新青年》倡导科学与民主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介绍引进国外新思想；二是反封建，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就是所谓的打倒孔家店。这其中，抨击旧文化，倡导新文化是中心环节。他们当时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包括对儒学的态度、对汉字的态度、对文化传统的态度，今天来看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是必要的，而且是持续发酵的。特别是他们的反封建，是从社会生活和需求入手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列举出旧文学八大弊病，提出中国文学改革八个方面的主要问题。陈独秀的《论文学革命》，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他们提倡白话文、拼音、标点符号，等等。这些都契合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整个社会普遍关注和拥护，产生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特别是《新青年》搬到北京，实行文化精英同人编辑，与守旧派展开激烈争鸣。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深刻的思想性潜移默化地提升国民素质。正是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引进和传播，特别是这一时期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深刻地影响了李大钊等一批先进分子的思想，促使他们开始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新文化运动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引擎。《觉醒年代》第一次全方位地展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特别是新旧两派关于传统文化和救国理念的争论，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对于帮助大家厘清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来源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得到升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却遭受种种屈辱，甚至要丧失主权，这就把正在觉醒的中国人彻底唤醒了。巴黎和会让中国人看到，不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这个国家就没有救了。北洋政府是最黑暗最反动最软弱最腐朽的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沦落到最黑暗的谷底。当时很多人自杀了。所以陈独秀在这个时候喊出“让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问题”的口号。他提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是五四运动能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转折点的根本所在。概括地说，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升华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由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演变成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开始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主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二是社会革命开始由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层扩大到全社会，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席卷进来，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演变成了全民族的伟大觉醒。三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形成了一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先进的一部分人选择了信仰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特别是干部上的准备。李大钊和陈独秀接受和信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最新的成果。当时传入中国的有十几种社会主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等。对这些主义，当时不仅仅是理论的传播，还有许多实验，但都不灵。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给这些苦苦探索的先进知识分子很好的启发，让他们在几近绝望中看到了出路。一方面苏维埃俄国的施政纲领让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真实性；二是当时苏维埃俄国宣布废除沙皇对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人切实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差不多，他们能搞，我们也能搞。五四运动的第二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就决心效仿俄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这就有了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场地溯源：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主持人：以往反映建党题材的影视剧，多是把上海的石库门和嘉兴南湖的红船作为故事中心，《觉醒年代》为何把视点聚焦到北京？龙平平：《觉醒年代》把视点聚焦到北京，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祥地，以北大的红楼为叙事平台，从党的思想来源和干部来源两个方面展现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创建过程。史料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地存在着从北大红楼到上海石库门和嘉兴红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如果说石库门一大会址和嘉兴红船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产床的话，那么，北京大学的红楼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的婚房。红楼是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酝酿是在北京，北大的红楼是源头；红船是果：石库门和南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地标。我们今天所讲的红船精神，首先指的是党的创始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理所当然是红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把北大红楼作为红船的一部分，只讲红船不讲红楼，不去追寻这条红船是从哪里驶过来的，必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模糊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源头，淡化了党的创立时期无数革命先哲为追求真理、寻找救国出路作出的艰难曲折的痛苦选择。我曾经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做过调研，很少有人知道邓中夏、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俞秀松、何孟雄。他们都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20多岁就慷慨赴死了。这才几十年，人们就不知道他们了。这不是一个大国大党应有的状态。所以，实事求是地展现党的由来和建党的过程，不应该忽视北京大学的地位和作用。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思想不够解放的地方。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大，召开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他指出，“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2018年，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明白无误地肯定了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还说：“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这就把源头和今天都讲清楚了。《觉醒年代》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导，以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把北京大学作为叙事平台，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在北京大学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程，普及了党史知识，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高度评价。主持人：北京大学在酝酿和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龙平平：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觉醒年代》从事实出发，艺术地还原了这段历史。其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引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平台。《新青年》虽然名义上不属于北京大学，但它的同人编辑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在《青年杂志》发表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李大钊则是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系统地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俄国十月革命传到中国之后，李大钊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五四运动期间，《每周评论》刊载了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之后，《新青年》首次在中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大学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入课堂教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史”等课程。1920年3月，北大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建立了“亢慕义斋”图书室，会员最多时达到250人。这些都说明，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北京大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领袖作用。第二，北京大学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备。据统计，在中共“一大”前，共有8个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其中6个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共有党员58（旧说为53）人，其中在北大入党的师生13（旧说11）人，在北大学习及工作过已离校的校友10人，两项合计共23（旧说21）人，约占党员总数的40%左右。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13人中，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5人，占代表总数的38.5%。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北大在建党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见杨琥：《北京大学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贡献》，《前线》2020年第10期）第三，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酝酿于北大。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指导成立中国共产党最早是在北大与李大钊谋划的。人物溯源：第一次充分地、艺术地再现了陈独秀的重要贡献主持人：电视剧以陈独秀为主角，这种安排有什么考虑？龙平平：能不能将陈独秀作为《觉醒年代》的一号主角，从事实出发，客观公正地充分展现他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贡献和历史地位，这是整个创作过程中一直困扰我的根本问题。1945年，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同志说过，陈独秀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创造了党，将来我们修党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毛主席的这个话距今已经76年，还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把陈独秀的这个功劳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在已有的建党题材的影视作品中，陈独秀的人物形象和历史贡献有反映，但不充分，与历史真实有一定的差距。《觉醒年代》讲的是1915年到1921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三件大事。在这三件大事中，陈独秀、李大钊显然是无可替代的核心人物。李大钊自不必说，关键是陈独秀能不能做主角？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大问题。我很幸运，赶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指出：“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提供了根本的指导。2019年10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称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这种评价是陈独秀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陈独秀历史地位的肯定。主持人：多角度呈现陈独秀可以说是《觉醒年代》的一大特点。此外，《觉醒年代》为何还浓墨重彩地讲述了一群理想飞扬的革命青年的故事？龙平平：《觉醒年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事实，遵循既定的历史认同，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依据，把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并列的两大主角，第一次充分地、艺术地再现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三大历史事件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从而真实地展现了历史，弘扬了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正确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的主题。这种做法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肯定、高度评价。这是《觉醒年代》高口碑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毕竟是有一定历史局限的历史人物。所以，《觉醒年代》在充分展现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和人格魅力之外，对他的一些缺陷，如家长制作风、粗暴、专制、生活随便、不拘小节等也做了明显的揭示。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之外，《觉醒年代》还浓墨重彩地讲述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一群理想飞扬的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燃烧激情的曲折经历，重点彰显了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邓中夏、蔡和森，俞秀松、何孟雄等一批志存高远、才华横溢、品格高尚的革命烈士的伟大人格、光辉风采。这样做，就是要让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从真实的党史中认识和了解革命先驱，从他们的事迹中汲取力量，找到榜样。（主持人：李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