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文/ 博楷我是博楷。有一段时间没聊哲学了。原因只有一个：忙。我不是晚晴，没有写文习惯，有空帮个忙，仅此而已。上一期我们聊了希腊化时期的第一个哲学流派——犬儒学派。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已经不再去事物背后的本质，而是帮助人们如何在一个纷扰不已的世界摆脱痛苦，获得幸福。犬儒学派的思路是，既然幸福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事物，那就索性回归自然，抛去道德和社会习俗的枷锁。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伊壁鸠鲁是怎么解决幸福问题的。这个人很厉害呦，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角就是他。伊壁鸠鲁，生活在公元前341——前270年之间，是一个非常讲究理性、推崇节俭的人。但后世误读了他的思想，把他的节欲主义曲解为纵欲主义。因此，伊壁鸠鲁主义成为了纵欲主义的代名词。我们今天只聊伊壁鸠鲁本人的思想，不讨论纵欲主义。在伊壁鸠鲁看来，哲学的最大目的就是“寻找生活宁静之道”，也就是追求幸福。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身体上无痛苦，灵魂（精神）上无纷扰。那么怎么做到这两点呢？伊壁鸠鲁认为，要想身体上无痛苦，就要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即劳逸适度，不暴饮暴食。但是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最多的痛苦并不来源于身体，而来源于精神。那么怎么做到灵魂无纷扰呢？伊壁鸠鲁分析了三个导致我们心灵产生纷扰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原因对自然界中的异象感到恐惧。我们现在遇到自然灾害都会产生一种恐惧之情。当时的人们面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山崩海啸，总以为是神造成了这些奇异的自然现象。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思想。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一大堆原子构成的，神只存在于自然世界的缝隙之中，并不干涉自然世界。电闪雷鸣，山崩海啸都有其自然原因，与神的喜怒哀乐毫不相干，也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第二个原因是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无论是谁都要面对死亡。但对于死亡的恐惧，却可以通过转换思考方式来消除。我们之所以对死亡恐惧，主要是因为死亡是一种未知状态，即我们不知道死后的情境。伊壁鸠鲁又发挥了原子论的思想，他认为，人死后不过就是变成一堆原子。那既然人活着的时候感受不到死亡，死了之后消散成一堆原子，对死亡也没有任何感觉，为什么要害怕死亡呢？第三个原因是人际关系的不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职场斗争，还是情侣分手，都能归结为此类。伊壁鸠鲁觉得这个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我们可以订立一个社会契约嘛，所有人都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人际关系不就和谐了吗？即便这个方案行不通，我们还可以退出社会，独善其身。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伊壁鸠鲁的思路：通过逃避苦恼来获得快乐和幸福。后世把他的思想总结成四句话：神不足惧，死不足忧，乐于行善，安于忍恶。这四句话表现了一种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和无可奈何的情绪特点。当然，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并不止这么简单。当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伊壁鸠鲁，讨论了自由和必然的问题。关于自由与必然的问题，我们在此就不做赘述，以后聊斯宾诺莎的时候再讲。好，这一期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聊斯多亚主义。本文根据赵林《西方哲学史讲演录》整理而出

一、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 选一个好的题目，是写好学位论文的第一步，也是相当关键的一步。要选择自己特别关注、最感兴趣的问题，觉得有感悟、有体会，有新意，有话要说，有话可说，非说不可，围绕一个专题展开全面、系统的论述，才有可能写出一篇较好的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的题目，一般可以叫做《××××论》或者《××××研究》，比如《刑事第二审程序研究》或《死刑程序控制论》等。 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一般说来我不主张由老师命题。因为老师给出的命题，也许并不是你们想写的问题，平时对它思考的不多，硬要去写不一定能写好。选题最好 是经过了自己的思考，有感而发，有话想说，才能写好。但不是绝对的，如果博士生自己实在找不到一个好的选题，请老师帮助，老师也可以根据该生的具体情况， 推荐一个较为合适的选题，但也要经过学生的仔细思考，认为适合自己，才可以确定。 博士论文的题目不宜过小。太小的题目无法展开，也不像一篇博士论文。二、关于收集资料 确定了选题后，就要立即着手去收集资料，收集资料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要尽量多浏览有关的专著、论文和报刊文章。从中吸取营养，或者找到灵感。建议每人都 买一个扫描笔，携带方便且效率很高，非常有用。你所需要的资料，常常是散见于各种书籍中，一本书中也许只有一小段或者几句话是你将来要引用的，可以用扫描 笔把它输入电脑中，记下它的出处，以后可随时调用，那就很方便了。 资料的收集要随时留意，有时也许在偶然间会遇到很好的材料，就要留心把它记下来。比如，有一次我在太原市双塔寺烈士陵园看到一个倒塌的残旧石碑，上面刻有 明朝万历年间驻太原按察使写给后代子孙的遗训，题为《近溪隐君家训》，上面写有“干公道事，做老成人，说实在话”等内容，使我眼前一亮，惊叹：这不正是我 们宣传的“大庆精神”吗？这可是一个极其难得又极有价值的资料，遂赶紧把它记了下来。回京后，不久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介绍《近溪隐君家训》的报道，还刊 登了那块残旧石碑的照片。可见那位记者也很识货，他也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资料。后来，我在论述法律的社会性和继承性时，就引用了这个资料，说明即使是工人 阶级的道德观念，与某些正直清廉的封建官吏的道德观念也有某种相通之处。这个资料就派上了用场，而且极有说服力。撰写博士论文，还要特别要注重对外文资料 的收集。要收集最新的资料，新的立法、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数据。 关于外文资料的收集，要注意区分是新的资料还是旧的。比如外国人要引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如果引用的是1979年的法条，那显然就是过时了的，已被修改过 的陈旧的法条，作为论据，其可靠性就大打折扣了。今年我审阅西南政法大学某学生的一篇博士论文，是论述陪审制的，他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作者在法国留 学，查阅了外国的许多最新资料，校正了国内一些学者的不准确解释，这篇论文就很有价值。收集外文资料，要尽可能看外文版的原文，因为翻译过来的资料总会或 多或少地失真。当然，一个人很难懂得许多国家的语言，因此，当遇到有些问题自己无法解决时，可借助其他专家的帮助。比如，前些年我在评述有关法的定义时， 发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译文不准确，造成对法的定义很48难理解。这句话的中译文是：“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在汉 语中，“法”与“法律”本来就是同义词，因而从语法或逻辑上来讲，这句中译文就成了同义反复，由此使我对这句话的翻译产生了疑问。但我不懂德文，便去请教 德语专家石立坚教授，请他查对一下《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和俄文版在此处是用的什么词语。查对的结果，发现在中文译为“法”和“法律”的两处，在俄文和德 文中都是对应地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词语，前者表示权利、权力、法权等等，后者则表示规律、定律、法、法则、法律等等的意思，更为确切的表述是“写进了法律 中”。这样，问题便清楚了。这一句话，中文应该译为“正像你们的权利不过是被写进了法律中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或“正像你们的权利不过用法律形式 表现出来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这就使人们容易理解了。据此，我写了一篇《对〈共产党宣言〉中一段译文和法的定义的商榷》，发表在《中国法制报》 上，由此撼动了以往对“法”的定义。但必须说明，此文中涉及外语的内容，是请教了德语专家石立坚教授才弄通的。如果你们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应向有关专 家请教。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要不耻下问。 三、围绕学位论文的选题，要争取陆续撰写和发表几篇文章 确定好选题后，按照选题的内容，逐步展开研究，一部分一部分地搞明白。成熟一章，就可以把它写出来，先把它作为一篇论文送出去发表，力争在撰写学位论文的 过程中逐步形成几篇相对独立的小论文。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思考不断成熟、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占有的资料越来越充分，自己的思路也渐渐 清晰，就要把已经梳理清楚，思考比较成熟的这部分形成书面的文字，进一步整理成可以发表的文章。这样既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又形成了在研期间的科研成 果。 特别应该提醒大家：切忌只是一味地堆积资料而不去梳理、运用。否则，资料收集了一大堆却迟迟不动手写作，到最后才去动手时，“灵感”早就消失了，那就很难写出一篇有灵性、有创见又能引人入胜的好文章。 四、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一篇好的博士论文，一定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反过来说，切忌搞成华而不实、“空对空”的抽象概念演绎。为此，需要强调几点：1．博士论文中一定要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引用的案例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自己杜撰或编造案例。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因此，撰写博士 论文，不应脱离现实只凭“想当然”去任意发挥，而要针对现实，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最近在2007年第3期《中国法学》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北京 大学法学院陈永生副教授，他的文章提到50个冤假错案，都是他多年来留意收集的实际案例，他从中抽取出20个典型案例，分析冤案形成的原因，就很有说服 力。对于引用的案例，可以是已经判决生效的，也可以是一审已经判决但尚未生效的，也可以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尚未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收集案例有多 种渠道，但不管是从哪里得到的，都应是真实的，不得虚构或增减任何情节。分析真实的案例，才能对健全诉讼法制起到有益的作用。 近几年我评阅了不少博士论文，发现有一些论文竟没有引用一个案例，尽是说一些想当然的空泛的议论，这样的论文就不大好，至少可以说它对立法、司法都没有多大益处。这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2．博士论文中，应当引用一些必要的数据，作为对重要观点的支撑 引用的数据可以是综合的，也可以是局部的。比如，《中国法律年鉴》每年都刊登公检法机关发布的比较全面的数据，政府某些部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也会发布若干 数据；某些学者或课题组的调查报告也可能提供许多重要数据。你们到基层单位实习或者搞专题调研，更要留心收集各种数据，或许会很有用处。总之，数据的来源 是广泛的，问题是自己要多留心收集这些数据。 在引用数据时还应注意：必须对若干数据进行比对，有时可能会发现几个数据彼此有冲突，或者有较大的差异，甚至有的部门在不同时间发布的若干数据也许对不上茬口。遇到此类情况就要认真核对，去伪存真，不可再引用的几个数据之间发生明显的矛盾。3．论文中要注意选择恰当的量化词 论文在涉及对某些问题的判断时，往往需要使用一些相对模糊的量化词，例如“许多”、“很多”、“绝大部分”、“大部分”、“多数”、“少数”、“个别”、“极少”等等，要注意选择恰当的量化词，尽可能把握好分寸，避免用词不当而造成一些不应有的失误。 五、关于对引文、脚注的要求 我在评阅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时，经常发现在引文和脚注中出现种种不应该发生的问题。为此，有必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 1．引文务必准确，不能有错漏，并且应当尽量引用原著和第一手资料 比如论文中引用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领袖人物或权威学者的话，就一定要从原著中摘引。引用其他文章中的论点也要尽量来自第一手资料。有时发现某篇论文引 用毛主席的话，下面的脚注却注明是转引自某刊物发表的一篇论文，读者一看就知道他根本没有看过原著，表明其治学态度不严谨。如果别人所引的话不准确甚至断 章取义，他也只会是以讹传讹，那就很不严肃了。2．引文要忠实于原著，不能断章取义 如果引述的内容文字太长，中间可以用省略号删节，但不能更改原文，更不能断章取义。曾发现有的论文引述他人的论述很不准确，与原文核对，人家根本没有讲过他所引述的话，这叫做“强加于人”。假如人家知道了这种情况，甚至可以把他告上法庭。 3．引用外国法律的条文，必须与原文核对准确无误 我曾发现有的论文引用外国法律很不准确，拿原文一对照，在他标注引用的某一条中，根本找不到他所引述的文字，有的引文竟与原文的意思大相径庭，这岂不闹出了笑话！这些都是文章的“硬伤”。4．论文中涉及的外国人名，要参照统一的规范化译名。例如，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很容易误写为“贝卡利亚”，但正确的译名是“贝卡里亚”。此类错误所在多有，要注意校正过来。 5．论文写好后要认真校对（包括正文和引注）。谁也不可能保证在一篇论文中一个错别字也没有，但错漏不可太多。可以让同学帮助互相校对，校改几遍再交给老 师。还要注意引文与文章主体的契合程度，即引文是否能够恰当地、有力地支撑你的观点，增强论文的说服力。如果引文与论文所要论述的内容关系不大，宁可删除 引文，不必画蛇添足。六、关于论文的开篇和结尾 论文的开头非常重要，古人就将文章的开头称为“凤头”，可见开头在文章结构中所占的份量。一篇博士论文，一般不宜开头就直接写第一章，通常要有绪论，写明 选题的意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有什么创见，还存在哪些疑难问题等等。论文的开篇应开门见山，言简意赅，亮明自己的观点，并且要争取能够吸引读者愿意看 下去。 一篇博士论文，自然要分为若干章节，全面、系统地逐层阐述作者的观点。但是在最后一章写完之后，一般不宜直接打住。要注意首尾呼应，通常在最后一章之后， 应有一段结束语与开篇呼应，对前面提出的问题，在文尾要有个交代，用总结性的文字将全文收场。也就是说，话不能只说一半。一篇论文不仅要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还要最终解决问题。 如同文章的开头一样，结尾在全文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结尾要言尽意止，不要拖泥带水。七、关于对博士论文中语言文字的要求 写文章不同于口头的陈述，它是以书面语言来表达作者想要说明的问题。书面语言一般要比口语化的表述更为洗练，因而书面语言运用的好坏，是评价论文优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要素。在此强调以下几点： 1.博士论文文字应清爽、通畅，切忌病句连篇，并且要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例如，《红楼梦》中塑造了无数光辉鲜亮的人物形象，就是从正面、反面、侧面等多种角度去写，有时是直接写某件事、有时就写得隐晦曲折，有时又一语双关。同 样的话，从不同人的口里说出来，所用的语言就完全不同。这样，文字的表述就显得灵活多变而不死板。文字功夫是一种硬功夫，需要长期的磨炼，但博士生的书面 语言一定要能够基本上过关，否则很难写出一篇好论文来。 2.要尽量避免使用长句子 我所带过的学生中，有人习惯于使用长句子，一句话往往长达数十个字，中间的意思又转了好几道湾，读起来让人颇感费力，想半天也很难理解作者究竟想要表达什 么意思。我曾多次指出这个毛病，硬是把它校正了过来。须知，汉语的优势就在书面语言极为洗练，通常是使用短句子。像《史记》一类的古书就不用说了，你们看 鲁迅、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的著作，很少使用长句子。短句子生动活泼，读起来铿锵有力。学会使用短句子，这也是一种硬功夫，值得我们去体会和磨炼。3.在表达某些问题时，还要注意选择恰当的词汇 比如，今年我评阅了十多篇博士论文，其中有三篇涉及秘密侦查或技术侦查手段，作者强调“秘密侦查手段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欺骗性”。我就给他们提出，这样的提 法似有不妥，应当避开“欺骗性”这种提法。这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 据。”为了对付严重的刑事犯罪，各国都在运用秘密侦查或技术侦查手段。如果你把这些手段都说成具有“欺骗性”，那还怎能允许使用？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 要使秘密侦查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就不宜把这种手段界定为具有“欺骗性”。可以改用“隐蔽性”、“隐秘性”或者改用其他的表述方式。所以，在撰写博士论 文时，对于书面语言要反复斟酌，选择适当的词语来表述。 八、关于博士论文的写作方法 一般来说，论文有两种写法：一为“立论式”，二为“驳论式”。博士论文通常应采用立论式，即以我为主，全面、系统地论述某一专题。但是，要想讲透一些问 题，还要注意在立中有驳，既要对某些不同的观点展开有理有据的辩驳。论文中要有一些争议的东西，而不能只是平铺直叙。从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看，真理只有在 不同观点的争鸣中才能愈辩愈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即“费尔巴哈论”）中强调指出：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去探索真理，只有在“同和 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才能得出自己的思想。因此，在论文写作中要勇于争论，有争论才能使文章生动活泼。当然，争论必须遵守论战的规则，关键是要尊重对方的人格，不可搞成人身攻击。要准确地引用别人 的观点，绝对不可歪曲人家的原意，更不能随意扣帽子、打棍子，那样只会反过来损伤自己。一定要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所谓“有理不在言高，言高未必有 理”，重在以理服人。其实，“立”和“驳”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使用，会起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反驳对立的观点，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的观点更鲜明地树立起来。这样才能使问题越说越透，道理越说越明，文章才更有看头。九、关于博士论文的文体 博士论文，是就一个专门问题进行的议论、评论，其重点在于议论。要求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充分地讲清道理，切忌写成文学性或者艺 术性的文章。比如，曾有个硕士研究生想以《刑事诉讼美》作为学位论文题目，我就说这个题目不好，它似乎成了一篇美学论文，而不是法学论文。有的论文开头就 写“镜头一”、“镜头二”好像是写电视剧本，看起来相当怪异。这样的文体也不行。总之，对待博士论文的写作，必须要抱有严谨的态度，还要有严谨的文风。一 定要以严肃、洗练、平实的笔触来阐释法律问题。十、博士论文的字数 一篇博士论文，要严格控制论文的字数。最少要有15万字，一般不宜超过20万字。今年我评阅的几篇博士论文，有的写到40多万字，还有一篇长达60万字， 这就太长了，老师批阅的难度也大大增加。最好是将博士论文精炼到15万至20万字，如果还有许多话要说，可在学位论文通过之后，再适当增加内容，或可成为 一部专著出版。 当然，博士论文的字数也不能太少，我曾见到一篇博士论文只写了8万字，内容甚是单薄，好比只是开列了一个简单的提纲，可见作者没有用心去深入钻研，在预答辩时就被老师们给否定了。这个教训也应该记取。 十一、关于论文的写作进度 如同对待任何事情一样，一旦接受了任务，就要提前动手，赶前不赶后，免得以后突然遇到什么特殊情况，冲击了既定的计划。博士论文选好题目后，就要及时进入 “临战状态”，早思考，早动手，确保按期完成任务。要严格按照学校要求的进度，一步一步地安排好论文的写作，切忌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才开始动笔。 对于刚入学的一年级博士生来说，一进校就应当开始规划三年的学习，以学位论文作为三年学习的主线。早作规划更主动，要围绕自己的兴奋点，选择一个专题作为 主攻方向，在三年学习中不断扩充知识，围绕这个专题，一篇一篇地写若干文章，作为在研期间的科研成果。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还可检验这个题目有没有写成毕 业论文的意义。当然，在研期间发表的文章，不限于学位论文的选题，作为练笔，可以撰写无数的小论文，但作为主线，还是要围绕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深入钻研。所 以，一入学就要有个规划，先开始考虑，用一年的时间反复掂量，第二学年开学后敲定。 据我这些年接触到的许多博士生反映，撰写学位论文是一件苦差事，写好一篇博士论文很不容易。但是正如古人所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的体会是： 做学问，一方面要靠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还要看他的悟性高低和学习是否得法。至于评价一篇文章的好坏，则是要看它能不能达到五个“度”———要有广度、 深度、高度、厚度和力度。这是我多年治学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博士学位论文提出的目标，希望你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随时 与老师交流，老师给予必要的指导自是责无旁贷。大家完成论文之后可以提前去知网论文查重网进行知网论文检测。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程念亮等8人在2017年04期（8月10日）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期刊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市臭氧检测及分析中的应用》的论文。《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是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旗下的刊物。论文摘要写道：“本文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北京市大气环境臭氧浓度监测与评价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北京及周边地区O?监测数据，结合数值模型，筛选案例综合探讨了2015年8月11至14日一次臭氧重污染过程中O?浓度的分布特征及污染成因。利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监测中遇到的矛盾及评价经验，并指导臭氧治理实践，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指导意义，研究结果最终为保障公众健康服务。”论文得的结论是：“此次O?重污染期间北京市11个监测点位O?8h日均浓度最大值为275. 5μg /m?，35个监测点位单站最高小时均值达到了534μg /m?。空间分布上，臭氧重污染持续时间总体均呈现出南部站＞北部站＞城区站的特征，中心城区站点臭氧浓度明显地区位于下风向和郊区的八达岭、密云水库、怀柔等监测点位。此次重污染过程中北京市大气氧化性较强。数值模拟显示此次重污染过程中本地光化学污染及区域输送起主导作用，其中臭氧本地生成贡献率在13～15时影响最大。”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程念亮等8人在2017年04期（8月10日）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期刊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市臭氧检测及分析中的应用》的论文在第一部分“臭氧的检测及评价”，论文写道，“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改善及监测仪器的普及，人民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的认识不断深化。”2013年，国家发布了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更新了臭氧等污染物项目的分析方法。论文写道：“新标准的这些变化都体现了新时期加强大气环境治理的客观需求，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集中体现。”文章同时强调了臭氧“在天为佛，在地为魔”的矛盾性，即高空臭氧能保护人体健康，近地面臭氧却会造成污染。论文认为，建立观测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为充分发掘近地面臭氧浓度的分布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论文还表示：“对于臭氧模拟而言，就是要将模式设置及参数本地化，将符合我国各地区的各种模式化方案本地化，更好的模拟分析本地区各种污染物浓度的变化趋势。在合理的借鉴中发展适合我国各地区的臭氧监测及评价体系。”在第二部分“北京市臭氧污染案例分析”的结尾，论文强调要用“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原理”看待这个问题。北京地区的臭氧浓度一方面与前体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便气象条件（风温压湿）对其浓度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北京周边各区区域传输对北京地区污染物的浓度贡献较大。”在第三部分“北京市臭氧治理和实践中”，论文用马克思主义实践和认识观总结了针对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减排实践：“这次区域减排实践树立了我们大气污染防治的信息。保障方案中各项技术措施也证明之前的技术累积和结论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对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起决定作用。”最后，论文强调了大气污染防治这个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如果这个民生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政府的形象、政绩和公信力会大打折扣。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作者简介显示，第一作者程念亮是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气环境监测、模拟、预报及评估研究。两名通讯作者为与程念亮同单位的在读博士研究生程兵芬和中山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广东旭诚科技有限公司的硕士工程师李红霞。该项目受到北京市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培养及总工会创新成果及工作室、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环保公益专项、北京市科技计划、广东省科技型企业发展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马克思也和家人写信联系，年轻人难免会有中二的时候，还经常附带几首风花雪月的诗给他爸老马克思看。老马克思比较务实，看后一脸懵逼，觉得这写的是些什么破烂玩意儿，缺乏激情，并认为既然写诗就该多写些歌颂英雄和爱国主义题材的。一摞摞的情诗在老马克思眼里犹如粪土，却受到他的燕妮小姐姐的青睐。燕妮将寄给她的诗保存起来，视如珍宝。这些诗见证了他们的婚姻，伴随着他们俩的四处奔波，直到她的晚年。老马克思又觉得波恩大学学习氛围不好，儿子卡尔被带坏了，变得不务正业，于是就给他安排转学了。马克思就这样转到了学习氛围更好的柏林大学。转学这种事情，足以想象马克思家的关系背景是比较深厚的。何况还是从一个一般的学校转到首都学府，就好比从普通一本转到北京的985。柏林大学，是一所坐落于普鲁士王国的首都的高等学府。好大学就是好大学，果然是属于学霸的世界，牛人教授也很多，讲座也多。对于马克思来说，再套用一个某单机游戏里NPC流行的句式：我曾经也像你一样是个文青，直到我听了爱德华·甘斯和卡尔·冯·萨维尼的讲座。马克思深受周围浓厚的学习氛围影响，开始认真对待他的法律学习，但他发现，不研究哲学就根本没办法继续法律学习，于是他的一只脚开始向哲学大坑迈了出去。他怎么不文艺了，诗也不写了，随便摘抄几句假装是自己写的，然后给燕妮寄过去。他开始现实起来，中二特征渐渐减少，不停思考、写作，以至于劳累过度生病。即使是现在，大学生崇拜自己的教授老师都是常事。马克思不久迷上了他的校长——黑格尔这个哲学大咖的思想。尽管他以前喜欢康德和费希特，他曾对校长的思想嗤之以鼻，但他如今否定了过去的想法，转变了思想。他回想曾经的自己，以前对宗教的态度是混沌状态，虽然上中学的时候，宗教课成绩还不错。大二的时候，他加入了青年黑格尔协会，还混成了中心人物。还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跟几个大学老师混得不错。如果说过去写诗在他老爸眼里属于“文艺装逼”，现在是则是“理性装逼”——就好像原来玩豆瓣现在改玩知乎了——毕竟他老爸当初只想让他做一个法律人，将来当个律师法官什么的。改变归改变，有些事情，没变的还是没变。在柏林这个大城市，马克思花钱依然是大手大脚，也像很多大学生一样，主动联系家人的时候，一般就是没钱花了。家人也嫌他不关心亲人家庭。不幸的是，在他二十岁的时候，老爸去世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他的生活窘迫起来。虽然他是一个哲思青年，但是哲思青年也要吃饭啊。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吃饭生存问题。他原本想按照父亲计划去从事法律这行，可是圈内的好友布鲁诺·鲍威尔建议他去搞理论工作。于是他改变计划，去波恩大学当老师。可是现在本科还没念完，所以他想着怎么尽快拿到学位，尽快毕业成为社会人，就开始写博士论文。那个年代的德意志地区还没有现在学士——硕士——博士这么严格的层级划分，只要你能力超常，跳级拿文凭也不是不行。他接受圈内人的建议，把论文寄给了耶拿大学。凭借他所在的社交圈的关系，23岁的时候，拿到了博士学位——这是体现出马克思很牛的第一件事，尽管当时、后世、乃至现在有人不喜欢马克思，但不得不承认，至少他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学霸。他的博士论文，都是当年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批判有神论，讨论伊壁鸠鲁，颇有启蒙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味道。在柏林大学，马克思完成了从文艺青年到哲思青年的转变。这是他人生道路的重要一步，也是他今后成为各种家的第一步。

近些年来，我在评审和指导博士中发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认为，离现实远点、更远点，学术性强就是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要有学术性，这是天经地义的，在学术上一文不值，无所言说，这种论文写它干什么？但学术性是否就是在概念中翻跟斗，不知所云呢？当然不是。学术性是追求真理性。真理离不开概念，但真理并不是从概念推演中获得的。学术不是玩弄概念，不是纯逻辑推演，而是来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具有真理性的研究。任何能称得上是学术研究的工作，都必须具有双重特点。一是回答现实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伪问题，选题中所论述的问题必须是确实的。研究上帝是否存在，研究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因而也不是科学研究的问题，而是信仰领域中的问题。它既不能证实，也不可能证伪。对信仰者它就是真的，对无神论者它是彻底的谎言。二是它必须有助于正确指导实践活动，并能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只有这种研究才称得上是学术研究，也只有这种理论才具有学术性。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专门论述过什么是理论研究，什么是理论家的问题。他说：“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既不能解释历史和现实问题，又无助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只为满足自己的思辨爱好、思辨兴趣而建构的这个体系、那个体系，貌似吓人，仿佛是庞大的建筑，实际上是一淋雨就满是漏洞的纸房子。这不叫学术工作，谈不上学术性。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实践性和学术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面对的问题是实际的，回答问题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因此，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严肃认真刻苦的学习，而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博士论文要追求学术性，必须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之《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恩格斯在讲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学术性时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认真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马克思为《资本论》殚精竭虑四十年，这算不算学术工作？当然算。它远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吗？没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亦步亦趋吗？不是。它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又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因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应该说，越具有现实性，越具有学术性，因为现实永远是为生活于现实社会之中的人所关心的。生活于当代社会之中的人们不会关心秦汉晋隋唐的社会现实，除非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也不是为古而古，而总是与现实有关。现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只要这种所谓“现实性”不是对现实不公正现象的辩护或论证，而是真正进行科学剖析，为人类指出前进的方向，这种学术性就永远为人们所欢迎。只有自己感兴趣或只是少数几个同行感兴趣的学术性，是走不出书房门或学术小圈子的。全部人类历史证明，这种所谓“学术性”著作能传下来的几乎没有，正如某些闺阁诗一样。凡是能流传下来的都是具有社会意义而又具有学术性的著作。王船山本欲藏之名山的著作之所以没有被埋藏在深山，就是因为它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学术性。后人不会让其藏之深山，而是传之于世。追求一个人的所谓学术性，是没有学术性的；只有追求社会意义上的学术性，才是真正的学术性。学术性的特点具有相对持久性和稳定性，因为其中包含某些真知灼见。转瞬即逝的所谓学术性，不是真正的学术性，而只是一张获得博士证书的入场券。如果博士论文的“学术性”在答辩结束后就被宣告终结，这种学术性，还是不要追求为好。（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原载于2014年9月22日北京日报。

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有一间研讨室，曾有多位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这里讲课。身形魁梧的费希特一遍又一遍地敲着黑板：“康德的物自体是个多余”，谢林吆喝着同学们和他一起走到院子里感受自然的美，“走吧走吧，别让春天等着急了。”黑格尔毫不领会他的大学室友谢林对他的善意，冷冷地说了句“黑夜中的牛都是黑色的。”青年朋友们，从这些哲学家的话语中，想必你们也得出一个结论了：哲学真的是听不懂。因此，更不用说是那些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了，在常人的眼中看来，他们更像一群“异类”。1841年4月15日，这间研讨室里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但答辩现场出奇的安静，因为答辩的主角没有出场，评委专家看完论文，一致决定：这是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尽管本人没来，情况特殊，但仍然应当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位没到场参加答辩的“异类”，就是我们的主角——马克思。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写作博士论文的？他的博士论文写了什么内容？又为何拿到了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呢？且不要急，我们一一道来。1836年，马克思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他升级为一个勤奋的“学霸”，每天除了看书，还去听博士和青年教师们辩论聊天，这些青年人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忠实信徒，并组成了一个学术团体，叫“青年黑格尔派”。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和马克思关系最为亲近，他既帮助马克思的学业，还帮助马克思规划后来的职业，他就是马克思大学期间的导师——布鲁诺·鲍威尔，柏林大学的神学讲师，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鲍威尔对马克思的人生发展与规划起了重要作用。比如，马克思正是在鲍威尔的鼓励下才决定写作博士论文的，并遵从了鲍威尔的建议，最终把博士论文寄给耶拿，在耶拿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从马克思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再到他取得博士学位，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但这一段时期对于他的学术发展、思想发展、人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件重要事情的选择上。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三件重要事情。第一件事是转专业。各位同学，当初高考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选专业的？你们对自己的专业满意吗？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和我们现在的很多同学一样，面临着对自己专业不满意的问题。他最初听从了他父亲的意见选择了热门的法律专业，但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并转到了比较冷门的哲学专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摆脱世俗眼光的动力。当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按照父亲的意愿读法律时，兴趣并不浓厚，甚至一度和其他年轻人一起抽烟、喝酒、逃学，后来他的父亲写信严厉地批评了他，警告他如果荒废学业的话，就断绝他的经济来源。因此马克思选择了转学、转专业，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学术研究之中。马克思选择哲学，固然和他的兴趣有关，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哲学承担的使命。在希腊哲学中，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关心的是世界的本源。我们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我们人类从哪里来，到了近代，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认识更深一步，黑格尔说过，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后来，马克思把这句话说成是“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两种表达有一个共同的要素，那就是，哲学与时代密切相关，哲学是对时代最深刻的认识。马克思选择哲学，根本上是要深刻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认识时代的特征，领会时代的使命，只有哲学才能承担这个使命。第二件事是马克思写论文。写论文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是，就某一个问题表达你的观点，并且对你的观点做出论证，既要保证你的观点不落后不陈旧，还要做到论证有说服力有文献支撑。对于很多文科学生来说，查文献、写观点并不难，难的是“凑字数”。特别是博士论文，一篇比较优秀的文科博士论文的字数一般要在15-20万字左右，而对于不读博士学位的大部分人来说，很可能一辈子也写不到这么多字。更何况一篇哲学博士论文本身就要求用哲学概念规范地推演论证，简直难于上青天。马克思既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哲学专业，就要在哲学方面展示出自己的超群实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本来就很难的哲学领域选择一个难度最高的题目，这篇论文最好是所有论文里最难写的，也就是博士论文，一步到位。这个时候，马克思的导师鲍威尔前往波恩大学任教，他希望马克思尽快写完博士论文，拿到博士学位，这样就可以争取在波恩大学里谋得教师职位，一起做同事。于是在1840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动笔写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题目非常绕口，叫做《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鸩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自然哲学。这三个词是啥意思？前两个词是两位古希腊的哲学家的名字，自然哲学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主要讨论的是世界的起源和构成。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古希腊哲学家都讨论过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物质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构成的，物质有运动和变化是因为原子本身的运动，那么，原子运动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的运动是沿着既定轨道进行的直线运动，但伊壁鸠鲁认为原子的运动是包含偶然性的偏斜运动，它会离开既定的轨道，而实现它自己真正的意图——自由。马克思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一是因为它难写，二是与马克思的立场有关。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这篇博士论文，明确提出了自由的立场。马克思认为，原子偏离轨道的运动，对于原有的既定轨道来说，无异于“革命”。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从事革命的事业，革的是行自由主义之名、反人类自由之实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而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种自由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第三件事是换学校答辩。1841年初，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终于写完了，按照博士学位培养程序，还需要通过论文答辩才能真正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证书。但是，论文写得再好，也得有人欣赏，否则很难通过专家评审和答辩。马克思这时候才意识到，对于日趋保守的柏林大学来说，他论文里关于自由的观点很难征服那些权威专家，只能找一所能够认可他的学术观点的大学去答辩，于是，在鲍威尔的建议下，马克思选中了耶拿大学。耶拿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它位于德国东部的图林根州，是德国久负盛名的大学，目前，它的哲学、光学、德语教育等专业依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18、19世纪，耶拿大学是近代欧洲思想运动的中心。这里还是当时法学研究的重镇，哲学家费尔巴哈的父亲老费尔巴哈是耶拿的刑法学家。在马克思选择到耶拿大学答辩之前，德国古典哲学重要代表人物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先后在耶拿任教，可以说这里是群星璀璨，并且充满了自由开明的学风。因此，马克思选择获取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从结果来看，基本如马克思所愿，博士论文于1841年3月底完稿，4月6日马克思把它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4月15日在马克思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这篇论文全票通过，答辩组专家决定授予马克思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但是，马克思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有没有顺利进入大学任教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一讲为大家揭开谜底。-本讲完-本讲老师：李育书

11月21日，第二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颁奖仪式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届博士毕业生易刚获得第二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指导教师为林伯海教授。该奖评审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部、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2020年度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整个评审工作从2020年4月开始，经过148位专家通讯评审、会议评审、专家复审、公示等环节，最后评审委员会从78位参选者中评审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篇和提名奖论文3篇。易刚博士的学位论文题目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机理研究》，该论文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机理，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创新性。易刚获此荣誉，反映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培养工作的显著成效，也提升了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声誉和影响力。（通讯员：西南交通大学林伯海 颜军）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张亮教授访谈（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12期）前 言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70 年大体可以划分为“史前史”（1949－1978 年）、兴起（1978 年－20 世纪 90 年代初）、深入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初－21 世纪初）、大繁荣（21 世纪初至今）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其历史特点和历史意义。21 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大繁荣，但是也让人心生“忧虑”。未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回归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入思考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从人头、学派的研究走向“问题式”的理论创新。张亮，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南京大学赵世良讲座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系高级访问研究员（2009－2010），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学者（2014）。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西方左派思想史、历史唯物主义等领域的研究。采访者：赵立，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访 谈Q 1张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这次学术访谈。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建树颇多，但是回看您的学术起点，却并非这一领域。首先想请问您是在什么机缘之下选定这一领域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的呢？1995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我在“偶然相遇”中投入业师张一兵教授门下，初窥学术研究之门径，先“好之”，再“乐之”，最终决意“以学术为志业”，成为一名哲学的“学徒”。记得我刚刚开始做“学徒”的时候，哲学还很“贫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贫困”。从研究对象上讲，我的“学徒”生涯起步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学习与研究。事实上，我最初的几篇学术习作都聚焦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学解读。所以，整个硕士研究生阶段，我都乐在其中地精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最终把青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这一课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1998年，我毫无悬念地选择了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我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很想继续耕耘这块熟土，进而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大显身手的主攻方向。可张一兵老师并不以为然。他始终告诫我们不能放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但又必须及时走到当代。经过几番变动，我最终选定以阿多诺的早中期哲学思想为对象做博士学位论文，其成果就是2003年出版的《“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学界不错的评价，目前正在筹备出修订的第三版。我作为具有独立执业能力的高级“学徒”身份由此基本确立。在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后，我对法兰克福学派始终保持着理论兴趣，持续推进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张亮 著2003年以后，在很多同行讶异的目光中，我告别经营多年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转向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德国传统“跳跃”到英国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和大放异彩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学术事件。不过，当我开始移师这一领域的时候，国内学界对此还所知甚少。在对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进行初步分析后，我发现，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世界性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无可置疑的双核心作用。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的合作导师钱乘旦教授。他对作为历史学家的汤普森的评论虽然不多，但总是让我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2008年，我结束对汤普森的个案研究，出版了《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同时期，我也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做了一点研究。在汤普森研究之后，我开始转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研究，首先解决了历史分期问题，厘清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英国谚语说：“要想明白事理，须作长期学徒。”不过，花开花落终有期，“学徒”迟早得满师，转正，进而成为“师傅”，招收自己的“学徒”。成为“师傅”后，我开始推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再兴，引领国内学界逐步走向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的深处”。《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张亮 著Q 2您提到了在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研究的时候，首先解决的就是历史分期问题。那么，想请问您是如何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分期划界的呢？在不少人的脑海里，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似乎是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事情。这不够准确。事实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就逐渐形成了“开眼看世界”的自觉与传统，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就会热情拥抱世界，学习、吸收国外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相当重视对同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即便是后来接受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类似工作也没有完全停止。对于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新中国的成立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起点，因为它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最终获得了一种比较明确的定义方式：所谓国外，既是中国之外，也是中国认同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之外。如果进行历史分期的话，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大体可以划分为“史前史”（1949—1978年）、兴起（1978年—20世纪90年代初）、深入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大繁荣（21世纪初至今）四个阶段。Q 3在一般研究者心目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点却是1978年这个时间节点。您为何提出了“史前史”这一阶段呢？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阶段的呢？1978年，随着《哲学译丛》等杂志的陆续复刊以及《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的先后创刊出版，中国哲学界与世界交往的窗口再次缓缓而坚定地打开。正是在这些或公开或内部发行的资讯类学术期刊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人物、流派、著作及思想得到爆炸式的集中报道，迅速为中国哲学界所知晓。1978年也因而成为很多人心目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元年”。也正是在1978年之后的高光映衬下，1949年至1978年之间的30年便显得尤其灰暗和没有生气，以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生命活动的“史前史”阶段。不过，当我们真正闯进这个“史前史”阶段就会发现，这里绝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蛮荒之地。首先，尽管世界对中国关上了大门，但中国哲学界却始终努力观察世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捕捉到了浮光掠影式的印象。其次，为了进一步掌握欧美哲学的当代进展，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陆续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相关著作。再者，中国哲学界当时翻译出版了一定数量有关当代欧美哲学的评论著作，其中以苏联著作为主，兼及个别欧美著作。通过它们，中国哲学界对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哪怕是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认识。总的说来，在“史前史”阶段，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停留在初步译介上，研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尚未真正展开。尽管如此，这个阶段还是为下一个高光阶段的降临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尤其是在人员和理论两个层面。Q 4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您所说走向“兴起”阶段。您如何评价这一阶段的历史意义？随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著名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下子“千树万树梨花开”，生机勃勃地展现在中国哲学界眼前。在此后的10余年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式兴起阶段，而此时它还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眼前。兴起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四个显著特点。第一，研究人员数量有限，且主要集中于少数重点研究院所和大学。第二，研究主题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关怀。对于萨特及其思想的研究成为那一时期备受关注的主题。第三，以基于国外既有成果的述评性研究为主，自主性研究尚未展开。第四，基本判断分歧严重。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判定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论题。回过头来看，兴起阶段的研究成果今天都只剩下了历史文献价值，但这一阶段的学术史意义却不容忘却。主要表现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培育了一支将在随后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年轻学者队伍；确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意义；形成了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学术自觉；意识到了加强文献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油画《科学的春天》Q 5由于国际国内的变动，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面临着重大挑战。但是您为何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逆势上扬，走向“深入发展”阶段呢？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重大变化对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无疑构成了巨大冲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都陷入了危机，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却在不断提升，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中最活跃、学术影响力最大、发展势头最好的一个研究领域。原因何在？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仅没有受到外部变化的过多影响出现大的人员流失，反倒借助90年代几次博士学位点增设的机会发展壮大了队伍。其次，随着国内政治氛围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变得相对疏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因其学术性强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学术声誉、影响力和吸引力都不断增强。最后，但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全面建成，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讲的和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何其相似。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成为历史，我们依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代人。Q 6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您如何看待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繁荣局面？中国的学术人口规模决定了它具有西方学者难以想象的巨大学术生产能力。新旧世纪之交，人们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被中国哲学界全面占领，再无什么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了。这种状况引发了某些领军学者的深思。张一兵等教授引领学界开始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和“之外”的领域。因此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依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开始有学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发，探索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加之在2004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之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踏步迈入大繁荣阶段。突出表现就是，学术研究人口规模大、学术成果数量多、学术研究主题高度多样化、学术研究与西方思想生产基本保持同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式从“西方”扩大为真正的“国外”。作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成长起来的一名中青年研究者，面对当前空前繁荣的景观，我当然是由衷地感到欣喜，但是内心却也生出了些许忧虑。Q 7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繁荣局面，感到欣喜应为常理，但是您为何会心生“忧虑”之情呢？主要有三个原因吧。第一是忧虑我们初心的失落。我们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服务中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文化思想理论建设。对于这一点，前辈学者们始终非常清醒，也非常坚持。但是在今日，学术界的这种初心似乎失落了。我们似乎仅仅为了满足单纯求知的欲望，为了研究而研究，几乎不再思考研究本身的现实性问题。第二是忧虑我们历史方位感的缺失。近代以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需要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赶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其内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在于此。但70年后的今天，面对包括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当代西方思想，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历史方位感，好像我们曾经是因而永远是西方的追随者，因此，过去需要今天同样需要效法它们。殊不知，在新的历史方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今天我们已和它们处在同一历史方位中、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是“同时代的人”。因此，我们决不能再带着“跟跑者”和“学徒”的心态来看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第三是忧虑我们学术鉴赏力的退化。有大见识，才会有大格局。做人、做事、做学问莫不如此。佩里·安德森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列举出了13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不过这些思想家在中国的被研究程度显然差别巨大。何也？因为我们有学术鉴赏力，能够自主判断哪些思想家更重要、更值得研究。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今天，面对琳琅满目的当代西方学术产品，我们似乎无法再做出有学术品位的判断与选择，只能听从偶然性的安排。习近平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基于中国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鉴赏力，强化中国立场和使命担当，不断开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局面。佩里·安德森Q 8从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出发，请您为未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把脉”，不知您有什么看法？我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会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繁荣发展势头。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这就要求我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充分吸收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才能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新使命有新要求。我们只有顺应时代发展，对既有的研究理念与方式方法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才能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持续繁荣继续下去。具体说来，就要回归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入思考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从人头、学派的研究走向“问题式”的理论创新。Q 9您说我们要回归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在世纪之交才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什么未来我们又要重回西方马克思主义呢？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阶段，这可以理解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西欧社会变化了的历史情境中所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当代”形态。这种形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的新理解、对变化了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新展望。总的来说，第一，从马克思主义跨越的3个阶段来看，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就是巨大的。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我们理解19世纪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的欧美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修正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框架。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就不可能形成如今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的边界和框架。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地位是极高的，它反映的是真正具有思想成就的思想运动。第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视野的开拓和理论问题的提出有重大意义。相较于第二国际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的差别主要表现为时序差别、思想史差别。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给出了一种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很快就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给出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符合时代的哲学观念转化范式。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一定要和时代相结合、和时代基本的精神追求相结合。历史地看，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只是一种过渡阶段的理解方式。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站在20世纪哲学的思想高度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新变化给出了一种有时代高度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气质的解读范式。相较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政治维度，亦即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维度。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而实现的。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思想高度和学术高度的冲击，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能达到什么水平是难以想象的，很可能还停留在新康德主义的框架中。第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景和思想走向。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之交这个时间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发展被集中重新塑造，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的主流哲学思想，在历史地进入到中国社会之后，对中国的思想界和知识界进行了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改造。因为它深入到了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生产的基因之中去。作为对照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例如齐泽克等人，不过是一种网红式的存在，无法深入到时代精神生产的深层部分，也就不能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引领者”，而只是我们平等的“对话者”。在某种程度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生产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理论背景板。Q 10我国学者在世纪之初就已经开始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状况似乎并不理想，国内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相提并论。您为何提出未来的发展要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又要研究哪些内容呢？从过去的二三十年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并不太好。在苏东剧变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虽然依旧得到延续，但是随着原有理论家的凋零，最终走向了历史的终点。国内关注不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的视野整体从东转向了西，社会主义阵营的研究关注度明显减少。加上苏东剧变的影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退隐到思想史的“黑幕”之后。第二，在历史上，我们和东欧国家的思想接触就很少，对东欧的认识也主要通过苏联和西方作为中介。但是，在当代重新理解东欧的问题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有着重要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实践，东欧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国情特色的探索与反思。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对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逻辑范畴等诸方面，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突围”是值得国内学界充分挖掘的“矿脉”。重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首先，我们需要在苏东解体前后的背景下，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审视，甄别“四个主要流派、两个代际、十余位思想家、超过半个世纪的思想发展历程”的不同性质。我们可以看到，被认为具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学者，其实分化明显。有些学者至死都是共产党人，而有些学者很早就出现了变质。我们要把苏联解体之后和解体之前的态度结合起来加以判断，在未来的研究中，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其次，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政治诉求进行总结与梳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深刻介入各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之中，并且理论效应“溢出”，影响了欧美新左派运动。这种社会历史效应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并力争为我所用。最后，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中的地位进行判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的当代西方思潮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互呼应下产生的地域性成果。这就要求我们要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历史地位进行客观评价。Q 11私以为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就意味着学术研究范式在某种程度上的创新，而创新有时候就意味着某种挑战。所以想问一下您为何要转向“问题式”的研究之途呢？过去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以时空为轴心来进行研究。而未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要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就要从人头、学派的研究走向“问题式”的研究。这个维度的核心不再是研究西方学者具体说了什么，而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创新的角度来思考他们的工作，思考他们为何这样去说。这些学者当年对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很多观念，而这些观念都是由马克思主义始发，提出之后迅速扩张，成为时代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后续的研究要以核心概念、问题为中心进行追溯。超越具体的概念和问题，思考概念和问题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在其传播过程中，为什么能超越时空的有限性产生深入而持久的影响，为流派确立思想史中的地位做出重要贡献。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提出一个概念术语比进行理论建构更重要。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走向问题史、概念史的研究，通过概念、问题的提出、传播、发展、扩散来追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经验问题。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代中国在理论创新和话语权方面仍有缺失。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实现了如此巨变，这一成功实践的背后必然蕴含着成功的理论。但是这一理论需要总结出来、传播出去。但是我们现在恰恰在这一方面存在短板，需要我们通过概念史、问题史的追溯去思考如何走向理论创新本身。我们要从“照着说”转变为“接着讲”，沿着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开拓的道路，在21世纪讲好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但是往下说什么、怎么说就要通过理论回顾来解决。这要超越以个人、学派为中心的研究，走向以概念、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研究的目标就是探索理论创新之道。实践与文本编辑：郭富宁

四川在线记者 邓翔沣11月24日，记者从西南交通大学获悉，第二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颁奖仪式于近日举行。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届博士毕业生易刚获得第二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指导教师为林伯海教授。该奖评审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部、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2020年度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整个评审工作从2020年4月开始，经过148位专家通讯评审、会议评审、专家复审、公示等环节，最后评审委员会从78位参选者中评审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篇和提名奖论文3篇。易刚博士的学位论文题目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机理研究》，该论文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机理，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创新性。易刚获此荣誉，反映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培养工作的显著成效，也提升了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声誉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