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研究论文

有人认为逻辑学就是研究思维的科学，我们没有学习逻辑学照样能够进行思考，所以学习逻辑学是没有必要的。其实不然，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习工作中，逻辑学无处不在，学习逻辑学非常有意义。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经常看我文章的读者老爷们应该知道。我提倡多读书，但是反对无脑读书。什么样的读书是无脑读书呢？简单来说就是把自己变成书架，，而不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通过主动思考，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读书也是一门技术活。掌握这门技术的关键，也就是思考的关键，在于是否掌握逻辑思考。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方法，它的主要形式有三个：演绎、归纳和类比。关于逻辑思维，很多人都认为只有理工科、法律等学科或者工作才用得到。然而事实却是，逻辑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拿写论文这件事来说吧，不管什么学科的论文，大致上都包含一下几个方面：这篇论文要研究什么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研究这个问题所用到的方法和理论依据有哪些研究这个问题用到哪些样本，对这些样本做了什么样的处理研究过程是什么得出什么结论不管什么学科的论文，都离不开这几个方面。除了写论文，当我们在写其他文章的时候，逻辑同样非常重要。好的行文逻辑可以让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清楚的明白自己在表达什么，对于读者来说，逻辑清晰的文章读起来很好懂。除了对外表达以外，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同样需要逻辑。关于逻辑思维能力，这段时间有很多人在后台私信我。表示自己对逻辑学感兴趣，但是却不知道该从哪方面入手，希望我能提供一份书单。那么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聊聊我们普通人想入门逻辑学，该读哪些书。01《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逻辑本身不生产知识，逻辑只是提供一套规则和方法，可以让我们组织和运用知识。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比方说居里夫妇发现镭元素这件事。镭元素天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在居里夫妇发现镭元素之前，就已经有记录证明了镭元素的存在。居里夫妇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科学的手段从自然界中将镭元素提炼出来，并总结这种元素的特性。在提炼和总结过程中，他们所遵循的方法，就是逻辑的表现。这本书是一系列美国著名科普书中的一本，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什么逻辑，以及逻辑的几种形式。作为入门级逻辑学书籍，非常适合我们普通人去读。02《隐性逻辑》什么是归因谬论？为什么手里拿着锤子，就看什么都像钉子？为什么我们总喜欢找别人的问题？什么要多用“否定后件”的形式提问？这些问题在这本书里统统能找到答案。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逻辑陷阱，一旦陷进去很容易出不来。《隐性逻辑》这本书，将这些常见的逻辑陷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展现给各位读者。如果你觉得逻辑学特别高深的话，建议从这本书开始读。在培养对于逻辑学的兴趣之后，再继续深入了解。03《简单的逻辑学》想学逻辑学需要做好什么准备？逻辑学中都有哪些基本概念？三段论该怎么用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这本书中，你都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本书是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D．Q. 麦克伦尼写的，在豆瓣有五千多人评分。被香港中文大学奉为四十本经典英文书之一，更是被哈佛大学校内书店视为皇冠书籍。读完这本书之后，相信对于逻辑学的基本概念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04《有用的逻辑学》许多人都需要一两场胜利来提升士气。如果真实的胜利不可得，那偶尔殴打稻草人也可以获得极大的成就感。这句话说得就是逻辑学中常见的“稻草人谬误”。在《有用的逻辑学》中，作者罗列了五种，共计87个常见的逻辑谬误。看完这本书之后，基本上能见到的逻辑谬误就全了。05《金字塔原理》这本书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作者是麦肯锡公司第一位女性咨询师，芭芭拉·明托的成名作。这本书之所以名字叫金字塔原理，是因为在写方案的时候。我们先要将结论放在前面，之后再用若干个分论点来解释这个结论。在每个分论点下面，又包含若干个论据。这样看来整体结构，就像一个金字塔。这本书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逻辑学相关的书籍，但是它的核心理论却完全符合逻辑学的推理过程。所以今天也把这本书拿出来推荐给大家。06《论证是一门学问》看过“全国大专学生辩论赛”吗？当双方辩手拿到辩题之后，会在构建自己论点的同时，寻找逻辑漏洞来攻击对手。为了让己方的逻辑成立战胜对手，辩手还需要寻找翔实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可以说研究明白什么是论证，我们在对外表达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证据链做到严丝合缝。在《论证是一门学问》中，作者运用大量易于理解、趣味性十足、生活化的例证，归纳了 50 条必须遵循的论证规则，涵盖了各学科、各种类型的论证。全书首先阐述了构建简论的通则：如何从可靠的前提出发，如何理顺思路，如何使自己的论证简明、具体；其次，介绍了 举例论证、因果论证和演绎论证，讨论了详论、口头陈述、议论文写作和公共辩论所应遵循的规则；最后，作者揭示了论证过程中常见的谬误及陷阱。07《逻辑学导论》这本书堪称逻辑学教材的经典，其中包括古典逻辑和后现代逻辑。到目前为止已经再版十多次，经久不衰。但是这本书有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这本书的内容过于专业，读的时候不想起几本书那本有意思。所以对于这本书，我的建议是可读可不读。08《逻辑十九讲》最后这本书是《逻辑十九讲》，这本书不推荐大家读。不推荐的原因，是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散。另外，逻辑学基本概念都讲清楚了。不过翻译的实在是差，读起来特别拗口。比如下面这段关于“判断”的定义：“把对物体理解的复杂的或不复杂的两种见解、概念或者想法放在一起在思维中对比，分析他们之间的一同，或是一个属于或不属于另一个。”读起来感觉特别别扭，类似这样的段落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双重否定等等，总之不建议逻辑学以及对长句子理解有难度的人来读。以上就是关于逻辑入门的几本书，多读书可以让我们长见识。多学点逻辑，可以让我们学会客观的看待问题。

大家好，这里是一只脚刚踏入期末活地狱的すずり。一听说要给大家讲逻辑学，被期末repo折磨得活像残年老人的笔者立刻精神矍铄满面春风，只恨不能从亚里士多德一路狂飙到Kripke，再把逻辑学界过气偶像团体“逻辑实证主义”天团的包袱都抖一遍。你以为的逻辑学，是这样的——*貌若小学语文却不明觉厉的逻辑题但其实，本专业狗的日常是这样的——*对于3+（2+1）无条件成立的证明说来惭愧，笔者可不是理工学部敲代码的。笔者正统文学部哲学专攻出身，被教授折磨得读得了笛卡尔法语原著，写得了满满三黑板的证明（手动再见）。——走远了，今天我们不谈那些可恶的逻辑符号，笔者想介绍的，是写小论文时必备的逻辑链行文法则。01为什么教授都喜欢看行文逻辑？-逻辑是“全宇宙统一文法”-很多同学在接受小论文辅导时经常会听到一句话——“逻辑比辞藻更重要。”可能大家囫囵吞枣听过算过，只是觉得逻辑清晰的文章能让人看得心情舒畅罢了，也不会去深究原因。其实，逻辑的作用何至于此，逻辑可是堪称“全宇宙统一文法”的逆天玩意。世上的语言五花八门，但无论你是哪一国人，讲哪一国的话，只要你一开口，其中必然包含着逻辑关系。逻辑关系就像是语言的“粘着剂”，将只言片语的语言信息顺利黏连在一起，形成一句完整的话。现代语言学家普遍认为，所有人脑内生来就有一套“全宇宙统一文法”（Universal Grammar，此处译名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用以学习各种语言。*从Universal Grammar中抽取一部分来学而这套“全宇宙统一文法”中就包括逻辑思维。它妙就妙在，你我也许讲着不同的语言，写着不同的字，但我们的逻辑却基本上是相通的。更神奇的是，逻辑思维非常“智能”，很多时候即使讲话不带逻辑接续词，对方也完全能懂。例如，现在有一个歪果仁结结巴巴和你说：“冷……毯子……”，明明是没头没尾的两个词，你却能够自动理解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如果是语言是用以交流的工具，那么逻辑则是组成它的基本文法。而一篇逻辑混乱的文章就好比一句文法错乱的话，说服力与感染力无从谈起，甚至让人连看的欲望都没有。脸滚键盘式举个栗子：看月亮我。这种时候就算把每个词改得高级一点，变成“赏婵娟吾”又有什么用呢？那么，怎样才能完成一篇逻辑链完美的文章呢？且让笔者由大到小，先从行文框架说起。02忽然发现连写作模板都不会用？-暗藏玄机的“三段论”式框架-小论文的行文框架与高中议论文写作模板并无二致，一般由立论部分，论证部分和结论部分这三者组成。许多高考作文模板会将这三者称为“议论文三段论”。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缺了立论部分，那你就是观点不清，胡乱罗列素材，让人感觉你是“想到哪写到哪”；如果缺了论证部分，那么全篇就会充满主观臆测，毫无说服力；如果缺了结论部分，那就很容易让教授觉得你论证冗杂观点不明确，更可怕的是，一旦你在缺少结论部分的文章里加了个让步段，搞不好还有全文自相矛盾的风险。当然了，一些同学会认为三段论写作不够出彩，估计拿不了高分。不过这里笔者想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是非母语写作，不要乱搞事，本来我们在文法和词汇选择上出错的概率就比较高，你确定还要在行文结构上迷惑教授一下吗？此外，讲到“议论文三段论”，就不得不提一提三段论的原始版。三段论最早出现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也是古典逻辑学的开山鼻祖之一。他提出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以说明三段论：1.所有人都是必死的。（普遍原理）2.苏格拉底是人。（特殊陈述）3.苏格拉底是必死的。[把特殊（小）代换入一般（大）]其实，小论文写作，就是不停地将这个模型进行变形，填入所需要的普遍性事实与附加条件，从而达到论证自己观点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大三段论套小三段论。*俄罗斯套娃式三段论使用方法指南这种套娃结构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结构清晰，容易记忆。一方面阅卷的教授看了心旷神怡，另一方面也方便写作者记忆与使用，可以极大程度上使写作者避免逻辑混乱，并且在检查自己逻辑错误时 “快准狠”一步到位。其次，很多同学写作时经常遇到“写不到规定字数”的窘境，感觉自己“无话可说”，而套娃三段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当你想不出写什么时，想想三段论的几个步骤（特殊陈述+普遍原理+结论）都写全了吗？如果写全了，那么每个步骤写得足够充分、条件限制到位了吗？如果上述问题都解决了，且字数要求实在比较多的情况下，你还可以继续套娃，只要注意不要忘记三段论模板，别玩脱就行。总而言之，三段论作为一种最基本的逻辑模型，非常适合在议论文中反复出现。无论新人练手还是大佬炼丹，三段论都能为你严守逻辑严密性的底线，以保证你在最稳固的地基上建造亭台楼阁。03你搞错的逻辑关系，可能是道千古难题-常见接续词彻底辨析-总体逻辑框架固然要紧，支撑框架的“承重螺丝钉”——接续词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而言，常见接续词有以下几种：1.因果关系：ゆえに、だから、なぜなら、従って2.转折关系：しかし、だが、けれども、ところが3.并列关系（添加）：また、そして4.并列关系（选择）：または、もしくは、あるいは5.递进关系：さらに、その上、一層6.切换话题：ところで、さて、では在这些接续词中，有一些词是同学们经常会混淆的，需要格外注意。例如，ところが与ところで就是这样一对极具迷惑性的兄弟。作为接续词时，它们用法几乎一致，同样多运用于句子或段落的开头，但意思却大相径庭。ところが用于转折，意为“然而”， ところで则用于切换话题，意为“那么”。同样还有また和または，也需要同学们辨析。当然了，这里插播一则题外话——添加型的并列关系与选择型的并列关系不仅同学们觉得ややこしい、它们本身就是逻辑学上的一个难点。它们犹如三大宗教必争之地的圣城耶路撒冷，围绕着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几大逻辑学派各持己见，战火不断。古典逻辑学派说，这就是单纯的“和”与“或者”；直观主义逻辑学派说，你没法在我的体系中证明“和”是“和”，“或者”是“或者”；线性逻辑学派说，茴香的“茴”有四种写法，“和”与“或者”有四种不同情况，分为你能选择的“或者、不能选择的“或者”、同时成立的“和”、不能同时不成立的“和”……咳咳，日常情况下，我们就别钻牛角尖了，同学们只要搞清楚添加型的并列关系代表“和”， 选择型的并列关系代表“或者”就好。除了认清这些接续词，同学们更要善于运用。散落在长篇大论的论述中的接续词，就好比漫漫大海里明亮的灯塔，能够随时提示论述句或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不至于使写作者或是读者迷失方向。重视接续词，也许是你的小论文迈向成功的第一步。看到这里，不知你是否感受到了逻辑学的可怕（笑）。总而言之，同学们也不必过分紧张，大家只要懂得逻辑链的重要性，掌握如何建立合理的逻辑框架，善用接续词就很ok啦！本逻辑学期末难民继续去给逻辑学大师们搬砖了……（すずり）

本文根据张建军教授在“全国逻辑教学研究与改革学术研讨会”（2018年5月19日，中山大学）上的报告修订增补而成，发表于《逻辑学研究》2018年第4A期。通讯作者：顿新国。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科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著名学者刘伯明、汤用彤、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胡世华、何兆清、王宪钧、陈康、倪青元、殷海光等曾在原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及其前身）和金陵大学哲学系从事逻辑教学与研究，数学系莫绍揆等著名数理逻辑专家也长期关心与支持哲学系逻辑学科的发展。1960年南京大学恢复哲学专业不久即设立了逻辑学教研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2年获得逻辑学硕士学位授权以来，南京大学逻辑学科获得了长足发展。2001年开始招收逻辑学方向博士生，2003年获得逻辑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以本专业为主体设立“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2011、2017年作为哲学一级学科分学科先后入选江苏省优势学科工程、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建设工程。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在南京大学哲学学科从事逻辑教学工作的有郁慕镛、李廉、李志才、郑毓信、吕植壮、王义、张建军、蔡仲、杜国平、王克喜、潘天群、顿新国、陶孝云、张力锋、袁永锋。亦曾聘请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法国、挪威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专家开设长短期逻辑课程。自逻辑学位点设立以来，李廉、李志才、郁慕镛、张建军先后担任学科带头人。人才培养成绩显著，硕士、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出站人员中已有一批中青年教学科研骨干活跃于学术界，从事其他领域工作的毕业生也以较强的理论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实际工作能力获得了广泛好评。本文拟在简要回顾南京大学哲学系之前身的逻辑教学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着重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南大逻辑教学的发展状况，并据此谈谈我们对我国逻辑教学现状及前景的一些认识与思考。1 国立中央大学及其前身的逻辑教学1952 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原国立中央大学（1949 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合并，仍名南京大学迄今。原中央大学哲学系与金陵大学哲学系，都属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之前身。因而，南大前身的逻辑教学发展史需做两校分述。国立中央大学由1902 年建校的三江师范学堂（不久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发展而来。1914 年建成现代大学体制的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先后易名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7年）和国立中央大学（1928年）和南京大学（1949年）。早在南高师建设之初，哲学学科就作为文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20年的学科改革中，哲学成为新设的文理科中单独的一个系，与国文系、英文系等七系并列。在东南大学时期，哲学系成为文科中的一个独立的系；在第四中山大学期间，哲学被设立为一个独立的学院。在中央大学时期，哲学院改为一个系隶属于文学院，并且以这种形式保持到南京大学成立。自南高师哲学系于 1920 年成立以来，无论是在南高师的国文科，还是在之后各个时期哲学系或者哲学院，逻辑学都是其教学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哲学系成立之前的1917年，逻辑学课程就已设立为南高师国文科的基本课程，主要授课老师即为之后担任哲学系首任系主任的刘伯明。据南高师1917年国文专修科的课程表记载，在国文专修科所有17门课程中，逻辑学（当时亦称“论理学”“理则学”等）就已经占有一席之地，是哲学类课程的五门之一。在南高师、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哲学类课程数量不断增多、体系也愈加全面，但逻辑学始终是哲学类课程中的基本课程，其中“基础论理学”是所有哲学系学生大学一年级的必修课程。逻辑学类的课程也逐渐增多，相继增加了“数理逻辑”“逻辑派别”“高级论理学”“高等理则学”“西方论理学史”“西方论理学之派别”“数理哲学”“因明学”等逻辑类课程。在当时中国整体的大学教育发展状况大背景下，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的逻辑学教学体系，是内容相对丰富且比较完备的。根据南京大学档案馆的相关资料，在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早期，逻辑学教学由刘伯明主持。刘伯明是中国现代哲学和现代教育的先驱。1911年，刘伯明赴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博士。回国后曾先后担任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南高师、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副校长、代理校长等职。刘伯明精通英文，通晓法文、德文，兼习希腊文、梵文。1920年，杜威访华并在南高师讲学，刘伯明担任杜威的翻译，译文信达流畅，听众欣服。除翻译了杜威在南高师的《试验论理学》等三大演讲之外，刘伯明还翻译了杜威的《思维术》一书。刘伯明开设的逻辑学课程对宣传逻辑与科学精神、启迪民智有重要的意义。在刘伯明 1923年英年早逝之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负责逻辑学教学的专职教师主要是何兆清，长期讲授“逻辑（论理、理则）学”“高等逻辑（论理、理则）学”“数理逻辑”“逻辑派别”“数理哲学”等系列课程。何兆清在中国现代逻辑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21年，年仅14岁的何兆清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到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深造。大学毕业后留校执教，期间赴法国里昂大学哲学系学习。1926年，何兆清获硕士学位回国任教，1927年起主要承担中央大学（及1949年后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学与研究工作，兼及哲学其他领域，直至 1952 年院系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教师。他积多年的教学经验，精心编著出版了《论理学大纲》、《逻辑学讲史》、《科学思想概论》等若干重要著作，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另从多方信息汇总，其他从事逻辑学教学的教师先后有汤用彤（“逻辑（理则）学”），熊十力（“因明学”）、唐君毅（“理则学甲”）、余敷顺（“理则学”）、马炳文（“论理学甲、乙”）、胡世华（“数理逻辑”）、牟宗三（“高等逻辑”，根据这门课程所使用的自编教材《逻辑典范》可知，本课程以逻辑哲学为主要内容）、陈康（“数理逻辑”）等。其中，胡世华于 193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36-1940 年间在奥地利、德国、法国、瑞士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在德国明斯特大学（Westflische Wilhelms-Universitt Münster）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系在著名逻辑学家肖尔兹（H. Scholz）和柯特（K. Kothe）指导下完成。回国后不久于1943-1946年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数理逻辑、数学基础教授。胡世华在中央大学的工作不仅提升了中央大学哲学系逻辑教学与研究的水平，而且为他成为新中国数理逻辑与计算机科学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打下了重要基础。以下为部分课程教学大纲举例：I.刘伯明讲授“论理学”（南高师-东大时期）课程讲义：本学程讲义本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科主任德艾氏（J. Dewey，即杜威）所著之How We Think。其书中多有创见发前哲所未发，其主旨曰Instrumentalism（译云利器主义），旧谓思想者解决疑难问题之利器也，其书极适于师范之用，讲演时常旁及他书如德氏之Studies in Experimental Logic），施勒尔（F. C. S. Schiller）之Formal Logic，其意旨皆相同也。课程大纲：思维意义；练思之必要；教员及学科与练思之间的关系；名学与心学；思维真诠；外箍（外延）与内箍（内涵）；判决；意义；具体思维与抽象思维；经验思维与科学思维；动作与练思之关系；语言文字与练思之关系；观察与知识对于练思之关系；教授与练思之关系。II.何兆清讲授“初级论理学”（1927年度上学期）课程信息：一学期三学分，每周三小时，每年一次。教学大纲：本学程专研究形式论理学，其内容为：（1）论理学之意义及其与心理学社会学之关系；（2）真理标准之研究及思想律之讨论；（3）直觉之知与推论之知；（4）概念论；（5）判断论；（6）推理论，内分三部：A.演绎推理，包含三段论法与演绎法之分析；B.归纳法；C.生物技能适应之推论；（7）结论。III.何兆清讲授“高级论理学”（又称“思想方法论”，1927年度下学期）课程信息：一学期三学分，每周三小时，间年一次。教学大纲：本学程须曾修初级论理学者方得选修，形式论理学系研究正确思想之普遍法则。本学程即分论各科学之方法要目：（1）科学概论；（2）科学方法之意义；（3）科学分类；（4）数学方法；（5）自然科学之方法；（6）生物学之方法；（7）社会科学之方法；（8）结论。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西方逻辑的传入，我国学界广泛开展了东西方逻辑思想比较研究，这在中央大学哲学系长期开设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佛学研究课程中都有所体现，并凝结出许多重要成果。其代表人物如汤用彤、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他们在中国与东方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从事逻辑教学都具有密切关联。同时，逻辑教学也为中央大学哲学系形成“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汤用彤语）的建设性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2 金陵大学的逻辑教学金陵大学于1910年由汇文书院和育宏书院发展而来。在1921年时仅设文科，数理学科附设在文科。在1914年的文科改组中，分设语言学系、社会学系、数理学系和宗教学系，而哲学作为一个科目最开始设在社会学系之中，此后分设国文、英文、历史、哲学等系。1930年金陵大学成立文、理、农三个学院以及与这三院并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从此，金陵大学直属的教学科研机构一直保持了这“三院一所”的格局，而哲学系设于文学院之中。1940年金陵大学合并哲学、心理、教育系等成立哲学心理学系，设于文学院之中。1950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金陵大学的哲学心理学系分设为哲学系和教育系。1951年，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合并，组成新金陵大学，直到1952年与南京大学合并。金陵大学哲学系的逻辑学类课程虽然没有中央大学哲学系齐全，但长期开设。根据相关史料，金陵大学开设的逻辑学类课程主要有：论理学、思想方法论、论理学问题、论理学派别、数学逻辑、高等逻辑等。刘伯明在 1915 年留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回国，在任教于金陵大学的两年中即开设了逻辑课程。根据章开沅、余光中、萧焜焘等许多金大毕业生回忆，长期担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倪青原（亦为留美哲学博士）非常重视逻辑教学，亦亲自任教逻辑课程。根据多方信息综合，在现存金大哲学系 1928-1949 教师名录（包括专任与兼任）中，肯定在金大开设过逻辑课程的还有牟宗三、王宪钧、殷福生（即殷海光）、萧焜焘等。根据金陵大学民国三十年秋季（1941 年）的选课指导书，除公共必修学程外，哲学组必修学程共计56至60学分。其中逻辑学课程如下：I.思想方法论学分：5学分。课程简介：研究反省思维之基本原则及其应用，说明科学方法之重要步骤及其根据，并授以浅近之逻辑。教材：Dewey: How we think; Cunningham: Textbook of Logic。II.论理学问题学分：3学分。课程简介：以研究逻辑之基本原理及重要学说为宗旨，对于名词命题三段论法、归纳法等作详细之讨论，以求了解逻辑之功用，并指陈旧式逻辑之缺点，介绍新近学说之概要。III.论理学之派别学分：3学分。课程简介：研究亚里士多德及以后所发生之论理学说与派别，比较其异同及对于学术之影响。IV.论理学学分与学时：第一学年上下两个学期，每学期每周两个课时，共4个学分。课程性质：哲学心理系哲学组必修科目。说明：本院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其学分列入公共必修科目中计算。V.数学逻辑学分与学时：安排在第四学年，一个学期，每周三课时，共3学分。课程性质：哲学心理系哲学组必修科目。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金陵大学哲学系史料不如中央大学哲学系齐全，但如下两个实例可以呈现金陵大学逻辑教学的特点，以及其对后来南京大学逻辑教学事业的深刻影响。萧焜焘是金陵大学哲学系1945年届毕业生，其在王宪钧指导下撰写的毕业论文《真值涵蕴与严格涵蕴》，在战时重庆华西坝五大学 (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 毕业论文评比中获一等奖。萧焜焘毕业后留校任教，正式讲授“科学方法与科学思维”、“数理逻辑”等课程，翻译了卡尔纳普的《语义学引论》，并编写了《逻辑学讲义》。后期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哲学著名学者。晚年回顾其学术生涯时，萧焜焘一再强调，他早年跟随倪青原、牟宗三等学习逻辑学，特别是在王宪钧指导下撰写逻辑学毕业论文，以及此后留校从事几年逻辑教学与研究，对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萧焜焘也长期担任江苏省逻辑学会顾问，为推动逻辑事业在江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初，金岳霖的高足、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殷海光，接替了牟宗三在金大的逻辑学课程。他的授课深受学生欢迎，很快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同时，他受到金大师生的深刻影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认识发生了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史称“殷海光之谜”），在《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1949年到台湾大学任教后，他运用逻辑工具在逻辑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上颇多建树，成为海内外学界公认的一代思想家，也成为我国学界系统阐述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第一人。据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回忆：作为纯学术研究的逻辑，本是中性，并不涉及价值问题，本身也没有任何政治意涵。逻辑学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政治立场也无必然的关联。但殷海光却把逻辑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他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不拘谨，在词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和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而殷海光自己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总结道，其运思和为学分析到底层，是受这三个条件的主导：第一，现代逻辑的工作者所说的逻辑。第二，自休谟以降的经验论者所说的经验以及美国实用主义者所说的实用之结合。第三，必要时辅之以价值观念，尤其是道德价值观念。但是，价值泛滥会使人头脑不清，并且可能形成人间的灾害。所以，在作价值判断时必须谨严地约束自己。这三个条件对运思和为学的主导作用，在其著作中处处可以看出来。鉴于殷海光与南大哲学系的历史渊源和其杰出贡献，自 1996 年起由殷海光入室弟子刘福增发起，殷海光的学生群体在南大本科生和硕士生中设立“殷海光逻辑奖学金”，至2013年共颁发15届（郁慕镛、郑毓信教授获得“殷海光逻辑奖教金”），有力推动了南大逻辑教学和人才培养事业的发展。3 南京大学时期的逻辑教学发展及展望1952 年院系调整后，因为原从事逻辑教学的教师悉数调出南京大学，系统的逻辑教学被中断，但逻辑相关研究仍有所持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南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过程中，孙叔平等学者吸取五六十年代逻辑大讨论的有益成果，坚持“形式逻辑规律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逻辑规律”的正确观点，致力于阐述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互补互益的科学思维方式，因而能够将基本的逻辑理念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之中；二是南京大学数学系莫绍揆等一直坚持开展数理逻辑研究，并取得了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成果，莫绍揆本人还积极参加哲学界开展的逻辑大讨论，介绍现代逻辑的意义和价值。这对于南京大学逻辑教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60年哲学专业恢复建设，专业负责人夏基松、林仁栋等都非常重视逻辑教学在哲学专业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一开始就将形式逻辑作为专业必修课程。林仁栋亲自担任形式逻辑课程的主讲教师，并安排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到校的郁慕镛担任助教并主要从事逻辑教学与研究。此后多年郁慕镛坚持在哲学系及其他文科院系开设形式逻辑（普通逻辑）课程，并在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等方面做了积极探索，使逻辑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与好评，为南大逻辑教学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改革开放后，我国学界开启了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南京大学逻辑教学与研究也逐步得到全面恢复与发展。数学系数理逻辑专业建立了本硕博教学体系，在全国学界影响广泛。在数理逻辑专业帮助下，在中国逻辑学会成立之初，南大哲学系于1980-1981年承办了中国逻辑学会主持的“数理逻辑教师进修班”共两个学期，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逻辑教师参加，郁慕镛担任班主任，莫绍揆、郑毓信等担任教师；进修班不仅培养了一批现代逻辑教学骨干，而且也研讨了逻辑基础教学的一系列问题，对推动我国逻辑教学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促进了南大哲学学科逻辑教学的发展。哲学系先后调入了李廉（1979年）、李志才（1983年）专门从事逻辑教学研究，并于1982年获得了逻辑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培养了一批逻辑及相关专业人才，相继选留吕植壮、王义两位青年教师，1995 年引进张建军到系任教。80、90年代除继续在哲学系及一些文科院系开设形式逻辑（普通逻辑）课程外，李廉、李志才面向哲学系或全校开设了辩证逻辑选修课，郁慕镛开设科学逻辑选修课，科技哲学专业郑毓信亦长期开设现代逻辑选修课，均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3年获得逻辑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南大逻辑教学与研究获得较大发展，相继引进杜国平（2000）、王克喜（2002）、潘天群（2003）、顿新国（2009）、张力锋（2015）、袁永锋（2015）等多位教师，科技哲学专业蔡仲、陶孝云等也曾从事逻辑相关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逻辑专业团队年富力强、成果丰硕，被学界公认为我国逻辑学教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下面分别从逻辑通识课程教学、哲学专业本科逻辑教学、逻辑专业研究生教学、服务于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逻辑教育四个方面，介绍改革开放以来的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科所承担的逻辑教学工作的历史发展及我们的一些思考与前瞻。3.1 逻辑通识课程教学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对通识教育认识的逐步提高，关于逻辑教育在通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业已逐步达成共识。南京大学有重视本科生的逻辑通识教育的传统，许多文科院系长期聘请哲学系逻辑教师讲授逻辑基础知识。1994 年，学校设立“大文科公共基础课”（首席教授课程）——“逻辑学导论”。首批首席教授课程共十门，动态管理，逻辑学课程一直设置到 2012 年本科教学全面改制。首席教授1994-1999年由郁慕镛担任，2000-2012年由张建军担任，按岗位要求承担三分之二以上课程；课程采取周3学时大班授课与课后作业训练相结合模式，聘请多位研究生助教全程参与。课程基本理念以在现代逻辑观念指导下讲授传统逻辑知识与方法为主，分为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科学方法论、非形式论证逻辑三大部分，以演绎逻辑为主，后二者为辅，实际上具有“通识课程”的性质，学生达万余人接受了基本的逻辑思维与方法训练。在此期间，逻辑教师还开设了“逻辑与科学方法基础”，“逻辑与论辩”等全校素质教育课。南京大学于2012年进行了“三三制”本科全面教学改革，大力加强了通识教育的力度。逻辑学首席教授课程转化为通识课“逻辑与科学思维方法”（基本授课理念不变，强化方法论视角）；本课程在最近学校开展的“十百千”优质课程建设中评为前30门“百层次”优质课程之一，拟争取进入即将评估的“十”层次（全校十门重点建设）课程。逻辑教师开设的其他通识类课程有：“逻辑与语言表达”、“逻辑与论辩”、“博弈论与社会科学方法”、“哲学践行”（新生研讨课）、“走近‘逻先生’：逻辑的社会功能”（DIY 课程）等。同时，我们也积极支持与帮助各院系开展富有专业特色的逻辑教育与训练活动。我们强化逻辑通识教育基于如下认识：国家强调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为逻辑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而逻辑通识教育和逻辑思维素质教育本身，没有也不应采取单一模式，而应当充分鼓励与倡导针对不同对象设置不同的侧重点，充分鼓励与倡导多种教育模式的探索。但这并不排除学界就大学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层面逻辑教育的基本内容与方法展开全面深入研讨，以达成基本共识。南大逻辑通识教育贯穿了如下基本方针：I.应体现演绎逻辑本位和现代逻辑观念；II.应承继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传统，体现逻辑的科学方法论功能；III.应承继亚里士多德《论辩篇》传统，体现逻辑在人类日常思维和实际论辩中的作用；IV.应以培育逻辑精神和系统性反思能力为根本宗旨。我们认为这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体现了逻辑通识教育所应具备的体系与功能。当然，在逻辑通识课程教学中，还有一个如何处理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知识与方法的关系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现代逻辑观念指导下，在通识教育中讲授并讲好传统逻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须知，正是西方中世纪后期大学普遍开设的传统逻辑课程，奠定了后来的“赛先生”与“德先生”所体现的理性精神的基石，这在西方学界已达成了基本共识。经过数十年发展，西方学界在逻辑通识教育中并没有抛弃传统逻辑，只是在现代逻辑研究成果指导下将之讲得更为精确，作为逻辑方法与逻辑精神的“入门之径”，同时也注重现代逻辑最基本的知识与方法的传授。这是需要我们结合我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实际情况加以借鉴的。上述方针及据此制定的教学体系，也与我们所持有的逻辑观念紧密相关。我们赞同与坚持一种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认为任何关于“求真”“讲理”的规律与方法的探求均可进入“大逻辑”视域，并视条件在通识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亦坚持居于基础层级的经典演绎逻辑乃逻辑之本的认识，认为舍此就谈不上逻辑通识教育。逻辑通识课程和逻辑思维素质教育，均应把经典演绎逻辑的知识与方法的教育摆在首位，尽管在教学体系与方法上可依教学对象的不同而不同。我们赞同吸收“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的研究成果用于逻辑通识课程和相关素质教育之中，但不赞同把“非形式逻辑”与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对立起来“另起炉灶”。这基于我们的如下认识：所谓非形式逻辑并不是与形式逻辑（演绎与归纳）处于择代或竞争关系的逻辑基本理论，而是与科学逻辑类似的一种逻辑应用理论。其所研究的应是逻辑因素在日常论证各环节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其研究诉求，是要系统把握逻辑因素在日常非形式论证以及批判性思维中的逻辑应用机制。非形式逻辑毕竟是“逻辑”的应用理论，不能混同于“论辩术”与“修辞术”。我们在教学中所采取的策略是：从实际论证的评估说明逻辑因素在论证中的作用机理，从形式谬误与非形式谬误的区分说明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在实际论证中的相互作用机理，吸取非形式逻辑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阐明在实际思维与论辩中澄清概念、揭示预设、辨别谬误、驳斥诡辩等方面的途径与方法，从中表明自觉的逻辑意识和逻辑素养对于形成理性化思维方式及非形式论辩与辨谬能力的基础价值。在逻辑通识课程教学中，我们特别注意澄清在学界与社会上流行的一种错误认识：演绎逻辑只训练人们如何从已知前提必然地推出结论，从而使逻辑训练成为人们循规蹈矩、维护既有信条的工具，其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非批判性思维相容，与解放思想、探求新知的批判性思维背道而驰。这种认识严重地扭曲了演绎推理的本性。演绎逻辑所揭示的演绎推理的有效-保真推出关系，其所依据的是推理的形式结构而非推理的内容；有效推理前提到结论的“形式保真性”，同时也意味着结论到前提的“形式保假性”，即基于有效演绎推理，若其推出的结论明显为假，则其前提至少一假，从而构成对前提的强力质疑。如果说批判性思维要致力于对既有思维结果的检讨与评判，那么有效演绎推理就构成其最重要的“杠杆”。演绎逻辑非但不是封闭心灵、维护教条的工具，恰恰相反，它是促进心灵开放、质疑教条的最有力的工具，是批判性思维教育中基本“硬件”。演绎思维绝不是批判性思维和思维创新的桎梏，而是这两者的必要根基。我们认为，逻辑通识教育的结果，应凝结在学生对“逻辑精神”的体认与把握之中。我们把所谓“逻辑精神”概括为“一求四讲”（求真、讲理、讲规则、讲条件、讲系统），其核心是“讲理”，也就是“尊重合理推理与论证”。这与以“合理怀疑、合理置信”即理性反思为特征的批判性思维研究的主流诉求是一致的。我们在教学中注意引入中西文化比较视角，使学生在体认中华传统文化之优长的同时，深刻认识到我们逻辑思维传统薄弱的根本缺陷及其导致的反逻辑两极后果：经学独断论与权威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交替泛滥，这种根本的文化缺陷必须通过逻辑教育的普及与发展而得以解决。以此激发学生掌握逻辑工具、树立逻辑精神的学习热情。我们在强化大学生逻辑通识教育的同时，也在探索非逻辑专业研究生的逻辑教育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除个别专业外（如数学与理工科相关专业，还可举出哲学专业的分析哲学方向、语言学中的语言逻辑方向等），我国大多数专业的研究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逻辑基础教育，而且40年来没有什么大的改观；这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大软肋，关系到我国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事业的命运。即使哲学系的非逻辑专业研究生教学，尽管南京大学和一些兄弟单位做了一些探索，但都未能取得大的成效。实际上，这对逻辑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造成了很大影响。鉴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认为，逻辑工作者应当以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推动这一局面的改变上有所作为：一是要加强逻辑在各领域的应用研究，充分体现现代逻辑的重要功能，体现各专业研究生学逻辑、用逻辑的重要价值。南大逻辑学科近来大力推动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也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种努力。二是应乘研究生招生机制改革之机，积极推动逻辑基础知识与方法列入招生准入科目，这不但有利于本科逻辑教学的发展，而且可为研究生逻辑教育的改观打下一个新的基础。三是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并改进非逻辑专业研究生的逻辑教育工作。鉴于本科阶段逻辑教育薄弱甚至阙如的现实，应尽可能采取措施“亡羊补牢”；同时结合各学科的特点与需要，探索加强非逻辑专业研究生逻辑学习与训练的方式与途径，以求能够使之逐步得以改观。3.2 哲学专业本科逻辑教学如前所述，基于深厚的逻辑传统，新时期南大哲学专业教学一直重视逻辑基础的学习与训练。其中形式逻辑（普通逻辑）一直作为专业必修课程。并陆续开设现代逻辑、科学逻辑、辩证逻辑等选修课。随着我国哲学界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与密切，关于逻辑教学在哲学教育中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已逐步在全国学界达成了共识。作为在这一点上起步较早的高校之一，经过多年积累，在南京大学哲学本科专业于1995年进行的课程体系全面改革中，以“加强逻辑思维训练”为指导思想，形成如下逻辑课程体系（该体系持续到2017年）：（1）专业平台课“逻辑学导论”（郁慕镛、张建军先后主讲）；（2）专业核心课程“现代逻辑基础”，进行一阶逻辑的系统学习与训练（先后担任主讲教师的有张建军、杜国平、顿新国、陶孝云、张力锋）；（3）专业提高课程“哲学逻辑”，以模态逻辑讲授为主（杜国平、顿新国先后主讲），2012年以“国际化课程”建设为契机改设为中英双语教学课程（曾聘请台湾学者王文方主讲三学年）；（4）专业选修课程：“归纳逻辑与决策”（潘天群主讲），“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王克喜主讲）、“当代逻辑科学前沿动态”（张建军等逻辑学科教授合开）等。我们在逻辑教学改革中主要坚持了两个基本点：一是强化逻辑基础训练。我们遵循王宪钧教授早年提出的关于逻辑基础课程“上下两篇”的思想，上篇在现代逻辑观念的指导下讲好传统逻辑，先后采用的教材是《形式逻辑纲要》（郁慕镛主编）和《逻辑学导论》（“逻辑教育家”柯匹的著名教材），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下篇则进行现代经典逻辑的系统教学与训练，使学生能够掌握现代逻辑基本知识与方法。二是开阔学生逻辑视域。通过上述教学体系，使学生能够对现代逻辑的重要功用与发展态势有所把握，形成基础逻辑、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相互作用、互动发展的比较完整的逻辑观。2017 开始，南大实行大类招生，第一学年人文类学科（含文、史、哲、外、新闻）不分专业授课，设“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为平台课（仍属逻辑学导论性质，注入较强的批判性思维视角）。总结以前教学经验以及逻辑通识课增加的原因，二年级之后哲学专业课程调整为：（1）专业核心课程“现代逻辑”。（2）专业选修课程则根据需要开设，已设课程有“模态认识论”“形式知识论”“非形式逻辑”“公孙龙子研究”等。（3）选修通识类逻辑课程多门。我们认为，经几十年发展，哲学专业逻辑课程教学虽然取得了较大成效，尚需在如下方面努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与哲学其他二级学科教学的互动问题。逻辑作为工具性学科，在其他学科教学中理应发挥重要的功用。但现在的实际状况是，目前其他哲学学科的教学中很少使用现代逻辑观念、成果与方法分析研究问题，从而难以形成有利于现代逻辑学习与训练的浓厚氛围。我们通过与哲学其他二级学科教师的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二是与数学、计算机、心理学、中文、外文等专业的逻辑教学交叉互动问题。这一点如果做好，可谓相得益彰。我们拟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从逻辑教学先进国家的经验看，若能在上述两方面真正解决问题，哲学专业本科逻辑教学的氛围能得到更大提升。3.3 逻辑学专业研究生培育1982年南大逻辑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来，先后担任硕士生导师的有李廉、李志才、郁慕镛、张建军、杜国平、王克喜、潘天群、顿新国、张力锋。2001年招收科学逻辑方向博士生、2003年获得逻辑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先后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有张建军、潘天群、王克喜、顿新国、张力锋。迄今逻辑学专业共授予硕士学位110人（含美国留学生1人。其中上世纪80年代12人， 90年代15人），授予博士学位50人；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17人，在读博士研究生21人（含香港留学生1人）。另有博士后出站8人，在站1人。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成绩获得学界充分肯定，金岳霖学术基金会2010年颁发“第五届金岳霖学术奖”，该届专门奖励改革开放以来逻辑学专业学位论文，共评出各等级优秀硕士论文奖12篇，优秀博士论文奖24篇；其中南京大学逻辑专业获得优秀硕士论文奖5篇，优秀博士论文奖5篇。许多毕业生已成长为逻辑学及相关领域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我们在逻辑学专业硕士点设立之初，即支持并贯彻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的思想，并逐步明确了“现代化”基本理念，将之作为研究生培育的指针。我们认为，逻辑学专业教学现代化的首要标志，就是将现代经典（一阶）逻辑和（狭义）模态逻辑这两大经典理论以及集合论基础理论的学习与训练放在首要地位，使学生能够运用现代逻辑的理论与方法从事逻辑学各方向上的研究；另一重要标志是使学生能够对逻辑学的历史发展有比较系统深入的把握，对基础逻辑、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各领域的最新进展有相对全面而又有所侧重的把握；第三个标志是学生能够在特定方向的研究中通过学术史的把握走到当代学科前沿，能够做出真正富有新意、有所建树的工作，特别是对博士研究生而言更是如此。我们认为，这三个方面也就是逻辑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在第一方面，南京大学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首先突出强调现代逻辑基础的严整的学习与训练，这主要通过贯通一年级全年的“一阶逻辑与一阶理论”（现代逻辑基础）和“哲学逻辑研究”两门课程实现；其中除一阶逻辑与狭义（真势）模态逻辑的基本训练外，也努力使学生了解数理逻辑“四论”特别是公理化集合论和非经典逻辑学科群的基本知识，从而使学生获得比较扎实的现代逻辑功底和相对完整的现代逻辑观念。在逻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我们也提出一个基本要求：无论是哪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生，都必须继续强化一阶逻辑、模态逻辑及集合论的学习与训练，并根据生源实际落实不同层次的训练计划，其中特别强调了逻辑语义学的学习与训练。第二方面，在逻辑学专业硕士生培养中，我们首先通过“逻辑与哲学”（2018年更名为“逻辑、语言与认知”）、“西方逻辑史暨原著选读”和“中国逻辑史暨原著选读”课程教学，服务于这一诉求；继而，通过多门选修课程使学生更多了解“大逻辑观”视域中的逻辑学科各个分支，从而依据导师专长和学生志趣选择研究方向。为培养学生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能力，我们对学生的外文使用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注重对学生搜集梳理研究资料的指导，取得了良好成效。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中，我们通过“当代逻辑科学前沿问题研究”课程，使得学生能够尽快把握学科的“真问题”加以思考与研究；另结合各位导师研究专长开设“当代逻辑哲学专题”、“数理逻辑专题”、“哲学逻辑专题”、“科学逻辑与博弈逻辑专题研究”、“比较逻辑史”等研究性课程，课程内容依据各届学生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以利于学生研究工作的展开。第三方面，我们在研究生培育中始终强调“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前沿意识”，强调获得适应专业特点的研究能力和专题学术史把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学生懂得在此基础上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在学术史梳理和学术探讨的过程中，努力使学生把握逻辑专业研究所必须具备的严格的分析方法。我们把“分析方法”概括为如下“32 字指针”：“澄清概念、分辨层面；清理矛盾、可能；揭示预设、辨析共识；合理推导、严格求证”。在确定研究选题后，要求学生一定在两个方面狠下功夫：一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要“竭泽而渔”，全面把握；二是在导师指导下精研核心文献，以使自己的研究站到学界最新成就的制高点上，在史论两方面提出自己的学术新见，把相关研究真正推向前进。我们始终注意在研究生教学中将当代学科前沿动态、本学科学术积累与学生志趣以及学生的就业方向相结合，实施个性化培养。我们也特别注重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论文选题与学科长期的学术积累相结合，同时致力于学科已有成果新的解题功能的挖掘，使学生研究选题与学科积累之间既有连续性又有开拓性，注意论文间的关联与互动，从而既能发挥学术积累的整体效应，形成学科特色，又能使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展开深度交流，确保论文的质量。我们认为，考察逻辑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现代化发展的程度，还有两个重要的“交流”指标：一要看学术交流特别是国际交流在研究生培育中之作用的发挥程度，这是不言而喻的；二是鉴于当代逻辑学科的前沿问题中有许多跨学科交叉性研究课题，故亦应把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在研究生培育中之作用的发挥，作为研究生培养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一直注意尽可能创造条件，聘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访问讲学（开设课程或短期系列讲座），举办系列学术论坛，着力鼓励学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近年利用“985 工程”“双一流建设”等项目，鼓励并组织学生申请与国际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及国际长短期学术访问，均取得了较好成效。同时，我们鼓励学生利用南京大学优良的学科条件，积极申报跨学科研究生科研项目和参加跨学科学术交流活动，且致力于整合校内相关学科资源，加强与校内相关学科（哲学其他二级学科、数学、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在研究生培养上的合作。毋庸讳言，就南京大学乃至我国高校逻辑学专业研究生总体培养现状而言，其“现代化”程度总体上仍是“初级”的。要实现高级的“全面现代化”的目标，则需以全面实现逻辑研究的现代化为前提。后者的标志首先是系列研究成果真正立于国际学术之林。同时，在研究方式上也需要做根本性的转变。考察逻辑教育与研究先进国家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到，“问题导向”的多学科、多视角合力攻关研究已成为当代研究的主旋律，而我们这里的学科壁垒和研究方向壁垒依然森严，这是亟待改变的。即使就国际学界现有学科建制来说，亦尚未建立起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上世纪 70 年代起所倡导的与数、理、化、天、地、生相并列的逻辑学科建制，因而也有在现有学科框架下逻辑发展的“数学方向”与“哲学方向”分工的问题：前者主要在数学专业完成，后者主要在哲学专业完成，二者在一些应用领域（如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及认知科学等横断科学、大科学领域）共同起作用，但二者在发展的基础需求、模式上有所不同的，因而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模式上也会有所不同，这都是需要我们在充分把握国际学界发展现状与趋向、吸取先进国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加以研讨的。我们认为，面对当前学科建制中学科壁垒仍然森严的现实，可采取如下发展方略：在哲学学科、数学学科和计算机等学科分别优先发展其哲学方向、数学方向和相关学科应用方向，从而获得各学科认同；同时通过各种跨学科平台加强各方向间的交流、互动与合作，着力加强交叉学科平台建设。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等兄弟单位的平台建设取得了许多可喜进展，积累了成功经验。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正在吸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建设经验，继续努力打造这样的平台。3.4 服务于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逻辑教育与传播鉴于逻辑的学科性质及其重要功用，逻辑事业的发展需要走向社会，在社会服务中发挥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如果我们认识到，建设以“赛先生”和“德先生”为标志的现代化国家，使社会得到理性化和谐发展，没有“逻先生”做根基与支柱是不可能的，那么，逻辑教育就不能限于高等学校，而必须着力推进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逻辑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也是大学逻辑教师的使命与责任所在。因此，南大哲学系逻辑学科一直把服务于国民教育体系作为逻辑教学与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逻辑学会工作和推进多层次国民教育体系中逻辑教育与传播工作两个方面。就我国国情而言，逻辑学会不仅是学术团体，而且是推进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逻辑教育的重要平台。南大逻辑学科教师在建设与发展中国逻辑学会和江苏省逻辑学会的工作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1）南大哲学系不仅在中国逻辑学会成立之初即承办了中国逻辑学会主持的“数理逻辑教师进修班”，而且一直积极参加中国逻辑学会及其各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多层次教学研讨与交流活动。（2）鉴于逻辑学科缺少发表园地，1984年主持江苏省逻辑学会创办的《逻辑科学》期刊（内部发行）。该刊发行至1991年共出刊42期，作为当时唯一的逻辑专业学术期刊，发表了全国学者大量逻辑理论与应用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许多教学研究经验交流，在我国逻辑教育与传播史上起了重要作用。（3）2006年承办中国逻辑学会与江苏省逻辑学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与学术会议”（首届于2002年在台湾大学举办），这是在中国大陆举办的第一次两岸四地逻辑学术交流大会，被学界誉为“中国逻辑发展史上的空前盛会”，有力推动了中华逻辑事业的发展及两岸四地逻辑交流的兴盛，同时也积极促成了两岸逻辑大会保持逻辑教学经验交流的良好传统。此会迄今已在两岸及香港举办至八届，南大逻辑学科都是积极推动者与参与者。（4）把省市逻辑学会办成推进多层次逻辑教育与传播的重要阵地。自1980年主持创建江苏省逻辑学会以来，南大逻辑学科一直在引领学会坚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办会方针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弘扬江苏省逻辑发展的厚重传统，注重省市两级学会的建设，利用各种条件指导与帮助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团体逻辑教育和普及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主办的“逻辑应用系列论坛”影响广泛，在江苏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独特功能。江苏省逻辑学会也因此于2016年被评为全国社科联系统先进学会。在推进多层次国民教育体系中逻辑教育与传播工作方面，南大哲学系逻辑学科团队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工作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推进我国大学生逻辑教育工作。除了前述南大本身的逻辑教学的影响效应，我们也积极参加了“马工程”逻辑学重点教材的编写工作，张建军被聘为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杜国平、王克喜、顿新国被聘为课题组主要成员；为吸收国际逻辑学教育的它山之石，我们翻译出版了在国际上发行量最大的大学逻辑基础教材——柯匹著《逻辑学导论》作为“国外经典哲学教材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出版第11版译本，2014年出版第13版译本，两版共重印20余次；继而我们又主持翻译了国际发行量最大的现代逻辑基础教材——卡哈尼著《逻辑与哲学：现代逻辑导论》，同样列入“国外经典哲学教材丛书”于2016年推出，以作为推进国内现代逻辑基础教学的参考；我们致力于总结南大逻辑教学改革的经验，在全国和海峡两岸逻辑大会上做多次大会交流，均取得预期效应。（2）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逻辑学主考工作及其他助学工作。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逻辑学科目是发挥逻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前期逻辑学科教师都积极参加了相关助学辅导工作。2005年南大接手全国“普通逻辑”自学考试主考单位之后，郁慕镛、张建军先后担任主考教师，杜国平、王克喜、王义、顿新国、张力锋等先后参与命题工作。我们认真研究了以往命题中的经验积累，特别在适应自学考试特点的“适度”性的把握上做了反复探索，取得了良好成效。杜国平主编的新编《普通逻辑》自考教材受到考生欢迎，该书也被评为中国逻辑学会优秀科普成果奖。近年来，吸收国际先进经验，我国国家公务员考试及各类专业学位考试相继列入了逻辑分析型试题，这是推进全社会学逻辑、用逻辑之风尚的难得机会。故本学科支持多位老师参与了相关命题或辅导工作，并积极推动了有关工作的改进与发展。（3）支持基础教育中的逻辑教育工作。加强基础教育中逻辑思维训练，是推进社会理性化发展的重要基础环节。基于这种认识，2004年我们抓住教育部新课改契机投标高中实验选修教材《科学思维常识》（张建军、王习胜主编）。中标后又根据教育部专家委员会要求数易其稿，在2005年投入使用。至今已出5版共35次印刷。在2017 年颁布的新课标中，这门课程改名为《逻辑与思维》并被列为“选择性必选”课程，标志着我国中学逻辑教育走进了新的阶段。我们还积极参加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举办的多届“素质教育与逻辑思维论坛”，支持和推动中国逻辑学会成立逻辑教育专业委员会，并积极参加有关活动。在我们主持的江苏省逻辑学会有关活动中也一直关注基础教育问题研究，并取得了较大成效。经过多年发展，逻辑在基础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已逐步形成为社会共识，全社会学逻辑用逻辑的热情不断高涨，我们将秉持南大逻辑学科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继续为此不懈努力。编辑 | 刘雨轩

作为对逻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产物，宽泛意义的逻辑哲学和逻辑学是同步产生和发展的，当下很多的逻辑哲学研究都可以溯源至古希腊和中世纪的逻辑学研究，甚至仍可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和灵感。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哲学学科，以现代逻辑的创立与蓬勃发展及现代哲学研究发生的“语言转向”为历史前提。按照有关界定，逻辑哲学力图揭示隐藏在各种具体逻辑理论背后的基础假定、背景预设或前提条件，质疑和拷问其合理性根据并提出其他可能，同时对逻辑学和哲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进行精确分析。逻辑哲学同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实质性交叉，在当代国际哲学领域属于“显学”。关于当代逻辑哲学的任务，经多年研讨，相关研究认为，当代逻辑哲学研究应着重探讨逻辑与实在、心灵、认知、思维和语言的复杂关联，由此辨明逻辑知识的认识论地位，并对当代逻辑学提出一种总体性说明。逻辑哲学逐渐兴起国内逻辑哲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呈现规模性兴起，除国内学者的既有持续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苏珊·哈克《逻辑哲学》的出版并产生影响。自此，推理形式有效性的根据、逻辑真理、逻辑悖论等逻辑哲学专题开始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兴趣。经过若干年的积淀，2000年左右，国内学界集中涌现出一批逻辑哲学研究论著，同时也有很多逻辑哲学专题研究论文发表，其中包括多篇国内学者撰著的英文论文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最近10余年，一些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具有自主创新性的观点被提出并得到持续性论证，开始发展出系统性理论。以《逻辑哲学九章》《逻辑哲学研究》（两部）、《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逻辑悖论研究引论》等为代表的多种逻辑哲学著作，得到多层面支持和广泛认可。有关逻辑哲学研究的多项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资助，集中了国内逻辑哲学领域的几乎全部研究力量，呈现合力攻关的良好态势，比如“当代逻辑哲学重大前沿问题研究”“逻辑真理论的历史源流、理论前沿与应用研究”“广义逻辑悖论的历史发展、理论前沿与跨学科应用研究”等。一系列逻辑哲学会议在国内召开，其中要特别提到的是从2011年起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与逻辑哲学相关的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因多位国际知名研究者的深度参与而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2019年以“模态、逻辑与哲学”为题成功举行了第九次系列会议。盘点年度主要论题2019年，国内逻辑哲学研究论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逻辑的认识论地位研究。国外逻辑哲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基础整体论”得到国内学界积极关注。这既是一种新的认知方法论又是对知识的整体说明，既允许建设性循环又强调知识在世界中的奠基，从而可以克服传统基础论和融贯论的不足，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和动态化的后蒯因的知识模型。另有研究重新反思了现代逻辑的功能定位，主张将现代逻辑视作一种用于显示日常语言隐秘结构的“普遍语言”，而不仅是将其作为帮助人们实现对于日常语言局部理解的演算或模型，反对将“逻辑分析”的作用矮化为“逻辑翻译”。2.真理理论研究。鉴于使用“事实”概念的传统符合论遇到严重困难，有研究提出完全有可能塑述一种不使用“事实”概念又坚持传统符合论合理成分的新符合论，按照这种真理论，在定义“真”时应遵循塔尔斯基的递归程序，由简及繁地逐步定义出越来越复杂的命题的真。另有研究关注了真理紧缩论中的极小主义真理论，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紧缩论，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通过以意义为核心的真模式间接定义真；真是归属于命题的一种弱属性；“真”与“真的”具有不同意义；反对简单地消除真谓词。基于对“真”概念的不同理解，有研究从“何为正确推理”和“正确推理应该如何采用当代逻辑研究范式加以刻画”两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出发，区分了两个层次的真理多元论。3.广义逻辑悖论研究。广义逻辑悖论研究已发展为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合力攻关的一个典型研究领域，以当代悖论研究的贯通性、综合性研究为特色，可区分为“悖论的一般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经典逻辑悖论研究及其跨学科应用”“认知悖论研究及其跨学科应用”“合理行动悖论研究及其跨学科应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悖论思想研究”五个研究方向。在此方面，鉴于逻辑悖论与信念修正这两个领域非同一般的亲缘关系，有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信念修正理论的新的解悖方法论，试图同时推动逻辑悖论和信念修正理论的发展。4.模态认识论研究。梳理了模态认识论的主要议题，追溯了现代哲学中模态认识论的思想源头，整理了学界关于各类模态之间的关系、针对模态怀疑论的反驳以及主要的模态认识论方案，指明了模态认识论的研究方向。通过对模态怀疑主义、弱模态理性主义及模态还原主义的理论剖析，有研究重新阐释了人类设想行为的约束条件，对模态的多样性进行了扼要的刻画。5.指称和意义理论研究。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的论战已持续近半个世纪，催生了很多新型理论，近年也出现了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后期描述论代表性著作《意向性》的修订再版将推动学界进一步回答“名称究竟如何指称对象”“心智在指称实现中究竟如何发挥作用”等根本性问题。围绕虚构名称的意义和指称问题，如下问题得到研讨：坚持虚构对象实在论的抽象对象理论和坚持反实在论的假装理论能否融合以及何以融合。上述论题之间并非界限分明，而是相互密切关联。除上述专题研究，实体—实体关联与实体—属性关联的区分、指示性用法和谓述性用法的区分、专名与宽辖域摹状词的关系、先验偶然与后验必然命题的理论机制、代语句真理理论、布尔悖论、亚相容解悖方案、认知悖论、弗雷格之谜等新近成果和经典问题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此外还有若干涉及相关主题的译文发表，推动了国内学界对于国际逻辑哲学研究的关切。展望未来发展方向1.继续强化逻辑哲学本体研究。以高质量完成逻辑哲学相关重大项目和其他项目为重要契机，推动国内逻辑哲学专题研究继续向广度、深度和精度推进。同时借机加强逻辑哲学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继续提升国内逻辑哲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准，推进与国际逻辑哲学主流研究的实质性合作，进一步改变跟随式学习的状况。2.有效促进逻辑哲学与逻辑学其他研究方向的密切结合。逻辑学界应进一步树立“大逻辑”观念，去除“唯数理逻辑论”。不难看到，现代数理逻辑史上几乎所有代表性人物同时都是杰出的逻辑哲学家。鉴于此，在从事具体逻辑理论研究的同时，研究者们应更自觉地明确揭示各种具体逻辑理论背后的基础假定、背景预设或前提条件，形成具体逻辑理论与其哲学的互动发展。3.实质推动逻辑哲学其他哲学研究的相互促进。与国内情况不同，逻辑哲学属于当代国际哲学领域的“显学”，这根源于国际学界对逻辑哲学之功用的深刻认知。如果说逻辑学在某种意义上为所有其他学科“奠基”，为其他科学提供程序、方法和标准，那么逻辑哲学就是要为逻辑学“奠基”，没有这个奠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就会变得不牢靠、不安全。从这个角度看，逻辑哲学和其他哲学的共同发展，需要打破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壁垒，推动逻辑与哲学之间的深层互动与关联不断得到彰显。（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叶涛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在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关系，可以说最为特殊。这一特殊的关系，表现在毛与章之间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上。诸如:毛泽东“还钱”、毛泽东批准出版章的《柳文指要》等等。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对章士钊的生活方面的关心，同时，还表现在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毛泽东突然问章士钊，能否借您的逻辑学著作一阅？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毛泽东见到章士钊忽然问道：“听说您在逻辑方面有著作，能否给我一阅?”章士钊的这本著作，正是他于1943年在重庆出版的《逻辑指要》，但章士钊却十分踌躇，他犹豫了一番，说道：这本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由此呈现给您，怕是对您的侮辱。为什么章士钊要这样说呢？原来，章在这本书的序章里，迎逢了蒋介石，因此蒋介石请他到国民党陆军大学里讲授这本书。毛泽东当然知道其中缘由，但也只是呵呵一笑：“这是学问上的事情，个人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话虽如此，但其实毛泽东与章士钊很早就相识了。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与章士钊有了一段“特殊”的关系。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在李大钊的介绍之下，才在北大图书馆中入职，做了一名小小的“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曾经回忆那段经历时直言，“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当人看”。因此在毛泽东的心中，对知识分子虽然敬重，但多少是提不起什么好感的。但章士钊，却是一个例外。在毛泽东困难的时候，章士钊这个当时的知名人物，在北大任教授，却给予了毛泽东这名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2万银元的资助，因此毛泽东对他一直是心有感激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章士钊的《逻辑指要》这样的感兴趣呢?原因有三:一是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兴趣和关注;二是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与争鸣有关;三是与章士钊此书在中国逻辑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有关。原来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读过有关逻辑方面的书籍。据《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载，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利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了1905年出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穆勒名学》(直译名为《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和斯宾塞的《逻辑》等书。这位作者是继承了培根哲学的，他在培根的基础上，他还富有创新精神的自创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的理论偏向于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强调兼容并包，他指出：新的逻辑学不应简单反对旧的逻辑学。毛泽东通过读这《穆勒名学》增长了逻辑学知识，同时也深刻地掌握了良好的逻辑性思维与表达能力，这为毛泽东的理论水平，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由于客观条件相对地稳定了下来，毛泽东能够集中精力读他所要读的书。这期间，毛泽东读得最多的书籍，就是哲学方面的书籍。《辩证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大纲》，以及战争哲学著作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1937年，毛泽东刚写完《矛盾论》，便于1938年春天读到了刚出版的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这可能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所读到的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关于逻辑学方面的专门著作。这本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并下了很大的精力来读它，并对其中的许多地方“颇感新鲜”。但这一时期，应该说毛泽东对逻辑学本身方面的认识和掌握的深度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而更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投入更多的精力的是50年代我国国内有关逻辑问题的讨论和争鸣的时期。延安时期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在在中国理论基础上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国内的哲学，逻辑学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译自苏联。所以苏联理论界与学术界的一些成功与观点，在当时的国内占有了一定的地位，甚至到了与苏联关系交好时，中央主张学习苏联”老大哥”，因此这些观点，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逻辑学在这方面，则更加的突出了。由于中国自民国以来便饱受战火，而哲学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环境，中国之前的逻辑学研究，比较有价值性和代表性的，就只有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了。在个大前提，大背景下。中国方面的逻辑学观点，长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当时中国学术界对待哲学的态度，也是与苏联“一脉相承”的。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相比，有阶级性，有党性，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形式。它与辩证逻辑相比，是低级与高级的区别。二：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毛泽东支持周谷城然而，这种一家独占的形势并没有持续多久，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国的学术界不久便迎来了一场争论，逻辑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终于到来了。1956年，《新建设》杂志二月号(总第89期)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一文，这篇文章里，对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造成了一种挑战当时文章一登出，毛泽东就马上注意到了。毛泽东读的书很多，尤其书有关于逻辑学与哲学的书籍，周谷城的观点既新颖，又深得毛泽东的认可。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开会。他们谈天说地，讨论如何让批评更加有说服力。而这时，毛泽东想起了周谷城，他说：周谷城写了一篇关于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对了，是刊登在《新建设》杂志上毛泽东非常支持这场围绕着逻辑问题的争论，提倡学术争鸣。有一次毛泽东正中央领导人开会，会议之后，一群人正在会议室楼下的西厅准备就餐，这时毛泽东想到了周谷城也正在附件，他便把周谷城也叫了过去。刚一进屋的周谷城，便与毛泽东开始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拿着《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嘛，要继续争鸣下去。”听了毛泽东的话，周感慨地说:“我这个观点始终是太过于新颖独立了。只有我一人持此观点，学术界多数都在反对。火箭炮冲起来就不能落地了，我现在的局面有些被动”。毛泽东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理始终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有新的观点，适当地提出们，这才是学者应该有的态度，我看啊，辩论就是嘛。毛泽东还说:在人大办的《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就有与你文章相同观点的文章，还引用了你的意见。周谷城说:我没有看见。毛泽东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毛泽东还对周谷城说，大胆地写，不要怕，有观点就亮出来给大家看看，真理嘛，总是越辩越明的。周谷城受到毛主席的鼓励之后。信心大增。不久便再次发表了文章。而周谷城的这篇逻辑学文章，刚一发表，便引起了理论界的轩然大波。许多杂志社的编辑找到了周谷城：你这篇文章一出来，反对你的文章更是多了起来，周同志你准备怎么办呢？压力来到了周谷城这边。但是压力带来的更多的是动力。周谷城对杂志社的编辑们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主席也说，真理越辩越明，身为学者我是不怕有反对意见的。这件事很快让毛泽东知道了。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他们谈到哲学界正在讨论逻辑学。毛泽东说：问看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在此次思想争辩中，毛泽东几次给周谷城吃下了定心丸。他为了让周谷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特意告诉他：“人大有个王方明，他的观点和你相同。”这次谈话，除了论及个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毛泽东这番话对于周谷城、王方明当时尚属“少数派”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据高智回忆，毛泽东当时是在研究形式逻辑，“马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马特虽然在文章中进行了对讨论情况的综合叙述，但是对周谷城、王方明的观点，是带有批判性质的。他说这个争论是“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将学术问题，看成了斗争问题。还称周谷城、王方明“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后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周谷城的一篇文章，毛泽东便看到了，非常高兴，他对这篇题目是《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很感兴趣。还特意用长途电话召周谷城从上海来北京中南海。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专门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讨论移到《人民日报》上展开这个新问题十分关注。毛泽东对他说:“问题移到 《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周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连在一起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毛泽东用夹杂着英语的话风趣地说:“formal logic 本来说是formal的，要把它与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儿。”“中学高中班、大学初级班学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毛泽东说:“懂不懂，当然也有感觉是问题。但是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这时期，毛泽东投入许多精力关注着这场争论，对有关报纸、杂志登载的文章也都研究、阅读，对这场争论始终是比较重视的，并密切注视着各种观点。毛泽东所借的《新建设》和《哲学研究》，也正是用来查我有关于逻辑学相关的文章。而20世纪50年代，这场关于逻辑学问题的争论，首先便是在《新建设》杂志上展开的。而《哲学研究》，则一直以来都是毛泽东必读的杂志。1958年7月1日，在毛泽东开列的一张索书条上，上面赫然写着：要该年“一至六月的《哲学研究》”，关注着论战的毛泽东，一直借助相关的杂志和期刊，来关注理论界的最新发展。而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有关于逻辑学方面的文章，登录的也比以往要多了一些。三：毛泽东出版哲学图书，毛泽东为何喜欢”叛书”？1958年，正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毛泽东，再一次的聚谈逻辑问题，其中参加的便有周谷城。他们从下午5时起，一直谈到11点半，毛泽东对哲学的热爱，显然是独有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列出了许多哲学与逻辑学的书单，供中央领导人们认真研读。其中《哲学研究》这个期刊，受到了毛泽东的特别青睐。他还建议政治局委员们，人人都订上一本《哲学研究》。建国之后的毛泽东，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习哲学尤其是有关于逻辑学的知识，他深刻地意识到，逻辑学知识需要进行普及，逻辑学的研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需要继续发展。为了进行普及，并且理清楚中国逻辑学发展的情况，毛泽东下了一个决定：编辑出版有关逻辑和逻辑学方面的论文以及相关的著作。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7月以前就有过类似的想法。一次，毛泽东曾对周谷城说过:“ 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个系统的叙述。还说，最好把所有的逻辑学书，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分丛书，在前面写上几向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出关于逻辑学方面的论文集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是个妥妥的行动派，1959年5月左右，毛泽东将这个问题正式纳入了议事日程。开始组织人力着手编印论文集和专著。从青年时期便对逻辑学感兴趣的毛泽东，在这次编辑出版时期，就更加注重各方面的意见，各种观点，以及关于逻辑学书籍的收集上。力求做到：做成一个一个相当于比较完善的丛书系列。出版后，毛泽东便一直将这套《逻辑丛刊物》放在身边。不过由于时代的限制，以及环境问题，毛泽东在建国以前只读过《穆勒名学》和《逻辑与逻辑学》，而他在这套《逻辑丛刊》出版之前，他只读过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为了再次出版这本书，章士钊还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全书做了很多次的修改。毛泽东得知还为此还写信给予称赞。那么，毛泽东为何对他的这部书这么感兴趣呢?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逻辑指要》在中国近代逻辑研究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对于这一点，正如章士钊在为此书写的那个序言(未用)中所说:毛泽东“然相谓日：吾公见此书已，字不遗者阅通。 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伙矣，然大抵从西籍得来，不足称为专著，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指出《逻辑指要》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逻辑指要》“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密密以排，以成一学，蔚成一学,为此科开一生面”。(《逻辑指要》(自序))，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章士钊写作《逻辑指要》“志在灌输逻辑恒识取便广泛读者”。章谦称为国人讲逻辑,仅执翻译之劳。章士钊认为：“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此学宜当融贯中西，独树一帜”。(章士钊:《逻辑指要》<例言>)“寻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其谓欧洲有逻辑，中国无逻辑者，言也。其谓人不重逻辑之名，而即未解逻辑之理者，尤妄说也。且欧洲逻辑外籀部分，自亚里士多德以至17世纪，沉滞不进；内籀则里诸贤，未或道及。自培根著《新贝经》，此一部分渐开发，逻辑以有今日之仪容。然而，不难发现《逻辑指要》一书有些史料不乏牵强之处，但它另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晚清时节，西方的逻辑学对于中国人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20世纪10年代情况虽大有好转，但开设逻辑学课的却并非很多。至于20世纪40年代能够写出逻辑学专著的更是前无古人之举。而章土钊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在中国近代逻辑史上，无疑是一件空前的事情。当然，《逻辑指要》一书也并非十全十美，其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正如后来章士钊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部逻辑发展史匆遽而紊乱的速写”。但是，正如首先吃螃蟹的人是最勇敢的人一样，对于开拓的人也不应该求全责备。其二，从章士钊自身在逻辑学领域所有的经历看来，毛泽东看《逻辑指要》和选为逻辑学的“专著”之列也是当然的。章士钊在逻辑学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章士钊是国内最早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人。1907年4月，他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后，他就用所得稿费离开日本，经上海前往英国，进入苏格兰大学攻读法政兼逻辑。“自是践履逻辑途径，步步深入，兴会亦相而高。那时出洋留学者，攻读逻辑的人是极少的。回国后，在北京大学(1917年秋推荐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以后)，曾专任教授，讲授逻辑学。他在北京大学(主要是1918年)所讲授过的逻辑学，影响很大，曾先后几易大教室仍会无隙地，一时传为佳话。《逻辑指要》即是根据这些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的。对于这段经历，章士钊在1939年5月12日为重庆版所写的《自序》中曾作记载：千九百十八年，余以此科都讲北京大学，时同僚陈独秀、陶孟辈，主学生自为笔录，不顾讲章，吾亦疏于记，逻辑未有专著。讲授名理，以墨辩也许正是由于章士钊在逻辑学领域的造诣和成绩，使他的这部著作在重庆出版之后被荐送到蒋介石处，于是蒋让章士钊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讲演，前前后后约一年光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部书是一部蒋介石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书。毛泽东对章士钊的这部《逻辑指要》的评价也是中肯的：“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应该承认章的这部《逻辑指要》的价值是不应低估的。第一是它在中国关于逻辑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创新。第二是在中国关于逻辑理论的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作用。而这部书得以重版，应该说与毛泽东对该书的充分肯定和对章士钊的信任及他们之间“特殊关系”是分不开的。

南哲新闻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2017级博士生陈佳与其导师潘天群教授在国际学术期刊Studia Logica上连续发表两篇关于分歧主题的论文：“Logic for Describing Strong Belief Disagreement between Agents”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1225-017-9724-1“Logics for Moderate Belief-Disagreement Between Agents”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1225-018-9790-z其中第二篇论文为国际会议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gic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ame and Decision Theory (LOFT 12)的接受论文。这两篇论文分别描述了关于双主体间的温和信念分歧与强信念分歧的几种逻辑，构建了相应的公理系统并证明了其可靠性和完全性，讨论了信念分歧逻辑在哲学和博弈论上的应用。分歧是一个涉及到哲学（认识论）、逻辑学、博弈论等多个学科的热点话题，该论文的发表对于这些学科的发展有推动作用。Studia Logica由波兰科学院的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与斯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是著名的符号逻辑国际性期刊，为A&HCI（web of science艺术人文索引）来源期刊。编辑/段玉蕊

今天有学生问我，要怎么才能把文章写的深刻一点。把文章写的深刻，是很多老师头疼的一个问题，教学生把文章写得深刻，更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常常会说一些最基本的方法，比如说：由果溯因，特殊一般等等。然而，在学习这些具体的方法之前，我觉得有一点是学生们必须要学习的，就是要掌握一点最基本的逻辑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高中必修课本里，没有涉及到这些知识，在选修课本里面有，但是不被列入学习的几本教材之内。然而，这些逻辑学知识，却总是不断出现在考试卷里。比如说最简单的，下定义的题目，就涉及到概念的知识。现在，我们来看一道模拟卷的作文题：2018年秋，中央电视台的《开学第一课》除了延时播放备受诟病，节目中的“娘炮”现象更是引发人们的大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娘炮”之风当休矣！“少年娘则中国娘。”男不像男，天天霸屏的“娘炮”误导了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多元化的社会，人们应该多包容此种“娘炮”现象，精致、细腻、温柔，也可以是男性多元化审美的一种。油头粉面的现象并不可怕，只是在表现“娘炮”特色的同时，男儿本色尤其是骨子里的阳刚内涵不能丢。针对上面的观点你有何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表明你的看法并阐释观点。看到这样的题目，你会怎么去思考呢？我们看到这篇材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娘炮”。这是一个网络新词。因此，如何给“娘炮”下定义，解释这个概念，决定你的行文观点。如果你认为“娘炮”这个概念，是行为动作呈现出女性化的特点。那么你区划的范围就是“行为动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展开讨论：外在行为影响内在心理，内在心理决定外在行为——身心一致：反对外在行为和内心不一致：予以理解。如果你认为“娘炮”这个概念，是男权话语体系下的，对女性的侮辱，对性别的歧视，那么这个词语本身就站不住脚了，更不谈“娘炮之风当休矣”的观点，可以从性别平等以及多元化审美的角度去展开论证。就从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理解一个概念，确定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决定了文章的基础和基调。确定一个概念，是严谨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概念，再去进行论证，会让这篇文章，变得更加有说服力。其次，我们在区分概念的基础上，也留下了足够的讨论空间，帮助我们由浅入深，全面辩证地去看待一个问题，有利于文章的深刻性。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同学们，简单的了解一下逻辑学的基础知识，这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写作。下一篇文章，我们会来教大家一些具体的方法，帮助同学们，把自己的文章写的更加深刻一点。我是一名省重点高中的老师，专注于分享阅读写作等干货。希望得到你的关注，也欢迎留言讨论~

（图片来源：全景网）胡塞尔通过复杂的抽象概念展开他的哲学。大多数人不知道也不能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人类的心理活动不可能是由这些概念规定的，在这些概念被创造出来之前已经死去的人们更不可能用之于意识过程。可是，古人今人却有相近的心理。所以，胡塞尔的方法是用各种概念精细地分解心理的构成，不如荣格较为混沌的理解更能接近真实的心理。心理是多彩的、跳动的，而抽象的理论是灰色的，死板的，虽然有用。“现象学的概念”只属于哲学家胡塞尔，他曾经的学生海德格尔都不能完全继承，甚至还有推翻。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一位彻底的逻辑主义者，则抛弃了这一类哲学。维特根斯坦出生在维也纳，父亲是著名企业家，作曲家勃拉姆斯、马勒是家中沙龙的常客。维特根斯坦不是好学生，所以被父母送去外地中学读书。在林茨实科中学，他和阿道夫·希特勒是同班同学，1901年的一张班级合影中有他们两人。希特勒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开始于林茨的一位中学同学。有历史学家考证，这位同学就是维特根斯坦，一位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比当时的希特勒出色得多，而且孤傲。1906年中学毕业时，维特根斯坦想跟从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学物理学，但玻尔兹曼在这一年自杀。研究物理学的想法受挫后，维特根斯坦去柏林学机械工程，两年后到英国学习航空工程。工程师的训练大约是维特根斯坦倒向逻辑学的一个原因，而物理学可能会把他引到另一个方向。在读工程学期间，维特根斯坦对数学的兴趣日渐浓厚。经由弗雷格——那位对胡塞尔的《算术哲学》提出批评的逻辑学家——推荐，1911年，维特根斯坦到英国剑桥大学拜伯特兰·罗素为师。当时，罗素已经出版了《数学的原理》（1903年），与怀特海合写的三卷本《数学原理》正在陆续出版（1910、1912、1913）。罗素把维特根斯坦引向数理逻辑的研究。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师生关系几乎颠倒过来。在剑桥大学，维特根斯坦还修习心理学，做过音韵的实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特根斯坦在奥匈帝国陆军中服役，在战场上完成《逻辑哲学论》。这位志愿兵参加战争的目的是自杀。1920年代，维特根斯坦以及哥德尔与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有来往。这个小组的成员深受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22年）的启发，建立了逻辑实证主义，试图以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消灭形而上学。他们都生活在维也纳，所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是维也纳学派。战后，维特根斯坦尝试过山区小学老师、修道院园丁助手、姐姐玛格丽特的建筑师。他在1929年从奥地利返回剑桥大学，以《逻辑哲学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留校任教，后来成为英国公民。1947年，他从剑桥大学辞去“荒唐的”哲学教授工作。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为他的表兄维特根斯坦写过回忆文章。他们的交往不多，而维特根斯坦远非一个热情的人。1939年，哈耶克到剑桥大学，住在凯恩斯给他安排的房间里。在这个房间正下方的一次俱乐部聚会中，哈耶克见到维特根斯坦怒气冲冲地批评一篇文章，手里还拿着扑克牌。哈耶克的印象是：“这老兄疯了。”一两年后，他们在剑桥的谈话是愉快的：“我们谈了很多话题，除了哲学和政治（我们清楚彼此的政治观点不同）。”作为一个逻辑主义者，维特根斯坦难免倾向计划经济，也就对苏联怀有好感。这位理性主义者证明了理性不具有完全的理性。维特根斯坦的姐姐玛格丽特以及他的一些朋友都接受过精神分析，玛格丽特还与弗洛伊德有长期的交往。1926年前后，维特根斯坦自己在小学老师的工作失败之后也接受过心理分析。与精神分析学类似，维特根斯坦用他的哲学进行分析和治疗。他了解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著作，在后期深入研究精神分析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等书。不过，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而且精神分析和他的逻辑分析格格不入。他说：“弗洛伊德经常声称他是科学的。但他给出的东西却是猜测——某种先在于构成假设的东西。”这个判断把精神分析学放在他认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一类，但他仍然从中受到启发。维特根斯坦还指出：“如果你的思路不够清晰的话，那么心理分析就是一个很危险又很肮脏的职业，它只会产生无尽的伤害，而且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前提是“你的思路不够清晰”。无论在精神的表层还是深层都潜藏着危险，这是密宗特别重视导师的原因。“东方文化”的爱好者尤其应该牢记这一点，以免走火入魔。维特根斯坦的警告也同样适用于理性——“思路不够清晰的”理性主义者在20世纪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样说并不是指出逻辑学不重要。相反，逻辑学极其重要，而且我们仍然缺少逻辑的训练。但不能让逻辑成为精神的暴君。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处于机械时代、照相时代。这是数理逻辑学兴盛的时代背景，也是精神分析学反叛的时代背景。逻辑和精神往往背道而驰。逻辑主义者把生活和世界简化为算数，加以逻辑运算。这个困境的源头在古希腊：科学与哲学是作为连体双胞胎在那里出生的。在缺少逻辑学传统的中国（有名学和因明学，但都不是主流），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困扰，但这并不是优势。维特根斯坦的生活符合他的“哲学”，虽然他实际上取消了哲学。维特根斯坦否定的，他自己也在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他试图自杀这是他注重逻辑的必然结果。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独立于我的意志之外。”否定叔本华的命题“世界是我的意志”。他又说：“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在世界里没有意义——如果有的话，那也会没有价值。如果有任何有价值的价值，那么它必定处在一切发生的和既存的东西之外。因为一切发生的和既存的东西都是偶然的。”逻辑不排除偶然。维特根斯坦避免陷入悖论：“使得这些事物非偶然的东西不能在世界之中，因为否则这些事件又变成偶然的了。它一定在世界之外。”可是他拒绝形而上学。佛教哲学把世界分为真谛和俗谛，成功地解决了这个矛盾。龙树菩萨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盘。”他的《中论·观四谛品》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假名就是俗谛、概念。《中论·观如来品》说：“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共不共叵说，但以假名说。”“叵”，即“不可”。《大宝积经》卷四说：“一切诸法皆是如来假名说。”因此，看空一切的印度佛教还是要说，只是认为言语、概念是“假名”，通往智慧的桥梁。维特根斯坦在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他认为，哲学属于不可说的范畴，需要对之保持沉默。孔子问：“天何言哉？”其实，“天”本身就是不可说的。《庄子·齐物论》似乎不置可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实际上倾向天地万物与“我”都是不可说的。王弼（226－249）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三国志·魏书·王弼传》）“圣人”指孔子。龙树大约与王弼同时代或略晚，而《中论》的汉译更在五世纪初，所以王弼之说是本土自产，不可能来自龙树。禅宗尤其发挥“不可说的”。北宋禅师圆悟克勤给弟子虎丘绍隆的《印可状》说：“不滞名相，不堕理性言说。”圆悟克勤的这件书法作品流入日本，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不可说的一部分落入神秘体验的范畴。这正是荣格工作的主要领域，而且他说出来了，必然遭到理性主义者的批判。荣格的心理学也冲击了理性的霸权。一心想把精神分析学纳入科学范畴的弗洛伊德其实也没有那么理性。维特根斯坦说：“作为伦理主体的意志是不可说的。作为现象的意志只是心理学感兴趣的。”他还说：“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这个“不可说”不是禅宗的，因为它排除了生命的体验、超验的体悟，禅宗大德为此会给他当头一棒吧。其实，维特根斯坦也没有保持沉默，而是写了《逻辑哲学论》来论证沉默的必要性。维特根斯坦说：“我的命题是在这样的方式上起着说明的作用：了解我的人，通过这些命题，踏过这些命题，越过这些命题而爬了出来的时候，最后他也会认识到这些命题是无谓的（了解我的人好象必须从一架梯子爬上去以后，就把这架梯子抛开一样），他必须排除这些命题，然后才能正确的看世界。”这大概就是《庄子》说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1946年与剑桥大学学生的谈话中，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拿到一份弗洛伊德提供的梦境报告（他自己的梦的报告），我可以用自由联想的方法达到他在分析中得出的同样结论——尽管那不是我的梦。而且联想还能通过我的经验，等等。事实是，无论何时，当你全神贯注于某个麻烦，或你的生活中的某件大事——例如，性——那么，不论你从什么事情开始，联想将最终而且不可避免地导向背后的相同主题。弗洛伊德在分析之后指出，梦显得是多么有逻辑。梦当然是有逻辑的。”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承认梦是有逻辑的，亦即可以通过逻辑来理解梦。维特根斯坦也指出心理分析学的漏洞：可以在很多事情之间建立同样的联系模式，而且同样也是有逻辑的。弗洛伊德是在这种联系之中提到各种古代神话，并声称他的研究已经解释了神话的形成。维特根斯坦说：“然而，弗洛伊德实际上做的事情却不同。他没有对古代神话作出科学的解释。他所做的是推出一个新的神话。这个观点的魅力只不过是神话的魅力，例如，所有焦虑都是出生创伤的重现。‘这完全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某些事的结果。’他几乎是在说一个图腾。”维特根斯坦对精神分析学的结论是：“分析可能造成伤害。因为尽管一个人可能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关于自我的各种事情，但为了辨别和洞悉提供给他的或强加给他的神话，他必须保持非常强大的、敏锐的和持久的批评力。要受到诱惑说：‘是的，当然，必须这样。’一个强大的神话。”《哲学研究》在维特根斯坦去世后整理出版，是他的后期著作，与早期的《逻辑哲学论》不一致。这本书也有一部分是对心理学的批判，尤其是“概念混淆”。这与他从语言的角度批评哲学一致。他说：“假如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人类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也经常出现错误，因为许多词的内涵和外延都不一样，句子的表达也不一样，此外还有与字词没有直接关系的语气和环境的影响。对于梦和无意识也是如此，还要加上陈述真实度的不确定性，所以不可能有准确的“翻译”。维特根斯坦说：“我对这个人是否疼不如对二加二等于四那样确定吗？——这是否表明前者是一种数学的确定性？——“数学的确定性”不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但维特根斯坦并不否定心理学。他接受心理学的试验。他说：“同数学相关联的探讨是可能的。这种探讨同我们的心理学探讨完全类似。”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放弃继承家庭财产，在挪威的旷野中隐居，在爱尔兰的小客栈里越冬。他惊奇于世界的存在：“不是世界是如何的，神秘的是世界存在。”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神秘的。维特根斯坦过着简单的生活，在逻辑上对明天不抱希望。他说：“太阳明天会升起，这是一个假设，那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太阳是否将要升起。”在逻辑上确实如此。太阳照样升起只是归纳的结果。维特根斯坦认为，归纳的过程只有心理基础。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反驳这个判断。他说：可以假设一个太阳会照样升起的理论；一直到太阳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这条理论不能被证伪。但波普尔只是给出了一个假设，既不能被证伪，也不能被证实——直到太阳升起。经验告诉我们，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天文学家也会证明太阳明天仍会升起。不过，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会醒来——这种事情曾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人生问题的解决方法在这个问题消失以后才可以看到。”问题是人生问题如何消失呢？消失后又如何看到呢？维特根斯坦有强烈的自杀欲望，这很可能是他的哲学的心理基础。罗素为他的生命担忧，陪伴着他说话和沉默，直到半夜也不敢让他回自己的家。维特根斯坦因癌症死在好友兼医生家里，临终前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遗言让关心他的人们感到安慰。理性的命题不能避免各种悖论。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曾希望证明算术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这个希望被库尔特·哥德尔（Kurt　G觟del，1906－1978）打破。哥德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在1931年发表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实际上在两年前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提出。简略地说，如果一个形式系统是自洽的，那么在这个系统之内必定包含不能证明为真或证伪的命题。这个定理的一个通俗例子是公元前六世纪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提出的说谎者悖论：“克里特人都说谎。”埃庇米尼得斯是克里特人。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他这位克里特人就没有说谎；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说这句话的人也被列入说谎者之列。在真假两种情况下，这句话都不可能全部为真。悖论产生的原因是埃庇米尼得斯在这个判断的系统之内。伯特兰·罗素在《数学原理》中转述了一个相似的悖论：设想某个村庄里有一位理发师（一个男人），他只给村里那些不自己剃须的人刮胡子。那么，这位理发师要给自己刮胡子吗？哥德尔用数学证明形式系统是一个悖论；可证并不等于真；可证的一定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可证。人类的直觉不受逻辑的限制。杰出的数学家和科学家都有很好的直觉，而不是只靠逻辑。这是人脑和电脑的区别。一些科学家因此相信，使用逻辑运算的电脑永远不会超过人脑。在近代，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思想和活动。但作为科学基础的数学本身仍存在悖论。那些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反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人大约不会注意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荣格心理学尤其倚重直觉，常常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哥德尔在1924年到维也纳大学读书，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母校任教。1939年，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第二年，他离开维也纳，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他的朋友爱因斯坦在1955年去世后，哥德尔的妄想症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害怕受害，他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哥德尔在1959年开始仔细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似，指出他们的方法都是“直觉逻辑主义”。直觉是对事物的感性认识，或译为直观。数学不完全依靠推理。哥德尔说：“在数学中我们有时会断然拒绝将一个命题作为公理引进，解释这一行为的唯一理由是我们确信直觉的力量。”他也在数学直觉和感性直觉之间做了区分：“借助感性知觉，我们感知特殊的事物；借助数学直觉，我们把握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两者可能并无差别，因为具体事物也以概念的形式呈现在意识之中的，而数学也具有意象。哥德尔承认，数学属于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问题。面对不可穷尽的世界，直觉把握是不可缺少的，尽管这一做法是神秘主义的。显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不能完全排除神秘主义。这一神秘主义不是通常理解的鬼神的世界，而是在理性把握之外的东西。物理学家也不能排除神秘主义，反而直接要面对各种“幽灵”，如量子幽灵（不仅仅是一个比喻）。科学与神秘主义的联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