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的“师娘优美感”,到年末的“伦理学很烂”,作为哲学家的康德一不小心跨出了学术圈,成为2020年度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之一。你说你呀,康德,好好的宅男不做,200年后怎么出来惹了这么大的风波?“师娘优美感”是轻浮,只能博得一笑;“伦理学很烂”是轻狂,却不是一笑就能够解决的。对于《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一文所引发的风波,论文作者说,不服来辩论;编辑部也说,不服来投稿。投稿真是不敢,吃瓜群众实在学力不济,但谈谈这篇论文究竟烂在哪里,还是可以的。01这篇论文的标题为什么很烂?《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加上了副标题,即《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稍微做了限制,算是谦虚。对于这篇大作,如果要做正面商榷或批驳的话,我们最多只能论证出:康德的伦理学其实“不”很烂。但可以想象,这个结论,是完全把康德伦理学拉到了烂还是不烂、到底烂得如何的粪坑里来论证。这就如同,A问B,“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打老婆了?”如果B要直接反驳这句话,的确可以说,“我昨天晚上没有又打老婆。”但显然,这个问句和回答都暗示了,B经常晚上打老婆。他的反驳不仅无效,反而间接坐实了这一评价。无论正文是否论证得当,这篇文章的批判主要属于康德学术圈的问题,可以先与作者同院的邓晓芒教授相互切磋一下。作为外行人,我们无从判断,康德伦理学是否不是其实很烂,但至少这个“很烂”的评价,实在是很烂。02这篇论文的论点为什么很烂?《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如果是一篇硕士或博士论文,导师看了标题,肯定会当面撕掉。这个标题是一个硕大的陷阱,在理论上几乎无法反驳。因为再多的反驳也只能证明,康德伦理学其实不很烂,却不能证明,康德伦理学其实很伟大。如果是一篇硕士或博士论文,导师看了标题,肯定会气个半死。小小的一篇文章竟然敢横扫康德伦理学,进而横扫国际康德学术圈,外加中国小半个外哲圈。如果康德伦理学其实很烂,那么研究康德的所有学者肯定更烂,智商肯定更是堪忧,否则他们怎么就看不出来,自己的研究对象很烂呢?学界有一句忠告是这样的:如果你认为前人的研究都是错的,那么只能肯定,你是错的。03文献综述在哪里?参考文献有几本?无论文、理、工科,学术研究都是严肃的,也是严格的,不是信口开河的。许多人认为,文科论文都是灌水,随便都能写写。某校处长甚至曾经放言,你们文科论文有什么难写,我一天能写三篇。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自己无知。对于康德这样的大哲学家,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每个问题上都至少趴着三个学者;稍微夸张地说,在他的著作的每一页纸上都至少趴着三个学者。当前国内的康德研究已经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不仅参照英、法译本直接阅读德语原文,甚至连长句中的每个转折关系都要仔细释读一番才能罢休。现在还想一篇文章横扫康德学界,简直如同读书尚未入门。研究任何哲学家,至少需要三点作为基础,即语言熟练(原著语言、现代语言)、文本熟稔、二手文献熟悉。学术研究的步骤是,先做文献综述,即总结归纳二手文献即其他学者对某个问题的研究,之后依据对原著的文本分析,对前人的观点进行批判、补充或改进等,最终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只有这样,读者才可以熟悉该问题和该文本的研究现状、核心问题、基本争论,进而才能够来判定本篇论文的创新之处。如果根本不顾浩如烟海的二手文献,直接批判康德原著,就提出自己的观点,那么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你根本就没有读懂康德原著,只批判了汉语译本和自己的臆读;要么你的批判早已经在某部二手文献中给出了回答,只是你从没读过。《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这篇论文根本没有文献综述部分,最后也只列了四本参考文献,其中一本还是论文作者的著作。一如万古长夜,整整200多年的康德研究被直接抹去,只待本文横空出世,才指出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如果文献综述过关的话,这篇论文至少要先批评完过往为康德伦理学做辩护的观点,之后才能够来批判康德的原著。而不是一上来就对着原著一阵发功,让其他康德研究者们很是干着急,你到底看没看过几本二手文献的研究成果啊?04学术评价为什么不能用“很烂”?黑格尔说过,哲学史不过是尸横遍野的战场,后人总是推翻前人,建立自己的新体系。不过,这是在扬弃的意义上说的,即后人吸纳和批判前人,最终实现思想发展的螺旋上升。说别人烂很容易,因为可能自己根本就没有理解或者也不愿意去理解。如果可以直接用“很烂”来作学术评价,我们可以想象: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的理念论很烂;奥古斯丁说,异教哲学很烂;笛卡尔说,我不在却我思很烂;谢林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很烂;马克思说,德国古典哲学很烂;弗洛伊德说,没有性冲动的哲学很烂;德里达说,视觉中心论很烂;动保主义说,人类中心论很烂;东方人说,西方中心论很烂;三体人说,人类很烂。《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的作者说,你不服可以写文章来批评我的论文很烂。这句话说得不错。但从康德时代起,很多人都著书立说,论证康德伦理学的伟大价值,那么就不应该是别人写文章来批评你,而是你要写文章批评那些一直为康德伦理学辩护的前辈学人、同辈学人和晚辈学人,对不对?由此可见,没有了文献综述作为路标,再大牌的教授也会迷失在学术的小树林里。05这家学报编辑部为什么“很烂”?编辑部现在澄清说,在收稿之后也有争论,但认为刊发并无不可。《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的作者承认,“很烂”是“口语化的评价词”,但“法无禁止皆可为”,批判者应该就论文内容来反驳,而不是仅仅厌恶这个标题。的确“法无禁止皆可为”,但并不意味着“法无禁止皆当为”。不能否认,这个口语化的评价词已经近乎是骂街的用词,不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用词,更不应当堂而皇之地用作学术论文的标题。编辑部事先哗众取笑,事后打擦边球辩解,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如果这类文章成为热点,可以想象,一系列以“XXX思想其实很烂”的文章就会接连问世,滑天下之稽。这本期刊不久从双月刊变成单月刊,编辑部现在又主动约学术大佬的稿子,显然是想减少发文数量,提高发文质量,增加引用率,最终提升刊物的档次,要么进C刊,要么拿国家社科期刊资助等等。谁知道,这次翻车之后,编辑部还想趁热一鸡多吃,公开征求学术争鸣文章,“欢迎踊跃投稿”。可以想象,如果真去投稿,那么就必须逐条驳斥《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才能最终把作者驳倒;但到了那个时候,这些争鸣文章早已经不是康德研究,而成了《很烂》一文作者的伦理思想研究了。但凡有一小碟花生,一个人就不会醉成这个样子;但凡有三五篇二手文献,一篇论文就不会写成这个样子;但凡有一点学术规范,一家学报就不会办成这个样子。你对《很烂》一文有什么看法?欢迎关注本号“教师打怪指南”!
文|邢妍妍最近,哲学学者韩东屏一篇题为《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的文章引发舆论热议。韩东屏接受采访时说:“在我之前,还从来没有人把‘很烂’这个词用在学术评价里,尤其还是对一个名人。”▲文章截图。图/知汇海洋公众号。对于有众多网友指称其不该把“很烂”这样的脏话用在学术论文标题中一事,韩东屏表示,“很烂”并非脏话,而是口语化的评价词,意思类似于“很差”“稀烂”“纰漏百出”“太不像样”之类,但又比后者更准确、传神,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还表示自己静候有人写理性文章反驳。▲《江苏海洋大学学报》封面。图/知汇海洋公众号。这篇批判康德伦理学的哲学论文刊登在《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由此这就并不是一篇随意写写的个人见解,而是应定性为一篇严肃专业的学术论文。这也必然代表着它的可读性是需要一定门槛的,其引发的讨论和研究也应是在相关的小范围内的。而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网络中走红,也无非是因为标题中脱离了学术高端定位又极具主观色彩的“很烂”二字,给人一种不适的观感。且不说康德的伦理学是不是“很烂”,这是学术讨论的范畴,关键是学术文章中可不可以使用“很烂”这种模糊不清的词汇。学术为什么排斥情绪性语言,排斥不清晰的表述,就是因为学术研究必须是严谨的,要尽可能定量分析。学术讨论和撒泼打滚之所以不一样,也是因为学术要讲究学理与论证,讲求精准与逻辑,这些特征都与“很烂”这种表达是天然排斥的。当然就算作者文内的论述足够有理有据来论证自身观点,那从学术的角度看,题目也未必就能说“很烂”,只能说“价值较低”。这不是说学术讨论就一定要晦涩难懂,而是学术探讨应回归理性包容的氛围,学术争鸣百花齐放讲究的就是求同存异。更何况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发展都是批判和吸纳这样螺旋上升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很烂”显然不符合学术批判的正确逻辑。韩东屏在面对网友质疑时表示,没有任何学术规范规定在论文题目中不能用口语,“是故,它可以被视为学术论文题目的一种尝试性创新”。暂且可以把韩东屏教授的论文题目看作是某种创新,只是这种创新所引发的次第讨论,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对于观点本身的探究。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口水战,从长远看似乎也并不会激起太大的水花。它所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论文当然是需要创新的,但这种创新不是无边际的,而是必然要遵从学术的内在逻辑。
2020年6月,位于瑞士巴塞尔的施瓦本出版社将耿宁(Iso Kern)的伦理学新作付诸出版。此前,耿宁的王阳明研究著作《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2010)也是由这家出版社出版。耿宁的这两本著作都是讨论伦理学的。与10年前的那部伦理学著作相比,他本人认为今年出版的这部伦理学论著更为重要。或许可以揣度,他的理由在于:前者是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后者则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哲学著作。但从根底上而言,这个区分在耿宁那里几乎是不存在的。与传统中国思想家的著述集哲学史研究和哲学思考于一身的情况相似,耿宁此前的几部重要著作《胡塞尔与康德》《哲学的观念与方法》《人生第一等事》,同样既不能单一地归入哲学史著作,也不能单一地归入哲学著作的范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耿宁在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与任教资格论文后便转向了哲学伦理学的研究与思考。在他那里有一个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伦理学转向。也许我们可以将耿宁上述说法理解为他的一个希望或信念:最好的著作是下一部。耿宁于1961年以《胡塞尔与康德——关于胡塞尔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之关系的研究》为题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完成其哲学博士学业。1968—1972年间,他根据胡塞尔遗稿整理和编辑出版了以《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为题的《胡塞尔全集》第13、14、15卷。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哲学的观念与方法——一门理性理论的主导思想》(柏林,1975)一书的写作,并以此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大学教授资格,在那里从1974年起执教至1979年。1979—1984年间,耿宁先后在台湾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潜心学习中国哲学。从1984年至2006年,他先后任教于瑞士的伯尔尼大学、弗里堡大学和苏黎世大学,讲授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于此期间,他发表了一些关于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著作及文章。2010年初,耿宁出版了上面提到的关于儒家心学的著作,这部书已于2012年由笔者翻译成中文出版。此前,笔者还编辑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2012)。接下来,笔者计划陆续出版耿宁的其他几部著作的中文版:《论回忆——关于意识的现象学研究之一》《论同感——关于意识的现象学研究之二》《胡塞尔与康德》《哲学的观念与方法》《有缘吗?——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又名《〈心的现象〉集外序——耿宁哲学自传》)。最后,当然也包括他的这部刚出版的伦理学论著。耿宁本人在前言中对这部新著的特别价值作了说明,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其一,这部伦理学著作所依据的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的西欧伦理学传统,还有索洛维约夫的东欧伦理学传统;不仅依据孟子和王阳明的中国伦理学传统,也依据拿撒勒的耶稣的犹太传统内的伦理学,最终还依据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伦理学传统。因此,耿宁在这里倡导的伦理学不是一种欧洲中心的或西方中心的伦理学,而是一种广纳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伦理经验、伦理思考和伦理观念的伦理学。他认为,对于今日世界来说,这种做法是必要的,因为今天的人类已经通过交往而成为一体,而且通过历史研究,人类的历史过往也至少以大致的方式为人所知。他的这个伦理学尝试的特性就在于贴近最为不同的人类现实。不过,耿宁并不认为他的伦理学尝试可以提出一种普全性的甚至排他性的真理要求,他将此类要求斥为狂妄。他的这部伦理学论著仅仅倡导一种由良知引导的爱的伦理学,它可能是片面的,甚至只是相对于一个欧洲人的经验而言的。在该书的附录中,耿宁还说明了他在这部伦理学论著中对上面列出的六位哲学家所能依据的是什么,以及他从他们那里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其二,耿宁的这部伦理学论著是尽可能地根据胡塞尔的精神,依据现象学视角撰写而成的,尤其是第一部分(“我作为人是什么?伦理学的人类学基础”)。也就是说,这部论著是从经验着、体验着、思考着、评价着、意欲着、判断着、行动着的自我的主观视角出发撰写而成的。例如,这个部分第四章的标题是“我对于我自己是什么?作为最内者,我对于我自己是我的爱;作为最高者,我对于我自己是我的良知。我的爱连同我的良知是我的对于我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东西”;第九章的标题是“我的邻人(Mitmenschen)对于我来说是什么?”;第十一章的标题是“过去的和当下的文化对于我来说是什么?”;第十二章的标题是“自然对于我来说是什么?”然而,耿宁并不愿意将胡塞尔的伦理学简单地接受下来。因为胡塞尔没有提供一种伦理学的系统尝试。胡塞尔的伦理学讲座除了历史的阐释,主要包含的是对评价和意欲的现象学分析。其三,耿宁的伦理学论著具有一个人类学的基础,它尝试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并试图通过这个基础从哲学上论证这个问题(第二部分)。他在第十六章的引论中阐释了人类学基础对于一门伦理学而言的必要性:“伦理学预设了对人是什么的哲学理解。伦理学的应当是在人的(什么-)存在之中得到论证的。对伦理价值(即对伦理上的有价之物与伦理上的善)的认识是在我的爱的行动中根据我自己的良知而得到论证的。”这个基础部分涉及对或错的问题。该书第二部分的内容是耿宁自己针对当今时代所做的伦理学阐述,涉及伦理上的善或恶。耿宁认为,在这两个部分之间还存在另一个差别,只有在基础部分(第一部分)各个章节中讨论的内容全部得到讨论后,第一部分才会实现它的目标。而他在第二部分对当今时代的伦理学阐述,则在内容的选择方面带有某种个人的偶然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个体经验。他相信,第二部分的读者可能会有理由认为其中的某些论述是多余的,因为它们是不言自明的或无聊的,是过于琐碎的或老套的,而他对其他论题的论述则是重要的。但在他看来,这些读者反过来也会想,他选择论述的这些论题对于耿宁本人来说是重要的,而且或许对其他人也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们对于那些人来说不是自明的、老套的,是与其经验相符合的。耿宁承认,这些细节对他来说十分重要。那些认为这个或那个论题是多余的、老套的或琐碎的读者,当然可以跳过它们,而不会因此而丧失总体的联系。其四,在内容上,这部论著的基础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了对两个问题的回答,耿宁认为他没能在其他伦理学中找到更好的答案。首先是对“什么是良知”这个问题的说明性回答(第一部分第六章,尤其是段落E“对什么是本原良知的说明”,但必须将它放在整章的语境中阅读);其次是对“什么是理论上的恶”这个问题的回答(第一部分第十五章:“伦理的恶并非独立的实在,毋宁说这种实在是一种缺失:它缺失的是由良知引导的,与爱邻人和爱自然相结合的真实自爱”,主要是段落E)。最后还需要补充一句。这本书的标题“Der gute Weg des Handelns”非常简单,但并不好译。它的原义是“好的行动途径”或“行动之善道”。或许它像“人生第一等事(das Wichtigste im Leben)一样出自某句儒家或佛家格言,这要等译者或读者细细读后才能见分晓。(作者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倪梁康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第一个要学习的内容,是学术伦理。#学术#学术诚信是做研究、写论文的首要原则。学术造假的危害:1. 要保证结果的可重复性,面对质疑,应该坦诚地分享和积极沟通。而不能一味回避,拒绝解释。如果实验造假,别人不能重现,作者采取回避的方式,最终会使得个人及荣誉都会受到损害。2. 涉嫌伪造实验数据,会影响整个学科的正常发展。以下是美国以来第一次发生如此严重的撤稿事件。3. 同行评议造假,曾经在生物学领域审稿千余篇,原因是同行之间互相操作,接收了很多SCI论文。这对国家造成了名誉上的影响。总而言之,学术诚信是不可忽视的。保持探究真理的初心,不要为了发表论文“不择手段”。什么是利益冲突?概念定义:“与某个主要利益(例如病人的福利后者研究结果的有效性)相关的专业判断,有可能会不恰当地受到某个次要利益(例如私人的经济所得、学术声望、友情亲情、地位提升等)的影响”。——D.F.Thonmpson注意:科研工作有时不可避免需要接受商业性机构,但是在合作过程中一定要明确权责,谨慎合作,例如在合作声明中明确研究者有发表权等。“利益冲突”不是科研人员或研究机构道德上绝对的对与错问题。“利益冲突”不等同于“利益输送”或“学术不端”简单地等同起来。不能因为存在利益冲突而断绝科研人员与企业建立的研究合作关系或社会联系。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在科研论文写作中考虑到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的利益冲突问题,否则轻则收到学术界质疑,重则终结整个学术道路甚至受到法律的惩罚。
黑格尔说:“妇女当然可以教养得好, 但是她们天生不配研究较高深的科学、哲学和从事某些艺术创作, 这些都要求一种普遍的逻辑演绎能力。”但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肖巍把哲学研究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从1977 年她被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录取的第一天起, 就决心以女性对人生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能力和体悟为哲学世界涂抹一片瑰丽的色彩。 也许伦理学更能唤起人们博大的胸怀和爱心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认识, 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 肖巍又将西方伦理学作为自己研究哲学的主攻方向, 从此, 十几年来醉心于西方伦理学的研究。 肖巍首先把研究罗素伦理思想作为研究西方伦理学的突破口。罗素是 20 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以往人们过于重视他思想中纯粹哲学的部分, 而忽视了对他的伦理思想的研究。为此, 肖巍把罗素仅有的两本伦理学专著《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和《伦理学基础》译成了中文(1992 年两书被编入“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同时, 还翻译了罗素的 《权威与个人》, 与别人合译了罗素的 《论历史》 。她的导师宋希仁教授说:“译介像罗素这样的当代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大家的著作, 没有相当的学识、眼光和技能, 是难以完成的, 而肖巍同志却做得很出色。”肖巍对罗素伦理思想的研究被专家们称为填补了一项国内伦理学研究的空白。肖巍为文从不讳言她的女性身份, 甚至以“家务卿” 议论“家长里短” 、以“妇道人家”发表“妇人之见”而自豪。她的《女人·针线·碎花布》、《女人与漂亮与喜欢》 等散文以特有的女性视角去剖析人生、评说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而从学术研究方向上来看, 肖巍逐渐地把女性主义伦理学作为了自己研究西方伦理学的第二个突破口。 1994 年, 肖巍有幸参加了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 她强烈地感受到女性主义伦理学正在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 传统学科———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只讲了半边故事:男人的思维和思考,从妇女的角度看问题, 世界的面貌则大不相同。当时我国理论界对西方女性主义还知之甚少, 肖巍由此产生了一种责任感, 感到无论是作为女性还是作为学者, 都应当为研究这一课题作点贡献, 为此她不断追踪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最新发展。1995 年肖巍参加了“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国际专题讨论会”, 会后她不失时机地采访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大师萨拉·拉迪克, 并写下了访谈录:“关怀伦理学一席谈———访萨拉· 拉迪克教授” ;1996 年她又参加了“女性主义哲学与实践国际讨论会”, 会上宣读了论文“西方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评析, ” 并及时采访了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又一大师艾利森·贾格尔教授, 又写下了访谈录:“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访艾利森·贾格尔教授” 。在此基础上肖巍先后着手翻译三位女性主义伦理学大师的专著:卡罗尔·吉利根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萨拉·拉迪克的《母性的思考———走向和平的政治学》 和内尔·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的女性探讨》 。紧跟学术研究的最新发展使肖巍的论文、 访谈和译著都站在了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学术前沿, 以至于研究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人都要提到肖巍和她的学术成果。肖巍做学问从不毫无根据地揣度, 而是要寻根溯源———翻译西方学术专著。研究罗素伦理学, 她要把罗素伦理学专著逐字逐句地翻译过来, 用这种翻译的方法占有第一手资料耗费了肖巍大量的时间, 有人对她说:“译书是一件吃亏不讨好的事, 因为你译得再卖力, 也难保不会在什么地方误译, 这毕竟是人家的语言、 文化, 更何况译的是深奥的哲学著作, 再说, 即使你绞尽脑汁译得很漂亮, 那又怎样?不算`成果' !”但肖巍为确保外文资料的准确性, 痴心译书, 为此她经年累月, 扎扎实实地苦读精研, 笃行不倦地在书海里跋涉, 她的研究论文是厚积而薄发, 举证详赡丰富, 分析细密周到。这种风格表现在她的《女性的道德发展》和《伦理学中的女性视角》等论文中, 受到广泛关注, 被多家报刊转载。肖巍做学问不但追求西学根底的扎实, 还追求国学根底的扎实。她说评价西方伦理学要有所创新, 有自己的体例、 方法、 推理和概括, 就必须与中国传统伦理学结合起来。1993 年5 月至 1994 年 8 月肖巍被公派 融为一体的深沉情感, 正是这种对"祖宗"实质是对民族的忠贞,才使他最终在日本人以武力相逼"借鼎"时毅然与宝鼎同归于尽, 充分体现了一代民族商人“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的不屈精神。作者在剧本的题记中说, 我们是“一个有文化, 有脊梁的民族"。这话十分真切。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深渊源的古玩行中人, 不论隆桂臣和金鹤鑫在寻找另一只宝鼎的过程中有过什么嫌隙和龃龉, 一旦发现日本人正在搜寻这对宝鼎时, 即使是对真鼎梦寐以求的金爷也"什么都顾不上了"。他带着宝物主动找到隆桂臣, 以真求真, 并提出携宝鼎出城远走以躲避黑山的追逐,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再怎么着, 咱们是一家子",国恨重于家怨。他们毫不犹豫地捐弃前嫌、同仇敌忾, 表现出华夏子民对灌注着民族精血的文化传统虽九死而不悔的捍卫。这是剧中人物性格各异却终不失可敬可爱的原因。由此, 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与那个屈辱年代告别已久的今天, 当我们终于以几代先贤前仆后继、血荐轩辕的奋斗换得今日中华之崛起时, 当我们吸收借鉴西方文化时, 随之而来的那股侵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暗流浊水, 难道不应该引起全社会的警惕?除隆、金两个主要人物而外, 剧中其他几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颇为立体化。如满清遗老秀王爷虽游手好闲, 时常迫于生计耍点无赖, 但在黑山以武力相逼、隆桂臣自尽的最后时刻, 却毅然摔碎了他奉若命根子的祖传钧瓷碗, 宁可玉碎而不让日本人掠夺古玩的阴谋得逞。木器店的韩红木则是典型的老北京, 他为人礼数周全, 诙谐、讲大义、明大理。在日本人入侵、国破家亡的当口, 他担着风险为隆桂臣运送古玩到乡下, 为的是不让国宝落入贼寇之手。可作者也并未将人物塑造简单化、概念化, 韩红木身上也有着老北京的毛病, 诸如总抱着老理儿不放, 目光短浅, 自以为是。在他心目中, 日本人不过是秦始皇派去寻仙药的 500 童男童女繁衍而来, 只要在郊外置下几十顷 “看谁能背得动、扛得走”的田产就能安享太平。殊不知侵略者的铁蹄和贪欲是没有藩篱的,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此外, 对于象叶秋山、小卷包、军阀总长、妓女水珠等形形色色的次要人物, 虽着墨不多, 却也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一幅由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物所组成的市井百态图, 并透过他们对统治者的昏馈和社会的混乱作了鞭辟入里的讥讽。在艺术上, 《古玩》 基本上师承了人艺传统的写实手法和朴素风格, 力图将一时一地的人物关系镶嵌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 将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浓缩在一个扣人心弦的戏剧故事中。另一方面, 戏剧语言中那浓郁的京腔、京韵扑面而来, 既准确又精辟;既形象又幽默;既通俗又深刻。极富感染力, 为作品增添了鲜明独特的色调。例如, 隆桂臣形容民国政府吏制腐败时的台词:“这总长、次长, 自打民国政府成立, 就象雨季天猫耳朵一样, 出了一茬儿又一茬儿 。”比喻生动贴切, 且隐含着深长的讽刺意味。又如, 韩红木的台词:“家贫出孝子, 国乱显忠臣,这理儿我懂! 运到乡下, 拣个月黑天儿, 找个苇塘边儿, 背静地界儿, 挖个大坑, 埋得严严儿的, 等这些不足四尺高的两条腿的畜牲滚了, 我再刨出来, 原封儿送回。” 一连串北京方言特有的儿话音的运用, 渲染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色彩, 将一个地道老北京人对世代相传之物所流露的亲昵和爱意真切地表现了出来。总之, 鲜活的京味语言为剧作烘托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艺术氛围。此外, 导演在舞台二度创作上也赋予了剧作以生气, 对人物的解释很有时代特点, 一些扮演了主要角色的演员, 都较好地把握住了各自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正剧的风格中成功地渗透了喜剧的色彩, 给演出增添了剧场效果。当然, 这部戏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故事的开端不够“夺人”, 入戏较慢。第一幕中宝鼎不真、得而复失这一悬念在第二、三幕由于没有被注入更多新的内容而显得力量较弱, 影响了戏剧冲突的集中和充分发展, 在第四幕重新提起时就略有突兀之感。剧作者郑天玮是一个小有成就的青年演员, 但她自甘寂寞,毅然推掉了几个电视剧组中女主角的诱惑, 潜心创作三载, 终于拿出了这部处女作。常闻圈内人说:十年磨一戏。其实磨戏又何尝不是在“磨人” ? 相信只要下苦功夫, 戏会日臻完善, 艺术家也会在不断的磨练中走向成熟。到 8 月份为止, 《古玩》 已在京城话剧舞台连续上演 50 余场, 场场观众如潮, 掌声如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人艺独具的风采和魅力。在话剧艺术普遍处于低谷, 危机之声不绝于耳的今日, 我们期待着人艺为话剧艺苑培育出更加馥郁的奇葩。到英国基尔、 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期间, 她除了选听西方伦理学研究生的课, 还为哲学系的师生开设 “儒家伦理学” 等讲座, 引起较大反响, 在校园里一位不认识的 人叫住她说:“我是教政治学的老师, 你的讲座我非常感兴趣。” 从肖巍的论文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她对儒道佛三家哲学之深厚 根底的熟练运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她对西方哲学、伦理学、 心理学的熟谙。肖巍将中西方伦理学多种材料、观点互相参证, 以此来形成自己鲜明的独到之见。 从事哲学、伦理学研究十几年来, 肖巍出版了 7 本译著, 发 表了40 余篇中英文学术论文, 主编或参编5 部学术著作, 还在 《人民日报·海外版》、《散文》等报刊发表散文 40 余篇。繁忙的 教学、研究、写作之余, 肖巍还担任着北京伦理研究会的理事、 国际/ 东亚生命伦理学研究会会员等职务, 她的名字被收入进 《中华人物辞海·当代大文化卷》中, 被认为是伦理学界和翻译 界有影响的后起之秀。 目前, 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肖巍正主持着95 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社会伦理学研究》中的“两性伦理学研究” 以及“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研究” 的工作, 并加紧撰写专门研究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专著《性别与道德》 。 肖巍的同学、同事们曾议论她事业心强、不懂生活, 牺牲了许多, 而肖巍则说:哲学给了我眼界, 伦理学给了我胸襟, 与古今中外的智者交往给了我聪明才智, 有了眼界、胸襟和聪明才 智, 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牺牲, 如果说是牺牲, 也是我甘愿的。 女博士肖巍与伦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日,有网友反映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高君路的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研究生陶涛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此,湖北大学研究生院和哲学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核实后将联系记者。澎湃新闻记者在中国知网上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伦理学专业研究生陶涛2008年5月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康德的道德自由观》,以及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生高君路2014年5月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康德道德自由论探究》。经澎湃新闻记者比对发现,两篇论文部分内容基本一样。陶涛的硕士学位论文比高君路的硕士学位论文发表早6年。两篇论文的目录基本一致,左为高君路论文目录。两篇论文中英文摘要完全一致,最右为陶涛论文。如陶涛在其论文的第三部分“实践自由”中的第一段写道:自由作为先验的理念,虽然已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予了其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还未经证实。同时,“如果我们目前能够找到一些理由去证明,这种属性事实上应属于人类的意志并同样也属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那么由此就并不只是说明了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而且也说明只有纯粹理性、而不是受到经验性的局限的理性,才是无条件地实践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证明了自由这种属性属于人类的意志,那么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也就可以得到证明。高君路论文中“实践自由”这一部分的第一段内容如下:自由作为先验的理念,虽然已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予了它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还没有被确切证明它的“实在性”。同时,“如果我们目前能够找到一些理由去证明,这种属性事实上应属于人类的意志并同样也属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那么由此就并不只是说明了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而且也说明只有纯粹理性!而不是受到经验性的局限的理性,才是无条件地实践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假若我们证明了自由这一属性属于人类的意志,那么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也就可以得到证实了。两段内容基本一致,只是高君路在其论文中对一些表述略作修改。除此之外,高君路硕士学位论文中的致谢内容也涉嫌大面积抄袭了陶涛论文中的后记内容。如,陶涛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后记部分中写道:……我相信,“自由”虽不创造生命,却赋予生命以意义。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是我选择伦理学作为专业的原因;而选择“自由”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则是我努力进入伦理学殿堂的尝试……我爱这篇论文,犹如皮格马利翁热爱他的雕像。皮格马利翁仅需向爱神寻求帮助,便可将雕像变为挚爱的美人;而我能够完成此文,却离不开太多无私的支持……康德曾说“我己经给自己预先勾画出我要执著前进的轨道。我将步入我的进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继续走下去。”那年,他22岁。而高君路则在其论文的致谢中写道:……我相信,“自由”虽不创造生命,却赋予生命以意义。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是我选择伦理学作为专业的原因;而选择“自由”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则是我努力进入伦理学殿堂的尝试……我爱这篇论文,犹如皮格马利翁热爱他的雕像。皮格马利翁仅需向爱神寻求帮助,便可将雕像变为挚爱的美人;而我能够完成此文,却离不开太多无私的支持……康德曾说:“我己经给自己预先勾画出我要执著前进的轨道。我将步入我的进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继续走下去。”那年,他22岁。根据上述两段文字可以发现,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甚至原本专业为外国哲学、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生高君路,在致谢中,专业也变成了“伦理学”。澎湃新闻记者分别致电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及研究生院办公室,对方均表示针对高君路论文涉嫌抄袭的问题,核实后将联系记者。(来源:澎湃新闻)
2019年6月19日16:00,东南大学徐嘉教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211室做了以“人文科学论文写作的要领与规范”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南京大学哲学系张晓东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到场师生兴致盎然,对论文写作的问题展开热烈探讨。徐嘉教授现任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伦理学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江苏省伦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讲座开始,徐教授开宗明义,指出人文科学的写作虽不似社会科学一般,有着统一的标准,但仍有清晰明了的内在要求。他认为写作方法与读书方法具有一致性,主要根据写作方法的要求去读书,读完书后再行写作论文。有关论文写作的问题,徐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细致阐述。首先,徐教授认为论文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创新,而创新由新范式、新问题、新材料、新观点与新方法五种方式构成。对于范式的创新,徐教授以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为例,主张探求现有方法的边界与局限。新问题有两种:一为理论本身发展所带来的;二为现实需要所凸显的,这两点都要加以注意。有关于新材料,辨识素材的能力最为重要,但这一点较难有所突破。新观点则较为容易,因为观点有大有小,言之有理即可。而对新方法而言,单一学科的方法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故而要打开学科视野,寻求交叉方法与综合方法。其次,徐教授依据搜集的一些有关于彭宇案的论文为实例,形象具体地讲述如何敲定一个好的论文标题。从话题到主题,再到问题,最后到标题,论文标题的拟定过程亦是内容范围不断缩小与聚焦的过程。论文标题要具备问题意识,准确表达学科背景,同时兼顾学术深度与学术高度,最好也能给观者以冲击力。再次,徐教授强调了文献综述的意义。文献综述是研究综述,是通过对现有成果的梳理,而对自己的创新之处所形成的自觉意识。故而文献综述不仅仅停留于对观点、方法、材料做出概括总结,还需在现有成果之外达成新的突破。徐教授还分享了一个小技巧,在投稿时,文献综述可于文章之外附页,有助于审稿专家判断文章价值。最后,徐教授分享了一些有关摘要、关键词和参考文献的要点。徐教授例证了数种在摘要中出现常见问题,如语言非学术化、信息量少,对论文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进行评价,重复常识性内容等。有关于关键词,徐教授认为关键词的意义在于被检索到,因此一定要准确详尽。而对参考文献而言,在选择刊物时要重视质量,同时常识与一般性观点不需要参考文献。张晓东教授在讲座总结中指出,徐教授的讲座兼具理论性与现实性,对于论文写作极具指导意义,相信同学们一定大有收获。在其后的学术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踊跃提问,就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差异等问题向徐教授请教,徐教授皆一一作出解答。编辑 | 丁天文字 | 杨浩摄影 | 赵宁
▲文章截图。图/知汇海洋公众号。最近两天,一篇哲学论文引爆了朋友圈,这篇题为《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的文章,只看标题就可知道,其在朋友圈走红,并不让人意外,至少它的标题神似当下爆款营销网文的套路。但是,这不是一篇学者闲暇时的随笔,而是正式发表在《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上的严肃学术论文。从简介看,该作者韩东屏先生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二级教授,长期在伦理学领域深耕,著述不少,还是湖北省伦理学会会长。这说明作者不是民间科学家,而是严肃学者。在社交媒体上围观甚至批评这篇文章的人,绝大多数对康德伦理学并无研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并没有能与韩东屏在学术领域对话的学术水平。因此,这次网友不是在社交媒体上评判一场学术论争,而是围观一位学者在学术平台上的“出位”表演。这不是个性鲜明,而是异常雷人网民没有论断学术高下的资格,但对学术圈行事作风的评价,却是能够做到的。学术研究,是专业人士才有能力做的事情,所以其用一套专业术语与专门的方法建构了基本的专业壁垒,如果面向社会大众进行知识普及,文章发在大众媒体上,当然努力把深奥的问题通俗化是值得尝试的。但是,通俗也绝不意味着要消解学术应有的严肃性,也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表达,更不应该模仿流量思维主导下的网络营销风格。这篇文章是学术期刊向韩东屏的约稿,可见不是私下熟人间闲聊,也不是通俗性随笔杂记,因此,这篇文章的标题风格,就显得特别的另类,它不是个性鲜明,而是异常雷人。作者韩东屏教授针对社会公众的批评,为自己辩护说:“‘很烂’不是脏话,而是口语化的评价词,意思类似于‘很差’、‘稀烂’、‘纰漏百出’、‘太不像样’之类,但又比后者更准确、传神,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还认为:“没有任何学术规范规定在论文题目中不能用口语。既然如此,‘法无禁止即可为’,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它可以被视为学术论文题目的一种尝试性创新。”韩教授这些辩解,有强词夺理之嫌。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明白, 除非特别熟悉的人之间相互打趣,“很烂”这是一个极具人身攻击性的词,日常交流中用这个词评判他人,除了严重恶化讨论氛围,并无其他益处。对网红套路拙劣模仿,谈不上什么创新康德伦理学自诞生以来,历来不缺少严厉的批评者,但韩东屏教授这里直斥康德伦理学“很烂”,恐怕不是思想的锐利,而是语言的轻佻。学术论文当然不排斥适度的口语表达,但是,既然使用了口语,就别怕公众批评,因为公众对口语使用的恰当与否,当然有评判的权利。作者还称这是“学术论文题目的尝试性创新”,如果学术创新的努力方向在这里,那公众看到的,就更多是思想的苍白。因为时下网络上,雷人之语实在太多了,这种对网红套路的模仿痕迹拙劣,实在谈不上什么创新。发表这篇文章的《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最早收到韩东屏的稿件时,编辑部内部也曾有过争论,但出于尊重了作者的意见未对标题进行修改。▲《江苏海洋大学学报》封面。图/知汇海洋公众号。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公开出版物,除了确保发表文章的学术水准之外,文风也宜保持庄重严肃。发表文章用语轻佻,造成不好的社会观感,有失体面,会破坏基本的学术尊严,由此引发一些无谓的口水战,更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期刊应做的事情。“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这样的话,说白了就是市井骂街,即使不是脏话,也显得非常粗俗,稍有学术尊严感与职业责任感的编辑,放任这样的标题堂而皇之地印刷出版,实在是非常不妥当的事情。12月19日上午,刊发了韩东屏教授文章的《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 《作者声明暨编辑部征集商榷稿件启事》,宣称经该刊编辑部研究,“决定面向全社会征集与《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的相关学术争鸣文章,欢迎踊跃投稿。期望本次争鸣能够给我国的伦理学发展辩出一片新天地。”但我以为,对这样明显的不妥,期刊应该先有基本的态度,而不是忙着就此发起学术讨论,给公众一种借机炒作的嫌疑。牢记严肃学术期刊与网络营销的区别,不正是一本学术期刊须臾不可忘记的责任吗?□田丁(大学老师)编辑:丁慧 实习生:施可儿 校对:赵琳
视觉中国供图我的论文和导师期待之间,隔了10个工作offer河樱在和导师交流的时候,绝对不能提“求职”二字,其他三位同门的命运大同小异,论文的每一小步都迈得异常艰难。那年夏天,当我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和导师、同门合影留念完毕,我和导师之间的微信聊天就进入客气、冷淡的“你好陌生人模式”。是的,论文尘埃落定,意味着我的学术生涯木已成舟。导师再也不会催我、骂我、痛心我了。虽然大学时代最后一年,我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献祭给了论文。但告别之际,导师的不满显而易见,他觉得我还是花了太多精力去忙着求职,而不是专注地写完一篇论文,完成一项对得起他期待的学术成果。记得大半年前,导师约见我们同门四人,在学校里的咖啡厅,导师面色凝重,沉默着拿着小勺搅动咖啡,我们四人战战兢兢不敢说话。其中那个“social型选手”决定拯救一下世纪尴尬场面,努力挤出甜美的笑,问导师对我们论文有何要求。导师扫视我们一圈,说:“接下来这一年你们会很忙乱,求职也很要紧,所以我希望你们尽快踏实完成论文,安心找工作,两不耽误。”接下来的三小时,导师分别和我们进行以下句式的谈话:“我知道你的水平达不到……你过去两年都没有按照我的×××要求……但是这个题我还是希望你明天就去做×××工作……一周后我们再聊。”虽然不过是坐着聊天,走出咖啡店那一刻,我们四人感觉已完全虚脱。我的论文选题,需要一头钻进故纸堆,查阅大量旧时文献资料。眼瞅着秋季校招已然打响,只要是不必面试笔试的日子,我每天早晨一早去蹲学校图书馆翻书翻电子文档,或者坐两个小时公交和地铁去市图书馆查阅数十年前的老报纸。有时候,我去公司面试时背着的包包,被写论文用的书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面试完毕,我去盥洗室匆忙洗一把脸,把头发胡乱绑起来,然后就狂奔向地铁站,到人山人海的图书馆继续奋战。然而,即使每天起早贪黑,也无法满足导师要求的百分之一。其他同学都能迅速通过的文献综述部分,到我这里,被卡了整整两个月。在和导师交流的时候,绝对不能提“求职”二字,其他三位同门的命运也是大同小异。在某个自尊心被打击得一无是处的深夜,我同门发了一条朋友圈:“拥有严师是什么体验?你就是那个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每见一次导师,我的巨石又滚下山去了。”当然,这条哀怨的朋友圈,导师是看不见的。随着求职时间表日益紧张,我有两个同门对于导师的要求越发有心无力。他们疯狂参加求职考试,绞尽脑汁和导师“周旋”,拖延见面谈论文的时间,并且在朋友圈里发一些在看学术书籍的照片“打掩护”。有个同门私下抱怨,和班级其他学生导师相比,我们导师的确是一心忠于学术,但为什么不能稍微同情一下求职党的生存不易,为什么那高不可攀的学术标准就不能降低一些呢?大约在3月,我完成了论文的写作。我小心翼翼地将论文发到导师邮箱……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导师并未找我。其他同门羡慕地说,那基本意味着我论文竣工了。因为导师是“易燃易爆”型,一眼看过去不合意,会当场打电话轰炸你。于是,我放心地和闺蜜登上了去云南毕业旅行的飞机。当我惬意地躺在香格里拉的民宿里,仰望天空流动的云,顿时感到偶像剧happy ending莫过于此啊!”讲真,那一刻,我听到了电影里剧情反转时惊悚的背景音乐。打开邮箱,“万里江山一片红”。导师还写了一句情绪饱满的话:“你求职实习写的文章文笔那么好,写论文怎么就变了一个人?”在闺蜜怜悯的目光中,我在香格里拉的阳光里,静静打开Word。故事终于演到了大结局。我们四人总结:找到了工作,失去了导师,毕竟只是资质平平的凡人,无法兼顾两项都走向人生巅峰。工作一年后,听说我的下一届同门师妹,耗尽心血完成了导师的学术期待——师妹的论文完美得无可挑剔,但她也因此错过了理想的工作offer。如今有时候我和师妹每每深夜闲聊,两个人最后会以“此事古难全”为结语,算是为彼此不同的失败开脱。或许,我的论文和导师期待之间,隔了10个工作offer的距离吧。我本想挑战 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袁之泉当第四个样品终于测试良好,我却由于操作失误直接损坏了整个样品。这时距离最终答辩和交论文的截止日期只剩下十天了,而我连一组可用的实验数据都没有。要不是一系列不顺利,我的毕业论文本不需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写完。真正“写”的过程,也就一日一夜而已。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相对比较简单,我手头也有几个已经做完的小实验,可以直接拿来交差。最终,我却选择了搭建一个小的实验平台,在这个基础上重复自己在国外实验室学到的一项新技术——本来想挑战一下自己,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距离答辩只剩下三个月,那时候,我才刚刚确定题目,做好了计划,联系厂家购买需要的部件。等到部件一个个装配上去,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同学们大多数实验已经有了初步结果。那时候,倒还不慌,因为我觉得后面的东西我都很熟悉,但没想到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在实验中,显微镜就是实验者的眼睛。然而搭建好以后,显微镜的成像是糊的。问题不是出在我的操作上,而是显微镜、试验台本身有问题。这意味着,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解决不了,必须和仪器厂家协调。在组会上,别人都是跟导师汇报实验结果和接下来的计划,只有我说:“我正在催厂家赶紧退换。”最后一个月,眼看时间不够用了,于是我调整计划,打算制备一个样品,测量电性能耐受高温的情况。制备的困难不小,测试也不那么容易。测量电信号的时候,我发现实验室内的微小噪声、人的来回走动,都会对信号造成很大的干扰。我买了个折叠床放在办公室,白天制备样品,晚11点把实验室的灯关掉,减少一切可能的噪声干扰……测试完毕,夜里两三点再跑上楼睡觉。虽然很辛苦,但却能感到满满的充实……行吧,我的青春也疯狂过!当然还伴随着疯狂地掉发,但是,能毕业就好!万没想到,当第四个样品终于测试良好,马上就得到主要数据的时候,我却由于操作失误,直接损坏了整个样品!这时,距离最终答辩和交论文的截止日期只剩下十天了。我一边更加疯狂地制地备样品,同时,在等待实验结果的时候,我抱着笔记本坐在实验台前,开始论文写作。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我想了N种可能的替代实验方案,并将不同方案对应的相关知识整理在论文中。交论文的倒数第四天,第十号样品测试成功,我欣喜若狂。反复测量信号,高温加热,再测量……在我预计样品本该损坏的那个温度,样品竟然还保持了良好的性能。在反复的升温和测试里,终于,样品损坏了。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非常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实验结束了!这时,离提交论文还有1天。接下来就简单了,当天下午,我处理数据、画图、比较,删掉了论文背景介绍等多余的内容。晚上回到寝室,开始写论文的正文。整个过程持续到了凌晨三点多,到最后已经成了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在本小节内写明白该部分实验的目的和意义,把做好的结果图插入Word文档,后面再补一段结果的分析和观察到的现象描述——这些东西我早有腹稿,驾轻就熟。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实验可能的分析结论在我的心中早已想了很多遍,可是直到这一刻,才能把它们写在论文里,写在实验数据的后面。第二天起床后,我完善了论文的摘要和致谢部分,按照要求核查了一遍格式,打印成册后急忙上交给了系里。还好,赶上了最后的deadline。这是我之前万万没想到的——我的毕业竟然这么惊心动魄。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论文修新羽憋论文就像十月怀胎,提交查重就像在做基因鉴定,无论这篇东西质量如何,它都像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凝聚着我们无数光阴和无数心血。毕业那阵子,和理工科朋友聊天的时候,感觉他们总是有清晰的计划:“今晚再出一组数据,明天就能写完一章稿子。”要求严格的那些课题组,还需要他们每天都去实验室里打卡。更值得羡慕的是,他们的论文选题往往是某项大课题组里的一部分,前有无数师兄师姐引路,后有导师前辈保驾护航。相较而言,我们文科生就“自由散漫”得多了,每人都抱着一个独属自己的小众选题,不是躲在图书馆就是躲在咖啡厅,不是躲在咖啡厅就是躲在宿舍,默默思考人生。文科论文写作是一场孤独的旅程。特别在决定不继续做学术、不继续读博之后,写毕业论文就成为了一场漫长的告别:告别柏拉图、黑格尔、福柯、德里达、桑塔格,告别美学、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学,离开理想王国,走入现实世界……也正因如此,总想把论文写得好一些,再好一些,才能对得起本硕这七年。研究生一年级下半学期,我们系已经完成了开题。经历过二年级的漫长阅读筹备,在三年级时,大家纷纷动笔。这段时期可以被总结为“两少,三多”。“两少”是指,聚餐、看电影等娱乐活动越来越少,自信心也越来越少。“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论文”,最焦虑的地方是,对每天的进度都没办法真正把握:有天我在宿舍电脑前坐了8个小时,冥思苦想写了500字,删了1500字,经过努力奋斗,让自己的进度变成了负值。不敢出去玩,不敢休息,寒假回家过年的时候,给亲戚拜年的路上都在用手机看文献。而且,读到的好文献越多,对自己的作品就越不满。给导师打电话汇报进度,简直要哭了出来。导师可能是见惯了迷茫的毕业生,温和地安慰我:“你们读到的都是传世名家的作品,自己不过是个刚读到硕士的学徒,‘眼高手低’是正常的,眼高了以后才能手高嘛!”“三多”则是,点外卖越来越多,头发出油越来越多,熬夜越来越多。憋论文的时候,因为不想换衣出门使得思维中断,我和室友变成了“外卖党”,对周围每家外卖店的拿手菜和送餐速度如数家珍。有时候写得太专心,已经过了饭点,索性就少吃一顿,路过体重秤的时候称一称,如果发现轻了,会心满意足地想:“虽然日子苦一些,但至少越来越苗条了。”如果发现重了,则是:“虽然体重回来了,但看来最近生活状态还不错。”精神压力也反映在了身体发肤上。特别是论文提交截止日的前几天,每次照镜子,都能最直观地感觉到自己的憔悴:眼圈发黑,下巴上的痘痘阴魂不散,头发越来越油。在室友的安利下,我甚至去校医院挂了号,还从网上斥巨资代购回来一堆德国进口洗发水,生怕自己最后论文写完了,人也秃了。实在压力太大的时候,写完一小节论文,就跑去购物车里买几件好看的裙子:“等写完这篇论文,还要做回美美的那个自己。”最为常见的行为则是熬通宵写作。文科论文讲究思绪连贯,有时候看了一天文献,临到半夜忽然醍醐灌顶,文思泉涌,这时候如果躺下睡一觉,第二天又会是“万事转头空”,需要重新理清思绪。几番折腾下来,我慢慢摸索出了高效的方法:灵感上来的时候灌上两杯咖啡,索性不睡,一口气写到天亮,第二天早上八九点再踏实入梦。第三天调整状态,继续开始。写论文从每天8小时的“回合制”比赛变成了一场马拉松,看着窗外的天空一点点亮起来,听到校园里零星响起鸟鸣:凌晨4点算什么,早8点才是常态。当然,为了防止父母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些极限操作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的。写完论文后发朋友圈纪念一下,还要小心翼翼地选中分组,把所有可能泄露情况的亲戚长辈全都设置为“不可见”。最终完稿是在上周五凌晨6点,最后通读过一遍,我将它提交给了导师。憋论文就像十月怀胎,提交“查重”就像在做基因鉴定,无论质量如何,这篇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凝聚着无数光阴和心血。写完最后一个句点,它终于诞生了,我们终于和过去的一切顺利告别。前方征途更远。学生逃避的是我还是他们自己张晨有时候会觉得,一切问题都是关系问题,学生和论文的关系,你和学生的关系,你和学生的论文的关系。毕业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师生关系的检验。“你会打我的”,交完初稿的学生,在微信里这么跟我留言。都是严禁体罚的“公元9012年”了,我当然不会打他,他在撒娇。撒娇是一种弱者的抵抗,不是每个学生都会跟老师撒娇。比如我上一年级的儿子,还在可以撒娇的年纪,却从不跟他的老师撒娇,在新环境里,他总是时刻紧绷着神经。班主任有时会俯下身子轻声问他:你害怕我吗?他低着头说,我怕犯错。对,没有人喜欢犯错,我的学生也是。即便我已多次强调,写论文的过程就是无可避免地犯错改错、再犯错再改错的循环,但人人都不希望自己是犯错的那一个。到了交二稿的时间,学生在群里问我,“周一论文是投到信箱还是交到办公室来?”我赶紧回复:都可以,除了上课和午餐时间,我都在办公室。于是我陆续收到消息:“老师,我和苗苗的二稿放到您三楼的信箱了。”“老师,我们寝室的二稿也都放到您的三楼信箱了。”我从四楼下到三楼,取走厚厚一叠论文,心里只有一个困惑,怎么就不能更上一层楼当面交给我呢?他们逃避的,是我,还是写论文的自己?今天一早,一个崩溃的老师在朋友圈里转了一篇文章,附言,同学们,文献研究是研究方法吗?你怎么不写导师发飙法、通宵熬夜法、冥思苦想法和闭门造车法呢?!这种“说出惹你发毛的学生,让别的老师开开心”的朋友圈,深受毕业季老师们的喜爱。有时候会觉得,一切问题都是关系问题,学生和论文的关系,你和学生的关系,你和学生的论文的关系。就像抚养孩子是对夫妻关系的考验一样,毕业论文某种程度上也是师生关系的检验。“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丧偶式育儿的妈妈们如此控诉家中云丈夫的不作为;“这又不是我的毕业论文,”皇上不急太监急的老师们如此抗议。有学生说,指导老师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然后让你通过答辩”。这句总结未免太过真实了,师生情的极致就是,你比你的学生更希望他能顺利毕业。而如果是全程不作为的老师放水让学生通过答辩,学生也并不会觉得是老师开恩,反而只剩下对学术的轻蔑。对老师们来说,即便高校师生关系现在整体走向一种“敬而远之”,“尊重学生”开始成为一种政治正确,那种无论见到多么稀烂的论文,都能一句狠话都不说的老师,就一定能赢得学生的尊重吗?在导师看来,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简直是三分靠努力、七分凭运气。有幸遇上一个学术水平高、研究能力强的自律学霸,老师的工作就是“躺赢”,然而年复一年的陪跑经历让我发现,学霸也不是没有问题,大部分学霸比学渣更排斥犯错。成绩越好的学生,容错率越低,他们在相信“优秀是一种习惯”的同时,呈现出一种强迫症般的完美主义追求,和天马行空的学渣论文相比,有的学霸的写作是一种防御式写作,仿佛一个举着盾牌的小人儿,时刻提防老师的红笔。当然也有可爱的佛系学生,青春一场,他们从不考虑安全好操作的题目,只做自己喜欢的选题,满腔热情地展开堂吉诃德式的战斗。我有一个学生研究土味视频,长期蹲守直播间,为了赢得访谈机会,一次次地给主播们打赏。第三次组会时,我一边分析她的论文一边说,“这样去参加答辩可不行”,她抬起头小声说,“老师,我写论文也不是为了参加答辩”,气笑了的同时又爱上了这样的学生,如此有骨气的好孩子,明年请给我来一打。撒娇、逃跑还是一点点苦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份答卷。在兵荒马乱的毕业季,毕业论文是他们最重要的但又绝不是唯一要去完成的事情,他们忙着呢,忙着找工作,忙着告别,忙着分手。作为老师,我们要做的是不要过高期待,但也绝不冷眼旁观,陪着学生从一个个错误熬到可以安心地参加答辩,在他们想要逃跑放弃的时候扮红脸鼓励加油,在他们想要敷衍了事的时候扮黑脸生气发飙,不求学生谢师恩,也不要害怕得罪人,最大程度地减少他们在多年以后再看到这篇论文时的尴尬、不安和后悔,就是存在的价值吧。师兄调侃我:你真是Bug集合体杨佳怡事实证明,学科与学科之间不仅可以擦出奇妙的火花,一不留神还会碰撞出众多猝不及防的麻烦。当我点下毕业论文初稿的发送键时,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快要走完这条“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毕业论文之路,成功地把焦虑转移到了导师身上,哈哈。细细观之,从9月开题到次年4月中旬初稿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完成得颇为艰辛。作为一个传播学的文科生,我的论文选题却涉及跨心理学的脑电实验。事实证明,学科与学科之间不仅可以擦出奇妙的火花,一不留神还会碰撞出众多猝不及防的麻烦。指导我实验的心理学博士后师兄调侃道:“你真是个Bug集合体,几乎把我本硕博遇到的所有实验问题都遭遇了一遍,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Bug之多,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拦路虎是实验程序的编写。在师兄指导下,我从零基础开始学习,一个个字母敲下程序代码,不懂的地方,就拿师兄过去编的程序对照着修改。可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代码,运行起来似乎一点都不靠谱。明明程序设置没有问题,做实验时,不是少了打码,就是采样率不对,只能一次次用预实验进行调试。我拜托自己的室友帮忙做实验对象,但实验结果正确率极低,室友忧心忡忡地问我:“我的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只能苦笑着安慰她:“绝对不是你的脑子的问题,是我们程序的问题。”室友给我出主意:“要不你把设备带去庙里拜一拜,或许有用。”我也真的去假装拜了一回……似乎只要做了这些事,那些困难会立刻烟消云散。等到程序终于在多次预实验测试中调试到万无一失,第二个大Bug在正式实验中接踵而至——那是一群参与实验的被试同学。在实验过程中,我大概把一辈子要遇到的“奇葩”数量都提前用完了。明明在招募时,已经要求参与同学认真了解实验说明和确定实验时间,但真正实验时,不接电话的有之,临时放鸽子的无数,各种意外更是家常便饭。在我的实验里,出现了实验室成立以来第一个因为头太小戴不了电极帽的被试。实验说明里标注:要提前把头发洗净吹干,但湿着头发来的同学依旧不少,甚至有同学现场问我们:能不能洗头?为此,我们在实验室备了一台吹风机。有的同学在实验过程中睡着了,有的因为无聊,在实验过程中把外接小键盘掰坏了,还有的在实验过程中努力猜测实验目的,导致数据杂乱,丧失了分析的可能。更让人烦恼的是被试的工作态度。一位男研究生由于迟到,导致了实验时长的延长,居然喋喋不休地要求增加被试费。按照规定,实验期间,被试不能佩戴首饰,但一个女孩坚决不肯取下耳环,理由是取下来她就戴不回去了。在反复劝说无效后,她强硬地退出实验。由于帽子比较紧,额头上有短暂性压痕,一个男孩在实验室大喊自己被毁容了,要求赔偿……人与人的沟通似乎比实验更艰辛,本来脾气就不太好的我有时甚至想放弃实验,但我不能。我只能打印出一首《莫生气》贴在书桌旁,宽慰每天被被试气到肝疼的自己。等实验做完,数据处理分析和论文写作成为最后的难关。在处理数据时,我曾因为不小心输错被试编号,导致辛苦处理了两个小时的数据被删掉,难过到哭不出来,只能咬着牙重新做。数据分析耗时长,我不得不泡在实验室,同时开启三台电脑轮流操作,晚上做梦都是一堆脑电波形图。动笔写论文后,每天都不禁对前一天自己敲下的文字感慨,头疼于那些矫揉造作的措辞……现在回想那段时光,生气、无奈、疲惫、紧张、焦虑,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压得我快喘不过气。毕业论文很艰难,但不得不承认,在七个月的长途跋涉里,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Bug,但一个又一个地解决了它们。拖延、粗心还脾气暴躁的我,学会了在规定的时间内踏实完成计划,逐个字母修改程序代码,心平气和地与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打交道。论文初稿交上去了,攻克Bug的毕业之路走完了一大半,未来还会有更多的Bug,但似乎也没那么可怕。
蓝营高雄补选候选人李眉蓁,论文抄袭的风暴如雪球般越滚越大,今天又遭踢爆,她台湾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的论文竟有96%为复制的内容。李眉蓁首度对学校及指导老师道歉,而台湾中山大学也再次发出声明,该论文可能存在违反学术伦理,未来亦会加强规范究责机制,目前全案已进入学术伦理审查机制,送校外专业领域公正学者审查,另外,论文电子档已经全网公开查阅。李眉蓁论文原稿台湾的媒体人的吴佩蓉爆料,李眉蓁硕士论文“台湾对中国大陆之贸易分析”有4页涉嫌抄袭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童振源发表的“两岸政经互动”,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李眉蓁回答避重就轻的隔天,又再次被爆料不只抄4页,而是123页全数复制贴上。对此,台湾中山大学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启动审查机制,成立审定委员会,送校外专业领域公正学者审查;今天再进一步发声明详细解释,李眉蓁于97年发表论文,当时尚未有电子全文比对机制,未及早发现违反学术伦理,另指导教授未来察觉该论文疏漏,对此,校方也已修订“学位论文管理办法”,将论文电子档取消“永不公开”选项,未来亦会加强规范究责机制。李眉蓁台湾中山大学表示,行政会议通过修订“学位论文管理办法”,除论文纸本可于国家图书馆及本校图书馆查询外,论文电子档已取消“永不公开”选项;电子档原则得采“立即公开”及“一至三年后公开”。若涉机密、专利或依法限制原因需于“四至五年后公开”,应经主管认定方得为之,至多延至10年后公开。用意即在更进一步借由透明、公开分享研究论文成果,以确保学位论文不会违反学术伦理规范。论文爆出抄袭争议后李眉蓁阵营紧急召开记者会,但所有的回答,都不见李眉蓁针对论文抄袭的疑虑做解释,除了强调自己是依照中山大学正常程序毕业的,也尊重学校的审查机制,同时要求外界以同样的标准检视总统蔡英文、对手陈其迈的论文,最后甚至提到,“这一次这样子的状况铺天盖地,我终于知道韩国瑜市长的心情,跟许昆源的坠楼原因”。因为在解释这个问题牵涉进已经去世的前高雄议长徐昆源,对此网络上非议很大,自己出问题却牵涉自杀的许昆源实在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 ,有消费许昆源之嫌。刚有起色的蓝营高雄补选再此次风波后又一次陷入泥潭,前景堪忧。不管最终核实结果如何,对蓝营和李眉蓁的选情都是一次非常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