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行动研究

“名师引领教学相长 助力教育质量提升——滨州名师工作室巡礼”（三十一）滨州市高中体育名师工作室：坚持问题研究和行动研究 养成每日读书好习惯学术顾问：王耀堂主持人：王照锋团队成员：王平、周佳佳、翟维利、郭争光、高建强、刘波、刘忠萍、朱会强、李景瑜、张建民、王学村、潘华、石秀英、吕云峰、王明强、付志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话全民皆知，它是毛泽东在1952年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题词。其实，毛泽东对体育还有很多名言，如在延安时期给延安保育院小学的同学题词：“又学习，又玩耍”；如在1953年说：“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看，身体好是“三好学生”的第一指标；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这句话背后，青年毛泽东做了一系列体育运动的实践：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远足、爬山、露宿、六段操和游泳。其中很多，成为一生坚持的习惯，让他受益良深。滨州高中体育名师工作室认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蕴含的体育思想今天仍有巨大价值，特别是在德育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这更是体育教学努力的方向。主持人王照锋是省教学能手、国家骨干教师“国培计划2015”优秀学员、基础教育专家库成员这个工作室的主持人王照锋教龄二十年，期间获得过很多荣誉，曾获得山东省优质课一等奖，执教省观摩课，录像课获得国家三等奖，是省教学能手、国家骨干教师“国培计划2015”优秀学员、基础教育专家库成员，多篇论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在多项课题中担任主持人或核心成员。三年来，王照锋带领工作室组织了一系列教研活动，辐射带动一大批年轻教师，引领促进我市高中体育教师的专业成长。其团队主课题为《体育教学中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王照锋介绍，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正式发布，2017年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新课标正式发布实施，这标志着中国基础教育迈入了核心素养的新时代。但究竟什么是学科核心素养，专业教师理解不深，在教学实践中运用更存在一定的难度, 一方面是课标推行需要时间，理论落实需要教师的学习与实践；另一方面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远远落在了其他学科的后面。他们认为，以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为指向，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教学实践研究，探索基于学科核心素养下教师教学理念的提升、教学内容与模式、教师的发展与转型等研究势在必行。主课题之下，子课题有三个：《“小组合作教学”对培养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研究》、《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理论下，高中体育教师角色转变的现状与策略的研究》、《对培养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认识——以中小学足球选材与管理为例》。有针对性的到北京上海等先进地区学习，坚持问题研究和行动研究三年来，这个工作室有针对性的到北京上海等先进地区学习，通过参观交流、专家讲座、跟岗培训等形式，开拓视野，转变了教学理念，提高了教研能力。在市教科院的指导下，通过聘请专家、线上线下等模式，再辐射全市体育骨干教师学习进步。两次邀请北京市海淀区和东城区的专家对全市体育骨干教师做专业培训，对于新课改进行解读，通过课堂教学展示，增进了教师对教改的理解与把握。组织了优质课评选、教学研讨会、市观摩课、教师基本功大赛等多项教研活动。活动中，工作室成员冲锋在前，担任评委、执教展示课、作专题报告。坚持问题研究和行动研究。他们认为，课题研究是教师有针对性、有效学习的方法之一，根据课题研究、教研内容，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学习，随时随地学习吸收有用的知识、经验和方法，不断整合、内化，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王照锋介绍，因为课题研究参与者都是一线教师，其研究内容可以从学校、教师、学生、教育教学工作来选取，然后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寻找答案、解决问题，并及时地检验、实践、推广研究成果，因此让教研与教学实现了良性互动。名师们养成了每日读书的习惯，走上了读书写作之路三年来，通过名师工作室这个平台，成员们接触到“外面广阔的世界”，给老师们思想的洗礼、心灵的震撼、理念的革新。成绩喜人，如王照锋市教学能手复评合格，吕云峰获2019年县五一劳动奖章、2019年市教学能手，刘波论文《高中体育教学中学生意志品质培养研究》在名师在线上发表，王学村获沾化区优秀教育工作者，翟维利获滨州市2015-2018年度体育先进个人、市教学能手复评合格，周佳佳获 2018年邹平市第九届教学能手称号，石秀英获2018年市优质课二等奖，潘华获2018年滨州市平安校园建设先进个人。读书让人心静，使名师们能够在繁杂的工作之余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在李冲锋老师“燃梦行动”的启发下，这个工作室养成了每日读书的习惯：“过一种持续而适度的读书生活”，老师们逐渐走上了读书写作之路。三年风雨同舟，这个团队体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和团结协作能力，遇事不推诿，勇于向前冲，形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凝聚力、辐射力。“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德育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这个团队正在体育核心素养培育之路上精进向前。

开题报告写作宝典，一篇文章就够了！开题报告是指作者将已初步选定题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等，以书面的形式向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和听众作一书面汇报和简要说明。它是在作者初步选定题目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目的有二：　1、通过开题报告，将所选题目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重难点和创新点、征引材料、参考书目作一总体思路的梳理，为毕业论文的撰写做好准备。2、通过开题报告，能广泛听取他人的贵意见，并能重新理顺论文思路，使毕业论文结构更趋完整，内容更趋翔实。一、题目选定前面有介绍，关于论文选题，主页君微信公众号上有诸多文章介绍。二、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是反映某领域中某分支学科或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它往往能反映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选定题目后，则要围绕题目进行搜集与文题有关的文献。文献搜集要求越全越好，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检索法。参考文献搜集好后，就要对其进行阅读、归纳、整理，如何从这些文献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的研究文献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的文献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论文的写作水平。因此在阅读文献时，做好记录”。用自己的语言写下启示、体会和想法，将文献的精髓摘录下来。在撰写文献综述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搜集文献尽量要全。2、注意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3、要围绕主题对文献的各种观点作比较分析。4、文献综述在逻辑上要合理，做到由远而近引用。5、评述要引用原作者的原文，(防止对原作者论点的误解　6、文献综述结果要说清前人工作的不足，衬托出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7、采用了文献中的观点和内容应注明来源，不要含糊不清。8、文献综述最后要有简要总结，表明前人为该领域研究打下的工作基础。9、所有提到的参考文献都应和所研究问题直接相关。10、文献综述所用的文献，应主要选自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三、选题的意义与研究价值提出本选题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提出这个选题?本选题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从理论的角度看，本选题有哪些方面的突破，其价值取向是什么?本选题与相关领域之间的关系如何?四、内容摘要论文摘要的写法1、摘要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论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2 、摘要重点应包括4 个要素，即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3、摘要的句型力求简单，通常用10 个左右意义完整、语句顺畅的句子。4、摘要不应有引言中出现的内容，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不用引文，除非该论文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发表的论文。对于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请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五、关键词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报告、论文中选取出来的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从描述中可见，作为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必须是单词或术语。六、研究方法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研究方法有主法和辅法。主法有观察法，调查法，文献资料法，教育实验法，经验总结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行动研究法，反思研究法，质的研究法等；辅法有统计法，测量法，问卷法等。课题研究方法的使用与选择科研方法的有多种：有以一种为主、多法综合运用；多法并用、交替使用、各法互补；单一方法也有，但较少。不同类型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不同，可以从不同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选择研究方法。1、以课题研究的延续性为标准，按延续方向确定方法。如，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追踪研究，选择纵向研究法；对同一时间内不同对象的研究，选择横向研究法等。2、以研究所采取的技术手段选择研究方法。如，进行常规研究时，选择自然观察法、测试式实验法、调查谈话法等；采用现代技术手段研究，选择不同的技术设备的测试及调控等。七、创新点学位论文的创新是学位被授予者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在学位论文中的具体体现，最终表现为理论上或实践上的价值。学位论文反映出对研究现状基本上无分析、新旧不清、他人成果和自己成果混淆，把延伸和体会视为结论，对创新点的理解太随意、数据不充分等问题都是创新不足的问题。没有创新的论文显然不符合毕业规定的条件。而已发现的有意的、大范围的、系统的剽窃现象的学位论文则更是与创新背道而驰。独立的创新是对学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结合社会调查、专业实践以及专业书刊知识的积累，学位论文对所选择的研究问题要在某一方面有自己的认识、看法、角度，或者论述更全面、更深入。在某一点上有不同，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就可视为独立的创新。独特的创新是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运用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研究的专业理论和专门知识，以及较大信息量的专业书刊知识的积累或参与课题、调研的成果，学位论文应对所选择的研究问题要有比较完整、系统的见解，吸收各家长处但又与众不同，能提出独特的观点和结论，在新方法、新论据、新观点方面都有独特之处，有明显的理论和实务价值。因此，硕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宜选择有一定难度的热点问题，小题深作、中题广作，结论要明确、新颖，突出独特的创新点。八、论文写作大纲写作大纲(列出章、节、目，写出必要的描述性内容)第一章 标 题题目第一节 标 题 题目一、一级标题题目(一)二级标题题目1.小标题题目(1)无标题，接排。文内再排序用圈码。……九、参考文献的撰写在此处略去，主页君前期已经撰文介绍，可以参考相关方法。

引自网络近期，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互联网上组织举办了一场教育学研究生的论文预答辩会。会末，导师组组长高金岭教授就社科类研究生论文的写作与研究进行了总结性指导。立哥听后，觉得很有学习借鉴意义，现将其讲话大意整理演绎并转述如下，供各位同好参考：一、“选题”“选题”可谓“研究之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选题将决定论文的一切。不论作硕士研究、博士研究，选题永远都将是一个值得不断审思的话题。要做好研究选题，我们要着重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问题：一是问题意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要审视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是好问题还是坏问题？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是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是一个问题还是多个问题？二是专业相关性。研究学问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要学以致用，通过自己的专业来解决社会问题。在研究生论文写作中，我们要更加注重提出问题是否与研究领域相关、是否与学习专业匹配，力求避免出现研究不深、研究不通的情况。三是可操作性。做研究立戒好高骛远，必须脚踏实地。研究过程中，我们提出的问题不能光有科学性，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可操控性，要注意审视研究基础，要多看看研究者自身是否能够较好地驾驭问题的研究，避免制造“空中楼阁”，出现“问题大研究小”无法支撑的情况。二、“方法”“方法”如同“研究之手足”，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是顺利开展研究，如期完成任务的前提条件，这对于完成研究生论文的写作来讲尤为重要。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注重研究方法的层次体现：一方面可以从哲学层面来构建方法体系，根据研究问题的本质，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来探讨选取合理的研究策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要根据问题实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把握好研究方法，比如上位的质性研究、量化研究等，下位的文献研究法、观察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行动研究法、个案分析法等。三、“逻辑”“逻辑”犹如“研究之血脉”，体现出论文内部结构以及论证关系，要力求有理有据，科学严密。在这其中应注意三个层面的要点：其一是核心概念。如果把研究论文看成一张网，核心概念则是这张网上的关键节点，节点不明则“网将不网”，就无法实现研究意图。其二是理论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研究论文更加强调学理基础，要加强调查研究和文献积累，为论文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其三是问题推理。总体上看，研究就是问题推理解决过程。一般来讲，由研究者通过现状调查、推理发现等方式去发现问题，依据相关理论就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归因，进而提出解决对策。在此过程中，要避免因果不分，将问题当成归因，将归因写成问题等情况。四、“观点”“观点”（结论）仿佛“研究之首脑”，是研究智慧、研究精华、研究价值的最高呈现。研究中，我们要关注研究结论的独创性、新颖性、科学性，既要善于开拓创新，在未知领域中发掘新问题，也要善于大题大做、旧题新做，于细微之处见精神，提炼总结出有价值、有内涵、有支撑的新观点，为推进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新参考。同时，研究观点表达过程中也要虚怀若谷、心怀感恩，注意尊重意识形态要求、尊重前人贡献和已有规则，在措辞上体现出研究者应有的修养。五、“规范”“规范”好比“研究之脸面”，一篇优秀的研究论文不仅要问题合理、内容丰富、论述完备，还应在此之上更深一层，达到“规范之美”的境界。一是要追求行文之美，在用词精炼精当上下功夫，杜绝错别字、错别符号，使研究论文具有求实、求真的语言美感。二是要追求学术之美，要充分运用好学术语言和学术概念，充分体现出研究者的应当的学术修养。三是要追求排版之美，要注重论文格式文字、图表及排版的各种细节，使人有“拿起来爱不释手，放下去怅然若失”之感。（BTW：大意如上。囿于记录及立哥水平，个中演绎不一定合乎原意，敬请谅解。）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研究，应该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需要关注。一个是文本写作者对隐性阅读者存在的意识分析，这属于写作主体的心灵关照方面；一个是对文本接受者的状态分析，这属于传媒与受众互动关照的方面。而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阅读研究，均具有三层意义：作品的文化和社会属性；作家预设的阅读语境及其心态变化的个体属性；作品传播的可能途径等。运用阅读批评的方式针对于褒贬对立，爱憎纠缠的古典小说《金瓶梅》，是力求摆脱以批评者为中心，用更为客观的态度对待文本分析的一种尝试。《金瓶梅》阅读研究有关笑笑生创作文本，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它是一部移植其他小说故事的文本。兰陵笑笑生如何选择移植对象，又是如何进行“移植”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这是属于解读作者对隐性阅读者存在的某种预期的实体显示。文本的写作，往往是以此为据来设计阅读的语境。换言之，《金瓶梅》文本中所存在的大量“镶嵌”或“编织”的人物和故事，以及相关的情节和场景的选择意欲何为？对文本的写作和文本架构的作用是什么？这一部分的研究对《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地位和意义有着重要的评价性意义[1]。另外，《金瓶梅》文本出现之后，从抄本到刻本的过程中，在一开始就很快产生出受众阅读反应的巨大差异性，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通常被视为对《金瓶梅》所产生的文学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分析研究，通常认为是传播与接受的范畴。本文所涉及的阅读分析研究，主要是针对流播的部分展开。在21世纪前，“阅”一词，有三个词条解释，而“阅+读”的释意就是“看”[2]。阅读通常被视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带有明显指向性的某种自主行为，其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的求知欲望，并由此带来愉悦的快感。在传统的平面媒体时代，阅读基本属于人的日常活动，近乎等同于人的生理需求般自然。随着新媒体屏面阅读模式时代的到来，传媒流播问题已经成为传媒学的显学之一。如何阅读？怎样引导阅读选项？这些关于阅读的种种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涵盖了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理论，并成为与之相关的各种探讨。有关阅读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阅读是从视觉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视觉材料主要是文字和图片，也包括符号、公式、图表等。……。阅读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自我修养。阅读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3]且不论古今社会形态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论传媒形式从纸质平面转向视屏多维后，这种旧与新的阅读形式有多大的差异性，就阅读这一行为的功能性特质而言，两者并无显著的差别。具体到个人阅读的心理实质，仍然是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对文意的探究。是一个思维过程。因此，对于阅读一部文学作品而言，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作品的文化和社会性能；作家预设的隐性受众的阅读语境设想；作品传播的可能途径等。由于阅读研究具有更为客观的批评指数，利用阅读批评的方式，针对于褒贬对立，爱憎纠缠不休的小说《金瓶梅》，采用接受状态下的分析研究，以受众的换位思考方式，而非以批评者为中心的主观态度对待文本研究，实在是一个新尝试。1明代对《金瓶梅》阅读可分为抄本流传与刊刻行市两个阶段。从抄本流播伊始，这部小说所引起的阅读评价势同冰炭。有资料表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文学家袁宏道给书画家董其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金瓶梅》从何而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这是迄今所知《金瓶梅》以抄本形式在明代社会上传播的最早的记录，是研究《金瓶梅》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文献。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宏道《与谢在杭》：“《金瓶梅》料已成颂，何久不见还也？”（《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未编稿》之三《诗、尺牍》）一部小说，画坛领袖收藏，文坛领袖阅读，社会活动家“成颂”，仅“伏枕略观”，便评价“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且借来抄存，还急着“倒换”“后段”，忙着催人“见还”。……“公安三袁”老二袁宏道在《觞政》中称《六经》等为酒经，诸《酒谱》为内典，“李杜”等为外典，《水浒》《金瓶梅》等为逸典，并嘲笑说“不熟悉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觞政·十之掌故》）“公安三袁”老三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描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9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一部小说，哥哥奉为经典，弟弟却称为淫书，兄弟二人同以“性灵”为宗旨，却对《金瓶梅》的评价判有霄壤；同样一个董思白，对“极佳”之书却要“焚之”，原因究竟何在呢？[4]引用这段资料意在说明，《金瓶梅》尚未刊布流市，就已在小众（小群受众）中产生了如此对立的不同评价。尤要指出，这群早期受众皆可视为当时的鸿儒名流，他们在知识结构、受教育程度、社会身份地位、以及生活阅历等方面，基本上同属一个阶层。然而，在面对同一部文学作品时，他们发生的阅读体验，竟产生出如此天壤差别，这不得不说，应该是小说本身的内涵太过丰富，使得阅读者可预期的差异存在多方面可能性造成的。这部书稿经历了“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5]的困顿遭遇，可《金瓶梅》还是被刊刻了出来，并流布于市井之中，且依然带着势同冰炭般的差异性评价，[6]走到了社会大众的阅读视野中来。《金瓶梅》既被视为情色小说，自会有着批评上的众声喧哗。《金瓶梅》因写出了人性在受到社会现实的扭曲后，特别是对两性的关系，在欲与利的驱动下，变成十分丑恶的异化行径进行了毫不掩饰的剥露，使得受众总会在掩卷拂袖后，难免心生对人对己，由此及彼的某种憎恶感。在刊行后的几百年间，《金瓶梅》一直都是历代官方禁书的必选，久而久之，遂致当今的后工业文明时代，《金瓶梅》也通常被目为色情文学一流。可《金瓶梅》虽历经各代严禁，仍是常禁不止，总是在禁不可禁的胶着状态中流播不断。上世纪80年代中叶，学术层面对《金瓶梅》研究的态势大兴：“1985—1994年，是中国（大陆与港台一体）《金瓶梅》研究如火如荼的十年，是继‘红学’之后又一门显学——‘金学’形成的十年。”[7]与此同时，“金学存在有两个严重的不相应：一是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严重不相应。……二是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严重不相应。”[8]这般尴尬又困顿的局面于明代四大小说的阅读与批评格局中，唯《金瓶梅》所独有。究其对立始终的因由，阅读体验的差异感所产生的极大影响不可忽略。所谓阅读体验的差异感，指读者的个人阅读预期心理差异。个人的阅读选择基本是一种主动行为，对阅读对象选择的差别，正是阅读预期心理差别的最明显体现。由于文学作品以故事、人物和场景共同构成了一个虚拟时空，在其中所发生的一切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往往与受众的阅读期待会产生重合的关系。作品中人物故事以及所经历的人生过程与受众阅读预期重合度的多或少，决定着作品获得读者的认同与好感度，两者是一种正比的关系。简言之，读者在作品阅读过程中得到的预期重合度越高，对作品的评价就会越好，反之亦然。而重合度与阅读者的文化心理积淀紧密相关。且看下列材料和分析：材料一《金瓶梅》的作者对于故事只有取，没有给。让故事自己去完成本也说得通，但人生的完成仍有比故事的完成更广大的，作者的不足就在于他描写书中人物，而不能超过书中人物。……作者在《金瓶梅》里也不能发现自己。他不能赋予故事以人生的完成，只能写出故事自身的完成。好的作品必不是代表一个时代的，……《金瓶梅》我就嫌他太过代表一个时代。但《金瓶梅》仍有他的不可及处，中国至今还没有把文字与言语结合得像《金瓶梅》这样好，这样活生生的。……全书几乎没有一处写的不好，气魄也大，然而仍旧像少了一些什么似的，永远失落了，又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使人的心只能往下沉，得不到安慰。最好的艺术作品一定能给人安慰的，使人的心有着落处。……故事已经完结了，完结得毫无遗恨，然而作者与读者的感情仍旧没个着落，只是壅塞的忧伤，解脱不了。[9]材料二确实，《金瓶梅》的世界让人悲哀。这种生命有限，人生苦短，要即时行乐的现世享乐生活观的浸染，……使其人物也既承受着道德伦理制约的重压，又难以从充满诱惑的现世利益中退步抽身。《金瓶梅》是一个讲述人在对“善”的追求过程中，曾经迷失过路径，经历过大悲大痛的寓言故事。寄寓其中的人性本质，在穿越几百年时空隧道后，仍叩响着时代的心灵之门，彰显着人生哲理思索的魅力。[10]材料三《金瓶梅》这部作品，我们小时候看不到的，因为是禁书，……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情色小说。那时候大概不到20岁……回到家躲在棉被里面读，结果发现古代人太保守了，每当他们脱了衣服上床以后，下面一句就是“一夜无话”，……原来这样就是色情小说？……原先我们以为在阅读中非常重要且不可避免的触动感官情色的描写好像慢慢不那么重要了，而是其他在生活里或生命里遇到的情境。以那样巨大的、不可回避的，扑面而来的力量袭击你，让你不得不正视它、面对它，不得不返回到自己的身上去思考……[11]材料一：胡兰成先生的说辞有着明显对文学要引领人心，能教化人性为主导功能的肯定性意识。相信具有同类意识的受众不在少数。而这类受众一直是选择坚持文学作品的正面性为主的中坚分子，也是古往今来，对于平面传媒时代而言，最具有评鉴能力的受众群。这类受众希望通过受众对作品的阅读，达到自我精神升华的效果，即便不一定能达到很高的提升，最低限度也应该让跟随文学人物命运起伏的心情有所慰藉和安抚。他们把这样的阅读预期，视为文学天然的社会承担。显然，胡兰成在阅读《金瓶梅》之后，阅读预期产生的是巨大的失望，使得他的心情也变得“壅塞”起来。以胡兰成的文学修养而言，还能体会到《金瓶梅》言语的生动，在中国文学中实属难得。若达不到如此修养的受众，只怕是连这一层也是不能领略到了。材料二：此种说辞较为注重的是作品的理性思辨部分，以作者创作时潜意识中隐形性阅读关注的心理状态为考察对象。阅读《金瓶梅》的文本，看到笑笑生借人物的各种遭际，表达出来的是愤恨与无奈之情，并由此体验到对作者思考脉络把握时的愉悦感，领会与子契合的快乐。就“指斥时弊”的深刻，情节构成的巧妙，人物命运的意外结局等等，已然超越了阅读初始怀有的预期，故而产生出震撼之感，视作品为深刻和厚重，有着“彰显”思辨力的杰出巨作。材料三：张曼娟女士的说法，针对于《金瓶梅》阅读，是具有普遍选择和心理预期的现象。《金瓶梅》的阅读选择，不少读者是被“第一淫书”的名头所引诱，产生出对性描写的好奇。这类读者就是抱着看书中如何写淫，又写到何种层度成为了“淫书”的心理预期阅读。材料说明的是，由于个人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的变化，阅读心理预期也会随之产生变化，从“躲在棉被”的阅读到“正视它、面对它”的阅读，这种心理预期变化的出现不惟《金瓶梅》如此，《红楼梦》亦是如此。上述三则材料分析，意在说明阅读预期与评价之间的关系。《金瓶梅》阅读批评，虽然长期以来都存在着显著的对立，但这不过是表示出人的阅读心理预期不同差异的巨大而已。阅读心理预期取决于个人所持有的态度，每个人身处于社会现实中的立场不同，阅读心理预期自然有异，加之个人经历构成的种种差别，便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有差别的阅读态度选择。所以，从当年发生在袁氏兄弟间的巨大批评分歧，到当今社会存在的两“不相应”现象，也就不再是一种困惑不解。2阅读的行为方式一般分为有指向性和无指向性两种。这两种阅读行为方式与人的阅读活动相依相伴，相互依存。由于该问题涉及到传播学学科，自然有必要对一些专业性的基本概念做出相应的解释。[12]文学作品的阅读一般有着指向性与无指向性两种方式相混合。个人对一部作品的阅读选择，往往不是十分清楚选择用何种阅读方式。可对于《金瓶梅》阅读而言，却很是个例外。从刻印本行市始，对《金瓶梅》阅读选择的人，竟是无有例外地属于指向性阅读。指向性的清晰与《金瓶梅》长期被作为禁书不无关系，但引人注意的问题在于不论出于什么样动因（年轻人大多出于猎奇；闻名而动的了解性阅读以中年人居多；以研究为目的的少数受众）的阅读，受众中的大多数人，皆有阅读心理预期不能得到满足，或是部分满足的遗憾，故阅读体验差异变得突出而导致评价褒贬不一，观点歧出纷繁。不揣冒昧地套用鲁迅先生分析《红楼梦》阅读体验差异时，十分经典的句式来评《金瓶梅》，或是无大不妥的吧，即：文学者看见悲悯，宗教者看见轮回，理学者看到人欲，道德者看见淫荡，从商者看见资本，从政者看见权势，情色者看见房中术，社会学者看见两性利益博弈……[13]可不论属于哪种阅读视角，都会有“作者与读者的感情仍旧没个着落”的缺失感：悲悯无泪，轮回不果，人欲不达，淫荡少足，资本无恒，权势难永，房中泄恨，两性无情……。人生的种种希望和期盼，人性私密需求的那点龌龊和肮脏情结，正面与反面的，正向与反向的，似乎选择阅读初始所预期的各种心理指向目的，皆不能得到完满。对《金瓶梅》的阅读，往往是在掩卷之后的一声叹息。这是否也给作品的评价带来了更多负面影响的可能原因呢？毕竟任何方式的阅读，人都有着成本计算的潜意识存在。既然阅读成本=时间成本+体力成本+金钱成本+选择成本，那么要求通过阅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安抚，或升华、悟道的回报，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事。至于怀有猎奇、了解或是研究的指向性阅读，就要看付出成本者所需要的具体回报内容是什么了。这方面可通过下列材料和分析：材料一主讲人：我先讲一下，《金瓶梅》和其他作品的区别，你就知道该怎么读《金瓶梅》了。《红楼梦》受了《金瓶梅》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读《红楼梦》――我一再讲过的，《红楼梦》里有生活的哲理，有诗的光辉，有向上的精神，但是《金瓶梅》里边基本上是黑暗、腐朽，作者写那些内容是欣赏的，不是暴露的。我们知道暴露一些东西和欣赏一些东西，在主观创作态度上是不同的，我们能够有一个明确判断的，我们看《金瓶梅》那些淫秽的描写，就好比我们现在看一些黄的毛片儿，就好比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夜总会里看那些淫秽的表演，那些东西和《金瓶梅》的描写一样，是展览，是表演，看的人也是津津有味。《红楼梦》里也有个别的地方比较淫秽、比较色情的，但是那些并没有使我们感觉像读《金瓶梅》那样，第一没有那种吸引力，第二我们知道那是无伤大雅的。所以，我们看《金瓶梅》，作为一般的读者，可以了解它究竟写了什么，内容究竟怎么样，它艺术上有什么成就。材料二我个人认为，《金瓶梅》艺术上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超过了《金瓶梅》内容给我们的感受。《金瓶梅》是比较早的长篇小说里以家庭为题材的小说，《金瓶梅》的叙事风格是一条线一直下去。从古到今在小说史上小说的结构最早是放射型的，画一个圆圈像一个太阳，有很多光芒，放射型的，这一条一条的线可以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小故事，把这些线并在一起，形成了一部书。……《金瓶梅》不是，它的发展线索是一条线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艺术上是有贡献的，有地位的。我说应该多注意这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对一般读者是不是有意义呢？我也怀疑，你不研究文学，不研究古代小说，不研究《金瓶梅》，注意这些究竟有用没用？我也不知道。材料三主持人：我借刘先生的意思说，如果要是从中国古典文学伟大作品中汲取营养的话，青少年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最好多读《红楼梦》，少读或不读《金瓶梅》。[14]材料一，刘世德先生的讲述与胡兰成对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认定并无二致，但在言语上更有着对《金瓶梅》强烈的贬斥成分。他认为《红楼梦》有生活的哲理性和诗的光辉，有使人向上励志的意义。而《金瓶梅》基本是描写黑暗和腐朽的东西，且作者还带着欣赏去描写和展示这些不堪的内容。姑且不去究察《红楼梦》是否仅仅只是接受了《金瓶梅》的写作技法的影响，故能体现文本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说法是否合乎逻辑？仅就“看的人也是津津有味”一句，已经很能说明指向性阅读对于读者合目的性的重要。材料二，这是材料一中刘世德先生同一段主讲词的后半部分。如果说前半部分还能肯定一般读者可以用好奇，或者了解的心理来表明自己对《金瓶梅》的阅读指向性，那么在后半部分，刘世德却把一般读者的阅读指向性全部给否定了。也就是说，如果阅读指向“不研究文学，不研究古代小说，不研究《金瓶梅》”，那么阅读《金瓶梅》就只能有一个指向性：欣赏黑暗、腐朽的污秽。如此一来，受众阅读指向性应该有限制性一说便随之得以成立，《金瓶梅》阅读应该受到禁止，也就顺理成章，合乎逻辑起来。研究者则因为阅读指向性的特殊需求，所以唯研究者才可读《金瓶梅》的逻辑，也就堂而皇之变成了唯一能容许阅读的原因。材料三：傅光明先生的阐释正好说明本文对上述材料分析的准确性。傅光明不仅对阅读指向做出了一个设定：“如果……汲取营养”为目的，还对阅读者做出身份的界定，即“青少年大学生”，且强调“尤其是女大学生最好多读《红楼梦》，少读或不读《金瓶梅》。”而这份总结词出现有三个关键的信息：一是说明阅读的指向是为得到“营养”，就是阅读文本是为了能喝上“心灵鸡汤”之类，这反映出一种对文学 “教化”功能传统的接受和积极提倡。二是否定青少年可以因为好奇，而选择某种作品去进行阅读的行为合理性，强调阅读指向只应该与容许和导向保持一致。尤其对于性别强调的说辞更是令人汗颜，其以关爱的方式对年轻女性阅读指向性告诫，话语中隐含的是十分明显的歧视态度。 之所以把一份共时性的材料分为三部分来做出分析，是因为材料对于阅读指向性的说明很具有典型性。阅读的指向性是阅读心理预期的初始，也是批评意识形成的一个基准。人的阅读行为，如果不是无指向性阅读，那么在选择阅读对象时，便已经产生出对该作品的某种期许。这种期许有可能是有意识的，比如因为爱情有了“为你写诗的冲动”而选择阅读抒情诗；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比如在一篇文章中所获得的美感熏陶。3对于《金瓶梅》这样的文学作品，属性的分类十分清晰，阅读的选择行为与阅读的预期也应该是相应的清晰。台湾学者陈益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金瓶梅》是一部淫书，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这是一本淫书中的淫书。父母、老师都规劝我们不要阅读。这是一部知名度很高的中国黄色小说之祖。”[15]有不少资料可以说明，人们选择阅读《金瓶梅》的主要因由，便是“艳名”太甚的诱惑，这恐怕已无需举证了。既然就是冲着对感官的刺激和两性的性事描写而去阅读，《金瓶梅》却未能赢得类似于《如意君传》、《痴婆子传》那般的“纯艳情”，或可称为纯色情文学的头衔。长期以来，关于《金瓶梅》是否应视为艳情，又或色情，再或者情色小说，以及它与中国艳情，或色情文学的关系等等，在学术界的争议就没有停歇过。且看以下材料以及分析：材料一我是鼓励人家读《金瓶梅》的，而且是理直气壮的读。我觉得《金瓶梅》是一部好书，且是一部极好的书。你说《金瓶梅》黄吗？是很黄，但黄得有理。[16]材料二黄霖：这和日本的情况正相反：一方面是政府与一批文人一再强调要加以禁毁，决不予以宽容；另一方面却是不断地有人加以翻刻、评点，得到了一批文人的激赏。究其原因，我想主要的一点是，从《金瓶梅》问世起，中国的文人中自有一批人并不认为它就是一部“淫书”，而认为它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17]材料三这使我想起了台湾成功大学陈益源教授写的一篇题为《淫书中的淫书？》的论文。这篇论文调查了明清十四种被称作“淫书”的艳情小说，它们“以读者角度或评论家眼光所开出的‘淫书’书单中，《金瓶梅》均不在列”，有的只是《如意君传》、《绣榻野史》、《僧尼孽海》、《痴婆子传》、《昭阳趣史》、《浓情快史》，以及《娇红记》、《西厢记》等小说戏曲，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用了刘辉先生的一句话：“淫书之作者，尚且不把《金瓶梅》视为淫书。[18]材料一，陈益源先生显然不否认《金瓶梅》中存在着性的描写，但他仍认为《金瓶梅》不失为一部值得阅读的“极好”的书。做出这样的评价与他对于作品阅读语境的把握有密切的关系。陈益源先生在对作品阅读过程中，不仅是看到小说中的性事描写，更有着在此描写表象之下，那些文本中大量存在着的、比性事更加重要的问题涉及。陈益源对作品的那份深刻体察，[19]促使他说出了所谓“黄得有理”的话，此话意在表明《金瓶梅》的写作意图，有着比写“性事”更有意义的旨趣。笑笑生通过“黄”的表象，更多揭示的是人性中“黑”的底色。材料二，黄霖先生在归结了对待《金瓶梅》的态度在不同国度，不同学人存在着尖锐对立后，指出：“从《金瓶梅》问世起，中国的文人中自有一批人并不认为它就是一部‘淫书’”。正因为对《金瓶梅》的阅读语境具有精准的把握，便能够跳出文本建构的世俗表象，透过那些看似错漏不堪的“编织”与“镶嵌”情节，以及人物行为的错搭等，更多关注到了小说显示出来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材料三，黄霖先生以陈列资料的实证方式，说明在陈益源论文中清晰指出对明清十四种艳情小说的调查表明，“读者”和“评论家”们曾经并没有视《金瓶梅》为“淫书”。这一材料以历史为参照系，反衬出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金瓶梅》的“淫书”之名越来越盛，且家喻户晓，甚至于“谈金色变”。这三份材料可以看到，陈益源、黄霖二位先生在阅读批评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能对于《金瓶梅》作者预设语境的真正用意领会透彻，所以能产生出《金瓶梅》非淫书的共识。关于“淫书”的定性评价，于《金瓶梅》来说是否十分重要，生死攸关呢？其实不然。对于阅读《金瓶梅》的读者而言，亲自体验的阅读过程，才是确定“淫”与“非淫”的关键。如果只是人为的阻断阅读的途径，那就会造成说“淫”无由，说“非淫”无据这样两“不相应”的困惑局面。通过材料分析，对于如何定义作品中性描写的创作本意、功能和作用，包括有无描写的意义和存留的意义等问题，仍然存在见仁见智，不可定评的情况，尽管清代以降，《金瓶梅》就一直被冠上“色情文学之最”名头，成为不可开禁的书，可《金瓶梅》仍不应被视为“淫书”。由此可谓，就《金瓶梅》来说，阅读文本的重要性要比定性文本的限制级别更重要，获取可能的解禁，给成年读者通过阅读行为的实施，形成自己的批评话语，更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就有关于阅读语境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人的思维总是带有通过体验和记忆而获得的图像进行思维的图像思维。”[20]据此，提出了“意图叙事”的小说创作理论。许建平在文章中是这样描述阅读语境体验的：“产生较好接受效应的作品，也必然是在进入阅读过程后，在较大程度上能使读者的情欲期待得以满足。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能于作品的形象世界中意外地得以补充，乃至受到陶冶、启迪。……。因为文学创作无论何种形式都是一种心理需求的表达，一种叙述。”[21]既然阅读语境的形成是作者经营的结果，那么感受与评介环境，理当是受众责无旁贷的行为。当个人选择一部文学作品，并成为作品的阅读者时，也就选择了去感受语境的自觉与自愿。诚如社会中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形成一样，作者对阅读语境的营造当然会既有山清水秀，也有暮霭沉沉；既有清风朗月，也有惊涛拍岸。对作品阅读语境的体察，也与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体察一样，会有着基本共识与个体感受的诸多同异性的存在。对语境产生了共识固然很好，有了相异的看法也没什么不好，尤其就阅读行为本身而言，实在没有强求一致的必要。注释：[1] 2016年9月28日，复旦大学黄霖教授在云南民族大学讲座《金蝉是如何脱壳的——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论述中提及兰陵笑笑生通过阅读其他文本并有所选择的通过“镶嵌”或“编织”的手法，写就了《金瓶梅》，由此提升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方法和价值。[2]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1413页，商务印书馆，1980。[3] ke.so.com/doc/参看链接相关网页。[4]吴敢：《金瓶梅研究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第4页。[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转引自吴敢：《金瓶梅研究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第6页。[6] 从《金瓶梅词话》刊本中东吴弄珠客、廿公、欣欣子的三篇序跋可见对该作品的不同评价，前者认为是“秽书”，后二者否认“淫书”说。[7]吴敢：《金瓶梅研究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第68页。[8] 同上。第79页。[9] 胡兰成：《谈论金瓶梅》，南京，《苦竹》第二期，署名江琦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版。[10] 曾庆雨：《曾庆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金学丛书”第二辑，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5。[11] 张曼娟：《<金瓶梅>，扑面而来的大爱》，微号：hlm364/ 红楼梦赏析/ 2016—03—07。 [12]指向性阅读包括学习性阅读和目的性阅读。传统的平面媒体时代，学习性阅读是从婴儿始，到穷尽一生方才能完结的阅读过程。而如今的新媒体时代，立体屏显方式的阅读，已成为人们需要再学习并习惯的新型阅读方式。指向性阅读中的目的性阅读，则指带有个人动机或需求，对阅读对象做出选择的阅读行为，并不完全指文学作品的阅读，其包括诸如指南、手册、说明书等的阅读，都属于指向性阅读。2、无指向性阅读包括消费性阅读和消息性阅读。消费性阅读指浏览，诸如娱乐性报刊、杂志、小广告一类，这类过眼不过脑的阅读随机和偶然，且遗忘比记住的可能性更大。不论是平面传媒还是电子媒体时代，这类阅读行为避无可避，随时发生，随时终止。而消息性阅读虽是随机偶然的阅读行为，但能使读者获取某种信息的可能存在。阅读者并不是为了信息而刻意找寻阅读，但阅读就可能获得信息，诸如微信、网页查看等最具代表性。参看https://www..com.有关词条。[13] 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道：“《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4] 在现代文学馆听讲座：《金瓶梅》作者之谜 ，刘世德主讲，傅光明主持。人民网，2007年02月09日，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70968/70970/5385265.html [15] 转引自道客巴巴网 http://www.doc88.com/p-775496217533.html[16]同1。[17]黄霖、大冢秀高、铃木阳一《中国与日本：<金瓶梅>三人谈》，上海，《文艺研究》，2006年06期。[18]黄霖、大冢秀高、铃木阳一《中国与日本：<金瓶梅>三人谈》，上海，《文艺研究》，2006年06期。[19] 参阅陈益源《小说与艳情》，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20] 许建平《意图叙事学》，上海，《薪火学刊》第一卷，第2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1]许建平《意图叙事学》，上海，《薪火学刊》第一卷，第2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科研论文是根据有价值的生产实践或科研课题写作的，具有原创性和独到性的论文。从科研论文的格式来说，第一部分应该是课题研究的总体构想，包括课题研究的目的、前人研究的总结和研究背景综述、课题研究的意义、课题研究的计划安排和应用的方法说明等等。在赛恩斯编译看来，想要写好科研论文，应先了解相关写作常识，例如：循证医学：又称实证医学、求证医学，指遵循证据的临床医学。循证医学的定义被确认为：严谨、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同时结合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制定出病人的治疗方法。循证护理：是护理人员在计划其护理活动过程中，审慎、严谨、准确、明智地将科学研究结论与临床经验、病人愿望相结合，获取证据，作为临床护理决策依据的过程。内容效度指数：表示内容效度的一种指标，即对内容效度专家组的评定结果进行计算所得的数据。专家对量表中每一项问题分4级给予评分：1=不适用，2=修修改，3=适用但须做小修改，4=适用。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将评分得3或4的数目除以评分人的总数目。所得结果0.8或以上，被认为内容效度指数高。如一量表中的某项问题，5名专家中有1名评2分，2名评3分，2名评4分，则CVI=4/5=0.8.计量资料：又称数值变量，对观察单位的某项标志通过定量测量的方法，记录其标志值所得的资料。其特点是：该资料中的每个数据一般都是通过一定的测量而得，各数据间有大小量差异，数据具有连续性，可用度量衡单位表示。如血压、心率、年龄、身高、体重等的测量值均属计量资料。计数资料：指将观察单位按其性质或类别分组后，清点各观察单位或各组内的数量所获得的资料。其特点是：对每组观察单位只研究单位只研究其数量的多少，而不具体考虑某指标的质量特征，属非连续性资料。如床位数、住院人数等都属于计数资料。等级资料：也称有序分类资料或半计量资料，指将全体观察单位按照某种性质的不同程度分成若干组，再清点各组中观察单位的个数，这样得到的数据资料就称为等级资料。其区别于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而又具备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的某些特性。例如，年龄是计量资料，但按某种规定分成多个年龄组，该年龄组就是等级资料，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用来表示研究工具信度内在一致性的一种方法。被看作是KR-20值公式的一种延伸，多用于利克特量表的信度测量。通常所测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若等于或大于0.70，方被接受。KR-20值：用来测量研究工具信度内在一致性的其中方法之一，也被看作是克朗巴哈系数的一种特殊形式。克朗巴哈系数多用于利克特量表的信度测量，而KR-20值则适用于二分制量表的内在一致性测试。重测信度：指用同一研究工具在不同时间重复测试同一研究对象，所得结果的一致程度。一致程度越高，表示该工具的稳定性越好，即重测信度高，测量的变量是数值变量时，可通过计算相关系数的大小来表示信度的强弱；当测定的变量为分类变量时，可通过计算Kappa系数的大小来表示信度的高低。折半信度：是用来表示研究工具的内在一致性的一种方法，将组成研究工具的各项目分成两部分，分别加以计分，对这两个部分的数值进行相关性分析，然后采用Spearman-Brown公式计算信度。例如，一个量表共有10个问题，可按1～5对6～10或1,3,5,7,9对2,4,6,8,10或随机分为两组，各组分别计分后用Spearman-Brown公式计算两组间的相关系数，即折半信度。行动研究：是指一种参与式的研究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包含行动干预措施，是基于研究、行动、反思和评价之间连续的相互作用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求善，而不只是求真。实践者在研究中行动，在行动中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发现问题，实施对策，提高反思能力，并改进工作和生存环境。行动研究不是单一的研究方法，之所以说行动研究不是一种方法是因为原则上行动研究可以使用量性或质性的研究方法，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学术圈，ID:shkxquan】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1.总体的问题1)忌标准太低不知道国际化标准, 例如, 不知道Nature 、Science等国际优秀学术期刊论文的标准、取向、动态。一些学生在选题时根本没有考虑还有国外学者的研究, 甚至某些获奖的博士论文没有一篇外文文献, 而其实论文涉及的领域正是国际研究的热点。不知道母科学标准, 例如, 不知道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传媒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母学科国际优秀学术期刊、国内优秀学术期刊的标准、取向、动态。2)忌缺乏理论指导不知道什么内容可以称得上是理论, 不知道科学的核心是理论, 不知道好的理论应当具有实践意义;论文“ 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 成为既无明确的理论指导、又无严谨的实证根基的悬空论文。这反映出作者缺乏严格的理论训练和方法训练。3)忌思维混乱　论文逻辑混乱, 结构不清, 没有整体设计理念。论文中只看到文字和文字的堆砌, 看不到逻辑推理的脉络, 看不到作者思维的痕迹和灵性的火花。这反映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较差, 概括能力较差。这一问题反映在论文中需要高度概括、提炼的内容中, 如题目(包括各层小题)、摘要、讨论、结论等。2.选题的问题4)忌课题不具有科学探索的倾向课题没有明确的、具体的理论指导, 没有研究假设, 没有不确定性, 不冒风险, 没有探索倾向。5)忌课题过于肤浅　例如, 大量的调查研究仅停留在用百分比对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细小环节进行描述的肤浅层面, 没有尽力探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没有注意各因素的相互影响(第三变量的引入):例如, 很少有实验采用交互作用设计, 很少有调查采用多元统计分析。原因很简单:提出的研究问题过于表浅。6)忌课题重心太高　不注重从“ 小” 做起, 片面追求宏大, 用“ 战略” 、“对策” 、“ 发展”堆砌空中楼阁, 表现出“ 倒金字塔” 的倾向和“ 空泛化” 倾向。7)忌将专项等同于专业　不注意或不愿意寻找自己的学科归属、学理取向和研究重心。选题没有专业归属，却又不是真正的学科交叉。8)忌文献综述只综不述或只述不评, 不从中提炼出研究依据例如, 文献综述部分太长, 用“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 的文字轰炸方式罗列看过的资料, 期待博得评委“ 不念功劳念苦劳” 的同情, 却不对前人研究进行认真和详尽的评论, 不明确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又如, 仅用很小的篇幅阐述选题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再如, 在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之间, 没有过渡段落或章节导出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文献综述部分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流水帐似地罗列年代、作者和书刊名等, 没有按照“问题或要素” 等维度来展开论述框架。9)忌不能全面掌握相关领域主要进展　例如, 即便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外文文献, 也不引述或很少引述国外研究成果;文献没有引述到当年或前一年;很随便地表示该领域未见相关研究, 却没有在正确的关键词下进行文献查阅或没有进行扩展性的文献查阅;引用文献老化, 不能反映该课题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这样的话, 如何做到站在巨人的肩上?10)忌引用文献级别过低　例如:大量引用著作中阐述的成果;引用低档次刊物的成果。你可以看看那些发在高级别期刊的文章的参考文献，有几篇引用了普通期刊甚至是一般核心期刊的文章？11)忌关键词无专业特征例如:现代、当代、特征、现状、现状调查、对策、改革对策、影响因素等词。这些不叫关键词好吗？3.摘要的问题12)忌方法交待过粗, 信息不全例如, 不交代被试情况、实验条件、问卷情况等。13)忌问题、方法、结果和结论各部分失衡　例如, 仅仅介绍结果和结论, 问题和方法部分过于简单。14)忌英文摘要用Chinglish英文摘要怎么写？不要简单翻译软件翻译一遍就行了，多用几个翻译软件，多来回翻译几遍，然后一字一句的修改。4.方法的问题15)忌忽视实验方法不知道因果关系是科学研究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不知道探索因果关系的最佳方法是实验方法;不知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是实证主义, 而实证主义的主流研究方法是实验;不会使用实验方法探索问题;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实验.16)忌问卷的效度评价过于单一仅有以专家评价为依据的内容效度指标, 且专家评定过粗不细。不知道还有结构效度、预测效度等需要做定量化的考察。17)忌胡乱套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例如, 将事实题、单选题、排序题、填空题等放在一起, 做内部一致性检验,简直令人不可思议。18)忌仅用问卷调查, 方法过于单一不会使用实验、电话访谈、面访、行动研究、日记分析、作品分析等其他类型的方法探索相关主题。19)忌研究方法介绍得过于简单这就无法让读者判断方法的完备性和科学性, 无法让读者进行重复检验和后续研究。20)忌违反绝对底线原则、不会进行多元分析　绝对底线原则是指在任何情况下, 差异显著性的统计检验数目不应超过样本数目。但一些论文在样本不大的情况下, 采用了过多的显著性(可靠性)检验, 在应当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时采用的却是单元统计分析。21)忌罗列非主要方法　核心方法用的是调查或实验, 却罗列非核心方法如文献资料法, 更可笑的是还罗列逻辑分析法、比较法, 以为列得越多越科学。这个问题根源于方法论、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的区分未被学生认识到。应当认识到, 与科学理论一样, 科学方法也是分层的, 包括方法论层面、研究方式层面和研究手段层面。22)忌仅用百分比进行数据分析而且, 分析还很肤浅, 使读者觉得和中学生、大学生的思维深度、思维高度以及数据分析水平区别不大, 甚至更低。5.结果与讨论的问题23)忌数据轰炸例如, 可以合并的表格仍以拆分形式展示;用大量表格堆砌研究结果。再如, 用表格展示原始数据而不是加工后的数据。24)忌讨论不对应实证研究所得到的资料或数据让读者感觉做不做研究、得到什么结果都无所谓, 反正讨论和结论都先写好了。25)忌提出的“ 理论” 和设想缺乏调查、实验的实证支持　凭借臆想提出主观、空洞、自鸣得意的观点, 缺乏调查、实验的数据支持和全面、扎实的论证。26)忌不找出并讨论本研究结果中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　例如, 仅仅停留在“ 本研究证实了前人研究结果” , 无创新性。再如, 在展示和讨论数据图表时, 仅做描述, 不能透过数据去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27)忌不将研究成果做概括性的提炼和总结　这种见木不见林的问题反映出逻辑思维和理论素养的不足, 导致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恰当的抽象与概括, 举一而反三。6.结论的问题28)忌结论超越常识或专业常识使读者觉得这样的结论不做研究仅凭教育直觉也可“ 创造” 出来, 而且可以“ 创造”得更好。29)忌结论简单重复结果的主要内容　结论中没有提炼结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30)忌对策与建议形同虚设　应用性研究的对策与建议不痛不痒, 缺乏针对性、操作性, 使读者觉得这样的建议不做研究仅凭教育直觉也可“ 创造” 出来, 而且可以“ 创造” 得更好。理论性研究的对策与建议不具有深刻性、超前性和引导性。

本科毕业论文几看作者：陈大伟已经指导过（并参与答辩）几届本科毕业论文了，2018届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开题在即，把自己几年指导论文，以及在答辩时自己的视角和要求梳理一下，让今年自己指导的学生有所参照，放在这里也分享给其他要完成毕业论文的同学以及想选题研究的在职老师。欢迎大家批评！PS：这届学生的毕业论文很快进入定稿和答辩阶段，和指导的几位同学讨论，发现还有一些补充。一、看态度是否端正（一）看毕业论文完成者在完成论文中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工作量。包括文献阅读的工作量（数量和研究深度）；论文完成者收集相关素材的努力程度和工作量，是否足够丰富；论文是否有相对合理的研究点位（比如：调查研究的研究点位是否有已有相关研究、现状调查、原因分析、相关问题讨论和建议；行动研究的研究点位是否有问题、问题解决方案的确定、变革的行动和过程、实践效果及反思等）。（二）看论文的格式和文字规范。是否严格按照论文规范要求处理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格式，是否观点清晰、文字通畅。把这一点放在这里，主要是只要你用心，这就不应该出问题。在格式上存在问题主要就是没有用心。比如，引用文献是否粗心大意、张冠李戴……二、看研究和表达思路是否清晰（一）看题目的清晰。毕业论文的选题题目和完成的论文题目不同，发表的论文题目可以用“……初探”等，毕业选题的题目应该看出你在研究中所做的工作。就我看来，理想的毕业论文选题应该大致能看出研究的问题（内容）、研究的范围、研究的对象、完成研究做采用的主要方法等。比如，成都市龙泉驿区二年级学生课业负担的调查研究，研究的问题是“学生课业负担”，研究分范围是“二年级”，研究的对象是“成都市龙泉驿区”，研究的方法是“调查研究”；再如，“群文阅读方法在小学四年级的运用（实践）研究”，研究的问题是“群文阅读方法”，研究分范围是“小学四年级”，研究的方法是行动研究，研究的对象可以推断自己论文完成者自己所带的班级。论文题目的清晰还需要在论文中反映。比如，对于论文题目中的关键的不易理解的语词应该在论文中加界定和说明，比如“学生课业负担”、“群文阅读方法”。界定相关主词需要文献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毕业论文离不开文献研究，当然也可以标新立异，但一定要自圆其说。题目表达的研究方法为论文最核心的方法（当然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一旦确定了核心的研究方法，就要遵循这种研究方法的研究逻辑和范式，根据这种方法的研究逻辑设计、表达自己的研究思路。（二）看论文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和结构。这首先是看论文的目录，目录层次清晰，目录所列内容的包含与并列关系经得起质疑；然后是看论文内容与子标题是否匹配，是否张冠李戴；再次是看研究重要内容的关联，比如原因分析是否针对问题、是否基于调查材料，相关建议的提出是否基于原因的分析，是否针对问题的原因。（三）看论文的研究过程、研究思路表述是否清晰。三、看论文所收集和提供的信息、资料是否真实可靠（一）看论文所涉及的信息、资料收集方法是否有效，是否可靠。（二）考查是否真实、比较充分地收集了相关资料和信息。（三）看论文提供的信息、资料是否诚实、真实，是否可信。四、看论文表达文风是否端正（一）看论文完成者是否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诚实地表达了对他人成果的尊重和引用，是否遵守了相应的研究伦理与规范。（二）看是否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人成果，是否谦逊、开放地表达自己的研究实践和发现，是否夸大其词、妄自尊大。五、看研究是否带来发展和发现（一）看研究过程对论文完成者的影响和改变。我以为，在本科阶段，作为一门课程，撰写毕业论文主要价值在于对学习者进行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和提升。我希望看到学生在毕业论文中表达自己的收获、成长、改变和发展，看到对研究经历、研究方法、研究经验的反思。另外，研究外物、研究别人终究不是目的，研究自己、改善自己、发展自己才是根本的目的，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把研究活动作为反思对象，能对这些做出反思与设计，似乎更好。（二）看研究是否带来了某些新的实践发现，是否有某些创见，是否提出了某一点或几点有价值的建议。祝同学们在毕业论文的课程中收获成长、收获发现、收获一个科研的方向、收获研究中创造！本文作者陈大伟，系四川西部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大学教授。

#毕业论文#每年的毕业季都是学生需要完成毕业论文的季节，论文题目的选择是毕业论文的主要难点之一，在这里小编围绕教育社会学专业整理了一部分优秀的教育社会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进行参考学习！1. 论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及现代价值2. 高等院校量化分析类课程主客一体化教学评价研究3. 关于《现代礼仪》课堂教学的思考4. 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模式成效差异的实证研究5. 应用型本科院校统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6. 大学艺术与礼仪教育渗透研究7. 跨境“双非儿童”的特殊教育与康复8. 关于综合性大学开设礼仪课程的探索9. “互联网+教学”模式在社会工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10. 大数据背景下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高校统计学教学探讨11. 社会工作实践教学:行动研究导向的框架构建12. 高校“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几点建议13. 论中职礼仪课程教育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14. 大数据时代非统计学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研究15. 构建以职业能力培养为诉求的课程实训模式--以公关课程为例16. 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内涵及存在问题17. 日本青年的道德教育研究18.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19. 双语教学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应用性分析20. 高职统计学微课程教学理念研究21. 浅谈《商务礼仪》教学方法改革--以翻转课堂教学方法为例22. 基于MOOC技术的《统计学》翻转课堂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比较研究23. 对高校经济统计基础知识的研究24. 改革统计学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25. 公共关系与危机管理课程教学中资讯视频的应用26. 彝族婚姻习俗的教育人类学分析27. 职业能力导向的《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究28. 微课形式的礼仪教学改革29. “探究式-团队联合-行动学习”教学模式实践研究--以社会工作专业为例30. 高职《统计学基础》教材案例化的几点思考31. 高职院校开设礼仪课程的意义探析32. 影视文本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积极作用探究33. 实践性教学在女性学课程体系中的运用34. 基于对应分析法的《统计学》教学满意度实证研究35. 参与式教学“六步法”在高校“服务礼仪”课堂教学中的应用36. 基层电大统计学原理教学辅导改革初探37. “小组工作”方法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报告38. 基于PBL的高职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模式改革初探39. 基于交互式教学的礼仪课程设计40. 基于微信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以学校社会工作课程为例41.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建设42. 对高校礼仪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思考43. 流动儿童教育与社会排斥--基于森的能力取向社会排斥理论的分析44. 基于TOPCARES-CDIO的项目教学法在《商务礼仪与谈判》课程中的应用45. 独立院校经济类专业应用统计学教学探索46. 统计学课程的“分块”实验教学体系设计研究47. 社会工作方法课程教学中角色扮演法的应用探析48. 关于提高开放电大“统计学原理”教学效果的探讨49. 课程实践考核模式的探索与研究50. 社会学课程形成性评价的问题及应对初探51. 《社交礼仪》课程教学案例的运用与开发52. 《商务礼仪实训》教学做合一的研究与实践53. 主体性教学在社会心理学课程中的运用--评《社会心理学》54. 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导向下的统计学实践教学新探索55. 基于培养独立学院学生实践能力的《公共关系学》实训教学项目设计56. 校企合作模式在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评价体系中的作用57. 应用型本科院校统计学实践教学新模式的探析58. 浅谈统计学教学中数学思维品质的培养59. 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统计学教学方法研究60. SPSS软件在研究生统计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61. 养老远程教育培训平台推广的困境与路径探索--以“GOOGLE模式”为例62. 应用型本科财经类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探究63. 摭采探析国外性别平等教育发展概况64. 浅谈信息技术在统计课程教学中的优化作用65. 人类学影像的视角. 语言与呈现--兼论影视人类学教学中的几个核心议题66. 关于高校《统计学》课程教改的调查报告67.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沟通与礼仪课堂教学改革初探68. 基于“统计方法及运用”课程的信息化教学模式探析69. 基于职业能力提升的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建设研究与探索70. 外事管理概论课程教学模式探讨71. 问题解决导向的统计学教学探索与实践72. 基于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下的物流管理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设想73. 多种教学方法在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74. 改进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教学方法及其意义75. 信息化环境下应用统计学实践环节教学改革的研究76. 大数据对统计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影响分析77. 论信息技术与统计学教学的整合78. MOOCs时代传统《统计学》教学改革研究79.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互动教学法在商务礼仪课程中的应用80. 多媒体技术在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思考81. 广东民俗文化融入沟通与礼仪课程教改研究82. 统计学课程理论课教学方法探析83. R语言在统计学教学中的探讨84. SPSS软件在多元统计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杂谈85.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统计学教学模式的改革研究--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为例86. 高职财经类专业统计教材建设的原则与思路87. 论高职“仪态礼仪”课程教学的动态结构88. 多种教学方法在社会保障相关课程中运用研究89. 高职学生软技能培养实践研究--以《社交礼仪》教学为例90. 行动反思模式在社会工作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91. 基于Excel平台的统计分析实验教学设计研究与实践--以相关分析为例92. 基于学生需求和学习规律的社会心理学教学改革93. 建构主义教学观下行动反思模式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探索94. 基于六西格玛的课程设计质量评价的应用研究95. 基于Eviews的案例教学法在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96. 女性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实践与启示97. 案例教学法在《非参数统计》教学中的应用98. 两岸职业院校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99. 大数据时代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体系构建100. 高职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索--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101. 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102. 统计学在非统计专业中教学方法的研究103.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中“社会学与生活”课程的教学实践及反思104. 基于大学生自我发展能力培养视角的组织行为学课程教学研究105. 《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课程教学改革探讨106. 社会工作人才继续教育模式研究107. 社会保障实务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108. 探究高职商务礼仪教学模式改革109. 实践视域下青少年校外活动的教育特质110. 参与式教学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中的运用111. 独立学院经管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法研究112. 浅谈当下统计学课程教学的改革113. 浅谈五年制高职生礼仪课程训练教学114. 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思考115. 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讨116. 社会工作专业实效性与时效性教学与挑战--以社会心理学课程为视角117. 高职院校统计课程教学的相关思考118. 探索与实践:信息化背景下的《社会学》课程改革119. 转型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应用统计学》教学改革创新探析120. 大数据背景下统计学研究生教学改革浅析121. 职业能力分析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的应用122. 统计学专业实践拓展课程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123. 《现代礼仪》课程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124. 社会心理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125. 浅谈高校涉外礼仪课程的实践与教学126. 基于翻转课堂模式的统计实验教学改革研究127. 商务礼仪教学中微博的辅助效果分析128.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社会工作教学实践的影响129.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及其在女性学专业课程中的运用与探索130. 高职高专统计学实践教学改革研究131. 项目教学在统计学基础课程中运用研究132. 合作学习方式在公共关系课程中的应用研究133. 高校本科社会工作教学实践的问题与对策探析134. 翻转课堂在技校礼仪课程中的应用初探135. 基于学科竞赛的统计学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136. “兴趣导向-任务驱动-能力提升”模式的统计教学改革与实践137. 高校礼仪课程教学情境设计的改进建议138. 基于学生认知差异的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139. “公共关系学”教学模式改革探析140. 基于课堂实训模拟视角谈中职商务礼仪教学有效性141. 高职院校如何加强统计实践教学--基于项目化教学改革的思考142. 地方高校的公共关系学课程社会化实践探索143. 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公共关系学》教学中的应用144. 统计学类专业《统计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探讨145. 多元统计分析课程案例教学探析146. 专题教学法在公共选修课《社会学概论》中的运用研究147. 大学生面试礼仪公选课教学中的思考148. 浅谈学习需求视角下的礼仪课程教学改革149. 公共关系学课程对中职学生品格塑造的影响研究150. PBL教学模式下的公共礼仪课程分层分类教学改革实践151. 社会工作高校本科课程设置初步研究152. 论我国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职业化取向

《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组织的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举办至第三届，本届获奖者包括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9名和提名奖13名。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旭东的《流动社会中的“过渡日常”——京郊代耕菜农的日常叙事》获颁一等奖。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以下转载获本届二等奖与三等奖的部分获奖论文精简版。冯庆（中国人民大学）“世界历史”的内与外——欧洲近代政治史观下的审美启蒙难题冯庆（中国人民大学）“美学”这一承担启蒙使命的学科发源于欧洲十八世纪。跨文化的“比较”，是带有启蒙特征的美学诞生伊始的重要方法论。康德著名的美学文献《论美感和崇高感》的第四章就专论欧洲各国的“民族性”，这显然与欧洲独特的多民族共存的地缘政治情况关系密切。如果回到作为文明共同体的欧洲内部，不难发现，启蒙美学其实也是应对某种宏大危机时刻的“思想技术”。这种危机就是四分五裂的“世界历史”地缘政治现状。就近现代西方思想史的语境来说，大写的“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其实并非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泛指一切国家、民族的一切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在18、19世纪的欧洲人眼里，“世界历史”及其相应的历史哲学观念，其实是欧洲各民族国家通过划分地球施行的天下秩序建构，是大大小小数十个政治体之间漫长斗争与和解经验的普遍化的观念和体系总结。在康德、赫尔德、歌德、黑格尔等明确渴望回应“世界历史”现实局面的哲学家笔下，启蒙的美学往往和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复杂政治关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看来，提出关于人类的审美启蒙计划的核心目的，就是回应、缓解这种复杂的现实局势。早在19世纪，史家兰克就已经通过修昔底德般的现实主义视角，全面看清了“世界历史”在“现代”的特殊时刻当中得以发生的基础。在名篇《论列强》中，兰克明言，这种力量就是“不断爆发的年轻活力”，是“世界主宰精神”的自我展现、自我反思，是弗里德里希大王救国于危难的“坚定不移”和对世间邪恶本质的洞察，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强大”，甚至是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同心协力、团结统一”和相伴而至的“野蛮的、暴力的、肆无忌惮而嗜血的雅各宾派”那压倒一切的“权势”。当拿破仑这位体现欧洲“世界君主国”古老理想的霸主登场时，那在战争中激发“对立力量之间相互冲撞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新发展”，便在“灾难、复兴、解放”的“伟大时刻”中随之诞生。一言以蔽之，“世界历史”就是欧洲诸列强从传统封建王国逐渐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这种“世界历史”之所以只是“罗曼人和日耳曼人”的专利，是因为相比起地球上其他地域的文明体，唯有欧洲长期具备各个大国彼此征战、联盟和维持均势的现实政治军事经验，因此，也只有欧洲民族国家最早地发展出了与这种地缘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科学、商业和军事技艺，也最富有危机感和自强意识：它们展示、获得这个世界，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来表现自身；并且它们相互之间进行争斗、妨碍和压制。在它们的相互作用和演替中、在它们的生命中、在它们的衰落和复兴中包含了一种不断充实、不断增强的重要性和不断扩展的范围，那里藏有世界历史的秘密。欧洲民族国家之间无数次战争与和平的悲喜剧所孕育的现实斗争经验与政治智慧，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正是这些现实经验催生了丰富多彩的现代“世界文学”。既然“世界历史”及其相应的美学方案是一种特殊的欧洲经验，那么，其是否能够彻底解释甚至指导远在大陆另一端的中国的现代观念和历史发展，尚是一个值得细究的问题。19世纪史学大师布克哈特的观点值得借鉴。他会在审视“世界历史”时，尝试去接触一种“永久事物”，建立一种超乎乐观和悲观情绪之上的超越的历史视角，在面对“重大生存问题”时，能够“保持警醒”，以便实现对世界的“沉思”。如果我们注意到布克哈特对尼采的影响，又留意到尼采对王国维和鲁迅的影响，便不难理解其中存在的思想亲缘性。当然，相比起尼采和鲁迅对现代“权力意志”的接受和强烈的政治革新意识，布克哈特和王国维则呈现出纯粹哲学的孤高气质，进而显得更加“非政治”。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气质，当然也就规定了他们会采取不同的思路来回应现代审美启蒙的议题。让现实的归现实，理想的归理想，是布克哈特式“文化史”的基本诉求，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既能“入乎其内”冷静洞察“世界历史”之秘密、又能以中华传统思想给予“出乎其外”回应的智识人的基本诉求。近代思想家对待“竞争”——“世界历史”之根本逻辑——时，往往采取两分的态度，即“对内讲和，对外讲争。”这种“内”和“外”的路线张力是一种权变智慧的集中表达。对于崇尚和平的中华文明来说，崇尚竞争的世界秩序本身并不可欲，遑论这种逻辑正是近代以来造成中国动乱的罪魁祸首。有识之士绝不会单纯认为中国应当抛却文化上的主体性，抛却悠久文明所遗留的哲学与政治智慧，而像日本那样试图义无反顾投入欧洲“世界历史”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人不应保持现实主义的心态，直面时局危机。借助对“世界历史”危机及其引发的思想史问题的梳理，把握其中的成败得失，然后回到近代知识人关于中国国民性审美启蒙的知识话语，细致体察他们在“内”与“外”之间灵活切换的理论意识，或许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明未来进一步进入并积极建构新“天下”的可能性与路径。岭上诸神——一座南方文庙的改革开放史何清翰（清华大学）本文以中国南方边远少数民族省份的一座县城文庙的修复与经营为例，在梳理其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探讨近来呼声渐高的古典教化模式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命运。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文庙在奇迹般地躲过“文革”浩劫之后，逐渐成为附近乡镇的传统祭祀活动中心，呈现出儒家政教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诸多的纠结与亲近。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地方性文庙，其所经历的漫长的现代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史，给与我们强烈的启示：潜在的“教化”问题并未因为民主时代的来临而荡然无存，反而以各种形式决定了文庙的命运。这些缠绕着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而展开的时代变迁，使我们得以深入探讨文庙这一“圣域”被重新激活的特殊语境。茶城文庙所处的位于县城中心地段的文庙岭，自90年代以来，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之下，经过扩建烈士陵园以及增设少数民族神殿，再加上与孔子并列的关帝，原本独属于儒家“圣域”的文庙岭，在其不足8平方公里土地上业已形成了多种信仰分庭抗礼、各自为政的文化奇观。八十年代以来资本市场对于政治、社会的渗透已经严重损伤了宗教文化原有的圣、俗分判，加之以政治正当性的重构所导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知行分裂”，更为深刻地引起了人民群众的精神内战。文庙岭上的诸神之争（儒教、革命、地方习俗、资本）的形成带有行政决策的偶然性，但亦深刻折射了由于文化统合力的匮乏所造成的社会道德困境在“神圣”世界的延续。因而，总体上看，文庙岭原有的神圣性资源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内在的文化张力反而遭到人为地加剧，导致“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微妙平衡遭到分裂，由此窒碍了狭小空间内原本稀薄的神圣气息。这无疑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于精神生活的期待，使得更多人将宗教生活理解为毫无“伦常”内涵的利益交换。然而就在这一局面之下，随着政治权力的再次介入，茶城文庙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开始了轮回式的复兴。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这种“复出”都不能简单等于明清之间任何一次文庙毁坏之后的重建。“教化”的面目仍需长时间的淬炼与型塑。面对革命与改革洗礼之后的伦理生活，文庙在努力唤醒着茶城民众道德生活的古老记忆的同时，也经历着民众对于新生活的期许的反向塑造。在这个过程中，革命遗产与改革机制仍然同时发生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或许可以说，百年之后，与文庙构成政教两端的不再是皇宫，而是千千万万的家庭，以及生长于其上的现代社会。即便茶城文庙失去了帝制时代对于伦理生活的象征性统治，其宗教功能被缩小为提供一种与“财运”、“官运”相对的“学运”，但我们亦须承认，“仁”、“孝”等儒家元素的道德意义毕竟仍与“学”的内在逻辑缠绕在一起，散发着某种微弱的神圣性。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内在逻辑，使得外来的旅游公司负责人虽然有着将文庙里的一砖一瓦都变成资本的“润滑剂”的设想，但也不得不尊重文庙既成的基本的典章制度。至此，市场中的文庙，虽然失去了皇权以及绅权的庇佑，虽然周身充斥着不义之利，但一种以儒教观念为基础的集会式的宗教体验终于在文庙里出现了。通过本文描述，可以发现，茶城文庙自“革命”转入“改革”，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探寻自我的过程，资本市场的强力作用几乎吞噬了文庙的全部文化意义。然而，文庙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亦实质上通过市场经济而得到了真正的趋近。在历经全面“市场化”的混战之后，随着执政思路的转变，地方政府努力重塑地方文庙的行为包含了比以往更多的“教化”意图。这一意图通过文化产业的形式，疏浚了更多连接文化信仰的渠道，从而间接地促进了隐性的社会资源对于文庙的投入。这些集体性的努力已经开始在恢复公共生活的道德基础乃至神圣性产生了积极效用。人民在重大节庆之所以选择走进文庙焚香祭拜，既因为对于“学运”需求的同时，亦因为唯有文庙才能安放的孝悌、仁爱，仍旧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若隐若现，指示着人生的根本意义。然而，从整体来看，茶城文庙远远没有走完其漫长的“过渡”之路。尽管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恢复了“祭孔”等文庙最为重要的文化标志，但这些象征权力的制度化与组织化，仍需经过文化符号与伦理生活的重新的有机结合。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内含的弊端毕竟难以克服：在现代政治的笼罩下，治理成绩必须最终显示为数据化、实体化的内容。因此，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更为紧密嵌合的道德、习俗，均难以成为短期内获取政绩的指标。在塑造出适宜的文庙的独立法人及其运作模式之前，如果没有一种内生文化权力从文庙内部生长出来，如果没有一种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教化”能够在“人伦”层面更好地实践出来，一旦政治动员的适度热情逐渐消退，那么资本的力量仍可以轻易扭曲革命遗产的真实面目，切断文庙与社会之间的信仰关联，封闭所有神圣场域的教化功能；这也就意味着，文庙岭上的诸神之战，仍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论信访的话语转向：历史与治理姜凯宜（南京大学）、徐亚清（南京师范大学）若将信访置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历史来看，信访一词往往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的意见表达与官方权威整合紧密相连，换言之，信访不能止于一种社会现象，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特有的普遍化、权威化的治理模式，回顾历史，自1957年全国第一次信访工作会议以来，信访的长期化、普遍化制度设置已然是耳熟能详的历史。从另一层面看，作为新中国特有的治理之道，信访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往往与一系列社会问题相联系，其中包括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司法案件，譬如围绕“毒鼠强案”的“冤案上访”、或是如2005年北京市“信访洪峰”等集体化的信访活动均屡见不鲜。信访成为观测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社会问题的“窗口”，与诸突发性、敏感性的社会问题相联系。故而众所周知，信访工作与民众的信访活动在诸多情境下，成为较为“敏感”的词汇，这源自于由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共同塑造的社会场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影视作品，从《秋菊打官司》到《我不是潘金莲》，社会场景的变迁中，贯穿了信访的逻辑演进。提出以历史与治理为维度的信访话语转向问题，对应的是信访研究中普遍化的既往成果与相对缺失的问题意识。在既往关于信访的历史研究和价值诠释中，研究成果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从“国家—社会”关系诠释信访现实问题。与之相关的研究侧重于强调民众信访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张力。国家政权相关要素包括国家合法性、自主性等。其二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解释信访与国家政权建构的关联，部分研究认为信访的生成、演变是与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密切相关。本土研究引入国家视角、解释信访与国家政权历史关联的既往成果很大程度受到西方叙事的影响。既往研究信访的文本中诠释国家问题往往会引用和借鉴韦伯、曼等人的论述。既往研究局限亦有两点。一是囿于“国家—社会”的简单框架，一些研究局限于西方的社会学结构中，以“国家自主性—社会表达”简单框架诠释当前信访中存在的冲突。二是忽视对信访背后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入诠释。近年来部分研究逐渐认识到信访是新中国国家政权建构和发展的制度创设，集中反映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甚至有些研究试图解释政权建构与信访治理互相影响的逻辑，然而研究大都局限在信访制度、信访行为等层面，忽视了信访背后内在的核心价值。若回答信访的话语体系，首先需厘清一种逻辑，其在于国家政权的演进与信访背后的政治传统有着什么关系，是什么样的思维奠定了国家政权的基础，基于这一思维的国家政权如何塑造着信访，改革开放中这一思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回答此逻辑，那么需认识到三个要点。其一，信访作为与新中国国家政权建构和改革发展相联系的统合社会意见表达的模式，是群众工作的制度创设和实践体现。其二，信访作为一种本土的治理模式何以可能，来自于历史向度的长期演进，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当中可见一斑。其三，信访的话语体系，源自于群众工作的价值理念，其缘起可追溯到革命政权建构的历史阶段。若从话语角度，信访的历史向度，可更为久远。故而一言以蔽之，信访的话语体系是在党领导的政权建构的历史向度与群众工作的治理实践演变中，与之相联系的主线便在于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信访话的话语体系，缘自于围绕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构与治理所产生的历史，包括革命政权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其历史缘起与演进过程，又是以群众工作为话语规范的。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信访在治理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对其诠释不应局限于某种具体社会事件、信访者行为或是国家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具体工作的分析，亦或是外在的、刚性的政策条例，而应更为整体化、内在化，这是信访治理存在的价值。信访的历史概念，是整体勾勒信访作为中国社会本土治理模式，所经历的历史缘起与演进过程。治理概念则并非拘泥于外在的具体行为，而应从群众工作的价值入手，诠释信访的治理内核，从中探究信访的话语体系如何生成，在改革开放中如何面临重构的任务。在诠释信访的话语体系中，可得出以下四点结论。其一，在历史和治理两重概念的辩证关系中，可立足中国社会本土勾勒出信访话语的图景。信访本身是群众工作在历史演进中的治理创设。其二，信访话语的历史，包含着缘起与演进的全部过程，整体化诠释则可得出断裂的逻辑。在革命政权建构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信访治理以“自上而下”动员为主，而到改革开放之后，信访治理开始演变为被动应对“自下而上”的表达。其三，从信访的治理变迁中，可推导出话语重构的历史任务。信访在当前阶段的话语转向，即法治化与信息化的进程，映射出应对改革开放以来，“自下而上”表达的治理瓶颈。其四，通过历史与治理的交互辩证，可发现信访是围绕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构与治理产生的。国家政权的建构“自上而下”的创设了信访的话语体系，而改革开放至今国家政权的治理活动又使信访发生了重要、关键的历史演变。论辩、问题与道路：中国社会工作的批判性视野及其反思高艺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的批判性视野是指对当前社会工作进行研究和思考的维度不囿于对具体实务开展与运行现状的经验性、描述性叙事，而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更理论化、批判性、深层次的反思，换言之，社会工作批判通常是批判者自身参与批判对象的生产，如行动研究中研究者深度参与并推动事件的发展变化，进而借助其他学科理论和社会工作理论加以批判性思考。培养社会工作的批判性视野有助于增进社会工作的理论自觉，延展和深化社会工作的想象力（social work imagination），同时能够帮助从业者们在实践上运用更加批判性、反思性的视角来对待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现象、问题或困境，进而实现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彼此促进，增强本土社会工作与国际语境的对话和碰撞。当前国内关于社会工作的基本论辩主要存在于理念层面——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理性科学与人文艺术、专业主义与管理主义以及实践层面——方法的对立分歧与多元整合、技术治疗与社会干预、问题为本与优势视角。政社关系相对“暧昧”的情状、典型阶段化的运行模式以及服务供给环节种种问题化表征，都暴露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表象下的裂痕。文化—结构—行动者的脉络作为研究者找寻问题症结的基本思路，并试图采取权变性和嵌入性发展策略。在理论资源方面，除了格外珍视社会工作的哲理传统，里士满、亚当斯等人的奠基性理论，优势视角、增能理论等，论者们也积极采借后现代理论（如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话语实践）、社会支持理论、社会信任理论、社会承认理论、社会理性、转型或发展社会学、组织理论（如对边界、合法性的关注）、治理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社会学理论，此外医学、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成为本土社会工作“理论池”的重要成分。转型时期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构想涉及总体性的结构性设想、关系层面的设计、行动者层面的倡导、整合模式的发掘以及其他创新性的命名（如绿色社会工作、互联网+等）。从基本论辩可以看出，这些论争基本上沿袭了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史上对社会工作的理论分歧，主要呈现出二元对立的论辩思维。当前关于国内社会工作发展的问题诊断主要是从中国的实践中自下而上总结出来的，且与不同于西方语境的独特的政治、社会、文化情境密切相关。就归因取向而言，涉及宏观的文化与结构和微观层面的专业行动者。从现行策略来看，主动嵌入与专业维持被视为专业发展的并行策略，并试图寻找两者间的平衡。针对未来的发展道路，论者们则提出了多样化的本土化和本土建构的思路，既包括学习西方的思路也包含立基于本土现实的方案，涉及从专业化、方法论以及具体方法的不同角度。当前社会工作所采借的理论资源则主要是以对社会学理论的采借为主导。对当前社会工作的批判性视野进行些许反思：第一，本土社会工作的基本论辩主要还是在观望和重复西方的理论论争，当前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居于主导。第二，对存在问题的诊断则与理论上的论辩相反，相对局限于对本土政治、文化、社会情境的强调，缺少与西方或国际上社会工作问题化现象的对话，对问题化表征的穿透性思考有待提升。第三，当前对问题化现象的归因取向往往强调的单一侧面，有待发展出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或者是总体的而非局部性的解释框架。第四，没有哪种专业化策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应进一步探究不同策略与不同情境之间的匹配关系。第五，有待拓展理论资源的增量及其深度挖掘，并注意其迁移到社会工作学科后面临的解释限度或边界。中国社会工作伴随中国社会转型而生长，因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呈现的种种问题实际上与转型期社会发展对速度的追求一致，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社会各域均处于强烈的竞争性环境，彰显“效率主义”并外化为诸问题化现象；社会工作作为非物质性的与人互动的劳动类型，是典型的“情感劳动”，且此种“情感”和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笔下空乘职业体现的商业性情感尚存差别，但当前本土社会工作界似乎对社会工作情感面向的关注并不充分；研究中仍然呈现出性别意识不足的状况；城市社会工作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略显匮乏。如果理论上依旧延续全球或西方叙事，实践中的问题却仅仅局限于本土文化、社会和政治情境，很可能将导致“割裂化”的本土化/建构。因此，应当看到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的重要性。另外，当前社会工作应该在对挖掘诸多表象问题背后的实质并且去不断这种实质方面做出努力。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回应社会为使命的社会工作有必要紧跟时代步伐，增加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崭新议题的即时回应。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批判性视野不仅着眼于已逝的过去，更眺望至未知的未来，并且将过去与未来这两个时间维度整合进一个新的空间向度，与时俱进、批判反思始终应该作为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与实践担当，只有对这份担当的坚守，才能持续为社会和人的福祉做出贡献。如何思考政治腐败：基于概念的理论反思李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腐败，追根溯源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越来越表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势。在大部分的文献中都不太区分一般性的腐败和政治腐败（political corruption），许多论著的标题中使用了“政治腐败”，但从定义到测量，其中的腐败都非常不政治。这种腐败问题的政治化和腐败研究的去政治化二者之间的背离，使得腐败研究越来越难以满足解决腐败问题的要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概念和研究的背离，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从理论上考虑清楚政治腐败的概念问题，因此无从区分政治腐败和一般性的腐败，也不知道我们在谈论腐败时，其政治性的含义到底指的是什么。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就是尝试反思“政治腐败”这个概念，从理论上探讨腐败的政治性含义。为了解决上面提出的研究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下面三个子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一般意义上的腐败，因为政治腐败作为腐败的一个子集，它既要满足广义的腐败定义，又要与广义的腐败有所区分，因此定义政治腐败首先要了解目前我们是如何定义一般性腐败的。其次，由于广义的腐败概念包含了政治腐败和非政治性的腐败，因此目前出现了大量去政治化的腐败研究，笔者从法律主义、文化主义、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和道德—心理主义四个角度分析腐败研究如何被去政治化的。第三，政治腐败研究的学理正当性起源于腐败问题的政治化，本文概括和归纳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政治腐败。第四，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腐败问题的政治性含义，并且重新强调和明确了政治腐败的概念。最后，在结论部分讨论了政治腐败到底是坏政治，还是正常政治的一种延伸，最后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政治腐败的复杂性。首先，腐败一般被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但是这一定义非常宽泛，对于什么是公共权力和什么是私利都没有明确的限定，这种定义下的腐败可以发生在政治领域，也可以发生在非政治领域。因此，有些学者尝试寻求更为准确地定义，以缩小这个概念的解释范围。黑登海默（Arnold Heidenheimer）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取向的腐败定义：以公职人员为中心的定义，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和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定义。黑登海默的类型学基础是典型的行为主义范式，公职人员可以看作是行为主体，市场是行为性质，公共利益是行为的后果，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关于腐败的定义进一步归纳为四类：基于行为主体的定义，基于行为性质的定义，基于行为后果的定义，和基于个体主观认知的定义。主体、性质、后果和认知构成了完整的行为主义范式的腐败概念。其次，无论哪个角度的定义都没有特别去强调腐败的政治性内涵，因为政治性强调的是与个体行为相反的方面，那就是个体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和系统，政治腐败是一种制度化和系统化的腐败，从个体行为的角度无法归纳政治腐败的核心特征。在行为主义范式腐败概念的影响下，对腐败的解释也越来越呈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势，接下来我们将着重讨论一下腐败研究中去政治化的四条路径。去政治化的腐败研究并不是指在腐败研究中特别有意识地去剔除议题中的政治含义，而是为了把腐败问题纳入到某一个研究视角下进行观察，但却不自觉地淡化了其中的政治性含义，包括法律主义、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文化主义、以及道德—心理主义四种路径。第三，腐败研究的去政治化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些研究去向与腐败问题的政治化二者形成了背离，在分析和研究政治腐败的问题上显得非常乏力。腐败问题的政治化主要体现在政治腐败的议题和形态具备很强的政治性含义，在这些议题中，被私有化和滥用的不是一般性的权力，而是政治性的权力甚至是整个政治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形态：政治庇护主义，盗贼统治的国家（Kleptocracy），以及权势市场。最后，我们认为政治腐败的核心特征有三个：一是从行为体的角度来看，政治腐败发生在高层政治精英的游戏中，而不是在商业领域、社会领域或者较低层级的官僚行政领域；第二，从行为性质的角度来看，政治腐败是一种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腐败，不是零敲碎打偶然发生的越轨行为；第三，从行为的后果来看，政治腐败的复杂性体现在其对正常政治的高度嵌入性，模糊了好政治和坏政治的边界。政治腐败与既有政治制度高度熔合，既表现为一种坏政治，同时又变现为正常政治的延伸。就像罗伯特·哈里斯所说的：“政治腐败的本质，最好不要被看成是对正常政治的背离，而是正常政治某个方面的扩展。”在政治腐败的视角下，也许把人类的政治活动看作纯粹公共性的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完全剔除私利的政治活动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对平等、自由、公正的追求永无止境。话语体系与“环世界”：现代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及话语重构柳亦博（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治理的话语体系是一种工具，是治理主体在对行动的言说中所使用的基本范式或框架，它是权力与知识、制度与行动的多重集合。一个国家的治理话语是它的“隐形财富”，当该话语能够为许多国家所认同时，则表现出明显的外溢效应。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国家”取代“共同体”再次回到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在关涉国家治理的众多理论流派中渐渐形成了三种正典叙事：第一种以拉克曼为代表，聚焦国家顶层的精英斗争；第二种以拉图尔为代表，关注行动者及其网络；第三种则以米格代尔为擎炬人，强调国家与社会在一个场域中的互构过程。叙事的层累形成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决定了存在者能够用以感知周围环境的方式以及可能从中获得的经验，所有来自外部环境的信号反馈都会经过话语系统的过滤和再加工，进而为存在者构筑起一个属于他的“环世界”。因此，多重话语意味着多个环世界的共在。但是，这种共在状态终将面临分叉，或走近或远离。走向疏离的环世界会使人最终生活在自己的“古怪世界”中，很难形成有效地集体行动；与之相反，走近甚至重叠的环世界则可能最终完成由共在到共生的质变。当前学术界热议的话语体系重构，也可以视为是在为实现环世界走近为而展开的一次次探索。与此同时，在环世界的走近和重叠的过程中，存在者也将愈发深刻地察觉到传统治理话语总是遭遇无所指涉的窘境，不得不去寻求一种全新的治理叙事才能对当下的“存在状态”进行合理的解释。话语体系与环世界是相互充权的，话语成为了感知和介入外部环境的触角，通过感知到的信号在意识中构成海德格尔所定义的“周围世界”（Umwelt）。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通过操作“上手事物”并为之操劳，以此来与他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即“打交道”），形成一个一个以此在为中心的整全世界的切片——周围世界。共同世界在周围世界发生重叠时现身，此在的存在上升为“共在”。共在是一种社会现实，但共生却需要由处于周围世界中心的此在对他者发出邀请。当然，某些情况下这种邀请也可能被略过，他者能够直接刺入此在的周围世界，与之产生共情——前提是他们共享足够的知识、经验和生活。只有当周围世界发生重叠之时，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个日常此在最切近的世界真实存在，才有可能尝试着去理解环世界之外的世界，这个理解的过程承担起了共同世界的底座。共同世界中的存在者们使用同一套话语体系，并能够在许多核心观念上在行动中获得共识。环世界本身即是一种分隔存在者与整全世界的多棱镜，在界限处向外观望和向内窥探到的一切都是被话语体系折射过的映像，费希特认为人们总是忍不住这种张望的冲动，忍不住寻找某种单纯映像之外存在的实在。身处环世界内的此在“经验到的事物”与“事物本身”其实是不同的，因而他们形成的世界图像（Weltbild）是差异的。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他们的共在事实，毕竟将感觉到的世界图像“作为理智自然的范型予以应用” 并不会频繁导致冲突，只有等到他者出场并展开行动之后，此在才有可能认识到那种差异带来的裂隙，以及差异在感官经验中发生的必然性。因而，如果想要追求一种社会规模的“共同善”，目前我们找不到比重叠多个环世界更有效、更真实的方式。三种正典国家治理话语对于传统政治哲学给出的关于“国家中谁应该服从谁”的答案都不满足，它们在各自的环世界中都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作出了回应：精英斗争话语主张人们应当相信那些顶层精英的智慧并服从他们的决策，行动者网络话语则认为主权者应采纳那些权威行动者提出的方案，而场域互动话语强调国家权力应当与作为一个混合体网络的包含多个主体的社会势力共同商议。三种话语体系构筑了三种周围世界，并且在信息技术突破空间限制之前的周围世界几乎等同于环世界，毕竟“周围”包含着空间性之意。事实上，无论是周围世界、共同世界还是阶层、场域，其实指称的都是单数或复数的环世界。不过，这三种环世界均是以部分存在者为主体构筑而成的，其他存在者要么会被环世界吸纳进来成为其内部秩序的一份子，要么成为环世界把握的对象，遭到它的排斥、拉扯甚至支配。在传统话语行至尽头之时，信息技术为话语重构提供了柳暗花明的转机：互联网的出现帮助此在从空间束缚中突围，获得经验与拓展理性的方式都与传统方式不同。借助互联网，客观上的遥远已经无法阻止在场，此在通过远方获得的经验来进行理性演绎并拓展新知，因此环世界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既包含此在的感官事实，又包含诸如时空这类先验的结构。继海德格尔察觉到的无线电帮助人们“在扩大周围世界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之后，此在的经验触角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又一次获得了极大延伸，令环世界从周围世界中破壳而出。信息技术消灭了那些自愿被现代性放逐的“隐士”，每个人都暴露在数据洪流中。 每个环世界的扩张使得环世界重叠变得无可避免，这种重叠意味着“拥挤的”信息社会只能是指向人的共在共生的合作社会，此在必须学会共享环世界。 如果一项技术正在对我们的全部生活进行着实际改造，那么它就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必然会形成一套新的话语——即第四种正典话语。这种新叙事并不直接回答“国家中谁应该服从谁”，而是通过改变问题本身的性质，转换了它之所以成为问题的重要条件（它改变了服从、支配、代议与民主参与），从而使得此前棘手的“代表性/成本”两难变得不再亟需回应。问题的修改转变了我们看待原有事物所依凭的眼镜，抹除了传统的言说惯例和叙事逻辑。此外，叙事方式的变换将释放行动和言说的想象力，使曾经不被视作解决方案的隐匿路径浮出水面。服从（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控制）问题是由于国家的主权者与行动者相互分离而致，但是 20 世纪后期以来的行动主义运动使主权者希望重新成为行动者。尤其是在环世界重叠的后工业社会中，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行动者，这改变了过去由认同政治所缔造的“臣民/公民-士兵”转换模式，主权者与行动者分离的状态以及“命令-服从”关系都将自此走向终结。环世界重叠令第四叙事拥有了超越性，使它能够超越前三种正典叙事，成为一般世界的通用叙事。这是因为，前三种叙事只赋予了一部分人以刺入他者环世界的能力，甚至都没有激发这些有限的人如此做的意愿；而环世界重叠为第四叙事带来的变革就在于信息技术缠绕联系着所有人，存在者变得更加依赖于他人而存在。只有当他者进入到环世界之后，此在才有可能意识到一直以来被忽视的错谬，才有修正它并与进入共同世界的愿望。东北传统国企改革中内部利益关系的解构与重构——以家族集团利益为视角潘墨涛（清华大学）一、东北地区传统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家族集团利益关系结构分析（一）家族利益是传统国有企业内部利益结构的基本单元世代延续性：作为计划经济基本行为主体的传统国有企业，根深蒂固的“单位体制”基本封闭了企业的人员流动，或多或少体现出高于其他性质企业的“世代延续性”。隐蔽性：作为集体主义形式的、员工众多的传统国有企业，个体行为对集体影响甚微。长期吃惯了“大锅饭”，个体对集体有着高强度的依赖惯性，个体、个人的利益诉求往往需要通过集体而实现，而这个最易结成的“集体”就是“一般性互惠”性质的家庭和家族。无序性：作为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传统国有企业，其内部的“差序格局”由“立体”变为“平面”，即随着计划经济单位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体权力和地位的上升导致企业内“序”逐步消解，继而，“立体化”的“序”的消解导致“平面化”的“差”失去制衡，家庭、家族逐渐成为企业内部利益结构中最主要的基本单元。（二）从家族利益到家族集团利益：东北传统国企利益结构的演变长期工作生活共同体记忆。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型国企基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工作生活共同体，“同吃同劳动”，同住单位大院，这种生活工作形式将原子化的家族在单位体制内整合为一体。由上向下的企业改革压力。我国传统大型国企的几轮改革动力基本都来自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当几十年形成的工作生活共同体受到由上而下的解构压力时，家族单位势必依据稳定的社会关系“抱团取暖”。由于上述两个根本因素，家族集团利益逐渐成为“显性”的利益行动单元，家族集团成为核心利益行动主体。企业转轨中原本权力、影响力等“序”的关系逐步消解，新的“序”并未构建起来，利益结构逐渐转化为有“差”而无“序”的形态。（图1）图1：改革中东北地区传统国企的利益结构变迁（三）企业家族集团利益结构分析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由上向下的改革压力使我国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内部形成了以家族为基本单元、以家族集团为最重要最基本行动主体的利益结构。1.利益观念任何一种利益观念都是隐性的，其都会具现化为具体利益行为。在变革中，家族集团利益观念主要表现为：家族集团内部各家族利益关系强相关；家族集团内部“利己”与“利他”的冲突；利益谈判中期待“强人出头”和单一家族的“搭便车”心理；等等。2.利益追求性质东北地区转型期传统国企中，根本利益单元还是家族，但主要行为主体则是家族集团。以家族为单元的利益追求性质可以概括为：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且缺乏公共性诉求；但在向适应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企业改革中逐步形成家族集团利益结构后，利益追求的性质就变为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且存在集团内的“弱”公共性诉求，同时主要的利益关系变成了这种“集团间”的利益关系。3.追求利益的方式家族集团追求利益方式包括：压力下的互助、谈判说服、经济手段、法律诉讼、寻求公共压力，等等。4.利益分化与内外关系传统国企的企业结构基本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特征，企业权力集中能够支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任务，但同样造成了“集中矛盾于一身”的问题。因此当原本利益结构“序”即权力结构逐渐崩坏之后，利益结构的“序”被暴露出来，在变革的利益冲突中也在出现不同程度分层。二、家族集团利益结构对东北国有企业改革的掣肘人才枯竭。东北地区内部就业的可选择度低，“大院文化”所形成的家族集团利益结构几乎完全阻止了集团外部人才的进入，极端确定性导致家族集团内年轻一代选择离开东北超稳定的企业组织，人才问题严峻。体制封闭。人员结构的封闭会逐步导致利益结构的封闭，而利益结构的封闭则会根本上导致整个体制的封闭僵化。文化崩坏。长期超稳定性的社会关系束缚了集团内部每一个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范围，这种小格局利益关系不可能对国家经济大背景下传统国有企业转轨改革有正确的理解。以家族为单位的利益主体与企业之间的“距离”被拉大，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关系利益在内的根本利益都已转向家族集团求得“维护”，逐渐形成了“只知有其家，不知有企业，更不知有社会”的劣性组织亚文化。三、企业内部家族集团利益关系的解构与重构对策以企业体制与制度的“源创新”改变组织内部环境。从制度层面入手大胆进行“源创新”，探索不同于任何地区市场主体的制度体制，并通过“源创新”制度体制的逐步优化来改变原利益结构内的个体，逐步解构传统家族集团。以“组织域”“再均衡”带动“社会交换域”变迁。从根本上看，“组织域”的“再均衡”也是一种“中观”制度上的“源创新”，其更加关注具体的组织内博弈关系、博弈规则的重构。以互补制度的完善提升企业现代化的改革认同度。提升改革认同度，可从改革风险和改革收益两个方面着手。提高东北传统国企改革的内部利益相关方认同度，关键在于以配套互补的制度完善来降低改革可预知风险和提升改革可期待收益。“解放时代”的来临——五四时期“解放”观念的历史演变王鸿（华东师范大学）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演变中，“解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它不仅广泛出现在五四时期的文献中，而且也是把握革命时代不可忽视的关键面向，甚至在后革命的1980年代前后，公共舆论中还依然强烈回响着“思想解放”的口号。然而，综观新近的史学研究，“解放”这一横亘百年中国近代史的观念，却出乎意料地受到研究者的冷落。一方面，这自然与“解放”观念在当前公共舆论中的逐渐退潮有着紧密关系；另一方面，则或多或少受到史学研究碎片化研究趋势的影响，促使像“解放”这样跨越不同历史时期、有着重大历史内涵的观念，得不到应有的严肃讨论。可以说，在新的时代情境下，如果我们试图对“解放”作出重新检讨，直接考验着研究者能否冲破不同历史时期的层层限制，以一种长时段、跨时代的视野捕捉其间的历史变动，重新发掘其所内蕴的问题意识。当然，作为一项初步的研究，本文并不会全面考察“解放”观念的百年变迁史，而是主要聚焦在“解放”观念兴起的五四时期。本文认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解放”开始逐步成为影响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重要观念，它所代表的那种解脱一切束缚的思想趋向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解放时代”。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解放”观念发生了一个内涵上的重要裂变，从作为启蒙观念的“个人解放”转变为作为革命观念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何以“解放”观念会成为启蒙时代与革命时代共同使用的观念？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某种同一性的、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虽然主要涉及五四时期的思想变迁，但却也是我们把握百年流变中的“解放”观念，不可不面对的问题。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要求的“解放”来看，它不仅囊括了家庭革命和女性解放的伦理革命，还涉及到解除在政治、宗教层面的束缚。在政治层面，“国家”被视为以为一种“偶像”，晚清以来的军国民主义思潮被世界主义潮流所替代。在宗教层面，随着伦理革命的进行，以纲常伦理作为重要标志之一的儒家思想被弃如敝履，同时流行于晚清知识分子中的那种浓烈的佛道信仰也趋于边缘。除去了一切束缚之后，“解放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便如傅斯年在《新潮》中所期待的，乃是“拿人生解释人生”。不带一丝束缚的、“赤裸裸”的个人，构成了五四时期大部分“解放”论述的出发点。五四时期最曼妙的神话之一，或许在于认为个体从家庭、国家等各类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可以急速进入一个自由平等的共同体。面对着各种类型的束缚，如果说个人解放乃是无可避免的时代议题，那么如何从个人解放走向社会改造，从而重新建构一套新伦理，则是这个过程中必然需要面对的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显然意识到这一问题，但他们所主张的替代性方案却显然是幼稚的，充斥着乌托邦色彩。这种片刻的乐观，无法掩盖弥漫整个“解放时代”的悲观氛围。对于五四时期，过去我们似乎都过于强调新与旧在对决过程中的乐观气息，但却较少注意到这个“解放时代”的种种悲观气息。“解放时代”的悲观，当然仍然包含着晚清以来对于外患频仍的无奈，但同时也有对于个人解放后伦理丧失、信仰无着和生活无可凭借的控诉。“解放时代”的悲观，首先便在于“解放”观念在诱发人们对于传统家国伦理的不满后，出现了一种人生观上的彷徨。在洋溢着乐观的社会改造言论的同时，罗家伦面对当时青年的自杀问题，便发现“‘五四’以后，我们青年的人生观上发生一种大大的觉悟，就是把以前的偶像一律打破，事事发生一种怀疑的心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自然东望也不是，西望也不是。旧的人生观既然打破了，新的人生观这没有确立。学问又可没有适当的人来作指导，于是消极的就流于自杀”。可以说，像“个人解放”这样的新思潮日益流行，只是促使“一班青年由昏沉的生活到了烦闷的生活”。若从正面而言，这是一个“解放时代”；而若是从负面而言，则是一个“青年的烦闷时代”。事实上，呈现在五四时期思想界中的“解放”观念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变化，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性现象。概念史家科赛雷克在考察欧洲的概念变迁时，便也追溯了“解放”（Emancipation）概念发端于中世纪、盛行于启蒙时代、遍布于现代世界的历史过程。不过，与欧洲的解放主要是从上帝、专制政治中解放出来的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不同的是，五四时期中国的解放，却主要是一种对伦理的革命，带来了一种个体从家国的束缚中全面脱离出来的思想和运动。这种“解放”观念在带来短暂的乌托邦想象的同时，个人精神的迷茫和经济生活的困顿也随之而来，急需一套整全性的解决方案，解决“解放”观念落地生根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刻，一套以“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为中心的“解放”观念进入中国，替代了“个人解放”的乌托邦方案，主导了此后“解放”观念的内涵。当然，这种全新的“解放”观念，除了内在的思想史脉络外，也与五四运动后中国严峻的历史形势不可分割。特别是与“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相连的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时代任务，更是反映了这种“解放”理念的兴起离不开内忧外患的历史形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启蒙的“个人解放”和作为革命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之间乃是截然对立的，或者说，并不如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在新的历史时势面前，后者压倒了前者。事实上，五四时期的“解放”观念诱发了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解放时代”：个人如何面对一个解放后的全面脱离了束缚的社会？在这样一个“解放时代”，是否有可能通过个体的自由结合形成新的共同体？如果不能的话，那么真正的解决方案在哪里？这些问题，不仅是启蒙时代的困境，也是革命时代的难题，持续考验着历史的局中人，构成了中国近百年持续转型下的普遍性问题，即使在当下的社会情境中，也仍然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现代社会伦理断裂的中国境况及其问题王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如何认识现代社会发展中伦理道德问题？“伦理断裂”论描绘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打破传统社会规范的道德问题。最初，这些个体性道德问题逐渐累积，表现为犯罪率上升、家庭破裂、社会信任度降低等现象和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再被社会成员认可就可能形成社会成员对社会秩序的普遍性否定，道德坍塌、伦理断裂就发生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犯罪和社会失序的加剧，作为社会联结源泉的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衰落、信任度的降低，这些都构成大断裂的特点。”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其一，犯罪率、家庭小型化以及社会失序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伦理规范有效性受到破坏；其二，社会规范方面的重大改变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分裂与失序，尤其表现在那些与生育、家庭和两性关系相关的那些社会伦理规范。作为社会性问题的大断裂其精神实质是伦理道德的，伦理断裂问题的现实性通过外在性社会（系统）问题表现出来。于是，从社会问题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现实性与精神性、断裂与重建的二元论逻辑中，得出伦理“断裂论”的理论框架与结构。新的民主化浪潮虽然是进步的趋势，但在道德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进步性”不容乐观。规范和价值领域的变化基本可以归结为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互联网技术能够让人们可以基于任何一种兴趣在任何位置、任何范围相互联系。传统纽带的消解并不止步于对传统或专制社会的压迫性规则，还继续侵蚀着那些法制度奠定基础的社会关系。若干社会规范方面的重大改变造成了大断裂，主要涉及生育、家庭和两性关系有关的那些社会规范。作为社会性问题的大断裂其精神实质是伦理道德的，伦理断裂问题的现实性通过外在性社会（系统）问题表现出来。包括家庭小型化带来伦理空白，女性和男性的解放，核心家庭的衰落对犯罪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同样面临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道德滑坡并存的社会现象。一些用来描述西方“大断裂”指标的症状也出现在中国社会。中国社会是否发生了伦理断裂？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在伦理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西方意义上的伦理断裂。这一结论，植根于对中国伦理社会的认识变化和发展中，表现为：家庭伦理有效遏制原子式个人的产生；“无伦理”的市民社会并没有成为现实；伦理社会有机体仍然相互关联、贯通。也即是说虽然伦理社会受到冲击，但并没有解体。总体来看，个人主义和外来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崩塌成为对中国社会伦理和道德风尚影响最大的因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论是日常感受还是权威统计数据均表明，中国总体犯罪率持续上升（胡联合等，2005）。中国家庭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差无几。生产、教育子女、照顾老人、娱乐的功能几乎都能在社会上找到代替品。伴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了质的变化。人际不信任的个别性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普遍化或“社会化”为对不道德的个体所承载的社会角色或社会地位的不信任，如从某些商人的不守信，演化为对经商职业的不信任，进而得出“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的对整个商人群体的盖然论的伦理不信任；从某些官员的腐败得出“无官不贪”的对整个政府官员群体的伦理不信任。家庭伦理有效遏制原子式个人的产生。“无伦理”的市民社会并没有成为现实。对于中国来说，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诸多看似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大断裂”的症状，但无论从现代化的发生机制、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共政策实施来看，都与“大断裂”最终形成的影响机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并没有形成“断裂”。中国伦理社会没有解体并不是说没有影响。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伦理断裂的诱发性问题，比如“道德贱民”的发生、市场契约—信用的盛行、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伦理精神亏空等问题。因而，随着社会的现代转型，当代中国社会同样受到现代性伦理道德问题的冲击，然而只有立足于伦理型社会的伦理道德发展规律基础之上才能给出恰当的对策。如何防止由“卑贱意识”向“贱民”、由“贱民”向“暴民”的癌变?问题解决的根本,是在精神上消除“卑贱意识”及其产生的客观基础——贫困,建立个体与国家权力和财富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不仅客观地存在这种同一性,而且在意识中精神地把握这种同一性关系,从而以“高贵意识”取代“卑贱意识”。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也是伦理学研究、道德哲学研究必须进行的学术和学科推进,即确立两大理念和概念：“伦理安全”、“精神援助”。没有伦理公正，就没有群众对国家的信任；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培育爱国主义的政治情绪。而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形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伦理亏空。所谓“公信力”，要义是政府公共权力在道德上的信用度和伦理上的信任度，二者生成公民对政府的信赖度。政府决策与公共政策的伦理含量，它不仅表现在一些建设与投资的重大决策，而且从城市盲道、无障碍通道、公共汽车的踏脚板高度，到老龄人政策等，都体现公共政策的伦理含量，其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伦理关怀是标志性指标。权威代植与传统撕裂：乡村教育政策场域中的结构困境谢君君（海南师范大学）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两者看似相悖的政策转变，其背后却隐含着以国家治理主义的政治逻辑和以发展主义为主旨的现代性逻辑的嬗变。文字下乡是通过学校教育的载体以“现代知识的规训”分离地方性的传统知识并实现国家伦理的现代治理；文字上移是在国家实现了单一普遍性文化的现代植入，并达到足够标签和解构地方性知识的异质性和冲突性时，从教育资源的效率优先和地方发展利益的成本权衡下做出的政策转向。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不管是文字下乡还是文字上移，乡村学校从乡村社会的嵌入到悬浮，与乡村社区的内在融合和分离显得如此的轻松自如；事实上，文字下乡通过村落学校的“国家意识教育”对乡村学生的祛地方性知识的培养使他们成为了注定要脱离乡村的进城者，随着乡村精英人才的流失和乡村人口的外向型城市迁移，乡村逐渐成为了城市文化的抛弃者，在发展主义的现代性逻辑下，乡村逐渐被标签为“落后”和文化“劣质”的代名词；乡村社区也逐渐呈现出“社区空巢化”和“文化空洞性”，在以乡村反哺城市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乡村成为了无言的牺牲者。探寻乡村教育的发展，不应仅局限于教育而谈教育，而应放在整个乡村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来讨论，脱离了整个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治疗乡村教育的药方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我们也不是在批判乡村教育在城市发展主义的逻辑下导致的发展困境，就怀旧式重构传统乡村传统文化教育的想象。乡村教育的发展应立足于当下现代化的历史情境之中，总结历史的实践经验，探索适合于乡村、有利于国家、有益于人们的创新发展之路。我认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它可以起到重要的先导作用，可以与其他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二是它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的支撑力量，构建和谐稳定发展的乡村,需要乡村教育树立乡村文化自信的根基。从乡村教育发展的经验来看，乡村教育发展首先需要重新厘定其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应紧紧围绕以乡村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培养成长于乡土，侵润者地方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有着厚重乡土文化情节的生存自信和现代视野下宽容开阔的的社会主义国家合格公民。其次，乡村建设的主体是村民，乡村教育建设的主体也应该是村民，应鼓励和吸引乡村精英的主体回归，提高乡村村民对乡村社会的主体性认识，加强乡村村民的生存技能的培养，在国家现代政治治理的政策语境下，减少乡村教育资源的行政资源审批，调动乡村教育中的“文化人”的积极性性，下放乡村教育资源分配的主导权，充分发挥教育行政部门的专业评估和监督作用，保障乡村教育发展在国家整体教育政策的把控下不走样、不脱轨。第三，丰富乡村教育的文化内涵，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中的教育资源，树立乡村学生对本土宗族文化认同的生存自信，把国家统一标准化的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进行融合创新，鼓励亲近乡村、感受乡村的本土特色教育项目的开发，培植乡村学生内在文化精神的成长、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坦荡的胸襟。第四，充分发挥乡村教师的主体性作用，乡村教师职业素质的提升和教书育人的职业精神是乡村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当前乡村教师自我职业身份认同的迷失是乡村教育发展错位的真实写照，尊师重道的伦理回归应是对社会伦理失范的重新定位，应大力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水平，让驻守乡村的“文化人”找回职业的尊严和事业的归属感。同时应加大对乡村教师的现代教育理念的培训，但不应是城市教育理念的简单移植和复制，而应是引导他们重新认识乡村教育发展的独特性和培养找寻乡土文化精神的探索思维。从乡村社会结构主体的教育意愿和行为逻辑来看，当前乡村教育发展的困境不仅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涉及不同社会结构主体对教育诉求的差异化和教育资源分配的利益冲突等系统问题，从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来看，当前的乡村教育政策背离乡村教育主体的意愿，乡村教育资源的结构性限制势必会造成乡村教育的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阶层的底层复制，应及时转向乡村教育发展的公平正义，不仅不应继续“文字上移”的地方性教育政策冲动，反而应该及时恢复有条件办学的乡村学校，加大乡村教育的建设投入，增补偏远落后地区的乡村教学点，切实提高乡村学生的准国民教育待遇。从乡村弱势群体的教育诉求来看，教育政策无声地遮蔽了他们真实的教育诉求，底层生活的无奈和对未来命运的无望让他们选择了对教育无用论的信守。教育政策的公平应坚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兜底，应加大对乡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差异补偿”，弥补其因为社会资源因素的限制导致的教育成本差异，确保弱势群体能在教育起点公平上与不同阶层的孩子能进行平等竞争，凸显教育实质公平的过程实现。在目前我国城镇化战略和城乡一体化教育推进的过程中，我们要总结和反思现有城乡教育之间的区别对待和差异化制度安排，弥补乡村教育发展的短板，加大对乡村教育建设的政策倾斜和资源补偿，为搭建城乡教育资源的双向流动发展平台提供激励机制。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的深度考察张国磊（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改革开放40年，国家通过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现有基层社会治理是按照科层制的行动逻辑进行运作，科层制的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与非人格化特征能够确保治理的准确性、权威性与统一性。处在科层制体系中的各种类型组织，无论在资源的整合与汲取，还是在动员行动与偏好表达，都离不开各自的分工与协作、协调与控制。由于科层制的规制过多与层级束缚，导致科层治理的效率低下与结构功能弱化，因而亟需地方政府放松规制与简化程序，各职能部门加强跨部门协作来整合资源，基层干部通过差异化选派与交互式治理，才能突破科层制的层级束缚，塑造出跨层级治理的行动策略。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不仅从制度层面塑造出权威治理、代理治理与指标治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也从行动者层面形成了主导参与、合作共治与主动服务的非科层化行动取向。首先，跨层级治理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通过联镇包村的制度创新来突破村民自治制度运作失灵的困境，以组织高层与基层群众的直接互动来减少行政资源的内耗与项目下乡的阻力，进而提升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另一方面，在制度文本的合法框架内，通过赋予驻村第一书记一定的权、责、利，增强其在联镇包村工作中的积极性，进而使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安排得到贯彻执行。通过联镇包村制度将国家与地方政令进行有效整合，有效地避免政出多门而导致的责任推诿与执行偏差的困境。与此同时，通过驻村第一书记的行政力量介入，能够协调基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有效防止小范围基层矛盾纠纷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事件。由组织高层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跨越中层部门直接嵌入基层社会与群众进行互动，意味着地方政府治理不在面对散沙式的群众上访行为，而是通过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平台将群众的合理诉求进行整合，不仅可以节约行政成本，也能够通过驻村第一书记的协调者角色疏通干群之间的关系，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因此，通过跨层级治理的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是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基层政权的基本取向。其次，跨层级治理的行动逻辑起始于联镇包村的制度文本，主要表现为组织高层与基层群众的直接互动。从纵向来看，地方政府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下基层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并通过目标责任制与不定期调研来督促各驻村第一书记履职到位。一方面，组织高层不定期到承包的村庄进行调研与走访，在了解驻村第一书记的治村效果的同时，也能掌控村庄的发展状态以及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而做出批示来实现个人的治村理念。另一方面，组织高层直接嵌入到村庄，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也能够将公共服务直接下沉到基层，使群众的矛盾纠纷问题能够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引导下解决。联镇包村制度所呈现出跨层级治理样态，是地方政府分权的一个过程，在赋予驻村第一书记权、责、利的同时，也对其履职行为进行过程管理与全面考核，尤其对晋升机制的明确化，机关干部更倾向于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来增加个人履历，进而提升自身的政治晋升空间。换言之，联镇包村制度并非指注重对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考核，而是通过晋升激励的软治理方式调动驻村第一书记的积极性，使其成为地方政府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新代理人。最后，制度创新是实现基层社会善治的前提条件，不仅需要地方政府加强制度供给的有效性，也需要各行动者的通力协作进行底层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营造出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的发展空间，不仅提升了宏观的国家治理能力，也给予中观的地方政府治理更大的空间，使微观的基层社会治理获得更大的驱动力。从联镇包村制度运行过程来看，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到底层实践是在地方政府的制度性框架确定后才得以运作。具体而言，联镇包村制度的顶层设计主要包括指导意见、主要内容与操作方式组成，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宏观的政策适用范围（普适性抑或特殊性）、中观的部门利益是否均衡（博弈抑或合作），也要考虑微观的执行主体的行动取向（科层制逻辑抑或非科层化运行）。从现实来看，地方政府将联镇包村制度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范畴，同时将基层社会治理的各项制度安排融入联镇包村的具体任务中，由此形成政策互补。作为联镇包村的主要行动者，驻村第一书记的行动决定着制度的顶层设计能否顺利完成底层实践。如果制度的顶层设计过度依赖科层制体系自上而下的法定程序，那将会加剧政策执行异化的风险，因为随着行政层级的增加与管理链条的延伸，政令信息在向下传递过程中失真的可能性将会加大，加上各层级部门利益分化的存在，导致制度运行的成本加大。地方政府不仅要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也要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持续性地跟进，很可能因为难以权衡各方利益诉求而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导致治理危机。总体而言，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弥补性治理，跨层级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地方政府创新治理模式的一个过程。通过联镇包村的制度创新来突破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失灵的困境，以组织高层与基层群众的直接互动来减少行政资源的内耗与项目下乡的阻力，进而提升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制度文件的合法框架内，通过赋予驻村第一书记一定的权、责、利，增强其在联镇包村工作中的积极性，进而使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安排得到贯彻执行。但跨层级治理并非适应所有治理领域，而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农村场域中才得以实现其价值取向，尤其在科层治理失灵的情境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利用跨层级治理的方式实现组织高层与基层群众的良性互动，进而确保国家与地方各项制度安排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底层的有效回应。注：提要内容省略了原文注释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