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征稿

“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哲学学者韩东屏的一篇文章引发社会舆论广泛讨论。在一份最新声明中，韩东屏表示“很烂”并非脏话，自己静候有人写说理性文章反驳。12月19日下午，刊发韩文的《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李义良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报刚刚由单月刊改为双月刊，每期平均刊登15篇左右的文章。为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编辑部主动向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韩东屏教授约稿，并在2020年第5期刊发了其撰写的《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学术规范并没有要求论文不能起通俗易懂的标题。”李义良告诉澎湃新闻，最早收到韩东屏的稿件时，编辑部内部也曾有过争论，但编辑们认真阅读了文章内容后认为文章本身并无不妥，于是尊重了作者的意见未对标题进行修改。12月18日，韩东屏主动向编辑部发来了作者声明。“从韩老师的声明里能看出他很自信，我们也愿意提供平台引导正常的学术讨论。有了积极引导，会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好处的。”李义良说。根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这篇名为《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的论文近期引发国内学术界热议。在知乎等网络平台上，“如何看待华科哲学系教授韩东屏发表的论文《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的讨论信息已引发十余万读者阅读，更贴讨论者众多。该论文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韩东屏，论文发表于《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文章表示：“康德的伦理学和他的其他哲学著述一样，都有大批满怀敬佩之情的追随者。可在笔者看来，康德的伦理学其实非常糟糕，错误甚多，并且有不少是基本性的大错误。”韩东屏教授的这篇文章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为研究对象，展开对康德伦理学的分析与批判。韩东屏认为，“康德伦理学的诸多错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方法方面的错误，另一类是理论观点方面的错误。”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在知乎等网络平台的讨论中，对于韩东屏教授文章的内容讨论的并不多，而是广泛认为文章在标题中直接使用“很烂”一词评价康德的伦理学过于轻率。还有的读者认为韩东屏的这篇文章类似读书笔记，“完全就是不讲武德”。还有网友表示，“槽点根本不在于反对，而是雷人夸张（过于真实）的题目。教授您好歹也委婉一点儿”。有的评论则表示，类似文章常用的标题是“试论康德伦理学的一些弊病”“刍议康德伦理学的几点可商榷之处”等。12月19日上午，刊发了韩东屏教授文章的《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作者声明暨编辑部征集商榷稿件启事》。启事通过编者按介绍：《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刊发了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韩东屏教授撰写的《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文章刊发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网络空间出现了批判、批评、赞许等争论不休的情况。为此，文章作者通过《江苏海洋大学学报》所属的公众号发布声明，相关期刊发布征集商榷稿件启事，为争鸣提供便利。韩东屏在声明中表示，所有仅针对《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题目中的“很烂”一词进行攻击的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喧嚣。韩东屏认为：《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中的“很烂”是个评价词，这个评价是通过文章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分析和论证得出的结论。所以所有不论及和未驳倒我的那些分析和论证的攻击性言论，就也没有驳倒我所给出的“很烂”的评价。这在学术辩论中，是起码的常识。对于有部分网友指称其不该把“很烂”这样的脏话用在学术论文标题中一事，韩东屏提出：“很烂”不是脏话，而是口语化的评价词，意思类似于“很差”、“稀烂”、“纰漏百出”、“太不像样”之类，但又比后者更准确、传神。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没有任何学术规范规定在论文题目中不能用口语。既然如此，“法无禁止即可为”，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是故，它可以被视为学术论文题目的一种尝试性创新。最后，韩东屏表示：所有不服这个“很烂”总评的人，请写说理性文章反驳，我静候。非说理性的攻击，一概不值得浪费时间反应。在声明中，刊发韩文的《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顺带发布了征稿启事：经《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研究，决定面向全社会征集与《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的相关学术争鸣文章，欢迎踊跃投稿。期望本次争鸣能够给我国的伦理学发展辩出一片新天地。(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此文基于2000年人文主义者宣言，是作者于2006年4月11日在联合国中心礼堂所做的演讲，此项活动由纽约市探索中心发起。保罗.库尔茨是国际探索中心前主席,世俗人文主义之父。郑念编译。为了实现我们的全球伦理学的重任，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全球的权利和义务的清单，它是把人类福祉作为整体考虑，是关于全球义务的具体体现。它与人权宣言相配合，但提供了一些新的内容。许多国家已经在自己的国度实施了这些内容，但这份全球的责任和义务清单需要不断的明晰，并运用到全体人中。第一，我们应该努力去结束贫穷和营养不良，为地球上所有的人提供足够的健康关怀和居住场所。这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足够的食物、清洁的水，我们应该尽所能地根除传染病，保持卫生，保证最低的居住标准。第二，我们应该努力为每一个人提供经济安全和足够的收入。这意味着给人们公平的就业机会，失业保障，退休后的社会保障。尤其是要为残疾人提供技能教育的项目，提高他们的能力并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这里一个主要的前提是自助：个人要尽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足够的收入。社会能够做的只是通过私人和公共的途径提供机会。第三，人人受到保护，免于无故的和不必要的受伤、危害和死亡。人类的成员应该是安全的，个人的物质利益不受侵害，个人财富不被偷盗，不受到恐吓（不管是来自个人还是机构或社会政治）。避免性虐待、性骚扰和强奸。性行为应该以双方同意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强奸幼儿。死刑不允许作为一种惩罚的方式，它应该被其它的惩罚措施比如终身监禁所代替。大多数文明的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第四，个人应该有选择生活家庭的权力，或者选择户主的权力，根据其收入情况，有权利选择养育或不养育孩子。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决定要孩子的数量和生活空间。个人有权用生物学方法拥有自己的孩子或领养孩子或不成家。对那些选择抚养孩子的人应该有基本的要求：父母应该为孩子提供安全和爱的环境，孩子不应受到父母的虐待，幼儿和青少年不应该被强迫进行成年人的劳动或酗酒。父母不应该忽视孩子，或忽略孩子的营养、卫生、居住地、医疗和安全。父母不能忽略孩子的受教育、文化熏陶和增长知识的权力。第五，受教育和丰富自己文化的机会应该很充分，人人都应该有扩展知识的机会，最低限度上，学校教育对孩子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有效的，但是受教育机会还应该对所有年龄的人都有效，包括对成年人的继续教育。第六，个人不因种族、宗族、民族、文化、阶层、世袭、教义或性别的不同而受到歧视。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新的人类身份，地球人的身份，这种身份应该被首选为消除歧视的基础。宗族、种族和民族仇恨是不道德的。阶级对抗可能是歧视的源泉，传统的障碍如世袭制度阻碍了几百万人的进步。信仰的权力和实践，或不受歧视的信仰应该受到尊重。性别歧视是不允许的，妇女应该有权与男人平等。社会不应该否定单性、双性，或超性别、变性人的权利。第七，平等的原则应该被文明社会所尊重，包括如下四个方面：法律面前的平等:人人都应该遵循法律的程序，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平等的尊严:人人都有相同的尊严和价值，其利益和权利与其他人相同，不应被剥夺；基本需要的满足:由于自身的缺陷，个人可能缺少资源，不能满足最低的基本需求，包括食物、住所、安全、健康、文化熏陶和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有这种手段，那么就有义务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这些基本的需求。机会平等:在自由社会中，应该有平衡的环境。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应该有责任满足成人和儿童的兴趣和热望，以表现他们的非凡才能。第八，在各自的条件下，过好生活，追求幸福，获得创造力的满足和得到休闲，是每个人的权力，只要他们不妨碍别人的利益。核心的原则是，每个人都应该被提供实现自我的机会，获得社会资源，但这种实现是以个人为基础，而不是以社会为基础的。第九，个人具有欣赏和参与艺术的机会。第十，在个人选择方面，不应受到阻碍、限制、或禁止。包括思想自由和意识自由——相信或不相信方面，言论自由和追求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他不妨碍其他人实现这种自由，这种权力就不应该受限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转发，需转载请与我们联系授权征 稿 启 示中国科学探索中心微信公众号欢迎赐稿！稿件内容以反伪破迷为核心思想，科技哲学、科学与公众、世俗人文主义、科技伦理等领域均可涉及，旨在将科学探索结果无偏见地告知公众，避免公众上当受骗。稿件一经采用，我们将奉上稿酬。投稿邮箱：cfi@crisp.org.cn

《川北医学院学报》由四川省教育厅主管、川北医学院主办，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综合性医药卫生学术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川北医学院学报》前身是《南充医专学报》，于1975年创刊。创刊以来，《川北医学院学报》一直秉承办刊宗旨：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科技、卫生工作方针，严格遵守有关法令、法规和条例，展示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2014年，《学报》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学报》入编美国《化学文摘》（CA）、波兰《哥白尼索引》（IC）、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UPD）、《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数据网络系统数字化期刊群”、“中国期刊网”和“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等国内外主要的大型检索系统，根据CNKI的统计，《川北医学院学报》的机构用户有3600多个，国际个人读者分布在13个国家和地区，像北美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欧洲的拜耳生物实验室，韩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等，都能找到《川北医学院学报》。在《2018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中，《川北医学院学报》的影响因子为1.440，学报获得“教育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二等奖”、“全国医学期刊协作网优秀期刊”、“四川省优秀学报”、“四川省高校优秀科技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执行规范优秀奖”等荣誉。本刊主要报道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研究的新成果、新动态、新进展。设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影像医学、预防医学、法医学、临床检验、护理学、综述与讲座等栏目。作者须知：1. 本刊实行严格的专家审稿制度，依据学术质量取舍稿件。对于经审稿、定稿认定为有重要创新的研究成果，本刊将以最快的速度刊出。来稿若有重大意义或为国际首报者请予以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2. 来稿应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论点明确、资料可靠、数字准确、文字精炼，图表简明。文章报告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试验时，其遵循的程序应该获得本单位伦理委员会批准，取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3. 来稿必须保证稿件内容真实、无一稿两投、不涉及保密问题、署名无争议等。请务必提供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联系方式，包括电话、传真、E-mail等。4. 凡来稿在接到本刊回执后3个月内未收到稿件处理通知者，作者在征求我刊同意后，可改投他刊。5. 来稿一律文责自负。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应对论文的科学性、真实性和伦理学问题等负责。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单位应对稿件的真实性和伦理学问题等负第二责任。本刊对稿件有删改权，凡有涉及原意的修改将征得作者同意。修改稿逾2个月不寄回者，视为自动撤稿。6. 本刊发表的论文，被美国《化学文摘》（CA）收录期刊、波兰《哥白尼索引》（IC）收录期刊、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UPD）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中国生物医学期刊引文数据库—CMCI、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华艺电子出版数据库等数据库收录。如作者不同意将论文纳入这些数据库，请来稿时声明。7. 来稿要求7.1 题目、摘要来稿标题应鲜明，字数一般在20字以内，不使用外文缩写词。尽量不用副标题，避免使用非通用的缩略词、字符等。中文摘要文字达到200-300字，包括4要素：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英文摘要要求句型简单、语句顺畅、意义完整。摘要须用第三人称撰写。个案报道、短篇文章不必写摘要。7.2 关键词、中图分类号选用能反映论文内容特征的3-6个关键词和中图分类号。第1个关键词列出该文章主要工作所属学科名称。第2个关键词列出该文研究得到的成果名称。第3个关键词列出该文在得到上述成果或结论时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名称。第4个关键词列出在前三个关键词没有出现的，但是被该文作为主要研究对对象的事或物质名称。如有需要，第5、第6个关键词等列出作者认为有利于检索和文献利用的其他关键词。7.3 基金资助、作者简介首页页脚标注论文受资助情况和作者简介。基金项目应标明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批准号）。作者简介（含通信作者简介）按以下格式给出：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学历，职称，E-mail。7.4 文字要求文字简洁、层次分明、逻辑严密、表述流畅、可读性强、易混淆的大小写，上、下角标，文种、算符的字母，请注明清晰。专业术语、外文缩写词须符合规范。中、英文的缩略语，首次出现时要写出其全称。外文新名词尚无统一译名时要注出原文。7.5 图表图表在论文中按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并排在正文相应位置。照片需清晰，线图成比例。图像最好单独用JPEG或TIFF等文件格式编辑、保存。刊印彩图者需另付彩图印制工本费。表和图的设计应正确、合理、易懂。数据表采用“三线表”。7.6 计量单位与数字计量单位应执行国家标准GB3100-3102-93规定。单位换算不应影响数据有效位数，处理后的数字的精度或有效数字位数不可能超过原始数据的精度或有效数字位数。7.7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应是公开出版物，以便审者、编者、读者查证。一般须有如下信息：作者（至少三位），文题[文献类型]，期刊名(或书名，会议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8. 版权、学术规范在审稿通过后，作者须转让著作权人作品版权（包括各种介质、媒体的版权）给编辑部，并寄送全部作者签名的版权转让函。投稿作者必须遵守学术规范和准则。来源：医技无忧医学研究院想了解更多内容，请留言或关注医技无忧（微信公众号）医技无忧为您推送健康科普

——本文系红网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近期，一篇名为《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的论文引发社会的广泛讨论。有人称其“挑刺式的研究毫无学术价值，本末倒置，有博取名声之疑”，还有人认为“学报不是网络论坛，这个词根本就不该在一个学术论文中出现”，评价以反对声为主。针对舆论的批评，论文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哲学院教授韩东屏表示，“很烂”并非脏话，自己静候有人写说理性文章反驳。笔者对作者持赞同态度：空口指责不如用理性批驳，人们不妨借机掀起一次“康德伦理学论辩潮”，用理性卸下道德审判，用辩论呼唤真理。截至发稿前，该论文在知网的下载量仅为195次，不难判断，网友们的批评大多停留在论文的标题，还有少数则通过转载他人点评文章的截图进行批评，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此举存在断章取义之嫌。由此看来，很少有真正对文章内容逻辑进行全面批评的人。思想就是一种否定，哲学是一个充满主观认知的学科，但其论证思路自有客观的逻辑，一篇文章的主观判断的合理性是依靠其论证的支撑程度决定的，一味对着题目指责其用词“不客观”，而不是去分析论文本身的论据与论证，不回到文献文本本身，这并非学术论争应有之道。我仔细阅读了那篇论文。根据原文，作者通过对康德的研究方法、伦理议题观点进行评析，认为其原作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康德）在开始部分仅从几个有关责任的实例推出具有普遍性的‘意志的原则’，不仅在方法上不合逻辑，而且在观点上也是错的。这个初始性错误导致后面以它为前提的所有论述及观点也不可能正确。”不完全的归纳推理本就存在谬误的可能性，作者对康德的否定并不是无的放矢。而且，作者并非网友所推断的“傲慢至极”。首先，作者始终强调在伦理学范畴内对康德的批评，而非将其全部思想精华一竿子打倒。其次，在论文结尾，他谨慎地写道：“在以往的伦理思想史上，对这两个问题的确都没有让人满意的回答……我们还得继续寻找至善和道德最高原则。”通读全文，笔者觉得这篇论文是在学术框架中对康德伦理学进行反思和批评，标题略显夸张，但内容其实很学术。诸多网友认为作者对康德的批评无端而过重，本质上是“服从权威”的心理作祟，觉得权威不能碰，权威就是定论，权威得供着，特别是像康德这样的权威，只能膜拜不能碰，更不能以“烂”去形容。但学术的发展都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批判地否定，正如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用实验否定了亚里士多德亘古不变的真理，才完善了新的物理学理论。“烂”字值得商榷，但不要被“烂”字遮望眼。不要说一个哲学教授，就是一个哲学门外汉，也是可以批判康德哲学的，哲学是人学，是智慧之学，有智慧的人都有讨论康德的资格。哲学，在古希腊语中意为“追求智慧”，而理性的辩论则是追求智慧的重要途径。古代雅典，苏格拉底和无数哲人学者常常汇聚一堂，彼此辩论，取长补短，甚至不乏挑战冒犯之语。这种自由批判精神，共同缔造了哲学的首个“黄金时代”。英国当代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也曾就穆勒的哲学著作《论自由》提出批评，认为其对自由的概念具有局限性，引发了诸多学者撰文指责。为此，他用书信一一论证回应，亦不乏通俗之词，文章后被收录于《自由论》，书中作者详细论述并创造性提出了“自由多元主义”学说，成为了当代自由主义哲学的奠基人。此外，学术规范并没有要求论文不能起通俗易懂的标题，作者“不服来辩”的强硬态度，反倒是对学术规范的最好维护，也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最佳方式。我也不喜欢标题中的“烂“这个字，但还是要读完整篇论文再作评价。康德曾说，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人。像海洋一样深远广阔的康德哲学，是能够容得下一个“烂“字评价的，不会侮辱康德哲学。在你好我好大家好、自说自话缺少争鸣的学术沉闷中，这种毫不留情指向权威、甚至听起来有点儿刺耳的尖锐学术批判应该得到宽容。在作者的声明中，刊发原文的《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也顺带发布了征稿启事，面向全社会征集与原文相关的学术文章。只希望全社会能够以理性批驳呼唤百家争鸣，为我国伦理学的发展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文/赵冉（华中科技大学）

摘要：1980年代贺麟曾撰写《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文纪念唐君毅，并借早年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说明1940年代自己的儒学思想与唐君毅在方向上有相同之处。本文由这篇纪念文章尝试回溯儒学现代开展的一条具体脉络。在有着相继相承关系的《学衡》《国风》与《思想与时代》三个刊物中，存在着儒学涉入时代思潮而由“边缘”到“中心”的开展面向，通过贺麟与唐君毅的比较，可展现新儒学思想这一流脉的特征以及哲学依据。儒学现代开展这一流脉及其终结值得考量与反思。关键词：贺麟；唐君毅；新儒学；《学衡》；《思想与时代》1983年10月至11月，贺麟先生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期间应唐君毅先生夫人谢廷光女士邀请，瞻仰了唐君毅的遗物并获赠唐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此后，贺麟撰写了《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之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贺麟有如下表述：我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了《文化与人生》一书，书中的第一篇就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一九四二年所作公开讲演的原稿，题目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贯穿在其中的核心也是新儒家的思想。我在该书中还指出儒家思想中的仁与诚的本体论和世界观的意义，并对儒者下了定义，并指出作新儒者的方法和措施，也是上继承孔孟之道，下求朱陆相同之点，（见该书“宋儒的新评价”、“陆象山与王安石”两文。）与唐先生“独尊孔孟”、“同存朱陆”也是有方向相同之处。通过这篇文章，学界对贺麟早期的新儒学思想与唐君毅新儒学思想的契合之处已有讨论。本文由这篇纪念文引发，尝试回到曾经的思想与历史语境，寻绎贺、唐两位先生思想的不同路向，以之了解儒学现代开展的复杂性，提示在可归为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的新儒学的总体开展中存在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谱系，特别是由时代思潮之“边缘”到“中心”开展的复杂面向，值得关注和考量。一、从《学衡》到《国风》与《思想与时代》：一条思想流脉的探寻贺麟在纪念文中所提到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发表于1941年8月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第1期。从思想史的视角看，这篇文章以其“新儒家”概念之揭橥以及“儒家思想新开展”途径之规划，在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中有着重要意义。依据这篇文章以及共同结集于《文化与人生》（1947）中的“抗战八年来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所写的关于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的一些文字”，贺麟毫无疑问地具有“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定位。笔者曾著《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考论》一文对贺麟儒家思想新开展的理论特质加以专门考述，指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作为贺麟新儒学思想的重要思想文献，与时代思潮有着复杂关联，体现了寻求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相结合以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的思想特征。在下面的讨论中，本文首先由《思想与时代》这个刊物回溯一条由学衡派而来的儒学思想踪迹，以揭示在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中存在着一脉伏流。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创刊于西迁贵阳的浙江大学文学院。《思想与时代》与此前的《学衡》《国风》两个刊物“在人事关系以及思想精神气脉上存在着重要关联”，皆贯穿了“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原则立场，但《思想与时代》并非简单照搬《学衡》，“《思想与时代》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于时代思想之关注兴趣，同样毫不掩饰自己将时代思想文化批评建设与民族复兴之宏大使命结合起来的目标”。关于《学衡》（1922—1933）、《国风》（1932—1936）与《思想与时代》（1941—1948）三个刊物办刊的历史关联、组织变迁及作者群的相继与相续，沈卫威在《“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述》中有极为详细的考证和说明。“《学衡》社最初成员除刘伯明去世外（《国风》的“刘伯明先生纪念号”上还刊登了刘原在《学衡》上发的文章），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等人都给《国风》写稿”，“相对于《学衡》的《国风》，新作者有章太炎、朱希祖、钱锺书、胡光炜、范存忠、唐圭璋、卢前、任中敏、唐君毅、贺昌群、钱南扬、滕固、谢国祯、萧一山、萧公权、陈诒绂、李源澄、朱偰等。这些人多数为中央大学的教授”。关于《思想与时代》：《国风》是《学衡》的后继，《思想与时代》又是《国风》的后继。原《学衡》作者有多人为《思想与时代》写文章。从《思想与时代》的作者队伍看，张其昀、张荫麟、景昌极、梅光迪、郭斌龢、楼光来、唐君毅、徐近之、吴宓、刘永济、朱炳海、翁文灏、王焕镳、缪凤林、陈训慈、胡先骕、缪钺、竺可桢、卢于道、谢家荣、贺麟、贺昌群、范存忠、任美锷、方豪、钱宝琮等都是原《国风》的作者。新进作者主要有钱穆、冯友兰、熊十力、朱光潜、谢幼伟，且集中在人文学科。当时，在浙大的张荫麟、谢幼伟分别负责史学和哲学的稿件。成为《思想与时代》主要作者的贺麟，分别是张荫麟清华的同学和谢幼伟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同学。说“《国风》是《学衡》的后继，《思想与时代》又是《国风》的后继”，当然不能从简单的作者考索加以论定，还需说明其精神传统在继承中的损益发展。对于三个刊物之精神传统，特别是对儒家及孔子之立场的相承和发展，我们先作一个基本的考察与说明。《学衡》的思想谱系非常复杂，就整体来看，可视为1910年代后期至1920年代前期蔚为时代潮流的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学衡》第3期卷首刊有吴宓撰写的《学衡杂志简章》：“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客观言之，《学衡》虽声言“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但实际上是有所“激”并有所“随”的。其所“激”在于受到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之全面反传统的刺激，其所“随”乃是服膺于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所倡导的“人文主义”（Humanism）。《学衡》最引人瞩目的文化行动便是对“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批判，而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在《学衡》第1期中也同时树起。在该期中，梅光迪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将提倡新文化者说成是“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以致胡适将《学衡》讽刺为《学骂》。虽然在该文中梅光迪主张对固有文化的改造和对他人文化的吸收“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今日看来并非偏至之言，但在当日新文学－新文化潮流之“革命”“进步”的波光映射下，益显“保守”和“落后”。1922年鲁迅对之加以嘲讽，称其为“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学衡》的保守、复古形象便深入人心。这一形象很大程度上也使得其所引入的白璧德“人文主义”没有像其他的“拿来主义”那样，发挥激动人心与改造社会的作用。关于学衡派对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的译介和改造，学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是学衡派对孔子的态度及儒家的立场。简单地说，从《学衡》所刊登的文章看，尊孔和肯定儒家的历史文化意义（以“孔教”或“礼教”名之）是学衡派的基本主张，不过这种主张非国粹派或孔教派之简单地或宗教化地尊孔，而是通过吸纳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等在“融化新知”的意义上尊孔和发扬孔教。学衡派之领袖人物柳诒徵便明确指出：“盖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胡先骕以《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为题翻译白璧德1921年9月于美国东部中国学生年会的演讲于《学衡》第3期发表。白氏在演讲中，根据其一贯的主张反对近世以来结合培根为代表的“注重功利”与卢梭为代表的“注重感情之扩张”而言的所谓“人道主义”，而主张讲求“节制”“责任”的“人文主义”。他说：“上所言之人文主义，中国古时以一种教育系统维持之”，“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道主义者，则因其能认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和知命也”，“吾所希望者，此运动若能发轫于西方，则在中国必将有一新孔教之运动，摆脱昔日一切学究虚文之积习，而为精神之建设。”学衡派主将吴宓也通过翻译白璧德《民治与领袖》一书之第五章《论欧亚两洲文化》以肯定孔子之教的意义，此前他特别写作《论新文化运动》以孔子“必也正名乎”的态度，于新旧文化、新旧文学之“新”与“旧”加以辩说，其持论颇能代表学衡派的立场：“则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学衡的尊孔与发扬孔教的主张，因其依傍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及多就文化、文学和教育等观念领域用力，虽然影响到一批知识分子，但在实际的社会和政治层面没有发挥重大作用。他们的尊孔主张在时代的激进风潮中以无力申辩的保守标签而影响有限。在思想与文化立场上，《国风》仍有一以贯之的宗旨坚持。不过在1931年日本侵华的时代条件下，这个立场与《学衡》时代表现得又有不同，主要体现在“救国”与民族意识的强化。在传统的文史研究和旧体诗词作品的登载外，边疆史地考察、国防研究宣传、科学门类介绍、日本国情研究翻译、英美制度比较等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体现了《国风》关注民族存亡之现实的取向。关于孔子与儒家思想，除了延续《学衡》的立场，如柳诒徵《孔学管见》、梅光迪《孔子之风度》等，更有从民族性与民族意识方面的讨论。如景昌极的《孔子的真面目》说：“我们试把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做比较的研究，便可以知道，一个民族的伟人是民族性的结晶，同时也是陶铸民族性的要素。又可知孔子实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人物。……孔子仍然值得中华民族的崇拜，并且值得廿世纪受过科学洗礼的人去崇拜。”此外还有孔学在欧洲传播的考察，如范存忠的《孔子与西洋文化》。还可注意的是两篇将孔子与西方哲人相比较的文章——郭斌龢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和唐君毅的《孔子与歌德》。前一篇主要是从“中庸”和“中道”等方面说明“其伦理学说，故出一辙”，其相异之处“大多由于种族习性与历史之不同而起”。唐君毅的这篇文章这里仅稍作提示。虽然唐文中也有“我们便可以孔子来象征中国人，以歌德来象征西洋人”的表述，但这并非出于民族性的考量，而是就其伟大所表现出的形态特征而说的，体现了唐君毅的特别之处。还值得一提的是，贺麟1933年在《国风》发表过题为《鲁一士“黑格尔学述”译序》的文章，是一篇专门的哲学文字。客观言之，《国风》之尊孔已有更多的现实性的考量，与时代意识有明确的呼应，体现出儒学发扬之新的趋势。作为《国风》的后继，《思想与时代》这个刊物与现实的关系已从思想文化领域涉入政治领域，也使从《学衡》而来的尊孔与儒学发扬这条思想脉络与意识形态直接结合在一起。与《学衡》《国风》作为学术同仁刊物不同，《思想与时代》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思想与时代》的创刊号没有发刊词，但其《征稿启事》的第二项“本刊欢迎下列文字”第1条为“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这里的“主义”乃是指“三民主义”。竺可桢日记（1941年6月11日）记载：“晓峰（张琪昀字晓峰——引者注）来谈《思想与时代》社之组织。……其目的在于根据三民主义以讨论有关之学术与思想。基本社员六人，即钱宾四（穆）、朱光潜、贺麟、张荫麟、郭恰周、张晓峰六人。”《思想与时代》的创刊号所发表的七篇专论分别为《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竺可桢）、《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张其昀）、《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现代生活与希腊理想》（郭斌龢）、《伯格森》（张荫麟）、《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钱穆）、《时代观念之认识》（张其昀），从内容上看，与“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的宗旨是一致的。其中，与“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相关的是贺麟讨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这篇文章。笔者认为，这篇文章代表了学衡派一脉而来的儒学思想直接涉入现实政治并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影响的努力。二、贺麟与唐君毅：1940年前后时代情景中的一个观察上文我们说到，贺麟因《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及《文化与人生》（1947）中从儒家立场对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的论述，无疑有着“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定位。不过在学术史学者的眼光中，贺麟似乎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学衡派”第二代。沈卫威指出：“贺麟是‘学衡派’第二代，同时也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一代。”这个表述中的第一个定位在何种意义上成立？论断者仅举出贺麟关于“五伦”观念加以重新肯定的“新检讨”与学衡派第一代“文化脉动是相通的”来做说明。如此，这个论据多少显得虚弱。当然，我们还可以贺麟与学衡派成员的交往以及他与学衡派领袖吴宓的师生之谊来作补充，但也无法说明贺麟的学衡派身份。客观言之，将贺麟“儒家思想新开展”主张放入从《学衡》《国风》至《思想与时代》之尊孔与发扬儒教（儒学）的发展脉络中来观察，贺麟或可当“学衡派第二代”的思想定位。这个发展脉络便是儒学从“边缘”向“中心”的努力。所谓的“边缘”与“中心”，是就涉入时代思潮而言。在《学衡》阶段，这一系的儒家思想不过是一种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为奥援的文化话语，以对抗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潮流但最终为后者所淹没。在《国风》的时代，这个脉络的儒家思想乃表现为以“民族精神”为旗帜来回应民族危亡问题的现实性话语。在《思想与时代》的阶段则发展出与“主义”结合的论说。贺麟的“儒家思想新开展”思想正是这个方向的代表。在贺麟这里，“学衡派第二代”与“现代新儒家”两种身份或许并不冲突。在时代风云的迅疾变化及特殊的政治文化情景中，原本便较为松散的学衡派不断分化且有多元取向是历史的实情，而“现代新儒家”事实上也可有多种或多重面相。笔者在《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考论》中曾详细考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与现实政治与时代思潮的复杂关联。基本结论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写作时间大致在1941年初，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时代因素；贺麟一方面从理论上论述儒家传统可以融会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与民主法治思想，论证其“合理性”；另一方面，则以契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来说明新儒家的文化与政治实践能够满足“合时代”的需要。客观言之，试图将儒学与“三民主义”相结合，在现代中国并不乏其例。如1920年代末出现的“戴季陶主义”，便是三民主义儒学化的意识形态代表，这种取向在台湾时期曾有继续，以至于有“作为台湾意识形态影子的儒家学说”的评说。贺麟所代表的儒学现代开展的一脉，某些面向看似与这样的思想谱系相类，但在根本上不能归属其中，原因在于其“合时代”的主张始终是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也即是说，贺麟的儒家思想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相结合的主张，立足于理性的反省和哲学的探索。在“合时代”的意义上，我们当能够理解贺麟“儒家思想新开展”寻求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史事实。这正是从《学衡》经由《国风》而来的儒学发扬，在涉入时代思潮时由“边缘”向“中心”的努力。这个努力仍然体现出传统儒学之经世致用的实践取向。1949年之后，贺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哲学上接受辩证的与历史的唯物论。1940年代，唐君毅也曾面对同样的历史与文化情景。但唐君毅据守在道德理性与儒家人文主义的营垒，而没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合时代”的主动选择。不喜政治，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从学生时代便是唐君毅的态度。他在1974年《忆南京中央大学》文中曾回顾学衡派大本营于1930年代的风气变迁，称1925年前南京东南大学期间刘伯明、柳诒徵树立西方科学与东方人文并重的教育思想不同于本科学精神以怀疑中国历史文化之价值的风气，又称“不过东大变为中大以后——即我在中大读书的时期——似乎此教育宗旨已逐渐模糊。因中大在政治中心的南京，若干教师与同学，亦染些政治习气”，因而“今要说中大之传统精神，还是要追溯到南京东大的时代”，观此可知唐先生对当时的政治习气是不以为然的。不过，要说1930至1940年代的唐君毅对“时代”问题缺乏关注，也不符合事实。笔者认为，唐君毅1937年发表的《抗战之意义》便有所体现。1937年七七事变后，民族危亡的问题迫在眉睫。1938年5月，贺麟发表《抗建与学术》于《云南日报》，同年12月，唐君毅则发表《抗战之意义》于《重光》杂志创刊号。贺麟以西方历史的经验说明对外抗战实为建立自由、独立、统一的近代国家的必经途径，是“历史的命运”和“民族复兴的契机”，主张“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并进，“抗战不忘学术”，“学术不忘抗战”。与贺麟强烈的“国家”意识相比较，唐君毅的《抗战之意义》则在“意义”的层面做抉发，特别强调“民族精神”及“文化意义”。唐君毅对“民族精神”的强调，体现在“求民族之生存”“使中国民族表现其潜伏的刚而为最富积极创造精神的民族”以及“引发整个民族精神的自觉”等方面。肯定抗战的“文化意义”则有如下表述：“我们还应当认识中国是世界唯一存在的文明古国。……我们这一个民族就其本身所具的客观价值上说，是应当生存于世界，应当继续发扬其文化，绵延于无穷的”；“中国文化中最宝贵的王道、儒教思想、佛教思想，完全被这侵略者残暴的野心所亵渎，这是中国民族所绝对不能忍的。我们为保存中国文化的真实抗战之意义性，绝不能让这卑污的盗窃者以赝乱真”；“所以中国现在必须为保存中国文化的真实性而抗战，求中国民族的生存，即所以求真实的中国文化精神之发扬光大。求真实的中国文化之发扬光大，即所以建树世界之和平。中国存在而后世界和平、而后人类存在，这并不是—句浮夸的话”。唐君毅这里所强调的抗战的“文化意义”，充塞着昂扬的文化意识。所谓“文化”不是中国一民族之文化，更是世界之文化，所谓“意义”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救亡图存，而是求人类之全体的存在。毋宁说，唐君毅的“合理性”是合人之为人的“道德理性”和“人文理性”，其“合时代”乃是建基于对人文宇宙精神的文化悲怀之上。由此可见，即使是观察最为切近的时代巨变和问题，唐君毅仍然是从人类普遍的人文理性与历史理性视角观照之。对于贺麟与唐君毅1940年前后思想的上述观察，并非以简单比较为目的，而是希望对儒学的现代开展的精神历程和复杂面向作一具体的观照。这些历程及面向自有其思想史的价值与意义。对此，我们回到贺麟纪念唐君毅文再作思考。三、回到贺麟纪念唐君毅文再作思考前面我们指出，只有将贺麟“儒家思想新开展的”的主张放入从《学衡》《国风》至《思想与时代》之尊孔与发扬儒教（儒学）的发展脉络中来观察，贺麟或可当“学衡派第二代”的思想定位，并且贺麟代表了这一系思想从“边缘”向“中心”即儒学涉入时代思潮的努力。如果贺麟1940年代的思想具有“新儒家思想”的定位，这个定位便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这种“新儒家思想”与主要以文化特别是哲学形态呈现的狭义的新儒家思想关系如何？具体到本文的讨论，贺麟与唐君毅的新儒学思想，除了贺麟所肯定的“独尊孔孟”“同存朱陆”之根本宗旨外，在具体的哲学思考和取向上有怎样的差异性？第一个问题过于宏大，非本文能够处理。这里我们或可借贺麟对于唐君毅早期哲学的评价而对第二个问题进行分析。贺麟的纪念文主要介绍了唐君毅早期的哲学思想，说明自己过去的思想与唐君毅思想的相同与相异。在1945年写成的《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一书中，贺麟曾把唐君毅与谢幼伟、施友忠、牟宗三并列为中国哲学界提倡“唯心论”的代表。在纪念文中，贺麟几乎全文转述了该书对于唐君毅哲学的评价，如“唐君毅先生不仅唯心论色彩浓厚，而他的著作有时且富于诗意”；他的“人生之路”的巨著，“确是为中国唯心论哲学的发展，增加了一股新力量”等。在相关评论中，贺麟的两段评价在我看来别有意义：他讨论自我生长之途程，多少有似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方法，将自我发展分成十大阶段。……最后归到中国式儒者的襟怀，他称为“悲悯之情的流露与重返人间”。足见他所向往的境界了。在“道德自我之建立”里，他首先指出道德生活之本质为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超越现实自我。继进而追溯道德自我在宇宙中的地位。他指出心之本体之存在及其真实至善即是道德自我的根源，且说明心之本体即现实世界之本体。最后，讨论精神或心之本体之表现于生活文化的各方面，以明人性之善及一切生活皆可含有神圣之意义。可以说是代表一种最富于玄学意味的理想主义的道德思想。熟悉唐君毅思想的自可发现，贺麟1940年代对唐氏唯心论的上述两段说明，揭示了唐君毅哲学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借鉴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开展以说明心之本体的辩证开显，二是将“心之本体”作为道德自我的根源并强调其本体宇宙论意义。关于后者，贺麟评价为“一种最富于玄学意味的理想主义的道德思想”。我们知道，贺麟精通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接受儒家“心即理”传统主张并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新心学”。不过，贺麟对“唯心论”有着独特的理解，对辩证法在客观历史过程中的复杂表现也有深入的体认。这两个方面皆体现出贺麟哲学思想的独特性，也影响到贺麟将哲学落实于社会的实践取向。贺麟早在1934年便在所撰写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中对自己所理解的“唯心论”做过重要说明，他说：“心有二义：（1）心理意义的心；（2）逻辑意义的心。逻辑的心即理，所谓‘心即理也’。”贺麟所说的“心”之第二义，即“逻辑意义的心”，其形上地位便等同于儒家传统心学“心即理”之“心”。贺麟说：而心即理也的心，乃是“主乎身，一而不二，为主不为客，命物而不命于物”（朱熹语）的主体。换言之，逻辑意义的心……乃一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但为经验、行为、知识以及评价之主体。此心乃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自然与人生之可以理解，之所以有意义、条理与价值皆出于此心即理之心。故唯心论又尝称为精神哲学，所谓精神哲学，即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理自觉于心的哲学。贺麟的“逻辑意义的心”，与唐君毅1940年代所言的“心之本体”处于同一层次。不过，唐君毅此时所言“心之本体”，更重其“道德自我的根源”意义。贺麟言“心”，一方面具有会同传统朱陆（理学与心学）的意义，另一方面则引入西方的“精神哲学”，而成就一套富有现代意义的“唯心”论说，这在194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别具特色。贺麟的“唯心论”有综合的特征和融通的特质。他说：“唯心论又名理想论或理想主义。就知识之起源与限度言，为唯心论，就认识之对象与自我发展的本则言，为唯性论，就行为之指针与归宿言，为理想主义。”所谓综合，便是将“心”作为为统摄经验、主宰行为、组织知识、评判价值的“主体”；所谓融合便是试图打通彼此之间的隔离或分际而以“心”为统摄。这里最可注意的是将“唯心论”称为“唯性论”的说法。这个说法是贺麟“唯心论”以“唯性”融通心、物，乃至将人性、民族性以及社会性统摄于“心”的根据，也是贺麟“新心学”落实于经验世界的依据。贺麟指出：“性（essence）为物之精华。凡物有性则存，无性则亡。故研究一物，贵探讨其性。”就物来说，“性是代表一物之所以然及其所当然的本质”；就人来说，“理性为人之本性”，因而“唯心论在道德方面持尽性主义或自我实现主义”，在政治方面，“则注重民族性之研究、认识与发展”。贺麟的“唯心论”论说当时便引起反响，最具代表性的乃是谢幼伟的评论、商榷以及贺麟的回应，其中重要的问题乃是“心物关系”之哲学的辩证。谢幼伟指出：贺君一方面认为心物永远平行，而为一体之两面，另一方面又认心为主宰，物为工具，心为体，物为用，心为本质，物为表现，此其平行论与主从论，或体用论，能否调合，作者对之亦有所疑。谢幼伟的确抓住了贺麟“唯心论即是唯性论”在“心物关系”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概所谓“性”乃“物之精华”即“物之性”，那么“唯心”与“唯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平行还是主从便需要说明。贺麟在回应中指出，关于心物关系，“心物交感”乃一般人的常识看法，可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心物平行”说应视为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心物一体说”，“心体物用，心主物从说，乃唯心哲学的真正看法”。贺麟引斯宾诺莎的“心物平行论”和黑格尔的“实体必须是主体”说做进一步说明：我认心物间无交互影响及因果关系，乃欲保持斯宾诺莎之识度，而只认心物间为体用关系。心逻辑上先于物，决定物，构成物之所以为物的本质，则思归入黑格尔“实体必须是主体”、主客统一的唯心论。而斯氏之说，固足为黑氏哲学导夫先路者。我这种综合，困难很多，也许尚未成功，而方向却大概如此。用主宰与工具来比拟体用关系，自欠严密，但体实含有主宰意，用亦含有工具意。谓心物为逻辑上的主宰与工具关系，似亦未必不可如此说。我们可以说，贺麟与新儒家其他各家在“心”之“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的论断上有着基本的共识，其独特的贡献则是以“唯性”来说明“唯心”而在心物关系方面做出新的探索，这种探索既有西方精神哲学传统的引导，更受到中国传统体用哲学的影响。相对于现代新儒学熊十力系及其他主要以道德的理想主义或知识的理性主义言“心”，贺麟的思想更为复杂，其体用论的说法也试图开辟一条通往或落实于经验世界的道路。当贺麟评价唐君毅的唯心论“最富于玄学意味的理想主义的道德思想”时，实际也隐含了对彼此思想分际的判断。于此，我们或者可以对贺麟与唐君毅所代表的两种新儒学路向在实践方式上的差异，获得一个哲学方面的曲折说明。在纪念唐君毅的文中，贺麟还提及二人的船山哲学研究，其中牵涉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黑氏历史哲学中所言的“理性的狡狯”问题。贺麟指出，唐君毅发表于1947年的《王船山性与天道论通释》，对船山关于道器、道气、道为太极等思想有系统的说明，使人认识到“船山的整个思想都是充满了对立统一的全”，“都是贯穿着辩证法的”。贺麟又指出唐君毅的早期研究没有涉及船山的历史哲学，而自己曾关注过船山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哲学最重要创新的‘理性的机巧’（一般译作“理性的狡狯”）之说，却早经船山提出，用以表示天道或天意真实不爽，矛盾发展且具有理性的目的”。贺麟说：黑格尔举出古希腊的亚历山大、罗马的恺撒、当时的拿破仑一类的英雄人物，作为体现理性机巧的例证。而船山于提示“理性的机巧”一观念时，都是举出秦皇汉武、武则天、宋太祖一类黑格尔所谓具有大欲（masterpassion）的或权力意志的英雄，以作例证。简言之，所谓“理性的机巧”就是假个人的私心以济天下的大公，假英雄的情欲，以达到理性的目的。我读贺麟先生纪念唐君毅先生文，至此停顿思考何以这里要插上很长的篇幅来讨论彼此的船山研究。是为了说明他自己和唐君毅于1940年代皆研究过船山哲学且所关注问题有所不同这个思想事实，还是别有其他的意义？笔者的理解偏向于后者。特别是注意到贺麟1940年代主张以“合理性”与“合时代”相配合来推动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并诉诸实践时，这个认识便愈发肯定。精通辩证法的贺麟不会对理性辩证开展中的紧张、矛盾乃至机巧缺乏认识和体会。或许在他将儒家思想放入时代政治之洪流与意识形态之风云中寻求其现代开展时，便对其历史运会有着清楚的认识。贺麟在《唐君毅先生的早期思想》这篇纪念文中，明确地表示自己1940年代关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论述“贯穿在其中的核心也是新儒家思想”。在这篇文章写作的当时，即1980年代前期，海外对于现代新儒学的论述“多不及贺麟”，而现代新儒家的相关研究在大陆还未真正开展。贺麟的表述表明对曾经的“新儒家思想”和“新儒家”身份的自我定位，有其重要意义。客观言之，贺麟所代表的儒学现代开展的这一流脉的确具有不同于新儒学其他各派之思想的与实践的面向。贺麟对于儒家“心学”的哲学开拓，可以被看作儒家之道的现代分疏，其重回时代思想“中心”的努力仿佛一股伏脉，才经流出便已终结。这里留下了儒家之道如何落实于现代社会的思想线索及实践教训，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和考量。本文刊于《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04期作者简介白欲晓，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中国哲学专业教授。主要从事传统儒教、现代新儒学及三教关系研究。编辑/王振袭

劳动节由来五一国际劳动节又称国际劳动节、劳动节，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节。节日源于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作出决定，将5月1日确定为劳动节。甘国锵：心青向阳 为善从心，善意不分大小广州市越秀区原政协副主席省、市、全国劳模：甘国锵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甘国锵和中央领导同志合影留念全国劳模甘国锵和道和德慈善基金会主席赵涛峰先生合影，并赠送题字书写的“行善积德”书法。人类最伟大的幸福就在于每天都能谈谈道德方面的事情，无灵魂的生活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苏格拉底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古希腊三贤之一的苏格拉底提出，只有善变成了知识，才能成为善。而知识是道德的基础，这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根本思想。孔子则代表了东方儒家思潮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首要贡献，在于他率先在道德领域内自觉地确立了情理精神，孔子和苏格拉底一样，在他们伦理学思想体系中都有一种对道德的至高追求。善心善行，多一点爱心，少一点烦燥。这就是广州市越秀区原政协副主席、广州市、广东省劳模、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劳模）、全国“孝亲敬老之星”---甘国锵，对“道德”的基本理解与尊崇。有感于此，近日，甘国锵把他挥毫书写的“行善积德”书法，赠送到广东省道和德慈善基金会主席赵涛峰先生手上。在座谈会上，他以一个老党员、基层工作者在实践经验中，提出了“六多六少” 箴言：多一点爱心，少一点烦燥；多一点笑容，少一点木纳；多一点到民宅，少一点坐科室；多一点称我们，少一点分彼此；多一点讲服务，少一点提管理；多一点办实事，少一点叫口号。甘国锵在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包含了东、西方道德伦理学的根本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类的向善之心，是从远古时代走向现代文明，一直传承下来的本性。这个善意，已植入骨髓，是每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善意不分大小，只要我们是发自内心做出的举动，别人一定可以感受得到。纵使没有得到回报也没有关系，毕竟向善是让人心情愉悦的情感，也是我们向美靠近的过程。只要我们心存善意，美好的东西就会不期而至。心青路长，为善从心。而从善而行是我一生的追求与力行，仍需继续努力，并祝福道和德慈善基金会越办越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心青路长，为善从心。而从善而行是我一生的追求与力行，仍需继续努力，并祝福道和德慈善基金会越办越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甘国锵先生如是说。道和德慈善基金会主席以“心青向阳多点点，德性心路少点点”回应甘国锵先生慷慨赠与基金会墨宝并留下“六多六少”箴言的善行。基金会愿凝聚各方力量，携手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推进慈善事业。“心青路长”慈善诗书画展将于7月3-16日在岭南会展馆举办。自发出征稿函后，社会反应热烈，各大书画名家及相关企业领导纷纷挥毫捐赠书画，目前已经收到300多幅。道虽远，行之将至；事虽难，做之则成。感谢所有善行人士。（道和德）广东省道和德慈善基金会道和德慈善基金会期待向上路上有您行道彰德一路同行关注

“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哲学学者韩东屏的一篇文章意外火遍全网。在一份最新声明中，韩东屏表示“很烂”并非脏话，自己静候有人写说理性文章反驳。12月19日晚间，文章的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韩东屏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之前，还从来没有人把‘很烂’这个词用在学术评价里，尤其还是对一个名人。”根据韩东屏介绍，《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最早是通过《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发布后被吉林大学哲学系的学生看到了，认为文章很有特点。10月21日，韩东屏受邀和吉林大学学生就这篇文章进行了线上探讨。“那次讨论我和学生代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也有学生表达了不同意见，我都作了回应。最后大家还是肯定了我的标题，我觉得这次讨论是非常理性的。”韩东屏回忆。这次讨论结束不久，网络上就开始出现一些非议的声音。韩东屏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因此他在12月18日向刊登文章的《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发去了作者声明。“虽然‘很烂’一词的否定程度比较重，但起标题时我也有过思考，觉得这个词恰到好处。”韩东屏认为，‘很烂’不是主观随意的想象，而是自己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评价。他的文章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为研究对象，展开对康德伦理学的分析与批判。“康德的基本方法不成立，很多主要观点也是错误的。错误太多了，所以我自然也就得出了‘很烂’的结论。”韩东屏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目前还没有人撰文来反驳他的文章，网络上大多还是关于文章标题的议论。“这都是很无聊的，缺乏最起码的学术常识，想否定我就好好来说理。”韩东屏表示，在国外如果发表学术文章没有质疑的声音那也是不成功，反而是引起质疑和批判的学术交流才有意义。另外，12月19日下午，刊发韩文的《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李义良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报刚刚由单月刊改为双月刊，每期平均刊登15篇左右的文章。为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编辑部主动向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韩东屏教授约稿，并在2020年第5期刊发了其撰写的《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学术规范并没有要求论文不能起通俗易懂的标题。”李义良告诉澎湃新闻，最早收到韩东屏的稿件时，编辑部内部也曾有过争论，但编辑们认真阅读了文章内容后认为文章本身并无不妥，于是尊重了作者的意见未对标题进行修改。12月18日，韩东屏主动向编辑部发来了作者声明。“从韩老师的声明里能看出他很自信，我们也愿意提供平台引导正常的学术讨论。有了积极引导，会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好处的。”李义良说。根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这篇名为《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的论文近期引发国内学术界热议。在知乎等网络平台上，“如何看待华科哲学系教授韩东屏发表的论文《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的讨论信息已引发十余万读者阅读，更贴讨论者众多。该论文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韩东屏，论文发表于《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文章表示：“康德的伦理学和他的其他哲学著述一样，都有大批满怀敬佩之情的追随者。可在笔者看来，康德的伦理学其实非常糟糕，错误甚多，并且有不少是基本性的大错误。”韩东屏教授的这篇文章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为研究对象，展开对康德伦理学的分析与批判。韩东屏认为，“康德伦理学的诸多错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方法方面的错误，另一类是理论观点方面的错误。”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在知乎等网络平台的讨论中，对于韩东屏教授文章的内容讨论的并不多，而是广泛认为文章在标题中直接使用“很烂”一词评价康德的伦理学过于轻率。还有的读者认为韩东屏的这篇文章类似读书笔记，“完全就是不讲武德”。还有网友表示，“槽点根本不在于反对，而是雷人夸张（过于真实）的题目。教授您好歹也委婉一点儿”。有的评论则表示，类似文章常用的标题是“试论康德伦理学的一些弊病”“刍议康德伦理学的几点可商榷之处”等。12月19日上午，刊发了韩东屏教授文章的《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作者声明暨编辑部征集商榷稿件启事》。启事通过编者按介绍：《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刊发了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韩东屏教授撰写的《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文章刊发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网络空间出现了批判、批评、赞许等争论不休的情况。为此，文章作者通过《江苏海洋大学学报》所属的公众号发布声明，相关期刊发布征集商榷稿件启事，为争鸣提供便利。韩东屏在声明中表示，所有仅针对《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题目中的“很烂”一词进行攻击的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喧嚣。韩东屏认为：《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中的“很烂”是个评价词，这个评价是通过文章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分析和论证得出的结论。所以所有不论及和未驳倒我的那些分析和论证的攻击性言论，就也没有驳倒我所给出的“很烂”的评价。这在学术辩论中，是起码的常识。对于有部分网友指称其不该把“很烂”这样的脏话用在学术论文标题中一事，韩东屏提出：“很烂”不是脏话，而是口语化的评价词，意思类似于“很差”、“稀烂”、“纰漏百出”、“太不像样”之类，但又比后者更准确、传神。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没有任何学术规范规定在论文题目中不能用口语。既然如此，“法无禁止即可为”，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是故，它可以被视为学术论文题目的一种尝试性创新。最后，韩东屏表示：所有不服这个“很烂”总评的人，请写说理性文章反驳，我静候。非说理性的攻击，一概不值得浪费时间反应。在声明中，刊发韩文的《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顺带发布了征稿启事：经《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研究，决定面向全社会征集与《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一文的相关学术争鸣文章，欢迎踊跃投稿。期望本次争鸣能够给我国的伦理学发展辩出一片新天地。(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9-2020)来源期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世界哲学》（双月刊）是国内知名学术期刊，刊载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主要哲学流派的现状及争论的主要问题以及有关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哲学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研究论著和译文；报道外国哲学界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哲学资料。本刊自2020年1月起开通唯一网上投稿系统：请登陆官网，欢迎广大专家、学者踊跃投稿。来稿应符合学术规范，严禁一稿多投。2020年起稿件体例改为页下注，并附240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和3—5个关键词。译稿需在系统中上传原文并注明出处。稿件经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后完整检测结果（即含引用文献）重复率超过（含）15%，一律不予刊用。《世界哲学》杂志的审稿周期为六个月，作者可在系统查看稿件审读进度，未录用稿件不另行通知。来源:世界哲学杂志

《中国医药导报》杂志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中国医学科学院主办的国家级医学综合类科技核心期刊，每月上、中、下旬各出版1期，全年36期，国内刊号：CN11-5539/R，国际刊号ISSN1673—7210，邮发代号：80－372。本刊系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美国化学文摘（CA）收录期刊、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网络版）》收录期刊、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检索分析数据库收录期刊、解放军医学图书馆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所刊登的文章被万方数据、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龙源期刊网全文收录，论文发表后2～3个月可在上述网站查询。《中国医药导报》杂志坚持“前沿性、权威性、科学性、指导性、实用性和服务性”的办刊方针；建立了30余人的专职编采团队，导入了现代化的先进期刊管理理念和运营模式，制订了系统、规范、完善的工作制度和编采流程，坚持以质取稿的原则，严把稿源、审稿和编校质量关，保证了杂志整体水平不断提高。1.字数要求省部级及以上基金论文6500～8500字符，论著、综述8500～10500字符，其他论文8000～8500字符为宜。上述字符数均含空格。2.文题题名要简明确切，能反映文稿的中心内容。不得使用简称、缩写、化学结构式、药品商品名等不规范名词，尽量不设副标题。中、英文文题必须一致。3.作者作者署名置于题名下方，中文作者名之间空2个汉字字符，作者单位名称（具体到科室）在作者署名下面标示，工作单位后标注所在省、市名称和邮编。不同单位的作者在右上角用1，2，3……标出，并在其单位的左边相应标出1，2，3……；通讯作者须在名字右上角用“▲”标注。英文署名作者、工作单位应与中文一致，汉语拼音采用姓前名后，中间空格，姓全大写，复姓应连写，名的首字母大写，双名中间加连字号，姓与名均不缩写。工作单位的英文应在邮编后加国名，英文地址应采用单位统一对外地址。4.摘要本刊采用的论文须有中、英文摘要对照。研究性论文的中、英文摘要均采用结构式摘要，即明确列出四个要素：目的(Objective)、方法(Methods)、结果(Results)、结论(Conclusion)；其他论文可采用叙述式摘要。英文摘要力求用词、语法、拼写含意和逻辑准确，成文后最好请有关专家修改润色。中文摘要200～500字符为宜。5.关键词文稿需标引4～8个关键词，不用缩写语。应标注与中文对应的英文关键词。尽量使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辑的最新版《医学主题词表(MeSH)》内所列的词。如果最新版MeSH中尚无相应的词，处理办法有：(1)可选用直接相关的几个主题词进行组配；(2)可根据树状结构表选用最直接的上位主题词；(3)必要时，可采用习用的自由词并排列于最后。6.正文一般由前言 (引言)、资料与方法、结果、讨论组成。前言应简明扼要地概述研究思路、国内外现状、理论依据，并应明确说明本文目的。文中所用主要仪器、试剂、动物和植物应说明来源和规格。凡文献已有记述的方法，一般可引用文献。对自己创新的方法，则宜详述。数据应准确，有可重复性，应做统计学处理；诊断和疗效标准应注明出处。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讨论应明确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明确属于第几期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讨论应简练精辟，所得结果不管正负应符合实际，避免不成熟的论断。文中涉及的量和单位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执行，数字执行GB/T15835-2011《出版物上数字用法》，标点符号执行GB/T15834《标点符号用法》。7.医学名词术语医学名词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尚未通过审定的医学名词，可选用最新版《医学主题词表(MESH))、《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中医药主题词表》中的主题词。尚未有通用译名的名词术语，于文内第1次出现时应注明原词或注释。中西药名以最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国药典委员会编写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为准，不应使用商品名。中医名词术语按GB／T 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证候部分、治法部分》执行，经络针灸学名词术语按GB／T 16751．2-1997(经穴部位》和GB／T 16751．3-1997(耳穴名称与部位》执行。中药应采用正名，药典未收入者应附注拉丁文。冠以外国人名的体征、病名、试验、综合征、方法、手术等，人名可译成中译名，但人名后不加“氏”字(单字名除外，例如福氏杆菌)；也可用外文，但人名后不加“'s ”，例如：Babinski征，可以写成巴宾斯基征，不写成Babinski’s征，也不写成巴宾斯基氏征。名词术语一般应用全称，若全称较长且反复使用，可以使用缩略语或简称。凡已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可以不加注释直接使用。例如：DNA、RNA、HBsAg、HBsAb、PCR、CT、DIC等。不常用、尚未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若为中文，可于文中第1次出现时写出全称，在圆括号内写出缩略语；若为外文，可于文中第1次出现时写出中文全称，在圆括号内写出外文全称及其缩略语，例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syndrome，OSAS)。西文缩略语不得拆开转行。不要使用临床口头简称(例如：将“人工流产”简称“人流”、“静脉注射”简称“静注”等)。8.表和图表、图、文字描述三者之间不应重复。如用表和图，则文中不需要重复其数据。表、图要有序号，说明性的资料应置于表(图)下方注释中。本刊采用三横线表(顶线、表头线、底线)，表中不设“备注”栏，若有需说明的事项（例如P值等），可在表内有关内容的右上角标注“*、**、▲、△”等符号在表下以简练文字注释，情况简单的，习惯上首选用*P ＜ 0.05，**P ＜ 0.01表示。表注栏要有“注：”字样。人体照片只需显示必要部位，但应能看出是人体的哪一部分。若刊用人体照片，应征得本人的书面同意。病理照片要求注明染色方法和放大倍数。图表中如有引自他刊者，应注明出处。图例一般标注在图形内的空白处，也可标注在图形与图题之间。图内注字若太多、太挤，可予编号或加角标符号，在图形与图题之间以简练文字注释。作者投稿时应正规制作网状表格，本刊编校时由编辑修改为三线表格。9.统计学处理(1)统计学符号按GB 3358-82《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常用如下：①样本的算术均数用英文小写(中位数用M)；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s；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④t检验用英文小写t；⑤F检验用英文大写F；⑥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χ2；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υ；⑨概率用英文大写P。以上符号均用斜体。(2)统计研究设计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交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4个基本原则(随机、对照、重复、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3)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s)表示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或四分位数间距(Q)表示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标目和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4)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计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χ2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5)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在用不等式表示P值的情况下，一般选用P>0．05、P<0．05和P<0．01三种表达方式；当P<0．05(或0．01)时，应说明对比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t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当涉及到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95％可信区间。10.伦理学描述文中应注意伦理学描述。临床试验研究：试验程序或研究方案是否经伦理学委员会批准，研究对象是否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动物实验研究：是否遵循了单位、地区或国家所制定的有关实验动物保护和使用的指南，并经本单位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批准等。11.参考文献本刊采用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综述、硕博论文不低于25条，论著不低于20条；其他稿件，6500字符左右的不少于15条、7500字符左右的不少于18条、8500字符以上的不少于20条。单条参考文献引用的文字叙述要尽量简短。引用文献的总字数不得超过全文字符数的25%、单篇文献的引用字数不得超过全文字数的10%，除定义、法规、标准外，尽量引用近五年（包括论文发表当年）的文献，其中引用近两年（包括论文发表当年）文献的数量一般在50%以上。内部资料、鉴定会资料、待发表文章、说明书和CA(可引用原期刊)等不可列为参考文献。文献的作者3人以下一并列出；3人以上，写出3人后，加“，等”。参考文献按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的序号置于方括号中，并根据先后次序排列于正文后；参考文献的序号加方括号左顶格个位对齐。12.基金项目属于各类基金资助、科研计划立项的课题产出的论文，须在作者单位下方位置以“[基金项目]”作为标识，注明基金项目全称（注意项目名称的准确性），并在圆括号内注明其项目编号。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0470751）；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2003AA205005）；浙江省卫生厅立项课题（2005B117）。项目编号是项目设立单位批准立项项目名单（表）中的项目（课题）编号，如“2005B117”；批准文件没有注明项目编号的 ，用批准文件中的发文号加项目名单中的序列号，如“陕科计发{2012}112号—12”，基金项目名单中没有序列号的只填批准文件中的发文号，如“陕科计发{2012}112号” 。作者投稿时须将基金项目、科研课题立项证明、文件扫描发至本刊信箱或传真至本刊。来源：无忧文秘新学术 微信公众号无忧文秘新学术更多价值资讯请来，无忧文秘新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