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方向的

伦理学专业相关介绍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不仅包括道德意识现象（如个人的道德情感等），而且包括道德活动现象（如道德行为等）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伦理学将道德现象从人类活动中区分开来，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教育和修养，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和生活态度等问题。伦理学专业学什么课程？主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概论、西方哲学概论、伦理学、数理逻辑、美学原理、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原著选读、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涵盖宗教问题社会调查，一般安排6周左右。2020全国伦理学专业大学排名情况目前教育部门并没有发布权威的伦理学专业大学排名，但是公布了哲学学科学校排名情况，伦理学属于哲学类下属专业，供大家参考：全国第四轮哲学学科评估结果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比较好的学校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伦理学专业毕业去向伦理学专业毕业一般方向是做老师和专门研究，局限性很大，因为其涉及的内容思辨性较强，欠缺实用的理论知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在分化和综合、对立和融合中逐步完善，其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对该专业有很大的兴趣同学，也可以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和传播 。伦理学专业考研方向伦理学本科专业可报考、攻读伦理学及相关学科（如哲学等）的硕士、博士学位。 伦理学专业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从事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以及企业的行政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高校政治学、德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高校行政管理、学生管理及政治思想工作；各种新闻媒体、图书馆等机构的采访、编辑、管理等关于这个专业你有什么看法？如果有机会你会选择这个专业吗？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注：数据来源于网络，由作者编辑整理，仅供个人研究学习，不涉及商业盈利，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在【教授讲专业】栏目，我们邀请了人民大学的名师大家、杰出学者讲述专业的历史积淀、特色亮点、发展前景等，为高中生们找寻专业兴趣、确立专业目标、理性选择专业提供权威参考。曹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咨询专家，《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刊物编委，《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伦理学》执行编委。首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1项，出版著作4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伦理学是什么实现财务自由早，人生没有几多愁——与青年朋友谈谈财务管理专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描写，德米特里被控杀了其父老卡拉马佐夫，当然这不是事实。开庭的前一天，德米特里要跟弟弟阿辽沙讨论的却不是他的冤屈或者脱罪的方法，而是一个学科的定义问题。他问阿辽沙， “伦理学，你知道伦理学是什么？” 德米特里看似提问阿辽沙，其实是在自问，也许，他的人生经验、道德直觉和生活常识已无法解决他所面临的各种道德难题，所以他想起了伦理学。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如果德米特里平时认真学了伦理学，又何至于此？关键的问题是，伦理学是什么呢？一个对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世界呈现给我们以无穷多变的现象，我们要观察和理解这些现象，不但要知道它是怎样的，还要知道它为什么这样。于是，我们就把现象分门别类，构成不同的学科。其中，伦理学就是以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譬如，脸红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但同时还可能是一种道德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把脸红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是唯一有羞耻感的动物。一个人为什么会因为撒谎而脸红呢？这就是伦理学要研究的范围。二个问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伦理学是最古老的学问之一，内容精彩纷呈，理论流派众多，但归根结底，回答的就是两个基本问题：善和应当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个好人，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国家是个好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这些都是“善”的问题。行为对错的标准是什么，谁定的标准，凭什么确定这样的标准，根据行为的何种要素（动机、过程或者结果）来判断行为的对错，如何选择“对”的行为，这些都是“应当”的问题。对两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伦理学理论，譬如义务论、功利主义和德性论等等。三个特点：伦理学的基本特征1、能上能下。东郭子曾问庄子“道”：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庄子所答也是道德存在的特性。世上并没有一个纯粹的道德存在，道德总是内在于各种各样的具体活动之中，又超越于这些具体活动之上，反思和引导具体情境中的道德选择。由此，伦理学既要探寻那个为人处世的根本原理“道”，这是形而上的，又要解决现实生活情境中的道德选择问题，这又是形而下的。2、可近可远。伦理学是以“自我”为逻辑起点，以完全的人为终极目的，历经家庭、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逻辑过程。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伦理学的形态呈现出“由近及远”的发展进程，即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不断拓展，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道德经验和知识不断普遍化的过程，扩及到全世界，便有全球伦理，扩及到未来世代，便有代际伦理，扩及到宇宙自然，便有生态伦理。3、又红又专。伦理学是以一门精深的学问，是需要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才能掌握的知识体系，譬如，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就有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培养序列来培养专门的伦理学人才，社会发展也急需这样的人才；伦理学同时又是一种实践智慧，学伦理学不但需要人生历练，经权达变，更需要家国情怀。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个名称是有讲究的，伦理学不仅是书斋里的学问，还要参与社会的道德建设，做道德建设的规划师、设计师和建筑师，把伦理学的学问做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是“红”的一面。四大步骤：伦理学的基本进路在伦理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会在老师的循循教导下，学着去建构一个伦理学的理论大厦。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艰辛，但也充满了精神上的愉悦，甚至会带来崇高感。从逻辑的意义上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工作是清理场地。清理那些浮沙杂物，这个工作由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来完成，譬如，人性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人有没有自由意志，道德是主观的还是客观性的，是相对的还是普遍的，等等。这是一个人文知识的学习和人文素养的积淀的过程。第二步工作是夯实地基。这个工作要由元伦理学来完成。任务是解决道德概念的定义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问题。这个阶段的学习需要形而上的思辨，这是一个虽然困难但极其砥砺理性锋芒、训练思维能力的过程。第三步工作是构建大厦。这个工作是由规范伦理学来完成。主要任务是通过学习和比较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不同形态的道德规范理论，提出和论证一套合理的实质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个阶段的学习需要培养多元文化的比较视野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是可以享用一生的精神财富。第四步是大厦的落成与应用。这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人类活动所及之处，都会存在道德问题，由此有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等等。可以说，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都有这个领域的应用伦理学；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道德难题出现了，譬如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生态伦理问题、机器人伦理问题、大数据伦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传统的伦理学理论里是难以解决的，需要人们勇敢但又谨慎地提出新的理论思路和解决方案。这个阶段的学习既要有理论的勇气，又要有实践上的谨慎，这种品格既是做学问的德性，也是做人的德性，是难能可贵的。专业常见问题解答为什么要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是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发源地，罗国杰教授是公认的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中国最早的伦理学学科点，1981年被批准为第一个伦理学硕士点，1984年被批准为第一个伦理学博士点，1985年被批准建立我国高校中唯一的伦理学本科专业，1988年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伦理学国家级重点学科，1999年开始招收国内伦理学领域第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2000年9月被教育部评定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当然，人大伦理学专业不但过去“牛”，现在依然“牛”。今天的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仍然兵强马壮，是国内教学研究队伍最大、综合实力最强、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学科点。具备哪些特质的学生更适合学习伦理学专业？伦理学的学科门类广泛，方向多元，不同特质的学生都能在伦理学学科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譬如，有思辨兴趣和能力的同学，可选学元伦理学；有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同学，可选学经济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等等。但只要学习伦理学，就有三个共通的基本特质：第一，要有人文情怀；第二，要有问题意识；第三，要有批判精神。社会上对伦理学专业存在哪些理解误区一般而言主要有三个误解。其一，道德知识都是人们“不学而能”的常识，何须学习伦理学？没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也是讲道德的。但作为常识的道德，不过是来自于生活经验的点点滴滴，是不完整的，而且常常是彼此冲突的，既不能完整地解释道德世界，也不能一贯地指导人们的道德选择，况且当代社会出现的很多道德难题，如器官移植的问题、生态伦理的问题，都远远超越了常识的边界。总之，我们需要通过系统而深入的伦理学专业的学习，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才能更自由和合理地决定我们的选择，才能更好地预测和找到解决道德难题的钥匙。其二，伦理学专业是否相当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授予的是法学学位，是一门具体的科学。伦理学授予的是哲学学位，它要探寻的是伦理智慧，是对世界和人生价值的圆融一体的理解，是对何为“善”、何为“应当”的终极。当然，道德本是实践理性，伦理学本有现实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包含了道德教育的内容。其三，学习伦理学，不好找工作。且不说这个说法背后的专业选择观念是短视的，就这个说法本身也是难以成立的。伦理学是最古老的学问，也是当代哲学中的显学，它满足的是人类社会和谐和自我完善的永恒需要，所以，永远不会是“夕阳”专业；同时，它还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有力工具，既有自己适合的特定职业取向，又有广泛的职业适应性。在这个意义上，好的职业不过是伦理学专业学习的一个不必过虑的副产品而已。伦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和升学情况如何伦理学专业具有广阔的就业途径和确定的升职远景。很多同学都在高校、政府机关、新闻出版单位、企业等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学选择了在国内外的著名高校继续深造。伦理学专业的出国率在20%左右，保研率在40%左右。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阳光招生 排版美编：靳帅旭

百年系庆系列讲座讲座主题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时代境遇主讲人杨义芹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主持人杨明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时间2020年10月14日 19:00—21:00地点腾讯会议会议ID：764151278作者简介杨义芹，博士，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暨《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在C刊发表文章五十余篇，承担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马克思的伦理观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一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马克思的著作浩繁，涉猎广泛，并且他对道德问题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混合在一起，使得研究者们常常只能通过只言片语来理解他的思想，难免“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二是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对道德伦理的看法发生过重大的变化，马克思之后的学者们常常就这些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展开争论，并产生了解释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不同方式。三是马克思的过早逝世，使得他思想的很多方面没有得到明确阐发。在道德理论方面，我们就更可以确定地说，他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像他之前的思想家（比如康德）那样构建的规范伦理学体系。这也给很多马克思的批判者落下了口实，指责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着先天的缺陷，难以解决实际的道德问题。那么，马克思的道德语系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从马克思已经呈现给我们的思想轨迹中能否探察出一种道德哲学的表达？归根结底，“马克思的伦理观是什么”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只有从确立马克思的伦理观出发来明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和方法，才不会脱离马克思的原著及其彰显的精神气质，不会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会形成片段式的、肢解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一为了确保我们准确找到合适的道路，在探寻马克思的伦理观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第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困难——所谓的“马克思道德悖论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在马克思之后的关于马克思道德理论研究的领域内，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理论困难：人们发现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一方面认为道德是意识形态应被摒弃，另一方面又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20世纪初期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三、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解释路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李大钊和瞿秋白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纵观马克思道德理论的阐释史，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以不同的形式阐述所谓的“马克思道德悖论”：以人的类本质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与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与道德被判定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阶级社会的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之间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者都需要面对的理论困难。想要正确认识继而解决这一理论困难，除了回到马克思那里，具体分析其有关道德问题的不同文本的情境，揭示其中的内在关联，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明确马克思的伦理观。只有当我们可以充分把握马克思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根本看法，对马克思的伦理观有了明确认识，我们才可以分析、解决或者批判这个所谓的“马克思的道德悖论”，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正名。实际上，这个理论难题只存在于现代道德哲学的解释框架之内。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观和方法论理解人之为人的生活方式和相互关系，在其中，原有的道德概念——“人道主义”“正义”“平等”“自由”等都需要重新定义和理解，所谓的“马克思的道德悖论”也将瓦解。第二，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理解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是有问题的。西方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做出了诸多阐释。比如，他们要求厘清功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们要求正面回答“无产阶级道德是不是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他们期望在马克思主义中探寻个人道德存在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必须面对并回答上述问题。但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的方式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是以分析的方法“重建”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有价值的方法，需要求助于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中，“分析”是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是被分析的对象。在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堆等待加工的材料，它有无伦理观都不重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分析哲学的方法重新加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使其具有“分析的精神”。但这种方式在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时表现出的片面性、肢解性和局部治疗，导致马克思道德理论核心精神的丧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多关注对马克思文本的精细分析，缺乏对整体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总体把握以及对马克思所表达的时代精神的深切共鸣，无法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整体气质。基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我们需要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里寻找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仍是有问题的。马克思的伦理观表达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同于其他伦理理论的独特性。须知，马克思的思想并非哲学史链条上紧密咬合的一环，而是改弦更张的变音。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创新性和革命性以区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完成的任务。对于马克思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作为新思想开启者的他。应该说，马克思哲学的出现，得益于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出现改变了历史，因为他所要做的并非是在观念的历史中加进紧密贴合的一环，而是要改变人们看待历史和观念的方式。因此，以黑格尔、康德、卢梭乃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来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并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合理路径，我们更应该关注马克思自己的伦理观，它有助于我们维护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尊严，而不是被人们当作粗俗的经济主义弃如敝屣。第三，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的框架内寻找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准则是不可行的。众所周知，道德哲学包括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两部分。在摩尔之前的伦理学传统主要以美德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为代表。大多数的规范伦理理论旨在发现隐藏在道德实践背后的一般道德原则，并以此来指导和规定人们的道德生活。但摩尔提出了元伦理学，试图打破规范伦理学的传统，对“善”“应当”“正当”等这样一些道德概念的意义作出科学分析，从价值中立的立场获得对伦理学的重新定位。摩尔之后的伦理学研究，在理论建构中基本上体现为如下情况：要么由于反对传统规范伦理学、倡导元伦理学而表现为一种形式主义；要么由于反对传统价值和历史主义，注重个体自由和自我创造而表现为一种相对主义和非历史主义。这样的特征表明，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各个流派大多已经摒弃了传统伦理学的绝对主义方法和曾经包含的合理的历史主义洞见，它们漠视道德传统的连续和承继，强调道德的创造性和更新性，否认道德普遍性，注重主观情感和愿望的表达，使道德理论体现为不同程度的主观化和相对化。这也同时表明，当代西方的道德研究主要表现在历史维度与人道维度的对立。而解决历史维度与人道维度的对立正是马克思伦理观的核心任务。因此，当代西方的伦理学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供诸多研究资源和素材，却不能构建马克思的伦理观。不仅如此，我们确立了马克思的伦理观，反过来会对当代伦理学理论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的伦理观作为马克思道德哲学的元理论，可以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观点纷争提供一种方法论。二基于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关于马克思伦理观的两条结论：首先，马克思伦理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性演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很多论题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都以萌芽的形态存在着，但马克思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论证道德问题的方式。马克思的伦理观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完全确立起来的，是真正表达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伦理观。其次，马克思的伦理观不是固化的。无论是以分析哲学的方式、德国古典哲学的方式、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还是当代西方伦理学的方式确立马克思的伦理观，都是以一种确定无疑的、固化的伦理原则为基础解释道德现象和伦理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固定的伦理原则。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理解和批判伦理道德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论，却从来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用来解释一切道德现象的抽象原则。在理解和吸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和中国社会实践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探寻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研究路向，不仅能够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关系，更能够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关系。一旦确立了马克思的伦理观，马克思伦理思想转变的性质、马克思道德理论中存在的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和意义都将得到合理的解答。（作者：曲红梅，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17JJD720002］阶段性成果）

哲学篇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要保持定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贯彻到文化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更加自觉地用以统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要坚守崇高的文化理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不断进行理论武装方式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的创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全面提高理论武装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成效持久性。有学者认为，当前我们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步伐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速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体系严整的科学理论，成为指引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理论，学术理论界要紧紧跟随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深入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何以产生，关于这一思想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等问题，以学理明思想，用学术讲政治，通过扎实研究和创造性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为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冲击和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开展抗疫合作，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学者们认为，中国经受住了疫情“大考”，战“疫”成果显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学者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有学者认为，站在历史关口，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学者认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我国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坚定前行。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将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也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政治学篇疫情防控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2020年，世界经历了许多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一月份暴发，当前，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国内外疫情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效果的对比，让很多学者乃至普通人都反思甚多。疫情的防控暴露出各国政治中的不少问题，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但美国等多个国家却陷入了感染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中外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令人关注。有研究者指出，从疫情防控情况看，在各国政府面临此次疫情“大考”形势的比较下，中国制度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疫情有效防控，生动体现出中国治理的四个显著特点，即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和高效性。从制度分析角度来看，中国的治理优势主要归功于三项重要制度：一是主要资源国家所有而生产过程实行市场化竞争的混合经济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行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三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国家结构制度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美国选举乱象让世人深入思考美国政治、美国民主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美国政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最好的医疗条件，还有美国人自认为最优越的政治制度，但是美国疫情基本上是失控的，这让很多人很意外。有研究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多半被束缚在“西方内部‘民主’与外部世界‘专制’”的二分法政治叙事中理解政府与国际关系。许多教科书中宣扬的价值在疫情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的虚伪、民众的分裂、政治的对抗、党派的掣肘、利益集团的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失衡等等。2020年，美国种族骚乱和选举乱象让许多研究者深入思考美国政治与美国民主。美国选举落下帷幕，特朗普在糟糕的疫情防控表现下，仍然获得了超过7200万张普选票和232张选举人票，也让很多民意测验机构和研究人员大感意外。有研究者指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族群分裂和政治极化。研究者指出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不仅导致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泛滥、身份政治崛起和政治信任危机，更使党派冲突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贫困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难题，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治理难题，因此，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中国的经验说明，要让人民摆脱贫穷的状况，就要不断破除既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对于人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同时，还要建设国家防护性保障，为那些遭受灾难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老弱病残人士提供社会安全网。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消灭了绝对贫困，进入到反贫困的新阶段也就是后扶贫时代。有研究者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反贫困应当分类进行、分类治理，以专门的制度，通过专业的机构，通过专业的人员来回应不同人群的专门需要。后扶贫时代，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迎接挑战，开拓创新，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个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数字技术会不会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和政治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政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政治学研究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对政治的影响、政府数据的开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数字技术本应该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与个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学者们也担心这种技术有可能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迫在眉睫。学者们普遍认为大数据时代，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数据治理成为当下国际战略共识。研究者指出，政府部门积累了海量的公共数据，要开放这些数据，让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组织有机会对公共数据的价值进行挖掘，释放其价值，创造新的生产力。开放政府数据可以让更多机构和个人利用这些数据，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者普遍认为在5G技术支持下的大规模数据收集会更多地触及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容易给数据相关的主体带来潜在威胁。数据资产的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如何达到平衡，是一个核心问题。（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篇学者关注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于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形成关键技术的国内产业链闭环，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约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双循环”展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也体现了中国对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深度思考和精辟诠释，更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了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双循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思想在开放体系下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以“双循环”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大而不能倒”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大而不能倒”一直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型金融机构依靠强大的资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追逐资本利益，在形成“赢家通吃”获取垄断利润的同时，通过资本杠杆的扩张给宏观经济带来了潜在的重大风险。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依托互联网平台类的大型科技公司具备明显的技术抗疫优势，通过高杠杆，实行资本无序扩张，与民争利，给社会就业和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少数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特征的科技公司，被称为新型“大而不能倒”的公司，其高杠杆导致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欧美也开启了对科技巨头反垄断的浪潮，拆分或者征收数字税已经提上日程。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再次引发了市场对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的热议。现代货币理论存争议引经济理论界大讨论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逻辑在多个方面挑战了主流观点。第一，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支出可以先于财政收入，政府完全可以偿还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债务，而不必担心会破产，而在主流理论中，政府是先有收入，后才有支出。第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央行可以创造货币来为财政买单，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而主流观点认为央行应该独立于财政，央行具有独立性。第三，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赤字不可怕。政府应使用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创造货币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只要没有明显的通胀风险，财政扩张和赤字政策就不用担心，并倡导央行实行永久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隔夜利率，从而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从2020年3月份开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用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去对冲疫情的负面冲击和金融市场的剧烈下挫。从现有出台的全球宏观政策来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耦合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2020年发达经济体激进的宏观政策是否最终体现出是现代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实践，是否会带来国际货币信用的下降，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大讨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学界关注发达经济体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颠覆了传统的资本生息理论，也颠覆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条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利率传递机制失效，进入流动性陷阱阶段。目前全球负利率债券政府债券数量高达18万亿美元，零利率和负利率条件下，央行只能靠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比如进一步的QE、利率收益曲线管制等等。一方面导致经济中货币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扭曲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这是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出现超级修复的核心原因。美国无风险资产极低的收益率，导致资产价格的贴现率中枢大幅度下移，降低了市场风险偏好，推高了资产价格。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了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资产估值体系重构的大讨论。（作者王晋斌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伦理学篇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问题作为社会道德传播者、建设者和守护者的伦理学人，积极从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层面执笔发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等问题。生命伦理问题是新冠肺炎防控中最初也是最本源的问题。伦理学者首先对人类滥食野生动物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滥食“野味”已经从人的“需求”范围，进入到无限膨胀的“欲求”程度，因此是不道德的。有学者指出，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荣、应属“同类”，人类要负有道德责任，因此应遵循生态整体性、生态公正性及辩证生态主义的道德原则。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给人生选择及应对思维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此，有学者提出，疫情之后应对生死进行反思，对失去的生命进行哀悼和缅怀，生者则应痛定思痛，向死而生。有学者对“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的生命至上中国模式与群体免疫的经济优先西方模式进行了伦理辨析，认为中国模式依据实事，坚持科学；国家动员，整体推动；价值支持，有效控制；敬天爱人，尊道贵德；全球合作，命运与共。而群体免疫本身是个伪命题，违反人道主义和人权，是听天由命的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的复活，是功利主义的精明算计，违反人性和基本道德。在这场新冠病毒肆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卷入其中，对其积极防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公共伦理责任。有学者认为，为有效预防与遏止重大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在道德实践上，我们应当始终坚持野生动物禁食、生命安全至上、心理健康疏导、网络安全有序、法律应急兜底等应对原则。此外，在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伦理学者对后疫情时代的伦理与道德也进行了反思与重构。反思伦理道德新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有学者指出，这些变化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方式、道德标准的变化，也包括对道德问题和伦理难题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伦理道德领域呈现出老传统与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相互冲突、融合、激荡的局面。因此在新的时代，制定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伦理道德文化发展战略，需要更新已有的理论框架，更改寻常的思维惯性，从现实出发，与各学科广泛交流对话，并把这一战略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有学者从适应性看待道德的变化，认为道德是一种“隐秩序”，是一种嵌入性适应。道德适应以关心人的道德需求为第一要义，以寻找新的社会共同德性为目标，以形成统一的道德默契为关键，冀望寻求自我与他者的平衡点，使道德主体完成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身份转换和价值重建。有学者从“学科危机感”、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关系及新文明构建与文化自觉三方面来分析中国伦理学的危机与生机。面对新的变化，有学者则对伦理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反思，指出伦理学不仅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更是关于“情理”的学问。通情理，而后可以立规，有规而后人有可循，人有可循然后有德，人人有德然后社会有序，社会有序然后人群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积极回应时代重大关切202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逐步深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体系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和前沿问题等进行了积极探讨。有学者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机构的创建和讲义、大纲、教材的编写独树一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导向、学术范式、学术线索的把握自成一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立场、话语权力、话语力量的确证自成一格。有学者指出，从价值论切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之维，书写“做中国伦理学”的价值方案，是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路。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内在地蕴含着三种书写方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生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演变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史。前两种方式回归学术，后一种则面向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质，有学者指出主要在于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和以规范伦理学为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对此，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深层次、大空间和长尺度的视角来把握时代的伦理问题，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矛盾没有变、人类的基本社会结构没有变、人类对积极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并认为此视角有助于增强人们面临焦虑和恐慌时的定力与底气。（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导语：教育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在我国，教育伦理思想有深厚的渊源，而对于教育伦理的专门研究则起步较晚。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教育伦理研究是从80年代伴随着职业道德教育的广泛开展而起步的十多年来，在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国外教育伦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伦理(Ecational Ethics)已成为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成为道德科学的应用学科之一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关于教育伦理学及其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外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道德教育的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B.诺曼妮(B.Normann)和G.科蒙尔(G.Colmore)合著《教育伦理学》一书。该书并没有明确指出教育伦理学是什么，但从其内容来看主要讨论的是道德教育问题，旨在建立一种道德教育哲学。该书依次讨论了什么是儿童、胎儿的环境、早期家庭环境性格与气质、性别训练、宗教信仰、理想的学校、学校指导等问题，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人格发展主题上我国学者丘景尼在他的《教育伦理学》一书中说，教育伦理学“其着重之点。不在道德本质之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养成”。他认为，教育伦理学和道德教育“二者之涵义，大体相同”,其区别只在于“教育伦理学所讨论的，大半属于原理的问题，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则大部分为实际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教育伦理学就是道德教育的原理。由于这一观点的研究视角与教育科学中的德育原理基本相同，因此不论国内还是国外持教育伦理学是以道德教育为研究对象观点的人并不很多。但是，一般对教育伦理学知之不多者皆认为，教育伦理学就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第二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教师职业道德的科学。传统的教育伦理认为，应当研究教育这种职业劳动中的道德原则、关系和规范，围绕着教师的职业道德把教育伦理构建成或划归为职业伦理学的研究范畴，使之成为职业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展开其研究工作的。例如，美国关于教师形象和优良教师的研究，日本的“现代教师形象”研究，前苏联学者B.H.契尔那葛卓娃等著作的《教师道德》，我国王正平主编的《教育伦理学》,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等，都属于这一类。其中，王正平主编的《教育伦理学》即认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职业劳动领域内道德意识、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的科学。它是研究教师职业道德的学问。”八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同样也强调：“教育伦理学是以包括教师道德意识现象、教师道德规范现象和教师道德活动现象在内的整个教师道德现象为其研究对象的。虽然各家表述略有差异，但其侧重点都在教师职业道德上，可以通称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把教育伦理学视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这一观点，已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其主要的意见认为，这种观点远远包容不了教育领域所涉及的职业道德问题和职业主体，因为作为教育作者的，不仅仅只是教师，还包括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育科学工作者。更为重要的是，把教育伦理学视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束缚了教育伦理学的发展。因为除了职业伦理外，教育领域涉及的伦理问题还很多，教师职业道德问题虽然也属于教育伦理学的范畴(教师职业道德学可视为教育伦理学的分支),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不能只局限于教师职业道德，它应该从伦理的视角关注教育的各种矛盾和变化，思考和评判教育的方方面面，应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有所作为。第三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教育领域善恶矛盾的科学。这种观点认为，善恶矛盾在教育领域普遍存在，在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教育一刻也没有摆脱过善恶矛盾，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然有。教育的各个方面，谁也摆脱不了善恶矛盾的纠缠；与教育有关系的各种人也有善恶之别。正是由于这种善恶矛盾的普遍性，才使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具有客观必然性。正是这些客观存在于教育领域的善恶矛盾，便构成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这种观点认为，教育伦理学就是教育善恶之学。把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教育的善恶矛盾，有其合理性。因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除了从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美学等角度进行审视以外，还应该从伦理的角度去观察、认识和评价教育。但是，由于教育的重要目的是教人为善，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往往都是把教育与道德视为一体，而很少有人去；追究教育本身的善恶问题.然而，在时有发生的违反教育根本宗旨的教育活动中的恶的因素却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例如，教育中的种族歧视问题，男女教育平等问题，“贵族学校”与“希望工程”的强烈反差中暴露出来的公民的教育权利平等问题。教育中学生的权利问题，非科学非人道的教育方式问题，应试教育中的分数主义问题，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功利主义教育泛滥的问题，教育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假集体主义的危害问题，教师的正当权益缺乏保障的问题，乃至家庭教育中的种种问题，都向教育本身提出了是否合乎道德的诘问：教人为善的教育就是善的吗？这些教育中的恶的因索不论国内国外都客观存在着。要观察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美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以外。还必须确立教育的伦理视角。上至教育法规、制度，下至具体教学工作的内容、方法、形式、过程.评价以及教育活动中的人际交往，可以说，一切与教育有关的人和事，教育活动中的一切人和事，都包括在教育伦理学的视界之内，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善恶的视角进行伦理的审视。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或社会公德，教育伦理学既要为-切与教育相关的人立教育道德，又要为教育自身立道德之法。对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要涉及不同的研究领域。在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形成气候的状况下，轻率地否定任何一种观点都不利于教育伦理学研究的发展。不同的研究角度，有利于丰高和繁荣教育伦理学的研究领域。目前，可以从广义(宏观)和狭义(微观)的两种角度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定，从而确定教育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作者评语：小编认为教育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以及整个社会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涉及个人的需要和理想，而且涉及社会进步和理想社会的塑造及实现，如怎样确立教育在社会生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由百家号：小珊珊论教育原创；转载请注明百家号，原创作品，盗版必究

作者：李建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伦理是一个结构性、实体性存在，是观念、关系、制度、心理等多因素的集合体，政治伦理学就是以政治伦理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政治伦理关系、政治伦理制度、政治伦理主体、政治伦理理念、政治伦理实践等问题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对新时代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域做一种开放性理解，具体分为四个层面，以期达到对政治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聚焦”。一、 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在黑格尔哲学中，伦理是一个整体性、实体性概念，既体现了客观存在的自在自由性，又体现了“必然性的圆圈”，往往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秩序及法则，这种伦理秩序是用于治理社会生活的持久的东西和力量构成的，所以，各个民族都把伦理法则视为永恒的正义，而体现国家现实性的政治伦理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高位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统摄力量。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伦理问题是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诸如经济、文化、法律）中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而转变成为政治性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自身解决的能力而需要借助伦理资源，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资源分配正义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我们把这一类问题总称为“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是侧重于“从政治伦理看社会”的产物，并且它们往往与社会问题解决的整体性、复杂性、梯度性有关。我们把所有社会问题中带有政治伦理性质的问题纳入政治伦理学研究的视野，不但拓宽了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由此显示了政治伦理学与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区别，因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政治学偏重政治权力的构架与运行，而政治哲学偏重政治的价值理念而已。二、 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所谓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基于政治与伦理的同构或依存所产生的伦理问题，诸如自由民主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协商问题、公民参与问题、政治妥协问题等。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看政治”的产物，其衍化逻辑是伦理对政治的规导。自古以来，无论东方和西方，政治生活总是离不开伦理的视野。在古希腊，政治被人们赋予了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实现最高价值的生活方式。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依据自然秩序而形成的，实现正义是城邦的内生诉求。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城邦是人类为了获得优良生活而自然演化的产物，趋向城邦生活是人的本质使然。正是在城邦中，人们得以与动物区别开来，并通过遵纪守法而避免堕落。对于个人而言，公民是引以为傲的身份，唯有通过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至善。政治的伦理特质在中国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阐发。孔子就提出“政者，正也”的命题，政治天然具有追求“仁”的伦理向度，而且从政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为政以德”成为我国传统政治的核心话语。实行伦理道德的统治、建立伦理型的国家成为王者的必要前提，或者说，作为国家政治理想的王道本身就被赋予了积极的伦理道德价值。不难看出，经典的政治从来都与伦理如影随形。伦理的政治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政治伦理应当成为国家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三、 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如果说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源于政治对伦理的需求与依赖，那么，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则是源于政治伦理本身的价值矛盾与冲突带来的问题，如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问题、政治品质与政治行为问题、政治忠诚与政治背叛问题、政治承诺与政治失信问题等，这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价值冲突看政治伦理”的产物。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政治本身是有伦理价值的，并且个人也只有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才能完善其本质。尽管现代西方政治实践有宗教和市民社会的伦理关怀来弥补伦理资源供给不足，但政治也不应该借此堕落成为一种纯粹的统治术，而应该主动担负起政治的道德责任。伦理道德价值本身虽然有“基本善”的统一要求，但也有层次上的差异和由“境遇”不同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伦理上的价值冲突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善与恶冲突，这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二是善与善的冲突，也就是大善与小善的冲突，这往往会出现伦理上的“二难选择”，一般会选择大善而舍弃小善，如有外敌入侵时，好男儿会选择尽忠报国而不是在家做孝子；三是恶与恶的冲突，涉及大恶与小恶之择，这往往是法律上考虑的事情。政治生活同样面临多种伦理价值的选择，由此产生复杂的伦理问题，如关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按照“马基雅维利思维”，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就是因为这只“肮脏的手”可能使目的价值丧失，所以从政治的伦理价值上，政治手段也应该是正当的，才能保证政治目的价值的实现，并且许多政治之恶就是手段的卑鄙所造成的。政治伦理学不能回避这些复杂的伦理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时的技术化处理途径。四、 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任何政治活动都是人的活动，都由人这个主体承载，都是人的合目的性的结果，政治主体伦理问题是不可忽略的。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治人”的伦理问题，如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问题、政治人的人格问题、政治人的道德评价问题等；二是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伦理问题，如政党伦理、政府伦理、公务员伦理等。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人怎样看自己的政治本性”的产物。“政治人”假设最早是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其通常表达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假设内涵丰富，深刻揭示了人是具有合群性的社会动物、人是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动物、人是有合作精神的动物等思想。连马克思也认同，称这命题“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特征”，“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人假设的理论意义在于，人的社会本质性决定了他的政治性，只要是社会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政治人，但不一定必然成为政治人，前提是要有好的德性，这就为政治主体伦理提供了逻辑前提。因为从“社会动物”到“政治人”必须有一个伦理的蜕变过程。社会动物也是动物，其自身会带有自私、贪婪、暴力、残忍等劣根性，而这不是政治文明所许，更不是政治伦理所为。这就又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人”人性假设问题，因人性假设不同，其政治理想设计、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权力运作等也会不同，如基于人性恶的政治人会执行强法制治理模式，而基于人性善的政治人会执行温和的德治主义模式。同时，对政治人的道德评价也只有以政治伦理作为基本评价标准，如果以一般性市民道德或其他职业道德去评价，会造成道德评价的失准、失真、失效。《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1日 15版）

（多图，建议在Wi-Fi条件下阅读）生成对抗性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GAN)是生成建模的一种神经网络结构。生成模型涉及使用一个模型来生成新的例子，这些例子似乎来自于现有的样本分布，例如生成新的照片，这些照片与现有的照片数据集相似，但还是有不同。一个 GAN 是一个生成模型，使用双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训练。 其中一个模型被称为"生成器"或"生成网络"模型，用于学习生成新的看似合理的样本；另一个模型被称为"判别器"或"判别网络"，它学习区分生成的例子和真实例子。这两个模型是在对抗或博弈中建立的，其中生成器模型试图欺骗鉴别器模型，鉴别器提供了实际样本和生成样本的两个例子。经过训练后，生成模型可以根据需要创建新的相似样本。GAN有许多具体的用例，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回顾大量有趣的GAN应用程序，以帮助大家对可用和有用的问题类型形成直觉，它包含了许多已经在现实中使用的 GANs 的例子。我们将GAN分为以下几个领域应用，相关的程序和代码可以在github[1] 上找到。1.为图像数据集生成新的示例：伊恩 · 古德费勒等人在2014年的论文《生成对抗性网络》[2]中描述了产生新的相似样本的应用，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用 GANs 为 MNIST 手写数字数据集、 CIFAR-10数据集和面部数据库产生了新的相似样本：Alec Radford 等人在2015年发表的题为"深度卷积生成对抗性网络的非监督表征学习"[3]的重要论文中所使用的演示，该论文演示了如何在一定规模上训练稳定的 GANs。 他们演示了生成卧室的新例子的模型：2.生成人脸照片：泰罗 · 卡拉斯等人在他们2017年的论文中[4]展示了生成以假乱真的真实人脸照片。 他们看起来是如此的真实，我们可以说这个结果是非凡的，这个结果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些面孔是根据名人的例子训练出来的，这意味着在生成的面孔中有现有名人的元素，使他们看起来很熟悉，但并不完全熟悉：他们的方法也被用来演示对象和场景的生成：2018年的一份题为《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 预测、预防和缓解》[5]的报告中使用了这篇论文中的例子，以展示2014年至2017年间GAN的快速发展。3.生成逼真的照片：安德鲁 · 布洛克等人在他们2018年发表的论文[6]中展示了利用 BigGAN 技术生成的合成照片，这些合成照片与真实照片几乎没法区分：4.生成卡通人物：金同学等人在他们2017年的论文[7]中展示了如何训练和使用 GAN 来生成动漫人物的面孔：5.图像到图像的翻译：Phillip Isola 等人在他们2016年的论文[8]中展示了使用 GANs和 pix2pix 方法用于图像到图像的翻译任务：朱同学在他们2017年的论文[9]中介绍了他们著名的 cycleGAN[10] 和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图像到图像的翻译例子。6.文本到图像的翻译：Han Zhang 等人在他们2016年发表的论文[11]中展示了 GANs 的使用，主要是StackGAN，通过对简单物体如鸟儿和花朵的文本描述生成看起来很真实的照片7.语义-图像-照片翻译：王同学等人在他们2017年题为"高分辨率图像合成和条件 GANs 语义操作"的论文[12]中演示了使用条件 GANs 生成真实感图像，并给出语义图像或草图作为输入，他们还演示了用于操作生成图像的交互式编辑器8.面部正面视图的生成：黄同学等人在他们2017年题为"超越面部旋转: 全局和局部感知 GAN 的真实感和保持身份的正面视图合成"的论文中，演示了用 GANs 生成人脸正面视图(即正面对视)的方法，并给出了从某个角度拍摄的照片9.生成新的人体姿势：马同学等人在他们2017年题为"基于姿势的人像生成"的论文[13]中提供了一个生成新姿势的人体模特新照片的例子10.照片生成脸萌：Yaniv Taigman 等人在他们2016年题为"无监督跨域图像生成"的论文[14]中，使用 GAN 将图像从一个域翻译到另一个域，包括从街道号码到 MNIST 手写数字，从名人照片到他们所代表的表情符号或小卡通脸孔：11.图片编辑：Guim Perarnau 等人在他们2016年题为"基于可逆条件GANs的图像编辑"的论文[15]中使用了一个GAN，特别是他们的 IcGAN来重建具有特定特征的人脸照片，比如头发颜色、风格、面部表情，甚至性别的变化：刘同学等人在他们2016年题为"耦合的生成对抗性网络"的论文[16]中也探索了具有特定属性的面孔的生成，比如头发颜色、面部表情和眼镜。 他们还探索其他图像的生成，如不同颜色和深度的场景。Andrew Brock 等人在他们2016年的论文[17]中展示了一个使用变分自动编码器和 GANs 的混合体的面部照片编辑器。 该编辑器允许快速真实地修改人脸，包括改变头发颜色、发型、面部表情、姿势和添加面部毛发。何同学等人在他们2017年的论文[18]中使用GAN进行图像编辑，包括从照片中去除雨和雪等例子。12.面部老化：格里戈里 · 安蒂波夫等人在他们2017年题为"有条件的生成对抗性网络的面部老化"的论文[19]中使用 GANs 生成不同年龄的面部照片，从年轻到年长：张同学在他们2017年发表的题为"年龄增长 / 条件对抗性自动编码器的回归"的论文[20]中，使用了一种基于 GAN 的方法来去除人脸照片的老化。13.照片混合：吴同学等人在他们2017年的论文[21]中展示了GAN在混合照片中的应用，特别是来自不同照片的元素，如田野、山脉和其他大型结构融合：14.增强分辨率：Christian Ledig 等人在他们2016年的论文[22]中展示了 GANs 的使用，他们的 SRGAN 模型用来产生更高，有时甚至超高像素分辨率的图像输出。黄同学等人在他们2017年的论文[23]中使用GAN创建不同分辨率的人脸照片：Subeesh Vasu 等人在他们2018年的论文[24]中提供了一个用GAN创建高分辨率照片的例子，聚焦于街景。15.图片修补：迪帕克 · 帕塔克等人在他们2016年的论文[25]中描述了 GANs 的使用来执行照片修改或孔洞填充，即填充一个由于某种原因被删除的照片区域：Raymond a. Yeh 等人在他们2016年题为"深层生成模型的语义图像修复"的论文[26]中使用 GANs 来填充和修复故意损坏的人脸照片。李同学等人在他们2017年的论文[27]中也使用 GANs 来修复和重建人脸的损坏照片。16.服饰翻译：Donggeun Yoo等人在其2016年题为"像素级域转移"的论文[28]中展示了使用 GANs 生成服装照片的方法，这些照片可以在目录或网上商店中看到：17.视频预测：Carl Vondrick 等人在他们2016年发表的题为"使用场景动态生成视频"的论文[29]中描述了GAN在视频预测中的应用，特别是成功地预测了多达一秒的视频帧，主要是预测场景中的静态元素：18.3d对象生成：吴同学等人在他们2016年的论文[30]中展示了一个 GAN用于生成新的三维物体(例如3D 模型)的例子 ，如椅子、汽车、沙发和桌子：Matheus Gadelha 等人在他们2016年题为"从多个物体的2D 视图进行3D 形状归纳"的论文[31]使用 GANs 从多个角度给出物体的二维图片，从而生成三维模型。

■70年来，伦理学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改变了以往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缺乏伦理学理论支撑的状况。■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的新时代，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和优势，多出原创性重大成果，加快构建有影响力的中国特色伦理学，对我国伦理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研究，上世纪初才开始在我国出现。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为伦理学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伦理学出现持续繁荣的局面，目前已成为哲学大家庭中的一门显学。同时，伦理学也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伦理学的成长与进步，展望伦理学的未来与发展，进一步明确伦理学承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无论对于伦理学本身更好发展，还是对于新时代加强道德建设、以明德引领风尚，都具有重要意义。学科的兴盛与贡献70年来，伦理学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改变了以往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缺乏伦理学理论支撑的状况。学科体系日渐完善。伦理学学科在改革开放初期初步形成，此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展开伦理学研究与教学，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指导，多种伦理学理论和分支学科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学科体系发展格局。伦理学原理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从最初主要关注规范问题逐渐扩展到对德性问题、道德情感问题、道德语言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也成为伦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伦理学理论还被运用于研究现实问题，并与相关学科融合，兼具应用性和交叉性的应用伦理学异军突起。科技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等成为伦理学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伦理学工作者不断探索前行，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众多专著和教材，在一系列伦理学理论问题上有所创新和建树，研究解答了许多现实道德问题和人生难题。1980年成立的中国伦理学会，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并成立多个专业委员会，在组织、协调和推动全国伦理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杂志以及《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伦理学术》等集刊的创办，为伦理学研究新成果提供了发表园地。各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设立一大批伦理学专业硕士、博士授权点和包含伦理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形成完整的伦理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伦理学研究和教学队伍不断壮大。伦理学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的设立，伦理学研究课题的政府立项资助，有力推动了伦理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在各类学校开设思想品德课程，高校相关专业进行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教学，中国特色伦理学教学体系逐步形成。助力观念更新和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伦理学为我国价值道德观念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了善恶观、道德观、人生观的更新。突破传统伦理思想长期不谈幸福的局限，对幸福问题进行大量研究，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学术支持和理论依据，增进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正确理解和普遍认同。伦理学倡导的德目逐渐成为社会的价值理念和人们的内心信念，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广大伦理学工作者履行为社会道德治理提供学术支持的重大责任，深入研究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科技问题、网络问题等蕴含的伦理问题，从伦理学角度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近年来，伦理学界积极参与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道德智慧。存在的问题与不足70年来，伦理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不够多。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许多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大问题日益凸显，解答这些重大问题需要伦理学积极参与。还应看到，中国伦理学在世界上发声不够，国际话语权较弱，主要原因也在于缺乏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中外合作研究不够深入。改革开放以来，伦理学“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越来越多的伦理学工作者参加国际性会议，到其他国家做访问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合作在国外举办国际会议、创办刊物。但是，很多中外伦理学交流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缺乏深度交流与实质性合作。这种情况与中国的伦理学大国地位不相适应。道德体系的理论构建亟待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人们将道德理解为行为规范体系。实际上，道德是由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质、道德情感等构成的道德体系，其基础是道德价值。道德体系的实践构建，需要以理论构建为前提。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的新时代，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和优势，多出原创性重大成果，加快构建有影响力的中国特色伦理学，对我国伦理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含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从纵向看，伦理学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横向看，伦理学包括价值论、道义论、德性论、仁爱论、德育论以及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等分支学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纵、横两个方向着力，克服伦理学研究存在的学科界限模糊、缺乏共同架构和范式的问题。广大伦理学工作者要突破各自学术视野的局限，从不同方向开展各有侧重的研究，努力实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伦理学发展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为新时代道德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进入新时代，从理论上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相适应、以人民美好生活为中心的道德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切地提了出来。伦理学界要积极进行理论探索，为党治国理政提供正确、合理、可行的理论道德体系，为加强新时代道德建设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伦理学是道德哲学也是人生哲学，培根铸魂是伦理学的重要职责。在多元多变思想的冲击下，在拜金拜物等观念诱惑下，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容易受到影响。伦理学要发挥自身特有优势，以明德引领风尚，以人生哲理引导公众，在为人民述学立论的同时，积极从事伦理学教育、宣传、普及工作。要多出说服力强、感染力大、雅俗共赏的伦理学精品，为人们尤其是青年的人格完善、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美好提供指导和帮助。积极参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伦理学工作者要从伦理学视野出发，与相关学科工作者合作研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道德问题，提出标本兼治的对策主张。加强对全球性重大问题和人类重大关切的研究，特别是对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提出的重大伦理难题进行研究，勇于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扩大和深化中外交流合作，将中国伦理文化和最新研究成果推向世界，通过推出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学术成果造就世界知名学者。中国伦理学界要有国际视野和人类情怀，为推进人类共同道德体系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