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发表

现在斯宾诺莎41岁，海牙的斯宾诺莎纪念堂中有一张他的肖像，看来很不错的西葡犹裔的样子，飘动的黑发、浓眉、黑亮而稍忧郁的眼睛，长直的鼻子，总之是一张相当英俊的脸，如果只和哈尔斯画的笛卡儿相较的话。“他的仪容十分整洁，”卢卡斯说，“要是没有披上使绅士异于学究的衣服，他绝不离开屋子。”他的态度严肃温和。奥尔登堡注意到他“扎实的学问交融着仁慈与高雅”。“同斯宾诺莎相识的那些人，”皮埃尔写道，“……都说他易于相处、诚实、友善，并且是极有品德的人。”他对邻居绝口不谈异说，相反他鼓励他们继续上教堂，并且有时伴着他们去听一次布道。更胜于其他现代哲学家的是他因自制而获得平静。他极少答复别人的批评，他对付的是思想，而不是对人的攻击。除开他的宿命论、他与群众的隔绝、他的疾病，他绝不是个悲观主义者。“行有义，则善。”明白最坏的一面而相信最好的一面，可能就是他思想的座右铭。朋友和仰慕者使他门庭若市。奇思豪斯想要看一看《伦理学》的原稿。“我求您，”这位数学家兼物理学家写道，“用你一向的殷勤来帮助我不能正确地领会你的意思的地方。”可能经由这位好学的学者，莱布尼兹得以接近斯宾诺莎以及我们猜想尚未出版的大作。在阿姆斯特丹，迈耶博士圈子里还存在的人都来看望他，或与他通信。他与欧洲学者之间往返的书信，对于当时的学术风气，使人有意想不到的了解。鲍克瑟一再地劝他承认鬼的存在。1675年，解剖学家斯泰诺从佛罗伦萨送来一个很动人的请求，要斯宾诺莎皈依天主教：如果你要的话，我很乐意向你显示……你的教训比我们落后，虽然我希望你……会向上帝驳斥你自己的错误……这样，如有因你早先的著作而使一千个人转变了对上帝的真正认识，公开撤回你的错误。由于你这例子的增强作用，可以使100万人跟着你，犹如跟着奥古斯丁一样，一起引向上帝。我全心全意地祈祷这个恩赐是属于你的。再见。天主教的魅力已俘虏了亚尔伯·布尔格，斯宾诺莎的朋友，联省财政长康拉德·布尔格之子。亚尔伯像斯泰诺一样，在意大利旅行时改变了他的信仰。1675年9月，他写信给斯宾诺莎，挑战的意味多于请求地要他接受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你怎么知道，在过去世界上所教过的哲学，或现在所教的，或将来教的哲学当中，以你的哲学为最佳？你有没有审查过所有这些哲学，古老的和现代的，这些在此地、在印度和全世界各地所教的哲学？纵使你已合适地审查过它们，你怎么知道你所选的是最佳的……但是，假如你不相信基督，你比我所能说的还要可怜。但规正是很容易的：从你的罪恶中回头，认清你可怜而疯狂思想的极度傲慢……难道你，你这可怜的小人物，地上卑贱的小虫……竟敢，以你那不堪言的亵渎，把自己置于“化为人的，无垠的智慧”之上？从你的原则中，你无法圆满地解释那些被魔鬼附身的人之间所发生的惊人景象，所有这些，我都曾亲眼见过许多例子，而我也听过最确切的证据。斯宾诺莎回答他一部分：当别人说到我时我几乎不相信的事，最后都从你的信中了解了，这就是你不但已成为罗马教会的一分子……而且也是它的一名尖刻的斗士，还学会了暴烈地向对方诅咒和发怒。我原不想回你的信……但有几位跟我一样对你的天赋期望很大的朋友，热切地请我不能不尽一个朋友的义务，要我看在不久以前的你，而不是现在的你的分上……我已被这些劝说说服，而写给你这些话，我热切的请求你能以平静的心情来阅读。我不愿在此重数神父和教皇的罪行，以使你转而离开他们，像反对罗马教会者常做的那样。因为他们时常恶意出版这些东西，而且其目的在于纷扰，而不在于指导。的确，我愿意承认，罗马教会里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要比别的基督教会多。因为既然这个教会的信徒较多，他们的情况也较复杂……在每一个教会都有许多以公正和慈悲崇奉上帝的极老实的人……因为公正和慈悲是真正天主教信仰最肯定的特征……无论什么地方有了这些，就有真正的基督存在，而缺乏了这些，就没有基督的存在。因为单以基督精神就能引导我们走向公正和慈悲的爱。如果你愿意把这些事实适当地在心中想一想，你就不致迷失，也不致使你的父母痛心了……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在过去世界上所教过的哲学，或现在教的，或将来要教的哲学当中，以我的哲学为最佳。这个，我倒有更好的权利问你呢。因为我并不以为我已发现了最佳的哲学，不过我知道我认为是真正的一个……可是你，自认为你至少发现了最佳的宗教，或者说发现了最佳的人物而轻信了他们，你怎么知道，在过去曾传授别的宗教的人之中，或现在正在传教的，或将来要传教的人之中，他们是最佳的人选呢？你有没有审查过这些宗教，古代的与现代的，这些传授于此地及印度，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宗教？纵使你已合适地考查过他们，你怎么知道你所选的是最佳的……因为我运用我的理性，毫无抗议地接受存在于心中，且不能被侮辱而败坏的真正的上帝的语言，你就认为是傲慢和骄矜吗？把这致命的迷信拿开吧。感谢上帝赐予你的理智加以琢磨，如果你不愿加入野兽群中……如果你愿仔细审查教会的历史，以了解许多教皇的传统是多么的错误，以及罗马教皇以何种……的方法，在基督出生之后600年，而获得独立于教会之上的权力，我不会奇怪，最后你会回到你理智之中。我衷心地希望你会如此。再见。布尔格加入圣方济教派，死在罗马的一个修道院中。斯宾诺莎现存的书信，大部分是跟奥尔登堡往来的。我们惊奇地发现大部分谈的都是科学，是斯宾诺莎进行物理和化学的实验，他的信中画满了图样。通信中断于1665年，奥尔登堡在1667年被捕，以私通外国的嫌疑被关在伦敦塔。一被释放，他就转向宗教。而当他继续和斯宾诺莎通信时，他也努力劝解他回到某种形式的正统基督教中。他请求他把基督复活的故事认为是真实的，而非象征性的。“整个基督教及其真理，”他认为，“都依赖在这复活的事件之上。如果被推翻了，基督的使命及其天堂的教训都将崩溃。”最后他放弃了斯宾诺莎，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迷失者，并中止了同他的书信来往。1662年之后的几年，他一直都在写《伦理学》。早在1662年4月，他写信给奥尔登堡，说他正想把它出版，不过“我自然害怕把神学家……激怒了，而用他们一向的愤恨攻击我，而我是最不愿争吵的”。奥尔登堡力劝他出版，“不理神学的伪道者如何咆哮”。但斯宾诺莎依然犹豫着。他让几位朋友读过部分原稿，可能由于他们的批评，他一再地删改这论文。《神学政治论》所引起的叫嚣，使他有理由警惕。维特的谋杀案，以及他拜访法军之后，人们对他的怀疑，更是使他苦恼。一直到1675年，他才进一步把《伦理学》出版。

人工智能机械手臂弹奏乐曲。　张亨伟　摄2019《亚太及日本企业人工智能伦理道德研究》发布 中国居亚洲前列中新网上海6月27日电 (张亨伟)全球科技公司LivePerson26日晚在上海发布2019《亚太及日本企业人工智能伦理道德研究》报告。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在运用人工智能(AI)指导方针及管理标准方面位居亚洲前列。LivePerson的这项研究所涉及到的国家包括：中国、越南、新加坡、日本和菲律宾企业的2,500名IT、客户体验和数字决策者展开调查。LivePerson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RobLoCascio解读研究内容。　张亨伟 摄LivePerson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RobLoCascio表示：“与亚太其他市场相比，中国企业在解决人工智能问题方面付诸了更多的努力。在该研究所涉及的国家中，中国的企业最有可能确保使用由不同背景的人员所开发的AI技术。”根据该项研究，98%的中国受访数字领导者正在积极地将人工智能纳入其业务范畴，以便为其企业、员工和客户带来积极成效。相比还未运用AI技术的受访者，现已运用AI技术的中国受访者对收入增长有着更高的期待，其中更有高达99%的受访人士对未来12个月盈利增长颇有信心，在此基础上有79%的人预测增长率将会超过10%。当前，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虽然累累硕果，但也引发了人们对其带来伦理道德新问题的隐忧，尤其是在探讨AI对社会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据研究，中国企业最为关切的问题有：人工智能技术被恶意利用，未经授权的数据访问以及隐私泄露。RobLoCascio在受访时说道：“人工智能正在为企业和消费者创造无限可能。然而，与任何新技术一样，企业需要从道德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审视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实施。”“我们认为有责任亮明其中存在的风险，并围绕AI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展开严肃讨论。商界领袖应建立‘道德人工智能思维’，因为这是奠定推行明确的人工智能伦理道德战略的根柢，若缺失这一点，我们将面临人工智能成为下一个分裂我们的数字技术的风险”，RobLoCascio说道。

原标题：理性面对争议 做负责任的科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正风24日分享了一项新近的调研成果。在询问科学家是否担心因为争议话题的科学传播而被公众辱骂时，科学家对此担心程度的平均分为2.7分（完全不担心为1分，完全担心为5分）。“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科学家担心被辱骂。”面对争议性科学话题，要不要发声，怎么发声？24日，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和北京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联合发布的《科普伦理倡议书》，给出了建议。倡议书指出，科普工作应理性面对科学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公正对待不同的科技观点。全面客观地传播科技信息，使公众不仅了解到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效益，也了解到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推广成本和潜在风险，以及可能的利益冲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探索求真的强大原动力，也需要恪守科技伦理底线，确保科技向善。”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程东红在发言时指出，科普伦理是时代对科普工作者的召唤，也是未来科普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我国首份《科普伦理倡议书》。它面向全国广大科普工作者，分别从“坚持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秉承公平普惠的科普理念”“坚持平等友善的态度，尊重生命尊严”“坚持科学性原则，鼓励科普原创”“坚持开放发展的视野，增进国际交流”等4个方面发出倡议。科技伦理人们并不陌生，科普伦理却少有人提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认为，科普伦理可以看作科技伦理的延伸，它同样是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工作者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传递给公众。”李正风指出，从政策概念来看，科普，其实就是让公众接受与运用科学知识、理解科学的活动。不过，科普工作中出现的一项新挑战是，我们常常面对的并非“成熟的科学”，而是“行动中的科学”。有时，实验尚未完成，数据没有发表；有时，即使研究成果已经发表，也有可能在日后被推翻。科学成果本身就具有争议性，对于科学成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学界也并无定论。科研中的伦理问题及其争议延伸到传播普及阶段，如何看待不确定性和可能的风险，如何理性看待科研过程中的争论？《科普伦理倡议书》对这些问题，予以了关注。“倡议书的发布，是我们科普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李正风强调。程东红透露，起初，他们计划起草发布的是《科普伦理宣言》，但考虑到“宣言”需要有更加坚实深入的研究作为支撑，需要包容科普工作细分领域更加广泛的多样性，而目前的认识和能力尚不足以担当起草“宣言”的基础，但提出科普伦理这个问题却非常迫切，因此最终商定把目前对科普伦理问题的认识和考虑以“倡议书”的形式发布。程东红希望，各领域的科普工作者能够积极响应关于科普伦理的倡议，认真思考各自领域的特征和科普实践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本领域的科普伦理准则。她期待，在更加成熟的时机，这些细则能够成为国家科技伦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形成整个科普界共同的伦理规范，推动中国科普事业向更高质量发展。（记者 张盖伦）(责编：王艳、李忠双)【来源：科技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树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者们认为，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改革开放必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始终不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成就，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就会背离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新路，为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全新选择，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的道路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学者们认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美国优先”是想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有学者提出，“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国霸权，是美国不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维护正在式微的美国霸权。但这种单边主义做法，不见得能够实现其“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甚至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有学者认为，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的真正原因，首先是利益敲诈；其次是战略遏制；最后是模式打压。有学者认为，美国不仅针对中国，而且四处出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分裂，美国内部政治也在面临分裂与极化。有学者认为，进入新时代以后，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篇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增长已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杠杆率高速上升的阶段已经过去，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发展的首要目标。随着消费增速放缓，有学者提出了“需求不足”、“消费疲软”的判断，“消费降级”说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往年同期相比明显放缓，这是“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的表现。有学者认为“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因为消费本身是刚性增长的，居民收入增长也在保持较快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总体来讲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只会加快，不会停下来，这是发展的大势。有学者认为，把个别商品的热销作为判断消费降级或升级的依据，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消费变化反映的是总体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不是通过研究个别商品销售状况就能得出结论的。走实体经济振兴之路为民营企业适时纾困制度性改变。如果用短期手段作用于长期性问题，将会无果而终；如果将长期性手段用于周期性问题，周期过后可能出现新的风险。民营企业生存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有学者认为，民企危机已经到来，民企违约事件频发，主体多为民营上市公司，尤其是依靠股权质押、债券发行、非标滚动融资大幅扩张的企业。有学者认为，宏观监管环境趋严，随着资管新规等一系列政策相继落地，表外融资的通道被大大收紧，而前期盲目扩张、加杠杆的一些企业在这时更容易遭遇流动性危机，风险难免相继暴露。一些学者呼吁政府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解决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释放的流动性并未真正传导到实体经济的矛盾，要求政府打通信用传导机制、解决民企融资难题。有学者提出政府应引导金融部门支持实体经济，为民企纾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前期金融去杠杆过猛叠加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我们应该在这场纾困民企运动中保持冷静，既要认识到解决民企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市场，更要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究竟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这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救助手段是一种短期应急措施还是长期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会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有学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经济发展中不断壮大的产业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是主要目标，也是关键出路。有学者认为，要将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核心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还有学者认为，今后要把发展重点放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要以“生态空间”支撑“发展空间”、优化“生活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的重要保障。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政策指向与效果需要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杠杆率是结构性问题，高杠杆仍是高风险的最大来源，在中长期仍应保持有序去杠杆的政策定力。有学者认为，在完成一个时期的“去杠杆”任务后，“稳杠杆”实际上是“去杠杆”的拓展和延续，当前稳的是金融杠杆，去的是国企杠杆。居民杠杆要不要去，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监管部门推出了信贷紧缩政策等降杠杆措施，导致了表外利息的急速上升，切断了杠杆率本就不高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打乱了市场正常的去杠杆节奏，引起了信用紧缩的恶性循环。高杠杆国企的资金供给却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市场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从宏观上看，去杠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从金融市场看，去杠杆压力集中在民营企业和低评级的融资平台。政策指向与政策效果之间存在的偏离值得关注。（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政治学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协商民主地位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有研究者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方面的精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质是人民性。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情怀的执政本色、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人民性理论品格。有学者在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后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航程的政治航标，是走向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理性对话、讨论和协商解决政治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原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逐步完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奇迹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改革。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为顺利、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有学者指出，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政策、治理行为创新在内的国家治理变革。中国谋求未来发展还要靠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项内容，其最终归宿为制度创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学者指出，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中国治理模式的特征主要包括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增量改革、十分重视协商民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深化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惩治和预防腐败能力增强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改善国家治理的一大支柱是反腐败。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致力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提高执政能力的同时，探索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整套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引。持续的反腐败行动形成强烈的震慑效应，必将大大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廉洁水平。有研究者以某省为案例，通过数据分析，论证了近五年来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效：社会公众的廉洁感知指数评分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反腐败满意指数和反腐败信心指数评分则持续上升。（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种能力必将更为增强。有学者指出，十九大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决策、执行和监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既有科学决策，又有执行层面的制度建设，更有监督制度。伦理学篇把握新时代机遇彰显新伦理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赋予了中国伦理学新的历史使命。伦理学视阈下的新时代，不只是一个客观实际的描述概念，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体现为强国、利民、自信、担当、共享等。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时代使命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价值主导力和价值影响力。为实现这一使命，伦理学研究者必须积极把握新时代机遇，明确伦理学新问题，迎接伦理学新挑战，构建一种适应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伦理大思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中国伦理精神和中国伦理价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对于具体的路径选择，有学者认为应该采取宏大叙事与专业研究相反相济、指导思想与文化立场互补融通、政治引领与道德共识相辅相成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有学者则认为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正确发声；立足当今社会生活实践进行开创性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推动话语体系创新发展。挖掘儒家道德文化助力当代社会发展儒家道德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检验，在解决当代社会伦理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儒家道德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本土理论资源，儒家伦理理应融入当代伦理学研究与应用之中；借鉴儒家的思维方式，为研究和解决当今社会伦理问题提供可能进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在“和”的思想下，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人修养，以及个人对共同体的合作与责任意识。“仁”是儒家普遍伦理的出发点，由“仁”延伸出“孝悌”的概念，在社会文化中形成了“亲亲-仁民-爱物”的伦理取向，同时注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精神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有利于应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弊端，为人类可持续的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应充分挖掘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全面提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养。探索农业伦理新问题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近年来，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主要维度之一，乡村的治理、建设和发展成为农业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学者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所局限的农耕文明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障碍。建设美丽乡村，亟须拓展新时代的伦理容量，重构农业和乡村、城市耦合共生的伦理基础。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首先确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农业的“美好生活”，是确定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指引；农业的主体性及其发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农民的全面发展，是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关于乡村治理的具体途径，有学者认为应借助于乡村文化，充分发挥其道德治理功能，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坚守人工智能发展宗旨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 图片：冯晨清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与社会挑战。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既有诸如失业问题、隐私问题、算法偏见、机器权利等 “近忧”，也有人们对具有自我意识的超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危害到人类存在的“远虑”。而面对人工智能的近忧远虑，学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以人类价值为基础，以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操作上，有学者指出，必须给人工智能一颗“良芯（良心）”，使人工智能拥有“良芯”，使之成为道德的人工智能或道德的机器，而人工智能研发者和应用者则应具有“良心”，使人工智能的设计合乎道德，避免恶意设计，并确保人工智能的善用，使之造福人类社会。有学者认为还要对人工智能机器带来的伦理挑战和“技术性风险”采取法律规制、技术监管、伦理建模、程序正义等综合策略选择。叩问生命科学技术维护人类根本尊严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一些技术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其中，尤以基因编辑技术与增强技术聚讼纷纭。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支持者主要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而反对者则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面对这样的伦理论争，有学者提出“有限开放”的解决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以维护人类共同体与人的尊严的价值。而增强技术，按照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生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和复合增强。有学者指出，随着这种技术日益深入身体内部，不断地建构和重塑人本身，挑战着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身体与心灵、自然与人工、生命和非生命。支持者认为增强技术将使人成为强大的超人类；反对者则认为人终将成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兽。有学者认为，不论是有关哪种增强的伦理论争，都围绕着人类的自主性与平等性这两项重要的伦理原则而展开。自由或自主性根源于一种不可支配的、不可回溯的基点，若这种基点受到干扰与损害，则人的自主性、自由选择能力也就从根本上受到了限制与制约。（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党史学篇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拓宽改革开放史研究视角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党史学界对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将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放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之下，借鉴全球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扩展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视阈；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国民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因此可以将心态史学研究方法引入研究中；建议从哲学、环境史等视角，推进改革开放史学的研究。还有学者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叫三期改革。第一期改革从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改革从1992年到2012年；2013年以来进入第三期改革。这三个阶段无论在改革的议题、方式还是内外环境，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有学者从改革开放本身出发，认为“老题”亦可新做，比如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与践行相结合，改革开放要在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指引下进行；又比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着眼，讲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还比如，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区域性研究，探析地方如何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如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还有学者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创设和建构“改革开放学”，指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内容与其他学术体系有明确的界线。以纪念重要人物诞辰为契机不断深化重要人物思想研究2018年，以纪念党史重要人物的诞辰为契机，学界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给予了广泛的关注。2018年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也是《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写《论持久战》主要不是为讨论中国要不要或者该不该打持久战的问题，而是着力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历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并最终取得胜利，来阐明“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也是为了向党内轻视游击战略思想的同志说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有学者对周恩来精神进行了研究，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一面旗帜，主要体现在周恩来是共产党精神的重要培育者、践行者以及体现者。有学者对深入研究和弘扬周恩来精神进行了阐述，认为要深化周恩来生平事迹、历史功绩、思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精神风范研究，汲取伟人智慧，树立共产党人学习榜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政治路线上的分歧、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理论薄弱、党内的错误斗争中的态度和方式等是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根本原因；还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因为党内存在党的队伍不纯和宗派主义等问题，是为了解决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他者”角度拓宽苏区史研究路径收集民间史料深化苏维埃史研究有学者认为，苏区历史是国共激烈对垒交锋的历史，应该运用整体史的视野来研究苏区史，可以将苏区与国统区进行比较研究，从国民党这一“他者”的角度深化苏区史研究，丰富苏区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以突破当前苏区史研究的瓶颈，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有学者从挖掘新史料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深化研究中华苏维埃史，认为根据目前苏区史研究与史料整理的现状，应该充分利用苏区史本身所具有的“民间”特色，全面收集与整理民间史料，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乡村社会，利用民众的记忆来还原“历史现场”，这是当前深化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央苏区新史料的拓展仍处于薄弱阶段，需要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对中央苏区史料进行专题收集与研究，运用大数据平台，创建中央苏区史料数据库等。多渠道收集文献资料多角度研究知青历史有学者认为，科学的知青史研究要基于对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要尊重权威的分析和结论；要正确处理当时的认知与当下认知的关系，避免以研究的名义改写历史；在不断发掘知青史史料的同时要深化理论研究，不能就知青谈知青。有学者指出，知青集体回忆录是研究知青史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当前最受关注的知青回忆录是石肖岩主编的《北大荒风云录》。当下知青集体写回忆录处于高潮时期，原因是知青们已到退休年龄，有时间和精力，学界也应重视收集整理这些珍贵的知青史料。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深化知青史研究需要跳出知青的范围，不要仅局限于知青，要从多个层面发掘史料。农民作为知青的接纳方在近些年的知青史研究当中被忽略，因此从知青叙事转向农民叙事，在现有的史料当中发掘农民的声音，从农民和农村的视角推进相关研究不失为一个好视角。个案研究反映国共关系演变抗战史研究进一步细化深化有学者以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的演变作为考察对象，对抗战相持阶段的国共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作为抗战时期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在国共合作中具有统战和交涉的重要作用，其演变过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共关系的演变。有学者对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民间防空建设进行了探究，指出，上海吸取了“一·二八”战事的教训，在南京政府的指导下开展了民间防空建设，并在组织施工、经费筹集、防空宣传、防空计划制定、灯火管制与防毒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由于防空业自身的特殊性，目前相关研究比较少，有必要对抗战时期的防空建设进行深入研究。（作者王倩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硕士研究生；王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副教授）文化学篇文化旅游融合已成趋势助力文化发展创新升级制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文旅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发展的方向，推动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符合转型升级的需求变化，有助于加快资源合理整合，有效发挥管理职能，减少条块分割带来的种种弊端。学者认为，要充分把握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内涵，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要求旅游业能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的功能，而且要发挥文化旅游业在传播国家形象、传承民族文化、承担公共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在协调配置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品牌建设，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立IP，创新文化发展方式。有学者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下，传统乡村是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核心空间，在部分中西部地区，文化旅游业已经成为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方面作用明显。2018年，我国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新的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这次体制改革的意义，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文化与旅游不断融合，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各项行业交叉的趋势进一步明显，文化普查、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等领域各类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进一步增强，这为体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发挥中华文化核心载体作用近年来，首都文化建设成为关注和研究热点。学者认为，加快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关键是要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促进首都文化繁荣发展。新时代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有论者指出，北京有责任也有能力建设国家文化中心，使之成为国家文化新形象，发挥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北京需要积极开拓外部文化发展空间，发挥北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北京的文物、戏曲、电影、电视、艺术品等文化产品或创意衍生品，在推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应赋予更多的意义，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在文化政策、文化平台、发展机制、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各个领域深化探索，以更实举措提高改革发展成效。文化创意发展进入“E时代”积极适应创新2.0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文化创意的发展进入到“E时代”，大数据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科技促成了数字文化经济和数字创意经济的勃兴，数字技术支撑的文化产业面临着多屏互动的全媒体运营和全产业链整合的大繁荣，从整体上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共享和融合，呈现出“高端创意、跨界融合、模式创新、场景体验”的新特征。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适应文化产业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的必然产物，预示着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进程。文化产业提质增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它既需要有相对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循环共生机制。关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有学者从市场准入的层面强调了市场开放的重要性，认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激发文化产业活力和加快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步伐，才能将文化产业打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传媒影视乱象制约行业发展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势在必行学者指出，视频主播低龄化、影视内容涉黄涉暴涉假、艺人逃税漏税、天价酬薪、伪PPP项目充斥市场等不良现象，影响到文化生产的整体品质，破坏文化行业健康生态。针对这些乱象，有学者指出，应以更高标准来引领文化的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等不良倾向。这既需要完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直播平台违法行为标准和违法处罚标准，又要加强影视行业征信体系建设，强化行业协会组织管理能力，健全经纪公司、经纪人管理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监督。在治理文化PPP乱象中，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培育挖掘社会需求稳定、具有可经营性、能够实现按效付费、公共属性较强的文化项目，规范PPP的投入机制，确保文化项目物有所值和财政可承受性。（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法学篇聚焦宪法的修改推进合宪性审查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现行宪法历时14年之后的又一次修改，也是现行宪法历史上第五次修改，“宪法修改”成为宪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此次宪法修正案第44条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真正落到了实处。“合宪性审查”当之无愧地成为2018年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关切。合宪性审查的概念、功能、主体、筛选程序、启动程序，以及整个制度设计和模式构造，都亟待研究。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产业呼唤法理依据步伐，围绕“网络犯罪”“网络安全”“言论自由”“网络虚拟财产”“个人信息保护”“P2P网络借贷”“网络直播”“版权保护”“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词探讨传统法律在网络空间的适应性与不足、互联网产业发展与治理、互联网平台责任、网络时代的政府管理职能等问题，引导网络空间建立规则意识，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学者指出，信息革命已经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陆、海、空、天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疆域，“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国家需要法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立法建议和制度设计，以实现对互联网产业的有效监管；互联网产业呼唤法学研究提供适应其发展规律的法理依据和法律规则，以确保产业发展健康合规；社会公众期盼法学研究提供减低信息社会风险的对策建议，以规制信息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学者还指出，2018年我国法学研究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际法影响深远中美贸易摩擦激活国际法研究热点学者认为，修订的宪法序言中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三项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内容，这为国际法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脉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国际法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外，国际法问题也是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长臂管辖、数字跨境等。“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重视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给人类生活、生产和生产力发展带来了重大变革，科技发展与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在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既有制度与规则的不足，这些领域的冲突与纠纷也不断出现，这些现实问题涉及的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已经不是仅仅依靠某单一学科就能解决的了。2018年，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研究对研究对象从多个维度进行研究，特别是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经济法等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尤为明显，使得法学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思维模式等趋向于多学科的交叉、整合与互补。有学者指出，“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成为法学研究新趋势，重视经验的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到学者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广泛法学研究面向未来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无人驾驶、机器人快递、智慧交通等已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人类社会，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受到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由此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给传统伦理道德及法律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法学研究的前瞻性决定其不仅要关照当下，更要面向未来，2018年法学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法律主体”“人工智能与致害责任”“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等问题给予了理论回应。无人驾驶、无人机、人工智能生成品的知识产权，都成为既有科技感又有理论性的法学问题。（作者支振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晶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院博士生）新闻传播学篇重视党性论、导向论等重要论述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包括新闻工作定位论、党性论、导向论、使命论、规律论、融合论、创新论、人才论，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论、互联网空间治理体系论等众多内容，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此外，还有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网络强国战略表述进行了总结，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观点，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发展利用互联网的目标愿景、核心任务、总体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略谋划的成功探索。超越“科层”和“市场”鉴别“新闻专业主义”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一直以来是一个未经深入挖掘、研究就被随意使用的概念。“新闻专业主义”没有本质，只是一堆碎片，是流动的意识形态景观，以往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甚至包括争论大多只是盲人摸象般地探测到了它的某一侧重点，并且将这一侧重点看成了整体与客观的存在而已。还有学者结合中国语境展开了批判，分析了中国宏观环境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异性质，指出现有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不适用于描述中国语境与新闻实践。中国传播学发展要理论祛魅关注新媒体和新的学术取向有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在学科化进程中尽管在学术队伍、学术成果与学术理念上有相当大的巨变，但当前传播研究中依然存在功利主义倾向过强与学科意识形态保守乃至自我封闭的病疾。中国传播学发展要走出循环，走向进化，就必须关注当下新媒体传播涌现出的许多新问题。学者认为，当前传播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理论祛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理解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社会经验与知识脉络，辨析那些产生于西方社会和文化中的理论、思想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非西方社会。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采纳”“对话”和“重构”四个关键阶段，中国传播学并非学术殖民化的结果，而是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并行不悖，未来传播学领域的媒介学、公共性、城市和乡村传播研究等新的学术取向值得关注。如果要超越西方传播学的逻辑框架，我们须更多地关注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上的交流实践以及在交流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和心态结构这类中心问题。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谋划转型智能化技术促使传媒内容全面升级当下中国互联网开始快速进入智能驱动新时代，一个全新的媒体智能化的“智媒”时代已经来临。有学者认为，智能驱动下的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主导并且开始布局国际市场，深陷困境的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等措施降低成本、积极谋划转型。有学者认为，智能化技术正在进入传媒内容行业，并促使内容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面升级，其主要表现为：以智能化驱动的内容生产2.0，以算法为核心的内容分发2.0，个性化与社交化交织、消费与生产一体的内容消费2.0。智能时代生产、分发与消费三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它们将相互渗透、相互驱动。而集成了内容生产、分发与消费的平台，也在逐步构建全新的内容生态。这些共同推动了一场新内容革命。而这样一场革命最核心的驱动力量是智能技术。（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北京日报流程编辑：王宏伟

前段时间学术圈里有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位教授发表了一篇《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学术性的文章，是否能用“烂”这个词来表述，但却没有人关心这位教授所写的内容到底如何。都说文物第一，武无第二，对他人的理论有意见，都可以去批判，相信如果康德在世，也会欢迎人们对他理论进行批评，但如果像韩东屏这样的学者写出这样的文章，怼一个不能说话的哲学大师，就有些不公了。这位韩东屏教授自己也是研究伦理学的专业学者，出过一本专业著作《人本伦理学》。那么我就结合他批判康德的文章以及他自己的理论，来看看这位韩教授的哲学水平。韩教授为什么说康德的伦理学烂呢，主要基于：“一套理论，如果它的基本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就已经是一个有大缺陷的理论；如果它的系列观点包括基本观点也几乎都是错误的，并且这些错误的观点还存在相互不自洽的情况，那我们就只能说它是一套很烂的理论了。而康德的伦理学，经过以上两个部分的分析可知，就是一个这样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和各个主要观点，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得到肯定……”而深究这种问题的原因，韩教授提出了：“康德的伦理学之所以满是弊病，乏善可陈，主要原因是认知上存在四个根源性迷误：一是他独断事物现象背后的事物自身不可认知，从而凡遇说不清的问题就心安理得地归于此，使理论丧失彻底性；二是他在否认道德的约束性不可能来自人的本性的同时，还彻底割裂了人的感性与理性的联系；三是他没意识到理解既有道德的必要，并完全没有对它的思考；四是他错误地坚信人服从道德，只为道德而做就是最有价值、最有尊严的最高理想。”那么韩教授说的是否有道理呢？首先一个大前提，当你要相对客观的批判一个人的某一个理论体系的时候，是不是要先尝试去理解它们。特别是当对方是几个世纪前的外国先人时，你不能要求他用一种现代的、你可以理解的母语，给你讲明白他的理论，你必须要仔细的去排除掉语言的时代特色、个人风格以及翻译问题，在真正掌握了内容之后再去批判。韩教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懂，所以你很烂”。这个不懂体现在：一、对康德哲学体系的不了解。韩教授首先说——康德那里，逻辑学属于“形式的”“理性知识”，因为逻辑学就“单纯是形式的纯粹哲学”；而所谓“形式化”，不仅指没有“质料”、没有“某一对象”，也指“没有经验的部分”。所以，逻辑学就是没有质料、特定对象和任何经验的理性知识。然后的出结论——既然道德形而上学是以道德为对象的，那它实际上就是“与某一对象有关”的有“质料的”“理性知识”，而不是“不涉及对象差别”的“形式的”“理性知识”，自然也不是“单纯是形式的纯粹哲学”，当然，也就无法提供不以“来自经验的论据为依据”的“思想的普遍必然规律”。换言之，这样的道德形而上学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完全清除了一切经验，一切属于人学的东西的道德哲学”。在这里，想必韩教授是没太仔细看过《纯粹理性批判》，或者完全就没看过。在康德的话语体系中，逻辑是有两种，一种是纯粹形式的，一种是先验逻辑。纯粹形式的不管判断内容，只对输入的进行判断，而先验逻辑则是具有一种先天的判断基础，其本身是要对结果负责的。虽然在行文中，康德没有明确提出这些，但只要了解《纯粹理性批判》的人，就能明白康德的真正意思。二、肤浅的文本理解韩教授说康德的内容混乱——证据之一是，在康德那里，“有理性的东西”不仅指人，还包括某些非人的其他东西。可他又在一处说:“有理性的东西，叫做人身。”这个人身是翻译过来的，原文是Personen，如果非要按照翻译字面去理解，当然这会有矛盾。但实际上，康德应该是不想创造个新词，只不过用这个词来指代具有人的特点的东西而已。韩教授非要扣着翻译的问题说这是康德的烂，明摆着就是自己不想去深入理解，而怪作者写的不好。在韩教授的批判文章里，有很多类似的问题，除了翻译外，还有说康德用词混乱等等。首先在康德那个年代，没有数码校验，一本书能够流传几百年，中间有问题是难免的，而且康德的书多源自他平时的手记，有错漏也是难免。我们现在的人读古书，不能要求古人去把错误改了，而应该站在当今的位置，去努力理解古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在此之外，关于韩教授说的方法性错误和观点性错误，在此只针对方法性错误进行一个反驳，因为就观点来说，是很难有客观衡量依据，韩教授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觉得康德的观点很烂，这就像我们喜欢郭德纲不喜欢于谦一样，难以反驳。在方法性错误中，韩教授说——康德的《原理》是从介绍他要用于此书的自创性研究方法开始的，这个方法就是不依赖任何经验的单纯形式化的形而上学。可是，这种研究方法真的存在吗？康德又是否是在用它进行研究？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首先，形而上学在康德这里，并不是单纯形式化的，这一点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康德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康德的形而上学是批判的，也是先验的。其次，韩教授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就搞错了康德的研究方法。道德形而上学与其说是方法，不如说是康德的追求，康德希望找到普遍的、绝对的不依赖于现实经验得到的规律，这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目标，并不是什么方法。方法康德自己说的很清楚：“我相信，我在这本书里所采用的方法是最便利的方法，它分析地从普遍认识过度到对这种认识的最高原则的规定；再反过来综合地从这种原则的验证、从它的源泉回到它在那里得到的应用的普通认识。”韩教授所批评的康德道德哲学，或着说道德形而上学中实际上带有经验性的东西，这也是由于他不懂康德的形而上学，同时他也没搞清楚康德的方法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整体评述中，韩教授提出了四点：一是他独断事物现象背后的事物自身不可认知，从而凡遇说不清的问题就心安理得地归于此，使理论丧失彻底性；二是他在否认道德的约束性不可能来自人的本性的同时，还彻底割裂了人的感性与理性的联系；三是他没意识到理解既有道德的必要，并完全没有对它的思考；四是他错误地坚信人服从道德，只为道德而做就是最有价值、最有尊严的最高理想。就第一点来说，将事物分为现象和自在之物，这是康德引以为傲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是康德所有学说的基石。当然这一点是可以批判的，但如果不接受康德的这个假设，康德的哲学就无法了解，掀翻这个假设，也就等于彻底否定康德。但历经这么多年，人们持续不断研究康德，并不是因为这个假设是对是错，而是康德的理论体系和思考方法值得后人借鉴。第二点韩教授这个问题本身就把人割裂了，康德认为道德源自自由，源自理性，而韩教授认为康德说道德不能源自人的本性，这时韩教授已经将人的本性定义为感性了，这里他自己就已经割裂。另外，如果不用二分法去描述和表达，我们的观点是无法进行清晰的传达，理论也无法进行构建。科学就是以分类为基础的，但不能说分类了就是割裂了，就像将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讲动物的特点就能割裂地球生态么。第三点韩教授实际上表达的是，康德没有考虑历史性的道德。这个康德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的目标——“找出并确立道德的最高原则”，并且他认为这个最高原则不在经验和历史中，就没必要去考虑了。如果韩教授想写一本道德百科全书，那肯定是需要的。第四点是一个纯观点性内容，可以说相信这些是康德的观念，也可以说是他的理想，也正是有这种理想，他的火焰才能影响后来的哲人和普通人投身这种理想。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也说了，理想是没有现实基础的，韩教授想反驳也可以，他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理想，但不能认为康德的理想就是错的。韩教授说康德独断，但在一些理念问题上，却一口一个康德错了，理念如果能分出对错，就跟物理原理一样，不需要哲学的加持了。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说康德伦理学很烂的韩教授，自己的伦理学表述如何，在《人本伦理学》中，他是这样说的：“基于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就是个人的幸福所在，其实也是个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之事实，将人本道德原则按照其基本含义用于个人，就有这样的要求：个人不仅要把自己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至善即终极价值或最高目的来终生追求，也要把它作为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和幸福来终生追求，努力做一个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并且在这个追求过程中，要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实际上有利于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这个对个人的要求出发，既可推出做人的规范，也可以推出做事的规范。”在一篇评论中这样说《人本伦理学》——该书提出了确立道德原则的“六项条件”: 唯一性、以人为本、个人与社会目标的统一、品质规范与行为规范的统一、为社会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该书认为人本道德原则能够成为唯一的一级道德原则。原因有三: 一是它符合道德原则的“六项条件”。二是它所涵盖的两个命题———“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至善”和“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其他一切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性的价值诉求。三是它在实践上具有普遍合理性。“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至善”具有普适性、综合性、可行性和无限性，因而能被人们普遍接受。根据“六项条件”、“两大命题”的逐步推演，该书建构了富有创意的人本道德规范系统。人本道德规范系统以人本道德原则为整个系统的根本原则。在个体道德规范子系统中，以“进取、和谐”为个体基本的为人处事方式，以“智慧、勤劳、擅创、勇敢、坚毅、乐观”为为人的主要品质，以“平等、互尊、互利、互助、爱国主义、人类主义”等为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主要规范; 而在社会道德规范子系统中，以“为人而立、为人服务”为社会基本的为人处事方式，以“健寿、富裕、和谐、自由”作为社会建构、改造和发展的价值标准。至此，人本道德规范原则及其衍生规范就完整而严谨的建立起来。韩教授的伦理学又有理论又能指导实践，应该比康德高出很多。但通篇看下来，韩教授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康德所说的“定言命令”，韩教授说道德要这样，不要那样，智慧乐观是道德，平等互利也是道德，韩教授站在道德的巅峰，给世人列出了一个清单，清单上写着道德允许和禁止的事情，以及明确该如何教育培养道德。康德在几百年前，在宗教的束缚之下，所作的讲道德决定权夺回到大众手中的努力，被韩教授斥的一文不值，韩教授却在另一端，收回了大众对道德的自我判断，想以自己的理论体系，为众人树立道德楷模，这就已经不是烂能评价的了。这就如同他批评康德一样——不自量力。

2017年《新闻记者》编辑部继续与上海市新闻道德委办公室合作，推出年度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在回顾年度传媒伦理领域相关管理措施、理论研究、舆情热点基础上，选取部分典型案例进行分析。2017年，传媒伦理典型案例特点：传媒伦理问题舆情热点频发，与新生代媒体人对职业规范的忽视有关，很多人对职业边界的判断不够清晰，不能恰当区分作为媒体人公共行为（言论）与个人（行为）言论的界限，以至于他们自以为无伤大雅的玩笑、自拍引发公众情绪的反弹。造成诸多传媒伦理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伦理观在新媒体环境下被挑战、被改变，曾经垄断、封闭的新闻生产成为“透明厨房”，也面临新的调整和审视。2017年的传播伦理事件虽较往年密集，但多数事件很快得到回应，有解释、有说明、有道歉，因此舆情也很快平息。不过，除了采取雷霆手段解决处理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形成长效机制，探索形成规范化、常态化的传播伦理规范认同与自律。1.“哑巴开口说话”与媒体责任意识【事件】四川《内江晚报》1月10日刊登题为《盖新被穿新衣 31户困难居民温暖过冬》的新闻报道，竟然出现“哑巴开口说话”的内容。这篇报道在介绍赵全贵接受社区入户走访赠予棉被时写道：“‘这条被子好暖和，晚上盖着一定很舒服！’日前，市中区三八街46号居民赵全贵从社区网格员手中接过被子后满意地说。据了解，今年62岁的赵全贵是一名哑巴，一直未成家，生活比较困难。”面对稿件有误还是新闻造假的质疑，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1月18日发表“致歉声明”，表示由于记者、编辑责任心缺失，把关不严，导致出现“哑巴说话”细节失实，在读者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据澎湃新闻报道，当事媒体解释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全贵的话是他用笔在纸上写的。【点评】传媒业中有两句行话，一句叫“无错不成报”，另一句叫“差错无小事”。两句话貌似对立的涵义，表达了内容编校的高难度，以及差错后果的放大效应。也许这只是记者编辑的无心之失，却让这篇本来应该读者不多的报道在网上引发热议。这似乎也说明，随着一批批优秀的记者编辑离职，留下的也因为传统媒体影响力式微，缺少了以前的激情和责任感。2.体育解说员号召球迷骚扰韩国队与职业言论边界【事件】3月22日，即2018FIFA俄罗斯世界杯亚洲最终预选赛的“中韩大战”前夜，央视在直播韩国队踩场训练时，足球解说员刘嘉远半开玩笑地说：“在长沙的球迷应该去韩国队的酒店放放鞭炮，今天晚上就当过年了，一晚上鞭炮别闲着，让他们睡不着。没有炮就把家里的锣啊锅啊都拿着，跑到酒店敲一敲。你们把时间分配好，别一窝蜂地一个点去，一点去一拨，让他们先睡一会，三点做梦呢再去一拨，五点再去一拨，早上再来个广场舞。”此言一出即引发争议。3月23日，刘嘉远在其实名认证微博（@我是嘉远）中对此作了回应：“纯粹电视直播节目外的新媒体端网友互动闲聊，被某些同行演绎成了电视直播煽动并造势，年轻想不到啊，很多圈里好友劝诫今后莫开玩笑，人心难测。更有些严肃的朋友着急了一晚上，生怕韩国队睡不好。天亮了，能想通缘由的朋友自然会对大战前的氛围会心一笑。”【点评】对于刘嘉远的表态，有网友评论道，“哥哥，你是在央视，不是在德云社……你不仅代表你自己，更不仅仅代表央视，而是代表咱们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的确，这位解说员的问题在于：没有弄清楚个人身份与职业身份、个人言论和公共言论的边界。在直播镜头面前，解说员所代表的是其所在媒体的形象；所发表的言论是面向全体公众的。因此，有些行为、有些言论，在个人私下情况里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在工作中，就极不妥当，甚至违背职业道德，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比如，在媒体中，不能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侵犯他人隐私，更不能无端猜测造谣生事。刘嘉远将让网友去韩国队入住酒店外放鞭炮解释为“新媒体端网友互动闲聊”，言外之意似乎因为是与网友互动就可以降低对其行为的职业规范要求。但实际上传媒业规范和禁忌并不因为传播载体的变化而变得无关紧要，甚至由于新媒体广泛扩散的便利性，而变得更加重要。3.《刺死辱母者》报道及引发的舆情【事件】3月23日《南方周末》发布题为《刺死辱母者》的调查报道。文中报道的杀人过程始末中，辱母行为和警察的离开成为两个关键因素。“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在报警后，“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被告人欲离开但被阻止，摸出了一把刀……”《南方周末》的报道发出后，经过自媒体和机构媒体的转发，一时成为社会热点，激起了网友的“朴素正义观”。感性、偏激的言论如“如果保护母亲有错，我愿意一错再错”，“法律不顾人心，人心何必守法”，“为何法律对待弱者总是如此苛刻”，理性声音则讨论对于于欢的量刑是否过当，警察是否存在失职渎职，以及实体经济困境和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等问题。《刺死辱母者》“对此案议题设置功能功不可没”，但文章在一些引发舆情的关键细节上尚有不足。如报道称杜志浩“用极端手段侮辱苏银霞”，极端手段是什么却并未交代，这一模糊用词引发生殖器猜想并在网上流传。澎湃新闻通过梳理判决书和相关证人进一步还原了案情：催债人确有褪下裤子的侮辱行为，但并没有“生殖器蹭脸”情节。报道还明确民警离开接待室4分钟后回来，而凶案就在此时发生。另外，于欢母亲苏银霞是“山东聊城地区中小企业互保套贷利益链条的活跃一员”，涉案金额巨大。虽然于欢母亲的这些情况与案无直接关系，但与舆情相关。【点评】虽然在操作层面，《南方周末》“辱母者”一文还存在一些可提升的空间，如在触发舆情的关键细节上言词模糊、背景的遗漏和片面性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对公众产生了误导性。但一个无奈的现实是这种报道方式恰恰反映了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两个特性：一方面，速度已经超过了对完美的追求；另一方面各传播主体间具有纠错和信息净化功能。《南方周末》的文章刊发后，网友、法律专业人士、司法机关和专业媒体的信息相互印证、补充，从而一步步逼近真相。在网络环境下，舆论监督必须同舆论引导配合进行。本案就说明，专业的新闻媒体起到了重要作用。4.艾滋病疫苗误读及夸大的科学报道【事件】8月9日，《北京日报》在“新知周刊·科技”版头条刊发了题为“艾滋病疫苗真的来了？”的报道，称根据强生公司7月24日宣布的全球首次HIV疫苗人体临床试验结果，“志愿者对HIV疫苗耐受性良好，并且100%产生了对抗HIV的抗体。单次暴露于艾滋病病毒下感染风险减少了94%。”这一“医学上的重大突破”立即在网络上引发各路媒体转发。但8月10日，澎湃新闻刊发更正文章《艾滋病疫苗真的已经来了？这是一场媒体的误导和公众的误读》，文章通过采访有关专家和查阅文献后指出，做出“艾滋病疫苗真的要来了”的判断还为时过早。首先，将疫苗“100%产生抗体”解读为能“有效预防”是不够严谨的，因为只要是疫苗，进入人体就产生抗体，有抗体不等于能预防；“单次暴露于艾滋病病毒下感染风险减少了94%”的数据不是人体临床试验，是4年前猴子身上的试验结果，在人身上的结果还未知。【点评】据网友揭露，艾滋病疫苗的信息其实是强生发的公关稿，先在自媒体流传，后来竟被党媒转发，才引起轰动的。媒体的科学报道应少些哗众取宠，多些严谨务实；少宣传“神话”，多采访专业人士，很多时候核实并不是最难的，难在媒体是否愿意放弃一键转发即可轻松到手的高流量，借此噱头博眼球。值得赞赏的是澎湃新闻的表现，他们也转发了艾滋病疫苗的报道，但第二天不但发布更正报道，而且在微信新闻标题就表示道歉《对不起，我们打脸了！关于艾滋病疫苗的误读，今天必须说清》，并且在报道最后提出：尊重科学，永怀敬畏！这，是新闻与科学和谐相处的最佳办法。5.马顺龙案暴露出来的记者站权力寻租问题【事件】10月29日，财新网刊发《特稿 | 一个省报记者站站长的亿元传奇》，报道了《甘肃日报》武威记者站站长马顺龙贪腐案。据报道，马顺龙驻武威记者站达33年之久，2012年到达退休年龄还继续以《甘肃日报》驻武威记者的名义发稿，直到2017年4月被甘肃省纪委带走接受调查。马顺龙被查出资产近亿元，其中家中搜出现金1800多万元。有关部门确认马顺龙的主要问题有三：其一，插手武威的人事安排；第二，长期违规开办个人实体公司，其经济活动得到了武威地方主要领导的纵容，其回报就是操纵舆情；第三，大搞有偿新闻。目前，马顺龙案已由甘肃省纪委移交甘肃省检察院。据财新记者调查，马顺龙在当地能长期驻站，与记者站生态和党报营收模式分不开。1990年代中期，《甘肃日报》即已开始刊登软文，地方政府出面的形象软文大多是专刊整版。所谓软文，即以地方政府或企业的形象宣传为面目刊登在媒体上的文章，它是广告的变种，常常以“地方之窗”等名目现身。这类文章，往往都需要地方政府或部门给媒体支付几万、十几万的“赞助费”，业内俗称软文。 “马顺龙一直是软文和广告大户，他利用报社的资源为自己谋私利。他肯定也会给报社上交一些，所以报社才会容忍他这么多年。”【点评】财新网的报道指出，在上级要求下，《甘肃日报》等党媒去年已经全部停止刊登软文。但是，由此案暴露的一些媒体利用记者站进行权力寻租的问题，却不容忽视。记者站是报社从事采访、通联等采编业务的派出机构，它不具备法人资格，也就是说不具备经营的权利。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有一些报刊社的记者站成了其“发行站”、“广告中转站”，甚至记者站人员为了经济利益触犯法律锒铛入狱的事近些年也频频发生。为了进一步规范记者站管理，2016年11月12日出台的《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新闻单位应当确保驻地方机构正常开展工作所需经费，不得向驻地方机构及其人员下达经营创收指标、摊派经营任务、收取管理费等。驻地方机构及其人员不得从事广告、出版物发行、开办经营实体等与新闻采编业务无关的活动。6.江歌案中机构媒体与自媒体的舆论生态【事件】2016年11月3日，青岛女留学生江歌在日本租住的公寓门前被杀害。凶手是室友刘鑫的前男友，凶案发生前，刘鑫先江歌一步进门，而江歌在门口被杀害。此案于2017年12月11日在日本开庭。但在2017年11月，这一发生在异国的刑事案件因为遇害者江歌妈妈和涉事人刘鑫的出镜，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并逐步演变为一场针对涉事人刘鑫的网络暴力。11月10日，知名记者、评论员王志安担任制片人和主持的新京报视频人物专访栏目《局面》开始以#东京女留学生遇害案#为题，三天内推送了25条对江歌母亲及刘鑫的专访短视频。王志安在题为《多余的话》的博文中解释制作这期节目的初衷是“努力聚焦一场悲剧后次生伤害形成的过程，探究这背后的成因。”剪辑节目的原则是“避免节目的播出，给本就有着极大不信任的双方，制造额外的伤害”。但现实却“事与愿违”，有关“江歌案”的话题迅速发酵，在关键事实尚未厘清的情况下，诸多自媒体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场对刘鑫的道德审判。【点评】出自传统媒体人之手的《局面》，还是秉承了新闻报道的平衡、客观、中立原则，不仅有江歌妈妈的控诉，还有当事另一方刘鑫的充分回应、解释。但当这些信息出现在网上时，舆论并未如期往更客观的方向发展，而是被某些自媒体渲染的道德批判所鼓动，成为一场对刘鑫不勇敢的集体道德谴责。有分析指出，这些账号（自媒体公众号）背后都是精明人。他们知道，骂刘鑫是一件流量巨大又无比安全和正确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凡是对这些账号提出质疑的，大多会在评论区被愤怒的民众批评）。网民的感情被一些精明人转化成了注意力经济中的一环。在有些文章中，这种转化是以牺牲事实、鼓吹暴力为代价的，说是人血馒头并不为过。相较而言，在事实未清楚的前提下，传统媒体的评论可圈可点，大多理性且具有反思性，如新京报的《江歌案：杀气腾腾的咪蒙制造了网络暴力的新高潮》、澎湃新闻的《被围观的刘鑫和江母，被遗忘的陈世峰》、南方都市报的《江歌之死：舆论介入宜保持冷静与克制》、中国新闻周刊的《当“江歌遇害案”变成“江歌刘鑫案”》，但它们并未能扭转舆论。正如学者方可成所言，传统精英媒体不再牢牢掌握议程的设置和把关权，这一方面让参与和表达变得更加民主，另一方面也让民意、注意力成为被利用、被“变现”的资源，让公共讨论面临着更多的威胁。但对媒体在审判前的大量报道也有批评意见，按照国际司法的基本原则，在庭审之前，媒体不宜对案件多加披露和评论，以免造成不正常的舆论氛围，影响司法公正。刘鑫是“江歌案”唯一的在场证人，在案件没有审结以前她不说话合理合法。反之，她在庭审前的言论将影响案件舆论，不利于庭审，也使得事件焦点措置。7.女主播车祸现场微笑自拍【事件】11月１５日上午，安徽阜阳“滁新高速”突发连环重大交通事故，累计造成１８人死亡，７５辆车受损。然而，就在这样的车祸现场，安徽阜阳颍上交通音乐广播女主播凌某某在受损车辆前，微笑并比V型手势拍照。凌某某的自拍照片在网络流传后，引发网友批评。11月16日，@颍上交通音乐广播发布处理决定，表示因凌某某在交通事故现场“行为举止不当，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对凌某某进行解聘，频道负责人停职检查，并向公众表达歉意。【点评】人有殇，不歌于侧。在灾难事故现场，任何一种欢喜都是不恰当的，即便不表现为悲伤，也应举止肃穆，体现对生命起码的尊重。秀自拍已经成为社交媒体时代年轻人的生存方式。新闻记者由于职业的原因，有更多机会接近重大新闻事件现场，但是记者不是路人、不是观众，报道事实、探查真相才是记者的使命，因此，不仅是灾难场合秀自拍不合适，即便采访“两会”、明星等，也不宜自拍炫耀。8.齐鲁晚报记者公器私用【事件】12月5日，@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官方微博发布题为《医疗技术被质疑，护士猛踹老太太》的报道，并附带视频，称12月4日聊城市人民医院儿科一位年轻护士上演“全武行”，因不满患者家属对其医技的质疑，对家属进行打骂。监控视频显示，她还脚踹患者家属中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齐鲁晚报旗下新闻客户端“齐鲁壹点”也以相同口径对这起医疗纠纷进行了更详细的文字报道。这一新闻发布后即引发关注，但不少网友对视频内容提出质疑，认为有明显拼接痕迹。12月6日，聊城市人民医院宣传科的赵科长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该报道严重失实。患儿父亲是齐鲁晚报地方版今日聊城的副主编张跃峰。事后，该患儿家属仍继续在病房闹，还称：“我们家是记者，你等着瞧，把人叫来有你好吃的”。4日上午事件发生后，医院已经组织该护士和护士长向患儿家属道歉，但是张跃峰仍要求开除涉事的护士。院方未答应其要求，5号就出现了这个报道。12月6日晚，齐鲁晚报发声明表示，相关报道没有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当事人张跃峰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存在违犯新闻纪律、有悖职业操守的问题，经研究对其解聘，对其主管领导予以降级。【点评】公器私用，歪曲事实，带偏舆论。这位前媒体人的行为让整个媒体行业为之蒙羞。《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2009年修订版）指出：（媒体）不得“利用新闻报道发泄私愤”。在处理涉及本媒体（记者）的矛盾、纠纷等冲突问题时，应秉持回避原则，无论是否被冤枉，都不应利用本媒体喊冤叫屈。9.媒体发布极限高空挑战者坠楼视频【事件】11月3日，极限高空挑战者吴永宁在一次攀爬中不幸高空坠亡。12月10日，北京青年报在其官方微博以《#高空挑战第一人失手坠楼#视频曝光》为题发布了死者坠亡前的最后影像，这段视频记录了吴永宁生命最后的攀爬情景，也包括他的坠落瞬间。视频发布后，吴永宁女友就在微博上表示，媒体利用吴家人的善良拿到视频，未经同意发出来，要求撤下视频。很快，北京青年报撤下这段视频，并于12月11日在“深一度”微信公众号发表对吴永宁家属的致歉信，讲述了视频取得的经过和发布缘由。北青报表示，记者在吴永宁家中经其父母同意查阅了吴永宁的手机，并在其中看到了他生命最后的影像。“随后，吴永宁的父亲陪同记者一起对视频进行翻拍，过程中，吴永宁父亲一直在记者身边，未提出反对意见”。北青报表示，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说明真相，因为此前网上已有流传吴永宁坠楼瞬间的短视频，真假难辨，部分为谣传。其次，发布这段视频，是希望提醒极限运动爱好者做好保护措施，远离危险。【点评】毋庸置疑，媒体应该报道这起坠楼事件，这一悲剧可以提醒更多极限运动爱好者充分认识其中的风险，但报道方式却是值得商榷的。正如魏永征所言，不应以图像展示尸体等死亡场面，是国际传媒界的通行准则。美国联邦法院曾经多次驳回媒体和记者、作家们根据《信息自由法》要求政府部门提供涉及死者的资料，其中包括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相片、意外爆炸的《挑战者号》黑盒子录音带（录有遇难航天员最后的声音）、克林顿总统办公室法律顾问吞枪自杀的照片，等等，理由都是维护死者的尊严和家属的隐私利益。

9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微软公司在北京联合举行《未来基石——人工智能的社会角色与伦理》报告发布会。　夏宾　摄中新网北京7月9日电 (夏宾)9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微软公司在北京联合举行《未来基石——人工智能的社会角色与伦理》报告发布会。该报告汇聚了两家机构在人工智能社会角色和伦理方面的思考和洞察，旨在推动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当前，人工智能已悄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在很多领域展示出巨大的应用前景。但是，人们对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机会和挑战，认识和讨论远未充分。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带来知识生产和利用方式的深刻变革，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人工智能不仅是前沿的科技和高端的产业，未来也可以广泛用于解决人类社会的一些长期性的挑战，包括克服疑难的疾病、提供低成本的医疗服务、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减少能源资源的消耗，使社会发展更加公平而可持续。报告认为，在拥抱人工智能的同时，也要正视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中存在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技术性的，包括错误目的的开发、技术上的不透明和不可控、过度追求利润目标而不考虑技术上的平衡、以及终端的误用和滥用。更严峻的挑战可能是社会层面的，包括对人自身认知的困境、社会互动协作方式的改变、数据和隐私的侵犯、不对称信息权力的滥用、数据和技术导致的垄断、偏见强化和族群对立、弱势人群的边缘化和贫困化、以及人工智能武器和恐怖活动等。报告呼吁，各国政府、产业界、研究人员、民间组织和其他有关利益攸关方就人工智能开展广泛对话和持续合作，加快制定针对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的伦理规范和公共政策准则。报告还建议，在社会层面，鼓励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和行业协会、投资机构和社会组织在各自领域进行相关探索和研究；在政策层面，在鼓励引导社会研究和产品开发的同时，需要重视政策和法律监管，并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多层次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机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指出，人工智能的兴起恰逢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快速调整，人工智能发展将有助于进一步释放中国社会的发展活力。中国应该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充分利用好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的解放效应。把握机遇的前提是要了解并预防风险。“这需要我们在伦理学和社会治理方面下工夫。要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加强对技术的约束和引导，建立合理的监管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卢迈说。微软大中华区总法律顾问关挺立(TimCranton)先生说：“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机遇，将创造无限广阔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思考。”据悉，微软目前将公平、可靠与安全、隐私与保密、包容、透明、负责这六大道德原则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指导原则，并设立了开发和研究人工智能与道德标准(AETHER)委员会来落实这六大原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在创新治理、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安全合作三方面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需要各国政府与社会各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予以关切和回应。只有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才有可能真正构建起一套全球性的、共建共享、安全高效、持续发展的人工智能治理新秩序。(完)

记者 | 赵孟编辑 | 翟瑞民1近日，某女明星被指在美国代孕生子的消息，再次将代孕这一话题推到舆论风口浪尖。各国法律对代孕的态度不尽相同。在中国，2016年修订实施的计划生育法已经将“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删除，但原卫生部制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仍保留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的规定。代孕在医学技术方面已经不存在障碍，但其之所以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源于其对传统观念和伦理学领域提出的挑战。人类的伦理规范究竟是来自经验的总结，还是来自理论或概念的推演？伦理学界又如何看待代孕这一挑战传统观念的事物？为此，界面新闻专访了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现年89岁的邱仁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还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邱仁宗著有《生命伦理学导论》等著作，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邱仁宗认为，当人类遭遇新事物带来的伦理学挑战时，不应该根据先验的理论或概念演绎出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结论，而应该通过现实中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去订立和完善我们的伦理规范。邱仁宗坦言，对代孕问题，此前他的态度也相对保守，但随着技术和规则的完善，如今他对代孕的态度也发生转变。他认为，目前应该鼓励利他主义的代孕，禁止商业化的代孕。基于医学理由和社会理由的代孕都应加以考虑界面新闻：最近舆论热议的某明星被指在美国实施代孕，你有关注到这一问题吗？明星由于顾虑生育痛苦而选择代孕，你对此怎么看？邱仁宗：我个人认为代孕有合理的医学理由，例如病人子宫有病或其他原因（例如有癌症）不能生育而提供代孕技术是合乎伦理的，这可称为医学理由的代孕。也有合理的社会理由，即社会理由的代孕，包括患有“分娩恐惧症”（例如著名英国女明星Helen Mirren就有此症）的妇女需要有一个孩子，甚至依靠青春的职业女性害怕妊娠和分娩影响她们的事业，这也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理由。这些在代孕合法的国家都有规则进行监管，不是任何人说要代孕就提供代孕或医生说谁可以代孕就给谁代孕，除了需要规则外还需要一个委员会来审查申请代孕的人的医学理由和社会理由是否能够站得住脚。但我反对以下两条：一是将代孕商业化，像美国那样，只要申请人有钱，一切皆有可能；二是通过代孕生出孩子又將之抛弃，这不仅是违反伦理的，而且犯有虐待儿童的罪行。界面新闻：我们注意到，你对代孕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201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你认为，代孕必须遵循“不伤害人”的生命伦理学基本理论，但代孕对代理母亲和孩子都可能带来伤害；2016年，你面对媒体时又认为，从风险-受益角度方面考虑，代孕是可以接受的，请问这一认识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邱仁宗：最初是由于看到美国一个报道，代理母亲和养育父母互相抢夺孩子，觉得对孩子、对争端双方均造成严重伤害，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生命伦理学》增订版中也提到过这个案例，加之当时卫生部门管理辅助生殖的人员较少，而主要集中于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方面的问题。例如从一个人身上采取的精子给100多位妇女授精，对精子根本不进行检查，供精者居然找到孩子的家里进行敲诈等，当时难以处理代孕提出的更复杂的问题。因此，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支持不开展代孕的政策。但现在，我们在辅助生殖方面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规则，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管理经验，这方面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的生命伦理学家翟晓梅教授在协助卫生部门管理辅助生殖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同时社会的需求也更加紧迫。因此，我逐渐改变我的观点，主张医学理由和社会理由的代孕都应该加以考虑。界面新闻：对一些我们暂时觉得挑战传统伦理观念的新事物，未来是不是也会随着认识的增加逐渐接受，历史中有类似的例子么？伦理学界对新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是否也是在发展变化的？邱仁宗：当遇到新的伦理问题时，伦理学不是根据先验的理论或概念演绎出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结论。例如作为生命伦理学起点的《纽伦堡法典》，就是通过总结人类历史上医学研究的经验，尤其是纳粹利用集中营的受害者进行反人类的人体实验的教训得出来结论。随着我们经验和教训的积累，我们的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规定也日趋完善。我们是通过科学家和医生做了什么或可能做什么，才能订出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伦理规范。界面新闻：中国在2016实施修订后的计划生育法，其中已经将“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删除，这是否也说明我们对伦理问题认知的进步？邱仁宗：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界面新闻：但中国从2001年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到现在已经过去20年，代孕是否被允许依然没有从法律方面明确，据你了解，目前全世界哪些国家和地区允许代孕合法？邱仁宗：据我了解，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代孕是合法的，西欧的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禁止商业化的代孕，利他主义的代孕合法；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国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伊朗，商业化和非商业化的代孕都合法，这与美国一样，但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规定任何形式的代孕都是非法的。应该鼓励利他主义的代孕，禁止商业化的代孕界面新闻：在伦理学界，对代孕行为主要的伦理担忧在哪些方面？ 邱仁宗：代理母亲（surrogate motherhood）主要解决因妇女子宫不能怀孕而引起的不育问题。代理母亲合乎伦理吗？反对代理母亲的第一个论据是，认为代理母亲是不自然的，是用非自然的手段，去达到本来自然的生育目的。按照这个论据，那么所有辅助生殖都不应进行。但是，什么是“自 然”，什么是“非自然”或“不自然”？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本来就难以划清。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 医疗护理又有那样是完全自然的呢？不都是用非自然的手段达到自然的目的、满足自然的需要吗（例如手术、人工喂饲等）？因此这一论据难以成立。第二个反对论据是，代理母亲提供的不仅是孕育服务，而且是接受了他人的奴役。这一论据有一定道理，因为做代理母亲的大都是穷人，使用代理母亲的大都是富人。但如果自愿为亲戚或朋友代孕，帮助解决生孩子，这就不存在奴役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双方愿意进入一个公平合理的契约安排，在一个尊重自主性的社会中也很难有理由加以否定。第三个反对论据是，代理母亲与卖淫一样，后者将自己出卖为性工具，后者将自己变成 “生殖容器”，同样是对妇女的贬低。这个论点仅部分适合于商业化的代理母亲，二者都由于贫穷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前者是子宫，后者是性器官“租”给他人，为他人服务，但不适合自愿为亲戚或朋友代孕者。第四个论据是，将第三者引入生育过程，将削弱婚姻关系。这个论点同样排斥其他辅助生殖技术，也会排斥领养。因此也难以成立。第五个论据是，代理母亲将腐蚀母子关系，这等于是有意为了放弃孩子而去怀孕，如果代理母亲靠它赚钱，这就等于是买卖孩子。这种论点值得认真考虑，特别是代理母亲的商业化行为。上述反对论据，其实主要针对商业化的代理母亲，而用于非商业化的代理母亲则难以成立。应该说，反对代理母亲最有力的理由是，代理母亲与孩子的感情纽带是难以割舍的，“十月怀胎”形成了真实的母子情，而分娩以后将孩子送给养育母亲，对代理母亲感情上的打击将非常大，日后可能成为她的终身遗憾。但考虑到不同的道德共同体和不同的文化对此感情可能不一样，因此对代理母亲技术必须非常慎重，对可能的后果必须慎重考虑。界面新闻：我们注意到，对于代孕伦理学上的争议，尤其是对“母亲”这一伦理角色的认定分歧较大，作为生命伦理学家，你认为代孕生出的孩子，其母亲应该为怀孕分娩的代理母亲，还是属于提供遗传信息的母亲呢？邱仁宗：决定亲子关系的是，是否存在养育关系。所以在代理母亲生出孩子，并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交给以后养育孩子一方前，代理母亲及其丈夫与胎儿有亲子关系，即他们是孩子的父母，在哪一刻之后，他们与孩子的亲子关系即遭断裂，唯有此后养育孩子的夫妇与孩子才有亲子关系，即唯有他们才是孩子的父母。仅仅提供遗传物质（精子、卵）者、提供养育环境（子宫）者不能成为孩子的父母。哈佛大学许多医学生是供精子者，有一位医学生的母亲就说过，我儿子是精子捐赠者，他捐赠的精子足以生出5000个孩子，如果提供遗传物质就是父母，我就有5000个孙子或孙女了。界面新闻：此前有一份判决书，争议点是代理母亲与（非生物学）养育母亲争抢孩子的抚养权，最后法院判决认为，母亲这一角色更多是在“十月怀胎”的情感过程中形成，因此将孩子判给代理母亲。在伦理学上，如何定义“母亲”“生育”这些角色和人类行为？邱仁宗：上面已经谈到，决定亲子关系的是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养育关系，仅仅提供遗传物质或营养环境，以后却再也不养育孩子，没有资格成为孩子的父母。这个判例说明，代孕者与要求代孕者之间可能没有订立完善的、法律上有效的合同。界面新闻：我们注意到，许多失独家庭（即独生子女家庭孩子不幸离世，母亲又无法再孕的家庭），是代孕的最大需求群体之一，您是否注意到这一现象呢？对他们的处境和需求有了解吗？邱仁宗：我并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但这也就是我们需要开放代孕的强有力的社会理由。界面新闻：如果中国将来的法律允许代孕存在，您认为应该规避哪些方面的风险？也就是说哪些类型的代孕应该被允许？哪些又该被禁止？邱仁宗：我认为应该鼓励利他主义的代孕，禁止商业化的代孕。前者是发扬共济原则帮助他人生出一个孩子来，使他们更加幸福；后者是利用代孕技术发财。对于要求代孕者，其医学理由和社会理由都应该考虑，不要过于严格，但对代孕生出的孩子，不允许歧视，更不允许虐待、抛弃，虐待和抛弃是对人的故意伤害罪，应该严加惩处。

9日，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文章认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我国科研伦理治理创造了机会。研究人员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契机，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研究和应用领域存在的典型伦理治理问题，论述了重建当前中国科技治理和监管体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人员指出，我国正处于科技发展最关键的十字路口，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有充分伦理根据的、全面的治理和监管体系。“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不仅违反国际伦理规范，也违反我国政府相关规定和传统医德规范。为防止再次出现此类事件，研究人员建议，加强监管，伦理先行。例如基因编辑、干细胞、线粒体移置等生物技术，在进行创新、研发和应用前应由政府有关部门在科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协助下制订伦理规范和暂行管理办法。同时，建立全国性的登记注册机构。涉及上述技术的临床试验研究方案、伦理审查、批准情况及科研人员与机构基本信息必须在全国性的登记注册机构登记注册，公开透明以备查询，政府还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此外，有关部门要负起监督全国所有公立和私立基因编辑研究中心和体外受精临床中心的责任，以确定临床试验进行情况、伦理审查和审批情况、获得知情同意的情况等多方面内容。基因编辑研究中心和体外受精临床中心所有人员都要接受研究伦理学和临床伦理学的培训。政府也要支持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加强生命伦理学（包括临床伦理学、研究伦理学和公共卫生伦理学）以及科学、医学专业精神的培训。（记者陆成宽）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