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的是

百年系庆系列讲座讲座主题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时代境遇主讲人杨义芹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主持人杨明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时间2020年10月14日 19:00—21:00地点腾讯会议会议ID：764151278作者简介杨义芹，博士，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暨《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在C刊发表文章五十余篇，承担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本文导语：教育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在我国，教育伦理思想有深厚的渊源，而对于教育伦理的专门研究则起步较晚。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教育伦理研究是从80年代伴随着职业道德教育的广泛开展而起步的十多年来，在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国外教育伦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伦理(Ecational Ethics)已成为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成为道德科学的应用学科之一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关于教育伦理学及其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外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道德教育的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B.诺曼妮(B.Normann)和G.科蒙尔(G.Colmore)合著《教育伦理学》一书。该书并没有明确指出教育伦理学是什么，但从其内容来看主要讨论的是道德教育问题，旨在建立一种道德教育哲学。该书依次讨论了什么是儿童、胎儿的环境、早期家庭环境性格与气质、性别训练、宗教信仰、理想的学校、学校指导等问题，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人格发展主题上我国学者丘景尼在他的《教育伦理学》一书中说，教育伦理学“其着重之点。不在道德本质之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养成”。他认为，教育伦理学和道德教育“二者之涵义，大体相同”,其区别只在于“教育伦理学所讨论的，大半属于原理的问题，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则大部分为实际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教育伦理学就是道德教育的原理。由于这一观点的研究视角与教育科学中的德育原理基本相同，因此不论国内还是国外持教育伦理学是以道德教育为研究对象观点的人并不很多。但是，一般对教育伦理学知之不多者皆认为，教育伦理学就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第二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教师职业道德的科学。传统的教育伦理认为，应当研究教育这种职业劳动中的道德原则、关系和规范，围绕着教师的职业道德把教育伦理构建成或划归为职业伦理学的研究范畴，使之成为职业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展开其研究工作的。例如，美国关于教师形象和优良教师的研究，日本的“现代教师形象”研究，前苏联学者B.H.契尔那葛卓娃等著作的《教师道德》，我国王正平主编的《教育伦理学》,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等，都属于这一类。其中，王正平主编的《教育伦理学》即认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职业劳动领域内道德意识、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的科学。它是研究教师职业道德的学问。”八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同样也强调：“教育伦理学是以包括教师道德意识现象、教师道德规范现象和教师道德活动现象在内的整个教师道德现象为其研究对象的。虽然各家表述略有差异，但其侧重点都在教师职业道德上，可以通称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把教育伦理学视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这一观点，已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其主要的意见认为，这种观点远远包容不了教育领域所涉及的职业道德问题和职业主体，因为作为教育作者的，不仅仅只是教师，还包括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育科学工作者。更为重要的是，把教育伦理学视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束缚了教育伦理学的发展。因为除了职业伦理外，教育领域涉及的伦理问题还很多，教师职业道德问题虽然也属于教育伦理学的范畴(教师职业道德学可视为教育伦理学的分支),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不能只局限于教师职业道德，它应该从伦理的视角关注教育的各种矛盾和变化，思考和评判教育的方方面面，应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有所作为。第三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教育领域善恶矛盾的科学。这种观点认为，善恶矛盾在教育领域普遍存在，在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教育一刻也没有摆脱过善恶矛盾，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然有。教育的各个方面，谁也摆脱不了善恶矛盾的纠缠；与教育有关系的各种人也有善恶之别。正是由于这种善恶矛盾的普遍性，才使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具有客观必然性。正是这些客观存在于教育领域的善恶矛盾，便构成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这种观点认为，教育伦理学就是教育善恶之学。把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教育的善恶矛盾，有其合理性。因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除了从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美学等角度进行审视以外，还应该从伦理的角度去观察、认识和评价教育。但是，由于教育的重要目的是教人为善，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往往都是把教育与道德视为一体，而很少有人去；追究教育本身的善恶问题.然而，在时有发生的违反教育根本宗旨的教育活动中的恶的因素却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例如，教育中的种族歧视问题，男女教育平等问题，“贵族学校”与“希望工程”的强烈反差中暴露出来的公民的教育权利平等问题。教育中学生的权利问题，非科学非人道的教育方式问题，应试教育中的分数主义问题，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功利主义教育泛滥的问题，教育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假集体主义的危害问题，教师的正当权益缺乏保障的问题，乃至家庭教育中的种种问题，都向教育本身提出了是否合乎道德的诘问：教人为善的教育就是善的吗？这些教育中的恶的因索不论国内国外都客观存在着。要观察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美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以外。还必须确立教育的伦理视角。上至教育法规、制度，下至具体教学工作的内容、方法、形式、过程.评价以及教育活动中的人际交往，可以说，一切与教育有关的人和事，教育活动中的一切人和事，都包括在教育伦理学的视界之内，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善恶的视角进行伦理的审视。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或社会公德，教育伦理学既要为-切与教育相关的人立教育道德，又要为教育自身立道德之法。对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要涉及不同的研究领域。在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形成气候的状况下，轻率地否定任何一种观点都不利于教育伦理学研究的发展。不同的研究角度，有利于丰高和繁荣教育伦理学的研究领域。目前，可以从广义(宏观)和狭义(微观)的两种角度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定，从而确定教育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作者评语：小编认为教育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以及整个社会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涉及个人的需要和理想，而且涉及社会进步和理想社会的塑造及实现，如怎样确立教育在社会生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由百家号：小珊珊论教育原创；转载请注明百家号，原创作品，盗版必究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开启了新的篇章。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我们将面临新的生活语境，迎接新的机遇，也不得不面对新的问题、接受新的挑战。在新时代，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道德生活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到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格局的变化，都让伦理话语体系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我们如何满足新的伦理诉求、如何让伦理话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如何为人类的道德生活贡献中国智慧，是新时代伦理学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也成为每一位伦理学者的历史使命。李建华、周谨平、袁超撰写的《当代中国伦理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新时代伦理需求的积极回应，展示了新时代伦理的新理念、新原则、新规范、新领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有益探索。首先，该书着眼于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和伦理精神的时代表达与时代发展，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底色。在经济全球化的助推下，文化的交汇、碰撞已成常态。异质文化的频繁交往既为文化整合敞开了大门，也加剧了文化的冲突。一方面，文化的平整化趋势对民族文化的维系和传承施加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植根于不同土壤的文化理念在全球化浪潮中正面交锋的几率急剧上升，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全球化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得不应对更深层次的共同问题、共同威胁，或者共同机遇。异质文化曾一度有着自己清晰的地域边界，而全球化则从根本上打破了文化的空间限制，让文化空间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就意味着，不同文化共处同一语境的现象成为常态。伦理冲突则是文化冲突的集中体现。面对多元文化的时代，打牢伦理价值基础、构建文明健康的道德生活，是避免走向道德相对主义、防止不良伦理文化侵蚀的必然选择。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已被充分说明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选择。这就决定了新时代的伦理建构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高峰、新成果。《当代中国伦理学》牢牢把握了社会主义道德方向，系统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基本原则的提炼到伦理秩序的构筑，再到伦理目标的设立、道德规范的整合，无不彰显了社会主义伦理本质，将“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论之基、活水之源。其次，该书立足民族伦理传统，注重民族伦理文化与伦理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作为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我国积累了厚重的传统伦理文化。任何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与社会特质，这就决定了引导中华文明道德生活的理念必须源于民族自己的道德体验和智慧。外来的理论与思想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可以为我们所参考和借鉴，但并不能为解决中国伦理问题提供完备的答案。民族独有的伦理文化与伦理精神是民族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新的时代已然散发出夺目的光彩。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既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峻挑战，也是对民族伦理道德的重大检验。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手足无措、疫情失控相比，我国疫情防范及时有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国家治理上升到了新的台阶，另一方面则与中华民族“重义轻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家国情怀密不可分。对此，该书有着深刻的洞见，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源流予以了细致的梳理，提出当代中国伦理学虽然需要西方伦理理论的参照，但本质上源自民族道德生活以及所积淀的民族伦理文化与伦理精神。最后，该书直面国家与社会现实，表现出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时代担当。学术研究必须对接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新时代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伦理学发展的重要牵引力量。迈向新时代的进程中，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都呈现新的态势，也产生了新的伦理期待、新的伦理问题。《当代中国伦理学》没有寓于理论的象牙塔，而是展现了解决问题的担当与勇气。该书系统建构了涵盖新时代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的体系框架，旨在为各领域的道德建设提供完备方案。网络技术的急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虚拟世界已不再与现实世界截然分开，两者的联结日益密切。网络通讯、网络支付、网络办公等功能的实现与强化使网络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网络隐私泄露、网络诈骗、网络信息失真等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导致了切实的损失与伤害。该书从道德原则、规范、机制等层面对网络伦理问题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兼顾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成为该书的显著特点。这也让《当代中国伦理学》一书散发出时代的生命力，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诚然，新时代是面向未来的时代，历史浪潮奔涌向前、未曾有一刻停息。随着时代前行的脚步，我们注定会面对新的历史境遇、产生新的伦理话语，这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伦理学必然是开放和动态的体系。《当代中国伦理学》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有助于我们迎接新的道德生活。（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张霄

作者：李建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伦理是一个结构性、实体性存在，是观念、关系、制度、心理等多因素的集合体，政治伦理学就是以政治伦理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政治伦理关系、政治伦理制度、政治伦理主体、政治伦理理念、政治伦理实践等问题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对新时代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域做一种开放性理解，具体分为四个层面，以期达到对政治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聚焦”。一、 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在黑格尔哲学中，伦理是一个整体性、实体性概念，既体现了客观存在的自在自由性，又体现了“必然性的圆圈”，往往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秩序及法则，这种伦理秩序是用于治理社会生活的持久的东西和力量构成的，所以，各个民族都把伦理法则视为永恒的正义，而体现国家现实性的政治伦理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高位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统摄力量。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伦理问题是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诸如经济、文化、法律）中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而转变成为政治性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自身解决的能力而需要借助伦理资源，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资源分配正义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我们把这一类问题总称为“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是侧重于“从政治伦理看社会”的产物，并且它们往往与社会问题解决的整体性、复杂性、梯度性有关。我们把所有社会问题中带有政治伦理性质的问题纳入政治伦理学研究的视野，不但拓宽了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由此显示了政治伦理学与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区别，因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政治学偏重政治权力的构架与运行，而政治哲学偏重政治的价值理念而已。二、 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所谓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基于政治与伦理的同构或依存所产生的伦理问题，诸如自由民主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协商问题、公民参与问题、政治妥协问题等。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看政治”的产物，其衍化逻辑是伦理对政治的规导。自古以来，无论东方和西方，政治生活总是离不开伦理的视野。在古希腊，政治被人们赋予了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实现最高价值的生活方式。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依据自然秩序而形成的，实现正义是城邦的内生诉求。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城邦是人类为了获得优良生活而自然演化的产物，趋向城邦生活是人的本质使然。正是在城邦中，人们得以与动物区别开来，并通过遵纪守法而避免堕落。对于个人而言，公民是引以为傲的身份，唯有通过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至善。政治的伦理特质在中国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阐发。孔子就提出“政者，正也”的命题，政治天然具有追求“仁”的伦理向度，而且从政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为政以德”成为我国传统政治的核心话语。实行伦理道德的统治、建立伦理型的国家成为王者的必要前提，或者说，作为国家政治理想的王道本身就被赋予了积极的伦理道德价值。不难看出，经典的政治从来都与伦理如影随形。伦理的政治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政治伦理应当成为国家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三、 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如果说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源于政治对伦理的需求与依赖，那么，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则是源于政治伦理本身的价值矛盾与冲突带来的问题，如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问题、政治品质与政治行为问题、政治忠诚与政治背叛问题、政治承诺与政治失信问题等，这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价值冲突看政治伦理”的产物。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政治本身是有伦理价值的，并且个人也只有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才能完善其本质。尽管现代西方政治实践有宗教和市民社会的伦理关怀来弥补伦理资源供给不足，但政治也不应该借此堕落成为一种纯粹的统治术，而应该主动担负起政治的道德责任。伦理道德价值本身虽然有“基本善”的统一要求，但也有层次上的差异和由“境遇”不同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伦理上的价值冲突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善与恶冲突，这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二是善与善的冲突，也就是大善与小善的冲突，这往往会出现伦理上的“二难选择”，一般会选择大善而舍弃小善，如有外敌入侵时，好男儿会选择尽忠报国而不是在家做孝子；三是恶与恶的冲突，涉及大恶与小恶之择，这往往是法律上考虑的事情。政治生活同样面临多种伦理价值的选择，由此产生复杂的伦理问题，如关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按照“马基雅维利思维”，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就是因为这只“肮脏的手”可能使目的价值丧失，所以从政治的伦理价值上，政治手段也应该是正当的，才能保证政治目的价值的实现，并且许多政治之恶就是手段的卑鄙所造成的。政治伦理学不能回避这些复杂的伦理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时的技术化处理途径。四、 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任何政治活动都是人的活动，都由人这个主体承载，都是人的合目的性的结果，政治主体伦理问题是不可忽略的。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治人”的伦理问题，如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问题、政治人的人格问题、政治人的道德评价问题等；二是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伦理问题，如政党伦理、政府伦理、公务员伦理等。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人怎样看自己的政治本性”的产物。“政治人”假设最早是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其通常表达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假设内涵丰富，深刻揭示了人是具有合群性的社会动物、人是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动物、人是有合作精神的动物等思想。连马克思也认同，称这命题“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特征”，“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人假设的理论意义在于，人的社会本质性决定了他的政治性，只要是社会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政治人，但不一定必然成为政治人，前提是要有好的德性，这就为政治主体伦理提供了逻辑前提。因为从“社会动物”到“政治人”必须有一个伦理的蜕变过程。社会动物也是动物，其自身会带有自私、贪婪、暴力、残忍等劣根性，而这不是政治文明所许，更不是政治伦理所为。这就又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人”人性假设问题，因人性假设不同，其政治理想设计、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权力运作等也会不同，如基于人性恶的政治人会执行强法制治理模式，而基于人性善的政治人会执行温和的德治主义模式。同时，对政治人的道德评价也只有以政治伦理作为基本评价标准，如果以一般性市民道德或其他职业道德去评价，会造成道德评价的失准、失真、失效。《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1日 15版）

伦理学专业相关介绍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不仅包括道德意识现象（如个人的道德情感等），而且包括道德活动现象（如道德行为等）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伦理学将道德现象从人类活动中区分开来，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教育和修养，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和生活态度等问题。伦理学专业学什么课程？主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概论、西方哲学概论、伦理学、数理逻辑、美学原理、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原著选读、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涵盖宗教问题社会调查，一般安排6周左右。2020全国伦理学专业大学排名情况目前教育部门并没有发布权威的伦理学专业大学排名，但是公布了哲学学科学校排名情况，伦理学属于哲学类下属专业，供大家参考：全国第四轮哲学学科评估结果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比较好的学校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伦理学专业毕业去向伦理学专业毕业一般方向是做老师和专门研究，局限性很大，因为其涉及的内容思辨性较强，欠缺实用的理论知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在分化和综合、对立和融合中逐步完善，其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对该专业有很大的兴趣同学，也可以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和传播 。伦理学专业考研方向伦理学本科专业可报考、攻读伦理学及相关学科（如哲学等）的硕士、博士学位。 伦理学专业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从事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以及企业的行政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高校政治学、德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高校行政管理、学生管理及政治思想工作；各种新闻媒体、图书馆等机构的采访、编辑、管理等关于这个专业你有什么看法？如果有机会你会选择这个专业吗？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注：数据来源于网络，由作者编辑整理，仅供个人研究学习，不涉及商业盈利，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做中国伦理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知名学术报刊的30余位知名专家和学者共同参加本次会议。作为一门古老而青春的学问，中国伦理学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和话语资源，曾经支撑起“道德中国”的伦理大厦，建构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然而，在当今世界哲学格局中，中国伦理学尚未充分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和魅力，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在中国崛起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复杂而严峻的伦理、道德生态下，如何更好地立足本来，学习外来，建构起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伦理话语形态，已成为当代伦理学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举办的“做中国伦理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即旨在更新既有的学术生产方式与研究范式，超越传统的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深入反思近现代以来伦理话语建设的历史经验、多重路向与可能前景，共同探讨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新概念、新范式、新理论、新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在致辞中说道：“所谓‘后小康’、‘后全球化’，甚至‘后人类’（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说法）给伦理学研究提出了非常多的问题，其中甚至包括：伦理学研究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教师很快就要成为教师队伍主体，‘00后’出生的学生很快也将成为我们学生的主体。相信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也一定会做得更好。”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教授以 “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现况分析”为题，通过对罗尔斯《正义论》相关问题的讨论，进而谈论到究竟该如何选择最具解释力的方式对中国伦理学进行研究，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他提出：“中国的哲学界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底色是伦理道德……儒家的传统是‘叙述’的传统，是‘说’的传统，没有‘做’。晚晴以来是予以弃之而后快，主要是‘西学东用’。什么时候我们‘干’呢？到今天我们要做自己的伦理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做中国伦理学，其实‘伦理学’这个词就不重要，主要是‘做’和‘中国’两个词。做中国的伦理学，大概是经过晚晴一百多年的‘学’，经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如何从一个学生的学习阶段转到毕业阶段、写毕业论文。要写自己的毕业论文、拿自己的学位，然后做自己的伦理学……今天我们要有中国式的话语、要有自己的话语，要学会说中国的哲学语言，并且要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哲学语言，这是一个很麻烦也是很艰巨的任务。”以下精选部分参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摘要。伦理道德，如何缔造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樊浩（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伦理型文化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立，继续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领风骚，遭遇一个前沿课题：伦理道德，如何缔造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为此，必须满足三大精神哲学期待：守望“伦理”；回归“精神”；建构“伦理精神”文化自立的理念与概念系统。中国文化的基本史实和独特气派是“有伦理，不宗教”，伦理不仅是比宗教而且也是比道德更具现实性与神圣性的终极关怀，守望“伦理”必须“学会伦理地思考”。基于理性和伦理的两大“精神”理念，中西方形成两种精神哲学传统：“心性”与“理性；“伦理优先”与“道德优先”；“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回归“精神”不仅扬弃“理性”对“精神”的僭越，而且应当回归中国的“精神”传统。中国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它与宗教文化背景下精神哲学“理性主义形态”相辉映，其文化自立期待关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新的评判态度”，建构“文明自生—精神生态—伦理共和”的理念和概念系统。伦理学就是道德科学吗？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是否可等同于“道德科学”，不仅涉及伦理学的学科归属和地位，而且也是“再写中国伦理学”所绕不开的问题。无论是周原冰明确坚持“道德科学”说，还是周辅成、冯契等在此问题上的“保留”态度，都表明这一问题的提出及论争，不仅仅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及高等学校学科建制的复杂演变相关联，更体现着学者们不同的致思取向或学问路径。围绕改革开放后伦理学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与论争，既有助于厘清一些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也会对“再写中国伦理学”有所裨益。“伦德之辨”和“情理之辨”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做现代中国伦理学，本人的提法是“再写中国伦理学”。这是哲学界的一项历史性的重大课题。最近我从历史的视角思考了儒家伦理学中的两个问题。其一，“伦理”与“道德”之辨是儒家伦理学的基本的理论范式；其二，“情理之辨”是中国儒家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来做“中国伦理学”，要十分重视上述两条——“伦理与道德之辨”和“情理之辨”（包括“情欲之辨”）。要创造性地将这两条体现在现代中国伦理学中。中国伦理学未来发展之展望江畅（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哲学学院）总的来看，中外伦理学研究的交流合作基本上停留在浅表层次，还没有达到实质性的程度。尤其是尚未与国际伦理学组织建立联系，除日韩之外也没有与其他国家的伦理学研究机构建立经常的联系。这种情况与中国的伦理学大国和中国不断深化的开放很不相适应。这种局面需要改善，在这方面尤其需要发挥中国伦理学会的组织和联系作用，当前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建立与国际伦理学组织以及伦理学研究大国的经常性联系；二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合作主办常规性的国际性会议和伦理学方面的国际性刊物；三是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向国外推出中国伦理学研究成果，尤其是最新成果，使之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中战略的有机构成部分。“识仁体”与仁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儒家“志”伦理视角看田海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志”之核心是由人生根底处探问何物最为紧要及何事最为根本。它在人生问题上体现为立志，即确立人生社会头等重要之事的意义。“志”伦理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向来为历代儒者所重,是工夫论思想的核心。儒家“志”伦理的精神，集中体现为“识仁体”，因而内蕴有待深究的仁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贯注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结构性要素和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它分别指涉并围绕特殊的个人目标、普遍的共同体目标、自由自觉的人类目标三大主体向度。儒家之“志”，本质上是要开启将个体“文明化成”为德性主体，将群体“伦化”为德性共体，在群己界分与契合的现实运动中进入人之类生命的自由自觉。作为对人之群己二重性的德性安顿和文化构造，“志”伦理表现出一种心学现象学框架下做人观念的主体精神自觉和道德理想主义价值指引，内含对做人观念的辩证把握，对于诊治和克服现代性的“本体虚无”、“道德祛魅”、“伦理脱域”之病理或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哲学系教授付长珍主持研讨会变与常：中国伦理学书写中的“厚概念”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学报编辑部）所谓中国伦理学,首先是伦理学的中国故事、中国叙事，不能囿于模仿或回应西方伦理学的思想方式与问题关怀，而是重在阐释自己的伦理文化内涵，论述自己的历史文化经验，回应现实对伦理学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这就需要运用新的理念和框架对传统伦理话语进行理解和呈现，并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光谱中加以辨析。反观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和书写范式，基本上没有逸出古今中西之争的藩篱。从“古今之辨”到“中西之别”，贯穿其中的是体用主义的逻辑方法和化约主义的理论轨迹。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需要厘清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三大支点：话语场、问题域与关键词。如果说，概念是“问题的纪念碑”（阿多诺语），应作为方法论上不可再精简浓缩的最高级别来理解（科塞雷克语），那么通过对中国伦理话语中一系列“厚概念”（Thick Concept）的重新阐发，提炼出彰显中国伦理话语特质的标识性概念，以此为进路，重访中国伦理学的话语场与问题域。本文拟以“情：一个厚的伦理概念”为例，讨论中国伦理学中“厚概念”的生成创化及其对伦理学范式创新的典范意义，反思理论与方法的限度。只有扎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打通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才是促成中国伦理思想创发的“源头活水”，才能书写出有生命力的当代中国伦理学。梁漱溟的儒家反省修养观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梁漱溟的反省修养观是其“儒家修养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成为梁漱溟现代新儒家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梁漱溟对反省修养观的阐述体现两个特点：第一，既不从思维方式理解反省，也不从心理状态理解反省，而是从修养功夫的角度理解反省。第二，坚持儒家的道德反省的思路，结合现代的语境，以自己的反省经历为例，从反省的内容、反省的环节、反省的境界、孔子的反省思想等方面阐述儒家反省修养观。梁漱溟的儒家反省修养观在现代中国伦理学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道德的现代视域罗传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即社会的运行不能只靠道德起作用，而是要以满足市场平等交换的原则即契约作为维系社会的根本保障，由此寻求建立一套与之配套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则，如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这些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新道德。同时，按照公平公正原则把权力（power）关进笼子，而相应保护个人权益（right），只有这样，市场才能良性运转，而不至沦为腐败之地和强权强势者予取予夺的乐园。可见，道德的作用在今天虽然重要，却需要被重新定位，并进行古今转换。理解中国伦理学： 以孟子为例萧阳（美国肯庸大学【Kenyon College】、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当我们提到孟子哲学中的关键概念，往往立即想到《孟子》一书中如下关键词及其所对应的概念：“人性”（“性”），“性善”，“心”，“四端”，“仁”，“义”，“礼”， “智”，等等。在这里，关键词与关键概念之间有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以关键词为根据”而对关键概念所做的研究， 就是以假定这样一种关系之存在为基础的。 这些有关键词与之一一对应的关键概念，我将称之为“显明的概念”。“以关键词为根据”的概念研究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有其局限性， 那就是，它会使我们忽视那些在孟子中并没有关键词与之直接对应的概念。我将称之为“隐藏的概念”（hidden concepts） 或“蕴含的概念”（implied concepts）。本文试图关注的几个隐藏的概念是孟子行动哲学中的关键概念。 由于它们在《孟子》中并没有关键词与之直接对应， 因此经常被忽视。比如，我们可以证明孟子其实是有我们今天所谓的“目的性的行动”， “无目的性的行动”（老子所谓的“无为”），“（在工具理性或审慎理性的意义上）理性的行动”，“非理性的行动”，等概念的， 尽管我们在《孟子》中找不到相应的关键词。当孟子需要说“某个人的行动是 （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非理性的”这句话的时候，他通常是用一个具体的典范（“缘木求鱼”）来做到这一点的。本讲试图关注的另外一个关键概念，“无为”（ 无目的性的行动，acting non-purposively），通常被认为是专门属于“道家”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大概有更多的理由不会想到“儒家”的孟子也有这个概念。本文试图证明孟子有这一概念，而且可以用来说明孟子行动哲学中的其它关键词及概念（比如“诚”，“心服”， “由仁义行”， “性之”），以及《孟子》中许多极其难解的章节。良知的普遍性与道德奠基（提纲）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摘录）以明阳心学为典范的良知学如何具有当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良知学的当代开展，能否成就一种中国经验与人类文明结合的哲学，它既能避免固守某种文明传统的经学独断论，又能克服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良知学的要义在良知。良知具有丰富的意蕴。就伦理学问题而言，我们不妨提问：良知是否具有纵贯古今、横通四海（即超越不同“善”、不同形上学与宗教传统）的普遍性，从而为普遍伦理原则提供终极奠基？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明清之际，以传教士的东来为中介，中西文化和哲学开始相遇和接触。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存在某种不平衡或不对称的关系，后者表现在：当传教士把中国的典籍以及其中包含的文化、思想观念介绍和引入欧洲之时，欧洲主流的思想界及其代表性人物给予其以相当的关注，然而，中国的哲学家除了对西方的科学和器技表现出兴趣外，却没有给予西方主流的文化和思想以实质性的关注。步入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明清之际不同的另一种不平衡或不对称开始出现。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思想家热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而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不再把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看待：他们既未能深切地理解中国哲学，更未能以之为建构自身体系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真正进入世界，以揭示中国哲学所具有普遍性意义为前提，这既包括彰显中国哲学在解决哲学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思想价值，也包括通过建构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以从理论建构的层面展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和理论意义。唯有基于彼此承认，各美其美，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才能超越两度出现的不对称，真正走向合理的互动。“箭喻”三种与成人之道王振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探究“成人之道”是历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其中隐喻因其能用感性现象来表达抽象内容而成为古代哲人言说成人之道的方便法门。基于射箭在古代的普及性，轴心期的中、西、印等文化都曾以“箭喻”来揭示作为形上价值观的成人之道。根据罗蒂的隐喻知识论，在本体论式微、形上探讨受抵触的现代性语境下，将“箭喻”的诠释作为研究传统人生哲学的主要对象，既能直观展示不同文化中成人之道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关切；也能藉此有效规避异质文化的“不可通约”质疑，实现对成人之道的跨文化比较。此外，比较西方当代哲学对隐喻认知功能的发现与中国传统哲学中“能近取譬”方法论的相似性，也可为建构当代中国伦理学的话语形态提供方法论参考。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论思考余玉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诚信文化建设离不开方法的支持，但是方法不是完全独立的东西，它必须依附目的、匹配目的才有价值。方法必须根据目的来设定，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方法。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还应秉持现实性原则，既要把握现实社会的诚信现状，还要考察已开展的诚信文化建设情况，并从两个方面追根溯源:一是要研究影响现代人诚信观念的思想文化因素，二是要研究现代人诚信或不诚信观念和行为的社会根源。诚信文化建设的效能性原则，提出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需要有关联性的思路和统合性的思路。出席会议人员合影

■70年来，伦理学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改变了以往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缺乏伦理学理论支撑的状况。■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的新时代，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和优势，多出原创性重大成果，加快构建有影响力的中国特色伦理学，对我国伦理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研究，上世纪初才开始在我国出现。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为伦理学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伦理学出现持续繁荣的局面，目前已成为哲学大家庭中的一门显学。同时，伦理学也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伦理学的成长与进步，展望伦理学的未来与发展，进一步明确伦理学承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无论对于伦理学本身更好发展，还是对于新时代加强道德建设、以明德引领风尚，都具有重要意义。学科的兴盛与贡献70年来，伦理学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改变了以往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缺乏伦理学理论支撑的状况。学科体系日渐完善。伦理学学科在改革开放初期初步形成，此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展开伦理学研究与教学，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指导，多种伦理学理论和分支学科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学科体系发展格局。伦理学原理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从最初主要关注规范问题逐渐扩展到对德性问题、道德情感问题、道德语言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也成为伦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伦理学理论还被运用于研究现实问题，并与相关学科融合，兼具应用性和交叉性的应用伦理学异军突起。科技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等成为伦理学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伦理学工作者不断探索前行，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众多专著和教材，在一系列伦理学理论问题上有所创新和建树，研究解答了许多现实道德问题和人生难题。1980年成立的中国伦理学会，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并成立多个专业委员会，在组织、协调和推动全国伦理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杂志以及《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伦理学术》等集刊的创办，为伦理学研究新成果提供了发表园地。各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设立一大批伦理学专业硕士、博士授权点和包含伦理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形成完整的伦理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伦理学研究和教学队伍不断壮大。伦理学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的设立，伦理学研究课题的政府立项资助，有力推动了伦理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在各类学校开设思想品德课程，高校相关专业进行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教学，中国特色伦理学教学体系逐步形成。助力观念更新和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伦理学为我国价值道德观念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了善恶观、道德观、人生观的更新。突破传统伦理思想长期不谈幸福的局限，对幸福问题进行大量研究，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学术支持和理论依据，增进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正确理解和普遍认同。伦理学倡导的德目逐渐成为社会的价值理念和人们的内心信念，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广大伦理学工作者履行为社会道德治理提供学术支持的重大责任，深入研究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科技问题、网络问题等蕴含的伦理问题，从伦理学角度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近年来，伦理学界积极参与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道德智慧。存在的问题与不足70年来，伦理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不够多。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许多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大问题日益凸显，解答这些重大问题需要伦理学积极参与。还应看到，中国伦理学在世界上发声不够，国际话语权较弱，主要原因也在于缺乏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中外合作研究不够深入。改革开放以来，伦理学“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越来越多的伦理学工作者参加国际性会议，到其他国家做访问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合作在国外举办国际会议、创办刊物。但是，很多中外伦理学交流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缺乏深度交流与实质性合作。这种情况与中国的伦理学大国地位不相适应。道德体系的理论构建亟待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人们将道德理解为行为规范体系。实际上，道德是由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质、道德情感等构成的道德体系，其基础是道德价值。道德体系的实践构建，需要以理论构建为前提。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的新时代，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和优势，多出原创性重大成果，加快构建有影响力的中国特色伦理学，对我国伦理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含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从纵向看，伦理学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横向看，伦理学包括价值论、道义论、德性论、仁爱论、德育论以及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等分支学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纵、横两个方向着力，克服伦理学研究存在的学科界限模糊、缺乏共同架构和范式的问题。广大伦理学工作者要突破各自学术视野的局限，从不同方向开展各有侧重的研究，努力实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伦理学发展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为新时代道德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进入新时代，从理论上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相适应、以人民美好生活为中心的道德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切地提了出来。伦理学界要积极进行理论探索，为党治国理政提供正确、合理、可行的理论道德体系，为加强新时代道德建设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伦理学是道德哲学也是人生哲学，培根铸魂是伦理学的重要职责。在多元多变思想的冲击下，在拜金拜物等观念诱惑下，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容易受到影响。伦理学要发挥自身特有优势，以明德引领风尚，以人生哲理引导公众，在为人民述学立论的同时，积极从事伦理学教育、宣传、普及工作。要多出说服力强、感染力大、雅俗共赏的伦理学精品，为人们尤其是青年的人格完善、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美好提供指导和帮助。积极参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伦理学工作者要从伦理学视野出发，与相关学科工作者合作研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道德问题，提出标本兼治的对策主张。加强对全球性重大问题和人类重大关切的研究，特别是对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提出的重大伦理难题进行研究，勇于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扩大和深化中外交流合作，将中国伦理文化和最新研究成果推向世界，通过推出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学术成果造就世界知名学者。中国伦理学界要有国际视野和人类情怀，为推进人类共同道德体系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图文由“中国科学家”（ID：Chinses_Scientises）公众号原创，转发请申请授权。】2020年，全国人民囤积粮草蜗居家中，以待战疫胜利，国泰民安。在这危急时刻，有两样东西异常重要，一曰电，二曰粮。粮不外谷与肉，谷出于田，肉养于草。“吃水不忘挖井人”，面对餐桌上几菜一汤的荤素搭配，以及超市里充足的肉食供应，我们都该感谢这样一个人：任继周，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我国草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现代草业科学的开拓者。他六十余载专注于退耕还草，为推动草地农业发展、构筑食物安全链条不遗余力。任继周（来源：兰州大学）任继周生于1924年，幼时生活艰辛，看到了不计其数的挨饿和营养不良的同胞。对此深有体会的他大学报考了当时迁驻于重庆的中央大学畜牧业。当时，面试老师对他的专业选择提出了疑问，他回答：“我觉得我们的食物还是以填饱肚子为主，摄入的动物性食品太少。我们应该改变食物构成，科学均衡营养结构，增强体质，增强国力。”大学期间，他立志“改善中国人的营养结构”，刻苦学习，毕业之后经老师王栋教授推荐、兽医学家盛彤笙先生邀请，到兰州西北国立畜牧兽医学院就职，从此开始了自己扎根一辈子的草原事业。当时兰州来没有通火车，从西安到兰州共700公里，任继周搭乘汽车整整花了21天才到达。一路风餐露宿，极为艰苦。任继周始终牢记初来西北时，老师王栋先生送自己的那副对联——上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下联“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1950年，他花了一年时间，走遍甘肃的草原，对全省草原进行了初步考察。1951年，在导师王栋教授率领下，他对河西走廊被称为“丝路绿宝石”的大马营、皇城滩草原进行专业调研，并于1954年出版由他执笔、王栋教授审校、盛彤笙作序的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当时，全国都还处在草原调查阶段，年仅30岁的任继周认为，进行草原调查，为改造草原、发展生产，必须尽早进行定位研究。1954年，任继周在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海拔三千米的高山上搭建了一顶黑色的牛毛帐篷，这是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的萌芽。1956年，他在这里正式建立了高山草原试验站。任继周在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还开始了培养草原学研究生的工作，他是我国草原科学领域最早培养研究生的导师之一。1981年，他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草原学硕士生导师，1984年，被批准为我国第一位草原学博士生导师。几十年来，他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为我国草业教育和科技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创建了我国农业院校的第一个草原系，开设了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畜牧专业和草原专业（草业科学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4门课程，即草原学、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生态化学和草地农业生态学。建立了草原分类体系，这是迄今为止唯一适用于全世界的草地分类系统。提出的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创造了划破草皮改良草原的理论与实践，使我国北方草原生产能力提高1倍，并得到推广应用。任继周（右一）考察巴林右旗草原建立的草地农业系统，提出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四个生产层、三个界面、三个发生因子群，在我国食物安全、环境建设和草业管理方面展示了巨大潜力。全身心致力于草地农业的科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学术专著24部。创办了《草原》（即《草原与草坪》前身）《草业科学》《草业学报》等刊物。任继周几乎参与了中国草业科学教育发展的每一个步骤，培养了我国早期草业科学界的很多人才。他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草原本科专业全国统一教学计划；创办了我国首个草原生态研究所“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受农业部委托，先后制订了草原科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在科研的同时，任继周一直以诚挚的自然之心与草原对话，试图用最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和谐相处。“辟土植谷曰农”的耕地农业在我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以粮为纲”更是一度升华为国策。历经两千年，深度固化的农业系统，谁也不敢触动。深入草原农业几十年的任继周，却以辩证和发展的角度坚定地提出，“以粮为纲”的“耕地农业”既违反了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也割裂了农耕区与牧业区、农耕区内部植物生产与动物生产的正常联系，导致农区牧区两败俱伤，“三农问题”与“三牧问题”并发。任继周（左四）在考察在进行了大量草-粮轮作、草-果轮作、草-烟轮作等土地利用系统试验之后，他坚信利用中低产田、季节性撂荒以及采取草田轮作、间作等技术，“退耕还草”、发展草地农业在我国农耕地带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任继周说：“传统耕地应实行草田轮作，不但能保证粮食产量不下降，还能成倍增加牧草等饲用作物产量，培肥地力，减少污染。” 任继周及其团队在黄土高原进行了草田轮作试验，结果显示：粮食单产增加60%，肥料用量减少三分之一，水用量大约节约17%，整体经济效益大约增加1倍。 2013年，年逾九旬的任继周以科学创新的开创之心，联合8位院士向中央决策部门提交了“关于我国从‘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的建议”。生命不息，思考不止。近年来，任继周并未因年龄的增长而淡漠对草业科学的关注，反而更加难以割舍。在全国崛起的大好形势下为什么出现了举国忧虑“三农问题”？他深刻地认为，研究草地农业系统必须探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核心是农业伦理学的缺失。因此，他的研究从草地农业生态学延伸到农业伦理学，并在2018年出版《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开创了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周礼》有记：“草人，掌土化之法，相其宜而为之种。”任继周自言“草人”，以此寄托其关于草地农业的希望与理想。文：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参考文献：1.《任继周：一辈子与草原结缘》，甘肃日报，2019-10-042.《任继周：用一生演绎科学》，兰州大学校园网，2015-06-103.《杞人忧天草人忧地》，草业科学，2005年第8期4. 本文图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2017年《新闻记者》编辑部继续与上海市新闻道德委办公室合作，推出年度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在回顾年度传媒伦理领域相关管理措施、理论研究、舆情热点基础上，选取部分典型案例进行分析。2017年，传媒伦理典型案例特点：传媒伦理问题舆情热点频发，与新生代媒体人对职业规范的忽视有关，很多人对职业边界的判断不够清晰，不能恰当区分作为媒体人公共行为（言论）与个人（行为）言论的界限，以至于他们自以为无伤大雅的玩笑、自拍引发公众情绪的反弹。造成诸多传媒伦理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伦理观在新媒体环境下被挑战、被改变，曾经垄断、封闭的新闻生产成为“透明厨房”，也面临新的调整和审视。2017年的传播伦理事件虽较往年密集，但多数事件很快得到回应，有解释、有说明、有道歉，因此舆情也很快平息。不过，除了采取雷霆手段解决处理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形成长效机制，探索形成规范化、常态化的传播伦理规范认同与自律。1.“哑巴开口说话”与媒体责任意识【事件】四川《内江晚报》1月10日刊登题为《盖新被穿新衣 31户困难居民温暖过冬》的新闻报道，竟然出现“哑巴开口说话”的内容。这篇报道在介绍赵全贵接受社区入户走访赠予棉被时写道：“‘这条被子好暖和，晚上盖着一定很舒服！’日前，市中区三八街46号居民赵全贵从社区网格员手中接过被子后满意地说。据了解，今年62岁的赵全贵是一名哑巴，一直未成家，生活比较困难。”面对稿件有误还是新闻造假的质疑，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1月18日发表“致歉声明”，表示由于记者、编辑责任心缺失，把关不严，导致出现“哑巴说话”细节失实，在读者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据澎湃新闻报道，当事媒体解释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全贵的话是他用笔在纸上写的。【点评】传媒业中有两句行话，一句叫“无错不成报”，另一句叫“差错无小事”。两句话貌似对立的涵义，表达了内容编校的高难度，以及差错后果的放大效应。也许这只是记者编辑的无心之失，却让这篇本来应该读者不多的报道在网上引发热议。这似乎也说明，随着一批批优秀的记者编辑离职，留下的也因为传统媒体影响力式微，缺少了以前的激情和责任感。2.体育解说员号召球迷骚扰韩国队与职业言论边界【事件】3月22日，即2018FIFA俄罗斯世界杯亚洲最终预选赛的“中韩大战”前夜，央视在直播韩国队踩场训练时，足球解说员刘嘉远半开玩笑地说：“在长沙的球迷应该去韩国队的酒店放放鞭炮，今天晚上就当过年了，一晚上鞭炮别闲着，让他们睡不着。没有炮就把家里的锣啊锅啊都拿着，跑到酒店敲一敲。你们把时间分配好，别一窝蜂地一个点去，一点去一拨，让他们先睡一会，三点做梦呢再去一拨，五点再去一拨，早上再来个广场舞。”此言一出即引发争议。3月23日，刘嘉远在其实名认证微博（@我是嘉远）中对此作了回应：“纯粹电视直播节目外的新媒体端网友互动闲聊，被某些同行演绎成了电视直播煽动并造势，年轻想不到啊，很多圈里好友劝诫今后莫开玩笑，人心难测。更有些严肃的朋友着急了一晚上，生怕韩国队睡不好。天亮了，能想通缘由的朋友自然会对大战前的氛围会心一笑。”【点评】对于刘嘉远的表态，有网友评论道，“哥哥，你是在央视，不是在德云社……你不仅代表你自己，更不仅仅代表央视，而是代表咱们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的确，这位解说员的问题在于：没有弄清楚个人身份与职业身份、个人言论和公共言论的边界。在直播镜头面前，解说员所代表的是其所在媒体的形象；所发表的言论是面向全体公众的。因此，有些行为、有些言论，在个人私下情况里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在工作中，就极不妥当，甚至违背职业道德，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比如，在媒体中，不能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侵犯他人隐私，更不能无端猜测造谣生事。刘嘉远将让网友去韩国队入住酒店外放鞭炮解释为“新媒体端网友互动闲聊”，言外之意似乎因为是与网友互动就可以降低对其行为的职业规范要求。但实际上传媒业规范和禁忌并不因为传播载体的变化而变得无关紧要，甚至由于新媒体广泛扩散的便利性，而变得更加重要。3.《刺死辱母者》报道及引发的舆情【事件】3月23日《南方周末》发布题为《刺死辱母者》的调查报道。文中报道的杀人过程始末中，辱母行为和警察的离开成为两个关键因素。“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在报警后，“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被告人欲离开但被阻止，摸出了一把刀……”《南方周末》的报道发出后，经过自媒体和机构媒体的转发，一时成为社会热点，激起了网友的“朴素正义观”。感性、偏激的言论如“如果保护母亲有错，我愿意一错再错”，“法律不顾人心，人心何必守法”，“为何法律对待弱者总是如此苛刻”，理性声音则讨论对于于欢的量刑是否过当，警察是否存在失职渎职，以及实体经济困境和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等问题。《刺死辱母者》“对此案议题设置功能功不可没”，但文章在一些引发舆情的关键细节上尚有不足。如报道称杜志浩“用极端手段侮辱苏银霞”，极端手段是什么却并未交代，这一模糊用词引发生殖器猜想并在网上流传。澎湃新闻通过梳理判决书和相关证人进一步还原了案情：催债人确有褪下裤子的侮辱行为，但并没有“生殖器蹭脸”情节。报道还明确民警离开接待室4分钟后回来，而凶案就在此时发生。另外，于欢母亲苏银霞是“山东聊城地区中小企业互保套贷利益链条的活跃一员”，涉案金额巨大。虽然于欢母亲的这些情况与案无直接关系，但与舆情相关。【点评】虽然在操作层面，《南方周末》“辱母者”一文还存在一些可提升的空间，如在触发舆情的关键细节上言词模糊、背景的遗漏和片面性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对公众产生了误导性。但一个无奈的现实是这种报道方式恰恰反映了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两个特性：一方面，速度已经超过了对完美的追求；另一方面各传播主体间具有纠错和信息净化功能。《南方周末》的文章刊发后，网友、法律专业人士、司法机关和专业媒体的信息相互印证、补充，从而一步步逼近真相。在网络环境下，舆论监督必须同舆论引导配合进行。本案就说明，专业的新闻媒体起到了重要作用。4.艾滋病疫苗误读及夸大的科学报道【事件】8月9日，《北京日报》在“新知周刊·科技”版头条刊发了题为“艾滋病疫苗真的来了？”的报道，称根据强生公司7月24日宣布的全球首次HIV疫苗人体临床试验结果，“志愿者对HIV疫苗耐受性良好，并且100%产生了对抗HIV的抗体。单次暴露于艾滋病病毒下感染风险减少了94%。”这一“医学上的重大突破”立即在网络上引发各路媒体转发。但8月10日，澎湃新闻刊发更正文章《艾滋病疫苗真的已经来了？这是一场媒体的误导和公众的误读》，文章通过采访有关专家和查阅文献后指出，做出“艾滋病疫苗真的要来了”的判断还为时过早。首先，将疫苗“100%产生抗体”解读为能“有效预防”是不够严谨的，因为只要是疫苗，进入人体就产生抗体，有抗体不等于能预防；“单次暴露于艾滋病病毒下感染风险减少了94%”的数据不是人体临床试验，是4年前猴子身上的试验结果，在人身上的结果还未知。【点评】据网友揭露，艾滋病疫苗的信息其实是强生发的公关稿，先在自媒体流传，后来竟被党媒转发，才引起轰动的。媒体的科学报道应少些哗众取宠，多些严谨务实；少宣传“神话”，多采访专业人士，很多时候核实并不是最难的，难在媒体是否愿意放弃一键转发即可轻松到手的高流量，借此噱头博眼球。值得赞赏的是澎湃新闻的表现，他们也转发了艾滋病疫苗的报道，但第二天不但发布更正报道，而且在微信新闻标题就表示道歉《对不起，我们打脸了！关于艾滋病疫苗的误读，今天必须说清》，并且在报道最后提出：尊重科学，永怀敬畏！这，是新闻与科学和谐相处的最佳办法。5.马顺龙案暴露出来的记者站权力寻租问题【事件】10月29日，财新网刊发《特稿 | 一个省报记者站站长的亿元传奇》，报道了《甘肃日报》武威记者站站长马顺龙贪腐案。据报道，马顺龙驻武威记者站达33年之久，2012年到达退休年龄还继续以《甘肃日报》驻武威记者的名义发稿，直到2017年4月被甘肃省纪委带走接受调查。马顺龙被查出资产近亿元，其中家中搜出现金1800多万元。有关部门确认马顺龙的主要问题有三：其一，插手武威的人事安排；第二，长期违规开办个人实体公司，其经济活动得到了武威地方主要领导的纵容，其回报就是操纵舆情；第三，大搞有偿新闻。目前，马顺龙案已由甘肃省纪委移交甘肃省检察院。据财新记者调查，马顺龙在当地能长期驻站，与记者站生态和党报营收模式分不开。1990年代中期，《甘肃日报》即已开始刊登软文，地方政府出面的形象软文大多是专刊整版。所谓软文，即以地方政府或企业的形象宣传为面目刊登在媒体上的文章，它是广告的变种，常常以“地方之窗”等名目现身。这类文章，往往都需要地方政府或部门给媒体支付几万、十几万的“赞助费”，业内俗称软文。 “马顺龙一直是软文和广告大户，他利用报社的资源为自己谋私利。他肯定也会给报社上交一些，所以报社才会容忍他这么多年。”【点评】财新网的报道指出，在上级要求下，《甘肃日报》等党媒去年已经全部停止刊登软文。但是，由此案暴露的一些媒体利用记者站进行权力寻租的问题，却不容忽视。记者站是报社从事采访、通联等采编业务的派出机构，它不具备法人资格，也就是说不具备经营的权利。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有一些报刊社的记者站成了其“发行站”、“广告中转站”，甚至记者站人员为了经济利益触犯法律锒铛入狱的事近些年也频频发生。为了进一步规范记者站管理，2016年11月12日出台的《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新闻单位应当确保驻地方机构正常开展工作所需经费，不得向驻地方机构及其人员下达经营创收指标、摊派经营任务、收取管理费等。驻地方机构及其人员不得从事广告、出版物发行、开办经营实体等与新闻采编业务无关的活动。6.江歌案中机构媒体与自媒体的舆论生态【事件】2016年11月3日，青岛女留学生江歌在日本租住的公寓门前被杀害。凶手是室友刘鑫的前男友，凶案发生前，刘鑫先江歌一步进门，而江歌在门口被杀害。此案于2017年12月11日在日本开庭。但在2017年11月，这一发生在异国的刑事案件因为遇害者江歌妈妈和涉事人刘鑫的出镜，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并逐步演变为一场针对涉事人刘鑫的网络暴力。11月10日，知名记者、评论员王志安担任制片人和主持的新京报视频人物专访栏目《局面》开始以#东京女留学生遇害案#为题，三天内推送了25条对江歌母亲及刘鑫的专访短视频。王志安在题为《多余的话》的博文中解释制作这期节目的初衷是“努力聚焦一场悲剧后次生伤害形成的过程，探究这背后的成因。”剪辑节目的原则是“避免节目的播出，给本就有着极大不信任的双方，制造额外的伤害”。但现实却“事与愿违”，有关“江歌案”的话题迅速发酵，在关键事实尚未厘清的情况下，诸多自媒体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场对刘鑫的道德审判。【点评】出自传统媒体人之手的《局面》，还是秉承了新闻报道的平衡、客观、中立原则，不仅有江歌妈妈的控诉，还有当事另一方刘鑫的充分回应、解释。但当这些信息出现在网上时，舆论并未如期往更客观的方向发展，而是被某些自媒体渲染的道德批判所鼓动，成为一场对刘鑫不勇敢的集体道德谴责。有分析指出，这些账号（自媒体公众号）背后都是精明人。他们知道，骂刘鑫是一件流量巨大又无比安全和正确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凡是对这些账号提出质疑的，大多会在评论区被愤怒的民众批评）。网民的感情被一些精明人转化成了注意力经济中的一环。在有些文章中，这种转化是以牺牲事实、鼓吹暴力为代价的，说是人血馒头并不为过。相较而言，在事实未清楚的前提下，传统媒体的评论可圈可点，大多理性且具有反思性，如新京报的《江歌案：杀气腾腾的咪蒙制造了网络暴力的新高潮》、澎湃新闻的《被围观的刘鑫和江母，被遗忘的陈世峰》、南方都市报的《江歌之死：舆论介入宜保持冷静与克制》、中国新闻周刊的《当“江歌遇害案”变成“江歌刘鑫案”》，但它们并未能扭转舆论。正如学者方可成所言，传统精英媒体不再牢牢掌握议程的设置和把关权，这一方面让参与和表达变得更加民主，另一方面也让民意、注意力成为被利用、被“变现”的资源，让公共讨论面临着更多的威胁。但对媒体在审判前的大量报道也有批评意见，按照国际司法的基本原则，在庭审之前，媒体不宜对案件多加披露和评论，以免造成不正常的舆论氛围，影响司法公正。刘鑫是“江歌案”唯一的在场证人，在案件没有审结以前她不说话合理合法。反之，她在庭审前的言论将影响案件舆论，不利于庭审，也使得事件焦点措置。7.女主播车祸现场微笑自拍【事件】11月１５日上午，安徽阜阳“滁新高速”突发连环重大交通事故，累计造成１８人死亡，７５辆车受损。然而，就在这样的车祸现场，安徽阜阳颍上交通音乐广播女主播凌某某在受损车辆前，微笑并比V型手势拍照。凌某某的自拍照片在网络流传后，引发网友批评。11月16日，@颍上交通音乐广播发布处理决定，表示因凌某某在交通事故现场“行为举止不当，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对凌某某进行解聘，频道负责人停职检查，并向公众表达歉意。【点评】人有殇，不歌于侧。在灾难事故现场，任何一种欢喜都是不恰当的，即便不表现为悲伤，也应举止肃穆，体现对生命起码的尊重。秀自拍已经成为社交媒体时代年轻人的生存方式。新闻记者由于职业的原因，有更多机会接近重大新闻事件现场，但是记者不是路人、不是观众，报道事实、探查真相才是记者的使命，因此，不仅是灾难场合秀自拍不合适，即便采访“两会”、明星等，也不宜自拍炫耀。8.齐鲁晚报记者公器私用【事件】12月5日，@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官方微博发布题为《医疗技术被质疑，护士猛踹老太太》的报道，并附带视频，称12月4日聊城市人民医院儿科一位年轻护士上演“全武行”，因不满患者家属对其医技的质疑，对家属进行打骂。监控视频显示，她还脚踹患者家属中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齐鲁晚报旗下新闻客户端“齐鲁壹点”也以相同口径对这起医疗纠纷进行了更详细的文字报道。这一新闻发布后即引发关注，但不少网友对视频内容提出质疑，认为有明显拼接痕迹。12月6日，聊城市人民医院宣传科的赵科长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该报道严重失实。患儿父亲是齐鲁晚报地方版今日聊城的副主编张跃峰。事后，该患儿家属仍继续在病房闹，还称：“我们家是记者，你等着瞧，把人叫来有你好吃的”。4日上午事件发生后，医院已经组织该护士和护士长向患儿家属道歉，但是张跃峰仍要求开除涉事的护士。院方未答应其要求，5号就出现了这个报道。12月6日晚，齐鲁晚报发声明表示，相关报道没有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当事人张跃峰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存在违犯新闻纪律、有悖职业操守的问题，经研究对其解聘，对其主管领导予以降级。【点评】公器私用，歪曲事实，带偏舆论。这位前媒体人的行为让整个媒体行业为之蒙羞。《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2009年修订版）指出：（媒体）不得“利用新闻报道发泄私愤”。在处理涉及本媒体（记者）的矛盾、纠纷等冲突问题时，应秉持回避原则，无论是否被冤枉，都不应利用本媒体喊冤叫屈。9.媒体发布极限高空挑战者坠楼视频【事件】11月3日，极限高空挑战者吴永宁在一次攀爬中不幸高空坠亡。12月10日，北京青年报在其官方微博以《#高空挑战第一人失手坠楼#视频曝光》为题发布了死者坠亡前的最后影像，这段视频记录了吴永宁生命最后的攀爬情景，也包括他的坠落瞬间。视频发布后，吴永宁女友就在微博上表示，媒体利用吴家人的善良拿到视频，未经同意发出来，要求撤下视频。很快，北京青年报撤下这段视频，并于12月11日在“深一度”微信公众号发表对吴永宁家属的致歉信，讲述了视频取得的经过和发布缘由。北青报表示，记者在吴永宁家中经其父母同意查阅了吴永宁的手机，并在其中看到了他生命最后的影像。“随后，吴永宁的父亲陪同记者一起对视频进行翻拍，过程中，吴永宁父亲一直在记者身边，未提出反对意见”。北青报表示，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说明真相，因为此前网上已有流传吴永宁坠楼瞬间的短视频，真假难辨，部分为谣传。其次，发布这段视频，是希望提醒极限运动爱好者做好保护措施，远离危险。【点评】毋庸置疑，媒体应该报道这起坠楼事件，这一悲剧可以提醒更多极限运动爱好者充分认识其中的风险，但报道方式却是值得商榷的。正如魏永征所言，不应以图像展示尸体等死亡场面，是国际传媒界的通行准则。美国联邦法院曾经多次驳回媒体和记者、作家们根据《信息自由法》要求政府部门提供涉及死者的资料，其中包括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相片、意外爆炸的《挑战者号》黑盒子录音带（录有遇难航天员最后的声音）、克林顿总统办公室法律顾问吞枪自杀的照片，等等，理由都是维护死者的尊严和家属的隐私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