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版面费

马克思的伦理观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一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马克思的著作浩繁，涉猎广泛，并且他对道德问题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混合在一起，使得研究者们常常只能通过只言片语来理解他的思想，难免“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二是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对道德伦理的看法发生过重大的变化，马克思之后的学者们常常就这些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展开争论，并产生了解释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不同方式。三是马克思的过早逝世，使得他思想的很多方面没有得到明确阐发。在道德理论方面，我们就更可以确定地说，他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像他之前的思想家（比如康德）那样构建的规范伦理学体系。这也给很多马克思的批判者落下了口实，指责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着先天的缺陷，难以解决实际的道德问题。那么，马克思的道德语系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从马克思已经呈现给我们的思想轨迹中能否探察出一种道德哲学的表达？归根结底，“马克思的伦理观是什么”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只有从确立马克思的伦理观出发来明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和方法，才不会脱离马克思的原著及其彰显的精神气质，不会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会形成片段式的、肢解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一为了确保我们准确找到合适的道路，在探寻马克思的伦理观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第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困难——所谓的“马克思道德悖论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在马克思之后的关于马克思道德理论研究的领域内，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理论困难：人们发现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一方面认为道德是意识形态应被摒弃，另一方面又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20世纪初期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三、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解释路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李大钊和瞿秋白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纵观马克思道德理论的阐释史，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以不同的形式阐述所谓的“马克思道德悖论”：以人的类本质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与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与道德被判定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阶级社会的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之间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者都需要面对的理论困难。想要正确认识继而解决这一理论困难，除了回到马克思那里，具体分析其有关道德问题的不同文本的情境，揭示其中的内在关联，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明确马克思的伦理观。只有当我们可以充分把握马克思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根本看法，对马克思的伦理观有了明确认识，我们才可以分析、解决或者批判这个所谓的“马克思的道德悖论”，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正名。实际上，这个理论难题只存在于现代道德哲学的解释框架之内。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观和方法论理解人之为人的生活方式和相互关系，在其中，原有的道德概念——“人道主义”“正义”“平等”“自由”等都需要重新定义和理解，所谓的“马克思的道德悖论”也将瓦解。第二，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理解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是有问题的。西方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做出了诸多阐释。比如，他们要求厘清功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们要求正面回答“无产阶级道德是不是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他们期望在马克思主义中探寻个人道德存在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必须面对并回答上述问题。但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的方式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是以分析的方法“重建”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有价值的方法，需要求助于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中，“分析”是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是被分析的对象。在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堆等待加工的材料，它有无伦理观都不重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分析哲学的方法重新加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使其具有“分析的精神”。但这种方式在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时表现出的片面性、肢解性和局部治疗，导致马克思道德理论核心精神的丧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多关注对马克思文本的精细分析，缺乏对整体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总体把握以及对马克思所表达的时代精神的深切共鸣，无法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整体气质。基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我们需要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里寻找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仍是有问题的。马克思的伦理观表达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同于其他伦理理论的独特性。须知，马克思的思想并非哲学史链条上紧密咬合的一环，而是改弦更张的变音。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创新性和革命性以区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完成的任务。对于马克思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作为新思想开启者的他。应该说，马克思哲学的出现，得益于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出现改变了历史，因为他所要做的并非是在观念的历史中加进紧密贴合的一环，而是要改变人们看待历史和观念的方式。因此，以黑格尔、康德、卢梭乃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来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并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合理路径，我们更应该关注马克思自己的伦理观，它有助于我们维护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尊严，而不是被人们当作粗俗的经济主义弃如敝屣。第三，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的框架内寻找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准则是不可行的。众所周知，道德哲学包括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两部分。在摩尔之前的伦理学传统主要以美德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为代表。大多数的规范伦理理论旨在发现隐藏在道德实践背后的一般道德原则，并以此来指导和规定人们的道德生活。但摩尔提出了元伦理学，试图打破规范伦理学的传统，对“善”“应当”“正当”等这样一些道德概念的意义作出科学分析，从价值中立的立场获得对伦理学的重新定位。摩尔之后的伦理学研究，在理论建构中基本上体现为如下情况：要么由于反对传统规范伦理学、倡导元伦理学而表现为一种形式主义；要么由于反对传统价值和历史主义，注重个体自由和自我创造而表现为一种相对主义和非历史主义。这样的特征表明，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各个流派大多已经摒弃了传统伦理学的绝对主义方法和曾经包含的合理的历史主义洞见，它们漠视道德传统的连续和承继，强调道德的创造性和更新性，否认道德普遍性，注重主观情感和愿望的表达，使道德理论体现为不同程度的主观化和相对化。这也同时表明，当代西方的道德研究主要表现在历史维度与人道维度的对立。而解决历史维度与人道维度的对立正是马克思伦理观的核心任务。因此，当代西方的伦理学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供诸多研究资源和素材，却不能构建马克思的伦理观。不仅如此，我们确立了马克思的伦理观，反过来会对当代伦理学理论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的伦理观作为马克思道德哲学的元理论，可以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观点纷争提供一种方法论。二基于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关于马克思伦理观的两条结论：首先，马克思伦理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性演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很多论题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都以萌芽的形态存在着，但马克思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论证道德问题的方式。马克思的伦理观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完全确立起来的，是真正表达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伦理观。其次，马克思的伦理观不是固化的。无论是以分析哲学的方式、德国古典哲学的方式、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还是当代西方伦理学的方式确立马克思的伦理观，都是以一种确定无疑的、固化的伦理原则为基础解释道德现象和伦理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固定的伦理原则。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理解和批判伦理道德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论，却从来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用来解释一切道德现象的抽象原则。在理解和吸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和中国社会实践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探寻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研究路向，不仅能够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关系，更能够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关系。一旦确立了马克思的伦理观，马克思伦理思想转变的性质、马克思道德理论中存在的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和意义都将得到合理的解答。（作者：曲红梅，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17JJD720002］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我国一些伦理学学者积极关注重大现实问题，使伦理学研究走进了现实生活，起到了引导社会风气、调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伦理学界面向现实生活的意愿相对还较弱，探讨现实问题的成果不够丰硕，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伦理学研究的发展，限制了伦理学学科规范和完善现实生活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反思伦理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对于正确把握伦理学学科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动力伦理学是一门对人类道德生活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的学科，进行伦理学研究首先需要思考一个前提性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伦理学研究？或者换句话说，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认知的动力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追求真理、渴望探索世界奥秘的自然天性，一种是寻求智慧、渴望解决生活问题的现实要求。与纯理论研究不同，伦理学研究既离不开求真的天性，又离不开向善的渴求。因为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不仅涉及纯粹理性的认知，还涉及实践理性的认知，尤其涉及借助意志使认知走向生活的实践活动。伦理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只是认识生活，更是改造生活。苏格拉底之所以“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孔子之所以通过“仁学”重新诠释礼乐制度，都是为了解决所处社会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应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是伦理学研究的根本推动力。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动力，意味着伦理学研究归根结底要从现实的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一般的理论出发。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才能找到自己的生长点，才能找准自己的发力方向。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使命。一旦远离现实生活，一味沉溺于道德推理和道德论证，伦理学研究就有可能沦为学术圈内的自娱自乐。因此，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来源于现实生活，伦理学的理论问题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远离现实生活、凭空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有可能像“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之类的神学问题一样毫无意义。对于我国伦理学界来说，从现实道德生活出发就是要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紧贴中国道德发展的脉搏，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道德概念、范畴、话语和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当代中国生活实际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应该从这个生活实际出发，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概念、范畴和话语，创造出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伦理学理论。2.现实生活是检验伦理学理论的重要标准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最终要走向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伦理学理论。从逻辑上看，一个理论是否为真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理论要与自身保持一致，即理论内部不会出现逻辑矛盾；另一个是理论要与现实保持一致，即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为逻辑矛盾可能源于论证不合理，这并不意味着结论必然错误；而与客观事实不符，意味着结论必然虚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伦理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具有多大程度的真理性，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现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生活。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伦理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是事实世界，伦理学的认识对象是价值世界。关于价值世界的认识，更多依靠它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效果进行检验。也就是说，诉诸现实生活检验道德理论的正确与否，是要将道德理论应用于现实的道德生活，看它能不能合理解释现实的道德现象，能不能切实解决现实的道德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以现实生活作为道德理论的检验标准，意味着我们的伦理学理论应该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道德问题。创新伦理学理论需要融通古今，需要借鉴中外各种伦理思想，比如以仁礼为基础的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以德性和共同体为根基的现代美德伦理思想等。在借鉴吸收各种伦理思想的时候，我们需要重视“现代化”转换和“本土化”转换问题。从古代社会生长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思想，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适应当代道德发展的需要。从西方土壤生长出来的现代积极伦理思想，只有经过批判借鉴，结合中国优秀文化基因进行重新创造，才能适应中国道德发展的需要。3.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理论的最终归宿道德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有些自然科学知识能够以纯粹的知识形态停留在头脑之中；道德知识必须走出头脑，从认知领域进入实践领域。伦理学研究成果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中，只是帮助我们澄清认识，那么它最多只能提供理想生活的知识图景，却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生活。相反，它们只有进入到现实生活中，只有现实地转化成我们的行为、德性、人格和生活，才能实现它们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说，伦理学研究不仅要告诉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更要现实地指导我们成为有德性的人，过幸福美好的生活。伦理学理论可以从两个层面回归现实生活，一个层面是进入个人生活。社会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行为由一个一个的人完成。理论要回归现实生活，首先就要进入个人生活。理论进入个人生活，需要经过“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两个过程。“由外而内”是指将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德性，这个过程包含知情意的统一，即理性的道德认知、情感的道德认同和意志的道德认定这三者的统一。“由内而外”是指将内在的道德德性外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即道德德性在理性和意志的协助下，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中激发出具体的道德行为。当前中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进入个人的现实生活，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德性，外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这个层面的回归要求伦理学必须研究德性的养成规律和德行的发展规律。另一个层面是进入社会生活。任何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不同的个人通过各种关系联结为一个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汇聚而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包括成文的、显性的制度和不成文的、隐性的制度，都对社会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和制约作用。伦理学理论要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就必须进入到社会制度层面。理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入社会制度：一是“制度的道德化”，即根据特定的道德标准规范现实的社会制度，使制度本身更具伦理性，使制度的社会后果更合乎道德；一是“道德的制度化”，即将特定的道德要求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使规范现实化，从而起到更有力的约束作用。只有将道德观念与我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结合起来，道德理论才能真正进入社会生活。面向现实生活，并不是不要理论研究，而是要把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研究现实离不开理论，没有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作支撑，现实研究就无法进行，或者只能浅尝辄止。反过来说，理论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必须回归生活，必须为现实的生活问题提供理论的解决方案。只要现实不要理论，会走向粗糙的经验主义；只要理论不要现实，会陷入空幻的理想主义。从道德生活上升到道德理论，将道德理论应用于道德生活，形成道德理论与道德生活的良性互动，才是二者关系的理想状态。（作者：李志祥，系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作者：李建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伦理是一个结构性、实体性存在，是观念、关系、制度、心理等多因素的集合体，政治伦理学就是以政治伦理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政治伦理关系、政治伦理制度、政治伦理主体、政治伦理理念、政治伦理实践等问题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对新时代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域做一种开放性理解，具体分为四个层面，以期达到对政治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聚焦”。一、 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在黑格尔哲学中，伦理是一个整体性、实体性概念，既体现了客观存在的自在自由性，又体现了“必然性的圆圈”，往往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秩序及法则，这种伦理秩序是用于治理社会生活的持久的东西和力量构成的，所以，各个民族都把伦理法则视为永恒的正义，而体现国家现实性的政治伦理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高位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统摄力量。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伦理问题是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诸如经济、文化、法律）中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而转变成为政治性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自身解决的能力而需要借助伦理资源，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资源分配正义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我们把这一类问题总称为“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是侧重于“从政治伦理看社会”的产物，并且它们往往与社会问题解决的整体性、复杂性、梯度性有关。我们把所有社会问题中带有政治伦理性质的问题纳入政治伦理学研究的视野，不但拓宽了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由此显示了政治伦理学与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区别，因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政治学偏重政治权力的构架与运行，而政治哲学偏重政治的价值理念而已。二、 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所谓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基于政治与伦理的同构或依存所产生的伦理问题，诸如自由民主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协商问题、公民参与问题、政治妥协问题等。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看政治”的产物，其衍化逻辑是伦理对政治的规导。自古以来，无论东方和西方，政治生活总是离不开伦理的视野。在古希腊，政治被人们赋予了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实现最高价值的生活方式。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依据自然秩序而形成的，实现正义是城邦的内生诉求。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城邦是人类为了获得优良生活而自然演化的产物，趋向城邦生活是人的本质使然。正是在城邦中，人们得以与动物区别开来，并通过遵纪守法而避免堕落。对于个人而言，公民是引以为傲的身份，唯有通过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至善。政治的伦理特质在中国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阐发。孔子就提出“政者，正也”的命题，政治天然具有追求“仁”的伦理向度，而且从政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为政以德”成为我国传统政治的核心话语。实行伦理道德的统治、建立伦理型的国家成为王者的必要前提，或者说，作为国家政治理想的王道本身就被赋予了积极的伦理道德价值。不难看出，经典的政治从来都与伦理如影随形。伦理的政治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政治伦理应当成为国家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三、 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如果说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源于政治对伦理的需求与依赖，那么，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则是源于政治伦理本身的价值矛盾与冲突带来的问题，如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问题、政治品质与政治行为问题、政治忠诚与政治背叛问题、政治承诺与政治失信问题等，这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价值冲突看政治伦理”的产物。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政治本身是有伦理价值的，并且个人也只有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才能完善其本质。尽管现代西方政治实践有宗教和市民社会的伦理关怀来弥补伦理资源供给不足，但政治也不应该借此堕落成为一种纯粹的统治术，而应该主动担负起政治的道德责任。伦理道德价值本身虽然有“基本善”的统一要求，但也有层次上的差异和由“境遇”不同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伦理上的价值冲突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善与恶冲突，这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二是善与善的冲突，也就是大善与小善的冲突，这往往会出现伦理上的“二难选择”，一般会选择大善而舍弃小善，如有外敌入侵时，好男儿会选择尽忠报国而不是在家做孝子；三是恶与恶的冲突，涉及大恶与小恶之择，这往往是法律上考虑的事情。政治生活同样面临多种伦理价值的选择，由此产生复杂的伦理问题，如关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按照“马基雅维利思维”，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就是因为这只“肮脏的手”可能使目的价值丧失，所以从政治的伦理价值上，政治手段也应该是正当的，才能保证政治目的价值的实现，并且许多政治之恶就是手段的卑鄙所造成的。政治伦理学不能回避这些复杂的伦理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时的技术化处理途径。四、 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任何政治活动都是人的活动，都由人这个主体承载，都是人的合目的性的结果，政治主体伦理问题是不可忽略的。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治人”的伦理问题，如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问题、政治人的人格问题、政治人的道德评价问题等；二是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伦理问题，如政党伦理、政府伦理、公务员伦理等。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人怎样看自己的政治本性”的产物。“政治人”假设最早是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其通常表达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假设内涵丰富，深刻揭示了人是具有合群性的社会动物、人是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动物、人是有合作精神的动物等思想。连马克思也认同，称这命题“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特征”，“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人假设的理论意义在于，人的社会本质性决定了他的政治性，只要是社会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政治人，但不一定必然成为政治人，前提是要有好的德性，这就为政治主体伦理提供了逻辑前提。因为从“社会动物”到“政治人”必须有一个伦理的蜕变过程。社会动物也是动物，其自身会带有自私、贪婪、暴力、残忍等劣根性，而这不是政治文明所许，更不是政治伦理所为。这就又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人”人性假设问题，因人性假设不同，其政治理想设计、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权力运作等也会不同，如基于人性恶的政治人会执行强法制治理模式，而基于人性善的政治人会执行温和的德治主义模式。同时，对政治人的道德评价也只有以政治伦理作为基本评价标准，如果以一般性市民道德或其他职业道德去评价，会造成道德评价的失准、失真、失效。《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1日 15版）

百年系庆系列讲座讲座主题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时代境遇主讲人杨义芹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主持人杨明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时间2020年10月14日 19:00—21:00地点腾讯会议会议ID：764151278作者简介杨义芹，博士，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暨《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在C刊发表文章五十余篇，承担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开启了新的篇章。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我们将面临新的生活语境，迎接新的机遇，也不得不面对新的问题、接受新的挑战。在新时代，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道德生活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到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格局的变化，都让伦理话语体系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我们如何满足新的伦理诉求、如何让伦理话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如何为人类的道德生活贡献中国智慧，是新时代伦理学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也成为每一位伦理学者的历史使命。李建华、周谨平、袁超撰写的《当代中国伦理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新时代伦理需求的积极回应，展示了新时代伦理的新理念、新原则、新规范、新领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有益探索。首先，该书着眼于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和伦理精神的时代表达与时代发展，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底色。在经济全球化的助推下，文化的交汇、碰撞已成常态。异质文化的频繁交往既为文化整合敞开了大门，也加剧了文化的冲突。一方面，文化的平整化趋势对民族文化的维系和传承施加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植根于不同土壤的文化理念在全球化浪潮中正面交锋的几率急剧上升，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全球化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得不应对更深层次的共同问题、共同威胁，或者共同机遇。异质文化曾一度有着自己清晰的地域边界，而全球化则从根本上打破了文化的空间限制，让文化空间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就意味着，不同文化共处同一语境的现象成为常态。伦理冲突则是文化冲突的集中体现。面对多元文化的时代，打牢伦理价值基础、构建文明健康的道德生活，是避免走向道德相对主义、防止不良伦理文化侵蚀的必然选择。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已被充分说明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选择。这就决定了新时代的伦理建构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高峰、新成果。《当代中国伦理学》牢牢把握了社会主义道德方向，系统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基本原则的提炼到伦理秩序的构筑，再到伦理目标的设立、道德规范的整合，无不彰显了社会主义伦理本质，将“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论之基、活水之源。其次，该书立足民族伦理传统，注重民族伦理文化与伦理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作为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我国积累了厚重的传统伦理文化。任何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与社会特质，这就决定了引导中华文明道德生活的理念必须源于民族自己的道德体验和智慧。外来的理论与思想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可以为我们所参考和借鉴，但并不能为解决中国伦理问题提供完备的答案。民族独有的伦理文化与伦理精神是民族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新的时代已然散发出夺目的光彩。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既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峻挑战，也是对民族伦理道德的重大检验。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手足无措、疫情失控相比，我国疫情防范及时有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国家治理上升到了新的台阶，另一方面则与中华民族“重义轻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家国情怀密不可分。对此，该书有着深刻的洞见，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源流予以了细致的梳理，提出当代中国伦理学虽然需要西方伦理理论的参照，但本质上源自民族道德生活以及所积淀的民族伦理文化与伦理精神。最后，该书直面国家与社会现实，表现出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时代担当。学术研究必须对接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新时代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伦理学发展的重要牵引力量。迈向新时代的进程中，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都呈现新的态势，也产生了新的伦理期待、新的伦理问题。《当代中国伦理学》没有寓于理论的象牙塔，而是展现了解决问题的担当与勇气。该书系统建构了涵盖新时代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的体系框架，旨在为各领域的道德建设提供完备方案。网络技术的急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虚拟世界已不再与现实世界截然分开，两者的联结日益密切。网络通讯、网络支付、网络办公等功能的实现与强化使网络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网络隐私泄露、网络诈骗、网络信息失真等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导致了切实的损失与伤害。该书从道德原则、规范、机制等层面对网络伦理问题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兼顾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成为该书的显著特点。这也让《当代中国伦理学》一书散发出时代的生命力，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诚然，新时代是面向未来的时代，历史浪潮奔涌向前、未曾有一刻停息。随着时代前行的脚步，我们注定会面对新的历史境遇、产生新的伦理话语，这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伦理学必然是开放和动态的体系。《当代中国伦理学》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有助于我们迎接新的道德生活。（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张霄

本文导语：教育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在我国，教育伦理思想有深厚的渊源，而对于教育伦理的专门研究则起步较晚。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教育伦理研究是从80年代伴随着职业道德教育的广泛开展而起步的十多年来，在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国外教育伦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伦理(Ecational Ethics)已成为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成为道德科学的应用学科之一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关于教育伦理学及其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外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道德教育的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B.诺曼妮(B.Normann)和G.科蒙尔(G.Colmore)合著《教育伦理学》一书。该书并没有明确指出教育伦理学是什么，但从其内容来看主要讨论的是道德教育问题，旨在建立一种道德教育哲学。该书依次讨论了什么是儿童、胎儿的环境、早期家庭环境性格与气质、性别训练、宗教信仰、理想的学校、学校指导等问题，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人格发展主题上我国学者丘景尼在他的《教育伦理学》一书中说，教育伦理学“其着重之点。不在道德本质之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养成”。他认为，教育伦理学和道德教育“二者之涵义，大体相同”,其区别只在于“教育伦理学所讨论的，大半属于原理的问题，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则大部分为实际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教育伦理学就是道德教育的原理。由于这一观点的研究视角与教育科学中的德育原理基本相同，因此不论国内还是国外持教育伦理学是以道德教育为研究对象观点的人并不很多。但是，一般对教育伦理学知之不多者皆认为，教育伦理学就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第二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教师职业道德的科学。传统的教育伦理认为，应当研究教育这种职业劳动中的道德原则、关系和规范，围绕着教师的职业道德把教育伦理构建成或划归为职业伦理学的研究范畴，使之成为职业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展开其研究工作的。例如，美国关于教师形象和优良教师的研究，日本的“现代教师形象”研究，前苏联学者B.H.契尔那葛卓娃等著作的《教师道德》，我国王正平主编的《教育伦理学》,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等，都属于这一类。其中，王正平主编的《教育伦理学》即认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职业劳动领域内道德意识、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的科学。它是研究教师职业道德的学问。”八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同样也强调：“教育伦理学是以包括教师道德意识现象、教师道德规范现象和教师道德活动现象在内的整个教师道德现象为其研究对象的。虽然各家表述略有差异，但其侧重点都在教师职业道德上，可以通称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把教育伦理学视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这一观点，已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其主要的意见认为，这种观点远远包容不了教育领域所涉及的职业道德问题和职业主体，因为作为教育作者的，不仅仅只是教师，还包括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育科学工作者。更为重要的是，把教育伦理学视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束缚了教育伦理学的发展。因为除了职业伦理外，教育领域涉及的伦理问题还很多，教师职业道德问题虽然也属于教育伦理学的范畴(教师职业道德学可视为教育伦理学的分支),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不能只局限于教师职业道德，它应该从伦理的视角关注教育的各种矛盾和变化，思考和评判教育的方方面面，应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有所作为。第三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教育领域善恶矛盾的科学。这种观点认为，善恶矛盾在教育领域普遍存在，在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教育一刻也没有摆脱过善恶矛盾，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然有。教育的各个方面，谁也摆脱不了善恶矛盾的纠缠；与教育有关系的各种人也有善恶之别。正是由于这种善恶矛盾的普遍性，才使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具有客观必然性。正是这些客观存在于教育领域的善恶矛盾，便构成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这种观点认为，教育伦理学就是教育善恶之学。把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教育的善恶矛盾，有其合理性。因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除了从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美学等角度进行审视以外，还应该从伦理的角度去观察、认识和评价教育。但是，由于教育的重要目的是教人为善，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往往都是把教育与道德视为一体，而很少有人去；追究教育本身的善恶问题.然而，在时有发生的违反教育根本宗旨的教育活动中的恶的因素却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例如，教育中的种族歧视问题，男女教育平等问题，“贵族学校”与“希望工程”的强烈反差中暴露出来的公民的教育权利平等问题。教育中学生的权利问题，非科学非人道的教育方式问题，应试教育中的分数主义问题，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功利主义教育泛滥的问题，教育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假集体主义的危害问题，教师的正当权益缺乏保障的问题，乃至家庭教育中的种种问题，都向教育本身提出了是否合乎道德的诘问：教人为善的教育就是善的吗？这些教育中的恶的因索不论国内国外都客观存在着。要观察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美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以外。还必须确立教育的伦理视角。上至教育法规、制度，下至具体教学工作的内容、方法、形式、过程.评价以及教育活动中的人际交往，可以说，一切与教育有关的人和事，教育活动中的一切人和事，都包括在教育伦理学的视界之内，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善恶的视角进行伦理的审视。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或社会公德，教育伦理学既要为-切与教育相关的人立教育道德，又要为教育自身立道德之法。对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要涉及不同的研究领域。在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形成气候的状况下，轻率地否定任何一种观点都不利于教育伦理学研究的发展。不同的研究角度，有利于丰高和繁荣教育伦理学的研究领域。目前，可以从广义(宏观)和狭义(微观)的两种角度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定，从而确定教育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作者评语：小编认为教育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以及整个社会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涉及个人的需要和理想，而且涉及社会进步和理想社会的塑造及实现，如怎样确立教育在社会生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由百家号：小珊珊论教育原创；转载请注明百家号，原创作品，盗版必究

如何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对于考研的同学来说，决定不了最后的考研成果，但是对于考研学子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因此我们有必要来了解关于学术论文方面的事情为什么说学术论文日益重要呢，因为考研中复试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复试当中如果同等条件下，作为一个本科生曾经发表过学术论文，那么自然就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更有优势如果同学们打算在考研复试之前发表一篇论文，最好要提前解决，越早越好，至少要提前半年以上开始准备。因为发表论文的刊物都是有“档期”的不是审核通过后立刻就可以发表的。那么，如何才能快速写好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呢？首先，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要想写好一篇学术论文，选题是关键。尽量不要选取一些热门领域的热门选题，因为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很多，很难有创新。在考研复习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进行深入研究。因此，你如果想选择一个比较新颖的题目，一定要在学科的交叉领域，或者边缘学科领域选题。比如，研究生物学技术的伦理学问题，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食品安全问题，从3G通信技术布局看资本对于自主创新的影响，等等。总之，选题跨度定要大，最好横跨理工、经管和文科专业。这样的选题是比较具有创新性的选题，被发表的可能性也较大选题确定后就开始写论文。对于忙于考研复习的本科生来说，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时间、精力上都是不允许的。那么，一定要参考优秀论文的写作框架和表达方式，按照优秀论文的文章结构和逻辑流程来写。因为，整个论文的结构和框架设计好了之后，一篇论文的主要工作也就完成了一大半。其次，将要研究的领域内所有能在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找到的论文都下载下来，先浏览一遍，挑出10篇左右最权威的文章。如果自己挑不出来可以参考这个领域内的最权威文章或者文献综述类的论文，这些论文的参考文献就是要找的关键论文。把这些关键论文浏览一遍，琢磨其构成，综合自己的框架结构仿写。但要注意，一定不要大段抄袭别人的论文，无论是立已的观点表达清楚。论文不要太长，3000-4500字即可。最后，论文写完之后就是联系杂志社发表。作为一个本科生，要想在国内流期刊上发表论文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为了确保论文可以发表，最好能够跟有名气的导师合作，把他的名字放在第一位，你的名字放在后面。学术期刊一般比较重视著名专家发来的文章，因此你的发表可能性就会大很多。时，发表论文还需要缴纳相应的版面费，如果想发表论文，需准备500-2000元不等的版面费。

红网时刻9月13日讯（通讯员 李洪雄）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最新《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及集刊（2017—2018）目录》公布，吉首大学主管和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社科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跻身其中。《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1980年创刊以来，一直以服务学校、服务地方为宗旨，以质量为本，以特色强刊，开放办刊，刊发表了大量的优秀社科理论成果和服务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应用性成果，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和社会效益。作为湖南省边远地区唯一的CSSCI来源期刊，也是武陵山片区内唯一的CSSCI来源期刊，《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将砥砺奋进，谱写新的发展篇章。以大投入搭学术平台科研强校是高等院校发展的重要举措。为了将学报打造成湘西乃至武陵山片区的学术名片，扩大学校的学术影响力，促进学术繁荣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策划下，学校将学报核心期刊建设发展列入了《吉首大学2011-2020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成为了学校“十二五”期间重点支持、优先发展建设的项目。为了全力督促学报期刊质量建设，学校领导多次专门听取学报期刊工作汇报，并就具体实施工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给学报工作以最大的理解、鼓励和支持，并在学报发展的过程中给予最有力的保障。学校高度重视学报编辑队伍建设，配备了高职称、高学历的编辑队伍。专职主编、责任编辑共4人，其中3人具有博士（后）学历或者博士在读，3人具备相关专业的正高或副高职称。学校保证充足的办刊经费，2009年，学校下拨经费为58.0万元，2010年以后，学校每年为学报拨付专门的期刊质量建设经费，用于期刊质量建设工作。这样，学校在办刊经费投入上，2010—2011年度经费增加至69.5万元；2012年以后年度经费增至89.8万元；2017年学校已计划投入100万元。充足的经费让学报不仅可以不收取作者任何形式的版面费、发表费，还可以为每一位作者和审稿人发放符合甚至高于国家版权标准的稿酬和审稿劳酬。学校真正从人财物等方面全方位、最大限度地满足学报的需要，保障学报的发展。在学校空前的支持和重视下，学报编辑部拥有了极大的办刊自主权，这为学报的内涵建设和遴选进入更多的核心期刊行列提供了保障。以高质量树学术特色足够的办刊自主权意味着学校师生对学报发展深深的期待。学报编辑部立足学校实际，学习校外期刊管理经验，在稿源建设、栏目策划，质量管理等方面制定了详细实用的举措来切实提升学报学术质量。为了办好学报，学校要求学报不必拘泥于本校之内，对本校研究者稿件占有比例不作任何规定，学报不必照顾校内教职工所谓的“职称稿”“结题稿”，可以敞开门户，组织引进全国范围内优质稿源。与此同时，校领导带头并要求二级机构领导和老师们不给学报“添麻烦”；不派送“关系稿”“人情稿”，一切以学术质量作为唯一用稿标准。这就使学报从众多的传统观念和规则中摆脱了束缚，赢得了提升和发展的空间。在稿源建设上，编辑部不断加大约稿力度，用真诚的情感和自身的实力，约请了中国社科院李德顺、吴元迈、杨义，北京大学晏智杰，清华大学卢风，中南大学长江学者李建华，南京师大高兆明，厦门大学杨春时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专家为学报撰稿；每一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结束后，编辑部会及时地和本校项目主持人和青年博士进行沟通，“截留”他们手中的优质成果；编辑部还与本校优势特色重点学科保持长期合作，依托学科建设特色栏目，从而也保证了期刊栏目依托学科建设而彰显出来的特色。学报依据学校学科、区位优势，着力建设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沈从文研究”“土司文化研究”“湘鄂渝黔边区研究”等优势特色栏目。学报编辑部有意识地策划栏目，设立专门选题，让学报登选更加具有价值和意义的论文。编辑部紧跟学术前沿，关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注学术时势和新的学术生长点，策划具有探索性、前瞻性的选题，积极参与到一些热点、焦点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中。2010—2016年，学报先后组织过“中国梦”“城镇化建设”“大数据”“网络治理”“供应侧改革”“德性伦理”“中国道路”“地域文化”“文化遗产”等专题或专栏，其中被引频次10次以上的就有20多篇，15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国内重要的文摘期刊转载，产生了较大较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在质量管理方面，学报编辑部一方面“提质减量”，提高稿件质量，减少学报发文总量；另一方面，学报建立健全审稿制度，严把稿件审核关。2008年，学报入选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后，载文量有所增加；但随后编辑部认识到要提高质量和刊物影响，必须调整办刊方针，走精品期刊路线。2013年，刊物每期从11印张176版压缩调整至8印张128版，年发文量进一步减少，文章的引用和转载却提升非常明显。在稿件审核上，学报编辑部开始直接采用2名以上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用制度堵截“请托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审稿的公平、公正，从而优化了稿件的学术质量。在审稿流程上，编辑部遵循公平、正确、明晰的原则建立严格的稿件评审流程，实施责编初审、专家评审、副主编复审、主编会议终审审定的“三审一定”程序。各程序赋予编辑和审稿人享有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的责任及义务，在终审会上，要求初审意见公开、专家评审意见公开、退修意见公开，复审意见公开，保证了学术出版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以影响力促学术发展编辑部长期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理念，积极开展对外传播交流活动。编辑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等高端学术媒体定期发布期刊论文题录，宣传和推介学报成果。同时，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齐鲁学刊》《甘肃社会科学》等期刊的同行交流办刊经验，研讨提高刊物编辑出版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的对策。经过多年的建设，学报成为了武陵山片区乃至湖南省的一张学术名片。学报前后多次被评为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全国民族地区名刊、全国民族地区十佳期刊，湖南省优秀高校学报、省资助优秀理论期刊、湖南省“双十佳”期刊，并相继入选了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学报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先后创建了“沈从文研究”“民族学研究”“武陵山片区研究”“社会治理研究”“生态环保论坛”等品牌和特色栏目，其中“民族学研究”栏目两次获评全国民族地区期刊“名栏”称号，“沈从文研究”栏目两次获评全国高校社科期刊优秀栏目。在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49期全国重要社科类期刊主编岗位培训班的大会发言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李宗刚教授称赞《吉首大学学报》是学报界的黑马，是高校学报中的优秀代表；在班级分组交流中，著名学术期刊《文史哲》副主编刘京希教授对《吉首大学学报》赞誉有加，认为《吉首大学学报》能够在异常激烈的期刊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确实非常不容易，难能可贵。学校十分重视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且成果颇丰，为学报质量和学术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10—2016年，学校累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1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总数保持在湖南省高校前3名。近5年，学报校内作者发文92篇，全部为省部级以上基金项目论文，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占80%。2009年以前，学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刊载率最高只有14.2%，之后逐年增加；2010—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刊载率分别占比18.6%、23.0%、37.2%、45.1%、63.8%、80.9%、89.4%。2010—2016年，学报共刊发具有正高职称作者的论文351篇，其中累计有196篇博士生导师论文。刊物曾创下单期刊发17篇博导论文的记录。在肖宏等所著的《从文献大数据看近十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状况（2006—2015）》(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1期)一文中，所统计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和历史学6个学科的核心作者（TOP10）共计58人，其中在我刊发表过论文的作者就有陈柳钦、李长健、冯晓青、张玉能、王海明、王日根、陈其泰7人。伴随刊物质量的迅速提升，学报学术影响力迅速提高，学报精心打造的特色专栏在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乐山师范学院作者杨兴玉发表在《齐鲁学刊》的论文《灾疫伦理视域中的气候伦理刍议》，引用学报“伦理学研究”和“生态环保论坛”专栏文献8条；云南师范大学作者崔昆明、崔海洋发表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论文《近三年来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综述》，引用学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专栏文献12条；江苏师范大学作者杨安华发表在《甘肃社会科学》的论文《连片特困地区公共安全协同治理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引用学报“社会治理研究”和“武陵山片区研究”专栏文献8条。万方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显示，学报影响因子由2010年的0.209增加到2016年的0.987，总被引频次由2010年的388篇次增加到2016年的1679篇次。2016年影响因子居全国623种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第48位。期刊以较高的学术质量，赢得了越来越多机构的认可，被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诸多高校纳入其科研成果评价的“来源刊”目录。学报以武陵山区民族历史文化、民族经济、民族资源综合开发为研究对象的专门选题，不仅直接为农民脱贫致富献计献策，而且还带动了区域内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的蓬勃兴起，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学校社科研究专家在学报发布的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了《湘西自治州“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研究》《凤凰县“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泸溪县旅游“十三五”发展规划》《重庆秀山参与武陵山联动发展研究》《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连续发布了3部《连片特困区蓝皮书：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承担了“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课题研究”，助推老司城顺利申遗成功。学报开放办刊、立足现实、服务地方的办刊路子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民族学家宋蜀华、李绍明，经济学家邹东涛、许经勇，美学家阎国忠、陈望衡、杨春时，文化学家叶舒宪、乐黛云，伦理学家唐凯麟，哲学专家李德顺，历史学专家陈其泰、郑大华等众多知名学者都对学报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和评价，并对这样一所并不知名的地方普通高校能够办出高品质、高品位的学报留下了深刻印象。2012年10月，湖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阅评简报》第14期刊发理论阅评文章《地方高校学报应做好为当地现实服务的文章——评2012年〈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对学报紧密联系实际，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办刊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年学报被湖南省委宣传部评为“湖南省资助优秀理论期刊”，至2016年已经连续两轮次获此项目的资助。宣传主管部门的认可、鼓励与支持，提升了编辑部的办刊信心，也拓展了期刊的办刊资源和空间。

2020年2月19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力图消除当前科研评价中的“SCI至上”现象，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其实，与自然科学领域存在的“SCI至上”现象类似，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存在严重的“SSCI至上”“CSSCI至上”现象，也应予以大力消除。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为SCI的姊妹篇，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建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引文索引系统。SSCI收录了经济、法律、管理、心理学、区域研究等58个学科的3400多种学术期刊，其中英语类期刊占95%以上。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2000年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目前，CSSCI收录了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在内25大类的568种学术期刊。如同SCI在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至上”地位一样，SSCI、CSSCI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被“顶礼膜拜”，成为评价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指挥棒”，继而摇身变成人才评价、课题立项、学位评定、经费分配、高校排名、学科评估、期刊评价等的重要指标。许多高校对于一篇SSCI论文奖励5万元，一篇CSSCI论文奖励1万元，以至于师生为此趋之若鹜。SSCI、CSSCI崇拜已造成诸多恶果：一是违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初心。在巨额奖励的诱导和科研考核的压力下，一些学者一味追求SSCI、CSSCI论文的数量，以至于为写论文而写论文、为发表而发表，而忘了学者和学术的初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些论文成为学者自娱自乐的玩物，而实际上于理论无贡献、于实践无促进。二是导致“自我殖民化倾向”。SSCI由西方发达国家、英语期刊占据绝对主导，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与文化歧视。认为英文SSCI论文即是高质量论文，对SSCI盲目崇拜，导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自我殖民化”，主动拥抱西方话语体系。为了发表英文SSCI论文，一些学者唯西方马首是瞻：或者西方研究什么,我们也研究什么；或者虽是研究本土问题，但是只研究西方关心的本土问题；或者直接援引西方理论来解读（甚至是曲解）本土问题；或者为了印证西方理论，而对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全盘否定和批判。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必须从破除SSCI迷信开始。三是忽视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与规律。首先，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普遍适用性”，人文社会科学的原理、方法在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不同的语言文化、历史文化背景下有较明显的差异，所以不宜采取SSCI、CSSCI式的简单、统一量化评价。其次，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积累性和学术传统。例如，哲学、伦理学等领域的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可能在数十年之后才显现。古代史、古文字学等学科的知识新陈代谢较慢，论文写作周期较长，因此10年乃至20年前发表的论文至今仍有价值。这就远超SSCI一年一次与CSSCI两年一次的评价周期。其三，某些学科、学者的论文写作风格，或者期刊、编辑的排版风格有其个性和偏好，不愿意采用适应SSCI、CSSCI统计引用率要求的论文格式。一些期刊、论文为了适应SSCI、CSSCI削足适履，反而失去可读性和特色，甚至借形式的“规范”“漂亮”掩盖内容的空洞、苍白。四是阻碍“绝学”、冷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许多“绝学”、冷门学科因为CSSCI刊物极少，学者发CSSCI论文太难，以至于评职称无望，被迫转行，造成这些学科后继无人。此外，SSCI、CSSCI目前仍囿于传统的学科分类方式，导致一些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刊物、论文找不到归属。五是造成国内学术期刊诸多乱象。首先，过于重视SSCI、CSSCI造成“以刊评文”的“错位”，引导优质稿源集中于少数SSCI、CSSCI期刊，加剧马太效应。其次，国内学术期刊将CSSCI视为唯一标准，导致刊物建设以提高影响因子为己任，摒弃办刊初衷，偏离科学精神和社会需要。再次，CSSCI所附载的巨大利益，加剧世俗化、功利化倾向，滋生了关系稿、买卖版面、强制作者引用本刊论文、期刊之间拉帮结派增加互引等乱象。例如，某CSSCI期刊原总编伙同情妇私自收取“版面费”近千万元；某知名大学学报为了提升CSSCI地位改变稿件的学科结构，增加了部分影响因子高的政治学、社会学类稿件，导致一本在文史哲领域内口碑卓著的杂志被迫自我“社会科学化”。对于SSCI、CSSCI崇拜的上述种种弊端，此前已有许多有识之士予以痛批，可惜有关部门仍听之任之。此次，应借破除SCI崇拜之机，一并予以破除。作者｜徐拥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人民网新媒体智库官方微信公号编辑｜朱玉萍　主编｜刘鹏飞另附徐教授发表于人民网另一篇佳作供学习：完善代表作同行评议制度 力破“五唯”痼疾2020年2月17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2月19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2月20日，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发布《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三天连续发布的这三份重要文件，是为破除“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痼疾打出的“组合拳”，凸显国家彻底根治“五唯”的决心。笔者认为，我们在加大“破”的力度的同时，应加快“立”的进度，要尽快建立起以代表作同行评议制度为核心的科研评价制度体系。对于代表作同行评议制度，应思考和探索如下问题：1.为何而评？首先，必须明确为什么要进行科研评价，科研评价的初衷是什么？此前，我们科研评价的主要目的是衡量一个单位、学者的科研绩效，以调动其科研工作的积极性。由于科研评价的结果，又往往与薪酬、经费、职称、“帽子”、高校排名、学科排名等直接挂钩，所以科研评价从一种手段异化为目的，从一种精神层面的评价异化为物质层面的奖惩。科研工作的根本目的和初衷应该是以研究开发新的思想、理论、技术、新方法服务国家、造福人民，而科研评价的根本目的和初衷也应该是遴选出优秀的科研成果以更好地服务国家、造福人民，而不是为了以评价结果决定如何发资金、拨经费、评职称、派“帽子”、定排名。因此，对于代表作同行评议制度，应坚持更纯粹的目的，不可基于此附加更多功利化的东西。2.谁来评？同行评议代表作，那么谁属于同行呢？首先，同行应该是本领域的权威专家。例如，英国研究理事会（RUCK）在选择同行评议专家的第一考虑因素是他们在该领域的权威性，然后以此为中心适当扩大专家选择范围。非本领域的专家宜尽量排除，因为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外行往往只能“看门道”。当然，有些科研成果属于跨学科的研究成果，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评议。非权威的专家也宜尽量排除，“权威”应该是指学术精湛、经验丰富、治学严谨，而非指头衔、职称、年资。其次，同行应该具有多元性。例如，由美国学术出版学会（SSP）举办的2018年同行评议周中，蒂姆·维恩斯（Tim Vines）提出，要包含不同年龄、国家、性别的研究者以保证同行评议中的多元性，评议团的组成要反映更为广阔的全体。再次，同行应该理论界与实践界兼顾。尤其对于应用性研究成果，宜有产业精英作为同行代表。对于理论性研究成果也可请社会人士评价其社会影响。3. 评什么？代表作同行评议，又何谓“代表作”呢？首先，代表作不能理解为图书、论文形式的“著作”，而应该是“作品”。除了公开出版的图书、论文之外，作品应该还包括课程、教案、专利、标准、资政报告、受人民群众喜欢的科普读物、产生重大效益的技术方案、广泛传播的优质时政评论、行之有效的法规制度等。凡属在思想创造、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的，皆可视为代表性。前述科研部、教育部的文件也提出，对于基础研究类科技活动注重评价新发现、新观点、新原理、新机制等，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动注重评价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等。评价的都是作品的“内容”，而非作品的“形式”。其次，代表作要有代表性，少而精，不求数量只重质量。要提倡“孤篇压倒全唐”之作。这次科技部的文件中即对代表作数量作了限制。4.怎样评？怎样评，涉及诸多制度、标准、流程设计，较为复杂。笔者在此想强调以下三点：一是“双向匿名”“双向回避”制度。为了防止被评价者“拉关系”“走后门”，同行评议专家应该匿名。为了防止同行评议专家打“人情分”“印象分”，被评价者也应该匿名。为了防止“同行相轻”“观点之争”，被评价者可以有权提出3~5人希望回避的专家，专家也应回避对自己直系亲属、配偶等关系、利益密切者的评价。科研管理部门还应该对同行评议专家进行信誉评价，对于信誉低的专家可拉入“黑名单”，以保障同行评议的公平公正性。二是分类评价标准。对于不同类型科研成果要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对于应用性科研成果，应注重成果转化率及市场需求满足度，因此可适当提高实践专家的评价权重；对于基础性研究成果，则可增加理论专家的评价权重，看重成果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三是适当延长代表作的评价周期。评价周期过短，不符合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从学术观点提出到现实认可、从成果出炉到成品应用均需要一定时间的酝酿与转化，尤其是基础性研究成果，历时检验会更长。如诺贝尔奖得主从出成果到获奖平均需要22年。评价周期延长也有利于逐渐纠正学术圈的“浮躁”之风，引导学者戒掉追踪热点、急功近利的科研“陋习”，专心科研、严谨治学，回归科研的本质和初心。总之，建立代表作同行评议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不断的探索、检验与优化，历经多次迭代后使之臻于完善。（作者简介：徐拥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丹，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往期精彩文章回顾我国高校教育学院学术竞争力比较研究2018年北大核心增删变化表：173本淘汰，171本晋升CSSCI（2019-2020）来源及扩展版期刊目录发布2019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教育学）G4/7中国知网推出：全国教育学-学者论文指数排名TOP50全网首发！教育学JCR分区最新公布SSCI目录近12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的量化分析第五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投稿被接收名单全日制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就业状况的比较研究速看！“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名单公示来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获资助人员名单（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