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做中国伦理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知名学术报刊的30余位知名专家和学者共同参加本次会议。作为一门古老而青春的学问，中国伦理学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和话语资源，曾经支撑起“道德中国”的伦理大厦，建构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然而，在当今世界哲学格局中，中国伦理学尚未充分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和魅力，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在中国崛起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复杂而严峻的伦理、道德生态下，如何更好地立足本来，学习外来，建构起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伦理话语形态，已成为当代伦理学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举办的“做中国伦理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即旨在更新既有的学术生产方式与研究范式，超越传统的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深入反思近现代以来伦理话语建设的历史经验、多重路向与可能前景，共同探讨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新概念、新范式、新理论、新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在致辞中说道：“所谓‘后小康’、‘后全球化’，甚至‘后人类’（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说法）给伦理学研究提出了非常多的问题，其中甚至包括：伦理学研究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教师很快就要成为教师队伍主体，‘00后’出生的学生很快也将成为我们学生的主体。相信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也一定会做得更好。”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教授以 “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现况分析”为题，通过对罗尔斯《正义论》相关问题的讨论，进而谈论到究竟该如何选择最具解释力的方式对中国伦理学进行研究，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他提出：“中国的哲学界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底色是伦理道德……儒家的传统是‘叙述’的传统，是‘说’的传统，没有‘做’。晚晴以来是予以弃之而后快，主要是‘西学东用’。什么时候我们‘干’呢？到今天我们要做自己的伦理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做中国伦理学，其实‘伦理学’这个词就不重要，主要是‘做’和‘中国’两个词。做中国的伦理学，大概是经过晚晴一百多年的‘学’，经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如何从一个学生的学习阶段转到毕业阶段、写毕业论文。要写自己的毕业论文、拿自己的学位，然后做自己的伦理学……今天我们要有中国式的话语、要有自己的话语，要学会说中国的哲学语言，并且要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哲学语言，这是一个很麻烦也是很艰巨的任务。”以下精选部分参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摘要。伦理道德，如何缔造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樊浩（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伦理型文化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立，继续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领风骚，遭遇一个前沿课题：伦理道德，如何缔造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为此，必须满足三大精神哲学期待：守望“伦理”；回归“精神”；建构“伦理精神”文化自立的理念与概念系统。中国文化的基本史实和独特气派是“有伦理，不宗教”，伦理不仅是比宗教而且也是比道德更具现实性与神圣性的终极关怀，守望“伦理”必须“学会伦理地思考”。基于理性和伦理的两大“精神”理念，中西方形成两种精神哲学传统：“心性”与“理性；“伦理优先”与“道德优先”；“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回归“精神”不仅扬弃“理性”对“精神”的僭越，而且应当回归中国的“精神”传统。中国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它与宗教文化背景下精神哲学“理性主义形态”相辉映，其文化自立期待关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新的评判态度”，建构“文明自生—精神生态—伦理共和”的理念和概念系统。伦理学就是道德科学吗？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是否可等同于“道德科学”，不仅涉及伦理学的学科归属和地位，而且也是“再写中国伦理学”所绕不开的问题。无论是周原冰明确坚持“道德科学”说，还是周辅成、冯契等在此问题上的“保留”态度，都表明这一问题的提出及论争，不仅仅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及高等学校学科建制的复杂演变相关联，更体现着学者们不同的致思取向或学问路径。围绕改革开放后伦理学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与论争，既有助于厘清一些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也会对“再写中国伦理学”有所裨益。“伦德之辨”和“情理之辨”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做现代中国伦理学，本人的提法是“再写中国伦理学”。这是哲学界的一项历史性的重大课题。最近我从历史的视角思考了儒家伦理学中的两个问题。其一，“伦理”与“道德”之辨是儒家伦理学的基本的理论范式；其二，“情理之辨”是中国儒家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来做“中国伦理学”，要十分重视上述两条——“伦理与道德之辨”和“情理之辨”（包括“情欲之辨”）。要创造性地将这两条体现在现代中国伦理学中。中国伦理学未来发展之展望江畅（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哲学学院）总的来看，中外伦理学研究的交流合作基本上停留在浅表层次，还没有达到实质性的程度。尤其是尚未与国际伦理学组织建立联系，除日韩之外也没有与其他国家的伦理学研究机构建立经常的联系。这种情况与中国的伦理学大国和中国不断深化的开放很不相适应。这种局面需要改善，在这方面尤其需要发挥中国伦理学会的组织和联系作用，当前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建立与国际伦理学组织以及伦理学研究大国的经常性联系；二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合作主办常规性的国际性会议和伦理学方面的国际性刊物；三是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向国外推出中国伦理学研究成果，尤其是最新成果，使之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中战略的有机构成部分。“识仁体”与仁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儒家“志”伦理视角看田海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志”之核心是由人生根底处探问何物最为紧要及何事最为根本。它在人生问题上体现为立志，即确立人生社会头等重要之事的意义。“志”伦理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向来为历代儒者所重,是工夫论思想的核心。儒家“志”伦理的精神，集中体现为“识仁体”，因而内蕴有待深究的仁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贯注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结构性要素和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它分别指涉并围绕特殊的个人目标、普遍的共同体目标、自由自觉的人类目标三大主体向度。儒家之“志”，本质上是要开启将个体“文明化成”为德性主体，将群体“伦化”为德性共体，在群己界分与契合的现实运动中进入人之类生命的自由自觉。作为对人之群己二重性的德性安顿和文化构造，“志”伦理表现出一种心学现象学框架下做人观念的主体精神自觉和道德理想主义价值指引，内含对做人观念的辩证把握，对于诊治和克服现代性的“本体虚无”、“道德祛魅”、“伦理脱域”之病理或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哲学系教授付长珍主持研讨会变与常：中国伦理学书写中的“厚概念”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学报编辑部）所谓中国伦理学,首先是伦理学的中国故事、中国叙事，不能囿于模仿或回应西方伦理学的思想方式与问题关怀，而是重在阐释自己的伦理文化内涵，论述自己的历史文化经验，回应现实对伦理学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这就需要运用新的理念和框架对传统伦理话语进行理解和呈现，并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光谱中加以辨析。反观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和书写范式，基本上没有逸出古今中西之争的藩篱。从“古今之辨”到“中西之别”，贯穿其中的是体用主义的逻辑方法和化约主义的理论轨迹。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需要厘清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三大支点：话语场、问题域与关键词。如果说，概念是“问题的纪念碑”（阿多诺语），应作为方法论上不可再精简浓缩的最高级别来理解（科塞雷克语），那么通过对中国伦理话语中一系列“厚概念”（Thick Concept）的重新阐发，提炼出彰显中国伦理话语特质的标识性概念，以此为进路，重访中国伦理学的话语场与问题域。本文拟以“情：一个厚的伦理概念”为例，讨论中国伦理学中“厚概念”的生成创化及其对伦理学范式创新的典范意义，反思理论与方法的限度。只有扎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打通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才是促成中国伦理思想创发的“源头活水”，才能书写出有生命力的当代中国伦理学。梁漱溟的儒家反省修养观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梁漱溟的反省修养观是其“儒家修养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成为梁漱溟现代新儒家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梁漱溟对反省修养观的阐述体现两个特点：第一，既不从思维方式理解反省，也不从心理状态理解反省，而是从修养功夫的角度理解反省。第二，坚持儒家的道德反省的思路，结合现代的语境，以自己的反省经历为例，从反省的内容、反省的环节、反省的境界、孔子的反省思想等方面阐述儒家反省修养观。梁漱溟的儒家反省修养观在现代中国伦理学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道德的现代视域罗传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即社会的运行不能只靠道德起作用，而是要以满足市场平等交换的原则即契约作为维系社会的根本保障，由此寻求建立一套与之配套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则，如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这些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新道德。同时，按照公平公正原则把权力（power）关进笼子，而相应保护个人权益（right），只有这样，市场才能良性运转，而不至沦为腐败之地和强权强势者予取予夺的乐园。可见，道德的作用在今天虽然重要，却需要被重新定位，并进行古今转换。理解中国伦理学： 以孟子为例萧阳（美国肯庸大学【Kenyon College】、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当我们提到孟子哲学中的关键概念，往往立即想到《孟子》一书中如下关键词及其所对应的概念：“人性”（“性”），“性善”，“心”，“四端”，“仁”，“义”，“礼”， “智”，等等。在这里，关键词与关键概念之间有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以关键词为根据”而对关键概念所做的研究， 就是以假定这样一种关系之存在为基础的。 这些有关键词与之一一对应的关键概念，我将称之为“显明的概念”。“以关键词为根据”的概念研究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有其局限性， 那就是，它会使我们忽视那些在孟子中并没有关键词与之直接对应的概念。我将称之为“隐藏的概念”（hidden concepts） 或“蕴含的概念”（implied concepts）。本文试图关注的几个隐藏的概念是孟子行动哲学中的关键概念。 由于它们在《孟子》中并没有关键词与之直接对应， 因此经常被忽视。比如，我们可以证明孟子其实是有我们今天所谓的“目的性的行动”， “无目的性的行动”（老子所谓的“无为”），“（在工具理性或审慎理性的意义上）理性的行动”，“非理性的行动”，等概念的， 尽管我们在《孟子》中找不到相应的关键词。当孟子需要说“某个人的行动是 （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非理性的”这句话的时候，他通常是用一个具体的典范（“缘木求鱼”）来做到这一点的。本讲试图关注的另外一个关键概念，“无为”（ 无目的性的行动，acting non-purposively），通常被认为是专门属于“道家”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大概有更多的理由不会想到“儒家”的孟子也有这个概念。本文试图证明孟子有这一概念，而且可以用来说明孟子行动哲学中的其它关键词及概念（比如“诚”，“心服”， “由仁义行”， “性之”），以及《孟子》中许多极其难解的章节。良知的普遍性与道德奠基（提纲）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摘录）以明阳心学为典范的良知学如何具有当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良知学的当代开展，能否成就一种中国经验与人类文明结合的哲学，它既能避免固守某种文明传统的经学独断论，又能克服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良知学的要义在良知。良知具有丰富的意蕴。就伦理学问题而言，我们不妨提问：良知是否具有纵贯古今、横通四海（即超越不同“善”、不同形上学与宗教传统）的普遍性，从而为普遍伦理原则提供终极奠基？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明清之际，以传教士的东来为中介，中西文化和哲学开始相遇和接触。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存在某种不平衡或不对称的关系，后者表现在：当传教士把中国的典籍以及其中包含的文化、思想观念介绍和引入欧洲之时，欧洲主流的思想界及其代表性人物给予其以相当的关注，然而，中国的哲学家除了对西方的科学和器技表现出兴趣外，却没有给予西方主流的文化和思想以实质性的关注。步入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明清之际不同的另一种不平衡或不对称开始出现。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思想家热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而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不再把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看待：他们既未能深切地理解中国哲学，更未能以之为建构自身体系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真正进入世界，以揭示中国哲学所具有普遍性意义为前提，这既包括彰显中国哲学在解决哲学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思想价值，也包括通过建构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以从理论建构的层面展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和理论意义。唯有基于彼此承认，各美其美，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才能超越两度出现的不对称，真正走向合理的互动。“箭喻”三种与成人之道王振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探究“成人之道”是历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其中隐喻因其能用感性现象来表达抽象内容而成为古代哲人言说成人之道的方便法门。基于射箭在古代的普及性，轴心期的中、西、印等文化都曾以“箭喻”来揭示作为形上价值观的成人之道。根据罗蒂的隐喻知识论，在本体论式微、形上探讨受抵触的现代性语境下，将“箭喻”的诠释作为研究传统人生哲学的主要对象，既能直观展示不同文化中成人之道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关切；也能藉此有效规避异质文化的“不可通约”质疑，实现对成人之道的跨文化比较。此外，比较西方当代哲学对隐喻认知功能的发现与中国传统哲学中“能近取譬”方法论的相似性，也可为建构当代中国伦理学的话语形态提供方法论参考。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论思考余玉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诚信文化建设离不开方法的支持，但是方法不是完全独立的东西，它必须依附目的、匹配目的才有价值。方法必须根据目的来设定，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方法。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还应秉持现实性原则，既要把握现实社会的诚信现状，还要考察已开展的诚信文化建设情况，并从两个方面追根溯源:一是要研究影响现代人诚信观念的思想文化因素，二是要研究现代人诚信或不诚信观念和行为的社会根源。诚信文化建设的效能性原则，提出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需要有关联性的思路和统合性的思路。出席会议人员合影

近年来，我国一些伦理学学者积极关注重大现实问题，使伦理学研究走进了现实生活，起到了引导社会风气、调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伦理学界面向现实生活的意愿相对还较弱，探讨现实问题的成果不够丰硕，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伦理学研究的发展，限制了伦理学学科规范和完善现实生活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反思伦理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对于正确把握伦理学学科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动力伦理学是一门对人类道德生活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的学科，进行伦理学研究首先需要思考一个前提性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伦理学研究？或者换句话说，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认知的动力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追求真理、渴望探索世界奥秘的自然天性，一种是寻求智慧、渴望解决生活问题的现实要求。与纯理论研究不同，伦理学研究既离不开求真的天性，又离不开向善的渴求。因为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不仅涉及纯粹理性的认知，还涉及实践理性的认知，尤其涉及借助意志使认知走向生活的实践活动。伦理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只是认识生活，更是改造生活。苏格拉底之所以“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孔子之所以通过“仁学”重新诠释礼乐制度，都是为了解决所处社会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应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是伦理学研究的根本推动力。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动力，意味着伦理学研究归根结底要从现实的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一般的理论出发。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才能找到自己的生长点，才能找准自己的发力方向。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使命。一旦远离现实生活，一味沉溺于道德推理和道德论证，伦理学研究就有可能沦为学术圈内的自娱自乐。因此，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来源于现实生活，伦理学的理论问题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远离现实生活、凭空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有可能像“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之类的神学问题一样毫无意义。对于我国伦理学界来说，从现实道德生活出发就是要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紧贴中国道德发展的脉搏，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道德概念、范畴、话语和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当代中国生活实际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应该从这个生活实际出发，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概念、范畴和话语，创造出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伦理学理论。2.现实生活是检验伦理学理论的重要标准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最终要走向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伦理学理论。从逻辑上看，一个理论是否为真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理论要与自身保持一致，即理论内部不会出现逻辑矛盾；另一个是理论要与现实保持一致，即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为逻辑矛盾可能源于论证不合理，这并不意味着结论必然错误；而与客观事实不符，意味着结论必然虚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伦理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具有多大程度的真理性，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现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生活。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伦理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是事实世界，伦理学的认识对象是价值世界。关于价值世界的认识，更多依靠它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效果进行检验。也就是说，诉诸现实生活检验道德理论的正确与否，是要将道德理论应用于现实的道德生活，看它能不能合理解释现实的道德现象，能不能切实解决现实的道德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以现实生活作为道德理论的检验标准，意味着我们的伦理学理论应该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道德问题。创新伦理学理论需要融通古今，需要借鉴中外各种伦理思想，比如以仁礼为基础的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以德性和共同体为根基的现代美德伦理思想等。在借鉴吸收各种伦理思想的时候，我们需要重视“现代化”转换和“本土化”转换问题。从古代社会生长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思想，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适应当代道德发展的需要。从西方土壤生长出来的现代积极伦理思想，只有经过批判借鉴，结合中国优秀文化基因进行重新创造，才能适应中国道德发展的需要。3.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理论的最终归宿道德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有些自然科学知识能够以纯粹的知识形态停留在头脑之中；道德知识必须走出头脑，从认知领域进入实践领域。伦理学研究成果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中，只是帮助我们澄清认识，那么它最多只能提供理想生活的知识图景，却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生活。相反，它们只有进入到现实生活中，只有现实地转化成我们的行为、德性、人格和生活，才能实现它们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说，伦理学研究不仅要告诉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更要现实地指导我们成为有德性的人，过幸福美好的生活。伦理学理论可以从两个层面回归现实生活，一个层面是进入个人生活。社会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行为由一个一个的人完成。理论要回归现实生活，首先就要进入个人生活。理论进入个人生活，需要经过“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两个过程。“由外而内”是指将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德性，这个过程包含知情意的统一，即理性的道德认知、情感的道德认同和意志的道德认定这三者的统一。“由内而外”是指将内在的道德德性外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即道德德性在理性和意志的协助下，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中激发出具体的道德行为。当前中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进入个人的现实生活，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德性，外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这个层面的回归要求伦理学必须研究德性的养成规律和德行的发展规律。另一个层面是进入社会生活。任何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不同的个人通过各种关系联结为一个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汇聚而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包括成文的、显性的制度和不成文的、隐性的制度，都对社会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和制约作用。伦理学理论要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就必须进入到社会制度层面。理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入社会制度：一是“制度的道德化”，即根据特定的道德标准规范现实的社会制度，使制度本身更具伦理性，使制度的社会后果更合乎道德；一是“道德的制度化”，即将特定的道德要求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使规范现实化，从而起到更有力的约束作用。只有将道德观念与我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结合起来，道德理论才能真正进入社会生活。面向现实生活，并不是不要理论研究，而是要把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研究现实离不开理论，没有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作支撑，现实研究就无法进行，或者只能浅尝辄止。反过来说，理论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必须回归生活，必须为现实的生活问题提供理论的解决方案。只要现实不要理论，会走向粗糙的经验主义；只要理论不要现实，会陷入空幻的理想主义。从道德生活上升到道德理论，将道德理论应用于道德生活，形成道德理论与道德生活的良性互动，才是二者关系的理想状态。（作者：李志祥，系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作为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伦理学近些年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也变得重要起来。与此同时，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伦理学具备着自己独立的意义；尤其是2018年之后，考研伦理学成为择校的一个热门专业。作为22考研的同学，如何做好伦理学的择校工作呢？今天小任老师就为大家介绍10所伦理学考研院校；这10所院校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是最难考和最推荐的院校，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择校时规避雷坑，成功选择自己心仪的院校。▲点击可看大图▲01.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抵经历了哲学系、哲学系宗教学系、哲学院三个时期。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等10个二级学科。2019年，伦理学获批北京市一流本科建设专业。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报考人数共50人，录取6人，报录比8:1，录取最低分367分，录取平均分393分。02.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成立的哲学系。1998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在哲学的全部8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20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共录取招统考生1人，报录比超过10:1，录取最低分405分，录取平均分405分。03.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为哲学学科门类和哲学一级学科单位，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等8个二级分支学科 [8] 。其中，伦理学是清华哲学系的优势学科；2008年，伦理学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20年，清华大学哲学系伦理学共录取招统考生5人，报录比超过10:1，录取最低分388分，录取平均分391分。04.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是目前我国最有影响的哲学院系之一，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在全国各类评估中名列前茅，也是国际知名大学哲学院系。截至2016年5月，在国际QS排名中，均为世界前100名大学哲学院系。2020年，武汉大学伦理学专业报考人数共14人，录取人数2人；报录比7:1，录取最低分394分，录取平均分397分。05.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哲学系和金陵大学的哲学系，创立于1920年；迄今已发展成为人才培养层次完备，师资力量雄厚，学科比较齐全，研究成就显著，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哲学教学与研究基地。2020年，南京大学伦理学专业报考人数共7人，录取人数1人；报录比7:1，录取最低分416分，录取平均分416分。06.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教育部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高校，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20年，大连理工大学伦理学专业报考人数共90人，录取人数21人，报录比4.5:1，录取最低分312分，录取平均分363分。07.东北大学东北作为辽宁地区两所自主划线院校之一，其办学实力和学科专业能力自然不必说，但竞争压力必然也非常大，为什么小任老师还要推荐这所大学呢？其实好学校不等于所有专业都是顶尖的，有时候选择好学校的一般专业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择校手段。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虽然成立于2014年9月19日，但其发展历史可追溯到1950年的东北工学院政治理论教研组，拥有1个国家重点学科（科学技术哲学），2个辽宁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技术哲学）。同时设有思想政治教育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伦理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等13个教学与科学研究机构。2020年，东北大学伦理学专业报考人数共66人，录取人数19人，报录比3:1，录取最低分340分，录取平均分370分。08.河南大学河南大学的具体信息相比同学们都非常清楚了，所以在这里就不在过多赘述，主要对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稍微的介绍。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河南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2010年正式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教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学院教师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高级别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2020年，河南大学哲学系伦理专业共录取考生26人，录取最低分303分，录取平均分为333分。09.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是我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研究型重点大学，国家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0、国家“211工程”。2020年，上海财经大学伦理学专业报考人数共25人，录取人数7人，报录比3.5:1，录取最低分330分，录取平均分354分。10.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位于湖北省会武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身是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政治系，成立于1949年12月5日，2004年9月原政法学院和马列课部合并组建成新的政法学院，2012年6月，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招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等12个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伦理学专业报考人数共17人，录取人数6人，报录比3:1，录取最低分325分，录取平均分340分。从整体来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10所金融类考研院校难度等级差别比较大，小任老师还是建议实力中等偏上的同学进行参考。还是那句话：以上数据均为人工统计，如有疏漏或不实之处，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指正。

百年系庆系列讲座讲座主题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时代境遇主讲人杨义芹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主持人杨明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时间2020年10月14日 19:00—21:00地点腾讯会议会议ID：764151278作者简介杨义芹，博士，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暨《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在C刊发表文章五十余篇，承担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开启了新的篇章。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我们将面临新的生活语境，迎接新的机遇，也不得不面对新的问题、接受新的挑战。在新时代，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道德生活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到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格局的变化，都让伦理话语体系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我们如何满足新的伦理诉求、如何让伦理话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如何为人类的道德生活贡献中国智慧，是新时代伦理学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也成为每一位伦理学者的历史使命。李建华、周谨平、袁超撰写的《当代中国伦理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新时代伦理需求的积极回应，展示了新时代伦理的新理念、新原则、新规范、新领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有益探索。首先，该书着眼于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和伦理精神的时代表达与时代发展，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底色。在经济全球化的助推下，文化的交汇、碰撞已成常态。异质文化的频繁交往既为文化整合敞开了大门，也加剧了文化的冲突。一方面，文化的平整化趋势对民族文化的维系和传承施加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植根于不同土壤的文化理念在全球化浪潮中正面交锋的几率急剧上升，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全球化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得不应对更深层次的共同问题、共同威胁，或者共同机遇。异质文化曾一度有着自己清晰的地域边界，而全球化则从根本上打破了文化的空间限制，让文化空间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就意味着，不同文化共处同一语境的现象成为常态。伦理冲突则是文化冲突的集中体现。面对多元文化的时代，打牢伦理价值基础、构建文明健康的道德生活，是避免走向道德相对主义、防止不良伦理文化侵蚀的必然选择。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已被充分说明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选择。这就决定了新时代的伦理建构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高峰、新成果。《当代中国伦理学》牢牢把握了社会主义道德方向，系统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基本原则的提炼到伦理秩序的构筑，再到伦理目标的设立、道德规范的整合，无不彰显了社会主义伦理本质，将“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论之基、活水之源。其次，该书立足民族伦理传统，注重民族伦理文化与伦理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作为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我国积累了厚重的传统伦理文化。任何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与社会特质，这就决定了引导中华文明道德生活的理念必须源于民族自己的道德体验和智慧。外来的理论与思想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可以为我们所参考和借鉴，但并不能为解决中国伦理问题提供完备的答案。民族独有的伦理文化与伦理精神是民族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新的时代已然散发出夺目的光彩。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既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峻挑战，也是对民族伦理道德的重大检验。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手足无措、疫情失控相比，我国疫情防范及时有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国家治理上升到了新的台阶，另一方面则与中华民族“重义轻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家国情怀密不可分。对此，该书有着深刻的洞见，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源流予以了细致的梳理，提出当代中国伦理学虽然需要西方伦理理论的参照，但本质上源自民族道德生活以及所积淀的民族伦理文化与伦理精神。最后，该书直面国家与社会现实，表现出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时代担当。学术研究必须对接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新时代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伦理学发展的重要牵引力量。迈向新时代的进程中，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都呈现新的态势，也产生了新的伦理期待、新的伦理问题。《当代中国伦理学》没有寓于理论的象牙塔，而是展现了解决问题的担当与勇气。该书系统建构了涵盖新时代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的体系框架，旨在为各领域的道德建设提供完备方案。网络技术的急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虚拟世界已不再与现实世界截然分开，两者的联结日益密切。网络通讯、网络支付、网络办公等功能的实现与强化使网络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网络隐私泄露、网络诈骗、网络信息失真等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导致了切实的损失与伤害。该书从道德原则、规范、机制等层面对网络伦理问题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兼顾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成为该书的显著特点。这也让《当代中国伦理学》一书散发出时代的生命力，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诚然，新时代是面向未来的时代，历史浪潮奔涌向前、未曾有一刻停息。随着时代前行的脚步，我们注定会面对新的历史境遇、产生新的伦理话语，这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伦理学必然是开放和动态的体系。《当代中国伦理学》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有助于我们迎接新的道德生活。（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张霄

2019年11月15日15: 30，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的晏辉教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211室作了以“伦理学的问题域及其论证方式”为主题的学术讲座。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张晓东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到场师生皆认真听讲，现场学术氛围浓厚。晏教授在讲座开始便指出，伦理学虽以学科为基础，但应以学说的形式来呈现，这是因为中外著名伦理学家的思想都是学说式的。作为学说的伦理学，其研究对象就是德性和规范。伦理学就是要在道德哲学的高度回答“我们何以需要德性？何以需要规范？”的问题。紧接着，晏教授详细解释了德性和规范的初始性命题，他强调通过回归人本身的存在状态及其展开方式，便可以寻找到德性和规范的始因始基。有关于“德性何以必要”的问题，晏教授从人之存在的非自足性和非完满性出发，点明人们被规定为最适合过集体生活，人们通过在集体中反复进行合作来产生合作剩余。合作剩余除了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其剩余量还为人们所共享，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就在于合作剩余的大小及和合作剩余大小的分配。就此意义来说，“德性”恰恰就是协调人们采取集体行动，以创造更多合作剩余的内在因素。有关于“规范何以必要”的问题，晏教授认为要协调集体中人们的行为，并不能仅仅依靠德性，还需要“规范”作为集体行动的逻辑。为此，他引用了福柯的“外在技术”概念来辅助理解，并做出生动描述：“我让我做好人是内在技术，别人让我做好人是外在技术”。内在技术外在技术必须要是平衡的，而外在技术问题是内在技术失效以后的结果。既然伦理学是研究德性和规范的实践哲学，那么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为解释这一问题，晏教授将目光转向伦理学自身及其研究对象的问题域，并对问题做出三大区分：基础性问题、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在此处，晏教授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对三大问题进行现实性引申。第一，他认为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问题是社会正义问题。基本正义是让每个人积极参加社会建设，且能够得其所得，并被平等地对待。而在当今中国某些地方，正义没有作为第一普遍原则得到确立。基本正义问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上，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完全被劳动者占有，不存在剩余价值的剥削。二是政治上，让每个人有充分正确表达他意志的权力，以保证社会舆论的健康。第二，根本性问题是政治问题，主要是权力问题，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的核心问题。政治权力不是为少数人所私有的特权，公众能够平等享有其正当权力。第三，全局性问题是价值观认同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不能很好地被认同？根本原因是当今中国出现了四个分离—德性和幸福的分离、德性和规范的分离、言说者和行动者的分离、受益者和责任者的分离。与此同时，中国当今社会的四大精英群体（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精英，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的经济精英，以知识为核心的科技精英，以身体为核心的社会精英）被没有很好地承担应有之责。相反，他们中部分人走向资本的逻辑，出现利益联盟，形成可兑换的关系，如权力兑换成货币。他们给别人制定社会规则却不是规则的行动者，造成好的价值观不能被认同。回归到伦理学，晏教授认为，第一，伦理学的基础性问题是语言问题，这是伦理学的元问题。此一问题，要从分析德性和伦理的概念入手。关于“什么是德性？”的问题，有三个论证方式。一是罗国杰先生早年给出的，道德是用善恶评价的，以善良动机作基础的，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这个定义是不全面的，它把道德看作行为规范的总和，主要强调道德作为规则的外在意义，没有体现中国古代的“道德”概念的内在蕴思。第二个定义如尼各马可伦理学所言，德性是优良品质，但这是后果主义的定义方式，因为比品质更重要的概念是能力。在此基础上，晏教授得出的定义是，德性就是做人做事的能力以及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品质。关于“伦理是什么？”的问题，晏教授是通过三个范畴的比较来辩正的，道德是鼓励人们去做但不要求去做的行为，类似于康德说的鼓励但不必然的行为，而伦理是要求必须去做的行为，符合正当原则，第三个就是被禁止的行为。第二，探究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要回归到康德的意志自由问题。为什么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能够保证正当性？其根源便在于善良意志作动机，实践法则作根据，实践理性作保证。这三点解释了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经常做正当事情的条件和可能性问题。第三，全局性问题是方法论问题，晏教授借用了倪梁康老师所提出的系统论奠基与生成论奠基的方法。系统论奠基以研究对象为一整体系统，主要研究系统整体和各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生成论奠基则回到现象学，它是发生学的方法，它提醒我们伦理学工作者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去，回到历史场域中去。这两个方法不可偏废，系统论奠基是基础性工作，发生学的方法是我们研究真正具有生命力的道德观念史和实践史的方法，是我们突破自己的重要研究方法。此外，晏教授强调伦理学研究者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要能在文本中读出问题来，进而形成原创性的论文，而不仅仅是对资料进行梳理，对观点进行综述。他还提出颇具趣味的三点论：选题有亮点，论证有重点，结论有观点。最后，晏教授指出，伦理学的问题域及论证方式仅构成作为学说的伦理学的第一部分—导论部分。对伦理学问题域的研究不能是平白无故的，必须有理论材料的支撑，有鉴于此，晏教授介绍了五种对伦理学研究有所助益的理论资源：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伦理学、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契约论、功利主义伦理学、儒家心灵哲学。因为伦理学主要探讨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人与人三者间的关系，而晏教授将之与儒家学说相结合，以此创见性地提出了“三道论”：天人之道（人与自然）、心性之道（人与自己）、人伦之道（人和人）。因此，伦理学就成为关于道的学问，它也是关于德性与规范的原始发生以及发生逻辑的学说。在晏辉教授结束其学术分享之后，张晓东老师进行了讲座总结。张老师高度赞扬了晏辉教授的讲座水平，认为其有三点长处：一是才情迸发，是理性的激情与激情的理性之有机结合。二是诙谐幽默，趣味盎然，充分调动听众兴致。三是深邃睿智，既具有哲学的智慧，使得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充分体现，又不失现实感，表现出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深刻洞见，其中对于问题的原发性探索和对社会的建设性批判，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具有的良知与责任感。在其后的学术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踊跃提问，晏教授皆一一耐心解答，其中精彩之处不时赢得阵阵掌声。文字 | 杨浩 编辑 | 肖越文

在【教授讲专业】栏目，我们邀请了人民大学的名师大家、杰出学者讲述专业的历史积淀、特色亮点、发展前景等，为高中生们找寻专业兴趣、确立专业目标、理性选择专业提供权威参考。曹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咨询专家，《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刊物编委，《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伦理学》执行编委。首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1项，出版著作4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伦理学是什么实现财务自由早，人生没有几多愁——与青年朋友谈谈财务管理专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描写，德米特里被控杀了其父老卡拉马佐夫，当然这不是事实。开庭的前一天，德米特里要跟弟弟阿辽沙讨论的却不是他的冤屈或者脱罪的方法，而是一个学科的定义问题。他问阿辽沙， “伦理学，你知道伦理学是什么？” 德米特里看似提问阿辽沙，其实是在自问，也许，他的人生经验、道德直觉和生活常识已无法解决他所面临的各种道德难题，所以他想起了伦理学。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如果德米特里平时认真学了伦理学，又何至于此？关键的问题是，伦理学是什么呢？一个对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世界呈现给我们以无穷多变的现象，我们要观察和理解这些现象，不但要知道它是怎样的，还要知道它为什么这样。于是，我们就把现象分门别类，构成不同的学科。其中，伦理学就是以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譬如，脸红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但同时还可能是一种道德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把脸红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是唯一有羞耻感的动物。一个人为什么会因为撒谎而脸红呢？这就是伦理学要研究的范围。二个问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伦理学是最古老的学问之一，内容精彩纷呈，理论流派众多，但归根结底，回答的就是两个基本问题：善和应当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个好人，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国家是个好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这些都是“善”的问题。行为对错的标准是什么，谁定的标准，凭什么确定这样的标准，根据行为的何种要素（动机、过程或者结果）来判断行为的对错，如何选择“对”的行为，这些都是“应当”的问题。对两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伦理学理论，譬如义务论、功利主义和德性论等等。三个特点：伦理学的基本特征1、能上能下。东郭子曾问庄子“道”：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庄子所答也是道德存在的特性。世上并没有一个纯粹的道德存在，道德总是内在于各种各样的具体活动之中，又超越于这些具体活动之上，反思和引导具体情境中的道德选择。由此，伦理学既要探寻那个为人处世的根本原理“道”，这是形而上的，又要解决现实生活情境中的道德选择问题，这又是形而下的。2、可近可远。伦理学是以“自我”为逻辑起点，以完全的人为终极目的，历经家庭、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逻辑过程。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伦理学的形态呈现出“由近及远”的发展进程，即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不断拓展，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道德经验和知识不断普遍化的过程，扩及到全世界，便有全球伦理，扩及到未来世代，便有代际伦理，扩及到宇宙自然，便有生态伦理。3、又红又专。伦理学是以一门精深的学问，是需要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才能掌握的知识体系，譬如，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就有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培养序列来培养专门的伦理学人才，社会发展也急需这样的人才；伦理学同时又是一种实践智慧，学伦理学不但需要人生历练，经权达变，更需要家国情怀。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个名称是有讲究的，伦理学不仅是书斋里的学问，还要参与社会的道德建设，做道德建设的规划师、设计师和建筑师，把伦理学的学问做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是“红”的一面。四大步骤：伦理学的基本进路在伦理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会在老师的循循教导下，学着去建构一个伦理学的理论大厦。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艰辛，但也充满了精神上的愉悦，甚至会带来崇高感。从逻辑的意义上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工作是清理场地。清理那些浮沙杂物，这个工作由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来完成，譬如，人性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人有没有自由意志，道德是主观的还是客观性的，是相对的还是普遍的，等等。这是一个人文知识的学习和人文素养的积淀的过程。第二步工作是夯实地基。这个工作要由元伦理学来完成。任务是解决道德概念的定义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问题。这个阶段的学习需要形而上的思辨，这是一个虽然困难但极其砥砺理性锋芒、训练思维能力的过程。第三步工作是构建大厦。这个工作是由规范伦理学来完成。主要任务是通过学习和比较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不同形态的道德规范理论，提出和论证一套合理的实质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个阶段的学习需要培养多元文化的比较视野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是可以享用一生的精神财富。第四步是大厦的落成与应用。这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人类活动所及之处，都会存在道德问题，由此有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等等。可以说，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都有这个领域的应用伦理学；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道德难题出现了，譬如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生态伦理问题、机器人伦理问题、大数据伦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传统的伦理学理论里是难以解决的，需要人们勇敢但又谨慎地提出新的理论思路和解决方案。这个阶段的学习既要有理论的勇气，又要有实践上的谨慎，这种品格既是做学问的德性，也是做人的德性，是难能可贵的。专业常见问题解答为什么要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是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发源地，罗国杰教授是公认的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中国最早的伦理学学科点，1981年被批准为第一个伦理学硕士点，1984年被批准为第一个伦理学博士点，1985年被批准建立我国高校中唯一的伦理学本科专业，1988年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伦理学国家级重点学科，1999年开始招收国内伦理学领域第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2000年9月被教育部评定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当然，人大伦理学专业不但过去“牛”，现在依然“牛”。今天的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仍然兵强马壮，是国内教学研究队伍最大、综合实力最强、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学科点。具备哪些特质的学生更适合学习伦理学专业？伦理学的学科门类广泛，方向多元，不同特质的学生都能在伦理学学科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譬如，有思辨兴趣和能力的同学，可选学元伦理学；有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同学，可选学经济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等等。但只要学习伦理学，就有三个共通的基本特质：第一，要有人文情怀；第二，要有问题意识；第三，要有批判精神。社会上对伦理学专业存在哪些理解误区一般而言主要有三个误解。其一，道德知识都是人们“不学而能”的常识，何须学习伦理学？没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也是讲道德的。但作为常识的道德，不过是来自于生活经验的点点滴滴，是不完整的，而且常常是彼此冲突的，既不能完整地解释道德世界，也不能一贯地指导人们的道德选择，况且当代社会出现的很多道德难题，如器官移植的问题、生态伦理的问题，都远远超越了常识的边界。总之，我们需要通过系统而深入的伦理学专业的学习，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才能更自由和合理地决定我们的选择，才能更好地预测和找到解决道德难题的钥匙。其二，伦理学专业是否相当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授予的是法学学位，是一门具体的科学。伦理学授予的是哲学学位，它要探寻的是伦理智慧，是对世界和人生价值的圆融一体的理解，是对何为“善”、何为“应当”的终极。当然，道德本是实践理性，伦理学本有现实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包含了道德教育的内容。其三，学习伦理学，不好找工作。且不说这个说法背后的专业选择观念是短视的，就这个说法本身也是难以成立的。伦理学是最古老的学问，也是当代哲学中的显学，它满足的是人类社会和谐和自我完善的永恒需要，所以，永远不会是“夕阳”专业；同时，它还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有力工具，既有自己适合的特定职业取向，又有广泛的职业适应性。在这个意义上，好的职业不过是伦理学专业学习的一个不必过虑的副产品而已。伦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和升学情况如何伦理学专业具有广阔的就业途径和确定的升职远景。很多同学都在高校、政府机关、新闻出版单位、企业等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学选择了在国内外的著名高校继续深造。伦理学专业的出国率在20%左右，保研率在40%左右。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阳光招生 排版美编：靳帅旭

作者：李建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伦理是一个结构性、实体性存在，是观念、关系、制度、心理等多因素的集合体，政治伦理学就是以政治伦理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政治伦理关系、政治伦理制度、政治伦理主体、政治伦理理念、政治伦理实践等问题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对新时代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域做一种开放性理解，具体分为四个层面，以期达到对政治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聚焦”。一、 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在黑格尔哲学中，伦理是一个整体性、实体性概念，既体现了客观存在的自在自由性，又体现了“必然性的圆圈”，往往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秩序及法则，这种伦理秩序是用于治理社会生活的持久的东西和力量构成的，所以，各个民族都把伦理法则视为永恒的正义，而体现国家现实性的政治伦理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高位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统摄力量。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伦理问题是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诸如经济、文化、法律）中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而转变成为政治性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自身解决的能力而需要借助伦理资源，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资源分配正义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我们把这一类问题总称为“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是侧重于“从政治伦理看社会”的产物，并且它们往往与社会问题解决的整体性、复杂性、梯度性有关。我们把所有社会问题中带有政治伦理性质的问题纳入政治伦理学研究的视野，不但拓宽了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由此显示了政治伦理学与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区别，因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政治学偏重政治权力的构架与运行，而政治哲学偏重政治的价值理念而已。二、 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所谓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基于政治与伦理的同构或依存所产生的伦理问题，诸如自由民主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协商问题、公民参与问题、政治妥协问题等。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看政治”的产物，其衍化逻辑是伦理对政治的规导。自古以来，无论东方和西方，政治生活总是离不开伦理的视野。在古希腊，政治被人们赋予了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实现最高价值的生活方式。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依据自然秩序而形成的，实现正义是城邦的内生诉求。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城邦是人类为了获得优良生活而自然演化的产物，趋向城邦生活是人的本质使然。正是在城邦中，人们得以与动物区别开来，并通过遵纪守法而避免堕落。对于个人而言，公民是引以为傲的身份，唯有通过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至善。政治的伦理特质在中国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阐发。孔子就提出“政者，正也”的命题，政治天然具有追求“仁”的伦理向度，而且从政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为政以德”成为我国传统政治的核心话语。实行伦理道德的统治、建立伦理型的国家成为王者的必要前提，或者说，作为国家政治理想的王道本身就被赋予了积极的伦理道德价值。不难看出，经典的政治从来都与伦理如影随形。伦理的政治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政治伦理应当成为国家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三、 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如果说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源于政治对伦理的需求与依赖，那么，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则是源于政治伦理本身的价值矛盾与冲突带来的问题，如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问题、政治品质与政治行为问题、政治忠诚与政治背叛问题、政治承诺与政治失信问题等，这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价值冲突看政治伦理”的产物。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政治本身是有伦理价值的，并且个人也只有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才能完善其本质。尽管现代西方政治实践有宗教和市民社会的伦理关怀来弥补伦理资源供给不足，但政治也不应该借此堕落成为一种纯粹的统治术，而应该主动担负起政治的道德责任。伦理道德价值本身虽然有“基本善”的统一要求，但也有层次上的差异和由“境遇”不同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伦理上的价值冲突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善与恶冲突，这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二是善与善的冲突，也就是大善与小善的冲突，这往往会出现伦理上的“二难选择”，一般会选择大善而舍弃小善，如有外敌入侵时，好男儿会选择尽忠报国而不是在家做孝子；三是恶与恶的冲突，涉及大恶与小恶之择，这往往是法律上考虑的事情。政治生活同样面临多种伦理价值的选择，由此产生复杂的伦理问题，如关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按照“马基雅维利思维”，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就是因为这只“肮脏的手”可能使目的价值丧失，所以从政治的伦理价值上，政治手段也应该是正当的，才能保证政治目的价值的实现，并且许多政治之恶就是手段的卑鄙所造成的。政治伦理学不能回避这些复杂的伦理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时的技术化处理途径。四、 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任何政治活动都是人的活动，都由人这个主体承载，都是人的合目的性的结果，政治主体伦理问题是不可忽略的。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治人”的伦理问题，如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问题、政治人的人格问题、政治人的道德评价问题等；二是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伦理问题，如政党伦理、政府伦理、公务员伦理等。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人怎样看自己的政治本性”的产物。“政治人”假设最早是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其通常表达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假设内涵丰富，深刻揭示了人是具有合群性的社会动物、人是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动物、人是有合作精神的动物等思想。连马克思也认同，称这命题“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特征”，“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人假设的理论意义在于，人的社会本质性决定了他的政治性，只要是社会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政治人，但不一定必然成为政治人，前提是要有好的德性，这就为政治主体伦理提供了逻辑前提。因为从“社会动物”到“政治人”必须有一个伦理的蜕变过程。社会动物也是动物，其自身会带有自私、贪婪、暴力、残忍等劣根性，而这不是政治文明所许，更不是政治伦理所为。这就又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人”人性假设问题，因人性假设不同，其政治理想设计、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权力运作等也会不同，如基于人性恶的政治人会执行强法制治理模式，而基于人性善的政治人会执行温和的德治主义模式。同时，对政治人的道德评价也只有以政治伦理作为基本评价标准，如果以一般性市民道德或其他职业道德去评价，会造成道德评价的失准、失真、失效。《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1日 15版）

■70年来，伦理学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改变了以往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缺乏伦理学理论支撑的状况。■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的新时代，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和优势，多出原创性重大成果，加快构建有影响力的中国特色伦理学，对我国伦理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研究，上世纪初才开始在我国出现。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为伦理学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伦理学出现持续繁荣的局面，目前已成为哲学大家庭中的一门显学。同时，伦理学也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伦理学的成长与进步，展望伦理学的未来与发展，进一步明确伦理学承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无论对于伦理学本身更好发展，还是对于新时代加强道德建设、以明德引领风尚，都具有重要意义。学科的兴盛与贡献70年来，伦理学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改变了以往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缺乏伦理学理论支撑的状况。学科体系日渐完善。伦理学学科在改革开放初期初步形成，此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展开伦理学研究与教学，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指导，多种伦理学理论和分支学科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学科体系发展格局。伦理学原理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从最初主要关注规范问题逐渐扩展到对德性问题、道德情感问题、道德语言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也成为伦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伦理学理论还被运用于研究现实问题，并与相关学科融合，兼具应用性和交叉性的应用伦理学异军突起。科技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等成为伦理学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伦理学工作者不断探索前行，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众多专著和教材，在一系列伦理学理论问题上有所创新和建树，研究解答了许多现实道德问题和人生难题。1980年成立的中国伦理学会，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并成立多个专业委员会，在组织、协调和推动全国伦理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杂志以及《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伦理学术》等集刊的创办，为伦理学研究新成果提供了发表园地。各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设立一大批伦理学专业硕士、博士授权点和包含伦理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形成完整的伦理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伦理学研究和教学队伍不断壮大。伦理学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的设立，伦理学研究课题的政府立项资助，有力推动了伦理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在各类学校开设思想品德课程，高校相关专业进行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教学，中国特色伦理学教学体系逐步形成。助力观念更新和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伦理学为我国价值道德观念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了善恶观、道德观、人生观的更新。突破传统伦理思想长期不谈幸福的局限，对幸福问题进行大量研究，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学术支持和理论依据，增进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正确理解和普遍认同。伦理学倡导的德目逐渐成为社会的价值理念和人们的内心信念，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广大伦理学工作者履行为社会道德治理提供学术支持的重大责任，深入研究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科技问题、网络问题等蕴含的伦理问题，从伦理学角度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近年来，伦理学界积极参与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道德智慧。存在的问题与不足70年来，伦理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不够多。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许多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大问题日益凸显，解答这些重大问题需要伦理学积极参与。还应看到，中国伦理学在世界上发声不够，国际话语权较弱，主要原因也在于缺乏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中外合作研究不够深入。改革开放以来，伦理学“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越来越多的伦理学工作者参加国际性会议，到其他国家做访问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合作在国外举办国际会议、创办刊物。但是，很多中外伦理学交流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缺乏深度交流与实质性合作。这种情况与中国的伦理学大国地位不相适应。道德体系的理论构建亟待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人们将道德理解为行为规范体系。实际上，道德是由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质、道德情感等构成的道德体系，其基础是道德价值。道德体系的实践构建，需要以理论构建为前提。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的新时代，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和优势，多出原创性重大成果，加快构建有影响力的中国特色伦理学，对我国伦理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含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从纵向看，伦理学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横向看，伦理学包括价值论、道义论、德性论、仁爱论、德育论以及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等分支学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纵、横两个方向着力，克服伦理学研究存在的学科界限模糊、缺乏共同架构和范式的问题。广大伦理学工作者要突破各自学术视野的局限，从不同方向开展各有侧重的研究，努力实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伦理学发展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为新时代道德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进入新时代，从理论上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相适应、以人民美好生活为中心的道德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切地提了出来。伦理学界要积极进行理论探索，为党治国理政提供正确、合理、可行的理论道德体系，为加强新时代道德建设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伦理学是道德哲学也是人生哲学，培根铸魂是伦理学的重要职责。在多元多变思想的冲击下，在拜金拜物等观念诱惑下，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容易受到影响。伦理学要发挥自身特有优势，以明德引领风尚，以人生哲理引导公众，在为人民述学立论的同时，积极从事伦理学教育、宣传、普及工作。要多出说服力强、感染力大、雅俗共赏的伦理学精品，为人们尤其是青年的人格完善、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美好提供指导和帮助。积极参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伦理学工作者要从伦理学视野出发，与相关学科工作者合作研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道德问题，提出标本兼治的对策主张。加强对全球性重大问题和人类重大关切的研究，特别是对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提出的重大伦理难题进行研究，勇于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扩大和深化中外交流合作，将中国伦理文化和最新研究成果推向世界，通过推出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学术成果造就世界知名学者。中国伦理学界要有国际视野和人类情怀，为推进人类共同道德体系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