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当下，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亦如人工智能一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此，林林总总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原则、规范和路径也应运而生。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描绘了一幅美好生活的前景，即便今天的社会还不是完全的智能社会，但我们已经享受到了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便捷、舒适的生活。既然如此，人工智能为什么要讲伦理呢？或者换句话说，人工智能伦理是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要求人工智能符合人类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在我们讨论人工智能为什么是伦理的研究对象之前，我们首先要厘清什么是伦理，以及人类为什么需要伦理，伦理与技术是什么关系。什么是伦理？谈到伦理，很多人都认为伦理会阻碍技术的发展。一个通常的看法是，伦理就是讲什么不能做。其实这种言论不全面。通常我们说伦理是关于“应该”的学问：它不仅规范和研究什么不应该做，而且也规范和研究什么应该做，以及应该和不应该的理由是什么。对于这些理由，我们称之为道德辩护，因为严格地说，在传统伦理学的范畴下，关于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不是伦理学规定的，它来自我们的习俗和传统。但是，世界各民族甚至同民族的不同地区，有些习俗和传统彼此是有冲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伦理学就得回答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以及不能做的理由。人类为什么需要伦理？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对伦理与技术的需求伴随着人类的诞生：无论是伦理还是技术的出现都源于我们对自然界的恐惧和担忧。为了抵御自然灾害，获得身心的安宁，在人类文明出现的早期，在没有技术、没有伦理之前，巫术承担了这样一种使命：一方面利用各种方术、技艺来抗衡自然；另一方面，也由此寻求内心的安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早期人类利用巫术同外部世界和解，利用自然力量，从威胁的条件和力量本身中构成一座城堡。近代以来，人类通过技术寻求安全。我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认为，不仅技术起源于巫术，伦理也可以追溯到早期巫术。在《说巫史传统》书中他曾经谈到，“巫术操作的这个方面后来发展为各种方术、技艺、医药等等专门之学”，“西方由巫脱魅而走向科学（认知，由巫术中的技艺发展而来）与宗教（情感，由巫术中的情感转化而来）的分途。中国则由‘巫’而‘史’，而直接过渡到‘礼’（人文）‘仁’（人性）的理性化塑建”。也就是说，在李泽厚看来，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我们的礼仪、法规，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来源，即早期巫术，而其目的都是为了与自然抗衡。从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也能够看出，技术源于人类安全生存、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早期的技术主要是对人的器官的模仿。几乎“所有的工具和器械”都是对人手的模仿，“因为手是生就的工具”（在希腊语中，器官与工具是一个词），不仅是模仿人手，而且模仿“人体的组织”，“它如何构造，根据那些存在于它自身内部的基本原理，时刻自我复制和自我投影”。与对科学的观察和沉思不同，早期人类需要技术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生存：技术可以补偿人所缺少的装备，比如武器以及火的使用。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功能逐渐增强，它不仅能补人某些方面的缺陷，而且可以加强人的能力，人的器官（如锤子、显微镜、电话）；以及减轻直至完全节约人的劳动（如轮子、交通工具）。所以，技术的初心是善的，是为了美好生活。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拓展人类行为和认知的边界，增强了人类的能力。同样，伦理的目的也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德才能够获得美好生活，或者，为了美好生活，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这个社会应该如何安排。也就是说，伦理主要的是借助于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和公序良俗的确立，帮助人们明确，为了实现美好生活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和伦理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美好生活。伦理与技术、人工智能的关系：技术与伦理就像文明的两翼，一个从物质方面，另一个从精神、观念和制度方面，共同架起了人类文明之舟。然而，随着技术力量越来越强大，技术与伦理开始走向分离，某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没有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反而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灾难。1950年7月，爱因斯坦在写给美国“科学的社会责任协会”（The 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的信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因为发展大规模破坏性的战争手段有赖于他们的工作和活动。虽然我们赢得了战争，但是没有赢得和平。”德国科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也感慨而悲观地说道，自己所确信的追求科学就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也就是追求善，只是一个理想的梦，如今“科学的作用和科学的道德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变化？为什么“追求真理也就是追求善只是一个理想的梦”呢？因为现代科学技术中的目的和手段发生了分离：如果把技术看作是实现目的的手段，那么目的实现了，手段就应该消亡。但是现代技术的力量太过巨大，以至于即便是它所服务的目的实现了，作为手段的技术仍然在持续地发挥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早已超出了作为技术人工物的范围，而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并且突破了时间、空间以及物种的范围。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爱因斯坦洞察到，原子弹虽然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和平与人类生活的宁静。二战以后有关科学家社会责任的讨论，使得科学技术的目的和手段问题开始进入伦理学的视野。现代意义上的科技伦理学，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诞生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技术对人类未来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会聚技术”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关注会聚技术对人类未来的影响。Sun微系统公司联合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比尔·乔伊（Bill Joy）发出了“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的警告。在他看来，“机器人、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正在使人类成为濒危物种”。许多时候，这篇文章常常与爱因斯坦那封著名的反对曼哈顿计划的信相提并论。然而，现代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因为人们的警告或担忧而停滞或放缓，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2011年，IBM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沃森”（Watson）在一档智力问答节目中战胜了两位人类冠军，人工智能迎来了爆发期。2016到2017年间，谷歌（Google）旗下DeepMind公司的团队开发的AlphaGo多次击败人类围棋世界冠军。随后，AlphaGo Zero又在无任何数据输入的情况下，自学围棋3天后，以100：0横扫了第二版本的AlphaGo；学习40天后又战胜了在人类高手看来不可企及的第三个版本AlphaGo Master。一个又一个事件仿佛在向人类世界表示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临。技术的发展刺激着伦理的反思。霍金在临终前的一次采访中非常担心地说，“我并不认为人工智能的进化必然是良性的。一旦机器人达到能够自我进化的关键阶段，我们无法预测它们的目标是否还与人类相同”。正是因为人们对人工智能巨大威力的担忧，使得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伦理的规范作用，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适当的规约，人工智能因此成为了伦理学研究的对象，甚至在这几年间，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探讨进入了新的爆发期。

在【教授讲专业】栏目，我们邀请了人民大学的名师大家、杰出学者讲述专业的历史积淀、特色亮点、发展前景等，为高中生们找寻专业兴趣、确立专业目标、理性选择专业提供权威参考。曹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咨询专家，《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刊物编委，《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伦理学》执行编委。首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1项，出版著作4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伦理学是什么实现财务自由早，人生没有几多愁——与青年朋友谈谈财务管理专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描写，德米特里被控杀了其父老卡拉马佐夫，当然这不是事实。开庭的前一天，德米特里要跟弟弟阿辽沙讨论的却不是他的冤屈或者脱罪的方法，而是一个学科的定义问题。他问阿辽沙， “伦理学，你知道伦理学是什么？” 德米特里看似提问阿辽沙，其实是在自问，也许，他的人生经验、道德直觉和生活常识已无法解决他所面临的各种道德难题，所以他想起了伦理学。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如果德米特里平时认真学了伦理学，又何至于此？关键的问题是，伦理学是什么呢？一个对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世界呈现给我们以无穷多变的现象，我们要观察和理解这些现象，不但要知道它是怎样的，还要知道它为什么这样。于是，我们就把现象分门别类，构成不同的学科。其中，伦理学就是以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譬如，脸红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但同时还可能是一种道德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把脸红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是唯一有羞耻感的动物。一个人为什么会因为撒谎而脸红呢？这就是伦理学要研究的范围。二个问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伦理学是最古老的学问之一，内容精彩纷呈，理论流派众多，但归根结底，回答的就是两个基本问题：善和应当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个好人，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国家是个好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这些都是“善”的问题。行为对错的标准是什么，谁定的标准，凭什么确定这样的标准，根据行为的何种要素（动机、过程或者结果）来判断行为的对错，如何选择“对”的行为，这些都是“应当”的问题。对两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伦理学理论，譬如义务论、功利主义和德性论等等。三个特点：伦理学的基本特征1、能上能下。东郭子曾问庄子“道”：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庄子所答也是道德存在的特性。世上并没有一个纯粹的道德存在，道德总是内在于各种各样的具体活动之中，又超越于这些具体活动之上，反思和引导具体情境中的道德选择。由此，伦理学既要探寻那个为人处世的根本原理“道”，这是形而上的，又要解决现实生活情境中的道德选择问题，这又是形而下的。2、可近可远。伦理学是以“自我”为逻辑起点，以完全的人为终极目的，历经家庭、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逻辑过程。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伦理学的形态呈现出“由近及远”的发展进程，即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不断拓展，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道德经验和知识不断普遍化的过程，扩及到全世界，便有全球伦理，扩及到未来世代，便有代际伦理，扩及到宇宙自然，便有生态伦理。3、又红又专。伦理学是以一门精深的学问，是需要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才能掌握的知识体系，譬如，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就有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培养序列来培养专门的伦理学人才，社会发展也急需这样的人才；伦理学同时又是一种实践智慧，学伦理学不但需要人生历练，经权达变，更需要家国情怀。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个名称是有讲究的，伦理学不仅是书斋里的学问，还要参与社会的道德建设，做道德建设的规划师、设计师和建筑师，把伦理学的学问做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是“红”的一面。四大步骤：伦理学的基本进路在伦理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会在老师的循循教导下，学着去建构一个伦理学的理论大厦。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艰辛，但也充满了精神上的愉悦，甚至会带来崇高感。从逻辑的意义上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工作是清理场地。清理那些浮沙杂物，这个工作由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来完成，譬如，人性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人有没有自由意志，道德是主观的还是客观性的，是相对的还是普遍的，等等。这是一个人文知识的学习和人文素养的积淀的过程。第二步工作是夯实地基。这个工作要由元伦理学来完成。任务是解决道德概念的定义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问题。这个阶段的学习需要形而上的思辨，这是一个虽然困难但极其砥砺理性锋芒、训练思维能力的过程。第三步工作是构建大厦。这个工作是由规范伦理学来完成。主要任务是通过学习和比较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不同形态的道德规范理论，提出和论证一套合理的实质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个阶段的学习需要培养多元文化的比较视野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是可以享用一生的精神财富。第四步是大厦的落成与应用。这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人类活动所及之处，都会存在道德问题，由此有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等等。可以说，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都有这个领域的应用伦理学；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道德难题出现了，譬如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生态伦理问题、机器人伦理问题、大数据伦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传统的伦理学理论里是难以解决的，需要人们勇敢但又谨慎地提出新的理论思路和解决方案。这个阶段的学习既要有理论的勇气，又要有实践上的谨慎，这种品格既是做学问的德性，也是做人的德性，是难能可贵的。专业常见问题解答为什么要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是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发源地，罗国杰教授是公认的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专业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中国最早的伦理学学科点，1981年被批准为第一个伦理学硕士点，1984年被批准为第一个伦理学博士点，1985年被批准建立我国高校中唯一的伦理学本科专业，1988年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伦理学国家级重点学科，1999年开始招收国内伦理学领域第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2000年9月被教育部评定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当然，人大伦理学专业不但过去“牛”，现在依然“牛”。今天的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仍然兵强马壮，是国内教学研究队伍最大、综合实力最强、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学科点。具备哪些特质的学生更适合学习伦理学专业？伦理学的学科门类广泛，方向多元，不同特质的学生都能在伦理学学科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譬如，有思辨兴趣和能力的同学，可选学元伦理学；有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同学，可选学经济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等等。但只要学习伦理学，就有三个共通的基本特质：第一，要有人文情怀；第二，要有问题意识；第三，要有批判精神。社会上对伦理学专业存在哪些理解误区一般而言主要有三个误解。其一，道德知识都是人们“不学而能”的常识，何须学习伦理学？没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也是讲道德的。但作为常识的道德，不过是来自于生活经验的点点滴滴，是不完整的，而且常常是彼此冲突的，既不能完整地解释道德世界，也不能一贯地指导人们的道德选择，况且当代社会出现的很多道德难题，如器官移植的问题、生态伦理的问题，都远远超越了常识的边界。总之，我们需要通过系统而深入的伦理学专业的学习，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才能更自由和合理地决定我们的选择，才能更好地预测和找到解决道德难题的钥匙。其二，伦理学专业是否相当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授予的是法学学位，是一门具体的科学。伦理学授予的是哲学学位，它要探寻的是伦理智慧，是对世界和人生价值的圆融一体的理解，是对何为“善”、何为“应当”的终极。当然，道德本是实践理性，伦理学本有现实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包含了道德教育的内容。其三，学习伦理学，不好找工作。且不说这个说法背后的专业选择观念是短视的，就这个说法本身也是难以成立的。伦理学是最古老的学问，也是当代哲学中的显学，它满足的是人类社会和谐和自我完善的永恒需要，所以，永远不会是“夕阳”专业；同时，它还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有力工具，既有自己适合的特定职业取向，又有广泛的职业适应性。在这个意义上，好的职业不过是伦理学专业学习的一个不必过虑的副产品而已。伦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和升学情况如何伦理学专业具有广阔的就业途径和确定的升职远景。很多同学都在高校、政府机关、新闻出版单位、企业等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学选择了在国内外的著名高校继续深造。伦理学专业的出国率在20%左右，保研率在40%左右。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阳光招生 排版美编：靳帅旭

近年来，我国一些伦理学学者积极关注重大现实问题，使伦理学研究走进了现实生活，起到了引导社会风气、调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伦理学界面向现实生活的意愿相对还较弱，探讨现实问题的成果不够丰硕，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伦理学研究的发展，限制了伦理学学科规范和完善现实生活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反思伦理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对于正确把握伦理学学科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动力伦理学是一门对人类道德生活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的学科，进行伦理学研究首先需要思考一个前提性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伦理学研究？或者换句话说，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认知的动力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追求真理、渴望探索世界奥秘的自然天性，一种是寻求智慧、渴望解决生活问题的现实要求。与纯理论研究不同，伦理学研究既离不开求真的天性，又离不开向善的渴求。因为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不仅涉及纯粹理性的认知，还涉及实践理性的认知，尤其涉及借助意志使认知走向生活的实践活动。伦理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只是认识生活，更是改造生活。苏格拉底之所以“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孔子之所以通过“仁学”重新诠释礼乐制度，都是为了解决所处社会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应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是伦理学研究的根本推动力。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动力，意味着伦理学研究归根结底要从现实的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一般的理论出发。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才能找到自己的生长点，才能找准自己的发力方向。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使命。一旦远离现实生活，一味沉溺于道德推理和道德论证，伦理学研究就有可能沦为学术圈内的自娱自乐。因此，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来源于现实生活，伦理学的理论问题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远离现实生活、凭空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有可能像“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之类的神学问题一样毫无意义。对于我国伦理学界来说，从现实道德生活出发就是要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紧贴中国道德发展的脉搏，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道德概念、范畴、话语和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当代中国生活实际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应该从这个生活实际出发，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概念、范畴和话语，创造出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伦理学理论。2.现实生活是检验伦理学理论的重要标准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最终要走向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伦理学理论。从逻辑上看，一个理论是否为真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理论要与自身保持一致，即理论内部不会出现逻辑矛盾；另一个是理论要与现实保持一致，即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为逻辑矛盾可能源于论证不合理，这并不意味着结论必然错误；而与客观事实不符，意味着结论必然虚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伦理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具有多大程度的真理性，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现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生活。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伦理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是事实世界，伦理学的认识对象是价值世界。关于价值世界的认识，更多依靠它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效果进行检验。也就是说，诉诸现实生活检验道德理论的正确与否，是要将道德理论应用于现实的道德生活，看它能不能合理解释现实的道德现象，能不能切实解决现实的道德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以现实生活作为道德理论的检验标准，意味着我们的伦理学理论应该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道德问题。创新伦理学理论需要融通古今，需要借鉴中外各种伦理思想，比如以仁礼为基础的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以德性和共同体为根基的现代美德伦理思想等。在借鉴吸收各种伦理思想的时候，我们需要重视“现代化”转换和“本土化”转换问题。从古代社会生长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思想，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适应当代道德发展的需要。从西方土壤生长出来的现代积极伦理思想，只有经过批判借鉴，结合中国优秀文化基因进行重新创造，才能适应中国道德发展的需要。3.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理论的最终归宿道德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有些自然科学知识能够以纯粹的知识形态停留在头脑之中；道德知识必须走出头脑，从认知领域进入实践领域。伦理学研究成果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中，只是帮助我们澄清认识，那么它最多只能提供理想生活的知识图景，却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生活。相反，它们只有进入到现实生活中，只有现实地转化成我们的行为、德性、人格和生活，才能实现它们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说，伦理学研究不仅要告诉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更要现实地指导我们成为有德性的人，过幸福美好的生活。伦理学理论可以从两个层面回归现实生活，一个层面是进入个人生活。社会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行为由一个一个的人完成。理论要回归现实生活，首先就要进入个人生活。理论进入个人生活，需要经过“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两个过程。“由外而内”是指将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德性，这个过程包含知情意的统一，即理性的道德认知、情感的道德认同和意志的道德认定这三者的统一。“由内而外”是指将内在的道德德性外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即道德德性在理性和意志的协助下，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中激发出具体的道德行为。当前中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进入个人的现实生活，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德性，外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这个层面的回归要求伦理学必须研究德性的养成规律和德行的发展规律。另一个层面是进入社会生活。任何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不同的个人通过各种关系联结为一个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汇聚而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包括成文的、显性的制度和不成文的、隐性的制度，都对社会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和制约作用。伦理学理论要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就必须进入到社会制度层面。理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入社会制度：一是“制度的道德化”，即根据特定的道德标准规范现实的社会制度，使制度本身更具伦理性，使制度的社会后果更合乎道德；一是“道德的制度化”，即将特定的道德要求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使规范现实化，从而起到更有力的约束作用。只有将道德观念与我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结合起来，道德理论才能真正进入社会生活。面向现实生活，并不是不要理论研究，而是要把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研究现实离不开理论，没有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作支撑，现实研究就无法进行，或者只能浅尝辄止。反过来说，理论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必须回归生活，必须为现实的生活问题提供理论的解决方案。只要现实不要理论，会走向粗糙的经验主义；只要理论不要现实，会陷入空幻的理想主义。从道德生活上升到道德理论，将道德理论应用于道德生活，形成道德理论与道德生活的良性互动，才是二者关系的理想状态。（作者：李志祥，系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的哲学一直致力于用理性解释世界，将各种各样的现象统一在哲学的体系里。但是，这个传统现在已经崩坏了。如今的哲学已经不再有能力提供与世界、自然、历史、社会相关的整体性知识。这不仅是因为经验科学的发展，而且更是随着经验科学的进步，由哲学对自身的反思所致。哲学不得不放弃整体性的追求，把兴趣转向逻辑、语言、政治乃至美学。最终，哲学蜕变成了“后哲学”，失去了它的自足性。他的这个悲观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还不能彻底取消哲学。我们要注意到，哲学永远无法像科学那样有直线一般的进步，充其量也就是呈现出某种趋势而已。因此，当代哲学不一定比启蒙时代的哲学高明，或者比古希腊的哲学高明，也并不意味着就比以前的哲学更糟糕。哲学不必反映时代，但必须回应时代。所以，当代哲学仍然有它命定的任务。当代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三部分：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只不过研究者不得不跟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一起工作。孤立的研究已经不可能了，像形而上学这样的领域，哲学家也必须扮演助手的角色，其功能主要是向科学家提供批判性的思维方法。在认识论的领域，哲学家也必须和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合作。譬如怎么理解意识的复杂性，以及情绪在社会互动中的诸多功能等等。这些内容，依靠还原论为基础的科学完成不了，而哲学在其中有事可做。伦理学领域也是一样。在这里，哲学家的工作尽管不是独一无二，但作用仍然无可替代。这是因为我们人类永远不可能把自己彻底放到演化论的叙事中——只要人类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存在，哲学家就不会消失。独立除了这三大任务，哲学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考察人类观念的演变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哲学史与哲学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它能够帮助人类避免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也可以帮助人类避免高歌猛进的乌托邦思想。总之，当代的哲学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观念领域的清洁工，而不再是领导者。独立学者灵遁者整理提供。

作者：李建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伦理是一个结构性、实体性存在，是观念、关系、制度、心理等多因素的集合体，政治伦理学就是以政治伦理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政治伦理关系、政治伦理制度、政治伦理主体、政治伦理理念、政治伦理实践等问题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对新时代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域做一种开放性理解，具体分为四个层面，以期达到对政治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聚焦”。一、 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在黑格尔哲学中，伦理是一个整体性、实体性概念，既体现了客观存在的自在自由性，又体现了“必然性的圆圈”，往往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秩序及法则，这种伦理秩序是用于治理社会生活的持久的东西和力量构成的，所以，各个民族都把伦理法则视为永恒的正义，而体现国家现实性的政治伦理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高位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统摄力量。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伦理问题是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诸如经济、文化、法律）中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而转变成为政治性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自身解决的能力而需要借助伦理资源，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资源分配正义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我们把这一类问题总称为“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是侧重于“从政治伦理看社会”的产物，并且它们往往与社会问题解决的整体性、复杂性、梯度性有关。我们把所有社会问题中带有政治伦理性质的问题纳入政治伦理学研究的视野，不但拓宽了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由此显示了政治伦理学与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区别，因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现象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政治学偏重政治权力的构架与运行，而政治哲学偏重政治的价值理念而已。二、 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所谓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基于政治与伦理的同构或依存所产生的伦理问题，诸如自由民主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协商问题、公民参与问题、政治妥协问题等。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看政治”的产物，其衍化逻辑是伦理对政治的规导。自古以来，无论东方和西方，政治生活总是离不开伦理的视野。在古希腊，政治被人们赋予了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实现最高价值的生活方式。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依据自然秩序而形成的，实现正义是城邦的内生诉求。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城邦是人类为了获得优良生活而自然演化的产物，趋向城邦生活是人的本质使然。正是在城邦中，人们得以与动物区别开来，并通过遵纪守法而避免堕落。对于个人而言，公民是引以为傲的身份，唯有通过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至善。政治的伦理特质在中国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阐发。孔子就提出“政者，正也”的命题，政治天然具有追求“仁”的伦理向度，而且从政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为政以德”成为我国传统政治的核心话语。实行伦理道德的统治、建立伦理型的国家成为王者的必要前提，或者说，作为国家政治理想的王道本身就被赋予了积极的伦理道德价值。不难看出，经典的政治从来都与伦理如影随形。伦理的政治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政治伦理应当成为国家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三、 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如果说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是源于政治对伦理的需求与依赖，那么，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则是源于政治伦理本身的价值矛盾与冲突带来的问题，如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问题、政治品质与政治行为问题、政治忠诚与政治背叛问题、政治承诺与政治失信问题等，这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价值冲突看政治伦理”的产物。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政治本身是有伦理价值的，并且个人也只有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才能完善其本质。尽管现代西方政治实践有宗教和市民社会的伦理关怀来弥补伦理资源供给不足，但政治也不应该借此堕落成为一种纯粹的统治术，而应该主动担负起政治的道德责任。伦理道德价值本身虽然有“基本善”的统一要求，但也有层次上的差异和由“境遇”不同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伦理上的价值冲突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善与恶冲突，这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二是善与善的冲突，也就是大善与小善的冲突，这往往会出现伦理上的“二难选择”，一般会选择大善而舍弃小善，如有外敌入侵时，好男儿会选择尽忠报国而不是在家做孝子；三是恶与恶的冲突，涉及大恶与小恶之择，这往往是法律上考虑的事情。政治生活同样面临多种伦理价值的选择，由此产生复杂的伦理问题，如关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按照“马基雅维利思维”，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就是因为这只“肮脏的手”可能使目的价值丧失，所以从政治的伦理价值上，政治手段也应该是正当的，才能保证政治目的价值的实现，并且许多政治之恶就是手段的卑鄙所造成的。政治伦理学不能回避这些复杂的伦理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时的技术化处理途径。四、 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任何政治活动都是人的活动，都由人这个主体承载，都是人的合目的性的结果，政治主体伦理问题是不可忽略的。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治人”的伦理问题，如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问题、政治人的人格问题、政治人的道德评价问题等；二是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伦理问题，如政党伦理、政府伦理、公务员伦理等。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侧重于“人怎样看自己的政治本性”的产物。“政治人”假设最早是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其通常表达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假设内涵丰富，深刻揭示了人是具有合群性的社会动物、人是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动物、人是有合作精神的动物等思想。连马克思也认同，称这命题“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特征”，“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人假设的理论意义在于，人的社会本质性决定了他的政治性，只要是社会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政治人，但不一定必然成为政治人，前提是要有好的德性，这就为政治主体伦理提供了逻辑前提。因为从“社会动物”到“政治人”必须有一个伦理的蜕变过程。社会动物也是动物，其自身会带有自私、贪婪、暴力、残忍等劣根性，而这不是政治文明所许，更不是政治伦理所为。这就又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人”人性假设问题，因人性假设不同，其政治理想设计、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权力运作等也会不同，如基于人性恶的政治人会执行强法制治理模式，而基于人性善的政治人会执行温和的德治主义模式。同时，对政治人的道德评价也只有以政治伦理作为基本评价标准，如果以一般性市民道德或其他职业道德去评价，会造成道德评价的失准、失真、失效。《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1日 15版）

2019年11月15日15: 30，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的晏辉教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211室作了以“伦理学的问题域及其论证方式”为主题的学术讲座。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张晓东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到场师生皆认真听讲，现场学术氛围浓厚。晏教授在讲座开始便指出，伦理学虽以学科为基础，但应以学说的形式来呈现，这是因为中外著名伦理学家的思想都是学说式的。作为学说的伦理学，其研究对象就是德性和规范。伦理学就是要在道德哲学的高度回答“我们何以需要德性？何以需要规范？”的问题。紧接着，晏教授详细解释了德性和规范的初始性命题，他强调通过回归人本身的存在状态及其展开方式，便可以寻找到德性和规范的始因始基。有关于“德性何以必要”的问题，晏教授从人之存在的非自足性和非完满性出发，点明人们被规定为最适合过集体生活，人们通过在集体中反复进行合作来产生合作剩余。合作剩余除了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其剩余量还为人们所共享，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就在于合作剩余的大小及和合作剩余大小的分配。就此意义来说，“德性”恰恰就是协调人们采取集体行动，以创造更多合作剩余的内在因素。有关于“规范何以必要”的问题，晏教授认为要协调集体中人们的行为，并不能仅仅依靠德性，还需要“规范”作为集体行动的逻辑。为此，他引用了福柯的“外在技术”概念来辅助理解，并做出生动描述：“我让我做好人是内在技术，别人让我做好人是外在技术”。内在技术外在技术必须要是平衡的，而外在技术问题是内在技术失效以后的结果。既然伦理学是研究德性和规范的实践哲学，那么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为解释这一问题，晏教授将目光转向伦理学自身及其研究对象的问题域，并对问题做出三大区分：基础性问题、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在此处，晏教授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对三大问题进行现实性引申。第一，他认为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问题是社会正义问题。基本正义是让每个人积极参加社会建设，且能够得其所得，并被平等地对待。而在当今中国某些地方，正义没有作为第一普遍原则得到确立。基本正义问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上，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完全被劳动者占有，不存在剩余价值的剥削。二是政治上，让每个人有充分正确表达他意志的权力，以保证社会舆论的健康。第二，根本性问题是政治问题，主要是权力问题，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的核心问题。政治权力不是为少数人所私有的特权，公众能够平等享有其正当权力。第三，全局性问题是价值观认同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不能很好地被认同？根本原因是当今中国出现了四个分离—德性和幸福的分离、德性和规范的分离、言说者和行动者的分离、受益者和责任者的分离。与此同时，中国当今社会的四大精英群体（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精英，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的经济精英，以知识为核心的科技精英，以身体为核心的社会精英）被没有很好地承担应有之责。相反，他们中部分人走向资本的逻辑，出现利益联盟，形成可兑换的关系，如权力兑换成货币。他们给别人制定社会规则却不是规则的行动者，造成好的价值观不能被认同。回归到伦理学，晏教授认为，第一，伦理学的基础性问题是语言问题，这是伦理学的元问题。此一问题，要从分析德性和伦理的概念入手。关于“什么是德性？”的问题，有三个论证方式。一是罗国杰先生早年给出的，道德是用善恶评价的，以善良动机作基础的，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这个定义是不全面的，它把道德看作行为规范的总和，主要强调道德作为规则的外在意义，没有体现中国古代的“道德”概念的内在蕴思。第二个定义如尼各马可伦理学所言，德性是优良品质，但这是后果主义的定义方式，因为比品质更重要的概念是能力。在此基础上，晏教授得出的定义是，德性就是做人做事的能力以及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品质。关于“伦理是什么？”的问题，晏教授是通过三个范畴的比较来辩正的，道德是鼓励人们去做但不要求去做的行为，类似于康德说的鼓励但不必然的行为，而伦理是要求必须去做的行为，符合正当原则，第三个就是被禁止的行为。第二，探究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要回归到康德的意志自由问题。为什么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能够保证正当性？其根源便在于善良意志作动机，实践法则作根据，实践理性作保证。这三点解释了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经常做正当事情的条件和可能性问题。第三，全局性问题是方法论问题，晏教授借用了倪梁康老师所提出的系统论奠基与生成论奠基的方法。系统论奠基以研究对象为一整体系统，主要研究系统整体和各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生成论奠基则回到现象学，它是发生学的方法，它提醒我们伦理学工作者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去，回到历史场域中去。这两个方法不可偏废，系统论奠基是基础性工作，发生学的方法是我们研究真正具有生命力的道德观念史和实践史的方法，是我们突破自己的重要研究方法。此外，晏教授强调伦理学研究者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要能在文本中读出问题来，进而形成原创性的论文，而不仅仅是对资料进行梳理，对观点进行综述。他还提出颇具趣味的三点论：选题有亮点，论证有重点，结论有观点。最后，晏教授指出，伦理学的问题域及论证方式仅构成作为学说的伦理学的第一部分—导论部分。对伦理学问题域的研究不能是平白无故的，必须有理论材料的支撑，有鉴于此，晏教授介绍了五种对伦理学研究有所助益的理论资源：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伦理学、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契约论、功利主义伦理学、儒家心灵哲学。因为伦理学主要探讨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人与人三者间的关系，而晏教授将之与儒家学说相结合，以此创见性地提出了“三道论”：天人之道（人与自然）、心性之道（人与自己）、人伦之道（人和人）。因此，伦理学就成为关于道的学问，它也是关于德性与规范的原始发生以及发生逻辑的学说。在晏辉教授结束其学术分享之后，张晓东老师进行了讲座总结。张老师高度赞扬了晏辉教授的讲座水平，认为其有三点长处：一是才情迸发，是理性的激情与激情的理性之有机结合。二是诙谐幽默，趣味盎然，充分调动听众兴致。三是深邃睿智，既具有哲学的智慧，使得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充分体现，又不失现实感，表现出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深刻洞见，其中对于问题的原发性探索和对社会的建设性批判，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具有的良知与责任感。在其后的学术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踊跃提问，晏教授皆一一耐心解答，其中精彩之处不时赢得阵阵掌声。文字 | 杨浩 编辑 | 肖越文

中央党校哲学部伦理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 靳凤林“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增无已的景仰和敬畏：位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句名言出自康德伦理学专著《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结语部分，紧接着这段话康德进一步解释说，人只有在仰望星空时，才能感悟到自己在浩瀚宇宙中的渺小无比，但当反观内心世界时，又会因为其所遵循的道德法则而使自己区别于世间万物，并彰显出人之为人的崇高伟大。从这种意义上讲，伦理学就是使人由渺小走向伟大的学问。伦理学研究的道德伦理问题众所周知，伦理学就是以道德伦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二级学科，但中外伦理史上的无数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由于对道德伦理问题的理解歧义纷呈，其所建构的伦理学理论体系也就千差万别，但有以下几个普遍且根本的问题是每一位伦理学家不可回避的：一是道德伦理本体论。何谓“道德”与“伦理”？二者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道德伦理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在何种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它一经产生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哪些功能与作用？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普遍性道德伦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道德伦理与人类普遍性道德伦理有何关联？道德伦理在与时俱进中，如何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是个体道德论。由于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道德现象的直接涉身者，他或她都有着自身的道德构成和生成机制，因此如何塑型个体的美德就成为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个体的道德包括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品质等，个体道德生成的内在机制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修养等，个体道德生成的外在机制包括道德评价、道德赏罚、道德教育、道德敬畏等。三是社会伦理论。个体只有在与多元性的他者共存中才能成为一个真实客观的人，这就要求每一个个体必须与他人结成一个伦理共同体，并在其中遵循特定时代所要求的价值理念、伦理原则、行为规范等。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人道主义、公平正义伦理原则，要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规范等。四是道德伦理应用论。只有把个体道德和社会伦理运用到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道德伦理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这就必然使爱情婚姻家庭道德伦理、职业道德伦理、社会公共生活道德伦理成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现代人类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人们几乎在其生存的每个领域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道德冲突和伦理悖论。如何使用上述道德伦理理论进行研判和决断，成为当代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致使各种应用伦理研究日渐成为伦理学的显学，如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等。现代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要建构现代伦理学理论体系，必须从中外伦理史上的各种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要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中以下几种研究方法为建构现代伦理学体系所必须：一是元伦理学的道德语言分析方法。人们面对任何道德争论，必须首先确定所争论问题的真假与否以及判断真假的是非标准，否则就会陷入毫无意义的哲学呓语之中。即使我们讨论的道德问题不是真假是非问题，而是具体的道德决策和行动问题，也要明晰其所表达的各种选择、目的、手段的真实含义，而元伦理学的深度发展，恰恰为我们研究伦理学的概念、判断、推理等诸多基础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撑和前提条件。二是经典文本精细解读法。要建构现代伦理学话语体系，离不开对古今中外各种经典文本的精细解读，因为中外伦理史上的经典文本所瞩目的焦点是道德伦理现象的内部本质，是对于客观性道德伦理问题深层内涵的揭示。它经过剥茧抽丝之后，触及到了道德伦理现象的坚硬内核，如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古希腊的《理想国》《尼克马克伦理学》等著作，无不如此。当然，要阅读这些经典需要充足的时间和从容的心境，只有在细细咀嚼和慢慢品味中，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气势恢宏的逻辑架构、精细微妙的理论阐释、独具特色的笔调意趣和个性迥异的行文风格。离开对经典文本的深度静览和精心妙悟，不去从中汲取丰厚的思想理论资源，现代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无疑是空中楼阁、梦里幻影。三是反思平衡方法。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反思平衡”的方法，即通过对多种可能的选择方案进行反复比较和修正，最终消除各种分歧，找到大家普遍接受的可供选择的共识性方案。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已是人类发展不可更改的历史大势，这就要求伦理学研究者在不断的文明比较过程中培养深刻的理论反思能力，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了解自己所具备的思想资源和其他思想资源之间的深刻关联性，对自己立场的局限性具有极其清醒的自我意识，在深入了解对方思想资源的过程中，不断地去界定自己的位置并调整自己的思想视角，最终确立起自身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新时代伦理学者的职责与使命人类所从事的任何一项事业都肩负着自身所处时代的特殊使命，伦理学作为人类一门古老的哲学二级学科，其终极使命就是通过对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逐步改善人类现实世界的道德伦理生活，为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要完成这一使命，就要求每一位伦理学者在新时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关怀中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善于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所在。它要求在伦理学研究中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贯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二是善于从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要建构中国特色伦理学话语体系，需要每一位伦理学者深入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准确把脉国内外社会实践中重大社会利益冲突的关键所在，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课堂中找到真问题、进行真研究。从根本上讲，伦理学的创新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研究者只能深切地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各种偶然背后的必然、现象背后的本质、感性背后的理性，真正掌握当代中国道德伦理的现实逻辑和内在发展规律，进而不断推动伦理学的理论创新。三是在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中推动伦理学研究迈向更高层次。《大学》篇曾提出“三纲领八条目”理论，“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属于“内圣”的范畴，“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外王”的范畴，“修身”是全部内容的核心和实现内圣外王的中轴。古代君子要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人生终极目标，必须先沿着由外而内的轨迹，通过对外在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研究和把握，增长自己的德才素质，并将其内化成自己的理想信念，在自己的身心中积累巨大的正能量，然后再沿着由内而外的路径，将这些正能量广泛施惠于家庭、国家乃至普天之下。古代君子如此，今天的伦理学者更应当按照“治学先治身”的原则从事这一神圣职业。编辑：河南日报理论部

伦理学专业相关介绍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不仅包括道德意识现象（如个人的道德情感等），而且包括道德活动现象（如道德行为等）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伦理学将道德现象从人类活动中区分开来，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教育和修养，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和生活态度等问题。伦理学专业学什么课程？主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概论、西方哲学概论、伦理学、数理逻辑、美学原理、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原著选读、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涵盖宗教问题社会调查，一般安排6周左右。2020全国伦理学专业大学排名情况目前教育部门并没有发布权威的伦理学专业大学排名，但是公布了哲学学科学校排名情况，伦理学属于哲学类下属专业，供大家参考：全国第四轮哲学学科评估结果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比较好的学校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伦理学专业毕业去向伦理学专业毕业一般方向是做老师和专门研究，局限性很大，因为其涉及的内容思辨性较强，欠缺实用的理论知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在分化和综合、对立和融合中逐步完善，其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对该专业有很大的兴趣同学，也可以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和传播 。伦理学专业考研方向伦理学本科专业可报考、攻读伦理学及相关学科（如哲学等）的硕士、博士学位。 伦理学专业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从事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以及企业的行政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高校政治学、德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高校行政管理、学生管理及政治思想工作；各种新闻媒体、图书馆等机构的采访、编辑、管理等关于这个专业你有什么看法？如果有机会你会选择这个专业吗？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注：数据来源于网络，由作者编辑整理，仅供个人研究学习，不涉及商业盈利，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做中国伦理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知名学术报刊的30余位知名专家和学者共同参加本次会议。作为一门古老而青春的学问，中国伦理学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和话语资源，曾经支撑起“道德中国”的伦理大厦，建构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然而，在当今世界哲学格局中，中国伦理学尚未充分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和魅力，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在中国崛起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复杂而严峻的伦理、道德生态下，如何更好地立足本来，学习外来，建构起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伦理话语形态，已成为当代伦理学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举办的“做中国伦理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即旨在更新既有的学术生产方式与研究范式，超越传统的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深入反思近现代以来伦理话语建设的历史经验、多重路向与可能前景，共同探讨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新概念、新范式、新理论、新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在致辞中说道：“所谓‘后小康’、‘后全球化’，甚至‘后人类’（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说法）给伦理学研究提出了非常多的问题，其中甚至包括：伦理学研究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教师很快就要成为教师队伍主体，‘00后’出生的学生很快也将成为我们学生的主体。相信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也一定会做得更好。”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教授以 “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现况分析”为题，通过对罗尔斯《正义论》相关问题的讨论，进而谈论到究竟该如何选择最具解释力的方式对中国伦理学进行研究，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他提出：“中国的哲学界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底色是伦理道德……儒家的传统是‘叙述’的传统，是‘说’的传统，没有‘做’。晚晴以来是予以弃之而后快，主要是‘西学东用’。什么时候我们‘干’呢？到今天我们要做自己的伦理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做中国伦理学，其实‘伦理学’这个词就不重要，主要是‘做’和‘中国’两个词。做中国的伦理学，大概是经过晚晴一百多年的‘学’，经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如何从一个学生的学习阶段转到毕业阶段、写毕业论文。要写自己的毕业论文、拿自己的学位，然后做自己的伦理学……今天我们要有中国式的话语、要有自己的话语，要学会说中国的哲学语言，并且要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哲学语言，这是一个很麻烦也是很艰巨的任务。”以下精选部分参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摘要。伦理道德，如何缔造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樊浩（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伦理型文化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立，继续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领风骚，遭遇一个前沿课题：伦理道德，如何缔造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为此，必须满足三大精神哲学期待：守望“伦理”；回归“精神”；建构“伦理精神”文化自立的理念与概念系统。中国文化的基本史实和独特气派是“有伦理，不宗教”，伦理不仅是比宗教而且也是比道德更具现实性与神圣性的终极关怀，守望“伦理”必须“学会伦理地思考”。基于理性和伦理的两大“精神”理念，中西方形成两种精神哲学传统：“心性”与“理性；“伦理优先”与“道德优先”；“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回归“精神”不仅扬弃“理性”对“精神”的僭越，而且应当回归中国的“精神”传统。中国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它与宗教文化背景下精神哲学“理性主义形态”相辉映，其文化自立期待关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新的评判态度”，建构“文明自生—精神生态—伦理共和”的理念和概念系统。伦理学就是道德科学吗？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是否可等同于“道德科学”，不仅涉及伦理学的学科归属和地位，而且也是“再写中国伦理学”所绕不开的问题。无论是周原冰明确坚持“道德科学”说，还是周辅成、冯契等在此问题上的“保留”态度，都表明这一问题的提出及论争，不仅仅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及高等学校学科建制的复杂演变相关联，更体现着学者们不同的致思取向或学问路径。围绕改革开放后伦理学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与论争，既有助于厘清一些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也会对“再写中国伦理学”有所裨益。“伦德之辨”和“情理之辨”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做现代中国伦理学，本人的提法是“再写中国伦理学”。这是哲学界的一项历史性的重大课题。最近我从历史的视角思考了儒家伦理学中的两个问题。其一，“伦理”与“道德”之辨是儒家伦理学的基本的理论范式；其二，“情理之辨”是中国儒家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来做“中国伦理学”，要十分重视上述两条——“伦理与道德之辨”和“情理之辨”（包括“情欲之辨”）。要创造性地将这两条体现在现代中国伦理学中。中国伦理学未来发展之展望江畅（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哲学学院）总的来看，中外伦理学研究的交流合作基本上停留在浅表层次，还没有达到实质性的程度。尤其是尚未与国际伦理学组织建立联系，除日韩之外也没有与其他国家的伦理学研究机构建立经常的联系。这种情况与中国的伦理学大国和中国不断深化的开放很不相适应。这种局面需要改善，在这方面尤其需要发挥中国伦理学会的组织和联系作用，当前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建立与国际伦理学组织以及伦理学研究大国的经常性联系；二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合作主办常规性的国际性会议和伦理学方面的国际性刊物；三是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向国外推出中国伦理学研究成果，尤其是最新成果，使之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中战略的有机构成部分。“识仁体”与仁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儒家“志”伦理视角看田海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志”之核心是由人生根底处探问何物最为紧要及何事最为根本。它在人生问题上体现为立志，即确立人生社会头等重要之事的意义。“志”伦理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向来为历代儒者所重,是工夫论思想的核心。儒家“志”伦理的精神，集中体现为“识仁体”，因而内蕴有待深究的仁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贯注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结构性要素和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它分别指涉并围绕特殊的个人目标、普遍的共同体目标、自由自觉的人类目标三大主体向度。儒家之“志”，本质上是要开启将个体“文明化成”为德性主体，将群体“伦化”为德性共体，在群己界分与契合的现实运动中进入人之类生命的自由自觉。作为对人之群己二重性的德性安顿和文化构造，“志”伦理表现出一种心学现象学框架下做人观念的主体精神自觉和道德理想主义价值指引，内含对做人观念的辩证把握，对于诊治和克服现代性的“本体虚无”、“道德祛魅”、“伦理脱域”之病理或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哲学系教授付长珍主持研讨会变与常：中国伦理学书写中的“厚概念”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学报编辑部）所谓中国伦理学,首先是伦理学的中国故事、中国叙事，不能囿于模仿或回应西方伦理学的思想方式与问题关怀，而是重在阐释自己的伦理文化内涵，论述自己的历史文化经验，回应现实对伦理学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这就需要运用新的理念和框架对传统伦理话语进行理解和呈现，并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光谱中加以辨析。反观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和书写范式，基本上没有逸出古今中西之争的藩篱。从“古今之辨”到“中西之别”，贯穿其中的是体用主义的逻辑方法和化约主义的理论轨迹。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需要厘清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三大支点：话语场、问题域与关键词。如果说，概念是“问题的纪念碑”（阿多诺语），应作为方法论上不可再精简浓缩的最高级别来理解（科塞雷克语），那么通过对中国伦理话语中一系列“厚概念”（Thick Concept）的重新阐发，提炼出彰显中国伦理话语特质的标识性概念，以此为进路，重访中国伦理学的话语场与问题域。本文拟以“情：一个厚的伦理概念”为例，讨论中国伦理学中“厚概念”的生成创化及其对伦理学范式创新的典范意义，反思理论与方法的限度。只有扎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打通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才是促成中国伦理思想创发的“源头活水”，才能书写出有生命力的当代中国伦理学。梁漱溟的儒家反省修养观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梁漱溟的反省修养观是其“儒家修养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成为梁漱溟现代新儒家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梁漱溟对反省修养观的阐述体现两个特点：第一，既不从思维方式理解反省，也不从心理状态理解反省，而是从修养功夫的角度理解反省。第二，坚持儒家的道德反省的思路，结合现代的语境，以自己的反省经历为例，从反省的内容、反省的环节、反省的境界、孔子的反省思想等方面阐述儒家反省修养观。梁漱溟的儒家反省修养观在现代中国伦理学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道德的现代视域罗传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即社会的运行不能只靠道德起作用，而是要以满足市场平等交换的原则即契约作为维系社会的根本保障，由此寻求建立一套与之配套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则，如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这些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新道德。同时，按照公平公正原则把权力（power）关进笼子，而相应保护个人权益（right），只有这样，市场才能良性运转，而不至沦为腐败之地和强权强势者予取予夺的乐园。可见，道德的作用在今天虽然重要，却需要被重新定位，并进行古今转换。理解中国伦理学： 以孟子为例萧阳（美国肯庸大学【Kenyon College】、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当我们提到孟子哲学中的关键概念，往往立即想到《孟子》一书中如下关键词及其所对应的概念：“人性”（“性”），“性善”，“心”，“四端”，“仁”，“义”，“礼”， “智”，等等。在这里，关键词与关键概念之间有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以关键词为根据”而对关键概念所做的研究， 就是以假定这样一种关系之存在为基础的。 这些有关键词与之一一对应的关键概念，我将称之为“显明的概念”。“以关键词为根据”的概念研究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有其局限性， 那就是，它会使我们忽视那些在孟子中并没有关键词与之直接对应的概念。我将称之为“隐藏的概念”（hidden concepts） 或“蕴含的概念”（implied concepts）。本文试图关注的几个隐藏的概念是孟子行动哲学中的关键概念。 由于它们在《孟子》中并没有关键词与之直接对应， 因此经常被忽视。比如，我们可以证明孟子其实是有我们今天所谓的“目的性的行动”， “无目的性的行动”（老子所谓的“无为”），“（在工具理性或审慎理性的意义上）理性的行动”，“非理性的行动”，等概念的， 尽管我们在《孟子》中找不到相应的关键词。当孟子需要说“某个人的行动是 （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非理性的”这句话的时候，他通常是用一个具体的典范（“缘木求鱼”）来做到这一点的。本讲试图关注的另外一个关键概念，“无为”（ 无目的性的行动，acting non-purposively），通常被认为是专门属于“道家”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大概有更多的理由不会想到“儒家”的孟子也有这个概念。本文试图证明孟子有这一概念，而且可以用来说明孟子行动哲学中的其它关键词及概念（比如“诚”，“心服”， “由仁义行”， “性之”），以及《孟子》中许多极其难解的章节。良知的普遍性与道德奠基（提纲）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摘录）以明阳心学为典范的良知学如何具有当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良知学的当代开展，能否成就一种中国经验与人类文明结合的哲学，它既能避免固守某种文明传统的经学独断论，又能克服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良知学的要义在良知。良知具有丰富的意蕴。就伦理学问题而言，我们不妨提问：良知是否具有纵贯古今、横通四海（即超越不同“善”、不同形上学与宗教传统）的普遍性，从而为普遍伦理原则提供终极奠基？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明清之际，以传教士的东来为中介，中西文化和哲学开始相遇和接触。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存在某种不平衡或不对称的关系，后者表现在：当传教士把中国的典籍以及其中包含的文化、思想观念介绍和引入欧洲之时，欧洲主流的思想界及其代表性人物给予其以相当的关注，然而，中国的哲学家除了对西方的科学和器技表现出兴趣外，却没有给予西方主流的文化和思想以实质性的关注。步入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明清之际不同的另一种不平衡或不对称开始出现。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思想家热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而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不再把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看待：他们既未能深切地理解中国哲学，更未能以之为建构自身体系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真正进入世界，以揭示中国哲学所具有普遍性意义为前提，这既包括彰显中国哲学在解决哲学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思想价值，也包括通过建构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以从理论建构的层面展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和理论意义。唯有基于彼此承认，各美其美，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才能超越两度出现的不对称，真正走向合理的互动。“箭喻”三种与成人之道王振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探究“成人之道”是历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其中隐喻因其能用感性现象来表达抽象内容而成为古代哲人言说成人之道的方便法门。基于射箭在古代的普及性，轴心期的中、西、印等文化都曾以“箭喻”来揭示作为形上价值观的成人之道。根据罗蒂的隐喻知识论，在本体论式微、形上探讨受抵触的现代性语境下，将“箭喻”的诠释作为研究传统人生哲学的主要对象，既能直观展示不同文化中成人之道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关切；也能藉此有效规避异质文化的“不可通约”质疑，实现对成人之道的跨文化比较。此外，比较西方当代哲学对隐喻认知功能的发现与中国传统哲学中“能近取譬”方法论的相似性，也可为建构当代中国伦理学的话语形态提供方法论参考。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论思考余玉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诚信文化建设离不开方法的支持，但是方法不是完全独立的东西，它必须依附目的、匹配目的才有价值。方法必须根据目的来设定，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方法。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还应秉持现实性原则，既要把握现实社会的诚信现状，还要考察已开展的诚信文化建设情况，并从两个方面追根溯源:一是要研究影响现代人诚信观念的思想文化因素，二是要研究现代人诚信或不诚信观念和行为的社会根源。诚信文化建设的效能性原则，提出诚信文化建设的方法需要有关联性的思路和统合性的思路。出席会议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