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研究所

@威马汽车微博发文称，10月27日21时左右，一辆EX5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内发生起火。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出警，事故很快得到处理，未造成人员受伤及其他财产损失。事发后，威马第一时间上报主管部门，并派专业人员赶往现场协助处理。目前正全力配合公安、消防及相关监管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后续结果将第一时间公布。同时，我们会与当事车主和所在单位积极沟通，全力做好后续事宜，保障用户权益。

1月13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召开2020年度年终总结会，广州市科技局局长王桂林出席，听取了研究院建设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提出了存在困难的解决措施，共同研究围绕全链条创新发展路径开展工作的思路。王桂林指出，一要加快形成资源集聚效应，锚定“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生态优化”全链条创新发展路径，加快汇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汇聚国内相关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及高水平人才团队，打造空间科学领域科研高地;二要充分发挥中科院“国家队”顶尖团队的力量，瞄准国家级、省级重大专项等项目，在空间科技领域实现一批“从0到1”的重大科学研究原创性突破，抢占全球技术制高点;三要密切与市、区部门沟通，及时反馈建设中存在困难，市、区将全力做好保障服务，支持研究院的发展。广州市南沙区副区长谢明常务、南沙区科技局局长王文静、广州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处处长莫雪华参加会议。【来源：本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在 B 类先导专项“超常环境下系统力学问题研究与验证”的初期论证会议上，专家组成员多次呼吁要重视范德华力中的 Hamaker 常数作为连续介质力学向介观力学过渡的能量标杆作用。在刚刚闭幕的“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9 联合学术年会”上，范德华力在介观力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范德华异质结是一种二维层状材料，具有结构多样性、电子多样性和力学多样性，兼具高门控性、高载流子收集率及强栅极响应能力等独特的功能性。这为功能器件的设计提供了新思路，在能源、电子、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虽然材料的非均质性带来了奇特的功能性，但是这种非均质性也给材料的合成、规模化生产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也给力学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近期，力学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赵亚溥团队在范德华异质结的剥离 (图 1)、合成等力学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从第一性原理到分子动力学，自下而上研究了范德华异质结中晶格错配及剥离力学过程，阐明了剥离过程的三个阶段，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力学权威期刊《Extreme Mechanics Letters》[1]上。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力学所林岿博士。 传统的剥离理论模型只适用于稳定剥离阶段，而该研究所建立的理论可以描述从初始不稳定到稳定剥离结束的整个过程；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特征长度，并命名为“弹性-剥离长度”；在剥离理论中体现了 Hamaker 常数作为连续介质力学向介观力学过渡的能量标杆作用。该项研究从原子尺度揭示了层状材料的剥离机制，对于范德华异质结的合成有重大指导意义。 相关结果发表后，很快得到了日本、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外学者的引用。有学者在论文中对上述结果评价：“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特征长度，即弹性-剥离长度，这是反映层状材料弯曲和界面特性的一个关键参数”、“该文所提出的力学模型可以检验整个剥离过程中薄膜的结构变化及其稳定性”。 最近，《Science China Technological Sciences》期刊专门邀请赵亚溥研究员撰写了有关范德华力在从连续介质力学到介观力学过渡中所起关键作用的评述文章[2]，总结并建议了与 Hamaker 常数相关的新特征尺度。 以上研究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金砖国家科技和创新框架计划合作研究项目、中科院B类先导专项的支持。 赵亚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1984年毕业于太原机械学院（现中北大学）特种机械工程系弹箭专业，1994 年在北京大学力学系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排名第一）。历年被 Elsevier 评为中国高被引学者，包括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SCI 他引 5124次（截止到2019年3月）。

建设我国最早的地震模拟振动实验室，开发预测评估地震灾害损失系统，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和流动观测……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的一代代科研人，接力传承，为解决我国建筑抗震难题，持续贡献着智慧和力量。“工力所怎么会在哈尔滨呢？”很多不了解工力所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由于名字中有“中国”，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工力所”）应该在北京，极少与哈尔滨联系起来。同样鲜为人知的，还有所里人的研究。在土木工程学科中，地震工程比较冷门。不过，工力所人说，这也有好处：能够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大家之所以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多亏了所里老前辈们留下的精神底色”工力所一角，有一座不起眼的三层建筑，远看像一座老旧仓库，灰白的外墙墙皮已经脱落。走进去，满眼各式各样的建筑模型。有摩天大楼，也有普通居民楼，高高低低排列开来。边上，还放着一些脚手架。这里是我国最早的地震模拟振动实验室。办公房在实验室一侧，水泥地、旧书桌、铁栏窗户，没有一点多余的装饰。工力所研究员张敏政在对着电脑校对书稿。74岁的张敏政，头发花白，声音温和而有力。实验室建成时，他就在这里工作；退休10多年，他每天还来这儿。至今，他仍记得每一个模型的来历，以及无数个日夜里的一次次实验。前一阵子，新版《中国防震减灾百科全书：地震工程学》出版了，足足有200多万字。这本书的出版，让该学科从此有了权威工具书。张敏政是编写负责人之一。他拿起茶杯，喝上一口水，然后凝望着窗外说：“总算了了一个心愿。”路遇张敏政，所长孙柏涛总会上前问候，他说：“地震工程学科比较窄，社会关注度不高。建所至今近70年，大家之所以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多亏了所里老前辈们留下的精神底色，这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礼立就是这样一位前辈。60年前，他就到工力所前身——中科院工程力学研究所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萌生了研究城市抗震的想法。然而，这个研究方向全世界都没有先例，这称得上是科学问题吗？谢礼立一头扎进图书馆，搜遍了各种资料。他回忆起全所开讨论会的情形：首任所长刘恢先，闻讯特地走下病床，坐在椅子上，被人抬进会议室。刘所长发问严肃而尖锐，面对一个个抛来的问题，他对答如流。所里当即决定，增设城市抗震研究方向。过去10年，最让孙柏涛引以为豪的是，带领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HAZ-China”的系统。“HAZ”是灾害的英文缩写，这个系统能预测和评估地震灾害的损失，也是城市和区域抗震理念的延伸。有了它，如何改造那些不符合抗震规范的建筑，就有了科学依据。曲哲又忙又兴奋。这位工力所的年轻研究员从此走进了一片新天地：过去，建筑抗震的焦点在梁、板、柱、墙等构成的结构。地震来了，结构骨架没问题，房屋倒不了，可吊顶、门窗、水电管线等非结构件损坏严重，房屋在地震面前依旧很脆弱。他忙的是，研究非结构件有太多新问题；兴奋的是，离解决建筑抗震难题又进了一步。曲哲只有30多岁，却已是工力所的科研骨干。研究建筑中非结构件的抗震问题，不但从单一结构扩展到整栋建筑，而且进一步拓展到城镇乃至更大范围。他与孙柏涛一样，在不同的层次上丰富了谢礼立构想的蓝图。“把工作做好，减轻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一口气能做20个标准俯卧撑，谢礼立一点儿都不像82岁。刚分配到工力所时，所领导没有让他马上搞研究，而是让他锻炼动手能力。“那时我像个工匠。”他说。工力所人做学问，并非只是在实验室与机械、图纸、公式打交道。去现场，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传统。每当有地震发生，这支“国家队”就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除了参与指导烈度划分、评估地震损失、做安全鉴定和救援外，他们还要开展地震灾害的科学考察和流动观测，搜集第一手资料。1966年邢台地震后，谢礼立在现场待了3年。由于熟悉灾害情况，有现场工作经验，在周恩来总理视察时，虽然他那时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却与国内顶尖专家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给周总理汇报。曲哲与地震工程的渊源开始于12年前的汶川地震。当时，他还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到重灾区北川的考察经历，让他头一次体会到灾害的无情。这坚定了他研究工程抗震的信念。就在那次考察中，他意识到了建筑薄弱层倒塌的危害，并着手开始相关研究。5年后芦山地震，非结构件的破坏暴露出另一个严重隐患，推动他关注非结构抗震的问题。1996年包头地震之后，孙柏涛到过国内外绝大部分的破坏性地震现场。他直面生离死别，尝遍辛酸苦辣。他说，余生就像是赚回来的一样。至此，他只有一个念头：“把工作做好，减轻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为了尽可能调查、搜集资料，在危楼里，在废墟中，孙柏涛和队员们冒着余震风险，高强度工作。在汶川，由于长时间顶着烈日，他和团队多人出现虚脱。凭借丰富的现场经验，孙柏涛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房屋震坏了，不看图纸，就能八九不离十说出原因。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出现多处裂缝，准备拆除，他判断建筑主体结构完好，只需要有针对性地做些加固就好。这栋大楼至今仍在使用。“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科研”谢礼立一生获得荣誉无数，不少还是国家级科学奖。可在他眼中，这些都不是做研究的初衷。他有一套自己的哲学：“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科研。”上学时，谢礼立主修俄语，工作后开始学习英语，他收集来老所长和国外友人的通信，带着两个馒头、一瓶水，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独自坐在公园里，反复背诵。如今在所里，他的英语水平也是公认的好。谢礼立是上海人，到哈尔滨后就喜欢上了这里。他说，哈尔滨夏天凉爽，冬天屋里暖和，适合看书、做研究。过去的半年，孙柏涛团队起草了两本有关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的规范。他当了10年所长，念念不忘的是科研，是对地震工程学科的理解。工作日难得空闲，一到周末，他就和学生们待在一起讨论问题。一心为学的氛围吸引着曲哲。在日本求学时，他是日本建筑学会会长的得意门生，老师对他的学术水平大加赞赏。曲哲说，做科研有点像创业，不同在于，它有时是一个人在孤独求索。曲哲乐在其中，也找到了与外界交流的办法。几年前，他做起了自媒体。他说，现在传播方式多样，要写好给少数同行看的科研文章，也要向老百姓说明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才能提高大家的防灾减灾意识。几阵寒风，凉意渐起，地处哈尔滨的工力所又将迎来白雪皑皑的冬季。但曲哲说，冬季的工力所，显得更加宁静、更加美丽。保持那份执着的科研定力（记者手记）为提高抗震能力，古代工匠们会在木塔中央，自上而下加入一根粗壮的“心柱”。正是有了这根“心柱”，一些古塔才得以屹立千年。而今，借鉴这一理念，一些现代建筑设计中也会嵌入“心柱”结构，提升建筑的稳定性，且效果非凡。面对时代的变迁、外界的诱惑，一个团队、一个机构想要保持定力，传承优良学风、作风，同样少不了有人充当“心柱”。他们或许没有响亮的名声，没有耀眼的头衔，却在为我国科研大厦的安全稳定，默默抗压承重。工力所建所近70年，走在地震工程研究的前沿，得到业内的认可，靠的就是一代代“心柱”科研人的薪火相传。社会发展离不开人才，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有这样充当“心柱”的人才，他们值得全社会的尊重与呵护。本版制图：蔡华伟《 人民日报 》（ 2020年10月27日 06 版）【来源：人民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核心阅读：建设我国最早的地震模拟振动实验室，开发预测评估地震灾害损失系统，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和流动观测……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的一代代科研人，接力传承，为解决我国建筑抗震难题，持续贡献着智慧和力量。谢礼立院士(左)在与学生交流。新丰江水电站，工力所在该水电站建设了我国首个强震动观测台。孙柏涛(右)和科考队员一起在整理地震灾2013年芦山发生地震，曲哲赶赴现场对农居进行振动测试。“工力所怎么会在哈尔滨呢？”很多不了解工力所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由于名字中有“中国”，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工力所”）应该在北京，极少与哈尔滨联系起来。同样鲜为人知的，还有所里人的研究。在土木工程学科中，地震工程比较冷门。不过，工力所人说，这也有好处：能够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大家之所以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多亏了所里老前辈们留下的精神底色”工力所一角，有一座不起眼的三层建筑，远看像一座老旧仓库，灰白的外墙墙皮已经脱落。走进去，满眼各式各样的建筑模型。有摩天大楼，也有普通居民楼，高高低低排列开来。边上，还放着一些脚手架。这里是我国最早的地震模拟振动实验室。办公房在实验室一侧，水泥地、旧书桌、铁栏窗户，没有一点多余的装饰。工力所研究员张敏政在对着电脑校对书稿。74岁的张敏政，头发花白，声音温和而有力。实验室建成时，他就在这里工作；退休10多年，他每天还来这儿。至今，他仍记得每一个模型的来历，以及无数个日夜里的一次次实验。前一阵子，新版《中国防震减灾百科全书：地震工程学》出版了，足足有200多万字。这本书的出版，让该学科从此有了权威工具书。张敏政是编写负责人之一。他拿起茶杯，喝上一口水，然后凝望着窗外说：“总算了了一个心愿。”路遇张敏政，所长孙柏涛总会上前问候，他说：“地震工程学科比较窄，社会关注度不高。建所至今近70年，大家之所以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多亏了所里老前辈们留下的精神底色，这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礼立就是这样一位前辈。60年前，他就到工力所前身——中科院工程力学研究所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萌生了研究城市抗震的想法。然而，这个研究方向全世界都没有先例，这称得上是科学问题吗？谢礼立一头扎进图书馆，搜遍了各种资料。他回忆起全所开讨论会的情形：首任所长刘恢先，闻讯特地走下病床，坐在椅子上，被人抬进会议室。刘所长发问严肃而尖锐，面对一个个抛来的问题，他对答如流。所里当即决定，增设城市抗震研究方向。过去10年，最让孙柏涛引以为豪的是，带领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HAZ-China”的系统。“HAZ”是灾害的英文缩写，这个系统能预测和评估地震灾害的损失，也是城市和区域抗震理念的延伸。有了它，如何改造那些不符合抗震规范的建筑，就有了科学依据。曲哲又忙又兴奋。这位工力所的年轻研究员从此走进了一片新天地：过去，建筑抗震的焦点在梁、板、柱、墙等构成的结构。地震来了，结构骨架没问题，房屋倒不了，可吊顶、门窗、水电管线等非结构件损坏严重，房屋在地震面前依旧很脆弱。他忙的是，研究非结构件有太多新问题；兴奋的是，离解决建筑抗震难题又进了一步。曲哲只有30多岁，却已是工力所的科研骨干。研究建筑中非结构件的抗震问题，不但从单一结构扩展到整栋建筑，而且进一步拓展到城镇乃至更大范围。他与孙柏涛一样，在不同的层次上丰富了谢礼立构想的蓝图。“把工作做好，减轻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一口气能做20个标准俯卧撑，谢礼立一点儿都不像82岁。刚分配到工力所时，所领导没有让他马上搞研究，而是让他锻炼动手能力。“那时我像个工匠。”他说。工力所人做学问，并非只是在实验室与机械、图纸、公式打交道。去现场，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传统。每当有地震发生，这支“国家队”就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除了参与指导烈度划分、评估地震损失、做安全鉴定和救援外，他们还要开展地震灾害的科学考察和流动观测，搜集第一手资料。1966年邢台地震后，谢礼立在现场待了3年。由于熟悉灾害情况，有现场工作经验，在周恩来总理视察时，虽然他那时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却与国内顶尖专家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给周总理汇报。曲哲与地震工程的渊源开始于12年前的汶川地震。当时，他还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到重灾区北川的考察经历，让他头一次体会到灾害的无情。这坚定了他研究工程抗震的信念。就在那次考察中，他意识到了建筑薄弱层倒塌的危害，并着手开始相关研究。5年后芦山地震，非结构件的破坏暴露出另一个严重隐患，推动他关注非结构抗震的问题。1996年包头地震之后，孙柏涛到过国内外绝大部分的破坏性地震现场。他直面生离死别，尝遍辛酸苦辣。他说，余生就像是赚回来的一样。至此，他只有一个念头：“把工作做好，减轻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为了尽可能调查、搜集资料，在危楼里，在废墟中，孙柏涛和队员们冒着余震风险，高强度工作。在汶川，由于长时间顶着烈日，他和团队多人出现虚脱。凭借丰富的现场经验，孙柏涛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房屋震坏了，不看图纸，就能八九不离十说出原因。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出现多处裂缝，准备拆除，他判断建筑主体结构完好，只需要有针对性地做些加固就好。这栋大楼至今仍在使用。“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科研”谢礼立一生获得荣誉无数，不少还是国家级科学奖。可在他眼中，这些都不是做研究的初衷。他有一套自己的哲学：“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科研。”上学时，谢礼立主修俄语，工作后开始学习英语，他收集来老所长和国外友人的通信，带着两个馒头、一瓶水，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独自坐在公园里，反复背诵。如今在所里，他的英语水平也是公认的好。谢礼立是上海人，到哈尔滨后就喜欢上了这里。他说，哈尔滨夏天凉爽，冬天屋里暖和，适合看书、做研究。过去的半年，孙柏涛团队起草了两本有关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的规范。他当了10年所长，念念不忘的是科研，是对地震工程学科的理解。工作日难得空闲，一到周末，他就和学生们待在一起讨论问题。一心为学的氛围吸引着曲哲。在日本求学时，他是日本建筑学会会长的得意门生，老师对他的学术水平大加赞赏。曲哲说，做科研有点像创业，不同在于，它有时是一个人在孤独求索。曲哲乐在其中，也找到了与外界交流的办法。几年前，他做起了自媒体。他说，现在传播方式多样，要写好给少数同行看的科研文章，也要向老百姓说明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才能提高大家的防灾减灾意识。几阵寒风，凉意渐起，地处哈尔滨的工力所又将迎来白雪皑皑的冬季。但曲哲说，冬季的工力所，显得更加宁静、更加美丽。保持那份执着的科研定力（记者手记）为提高抗震能力，古代工匠们会在木塔中央，自上而下加入一根粗壮的“心柱”。正是有了这根“心柱”，一些古塔才得以屹立千年。而今，借鉴这一理念，一些现代建筑设计中也会嵌入“心柱”结构，提升建筑的稳定性，且效果非凡。面对时代的变迁、外界的诱惑，一个团队、一个机构想要保持定力，传承优良学风、作风，同样少不了有人充当“心柱”。他们或许没有响亮的名声，没有耀眼的头衔，却在为我国科研大厦的安全稳定，默默抗压承重。工力所建所近70年，走在地震工程研究的前沿，得到业内的认可，靠的就是一代代“心柱”科研人的薪火相传。社会发展离不开人才，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有这样充当“心柱”的人才，他们值得全社会的尊重与呵护。来源： 《 人民日报 》（ 2020年10月27日 06 版）

力学学科是很多工科类专业的基础学科， 是研究物质机械运动规律的科学，一般力学实力强的大学，其工科实力都不错。那么我国力学学科最强的大学都有哪些呢？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下面参考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结果，我国力学学科实力较强的16所大学名单：力学实力A~A+大学4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力学学科为A+，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力学学科为A。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我国两所顶尖的大学，清华大学以工科实力著名，力学进入A+也是必然。北京大学虽然是文理名校，工科不是其优势，但北大的力学基础学科也进入了A+行列，除了计算机，北大最强的工科就是力学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都是我国著名的工科名校，C9成员，力学实力进入了全国前四。不过两所大学都是进入了“13所美国实体制裁大学名单”，虽然力学未进入A+，但两所大学的工科在我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力学实力A-大学4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4所大学的力学实力进入了A-行列，实力居全国前8。力学实力进入A-的有2所航空名校、2所工科名校。其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仅是211工程大学，但作为一所实力全国第二的航空大学，南航的力学基础学科实力也很强，进入了全国前8。天津大学是“建筑老八校”之一，大连理工大学也是我国工科实力非常强的大学，两所大学的力学基础学科也很强，进入了全国前8。力学实力B+大学8所：北京理工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力学实力进入B+，实力居全国前16。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华东五校成员，前两个工科实力很强，中科大是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理科科研名校，其力学实力虽然不是国内顶尖的，但也非常有实力。同济大学是“建筑老八校”之一，华中科技大学也是工科名校，机械实力顶尖。西北工业大学是“13所美国实体制裁大学名单”成员，北京理工大学也是工科名校，兵器、机械实力顶尖。你想学工科类专业吗？

4月12日，受上海市地震局邀请，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李山有，孙柏涛研究员等一行7人来我局考察交流。李山有所长和孙柏涛研究员为我局职工作专题报告，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红芳主持专题报告会，局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李山有所长以《地震预警进展》为题，介绍了地震预警的基本概念、国际研究现状和我国地震预警进展，对地震预警和地震烈度速报的原理、方法、预警系统建设、预警信息发布及其应用、仪器烈度计算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孙柏涛研究员以《“韧性城乡”科学计划中的关键问题》为切入点，详细介绍了“韧性城乡”理念的内涵以及其中的关键问题，按照“韧性城乡”属性从工程韧性、社会韧性、韧性管理三个方面阐释了“韧性城乡”计划的重要意义和发展方向。两位专家的报告内容丰富、数据详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对今后做好上海防震减灾工作具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报告会结束后，我局与工力所开展了交流座谈，双方围绕上海韧性城市建设目标、内容、实现路径、地震烈度速报和大震巨灾情景构建等方面开展了深入交流探讨。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上海局的属地资源优势和工力所人员技术优势，联合开展地震灾害防治技术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建立多层次的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常态机制。【来源：上海市地震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页岩气的主要成分CH4所属点群为具有24阶的Td={E,3C2,8C3,6S4,6σd} 群，其中包括3个两重轴C2、4个三重轴C3，可作8个C3对称操作，绕立方体3个轴旋转π/2和3π/2接着做水平面镜像，共6个对称操作6S4，对立方体对立面的对角线形成的截面做镜像，共6个对称操作6σd。对于CH4在均质基底上吸附的对称性，由于C2,C3均为Td的子群，为了使吸附计算尽量保持高对称性，吸附后最高阶群为C3，具有三重对称性，其吸附为自发对称性破缺过程，而脱附作为逆过程使系统对称性恢复。近期，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赵亚溥团队在课题组开辟的深地物理力学研究方向上，基于分子吸附/脱附过程中空间群的变化，厘清了页岩气驱替过程中的分子空间构型变化。基于统计力学，研究人员从页岩气和多种驱替介质（CO2, N2, H2O）对应的平动、转动配分函数分析出发，结合分子空间构型变化，得到了不同驱替介质驱替页岩气过程中的熵变。进一步结合分子动力学模拟获得相应驱替过程的焓变，由Gibbs自由能变化确定了不同介质驱替页岩气的自发性。研究发现，CO2和N2驱替CH4过程可自发进行，其中CO2驱替为焓、熵双驱动，N2驱替为熵驱动，而H2O驱替过程不是自发的。该研究厘清了页岩气驱替过程中自发、放热和熵增的微观机制，为超临界流体驱替页岩气提供了理论指导。相关研究成果以Entropy and enthalpy changes ring adsorption and displacement of shale gas为题，发表在Energy上。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科院前沿重点研究计划等的支持。页岩气的吸附与驱替及空间自由度【来源：力学研究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1968年12月5日，在中南海忙完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刚回到住处，突然，一名工作人员火急火燎地推门进来，将一份报纸拿到总理面前。“今晨6时许，一家伊尔14小型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人员13人遇难，一人重伤。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郭永怀先生也在此次空难中不幸离世......”周总理看完报道后，当场失声痛哭。噩耗传到中科院，钱学森更是悲痛欲绝，缓声叹道：“人人都说我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可没人知道郭永怀抵得上两个我啊！”郭永怀而关于郭永怀的传奇一生，可谓是处处璀璨。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山东荣成的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聪慧过人的郭永怀进了叔叔开的私塾学习文化知识。年纪轻轻的他无论学什么都能很快触类旁通，深得老师赏识。1926年，17岁的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成为了镇上第一位公费学习的学生。一时间，郭永怀凭好成绩免费读书的事情传遍了十里八乡，众人都夸他有出息，将来定是栋梁之才。中学毕业后，郭永怀再次以拔尖的成绩考进了南开大学的预科理工班，并在之后决定本科专业时选择了不算热门的物理学专业。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他在不断学习开拓中一步一步成长为了伟大的空气动力学专家。进入本科学习不久后，他在物理学方面极大的天赋开始展现，经众多教授联名推荐，他进入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继续深造学习，在资深导师的悉心教导下，郭永怀的物理学基础也逐渐夯实起来。郭永怀1937年7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受战争影响，课业也被迫中止，无奈之下郭永怀只得回到家乡，在威海二中做了一名老师。在执教的日子里，郭永怀无数次看到日本人驾驶轰炸机掠过学校上空，而自己的国家却没有与之抗衡的本事。在深感中国航空工业薄弱的同时，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航空工程技术，用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航空武器保卫家园。1938年夏天，中英基金会举行了留学生招生考试，郭永怀抓住了这个大好契机，不假思索地报考了力学专业。而他报考的这个只招收一名留学生的专业，却足足有三千多人参加。考试成绩出来后，竟出人意料地有三个人并列第一。除了郭永怀，还有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以及天体物理学家林家翘。三位都是物理学界的精英，考虑到错失良才实在可惜，在多位教授的出面争取下，基金会方面破格录取了三人。然而当郭永怀与其他二十余位留学生登上邮轮准备远赴重洋时，却意外发现自己的护照竟是由日本政府签发。国难当头，留学生们个个愤然不已，质问道：“我们强烈抗议！我们是中国人，凭什么我们的护照上盖着日本人的印章？”可国贫民弱，没有人会把一个落后国家的留学生放在眼里，外国人威胁道：“没门！再闹就取消你们的留学资格！”听到这样的威胁，人群中便有人开始打起了退堂鼓，小声嚷嚷着：“要不咱就算了吧......”正当众人议论不止时，一向少言寡语的郭永怀愤然说道：“如今家国飘零，中国人要有自己的骨气！咱宁可不出国，也不能着了那日本鬼子的道！”在郭永怀的号召下，二十余名留学生集体下船，毅然决然地返回了住处。此事过后，郭永怀等人几经波折，两年后才等到了公正裁决。1940年8月，留学生们怀着报国理想，重新踏上了去往异国他乡的游轮。来到国外后，郭永怀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考取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硕士学位。随后又进入加州理工深造，师从空气力学权威专家冯·卡门，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冯·卡门紧接着，在冯·卡门的带领下，他开始着手研究一个阻挡世界航空工业发展的世纪难题，那就是飞机能否超越音速飞行。经过整整四年时间的不懈研究，郭永怀出色地完成了相关论文，并与钱学森一道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为“超音速飞行”的世纪难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跃成为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家。跻身国际顶尖科学家行列之后，许多研究机构都向他抛来橄榄枝，经过一番斟酌，最终他答应了康奈尔大学的邀约，成为了康奈尔大学航天工程研究院的重要课题主持人之一。随着研究一步步深入，康奈尔大学开出各种优渥的条件想要留住郭永怀，并希望他能加入美国国籍。而郭永怀却丝毫不为所动，郑重地回应道：“抱歉，我在贵校做研究只是暂时的，在必要的时候，我会回到我的祖国，建设我的国家。”自此之后，郭永怀再也没进入过美国国防科技的实验室，更无法查阅任何重要资料。即便如此，在1949年时，为了解决超音速的难题，他还是开创了“奇异摄动理论”，再一次名震科学界。美国无数的尖端机构也再一次找到了郭永怀，开出更为优厚的条件，希望他能留在美国。然而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他回国的心变得更加迫切起来。但同时他又忧心忡忡，因为他发现美国方面好像在用尽心思监视他，阻止他回国。直到1955年，好友钱学森成功回国后，他才算看到了一丝希望。可当他一次次地提交回国签证时，却总是被美国方面找尽无理借口一一拒绝。面对美国当局的连番阻挠，一向温文尔雅的郭永怀彻底怒了，他当着众多友人的面，将一大堆可能改变“人类航天历史”的尖端研究手稿愤然扔进火堆。数年的研究成果付之一炬，妻子李佩实在不忍，问道：“这样做值得吗？”“我如果不烧掉这些论文手稿，移民局就一定不会轻易放我们回家。放心吧，这些知识都在我脑子里，他们拿不走的！”郭永怀回答道。1956年秋天，郭永怀夫妻俩总算冲破重重阻碍，如愿回到了祖国，并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随后，他被安排到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出任副所长，与钱学森一起开展研究工作。为了专心一志，他放弃了自己多年的爱好。在美国因为古典音乐和妻子李佩结缘，回国后却把两大箱唱片悉数捐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喜欢集邮，为了不让自己分心，把收藏的整整三本邮票也都捐给了国家邮政总局。在他与钱学森的领导下，我国的力学研究飞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已赶上世界领先水平。不仅如此，他还在中科大创建了化学物理系，带出了一大批既懂理论、又能独立完成科学实验的尖端科技人才，这些人在后来也全都成为了航空航天研究的中流砥柱。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终止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各项技术支持，使得中国刚起步的核武器研发直接陷入了尴尬境地。1960年，在钱三强和钱学森的邀请下，郭永怀正式投入到了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随即，由一百余名专家学组成的研发班底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研发工作。1963年，到了原子弹研究的关键时期，郭永怀来到海拔三千八百余米的青海核武器研发基地，在气候恶劣、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54岁的郭永怀却选择了睡铁板床，他说这样容易快速醒来，就能有更多时间投入工作了。经过科研工作者们的不懈努力，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罗布泊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三年后的6月17日，第一颗氢弹也试爆成功。当举国上下都一片欢腾时，郭永怀却因劳累过度倒在了试验场上。他苏醒过来的第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动不已。“现在咱们国家原子弹和氢弹都有了，下一个目标，我们要有自己的导弹热核武器......”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和一众科研人员经过数月奋战，取得了导弹热核武器试验的突破性进展。他激动不已，马上就想着把试验报告送到北京去。当时青海没有机场，他便一路辗转来到兰州，待到临近上机的时候，已是半夜了。1968年12月5日早上六点，飞机飞临北京西郊机场上空，在离地面仅有四百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开始剧烈摇晃，随即失去控制一头扎进了机场附近的苞谷地里。当救援队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惊讶地发现他竟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两个人都已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救援人员竭力分开两副遗体，一个几近完好的公文包展现在众人面前，而里面装着的正是关于热核导弹试验的绝密文件。一时间，在场的所有人都怔住了，深深被两位英雄用血肉之躯保卫国家机密的壮举所震撼。1968年12月25日，在郭永怀牺牲二十天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试爆。同一天，党中央授予郭永怀“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称号。这个立志为中国航空工业做出贡献的人，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祖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血肉之躯保全了国家机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使得他的生命不朽；他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壮举，使得他的精神不朽。他的一生，不仅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更是光辉而伟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