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杂志怎么样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历史研究的价值，是通过过往的经验，认识人类行为与文明的关系，使得人类更加理性看待自己与文明关系，从而让行为更有现实价值和时空意义。简言之，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行为与文明的关系。比如法律、事件、思想、技术、创新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是现实理性，也就是当时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普遍意义，是否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其实，人类行为的两个取向，就是现世价值和普世价值。很多人类行为，都是在当时积极意义大于消解意义，随着社会发展，消极意义更突显。从而，推动变革。人类行为都具有时空的局限性，同时拥有积极和消极两面，不绝对是历史家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行为中的一部分会随着历史演进失效，某一部分会流传下来，并在新的环境中大放异彩。（大宪章）以上这些关于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其基础则是历史真实。历史写作则重在真实和考证，否则，研究毫无意义。历史的写作和研究，始终在真实确证和关系想象间徘徊，历史是关于真实和想象的艺术，以此促进人类文明。

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对其给予厚望，充满期待，也满怀好奇。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背景是什么，功能有哪些，怎么运作，使命是什么，如何创新？ 中国历史研究院远景图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半月谈记者来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北京奥体中心，整个建筑形态宏硕壮美，端方大仪。 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 02:40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想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背景，意味着什么？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我想有几个必然。 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必然。经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俗话讲“盛世修史”，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第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累积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呼唤着精神文化的丰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为人关注。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新起点，更需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要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何而来、到何而去？中华民族在百年大变局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大国崛起的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回答，需要从更加整体化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习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 第三，这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习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实践源头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寻到真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历史是文化自信最深沉、最深厚的环节。 最终一句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半月谈记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李国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受鼓舞，倍感兴奋。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辉煌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我们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学家，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诸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等众多著名史学大家。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坚守“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甘于奉献，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中国历史研究几经波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些年历史研究遭受冷落、跌入低谷。在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历史研究学科或者历史专业甚至都不复存在了。有的与旅游结合起来，有些归并到其他专业。历史研究后备人才培养不景气、历史研究成果产出大面积萎缩，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史学研究下滑的同时，在史学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噪音杂音。随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文艺创作本身无可厚非，但随意性的、胡乱编造的戏说作品大量充斥在小说、电视、电影中，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是不真实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歪曲的。似乎中国古代宫廷，除了妃子宫女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给社会与民众，甚至给国外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显然是不严肃的，是扭曲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也经历过屈辱的磨难。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这些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和体现，没有让民众去正确地认知。戏说历史的泛滥，不仅冲击着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而且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也产生负面作用。这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的失位。 半月谈记者：老百姓对历史一直有很高的兴趣。不少关于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者图书都非常“热”。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的有机结合，让历史从高级殿堂走向普通百姓？李国强：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职责和任务之一。历史研究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出象牙塔。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成立博物馆。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场地建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把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开放展示。除了考古研究所有大量考古文物之外，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都收藏着一些各类名人手稿、珍贵古籍。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历史研究院的珍宝，当然更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把它们开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民众来感受和分享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举办公益性讲座。我们将有计划地邀请研究院著名专家学者办公益性讲座，让民众与史学大师面对面交流对话。 第三，出版普及型历史读物。让历史学者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出版历史读物，以此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科学地准确地传播历史知识。 第四，推出文创产品。伴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创产品的推出。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历史珍宝，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让它们走向社会，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文创产品接受我们的历史知识，记住我们的历史传统，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有哪些，如何履行好这些职责？李国强：按照“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是集中优质资源力量，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 同时，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除了《历史研究》之外，领导机关又特批我们再创办一个刊物，现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同时，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究院在整合中国社科院精锐力量，整合各类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这是一方面的职责。 另一重要职责是要做好全国历史学研究的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致力于引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这是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使命。为此，我们将联合一些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一些非实体中心，拟定一些资助计划，资助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和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些专项课题资助。除此之外，我们还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鼓励建立高端学术研究工作室。 应该说设想非常多，那么这些设想就是要履行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和职能。 半月谈记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存在哪些问题？李国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大量的理论命题。 从当代来看，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无论是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出现许多新的学科分支。比如海洋史的研究，在过去历史研究是研究不多的，但现在成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再比说全球史、环境史、反腐倡廉史等研究都是新的开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也在进步，它的结构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此外，史学研究跨学科的特征也日益明显，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互交叉，甚至与理工科等也彼此结合。比如考古研究所就有考古实验室，它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开展考古研究。再比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我们的研究就要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这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技术革命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手段上的变化，也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理念上的变化。 当今历史学的研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促使历史学工作者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多元，一定会产生比以往更加优秀的成果。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碎片化问题、片面化问题，研究领域分得太细小，忽视了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对历史的割裂，很难全面的科学的还原历史，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同时，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我们看到，现在网上甚至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客观历史、歪曲历史的观点，这些问题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无关系。 半月谈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自媒体影响很大。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借助于互联网扩大传播。新媒体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如何用好互联网？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网站正在建设中，这个网站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要素的多元化，既要服务于历史研究院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全国历史学研究。同时要面向大众，要有公益性的传播功能。我们将加强新媒体多种手段的运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把形式和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博物馆将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做引导员、讲解员，4D影院以全景式、立体化的方式展示历史等等。我们希望以最大的努力，牢牢占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 半月谈记者：有网友说，顶级机构的成立还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一流的优势资源未必一定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产生一流的史学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李国强：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正如总书记在贺信里殷切希望我们“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办公的环境非常好，面积很大，建筑也非常有气势。但有大楼不等于有大师。怎么样培育出一批大师级人物，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学术规律，提升制度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过去，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小，每年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成果质量究竟如何？为什么近些年很少出现大众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要不负这个时代，需要学者们更加潜心研究，需要我们的管理者增强使命担当。我们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以更方便更灵活的方式推动科研。我们将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更好的科研条件，特别是更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到研究院来合作研究。 我们要对史学领域的冷门绝学加强扶持力度。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的研究，非常重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研究日益薄弱，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在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给予政策性支持和扶持，历史研究院有责任把这样的工作担负起来。对那些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我们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门的项目、加大资金资助力度。 历史研究院也将加大对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翻译的支持，要资助翻译出版。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一些单位，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但历史研究院责无旁贷。 总之，通过制度的变革，通过手段的创新，尽量减轻史学工作者的负担，让他们更加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历史研究当中去。 半月谈记者：这些举措听上去令人很振奋。李国强：高翔院长提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咖啡、茶水，让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工作得更精彩，生活得更漂亮。当然不是因为有茶水和咖啡就显得“高大上”，而是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感觉到自豪和被尊重。 半月谈记者：史学工作者的收入会不会更好一点？ 李国强：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研究非常精深的专家，他们是精神上的富翁，但是生活中的“乞丐”。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他们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完全不匹配。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更多改善，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半月谈记者：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强：习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把握好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历史研究要书写好研究好中国历史，给我们当今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筑牢基础，通过我们优秀的历史研究成果，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愿景，做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半月谈记者：孙爱东视频剪辑：张初文字编辑：郑雪婧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大家好！今天本栏目继续给大家介绍一本10+杂志。我们第一期介绍了纯生物学杂志Protein & Cell，第二期介绍了生物医学杂志JCI insight，今天，介绍的这本则是交叉学科友好的杂志，名为Theranostics。一、Theranostics期刊历史以及定位Theranostics这个单词，小公子第一次见的时候也不认识。看其字母组成，应该是一个新造的单词。therapeutics 和 diagnostics各取首尾。因此，从期刊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杂志更多的关注于治疗和诊断。其主页上提供的杂志办刊宗旨则提到，本刊涵盖领域包括诊断技术，纳米科技，分子治疗，体内成像，生物传感器，纳米传感器等等。我们常说生化环材四大天坑，这个杂志的定位就是针对坑里的我们，其刊发论文基本上涵盖了生化环材的各个交叉领域。浏览近期的论文可以看到，其文章包括用纳米技术治疗疾病，用传统生化技术检测疾病、水质生物体污染等等。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殷堃教授发表于2019年的文章Synergistically enhanced colorimetricmolecular detection using smart cup: a case for instrument-free HPV-associatedcancer screening，即是利用新型分子生物学技术快速检测HPV诱发的癌症。该杂志来源于澳大利亚，创刊于2011年，主编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Chen Xiaoyuan教授。该期刊瞄准的是生化环材的交叉领域，在推出之后获得了广泛欢迎，填补了疾病诊断领域和技术应用领域缺乏中等影响因子期刊的空白。作为颜控，小公子自然要说说这个杂志的排版和封面。其封面无论字体还是coverart，均属于上乘水准。但其网页设计和文章排版设计，却流露出一股浓厚的本世纪初BBS的味道。当然，美不美属于个人见解，而且期刊排版设计，每隔几年均会升级一次，希望将来其能够提升自己颜值吧。Theranostics在2012年获得了首个影响因子，高达7.806分，一举超过众多老牌杂志。其影响因子近年来一直保持在8~9分之间，非常稳定，二预计今年6月份公布的JCR报告中，其影响因子则可以第一次突破10分，高达11.206分。在中科院分区2020年12月份的升级版中，在大类分类中被列为医学一区Top，在小类分类中被列为研究与实验一区。该杂志的影响因子的变化，一方面说明其定位精准，填补了领域空白，因而其首个影响因子即可接近8分；另一方面说明该杂志社运作成功，可以在大型出版社的竞争下，稳中有升，非常值得鼓励。十年间，该杂志每年发表的研究性论文从100篇逐渐上涨到500篇，仍然属于健康发展的范畴，因而大家不用担心其成为水刊。唯一不好的因素是，其曾被中山附一医院列入不支持发表的刊物名单。但检索发现，该医院发表该刊物的数目并不多，具体为何将其列入不支持名单，让人很搞不懂。为了谨慎起见，小公子汇总了该杂志的具体国家、机构发表情况。可以看到，2018-2019两年，从发表国别来看，国人发表超过800篇，占比为50%，美国位列第二，占比25%。从发表机构来看，中国科学院以130篇位列榜首，上海交通大学位列其次。从这一点来看，虽然该刊物国人发表比例偏高，但还是受到名校欢迎的。中山附一医院列入不支持发表的刊物名单，其原因很能是考虑到国人发表比例这一个指标，所做出的一刀切的决定，很可能跟杂志的质量没有直接关系。二、投稿建议作为新型期刊，Theranostics抓住了疾病诊断和治疗领域的空白，在十年之内逐渐成长。从小公子个人观点来看，其定位大致稳定在nature集团的Communications XXX的档次。但其影响因子显著高于Communications XXX系列杂志。虽然科技部破四唯的文件是下达了，但影响因子作为考核指标，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因而，在同等文章档次的情况下，选择影响因子更高，发展前景更好的杂志，对我们科研人员是有利的。需要注意的是，向该杂志投稿需要推荐4-7名审稿人，这种制度有利于提高审稿效率。其研究性文章类型分为Research paper和Short research communication，作为OA期刊，其收费标准为3000澳元，约合1600英镑或者15000人民币。其收费标准和Communications XXX 的2130英镑接近。还是相对而言比较便宜的。三、投稿体验根据小公子掌握的信息，该杂志至少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其审稿流程还是相当迅速的。编辑部初审和第一轮审稿用时分别为1周和3周。

自有文字以来，便有对历史的记录。尽管有人说，“人类从历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训，便是从不汲取历史教训。”这句稍有负气意味的牢骚话，常被史家用来调侃与自嘲。但纵观历史长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端赖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如此才有了经济的繁荣、暴力的递减和文明的演进。前赴后继的史家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地域、运用不同的理论工具，对历史进行挖掘和阐释，试图从考古现场和故纸堆中寻获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与历史研究同步向前的，是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不断演化，人类对历史的认识越深刻全面，越会创造出新的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作为强势的文化输出方，西方史学曾长期主导着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但最近数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历史学科的繁荣，越来越多更具个性化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范式涌现出来，并创作出大量经典著作，西方史学的核心地位也因此受到挑战。历史学者王晴佳长期从事国际史学史研究，他在近期推出《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与《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两部史学史著作，对当代世界流行的史学理论做了细致梳理。而在本文中，他重点谈论了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分离趋势，以及全球史、环境史、情感史、性别史、身体史的兴起，他试图揭示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深层关系，以及当代史学所面临的诸种挑战，深入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将有助我们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撰文｜王晴佳（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由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充分代表整个世界史学的走向，相反，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呈现出与非西方地区史学之间的密切互动，形成交互影响的趋势。概括而言，最近几十年的西方史学及全球范围的史学，出现了一系列纵横变动的趋向。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的结合与分离首先，是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抑或历史哲学）之间的分叉化趋向。这一趋向，与20世纪下半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不同。二战之后，西方殖民时代走向终结，冷战时代开始，这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变化与历史本身的发展变化切切相关。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虽然冷战造成了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所谓“自由世界”之间的严重对立，但美国主导的越南战争进展不顺，并且陷入泥潭，也使得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出现了质疑西方主流思潮的趋向。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现代性的批评，即是其中一个显例。《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王晴佳、张旭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同时，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也促成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其目的是从思想和文化上批判性地检讨殖民主义的遗产。而这一检讨，又与西方的现代性的讨论和反思无可分割。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质疑近代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和现代性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的出版，是这一时代思想界变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其代表和先声。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其观点并没有立刻被接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它们的争议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使得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成为历史工作者所注意的热点，并且渐渐在其研究的论著中表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趋向，在史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史学界出现的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为史家们所耳熟能详，即是一个反映。《东方学》，[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但进入21世纪以来，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一种分叉化的趋势。一方面，历史思想家、理论家仍然继续对其关注的课题深入研究，并从侧重史学与语言的关系，转移到其他重要的层面。另一方面，历史理论家热衷从事研究的课题，似乎不再激起大部分史家的兴趣，因此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某种脱节。荷兰史家法兰克·安可施密特也许可以作为一例来说明。1989年，安可施密特在美国的史学理论杂志《历史与理论》上撰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从实践的层面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不但值得史家的关注，而且，已经在一些史学论著上有所表现。这篇文章的发表，让海登·怀特提倡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为史学界人士所熟知。安可施密特本人也被人称为“欧洲的怀特”，但其实安可施密特本人研究史学理论多年，其关注并不与怀特完全重叠。近年以来，安可施密特及其追随者（如莱顿大学的赫尔曼·保罗和芬兰的琼尼-马蒂·科坎能）试图走出“语言学转向”、历史叙述的范围，从经验/体验和学品/人格等方面来考察史学研究的特点和性质。简而言之，这些欧洲学者没有对怀特的理论亦步亦趋，而是希图有所突破，探讨历史研究中“后叙述主义” (post-narrativism) 的可能。不过他们的研究，尚没有对史家的工作，产生明显的影响。就世界范围的史学而言，叙述体裁显然仍是主要的表述形式，而且在近期也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跳出国别史的藩篱，全球史与区域史火热就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化而言，全球史的发展仍然十分强劲，并且与环境史等其他新兴的历史学派相互携手、互动，形成了对近代史学的有力冲击。自17世纪以来，西方首先出现了民族国家，其后逐渐影响到整个世界，促成民族国家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德国的利奥波德·冯·兰克被人尊为“近代史学之父”，与其说是因为他对史料批判的提倡和实践，毋宁说是他所关注和倡导的民族史、国别史的书写。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写作历史，在西方等地的图书编目上也有明显的反映。《世界史：从最古老的种族到前现代过渡时期的西方历史》，[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陈笑天译，吉林图书出版公司， 2017年4月。现有的历史著作，除了通论性的之外，其他都根据国别编目，毋庸置疑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但这一历史写作的主流趋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全球史、区域史的有力挑战。而这些挑战本身，又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氛围及其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均有渊源关系。换而言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的崛起，使得西方不再像19世纪的时代那样，其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向。史家开始走出民族国家的藩篱，从区域抑或全球的视角进行历史研究，几成理所当然之势。走出民族国家的视角，让史家得以从更宏观的方面，探讨不少历史问题，环境的变迁便是其中之一。如同美国环境史家约翰·麦克尼尔所言，“许多历史现象、特别是环境史所关注的对象，显然无法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进行研究”。这一道理显而易见，因为环境的变化，虽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时有关系，但其影响却常常超出其国家的疆界，对整个区域乃至世界都会产生长远的作用。《麦克尼尔全球史: 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美]约翰·R.麦克尼尔 、威廉·H.麦克尼尔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从2007年开始，一些环境史家提出了“人类世 (anthropocene)”这一概念，其中心意涵是在19世纪以前，地球的变化主要由自然界的力量所主导，但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活动逐渐主宰了地球环境的变化，譬如全球变暖、森林消失、气候异常、雨水、风暴增多等等。如此种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地球不复是以往的地球，而是成了一个“陌生的大地” (terra incognita)，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和生活便正在和将要面临巨大的挑战。传统政治史衰落，环境史异军突起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不但让人看到突破国别史的必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政治史的衰落。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政治制度、人物和思想的出现和变化，自然是史家关注的重点。兰克及其追随者的历史论著，几乎清一色都是政治外交史，并以政府档案的使用为特点。这种史学模式，已经不再主导历史研究，尽管政治力量和权力如何影响历史，仍然为史家所重视。201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的《剑桥世界史》，其中第六、七卷所概括处理的时代是1400年至当代的历史。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国家首先在西方兴起，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走向其他地区的重要阶段。但是在这部新编的世界史卷中，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兴起没有占据什么重要位置，反而比较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在政治层面的多重变化。第七卷中有专章讨论民族主义，但其侧重点也是描述其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而非专注于民族主义在西方的缘起。同样，2011年出版的多卷本《牛津史学史》在描述近代史学变迁的时候，政治史同样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不过，政治史的衰落并不代表史家不再重视政治权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是反映了研究角度的变化。与兰克史学注重政治精英的作用相反，当代的史家更重视检查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渗透。近年兴起的记忆研究热，便让许多从业者看到政治对公众记忆的塑造产生的重大影响。诸如纪念碑的树立、纪念馆的落成、纪念仪式的策划和举办，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一种政府的行为。传统政治史的式微及其转型，反映了当代史家在史学方法上的革新。专注政治人物的传统政治史，档案的批判和使用至关重要。但如果史家的研究兴趣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那么政府档案便只能反映其中的一个侧面。记忆研究之所以能改造传统政治史，正是因为其所采用的方法，已经与以往大相径庭了。因为政府档案往往没有记录社会和大众层面的历史活动，史家必须通过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获取信息和资料。而如果想深入分析、调查大众的行为，那么社会学、统计学、人口学等方法的采用，就变得势在必行。因此这些史学方法层面的变化，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自下而上”、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历史研究趋势，相辅相成。但除了向社会科学靠拢，当代史学方法的最新趋势是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全球环境史的研究，让史家开始注意使用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学、气候学乃至孢粉学等新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这些学科能帮助史家深入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些史学方法革新的新气象，也为资深史家所认可。法国史和新文化史的专家琳·亨特，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全球时代的历史学》一书中指出，20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主要受到四大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族群和认同的观念。但她在书的结尾、展望历史学未来的时候也指出，历史研究一向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若要深入了解个体、个人，那就不但需要借用心理学，也要借助生物学的方法。《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王晴佳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在史学中把人作为生物并与其他生物种类一起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角度。近年已经有不少史家开始从事人与动物、生物关系的“跨种类” (interspecies) 研究。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在美国出版之后，迅速成为了一本畅销书，间接帮助了动物史研究的兴起。戴蒙德指出人类驯养动物，使其成为家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演化。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牲畜的致命礼物”，也即各种瘟疫，比如天花、流感、疟疾、肺痨、麻疹等等。近年的动物史研究者强调，研究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必须突破人类中心的主导思维，尝试如何从动物的立场来考察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由此来突出和强调人类与动物共存、互助的观点。这一崭新的研究取径，与大历史、环境史等其他新兴学派一起，参与和推动了“后人类主义”的思考，批判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哲学传统，由此而代表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思潮（顺便一提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病疫的暴发，将会有助于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情感史与性别史，开始被国际史学界重视以总体而言，人类及其活动仍然是当今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但以往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和政治属性，比较忽视人的心理、情感的层面。这一倾向在近年开展的情感史研究中，得到了一些纠正。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这是国际历史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非西方地区召开该会议。而在那次大会上，情感史成为会议的四大主题之一，可见对其重要性的认可度。对于人类情感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剖析，一般采用的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等方法。但在近年的情感史研究中，自然科学、特别是脑神经医学的最新成果被史家所吸收和采纳，由此而激发出新的研究课题和热点。当然，科学家与史学家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似乎还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注重的是发现（比如通过对脑神经、细胞活动的变化）人类行为的共性，诸如罹患忧郁症的病人，其脑部神经的相同点，从而对症下药。史家自然也希望揭示人类情感的共性，但更注意在一定的时间段中考察这些共性的形成，并探究其与社会氛围及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举例而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之形成和特点，不但是情感史研究的重点，也足以反映历史研究注重时间的特性。因为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是近代的产物，虽然受人推崇和赞美，但其稳固和长久性则往往不如前近代的传统婚姻模式。因此对婚姻和家庭组成的研究，能比较充分地展现情感变化的历史性。《心灵革命: 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研究婚姻的形式及其变化的历史，让我们自然转入当代史学的又一个活跃的领域，那就是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妇女史的研究与战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目的是在获得了政治投票权之后，如何在其他领域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妇女史家希图发掘历史上的女性，以改变原来男性为中心的“男史”(His-story)，转为“女史”(Her-story)。1986年美国史家琼·瓦拉克·斯科特发表了著名的“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一文，改变了以“女史”为宗旨的妇女史研究，提倡检讨两性关系，并分析这一关系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错综联系。性别史的研究开创了妇女史研究的新局面。显而易见，性别观念的形成是后天的——男女性的差别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但同时又牵涉一个人成长过程中诸如心理、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性别的差异并非一成不变，更非方柄圆凿、截然相对。因此在性别史研究中，对男性及其性别之构建塑造抑或男性史的研究，占有的比重日益增加。《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9年7月。如果希图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层面研究性别，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无可忽视。显然，西方社会所关心的两性问题，虽然有其共性，但又与其他地区有明显的不同。近年的性别史、妇女史研究，特别注意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以西方社会为准绳的倾向，而是强调如何突出各地区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对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的影响。简而言之，当今的妇女史研究者，不想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所关注、推动的论题，原封不动地搬到其他地区，而是努力发现世界各地区妇女和两性关系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举例而言，中东的妇女出门一般需要佩戴头巾，毛发不露。这一习俗通常会被西方人视为落后、保守的象征，但从中东社会的传统和现状而言，妇女佩戴了“希贾布”（头巾），能让她们进入公共空间，无异是一种伸权的行为。而且，穆斯林妇女往往享有比其他地区妇女更多的经济权利，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杆，更不应东施效颦、削足适履。以上的纵论，涉及当代史学在观念、方法、范围和领域等方面的新气象，值得中国史家参考借鉴。但上面的讨论也指出，历史研究虽然有全球化的趋向，但这一趋向并没有取代乃至抹杀各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个性。全球史的进程，反而强调和突出了历史的个性，值得当代史家重视和探究。作者｜王晴佳编辑｜徐伟 罗东校对｜李世辉

来源：科研论文时间 作者：一无是处今年 7 月份公布最新 SCI 期刊影响因子的时候，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都像是开了一个盲盒！很多人关注影响因子变化，可以说几家欢喜几家哀愁，有的降分了，满是低落。有的升高了，满是欢喜。今天，笔者要说的这本期刊最新影响因子较上一年翻了近一倍，超 6 分，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但笔者还是提醒大家慎重选择，为什么呢？我们慢慢往下看。1、期刊名及收录范围SCI 期刊：GENOMIC收录范围：GENOMIC 期刊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了，1987 年创刊，杂志目前由 Elsevier Inc. 出版或管理，出版国家是美国。从杂志名就可以看出这门期刊的主要收录范围了——基因组学。Genomics 专注于前沿方法的开发和应用，收录主题包括但不限于：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包括转录分析，mRNA 分析，microRNA 分析等）、进化和比较基因组学、基因组技术和方法学开发和表观基因组学等。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差异表达的文章将不接受没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生物学重复的 RNA-seq 实验。2、影响因子这可能是对 SCI 最关注的问题了，Genomic 期刊的影响因子一直以来发挥比较稳定，维持在 3 分，2013-2017 年降到 3 分以下，不过后续很快升高，今年达到了惊人的 6 分。期刊的发文量最近几年也是比较稳定，没有扩刊。但是，2020 年中科院最新的分区显示，Genomic 期刊归为生物学、遗传学等 4 区。图片来源：Web of Science 截图图片来源：Web of Science 截图3、自引率及发文国家GENOMICS 期刊的自引率是比较低的，只有 3% 左右，期刊文章来源主要来自中国、美国、印度、伊朗、西班牙和日本等。图片来源：Web of Science 截图4、审稿周期及发文质量这本期刊为月刊，审稿较慢。从其最新刊登的文章可以看出，有文章从投稿到接收经历了 2～6 个多月，网上网友的普遍分享也是审稿周期较长。GENOMIC 期刊文章基本都是测序分析，涉及的分子实验内容较少，只要有好的样本和测序数据，分析出较好的结果，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这本杂志影响因子突破 6，但是文章的质量离 6 分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① Molecular evolutionary and 3D protein structural analyses of Lactobacillus fermentum elongation factor Tu, a novel brain health promoting factor图片来源：文献截图② Association of TNF rs668920841 and INRA111 polymorphisms with caprine brucellosis: A case-control study of candidate genes involved in innate immunity图片来源：文献截图③ Transcriptome analysis reveals the regulation of metabolic processes ring the post-harvest cold storage of pear图片来源：文献截图虽然，期刊在影响因子上很是诱人，但是笔者还想说一句：因为投稿期刊的选择对每个研究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往小了说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发展，往大了说关乎自己研究成果的发表，所以，还是需要慎重对待。（1）有些期刊影响因子可能只是昙花一现GENOMIC 是一本较好的 SCI 期刊，一直以来发展很平稳，完全不是水刊系列，但是这次期刊影响因子突然升高，让很多人很是吃惊。因为一本常年三分左右，中科院四区的期刊突然翻倍，多多少少会让人内心有所波澜。但是，很有可能只是一时的，按照以往平稳的发展，估计之后还会掉下去。此外，虽然 IF 涨到 6，但是文章的质量却与其不匹配。我们都知道，期刊的影响因子基本与文章的研究水平挂钩的（除去造假文章），而这些影响因子突涨的期刊，文章质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如果手里真的有高质量文章，还是考虑一些平稳杂志，关注期刊整体发展。（2）不要被影响因子迷惑双眼投稿时，除了考虑期刊之外，最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价值，这样才能选择匹配的期刊，而不是过分的关注影响因子。比如前几年有本期刊，名叫 CELLS，可以说是山寨版 CELL。2017 年刚出时，影响因子 4 分以上，之后涨到 5.6 分，看起来一片大好，之后杂志疯狂扩刊，最新影响因子只有 4.3，估计之后还会再降。所以，投稿时一定要避开这样的期刊，光看影响因子确实不错，但是长远来看是不利的，可能影响毕业以及职称评定。故而，我们需要评估自己的文章，做好文章定位，再去选择稳定合适的期刊，免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枉费苦心。投稿须谨慎，选刊有风险，注重性价比！

阿诺德.汤因比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浓缩了其对人类文明大半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考，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1947年，时代杂志评价《历史研究》为英国自马克思《资本论》后最具争议性的历史理论著作。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26种文明的兴衰，试图建立一种统一、普世且带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型，为人类文明演化寻找终极解释。《历史研究》可谓大一统历史学的最后一次努力，它的流行与后继乏人，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汤因比出生于历史世家，早年在牛津大学和英国雅典学院接受了专业而系统的古典学训练，但从青年时代起，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反专业化”的学人，他的《历史研究》虽篇幅宏大，素材丰富，但归纳多于考证，例子多过数据，从严谨、客观的角度而言，《历史研究》并不是一本标准的历史学术著作，而更像是一本历史哲学，甚至宗教性质的著作，试图从精神的，辩证的角度，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从文明的演化中，寻找人类社会的普遍解释，此外，由于汤因比早年深受基督教和希腊罗马史诗的影响，他在写作过程中似乎也沉浸于希腊英雄式的情怀，试图将自己的精神展现于上帝面前。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个人成长的角度，追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大一统历史思想的由来。自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和工业体制在西方世界逐渐确立起牢固的统治地位，此时的历史学家们也免不了受到这两种制度的巨大影响。从社会层面，在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民主主义与拿破仑战争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结合，产生了代表狂热大众热情的国家主义，而工业体制带来的动员和管理能力，又支撑起这种热情，国家意识与好战本性结合，代替了原本所追寻的自由、平等、博爱，正如韦伯所言，此时的学术与政治已经成为了“双螺旋式的结构体”，学术很难从中脱身。一战耗尽了传统王朝政治最后的荣光，也让世界见证了国家主义的恐怖摧毁力，汤因比本人也在一战期间，加入了英国的外事办公室，并参与了巴黎和会的谈判，陷入政治与历史的螺旋之中。在历史研究方面，与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架构捆绑在一起的，正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观。当时的历史学家们不少都沉醉于本国古今的辉煌文明，不时还会附会于种族优越论，流露出基于本国立场的宏大叙事也数不胜数。进一步的，他们也逐渐将本国的历史与整个文明世界甚至人类历史混淆在一起，歪曲甚至割裂了不少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进而忽视了文明圈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研究。最终，到了二十世纪早期， 所谓“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塑造并凝聚列强国家主义精神的一个工具。从学术层面而言，自兰克之后，“叙述主义”便在西方史学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将历史“科学化”的呼声也是风起云涌。但是在“结构--功能”的范式变革过后，兰克学派的解释范式逐渐受到质疑。汤因比学说的产生就是基于前述“国家主义史学”和“叙述主义史学”的弊端逐渐显现之时。他继承了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传统开始，马克思、孔德等19世纪著名思想家参与的西方史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大一统史学”的衣钵，试图为整个历史归纳出普遍的历史解释范式，他的《历史研究》，就是作为他这种思想的汇总而出现的。针对当时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史学研究惯例，汤因比强调“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至以文明社会为单位的范围”刻意从文明层面划分研究单位。在确定合适的研究单位后，通过筛选分类得到：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这三种文明形态的代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模式。1914年，当汤因比再次阅读修昔底德关于古希腊世界内部的“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著时，惊人的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早已为修昔底德在他那个世界中经历过了”。尽管年代相去甚远，但修昔底德生活的那个世界，与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一样分崩离析，各邦开始互相残杀，修昔底德隐约预见到这场战争将彻底的改变正处于顶峰期的古希腊文明的走向，而汤因比也发现了“一战”将会带来相同的后果。因此，关于古典希腊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某种内在的共时性，亦或说大多数相同模式或境遇下文明都会经历的共时性，就被这样挖掘出来了，这种共时性，恰恰是汤因比联系过去文明的兴衰与日后文明走向的一个重要桥梁。其中最出名的解释范式莫过于对于各个地区文明的发展进行了解读的“挑战—应战”学说。从根源上而言，这一理论深受柏格森的解释范式的影响，并且结合了新黑格尔主义，部分的斯宾格勒的学说，以及马克思阶级论等一系列思想。汤因比的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双元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等思想家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萌发出超越国家的阶级意识，反而在国家机器和大众政治的不断发展、鼓噪之下，激发出无产阶级们的狂热的民族意识，并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冲击着自维也纳和会以来的欧洲列强们的“贵族—大资本家双元决策架构”，又在后者的二次煽动下，将全欧洲的青年，扔进1914年的绞肉机里。崩溃的帝国与横陈的千万尸体一同，构成了绞肉机最终的肉末，见证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这正如汤因比所认为的那样：文明的衰弱，既不是偶然因素所能随意决定，也非“天然法则”所决定，文明的衰败只可能是文明内部自身的、人为的原因。此时，西方文明的欧洲部分又一次跌入了雅典与斯巴达式的，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工业化和成熟动员系统的助推下，这次大战的规模和破坏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四年的相持后，欧洲几乎陷入崩溃边缘，与国家和生灵崩溃同步发生的，还有精神世界的崩溃，于是斯宾格勒怀着对现实的失望，埋头写作《西方的没落》；茨威格怀念于过去沐浴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德语中产文化圈的“昨日的世界”；这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早在对德宣战伊始的感慨：“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句话是这个文明黑暗岁月最苍凉的一个注脚。霍布斯鲍姆曾说：“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结局却是像恩格斯在更早之时预言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这些惨状便是所谓文明衰败的这个内部的、自身的、人为的原因的核心—“文明体内部创造性冲动的丧失或表达阻塞”的结果。民族主义的过度泛滥恰恰是这自身原因之一，其所诱发的“一战”，乃至包括它的延续—“二战”，毁掉的正是西方文明欧洲部分的“创造性冲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不列颠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留下来的兵站，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寸草不生了，这和两千年前罗马人在不列颠岛北部留下来的哈德良长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看到这熟悉的场景，汤因比不由对西方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产生担忧。1258年巴格达的陷落，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1947年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崩溃，“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个个曾经伟大的文明，最终都因其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腐化，而最终瓦解。人们对这些过往文明的衰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通过研究历史的方式去寻找它们能给我们的教训。因此汤因比眼中，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恰恰就是深入到这些文明里“那些不曾谋面的无名朋友们”的情感中去，这也是为了将来不重蹈他们的命运的一种要求。“很显然，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以及现实之间的三向关系是具有互动性的”，汤因比格外强调好奇对其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历史学家们作为将人类自发的好奇心转化为行动的那部分人，在现实语境下对过去的一切“事实”进行挖掘、解释，并让人们从中得到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启示。不过汤因比在总结分析出各模式的“规律”后，对于未来的走向仍然充满不解和忧虑，核能的军事化利用也让他更不确定人类是否会为了“进步”而真的会“杀害大地母亲”。作为一名在浓厚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汤因比把解决世界病症的办法总结为回到传统的基督教传统以及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当然，他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中的类似因素，诸如中国儒家的“世界大同”思想等，“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显然，汤因比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未来发展仍以悲观态度为主，他并不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工业化来解决依然存在的环境恶化、饥荒、生活物质匮乏、贫富差距等问题，而是希望以一种超阶级的博爱和情怀来调和类似的矛盾，并尽可能的用相对平缓的和平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以维护和平，保护资源，教育人民，限制生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开头中提到，他极反感那些打着世界史称号下的民族主义历史，因此他力图写出一部不偏不倚的历史，不带有任何民族感情色彩。这一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没有任何人能超然社会之外，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作为一个深受西方传统和古典学熏陶的学者，尽管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各地代表性文明的演进过程，但依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或者说自我本位的视角，他过于强调高级宗教在文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而忽略了不同文明真正的价值观与推动因素。从文本而言，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使了大量的宗教和哲学话语，使得文本比较晦涩难懂，此外，他试图建立的范式也忽略了一些偶然性事件带来的误差以及一些技术层面的因素。但他为努力构建的所谓“新史学”而得出的这个范式，仍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失为一个观察研究历史乃至当代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如今，距离汤因比去世已有数十年了，尽管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历史，从人类的高度解释历史的大一统史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力已不如往昔，但这种解释框架，依旧吸引着学术圈外的研读者们。尽力超越自我本位，西方中心的视角，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元，如今似乎成为了不少全球史学者的共识。恐怖主义、新殖民主义、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这些上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全人类，汤因比的解决方案依然无法得到落实，但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最重要并不是像几十年前的智者们那样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是基于对历史的现实性研究或体验，去探寻汤因比思想的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本就不是为世界寻求终极的的合理解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很难，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科学的标准，但它也不必屈从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学主义，进而丧失本身的特色。科学是无法整理、传达并塑造多元化的个人见解的，但历史、文学和艺术却可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研究过程本身，阅读和反馈的过程同样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无论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以小见大的微观史学，还是碎片化的个案研究，其中的案例与文本中都可以向阅读者传达时代的状态与气氛，帮助不同的个体构建或深厚，或多元的世界认知。尽管物质世界随时都在改变，但对人类社会总体性，超越性的思索，依然具有永恒的时效，虽然在学术圈内，“大一统历史”的叙事方式和思考框架也许已经进入黄昏，但对于每个读者而言，汤因比与他的历史研究却还是能常读常新，保持不变的精神价值。正如汤因比所一再感叹的，过去的历史至今依旧不断地重演着，虽然世界一直在变化，但在表象的背后，却时刻隐含着一种共时性。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如今不断被提及，成为中国复兴过程的一个注脚，这个国度的无数年轻人们如今又一次沉浸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诚之中，迷失于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社会的纸醉金迷之中。尽管全球化的元素，新技术的变革在身边不断的闪现，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走入这个时代，而依旧迷恋于狭隘的现实生活圈中，丧失了对广阔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好奇，以及对人类文明，乃至整个生物圈的关切。小中并非无法见大，微观史学研究同样可以传递世界性的历史状态，但随着学科分类和研究的精深，如今我们愈发执着于细微或零散的修补中，每个专业的常识，愈发难以被外人所理解，当学术圈与普罗大众无法进行流畅对话时，学术本身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依旧需要像汤因比这般，出生于学术圈，但致力于从另一个角度，向学术圈和大众传递另类观点的独行者。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中华文明一道在艰难中成长，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11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上海师范大学，共同庆祝《世界历史评论》新刊正式出刊，并在201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回顾新中国世界史七十年的来时路，展望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明天。活动海报打开了解世界的一扇窗《世界历史评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创办于2014年，至2018年，共出版十期。自2019年开始，刊物正式升级为学术季刊。借助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中心的世界史学科学术资源，《世界历史评论》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几十年发展的一项成果之一，是2011年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后，第二份以“世界历史”命名的刊物。它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几十年发展的成果之一，自创办起就以为中国世界史学界提供表达与交流的平台为目标，希望能够在史学前沿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出版上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循环，并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陈恒《世界历史评论》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表示，《世界历史评论》作为世界史学科的交流平台，首先要强调内容的学术性，不仅做原始文献的梳理，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的产生，这是杂志的基本出发点。其次特别提倡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不仅要跟上潮流，更加重要的是要创造自己的观点、研究方法。另外，中国史的研究底盘有多大、有多高就决定着世界史的水平和高度，中国史和世界史是一家人，是相互依存的。陈恒还提到，《世界历史评论》不仅仅是一份杂志，未来还将打造立体的学术平台，其中包括兆武历史思想讲坛、愚庵比较史学讲坛，以及光启国际论坛。前两者主要是从学术层面、学理层面入手，并且已经开始运作了。光启国际论坛要作为跨界论坛，不仅仅是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平台，也是和政府以及其他的业界交流的平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在致辞中表示，《世界历史评论》的孵化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上海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会客厅，各路贤达在此汇聚、全球资源在此涌动、中外文明在此交相辉映，而传统与现代文明也在此兼收并蓄。上海要真正做到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城市、一流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同时也能够成为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的重要策源地，历史的研究、普及、推广和深化是这座城市温度、深度、高度应有之意。阚宁辉处理好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新中国世界史的七十年。中国的世界史一路成长，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于沛提出三点想法。一是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如何进一步地整合、联系与协调发展，而不是割裂和分割；二是如何把历史建设与未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回溯历史来回答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三是对于《世界历史评论》中“评论”两个字的思考。“有一个对历史很精辟的定义，说历史是一门关于评价的科学，历史的延续不是世界的延续，不是时间的延续，是思想的延续，而思想的延续不能没有评价。”于沛说，《世界历史评论》中的“评论”可以有很丰富的内容，可以做多种解读，“其中一种解释是历史学要有价值评价，而《世界历史评论》这个杂志在这个方面可以发挥它的独到作用。”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提出，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还是要继续考虑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关系。“作为独立的学者，要在这里面做选择和平衡，这是很重要的。世界史能不能真正地繁荣起来，一方面当然要有计划，但是在这样的计划是不是能够真正地发挥思想市场的作用，这还是需要考虑的。”对于于沛提及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问题，刘北成也认为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也是很多年来困扰学者的问题。“我们做研究要以问题为取向，解决问题可能是要跨学科、打破学科界限的，所以要树立好这样的关系，以问题来决定我们对学科的考虑。”“第三，我们现在特别讲要建立中国话语。我们知道英文里 ‘话语’是discourse，但是我们在中国搞世界史首先面临的任务是什么？是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discourse？还是要用Chinese language中国话来发展、扩大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就目前而言，我更倾向于先努力地发展中国话的世界史研究，而不是中国话语。我们不能是无根之木或者无源之水，所以我觉得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