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杂志投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原标题：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原文 悟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必须要高度重视历史，要深入研究历史，要充分借鉴历史发展的经验。重视历史研究，意义重大。首先，研究历史，是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创新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历史研究。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实践，既包括当下的现实，也蕴含在过往的历史过程中，而且过往的历史过程包含了更多的实践。所以，若不认真研究历史，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就缺乏实践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鉴别，也离不开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鉴别理论的手段上有区别，自然科学理论的真伪，可以通过可重复的自然实验或实验室实验来鉴别，而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或价值，只能通过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往人们的社会实践，分析其对错或价值大小。所以，如果缺乏历史研究基础，社会科学理论的最终价值认可必然没有可靠的依据。其次，研究历史，也是推进现实发展的需要。要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历史的借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和教科书，一是因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说明，历史、现实、未来有因果联系。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看得越深、分析得越透，对现实的谋划就越精准，未来发展就越可期待；二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具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现象都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过程。由于事物发展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历史发展总是存在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有了发展的相似性，必然也就有了发展的可借鉴性。所以，为了有效推进现实的发展，我们就需要认真学习历史、认真研究历史，当历史的好学生。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首先需要我们坚定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其次，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本质是要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搞乱人心，最终达到实现少数人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就必须始终坚持真实的历史，始终坚持人民的历史。再次，学习和研究历史，需要体现内容的全面性。一是要努力学习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要加强对自身历史的了解。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要清楚“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三是学习历史还应该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道路上会有不少绊脚石和拦路虎，对进一步推进发展和改革的艰巨性要有充分认识。另外，我们还要清楚，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发展和改革需要全民行动。幸福是奋斗得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正道，要努力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宋圭武，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精神，深入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推动学术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日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并讲话，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强化使命担当，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潜心治学、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中宣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副部长梁言顺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主持会议。会上，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马敏、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所所长夏春涛、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厚量等专家学者代表作了发言。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在发言中指出，习近平同志在给世界史学大会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阐明了历史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推动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在发言中认为，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与发展创新，本来就根植于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历史文化沃土之中，具有深厚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论述，从大历史观出发，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历史基因、中华民族复兴发展趋势与选择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关系的认识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马敏在发言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向强调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历史思维的培养，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历史教育。他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把我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让青少年更多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愤图强的光辉历程，更多认识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用历史的笔墨和语言述说往事，用文化的睿智和眼光关注现实。《历史文化论坛》特向校内外师生征稿：01来稿要求1、本刊主要刊登历史、文博、旅游等领域的学术论文，所刊论文注重思想性、学术性、原创性、前瞻性和时效性。来稿论文应在立论和论证严谨的基础上突出新意：选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在文章引言部分概略说明前人主要的研究成果和当前研究状况。2、来稿论文应在10000字以内，须以《历史研究》或《史学月刊》格式为准、文章题目、摘要（200-300字）、关键词（3-6个）三部分最好附有英文译文、文章所有引用部分，请以脚注或尾注形式标明出处，对于没有注释或注释不清的文章，本刊一般不予采用。来稿要求观点鲜明，遵守学术规范，严禁抄袭，抄袭文章查明后本刊不再接收作者在校期间的投稿。此外，请注明作者简介，包括姓名、院系、年级、联系方式等。02本刊2021年特设栏目建党百年纪念：时至20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团结带领人民走过百年征程，为纪念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同时推动广大师生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与交流，本刊特别设立“建党百年纪念”专栏，面向全国师生征集相关主题研究论文，欢迎诸君来稿。本专栏选题包括但不限于：1.中国共产党的创立；2.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3.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群众；4.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5.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者、国际共运的联结；6.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成长；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8.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解放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0.抗美援朝战争；11.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三线建设等；12.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三线精神等；13.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4.党史、共和国史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15.党史、共和国史研究中的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等。 03本刊常设栏目如下1、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提出并论述独到史学命题，探索历史学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规律，揭示其未来发展走向；尤其侧重对唯物史观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史学研究中的后现代取向，东西方史学的特点及功用的比较等新史学思想的研究。2、通史研究：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各个领域或进行中外历史比较，把握社会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侧重运用宏观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史、世界史、社会史进行新的研究。3、断代史研究：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启示，以具体的朝代或政权作为关注重点的同时，体现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接续性和传承性，在“碎片”中拼接出“整体”的历史图景，展现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独到见解。4、专题史研究：考察社会史、文明史、民族史、改革史、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环境史等诸多领域，论述主题史对历史发展和历史学科本身的影响；尤其侧重对跨文化宗教和宗教史、中西文化关系史、中非交往史、非洲及拉美等落后地区的文明史等专题史的研究。5、文博考古：概述中外考古历史，探索文物考古与人类文明的内在关系，论述博物馆建设的思路；尤其侧重对新旧石器时代考古、汉唐考古，文物考古、科技考古，西域学、敦煌吐鲁番学的相关研究和最新成果介绍。6、旅游文化：论述传统文化的再利用、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尤其侧重对于八大古都的开发及传统旅游资源的创新利用进行对策研究。此外，本刊也欢迎学术评论、研究动态、调查报告等学术类文章，以及结合当前实际，富有学术启发意义、反映历史学最新研究动态的稿件。校外纸质来稿请寄：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化论坛》编辑部。邮编：475001电子邮箱：由于平台规则限制，不允许含有联系方式，请想要投稿的朋友，微信搜【写作投稿副业优选超市】获取截至日期：2021年7月25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论坛》编辑部2021年3月25日

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对其给予厚望，充满期待，也满怀好奇。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背景是什么，功能有哪些，怎么运作，使命是什么，如何创新？ 中国历史研究院远景图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半月谈记者来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北京奥体中心，整个建筑形态宏硕壮美，端方大仪。 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 02:40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想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背景，意味着什么？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我想有几个必然。 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必然。经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俗话讲“盛世修史”，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第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累积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呼唤着精神文化的丰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为人关注。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新起点，更需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要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何而来、到何而去？中华民族在百年大变局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大国崛起的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回答，需要从更加整体化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习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 第三，这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习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实践源头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寻到真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历史是文化自信最深沉、最深厚的环节。 最终一句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半月谈记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李国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受鼓舞，倍感兴奋。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辉煌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我们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学家，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诸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等众多著名史学大家。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坚守“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甘于奉献，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中国历史研究几经波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些年历史研究遭受冷落、跌入低谷。在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历史研究学科或者历史专业甚至都不复存在了。有的与旅游结合起来，有些归并到其他专业。历史研究后备人才培养不景气、历史研究成果产出大面积萎缩，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史学研究下滑的同时，在史学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噪音杂音。随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文艺创作本身无可厚非，但随意性的、胡乱编造的戏说作品大量充斥在小说、电视、电影中，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是不真实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歪曲的。似乎中国古代宫廷，除了妃子宫女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给社会与民众，甚至给国外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显然是不严肃的，是扭曲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也经历过屈辱的磨难。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这些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和体现，没有让民众去正确地认知。戏说历史的泛滥，不仅冲击着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而且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也产生负面作用。这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的失位。 半月谈记者：老百姓对历史一直有很高的兴趣。不少关于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者图书都非常“热”。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的有机结合，让历史从高级殿堂走向普通百姓？李国强：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职责和任务之一。历史研究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出象牙塔。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成立博物馆。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场地建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把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开放展示。除了考古研究所有大量考古文物之外，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都收藏着一些各类名人手稿、珍贵古籍。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历史研究院的珍宝，当然更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把它们开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民众来感受和分享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举办公益性讲座。我们将有计划地邀请研究院著名专家学者办公益性讲座，让民众与史学大师面对面交流对话。 第三，出版普及型历史读物。让历史学者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出版历史读物，以此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科学地准确地传播历史知识。 第四，推出文创产品。伴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创产品的推出。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历史珍宝，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让它们走向社会，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文创产品接受我们的历史知识，记住我们的历史传统，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有哪些，如何履行好这些职责？李国强：按照“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是集中优质资源力量，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 同时，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除了《历史研究》之外，领导机关又特批我们再创办一个刊物，现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同时，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究院在整合中国社科院精锐力量，整合各类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这是一方面的职责。 另一重要职责是要做好全国历史学研究的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致力于引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这是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使命。为此，我们将联合一些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一些非实体中心，拟定一些资助计划，资助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和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些专项课题资助。除此之外，我们还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鼓励建立高端学术研究工作室。 应该说设想非常多，那么这些设想就是要履行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和职能。 半月谈记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存在哪些问题？李国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大量的理论命题。 从当代来看，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无论是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出现许多新的学科分支。比如海洋史的研究，在过去历史研究是研究不多的，但现在成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再比说全球史、环境史、反腐倡廉史等研究都是新的开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也在进步，它的结构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此外，史学研究跨学科的特征也日益明显，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互交叉，甚至与理工科等也彼此结合。比如考古研究所就有考古实验室，它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开展考古研究。再比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我们的研究就要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这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技术革命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手段上的变化，也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理念上的变化。 当今历史学的研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促使历史学工作者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多元，一定会产生比以往更加优秀的成果。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碎片化问题、片面化问题，研究领域分得太细小，忽视了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对历史的割裂，很难全面的科学的还原历史，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同时，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我们看到，现在网上甚至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客观历史、歪曲历史的观点，这些问题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无关系。 半月谈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自媒体影响很大。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借助于互联网扩大传播。新媒体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如何用好互联网？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网站正在建设中，这个网站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要素的多元化，既要服务于历史研究院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全国历史学研究。同时要面向大众，要有公益性的传播功能。我们将加强新媒体多种手段的运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把形式和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博物馆将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做引导员、讲解员，4D影院以全景式、立体化的方式展示历史等等。我们希望以最大的努力，牢牢占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 半月谈记者：有网友说，顶级机构的成立还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一流的优势资源未必一定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产生一流的史学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李国强：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正如总书记在贺信里殷切希望我们“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办公的环境非常好，面积很大，建筑也非常有气势。但有大楼不等于有大师。怎么样培育出一批大师级人物，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学术规律，提升制度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过去，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小，每年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成果质量究竟如何？为什么近些年很少出现大众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要不负这个时代，需要学者们更加潜心研究，需要我们的管理者增强使命担当。我们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以更方便更灵活的方式推动科研。我们将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更好的科研条件，特别是更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到研究院来合作研究。 我们要对史学领域的冷门绝学加强扶持力度。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的研究，非常重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研究日益薄弱，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在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给予政策性支持和扶持，历史研究院有责任把这样的工作担负起来。对那些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我们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门的项目、加大资金资助力度。 历史研究院也将加大对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翻译的支持，要资助翻译出版。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一些单位，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但历史研究院责无旁贷。 总之，通过制度的变革，通过手段的创新，尽量减轻史学工作者的负担，让他们更加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历史研究当中去。 半月谈记者：这些举措听上去令人很振奋。李国强：高翔院长提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咖啡、茶水，让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工作得更精彩，生活得更漂亮。当然不是因为有茶水和咖啡就显得“高大上”，而是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感觉到自豪和被尊重。 半月谈记者：史学工作者的收入会不会更好一点？ 李国强：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研究非常精深的专家，他们是精神上的富翁，但是生活中的“乞丐”。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他们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完全不匹配。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更多改善，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半月谈记者：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强：习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把握好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历史研究要书写好研究好中国历史，给我们当今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筑牢基础，通过我们优秀的历史研究成果，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愿景，做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半月谈记者：孙爱东视频剪辑：张初文字编辑：郑雪婧

为推出高质量史学研究成果，中国历史研究院特设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以下简称“出版资助项目”）。现将中国历史研究院2020年度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申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版资助项目”宗旨“出版资助项目”面向全国史学界，资助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的高质量史学类学术成果，促进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史学智慧。二、申报条件1.申报成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要体现原创性、前沿性、理论性、现实性，对解决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具有推动作用，对学术发展具有奠基作用或促进作用，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朴实。2.申报成果须全部完成且尚未公开出版。申报成果与申报人已出版或发表成果内容的重复率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3.申报成果形式主要为中文学术专著、学术资料、考古报告、古籍整理、学术译著、工具书等。4.申报人必须是申报成果第一作者，专业技术职务不限。5.申报人须按照《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的要求，如实填写并确保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对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以已出版著作申报等行为的，一经查实，即纳入科研诚信记录，通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及申报人所在单位，申报人终身不得申报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的各类项目；如已入选，其学术成果将退出“出版资助项目”，申报人须退回资助证书和已拨付的“出版资助项目”经费，出版社回收已印制和发行的出版物，相关经济损失，由申报人自行承担。三、申报材料1.从中国历史研究院官网（后附网址）下载《申请书》，或向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项目管理处索取《申请书》。2.申请书一式2份，A4纸单面打印，左侧装订，填写推荐意见，并签字或盖章。成果打印稿3套，A4纸双面印制、左侧装订成册。3.电子光盘。须包含申请书和齐、清、定的书稿。我院将做好申报材料的保密工作，材料恕不退还。四、申报受理1.申报人可经所在单位同意或经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出版机构推荐申报中国历史研究院出版资助项目。2.申报人所在单位或提供书面推荐意见的出版机构，对申报材料要严格把关、严格审核，须提供明确推荐意见，在申请书相应位置加盖单位公章，承担信誉责任。3.申报人个人或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或相关出版机构，请于2020年5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提交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4.申报材料寄送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项目管理处收，邮政编码100101，联系电话（010）87421808。五、评审工作“出版资助项目”评审严格遵循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主要程序包括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学术委员会评审、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务会审议、公示等。六、资助出版1.“出版资助项目”一般由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出版社统一出版，按“出版资助项目”统一要求装帧设计。2.列入“出版资助项目”的学术成果，由申报人与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中国历史研究院与出版社签订框架协议，中国历史研究院将出版资助经费拨付出版社。若申报人未经中国历史研究院同意自行与非指定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中国历史研究院将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予以出版资助。3.除特殊约定外，根据《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1号），中国历史研究院给予“出版资助项目”学术成果稿酬补贴。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将稿酬补贴（税前）拨付出版社；在成果出版之后，由出版社将稿酬补贴（税后）支付给作者。七、其他事项该公告由中国历史研究院负责解释。《申请书》请从中国历史研究院官网下载http://cah.cssn.cn/gg/202003/t20200327_5107024.shtml。中国历史研究院2020年4月3日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春秋史苑》简介及征稿启事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史苑》创刊于2009年，为半年刊。在历史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始终秉承“阅读经典、书写春秋”的宗旨，现已刊至第二十二期。《春秋史苑》现设10个栏目，主要刊登历史学院学生撰写的史学方面的论文、书评、时事评论等文章。所刊文章注重思想性、学术性、原创性、前瞻性、应用性和时效性，倡导严谨的和朴实的文风。在关注期刊学术性的同时，也注重期刊的综合性，刊登游记、散文、诗歌等贴近生活的文章，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写作需要。本刊面向群体主要为国内高校历史学、考古学、文博学、文学以及哲学的学生，属内部期刊，重在交流分享，不涉及一稿多投等问题，欢迎各地学友赐稿。《春秋史苑》常年进行对外征稿，可投稿栏目及其对应文章类型如下：阅读经典有关人文社科专业的学术著作的书评、札记与解读，以有独到见解为佳。书写春秋历史学、考古文博学领域的学术论文。中外纪闻学术性与思想性并重的学术随笔、田野考察报告、对地方志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问题的探索，以及观影体悟。大学生涯游记、对大学生活的记录或追忆。杂文小叙散文、诗歌等贴近生活的文章。除以上四种文章类型外，本刊也欢迎其他主题的优秀稿件来稿。投稿须知1、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所在学校及学院、在读学历及入学年份、通讯地址及邮编、电话号码、QQ等，以便本刊与作者联系。2、稿件署名作者应为合法著作权人，文责自负。文稿中摘编或引用他人作品时，请遵守《著作权法》有关规定，在注释中详细标明来源。所有文章中的引用一律采取页下注的形式，编号方式为每页重新编号，序号为“①②……”样式.文献引用的具体细则请参看《历史研究》期刊。3、文章标题：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要求宋体三号，加粗居中），必要时加副标题（要求宋体四号，右对齐）。4、文章题目下面均居中标明作者姓名（要求宋体五号）。姓名之后另起一行居中用括号标明作者的学校、学院、班级（要求宋体小五）。多位作者亦相应标出。5、若文中出现小标题，字数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一律采用宋体四号，加粗并居中。6、正文文字：要求用五号宋体，多倍行距1.25倍。7、若文中出现英文，则一律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8、请严格按照以上规定，对稿件的文字、引证格式进行修改，不符合标准的稿件一律退回。9、由于编辑部人员有限，未录用稿件不另行通知。如至本期期刊截稿日时未收到录用通知的，作者可对稿件自行处理。10、稿件一经录用，编辑部将寄送一份当期刊物以及自选图书。11、《春秋史苑》春季刊截稿时间：每年8月1日；《春秋史苑》秋季刊截稿时间：每年2月1日。编辑部地址：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1号楼4层期刊阅览室。投稿及相关事宜咨询邮箱：由于平台规则限制，不允许含有联系方式，请需要投稿的朋友微信搜【投稿征文驿站】或者《春秋史苑》杂志官方媒体获取

【编者按】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大概都有很多“槽”要吐。高校的历史系教师，他们的工作状态如何？又有哪些职业“槽点”不吐不快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在高校历史系、人文学院等从事历史教学的四位老师，通过线上圆桌的形式，分享他们的见闻与思考。“吐槽”之外，或许能引起更多共鸣与讨论，为解决一些共有的问题提供一定“助推”作用。四位老师以甲乙丙丁代称。以下为本次圆桌会议上篇，主要讨论课题与期刊问题。“唯课题论”不可取甲：这几年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举措太严重了，唯课题论、唯帽子论、唯权威期刊论。我们还有点理想主义的教师当然有很多“槽”要吐。以前申报到课题很正常，不会给你平行资助，但这几年因为大家不积极，学校里课题拿的少。现在，如果申请到课题，学校给的科研奖励非常高，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唯帽子论”，如果是什么头衔的学者，那么各种资源都会向你倾斜，也不管获得者实际水平情况、如何得到这些帽子的。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很荒唐，也不正常。乙：刚才甲老师讲的这种情况，我们工科大学更加严重，而且重视指标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像对某类刊物、某些项目加大奖励，而且在各种场合都把这个指标的功效加以放大。这种一味崇拜指标的局面，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真的没办法预料。因此在这里吐一吐槽。丙：前面两位老师说的情况，目前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尤其是“唯课题”对高校科研风气的不良影响要更大。课题并不是成果，但现在高校里面把课题搞得比论著的分量还要大，首先跟评价体系有关。因为在“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里面，课题占很大的比重。现在提倡反“四唯”，反“唯论文”，无形中更加大了课题的比重。其次是实际利益的影响。最初的时候，拿课题就是获得一笔经费支持。因为一开始国家没钱，给各个高校财政拨款不多，能用于科研的钱更少，各个高校就只能靠额外拿课题来增加科研经费。后来受国际影响，越来越重视研发经费（R&D），作为衡量科研实力和高校等次的重要指标，清华、北大等校带头晒每年的科研经费，结果慢慢就成了风气，到现在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近年来国家科研投入越来越大，各种资源越来越向高校倾斜。所以研究院所也成立大学，目的就是为了分这块蛋糕。各个高校为了鼓励拿课题，纷纷加大课题经费提成和配套的力度。文科的对这个没什么感觉，自然科学的就很吓人了。文科拿几十万的课题已经高兴的不得了，自科是不屑一顾的。自科课题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然后一个提成、一个配套，那不得了。所以现在高校里自科根本看不起文科。管理部门也是一样，管自科的科技处比管文科的社科处地位高很多。再次跟财政拨款制度也有很大关系。现在财政对高校的拨款主要是人头费，科研经费越来越注重效益，很多钱都通过课题的途径发放。学校拿的课题越多，科研经费就越多。课题少，科研经费就少，学校各方面事情就很难办，现在各级管理部门都讲绩效，经费、收入都跟绩效挂钩。学校的绩效怎么管理？就是按照“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对标对表来打分。分数越高，等次越高，奖励就越高，学校获得各级经费支持也越多；如果成绩低的话，那就要倒过来扣你的钱了。所以，层层指标、层层落实，最后倒霉的就是老师，想跑都跑不了。甲：这几年对课题太重视了，而且课题很容易以现实风气为导向。但一些基础学科、一些专业的基础研究，必须要坐冷板凳，哪里能跟现实走这么近，走得越近，出的风头越多，说明学者越功利，学术研究成果就容易质量不高，胡乱应付了事。现在很多课题和学术评奖其实是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越是从事专业纯学术性的研究者倒是不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那些看起来可以马上“经世致用”的，反而很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丙：课题跟平台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学校的层次越好，给的指标就越多。乙：我觉得项目课题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科不平衡。纯基础的、纯学术的学科，吃亏很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课题管理还有一个漏洞，就是只重视拿到——反正一拿到，就什么都有——但是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学校就根本不考察了。前一段时间有个老同志跟我讲，他说：唉，好多人拿项目拿得很起劲，拿到以后就不干了。为什么呢？不干就是不通过嘛，反正对个人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我们目前课题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丙：在一些省份，如果课题最后没有结项，会有一定的惩罚，比如省级的项目没有结项，三年以内不能再报省级项目。乙：其实对很多人还是没有限制，他拿到了一个就不需要其他的了，或者是再过三年再拿。丙：的确不应该这么强调课题，因为课题不是成果。如果是后期资助还好一些，毕竟有个相对成型的成果。丁：刚才几位老师讲得挺好的，首先课题天然就有导向。“导向”不是我们学者或者职能部门简单地去附和意识形态。我们都是中国人，对现在的国家和民族都抱有热情和热爱。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可能更有利于党和国家方针的进一步实施。如果把学术与宣传的边界明晰化，会更加合理。其次，重申报、轻结项。以前学校规定，评副教授不需要国家级课题，但是近些年一定要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才可能申报副教授、教授，压力一下就大了很多。所谓重申报、轻结项，就是只要中了课题就可以去评职称，假设课题最终没完成，不是因为各种问题被撤项的话，几乎没有惩罚机制。如何把处理申报和结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另外，最近几年招标课题、专项课题大量增加了。专项、招标也等同于重大课题，专项、招标就造成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学术同仁的局面，当然有利于构建学术共同体，但这也可能成为一种私相授受的资源。今后项目导向会越来越严重，国家侧重智库、项目导向，就说明以前人文学科或者更广领域的学术研究跟社会、国家的需求脱节了。现在项目导向在高校里面影响是越来越明显，我们学校之前项目是不配套的，因为这样的项目太多了，但这两年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人文社科因为经费相对较少，学校给配套，同时奖励。甲：这导致某些“大佬”不断在“大拿”，而且不一定做或者不一定能做好，课题垄断度太高了。丙：现在文理科都强调要拿纵向课题，但“纵向课题”的来源太少，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垄断。课题级别是根据发布部门的行政级别确定，并不是根据学术水平来定的。省级课题的选题、成果水平就比国家级课题差吗？不一定。近年来申报课题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限额申报。课题申报的时候，不限项跟限项差别非常大。一旦限项，第一关是出校门。出校门是最麻烦的，就像评职称一样，在学校里面搞筛选。好学校名额多一些，也更重实力而不是人情关系，一般的学校就不同了，更多要靠人脉关系。只要限项，搞校内推荐，肯定是有“优先”。课题这种体制化的存在虽然暂时很难改变，但也不应过分突出课题的地位。论文、著作是科研成果，课题不是科研成果，只是获得资助资格、拿钱。而且人文社科研究与自科不同，许多学者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也一样做出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所以把课题强调的这么重，成果反而不强调、不重视，这实在说不过去。乙：现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数量明显增加，这个方向是好的。因为看到了成果的基本模样，最后偏差应该会小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评审项目时应该加大后期项目的资助数量、力度和权重。项目是什么级别，能不能立项，要看成果本身，不要只看前期设计。混乱的期刊丁：关于权威期刊，科技部已经发文了，明确不允许奖励SCI论文了，我们学校已经改了，理工科老师现在收入可能要减少很多，至于人文社科，因为教育部没有直接发文，还没有跟着调整。甲老师他们很幸福，因为XX大学历史系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学科，我们学校人文学科在一起评比，导致了文史哲多个学科同时去竞争职称、人才称号或者是人才推荐的资格。虽然文史哲说是不分家，但其实专业领域的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很多领域的著名学者也不能把握跨学科，或者说超越他自己的研究领域。的确不应该以文章级别来衡量学术水准，但如果不用期刊级别，中国又是个人情社会，那咋办？权威期刊肯定会调整，但后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更不好预计。权威期刊淡化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比较良性的方式，来引导学术的评价体系？甲：……比方说国家社科的成果文库，以前大家好像不怎么重视，但这几年为什么重视了呢？因为表格里加了这一项，各高校就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方向是一样的，就是不能用僵硬的或者是指标化的东西来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丙：现在指标体系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甲：我觉得权威期刊问题也比较严重，因为权威期刊流行了很多年，权威期刊的可操作性更大。当然不光是权威期刊，一般的期刊操作性都大，公平性越来越差，而且号称是权威期刊经常发很多的烂文章。大家以核心期刊看人的学问，很糟糕。我看一些学者在所谓权威期刊发表的近代史论文，问题很多：引文的错误，误读材料，抄错材料，还有做“伪注”。其中当然有些是编辑的错误，有些是作者的错误，但编辑应该校对出来。总体上，权威期刊比别的期刊质量要好一点，但是我们太强调某几种期刊，就导致很多不太正常的情况出现。其中之一是这些期刊编辑到处指导别人怎么做学问、怎么研究、怎么选题，其实他自己都不怎么会写文章或者文章都不通的，还要去指导别人做研究。这是非常荒唐的现象。课题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有意识形态导向，有应用导向，但核心期刊的威风可以说完全是被体制造出来、被大家捧出来的。这样对于年轻人不太有利，年轻人投稿，经常会遇到文章再好也难得到发表的情况，不要说权威期刊，一般性期刊也不用。因为杂志担心转载率，担心无名作者会抄袭，导致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包括博、硕士生、讲师或者是副教授之类的，发文章很难，其实他们中很多人很优秀，不能发表文章很影响他们的成长。乙：是的，甲老师讲的这些期刊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期刊问题的根源是评价体制。某个期刊，在有的学校是第一层次，在有的学校又是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不同的期刊在教育部填表的分数权重有大小之分，分数占比高的，就变成了高校的权威期刊。另外，我觉得目前在期刊问题上，对教师个人影响比较直接的是：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时，落实在期刊指标上，就会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不公平。举个例子，《近代史研究》在我们学校的评价指标里面属于第三个档次，而台湾地区出的《哲学与文化》是所谓A&HCL，排在第二个档次。《近代史研究》的文章，学术水平应该要比《哲学与文化》高吧？每次不管是评职称还是申报人才项目，学校把名额分到各个学院，学院内部评选就会看期刊指标，这个时候我们历史学就亏大了。这一点我是深有所感，也是深恶痛绝。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应该要分学科作评价。在文科下面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还不够，要再分到一个具体的学科。比如有三个名额的话，文史哲要各占一个名额，然后每个学科内部再来评比。丁：期刊的事我再讲两句。我们学校很大，管理层当然要用一种标准单一的方式量化，肯定会形成不同学科放在一起评价，就导致越是发达、成熟的学科，可能越吃亏。我们期刊的名录，是按照一级学科或者学科大类来划分的，历史学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科了，这个学科从业者很多。历史学科举出五六个水平顶尖的刊物是很容易的。如果按照学科门类确定权威期刊的话，你就只能挑一种。其他很多新兴的学科，或者说逐渐成熟的学科，也是一个学科门类，必须得给它一个指标，定为权威期刊。这就导致非常成熟的学科在期刊评价体系中严重内耗。再就是刚才讲的外文发表SSCI，这个争议比较大，因为SSCI可以分区，有转载率等影响因子。国外的很多同人期刊杂志是超越体制，靠学术共同体来维持，质量很高，但有的期刊也是人情期刊。我们对期刊的评价还是过于简单化了。进入SSCI，就把这个名录视为一种天然的质量保障，这其实学者的自我矮化，学者不靠学术判断，只看期刊名录了。然而，SSCI本身又是种商业行为。那么，怎么突围呢？教育部几年前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就是A刊制度，权威期刊相对较广。起码把原来那种金字塔的格局变梯形的格局，每一学科里面有五六种在同一个平台。这样对学术生态的维护有好处。今后如果能提供一种多样化范围和名录，不是一家独大，大家都良性竞争，可能比较好。丙：权威期刊开始流行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客观地说，部分权威期刊论文确实给学界研究树立了标杆。但毕竟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一样，都是期刊评价的标准，一刀切地把它拿来作为评价期刊里所有文章的指标，显然就弊大于利了。从国内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来源说，多数期刊的核心地位是由原来的行政级别转化来的——如原来的国家级、省级期刊——再按照行政级别分配学术资源，逐步形成今天的核心期刊体系，所以它的源头是行政本位，而不是学术本位。这可能是国内学术期刊与国外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区别。除了期刊问题，研究成果评价还应该注意“大同行”评价和“小同行”评价的差异。自然科学方面，研究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很多问题由“大同行”评价很难进行，只能看期刊级别和影响因子，但是改由“小同行”评价就好解决一些。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存在研究领域细分化的问题，那么文科的学术评价是不是可以参考自然科学的“小同行”评价方式呢？当然，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在缺乏严格学术规范和道德监督，学界自身学术自律也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小同行”评价很容易变成“小圈子”评价。这是目前“小同行”评价最容易滋生的弊端。许多人也出于担心学术评价变成人情关系下的私相授受，继续支持相对客观、公正的核心期刊评价。解决办法，或许可以仿效国外，扩大评审人的选任范围，严格限制本校、本系统、本省评委比例，强化评审人的回避制度和诚信惩戒。具备条件的大学可以从全球选任评审人。不过，根本解决办法，恐怕还是要靠学界自身开展“扒粪运动”，重新树立良好风气。甲：有些学校特别看重外国刊物，主要是因为大学要冲国际排名。实际上很多国外刊物发的文章很多很烂的，翻译成中文没法看，主要给外国人看的，很多国内学者找外国学者代写，或者跟人合作，质量其实很难保证。但是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这样发表出来的文章定位很高，奖励的金额也很高。乙：教育部前几年搞的A刊目录，公布后意见很大，就没有普遍推行。A刊制度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个主要问题是不同学科的A刊数量不平衡。据说当初是由各学科专家评出A刊目录上报到教育部，再由教育部做统筹，但最后是按每个学科上报的目录公布了。有些学科上报的A刊数量多，一些不太好的刊物也混进去了。像历史学的A刊数量就比较少些，估计当时历史学科的专家挑选期刊非常严格。另外一个问题是崇洋媚外，国外刊物的份量、地位普遍高出了国内刊物。这是教育部原定A刊目录里面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例如，《近代史研究》属于A3刊物，也就是在A刊目录里面属于第三个等级，而台湾地区《哲学与文化》是A2刊物，在我们学校，A2比A3地位要高很多。再比如说，国外某个历史类的SSCI刊物在教育部A刊目录里面可能是A1，而国内的《历史研究》属于A2，那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漏洞。所以说A刊要推行的话必须作些修改，根据每个学科的情况，在学科内部权衡一下，在各个学科之间再平衡一下。丁：我们学校没有采用A刊体系。我还特意问过人事处的老师，他们说如果教育部A刊实行的话，我们肯定按照A刊，因为要以教育部考核指标为指挥棒。教育部明确把A刊给撤回来了，因为A刊有利有弊。A刊要筛选，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大佬，他们过滤掉一批洋刊了，但如果过滤得有偏差，又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行政老师心里都有数，SSCI和SCI其实不能体现学术水准的高低，但是在评价体系里面它们确实是权威期刊。今年教育部、各个部委发文件了，不能有SSCI和SCI，各学校就开始玩文字游戏了，称之为“国外重要期刊”。SSCI和SCI主要是英文期刊，如果变成国外重要期刊的话，不用英文，用其他语言在一些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可以算，比如日本的一些中国史杂志。这样，可能非英文国家的杂志也可以变为国外重要期刊，所以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唯SSCI，可能又会引起新的一轮的洗牌。甲：我觉得大家反对权威期刊，不是因为不应该有，而是因为标准很乱。我也帮一些杂志做过专家评审，发现有我通过的文章，杂志没有发；有些我知道被毙掉的文章，杂志发了。丁：期刊名录毕竟是管理的有效手段，我们应该回到学术的本位，回到文章本身，看能否解决问题，这可能是它的关键点。甲：但有时候没办法评价，你在《历史研究》上发了一篇，他在《近代史研究》上发了一篇，我又不懂，怎么评价呢？最后还是得回到期刊的级别上，这就很不好说。乙：以《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作下比较，有些人在《哲学研究》每年可以发一篇，但是在《历史研究》每年能发一篇的有几个学者呢？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丙：换一个角度看，“崇拜洋刊”可以对国内学术刊物造成改进的压力和动力。（马淑钦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