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杂志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4月12日，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刊发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0年第12期文章《新征程呼唤新作为：中国方案与世界的“历史性”机遇》。作者为高翔，据介绍，2020年第12期文章发表时，高翔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资料图）据官方简历，高翔生于1963年10月，早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任教，1996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直属机关党委秘书处处长等职。2002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明确为副局级，200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2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并继续兼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年出任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按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待遇）。2016年，高翔调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同时兼任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任职一年多。2017年，高翔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并于2019年1月兼任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至此番调整。据中国社科院官网4月7日报道，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在京召开，高翔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身份出席会议。据官网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现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为谢伏瞻，生于1954年8月，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河南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等职，2018年调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高翔简历高翔，男，1963年10月生，汉族，四川南部人（四川盐亭出生），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研究员。1988.07——1994.0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教师（其间：1990.09——1993.06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03——1996.1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清前期历史第二教研室副主任1996.11——1999.0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9.03——2002.0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2002.07——2002.08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秘书处处长2002.08——2006.07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副局级）2006.07——2012.0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其间：2012.03—2012.07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2012.07——2013.06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06——2013.07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07——2016.03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按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待遇）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其间：2014.11—2015.01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16.03——2017.12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2017.12——2018.11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2018.11——2019.01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2019.01——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党的十九大代表。

4月12日，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刊发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0年第12期文章《新征程呼唤新作为：中国方案与世界的“历史性”机遇》。作者为高翔，据介绍，2020年第12期文章发表时，高翔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资料图）据官方简历，高翔生于1963年10月，早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任教，1996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直属机关党委秘书处处长等职。2002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明确为副局级，200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2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并继续兼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年出任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按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待遇）。2016年，高翔调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同时兼任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任职一年多。2017年，高翔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并于2019年1月兼任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至此番调整。据中国社科院官网4月7日报道，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在京召开，高翔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身份出席会议。据官网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现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为谢伏瞻，生于1954年8月，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河南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等职，2018年调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高翔简历高翔，男，1963年10月生，汉族，四川南部人（四川盐亭出生），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研究员。1988.07——1994.0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教师（其间：1990.09——1993.06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03——1996.1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清前期历史第二教研室副主任1996.11——1999.0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9.03——2002.0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2002.07——2002.08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秘书处处长2002.08——2006.07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副局级）2006.07——2012.0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其间：2012.03—2012.07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2012.07——2013.06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06——2013.07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07——2016.03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按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待遇）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其间：2014.11—2015.01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16.03——2017.12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2017.12——2018.11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2018.11——2019.01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2019.01——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党的十九大代表。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精神，深入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推动学术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日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并讲话，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强化使命担当，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潜心治学、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中宣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副部长梁言顺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主持会议。会上，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马敏、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所所长夏春涛、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厚量等专家学者代表作了发言。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在发言中指出，习近平同志在给世界史学大会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阐明了历史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推动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在发言中认为，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与发展创新，本来就根植于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历史文化沃土之中，具有深厚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论述，从大历史观出发，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历史基因、中华民族复兴发展趋势与选择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关系的认识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马敏在发言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向强调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历史思维的培养，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历史教育。他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把我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让青少年更多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愤图强的光辉历程，更多认识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文/朱泰来我以为有灵感的写作和没有灵感的写作是大不一样的，灵感来了好像得到神的鼎力相助，写起来胸有成竹，显得特别轻松顺利，笔墨纵横驰骋，如江河奔流，一泻千里，真是得心应手，最能妙笔生花。因为抓住灵感，就是抓住抽丝剝茧的一个头，有了这个头，文字之丝就会源源不断地被抽出来，这样一篇佳作很快就能一气呵成，而且完稿之后，需要修改的地方也是很少的。灵感是千真万确存在的，但是我认为灵感总是特别青睐勤奋读书写作勤奋思考的人，灵感不会光顾懒于思考，懒于动笔的人，灵感不会拜访醉汉，白痴，文盲，精神病患者，乞丐，流浪汉，地痞流氓，灵感也不会亲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灵感青睐这个勤奋的人，在于他勤奋地读书学习和勤奋地思考写作，积极地深入生活和投身大自然，积极地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灵感常常在你行路时，听音乐时，休息时，做事时，读书时，交谈时，思考和写作时，听歌观舞时，半夜醒来时，甚至在睡梦中，向你突然袭来。灵感的突然来访是很短暂的，它如在异国他乡惊喜地奇遇一位好朋友，它如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突然遇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它如太阳从重重阴霾中突然大放光芒，它如魔术师在舞台上表演魔术，变来变去，花样时时翻新，不愿片刻停留，这一切令人目不暇接。当灵感的火花在你的脑中闪烁时，你要赶快拿出纸和笔，将它飞速地详细记录下来。如果你犹豫不决，动作稍微慢了一些，灵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灵感运动着，变化着，分秒不停，像飞沙走石，像乱云飞渡，像暴风骤雨，像波浪翻滚，像潮水汹湧，像瀑布飞泻，像火花闪烁，像节日夜空中的璀璨礼花，像黑夜里的一束强光，像大山挡道时掘通的一座隧道，像江河难渡时架起一座桥，像在百花凋零的冬季开放的鲜花，像在夜阑人静时听到一曲琴音……灵感来势汹湧，美不胜收，又不可预料不可阻挡，去时匆匆，不辞而别，又不留一点痕迹。灵感的突然来临，它似乎要告诉你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一个创新的思路，一句千古传诵的名言，一个真知灼见的感悟，一次与缪斯奇遇的惊喜，一次与神交谈后获得的教导，一张神奇的新蓝图……灵感是在思维烏云中，有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这闪电可以将思维的黑夜，变成思维的白昼。总之，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灵感总是拜访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人们得到灵感的召唤，就能非常顺利地完成一件原本很困难的事。在这里音乐家谱好了一首名曲，画家绘出了一幅好画，诗人创作了一首好诗，作家写出了一篇佳作，科学家创造了一项新发明，军事家发出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命令……灵感这位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是功不可没的。我常常在想，当灵感降临时，好比人在睡眠里做梦，梦境里美好的万千影像，打破了原来的运行轨迹，打乱了原来的规律，法则，秩序和系统等等，而进行了重新的排列组合，并开始了全新的运行。灵感最不愿意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可以这样说，灵感总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总是意想不到地创造了新的秩序，新的规律，新的比喻，新的语言文字，新的修辞，新的系统，乃至这个世界中新的一切。同样的灵感是不会重复出现的，每个人的灵感也不会雷同，总之，稍纵即逝的灵感，是缪斯派遣而来的智慧天使，当你与这位智慧天使不期邂逅之时，千万别忘了用笔火速摄取她最可爱的风姿神韵，不让它匆匆逃离，要把它的美丽形象用文字牢牢地按在纸上，不让它变形，不让它烟消云散。你还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地扩大胜利的战果，这样才能澎湃你的激情，深刻你的思想，天马行空你的想象与联想，奔流你的优美语言，飞扬你的文采，成就你的篇篇佳作。作者简介朱泰来，上海人。业余爱好写作有四、五十年，共创作散文、散文诗、诗歌和小评论近千篇，创作广告语、格言共有一千多句，历年征文获奖三十多次，报刊发表诗文约有二、三百篇。自费出版书籍：《冲出混沌》诗文集、《缪斯来访》诗集、《大方》杂志朱泰来特刊、《我为歌狂》诗集。被聘为北京《大方》杂志副社长，副总编辑；参加上海海派诗人社，被聘为秘书长。参加中华精短文学学会和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在《华夏吟坛》担任编委，是华夏诗歌新天地的会员，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图片除署名外，其它均来源于网络赐稿邮箱：jstjtx@163.com转载请注明出处“温馨微语二刊”转发是对作者最大的鼓励

申报单位：陕西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委宣传部项目介绍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数据库收录了延安时期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中国青年》《共产党人》《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大众文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文艺战线》《群众文艺》《文艺突击》《大众习作》《速写陕北九十九》《五月的延安》《文艺月报》《谷雨》《草叶、新诗歌、中国文艺》《鲁迅研究丛刊》《整风文献》《陕甘宁边区实录》等书刊以及延安时期的文献《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内容涉及延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等领域，是目前国内收录延安时期文献档案资料最齐全的数据库。精品策略“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数据库”面向人文社科系统研究人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高校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国内外智库、科研机构、各类图书馆等目标用户群体，以数据库形式为中共党史研究、延安时期历史文化研究和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提供知识服务，有效弥补目前的市场缺陷，进而对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项目对于在新时代条件下系统挖掘、梳理延安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下探索社会善治之道，具有重要的政治导向意义。数据库内容涵盖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社会建设等领域，全面汇集延安时期的文献史料，为用户提供了珍贵、可靠、详实的研究资料，推动专业和学术出版向纵深发展。创新亮点1. 收录史料价值珍贵内容涉及延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等领域，多数文献资料是首次解密，具有珍贵价值。2. 具有地方特色数据库本着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整合和文化传播创新的理念，积极投身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探索，着力于数字出版向“内容+体验+服务”发展的方向。3. 促进人才培养数据库一方面丰富项目管理人员的实施经验与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培养信息系统应用人员与维护人员，提高业务素质与水平。本文来源：光明网

原标题：“共同挖掘、记录真实的历史”——日本历史学者希望与中国学者共同对日本侵华战争开展实证性调研“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5周年。那些战争中的受害者或许还健在，那些曾经使用过毒气弹的地点或许还能找寻到残留痕迹。时不我待，希望能与中国历史学者共同开展实证性历史调研与合作，共同去挖掘、记录真实的历史，一起打下‘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的基础。”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日前说。与中国专家一起进行与二战历史相关的实地调研是松野的夙愿。松野常年致力于侵华日军毒气战领域的相关研究。2019年8月，松野在日本《世界》杂志上发表论文，对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使用致死性糜烂毒剂的“黄弹”进行了详细介绍与分析。2020年8月8日，松野撰写的中文版论文——《日本陆军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所示毒气战之实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用近3万字对侵华日军迫击第五大队的编制、装备、可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红弹”使用情况作出了全面的考证，并附带了各种详细的图片、图表、武器弹药结构图、剖面图等。“由于侵华日军在化武作战方面推行有特殊的隐蔽政策，加之战败投降时销毁大批相关资料，导致中国对侵华日军化武研究领域史料发掘困难。松野论文中所使用的史料是近年来发现的体量较大、内容完整、真实性也已经得到证实的学术价值极高的新史料。其中提到的日军在华中等地区实施毒气战是既往研究甚少涉及的。因此，该史料不仅可以极大改善日本生化武器问题研究，也将对日本侵华史、日中战争史等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助益，学术意义深远。”《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副总编高莹莹高度肯定了该论文的研究意义。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与松野长期合作共同研究抗日战争历史。他说：“此次发表的论文不仅对史学界意义重大，对现在的日中关系也有很大的启迪。例如，战争中日军是如何在明知违背国际法的情况下依然对中国抗日军民使用了化学武器。从初期其内部慎重意见较多，到实战试验性使用，到上层接受一线部队造成的既成事实，再到各地部队配备及实战的全面使用。松野诚也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得出侵华日军‘无责任体制’的历史性教训。这一‘无责任体制’，在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中、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及对战后的影响，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警示当下。”松野说：“虽然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有限，但那些正式文书档案中没有的、民众被化学武器伤害的实情，民众口述的历史等也是佐证日军犯罪的重要证据。希望日中历史学者、民间口述历史研究者都能联合起来，在战争亲历者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进一步采用多种有效方法去记录真实历史，防止历史被风化。”（据新华社东京9月3日电）来源：农民日报

关于全球史“起源”的三个故事全球史从哪里来？关于它的“起源”有不同的讲法。第一种讲法，大家相对熟悉，即全球史是“美国制造”的一种知识产品。在196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有三位全球史早期的奠基者：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马歇尔·霍奇森。到80年代，结束单打独斗的时代，全球史研究在美国形成了学术团体和组织，开始有专门的学会、期刊、学术丛书，在学术研究领域里获得了一个历史学分支的资格。在新一代学者中，以夏威夷大学的杰里·本特利教授的贡献最为突出。同时，全球史课程借助国家力量的推动，与全美的大学和中学的通识教育结合，成为一种普及性的知识。全球史作为通识教育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全球史教科书。第一代奠基者的教科书，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流行于上世纪60—80年代，已是昨日黄花。在新世纪，有各种各样新编教科书在分割这个巨大的图书市场。其中，有三种已经有中文译本，即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阿梅斯托《世界：一部历史》和理查德·布利特《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约翰·麦克尼尔和他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合作，为大众读者新写了一部简短的、通俗的全球史，即《人类之网》（新译名《麦克尼尔全球史》）。这类作品的定位是面向大学生和非专业读者。从90年代开始，全球史就越出了美国学术界，逐渐影响到英、德、法等欧洲各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史进一步演变成国际性的史学潮流。尽管各国学者对全球史的理解和做法各有千秋，整体而言，美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仍然是最引人瞩目的。全球史的“起源”还有第二种讲法。它不是“美国专利”，而是在二战之后，各国学者联合推动的一个历史学新方向。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启动了一项集体工程，目标是写作一部多卷本的“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人类史》计划以及其附属刊物持续了二三十年，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参与学者的权力斗争，二是民族主义在学者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三是冷战的大背景之下，东西方两大阵营分裂，学者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苏联历史学家同时编写了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就像是《人类史》计划的一个镜像。美国学者、古代史专家特纳和法国历史学家费弗尔长期争夺这项计划的主导权。作为计划之外的副产品，由后者主编了一份多语种的刊物《世界史杂志》（1954-1972年）。虽然杂志发行量很少，但是不乏重要文章，比如霍奇森的《作为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因此，在1960年代的芝加哥，威廉·麦克尼尔等三位美国学者不约而同致力于全球史的研究与写作，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重写世界史计划在各国引起不同反响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关于全球史“起源”的第三个故事，与中国有关。全球史和中国的联系应追溯到1950年代。1957年，苏联版《世界通史》主编茹科夫把霍奇森在《世界史杂志》发表的论文译成俄文并加以评论，认为它代表着资产阶级学者反思世界史研究的新动向。这一信息转译到中国。1961年，周谷城先生有两篇文章谈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其背景很可能与霍奇森文章的中译有关，二者的逻辑是一致的。周先生的观点当时遭到了批判。第二次接触发生在1980年代。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教科书传入中国，引起很多学者的重视。如周谷城先生就在他的自述中提到，由美国女教授将其世界史观念介绍给斯塔夫里阿诺斯，后者还回赠了新作《全球分裂》。同一时期，北师大刘家和教授赴美国进行访问研究，与新一代的全球史学者杰里·本特利有交流，并且担任新创刊的《世界史杂志》编委。此时的中美学者大概都没有想到，全球史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会成为一个新的史学领域，进而风靡世界。第三次相遇在2000年，此时全球史和中国学者的缘分更为紧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召开，参会的中国学者在关于会议内容的综述报道中对会议的主题“全球史”给予了关注。稍后，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和夏威夷大学杰里·本特利教授在学术理念上达成共识，在后者的多方面支持下，2004年，首师大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全球史研究机构。随后，通过教学、译介、创办刊物等活动，推动了全球史在中国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史研究之中。关于全球史研究的现状全球史的出现，对历史学带来了什么？从结果来看，直接影响是造成了一个新的史学分支领域，即作为专门史的全球史，类似于环境史，间接影响是造成了历史学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的风气转移，即所谓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作为一种史学专门研究，全球史的对象范围如何界定？对此要做一个界限清晰的划分是很困难。全球史的具体研究实践在不断变化。可以参考：帕特里克·曼宁编写的《世界史导航》，这是写给初级研究者的一个指南手册；还有一本简明而不简单的导论，德国学者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适合从事研究的高阶读者；如果想用更短的时间了解全球史学者在研究哪些问题，可以参考刘新成老师的文章《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其中概括了十种主题，包括跨文化交流，地方史的全球化，还有生态环境问题等等。可以笼统地说，2000年以前，全球史主要是一个美国现象，之后就成了一个世界现象。全球史的国际化有两种表现。其一是横向联合的各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美国的世界史学会，有意将年度会议隔一次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国家举办，以扩大其世界性影响。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都相继成立了跨国的全球史学者交流网络。2014年，在德国莱比锡的全球史会议上，产生了一个融合所有同类组织的世界性的全球史联合会。表现之二，是全球史的实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性。怎么做全球史，各国学者受各自学术传统的影响，理解各不相同。英语世界是主流，绝大多数经典著作是以英文发表的，此外，全球史教学在英语世界普遍进入了高校体制。相比而言，德语国家和法国在全球史教学的体制化方面表现稍弱。如果从1990年代算起，各国学者相继投身于具有世界性维度的历史问题的研究，至今已有三十年。有几部欧美学者集体写作的综合性的著作，反映了这一知识领域的学术积淀。首先是，由杰里·本特利担任丛书主编的《剑桥世界史》，集合了200多位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其次，德国和美国的学者合作撰写了《哈佛-贝克世界史》，同时以德文和英文出版。此外，德国学者还有一部《曼德尔鲍姆世界史》。关于全球史的定位全球史研究可以分成狭义和广义的两种来理解。关注全人类的集体命运，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关怀。狭义全球史，从预设的历史研究目标看，与18世纪流行的普世史有同样的追求，即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这一脉络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汉代的司马迁。自19世纪以来，狭义的全球史经受了两次重大的打击。在兰克之后，学者对于历史学的基本操作观念发生了改变，尤其强调基于档案的经验研究和文献的严格考订。这一方向与强调从某种哲学观念来解释历史的普世史是背道而驰的。二是19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启蒙以来直线进步的世界历史观念遭到了怀疑和批判，进一步打击了学者从事普世史写作的信心。英国著名的帝国史专家克里斯托弗·贝利曾经说，“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世界史家”。这一说法，背后隐含的观念是，我们今天对于历史学的理解，或多或少都是从一种新的认识出发的，亦即所有的历史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部世界史。全球史的流行，不仅是让历史学者重拾书写普世史、世界史的信心，而且是导致那些专门从事某一国别史研究的学者意识到，如果不重视跨国、跨文化的要素，自己描绘的历史图景是不完善的。因此，所谓广义的全球史，就是除了那些专门的“全球史家”之外，一般的历史学者有意识地打破原有的框架思维，打通关联区域，探讨长时段、跨文化、跨区域的历史现象。就史学实践的表现来看，不仅仅是海路大通以后的近代世界，研究中世纪史、古代史的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全球视野下的某某问题”。由此导致的重要收获，是一些区域性世界作为一个历史单元，变成了历史学家思考的新的概念，比如大西洋世界、印度洋世界、中央欧亚等等。这一趋势将会继续发展，越来越深刻地改变历史书写的面貌。在观念层面，广义的全球史，可以理解为一种从整体思维出发、强调联系与比较的史学方法，或者叫取径。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者不同程度上采取的史学研究的取径，可以简化为四种。一是兰克式的史学，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基于档案等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关注政治文化重大事件。二是布罗代尔式的史学，注重社会经济层面，企图给出结构化的历史解释。三是新文化史，强调解析人类文化的复杂层次和各种表象。四是全球史。不同研究取径，从理念和关注点来看，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并不是前后替代的关系，可以兼容，可以转化。同一位学者可能在不同的学术阶段采用不同的取径。同一个历史现象或进程，从地方、国家、区域、世界不同维度来做研究都是有可能的。在观念层面，全球史作为一种方法，是为已有的历史学研究工具库增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全球史这一潮流的出现，有比较久远的学术渊源，放宽视野来观察，才能够更适当地理解它的特性。就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全球史研究而言，相比国外的快速、多元的发展，国内已经在起步。微观故事、宏观结构、通史书写，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就广义的“全球转向”来说，这种从整体思维来研究历史的趋向，很可能会继续向前发展，进一步改变历史学的未来的面貌。（本文整理自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岳秀坤副教授的线上讲座“历史学的‘全球转向’”。该讲座系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西方史学史系列讲座”第15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教授主持。岳秀坤副教授现任职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全球史及史学理论研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