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杂志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4月12日，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刊发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0年第12期文章《新征程呼唤新作为：中国方案与世界的“历史性”机遇》。作者为高翔，据介绍，2020年第12期文章发表时，高翔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资料图）据官方简历，高翔生于1963年10月，早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任教，1996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直属机关党委秘书处处长等职。2002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明确为副局级，200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2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并继续兼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年出任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按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待遇）。2016年，高翔调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同时兼任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任职一年多。2017年，高翔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并于2019年1月兼任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至此番调整。据中国社科院官网4月7日报道，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在京召开，高翔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身份出席会议。据官网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现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为谢伏瞻，生于1954年8月，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河南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等职，2018年调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高翔简历高翔，男，1963年10月生，汉族，四川南部人（四川盐亭出生），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研究员。1988.07——1994.0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教师（其间：1990.09——1993.06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03——1996.1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清前期历史第二教研室副主任1996.11——1999.0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9.03——2002.0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2002.07——2002.08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秘书处处长2002.08——2006.07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副局级）2006.07——2012.0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其间：2012.03—2012.07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2012.07——2013.06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06——2013.07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07——2016.03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按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待遇）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其间：2014.11—2015.01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16.03——2017.12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2017.12——2018.11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2018.11——2019.01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2019.01——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党的十九大代表。

4月12日，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刊发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0年第12期文章《新征程呼唤新作为：中国方案与世界的“历史性”机遇》。作者为高翔，据介绍，2020年第12期文章发表时，高翔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资料图）据官方简历，高翔生于1963年10月，早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任教，1996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直属机关党委秘书处处长等职。2002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明确为副局级，200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2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并继续兼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年出任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按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待遇）。2016年，高翔调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同时兼任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任职一年多。2017年，高翔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高翔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并于2019年1月兼任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至此番调整。据中国社科院官网4月7日报道，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在京召开，高翔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身份出席会议。据官网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现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为谢伏瞻，生于1954年8月，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河南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等职，2018年调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高翔简历高翔，男，1963年10月生，汉族，四川南部人（四川盐亭出生），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研究员。1988.07——1994.0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教师（其间：1990.09——1993.06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03——1996.1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清前期历史第二教研室副主任1996.11——1999.0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9.03——2002.0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2002.07——2002.08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秘书处处长2002.08——2006.07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副局级）2006.07——2012.0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其间：2012.03—2012.07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2012.07——2013.06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06——2013.07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07——2016.03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按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待遇）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其间：2014.11—2015.01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16.03——2017.12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2017.12——2018.11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2018.11——2019.01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2019.01——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党的十九大代表。

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对其给予厚望，充满期待，也满怀好奇。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背景是什么，功能有哪些，怎么运作，使命是什么，如何创新？ 中国历史研究院远景图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半月谈记者来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北京奥体中心，整个建筑形态宏硕壮美，端方大仪。 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 02:40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想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背景，意味着什么？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我想有几个必然。 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必然。经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俗话讲“盛世修史”，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第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累积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呼唤着精神文化的丰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为人关注。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新起点，更需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要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何而来、到何而去？中华民族在百年大变局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大国崛起的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回答，需要从更加整体化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习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 第三，这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习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实践源头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寻到真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历史是文化自信最深沉、最深厚的环节。 最终一句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半月谈记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李国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受鼓舞，倍感兴奋。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辉煌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我们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学家，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诸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等众多著名史学大家。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坚守“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甘于奉献，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中国历史研究几经波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些年历史研究遭受冷落、跌入低谷。在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历史研究学科或者历史专业甚至都不复存在了。有的与旅游结合起来，有些归并到其他专业。历史研究后备人才培养不景气、历史研究成果产出大面积萎缩，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史学研究下滑的同时，在史学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噪音杂音。随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文艺创作本身无可厚非，但随意性的、胡乱编造的戏说作品大量充斥在小说、电视、电影中，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是不真实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歪曲的。似乎中国古代宫廷，除了妃子宫女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给社会与民众，甚至给国外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显然是不严肃的，是扭曲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也经历过屈辱的磨难。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这些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和体现，没有让民众去正确地认知。戏说历史的泛滥，不仅冲击着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而且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也产生负面作用。这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的失位。 半月谈记者：老百姓对历史一直有很高的兴趣。不少关于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者图书都非常“热”。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的有机结合，让历史从高级殿堂走向普通百姓？李国强：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职责和任务之一。历史研究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出象牙塔。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成立博物馆。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场地建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把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开放展示。除了考古研究所有大量考古文物之外，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都收藏着一些各类名人手稿、珍贵古籍。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历史研究院的珍宝，当然更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把它们开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民众来感受和分享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举办公益性讲座。我们将有计划地邀请研究院著名专家学者办公益性讲座，让民众与史学大师面对面交流对话。 第三，出版普及型历史读物。让历史学者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出版历史读物，以此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科学地准确地传播历史知识。 第四，推出文创产品。伴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创产品的推出。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历史珍宝，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让它们走向社会，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文创产品接受我们的历史知识，记住我们的历史传统，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有哪些，如何履行好这些职责？李国强：按照“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是集中优质资源力量，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 同时，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除了《历史研究》之外，领导机关又特批我们再创办一个刊物，现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同时，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究院在整合中国社科院精锐力量，整合各类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这是一方面的职责。 另一重要职责是要做好全国历史学研究的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致力于引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这是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使命。为此，我们将联合一些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一些非实体中心，拟定一些资助计划，资助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和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些专项课题资助。除此之外，我们还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鼓励建立高端学术研究工作室。 应该说设想非常多，那么这些设想就是要履行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和职能。 半月谈记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存在哪些问题？李国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大量的理论命题。 从当代来看，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无论是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出现许多新的学科分支。比如海洋史的研究，在过去历史研究是研究不多的，但现在成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再比说全球史、环境史、反腐倡廉史等研究都是新的开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也在进步，它的结构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此外，史学研究跨学科的特征也日益明显，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互交叉，甚至与理工科等也彼此结合。比如考古研究所就有考古实验室，它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开展考古研究。再比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我们的研究就要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这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技术革命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手段上的变化，也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理念上的变化。 当今历史学的研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促使历史学工作者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多元，一定会产生比以往更加优秀的成果。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碎片化问题、片面化问题，研究领域分得太细小，忽视了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对历史的割裂，很难全面的科学的还原历史，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同时，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我们看到，现在网上甚至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客观历史、歪曲历史的观点，这些问题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无关系。 半月谈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自媒体影响很大。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借助于互联网扩大传播。新媒体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如何用好互联网？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网站正在建设中，这个网站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要素的多元化，既要服务于历史研究院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全国历史学研究。同时要面向大众，要有公益性的传播功能。我们将加强新媒体多种手段的运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把形式和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博物馆将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做引导员、讲解员，4D影院以全景式、立体化的方式展示历史等等。我们希望以最大的努力，牢牢占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 半月谈记者：有网友说，顶级机构的成立还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一流的优势资源未必一定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产生一流的史学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李国强：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正如总书记在贺信里殷切希望我们“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办公的环境非常好，面积很大，建筑也非常有气势。但有大楼不等于有大师。怎么样培育出一批大师级人物，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学术规律，提升制度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过去，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小，每年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成果质量究竟如何？为什么近些年很少出现大众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要不负这个时代，需要学者们更加潜心研究，需要我们的管理者增强使命担当。我们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以更方便更灵活的方式推动科研。我们将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更好的科研条件，特别是更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到研究院来合作研究。 我们要对史学领域的冷门绝学加强扶持力度。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的研究，非常重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研究日益薄弱，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在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给予政策性支持和扶持，历史研究院有责任把这样的工作担负起来。对那些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我们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门的项目、加大资金资助力度。 历史研究院也将加大对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翻译的支持，要资助翻译出版。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一些单位，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但历史研究院责无旁贷。 总之，通过制度的变革，通过手段的创新，尽量减轻史学工作者的负担，让他们更加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历史研究当中去。 半月谈记者：这些举措听上去令人很振奋。李国强：高翔院长提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咖啡、茶水，让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工作得更精彩，生活得更漂亮。当然不是因为有茶水和咖啡就显得“高大上”，而是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感觉到自豪和被尊重。 半月谈记者：史学工作者的收入会不会更好一点？ 李国强：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研究非常精深的专家，他们是精神上的富翁，但是生活中的“乞丐”。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他们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完全不匹配。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更多改善，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半月谈记者：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强：习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把握好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历史研究要书写好研究好中国历史，给我们当今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筑牢基础，通过我们优秀的历史研究成果，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愿景，做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半月谈记者：孙爱东视频剪辑：张初文字编辑：郑雪婧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阿诺德.汤因比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浓缩了其对人类文明大半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考，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1947年，时代杂志评价《历史研究》为英国自马克思《资本论》后最具争议性的历史理论著作。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26种文明的兴衰，试图建立一种统一、普世且带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型，为人类文明演化寻找终极解释。《历史研究》可谓大一统历史学的最后一次努力，它的流行与后继乏人，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汤因比出生于历史世家，早年在牛津大学和英国雅典学院接受了专业而系统的古典学训练，但从青年时代起，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反专业化”的学人，他的《历史研究》虽篇幅宏大，素材丰富，但归纳多于考证，例子多过数据，从严谨、客观的角度而言，《历史研究》并不是一本标准的历史学术著作，而更像是一本历史哲学，甚至宗教性质的著作，试图从精神的，辩证的角度，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从文明的演化中，寻找人类社会的普遍解释，此外，由于汤因比早年深受基督教和希腊罗马史诗的影响，他在写作过程中似乎也沉浸于希腊英雄式的情怀，试图将自己的精神展现于上帝面前。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个人成长的角度，追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大一统历史思想的由来。自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和工业体制在西方世界逐渐确立起牢固的统治地位，此时的历史学家们也免不了受到这两种制度的巨大影响。从社会层面，在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民主主义与拿破仑战争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结合，产生了代表狂热大众热情的国家主义，而工业体制带来的动员和管理能力，又支撑起这种热情，国家意识与好战本性结合，代替了原本所追寻的自由、平等、博爱，正如韦伯所言，此时的学术与政治已经成为了“双螺旋式的结构体”，学术很难从中脱身。一战耗尽了传统王朝政治最后的荣光，也让世界见证了国家主义的恐怖摧毁力，汤因比本人也在一战期间，加入了英国的外事办公室，并参与了巴黎和会的谈判，陷入政治与历史的螺旋之中。在历史研究方面，与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架构捆绑在一起的，正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观。当时的历史学家们不少都沉醉于本国古今的辉煌文明，不时还会附会于种族优越论，流露出基于本国立场的宏大叙事也数不胜数。进一步的，他们也逐渐将本国的历史与整个文明世界甚至人类历史混淆在一起，歪曲甚至割裂了不少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进而忽视了文明圈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研究。最终，到了二十世纪早期， 所谓“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塑造并凝聚列强国家主义精神的一个工具。从学术层面而言，自兰克之后，“叙述主义”便在西方史学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将历史“科学化”的呼声也是风起云涌。但是在“结构--功能”的范式变革过后，兰克学派的解释范式逐渐受到质疑。汤因比学说的产生就是基于前述“国家主义史学”和“叙述主义史学”的弊端逐渐显现之时。他继承了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传统开始，马克思、孔德等19世纪著名思想家参与的西方史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大一统史学”的衣钵，试图为整个历史归纳出普遍的历史解释范式，他的《历史研究》，就是作为他这种思想的汇总而出现的。针对当时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史学研究惯例，汤因比强调“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至以文明社会为单位的范围”刻意从文明层面划分研究单位。在确定合适的研究单位后，通过筛选分类得到：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这三种文明形态的代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模式。1914年，当汤因比再次阅读修昔底德关于古希腊世界内部的“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著时，惊人的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早已为修昔底德在他那个世界中经历过了”。尽管年代相去甚远，但修昔底德生活的那个世界，与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一样分崩离析，各邦开始互相残杀，修昔底德隐约预见到这场战争将彻底的改变正处于顶峰期的古希腊文明的走向，而汤因比也发现了“一战”将会带来相同的后果。因此，关于古典希腊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某种内在的共时性，亦或说大多数相同模式或境遇下文明都会经历的共时性，就被这样挖掘出来了，这种共时性，恰恰是汤因比联系过去文明的兴衰与日后文明走向的一个重要桥梁。其中最出名的解释范式莫过于对于各个地区文明的发展进行了解读的“挑战—应战”学说。从根源上而言，这一理论深受柏格森的解释范式的影响，并且结合了新黑格尔主义，部分的斯宾格勒的学说，以及马克思阶级论等一系列思想。汤因比的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双元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等思想家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萌发出超越国家的阶级意识，反而在国家机器和大众政治的不断发展、鼓噪之下，激发出无产阶级们的狂热的民族意识，并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冲击着自维也纳和会以来的欧洲列强们的“贵族—大资本家双元决策架构”，又在后者的二次煽动下，将全欧洲的青年，扔进1914年的绞肉机里。崩溃的帝国与横陈的千万尸体一同，构成了绞肉机最终的肉末，见证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这正如汤因比所认为的那样：文明的衰弱，既不是偶然因素所能随意决定，也非“天然法则”所决定，文明的衰败只可能是文明内部自身的、人为的原因。此时，西方文明的欧洲部分又一次跌入了雅典与斯巴达式的，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工业化和成熟动员系统的助推下，这次大战的规模和破坏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四年的相持后，欧洲几乎陷入崩溃边缘，与国家和生灵崩溃同步发生的，还有精神世界的崩溃，于是斯宾格勒怀着对现实的失望，埋头写作《西方的没落》；茨威格怀念于过去沐浴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德语中产文化圈的“昨日的世界”；这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早在对德宣战伊始的感慨：“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句话是这个文明黑暗岁月最苍凉的一个注脚。霍布斯鲍姆曾说：“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结局却是像恩格斯在更早之时预言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这些惨状便是所谓文明衰败的这个内部的、自身的、人为的原因的核心—“文明体内部创造性冲动的丧失或表达阻塞”的结果。民族主义的过度泛滥恰恰是这自身原因之一，其所诱发的“一战”，乃至包括它的延续—“二战”，毁掉的正是西方文明欧洲部分的“创造性冲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不列颠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留下来的兵站，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寸草不生了，这和两千年前罗马人在不列颠岛北部留下来的哈德良长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看到这熟悉的场景，汤因比不由对西方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产生担忧。1258年巴格达的陷落，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1947年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崩溃，“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个个曾经伟大的文明，最终都因其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腐化，而最终瓦解。人们对这些过往文明的衰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通过研究历史的方式去寻找它们能给我们的教训。因此汤因比眼中，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恰恰就是深入到这些文明里“那些不曾谋面的无名朋友们”的情感中去，这也是为了将来不重蹈他们的命运的一种要求。“很显然，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以及现实之间的三向关系是具有互动性的”，汤因比格外强调好奇对其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历史学家们作为将人类自发的好奇心转化为行动的那部分人，在现实语境下对过去的一切“事实”进行挖掘、解释，并让人们从中得到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启示。不过汤因比在总结分析出各模式的“规律”后，对于未来的走向仍然充满不解和忧虑，核能的军事化利用也让他更不确定人类是否会为了“进步”而真的会“杀害大地母亲”。作为一名在浓厚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汤因比把解决世界病症的办法总结为回到传统的基督教传统以及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当然，他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中的类似因素，诸如中国儒家的“世界大同”思想等，“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显然，汤因比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未来发展仍以悲观态度为主，他并不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工业化来解决依然存在的环境恶化、饥荒、生活物质匮乏、贫富差距等问题，而是希望以一种超阶级的博爱和情怀来调和类似的矛盾，并尽可能的用相对平缓的和平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以维护和平，保护资源，教育人民，限制生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开头中提到，他极反感那些打着世界史称号下的民族主义历史，因此他力图写出一部不偏不倚的历史，不带有任何民族感情色彩。这一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没有任何人能超然社会之外，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作为一个深受西方传统和古典学熏陶的学者，尽管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各地代表性文明的演进过程，但依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或者说自我本位的视角，他过于强调高级宗教在文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而忽略了不同文明真正的价值观与推动因素。从文本而言，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使了大量的宗教和哲学话语，使得文本比较晦涩难懂，此外，他试图建立的范式也忽略了一些偶然性事件带来的误差以及一些技术层面的因素。但他为努力构建的所谓“新史学”而得出的这个范式，仍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失为一个观察研究历史乃至当代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如今，距离汤因比去世已有数十年了，尽管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历史，从人类的高度解释历史的大一统史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力已不如往昔，但这种解释框架，依旧吸引着学术圈外的研读者们。尽力超越自我本位，西方中心的视角，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元，如今似乎成为了不少全球史学者的共识。恐怖主义、新殖民主义、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这些上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全人类，汤因比的解决方案依然无法得到落实，但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最重要并不是像几十年前的智者们那样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是基于对历史的现实性研究或体验，去探寻汤因比思想的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本就不是为世界寻求终极的的合理解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很难，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科学的标准，但它也不必屈从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学主义，进而丧失本身的特色。科学是无法整理、传达并塑造多元化的个人见解的，但历史、文学和艺术却可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研究过程本身，阅读和反馈的过程同样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无论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以小见大的微观史学，还是碎片化的个案研究，其中的案例与文本中都可以向阅读者传达时代的状态与气氛，帮助不同的个体构建或深厚，或多元的世界认知。尽管物质世界随时都在改变，但对人类社会总体性，超越性的思索，依然具有永恒的时效，虽然在学术圈内，“大一统历史”的叙事方式和思考框架也许已经进入黄昏，但对于每个读者而言，汤因比与他的历史研究却还是能常读常新，保持不变的精神价值。正如汤因比所一再感叹的，过去的历史至今依旧不断地重演着，虽然世界一直在变化，但在表象的背后，却时刻隐含着一种共时性。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如今不断被提及，成为中国复兴过程的一个注脚，这个国度的无数年轻人们如今又一次沉浸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诚之中，迷失于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社会的纸醉金迷之中。尽管全球化的元素，新技术的变革在身边不断的闪现，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走入这个时代，而依旧迷恋于狭隘的现实生活圈中，丧失了对广阔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好奇，以及对人类文明，乃至整个生物圈的关切。小中并非无法见大，微观史学研究同样可以传递世界性的历史状态，但随着学科分类和研究的精深，如今我们愈发执着于细微或零散的修补中，每个专业的常识，愈发难以被外人所理解，当学术圈与普罗大众无法进行流畅对话时，学术本身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依旧需要像汤因比这般，出生于学术圈，但致力于从另一个角度，向学术圈和大众传递另类观点的独行者。

关于全球史“起源”的三个故事全球史从哪里来？关于它的“起源”有不同的讲法。第一种讲法，大家相对熟悉，即全球史是“美国制造”的一种知识产品。在196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有三位全球史早期的奠基者：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马歇尔·霍奇森。到80年代，结束单打独斗的时代，全球史研究在美国形成了学术团体和组织，开始有专门的学会、期刊、学术丛书，在学术研究领域里获得了一个历史学分支的资格。在新一代学者中，以夏威夷大学的杰里·本特利教授的贡献最为突出。同时，全球史课程借助国家力量的推动，与全美的大学和中学的通识教育结合，成为一种普及性的知识。全球史作为通识教育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全球史教科书。第一代奠基者的教科书，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流行于上世纪60—80年代，已是昨日黄花。在新世纪，有各种各样新编教科书在分割这个巨大的图书市场。其中，有三种已经有中文译本，即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阿梅斯托《世界：一部历史》和理查德·布利特《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约翰·麦克尼尔和他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合作，为大众读者新写了一部简短的、通俗的全球史，即《人类之网》（新译名《麦克尼尔全球史》）。这类作品的定位是面向大学生和非专业读者。从90年代开始，全球史就越出了美国学术界，逐渐影响到英、德、法等欧洲各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史进一步演变成国际性的史学潮流。尽管各国学者对全球史的理解和做法各有千秋，整体而言，美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仍然是最引人瞩目的。全球史的“起源”还有第二种讲法。它不是“美国专利”，而是在二战之后，各国学者联合推动的一个历史学新方向。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启动了一项集体工程，目标是写作一部多卷本的“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人类史》计划以及其附属刊物持续了二三十年，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参与学者的权力斗争，二是民族主义在学者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三是冷战的大背景之下，东西方两大阵营分裂，学者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苏联历史学家同时编写了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就像是《人类史》计划的一个镜像。美国学者、古代史专家特纳和法国历史学家费弗尔长期争夺这项计划的主导权。作为计划之外的副产品，由后者主编了一份多语种的刊物《世界史杂志》（1954-1972年）。虽然杂志发行量很少，但是不乏重要文章，比如霍奇森的《作为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因此，在1960年代的芝加哥，威廉·麦克尼尔等三位美国学者不约而同致力于全球史的研究与写作，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重写世界史计划在各国引起不同反响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关于全球史“起源”的第三个故事，与中国有关。全球史和中国的联系应追溯到1950年代。1957年，苏联版《世界通史》主编茹科夫把霍奇森在《世界史杂志》发表的论文译成俄文并加以评论，认为它代表着资产阶级学者反思世界史研究的新动向。这一信息转译到中国。1961年，周谷城先生有两篇文章谈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其背景很可能与霍奇森文章的中译有关，二者的逻辑是一致的。周先生的观点当时遭到了批判。第二次接触发生在1980年代。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教科书传入中国，引起很多学者的重视。如周谷城先生就在他的自述中提到，由美国女教授将其世界史观念介绍给斯塔夫里阿诺斯，后者还回赠了新作《全球分裂》。同一时期，北师大刘家和教授赴美国进行访问研究，与新一代的全球史学者杰里·本特利有交流，并且担任新创刊的《世界史杂志》编委。此时的中美学者大概都没有想到，全球史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会成为一个新的史学领域，进而风靡世界。第三次相遇在2000年，此时全球史和中国学者的缘分更为紧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召开，参会的中国学者在关于会议内容的综述报道中对会议的主题“全球史”给予了关注。稍后，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和夏威夷大学杰里·本特利教授在学术理念上达成共识，在后者的多方面支持下，2004年，首师大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全球史研究机构。随后，通过教学、译介、创办刊物等活动，推动了全球史在中国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史研究之中。关于全球史研究的现状全球史的出现，对历史学带来了什么？从结果来看，直接影响是造成了一个新的史学分支领域，即作为专门史的全球史，类似于环境史，间接影响是造成了历史学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的风气转移，即所谓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作为一种史学专门研究，全球史的对象范围如何界定？对此要做一个界限清晰的划分是很困难。全球史的具体研究实践在不断变化。可以参考：帕特里克·曼宁编写的《世界史导航》，这是写给初级研究者的一个指南手册；还有一本简明而不简单的导论，德国学者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适合从事研究的高阶读者；如果想用更短的时间了解全球史学者在研究哪些问题，可以参考刘新成老师的文章《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其中概括了十种主题，包括跨文化交流，地方史的全球化，还有生态环境问题等等。可以笼统地说，2000年以前，全球史主要是一个美国现象，之后就成了一个世界现象。全球史的国际化有两种表现。其一是横向联合的各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美国的世界史学会，有意将年度会议隔一次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国家举办，以扩大其世界性影响。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都相继成立了跨国的全球史学者交流网络。2014年，在德国莱比锡的全球史会议上，产生了一个融合所有同类组织的世界性的全球史联合会。表现之二，是全球史的实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性。怎么做全球史，各国学者受各自学术传统的影响，理解各不相同。英语世界是主流，绝大多数经典著作是以英文发表的，此外，全球史教学在英语世界普遍进入了高校体制。相比而言，德语国家和法国在全球史教学的体制化方面表现稍弱。如果从1990年代算起，各国学者相继投身于具有世界性维度的历史问题的研究，至今已有三十年。有几部欧美学者集体写作的综合性的著作，反映了这一知识领域的学术积淀。首先是，由杰里·本特利担任丛书主编的《剑桥世界史》，集合了200多位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其次，德国和美国的学者合作撰写了《哈佛-贝克世界史》，同时以德文和英文出版。此外，德国学者还有一部《曼德尔鲍姆世界史》。关于全球史的定位全球史研究可以分成狭义和广义的两种来理解。关注全人类的集体命运，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关怀。狭义全球史，从预设的历史研究目标看，与18世纪流行的普世史有同样的追求，即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这一脉络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汉代的司马迁。自19世纪以来，狭义的全球史经受了两次重大的打击。在兰克之后，学者对于历史学的基本操作观念发生了改变，尤其强调基于档案的经验研究和文献的严格考订。这一方向与强调从某种哲学观念来解释历史的普世史是背道而驰的。二是19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启蒙以来直线进步的世界历史观念遭到了怀疑和批判，进一步打击了学者从事普世史写作的信心。英国著名的帝国史专家克里斯托弗·贝利曾经说，“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世界史家”。这一说法，背后隐含的观念是，我们今天对于历史学的理解，或多或少都是从一种新的认识出发的，亦即所有的历史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部世界史。全球史的流行，不仅是让历史学者重拾书写普世史、世界史的信心，而且是导致那些专门从事某一国别史研究的学者意识到，如果不重视跨国、跨文化的要素，自己描绘的历史图景是不完善的。因此，所谓广义的全球史，就是除了那些专门的“全球史家”之外，一般的历史学者有意识地打破原有的框架思维，打通关联区域，探讨长时段、跨文化、跨区域的历史现象。就史学实践的表现来看，不仅仅是海路大通以后的近代世界，研究中世纪史、古代史的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全球视野下的某某问题”。由此导致的重要收获，是一些区域性世界作为一个历史单元，变成了历史学家思考的新的概念，比如大西洋世界、印度洋世界、中央欧亚等等。这一趋势将会继续发展，越来越深刻地改变历史书写的面貌。在观念层面，广义的全球史，可以理解为一种从整体思维出发、强调联系与比较的史学方法，或者叫取径。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者不同程度上采取的史学研究的取径，可以简化为四种。一是兰克式的史学，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基于档案等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关注政治文化重大事件。二是布罗代尔式的史学，注重社会经济层面，企图给出结构化的历史解释。三是新文化史，强调解析人类文化的复杂层次和各种表象。四是全球史。不同研究取径，从理念和关注点来看，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并不是前后替代的关系，可以兼容，可以转化。同一位学者可能在不同的学术阶段采用不同的取径。同一个历史现象或进程，从地方、国家、区域、世界不同维度来做研究都是有可能的。在观念层面，全球史作为一种方法，是为已有的历史学研究工具库增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全球史这一潮流的出现，有比较久远的学术渊源，放宽视野来观察，才能够更适当地理解它的特性。就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全球史研究而言，相比国外的快速、多元的发展，国内已经在起步。微观故事、宏观结构、通史书写，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就广义的“全球转向”来说，这种从整体思维来研究历史的趋向，很可能会继续向前发展，进一步改变历史学的未来的面貌。（本文整理自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岳秀坤副教授的线上讲座“历史学的‘全球转向’”。该讲座系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西方史学史系列讲座”第15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教授主持。岳秀坤副教授现任职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全球史及史学理论研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用历史的笔墨和语言述说往事，用文化的睿智和眼光关注现实。《历史文化论坛》特向校内外师生征稿：01来稿要求1、本刊主要刊登历史、文博、旅游等领域的学术论文，所刊论文注重思想性、学术性、原创性、前瞻性和时效性。来稿论文应在立论和论证严谨的基础上突出新意：选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在文章引言部分概略说明前人主要的研究成果和当前研究状况。2、来稿论文应在10000字以内，须以《历史研究》或《史学月刊》格式为准、文章题目、摘要（200-300字）、关键词（3-6个）三部分最好附有英文译文、文章所有引用部分，请以脚注或尾注形式标明出处，对于没有注释或注释不清的文章，本刊一般不予采用。来稿要求观点鲜明，遵守学术规范，严禁抄袭，抄袭文章查明后本刊不再接收作者在校期间的投稿。此外，请注明作者简介，包括姓名、院系、年级、联系方式等。02本刊2021年特设栏目建党百年纪念：时至20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团结带领人民走过百年征程，为纪念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同时推动广大师生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与交流，本刊特别设立“建党百年纪念”专栏，面向全国师生征集相关主题研究论文，欢迎诸君来稿。本专栏选题包括但不限于：1.中国共产党的创立；2.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3.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群众；4.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5.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者、国际共运的联结；6.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成长；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8.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解放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0.抗美援朝战争；11.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三线建设等；12.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三线精神等；13.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4.党史、共和国史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15.党史、共和国史研究中的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等。 03本刊常设栏目如下1、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提出并论述独到史学命题，探索历史学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规律，揭示其未来发展走向；尤其侧重对唯物史观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史学研究中的后现代取向，东西方史学的特点及功用的比较等新史学思想的研究。2、通史研究：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各个领域或进行中外历史比较，把握社会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侧重运用宏观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史、世界史、社会史进行新的研究。3、断代史研究：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启示，以具体的朝代或政权作为关注重点的同时，体现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接续性和传承性，在“碎片”中拼接出“整体”的历史图景，展现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独到见解。4、专题史研究：考察社会史、文明史、民族史、改革史、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环境史等诸多领域，论述主题史对历史发展和历史学科本身的影响；尤其侧重对跨文化宗教和宗教史、中西文化关系史、中非交往史、非洲及拉美等落后地区的文明史等专题史的研究。5、文博考古：概述中外考古历史，探索文物考古与人类文明的内在关系，论述博物馆建设的思路；尤其侧重对新旧石器时代考古、汉唐考古，文物考古、科技考古，西域学、敦煌吐鲁番学的相关研究和最新成果介绍。6、旅游文化：论述传统文化的再利用、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尤其侧重对于八大古都的开发及传统旅游资源的创新利用进行对策研究。此外，本刊也欢迎学术评论、研究动态、调查报告等学术类文章，以及结合当前实际，富有学术启发意义、反映历史学最新研究动态的稿件。校外纸质来稿请寄：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化论坛》编辑部。邮编：475001电子邮箱：由于平台规则限制，不允许含有联系方式，请想要投稿的朋友，微信搜【写作投稿副业优选超市】获取截至日期：2021年7月25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论坛》编辑部2021年3月25日

《今日历史》是英国一份著名的插图历史杂志，同时也有官方网站（http://www.historytoday.com/）。从1951年创刊起，该杂志按月发行，致力于将严肃而权威的历史以有趣的方式展现给广大民众。它覆盖各个时段和各个地区，既刊登传统史学类文章，也聚焦于最新历史研究。近年来，《今日历史》每年在年末刊登当年最佳的历史书，以供读者参考，具体内容可以在官网进行阅读。（本文原载于《今日历史》第67卷第12期，2017年12月，原文链接：http://www.historytoday.com/history-today/best-history-books-2017 ）从古希腊到二战，从罗马教皇到反基督者，从拜占庭到中国再到犹太人的传说，历史学家们精心挑选出了他们在2017年最喜爱的书。评荐人：埃弗丽尔·卡梅隆（Averil Cameron，牛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古代晚期与拜占庭史）我的选择是米努·丁肖（Minoo Dinshaw）所写的传记——《异域骑士：史蒂夫·朗西曼的拜占庭人生》（Outlandish Knight: The Byzantine Life of Steven Runciman，艾伦·莱恩出版社）。史蒂夫·朗西曼（Steven Runciman）是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同时也是1920年代剑桥新潮社交场的常客，其身影还出现在著名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的镜头之中。除此之外，他也是学者兼戏剧导演达迪耶·瑞兰兹（Dadie Rylands）的朋友，连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都是他的学生。年轻时候的史蒂夫·朗西曼朗西曼心醉于有关皇室的一切。他尤其喜爱旅游，一攒够钱就从剑桥三一学院辞职，从此过上了周游列国，与朋友谈天说地的生活。即便如此，他依然撰写了一系列和拜占庭相关的历史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他的三卷《十字军历史》。他于2000年去世，享年九十七岁。丁肖的书读起来非常精彩，同时也给我们对朗西曼的想象留出了足够空间。评荐人：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英国作家与历史学家，主要研究纳粹德国）不论是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er Coker）都是英国在战争领域最前沿的思想家之一。不同于寻常的国际关系专家，他在历史和文学领域有着宽广的知识面，综合运用使得其作品如虎添翼。他的《未置信之战：中国，美国与大国冲突的逻辑》（The Improbable Wa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赫斯特出版社）一书阐述了强大经济联合体的必然性，并说明了中美的共同利益会防止两国陷入亚太战争。科克关于“非理性”在战争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有许多有趣的见解，无论这种“非理性”是否基于荣耀与怨恨，也不论文化如何影响与塑造决策的构思。此书对战争展开的各种角度，海、陆、空甚至网络空间的分析达到了顶峰。鉴于作者脚踏实地的学术成果，此书同时也颇具启发意义。他并不追随时下流行的“修西德底斯陷阱”的论调而盲目认为大国的兴衰必定会造就战乱的发生。评荐人：露西·德拉普（Lucy Delap）塞尼娅·比塞塔（Senia Peeta）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女性，1900-1918》（Irish Nationalist Women, 1900-1918，剑桥出版社）一书从长时且活跃的女权切面入手来探讨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同时也绘制了“先进女性”（advanced women）所面临的一系列阻挠。此书有助于我们重现思考了爱尔兰的政治场域，并将其视作一个同先前历史叙述相比的更具论辩色彩的、多元的话语空间。在同一时期，安妮·萨默斯（Anne Summers）也出版了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学术著作——《英国的天主教和犹太女性，1880-1914》（Christian and Jewish Women in Britain, 1880-1914，帕尔格雷夫出版社）。她的多元主义书写对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历史叙述作出了杰出贡献。她将目光聚焦于政治运动里那些博爱仁慈的女性，并将性别放置在叙事的焦点。最后，杜尔班·高希（Durba Ghosh）的《绅士恐怖分子》（Gentlemanly Terrorists，剑桥出版社）则着眼于1919-1947年间印度的精英反殖民武装者的暴力。不同于甘地的非暴力，高希将暴动置于印度民族主义的中心，并追溯了其持续性的影响。评荐人：戈登·坎贝尔（Gordon Campbell，英国莱切斯特大学教授，从事文艺复兴研究，以研究弥尔顿与詹姆斯一世钦定版圣经闻名于学界）自英格兰与苏格兰改革以来，清教徒们试图将英国变成一个清教徒国家，其中一些激进者甚至宣称教皇是反耶稣的。而教皇是如何看待英国则很少被人们所讨论。斯特拉·弗莱彻（Stella Fletcher）在《教皇与英国》（The Popes and Britain，I.B. Tauris出版社)中，叙述了一部详尽的关于天主教会与英国从古代晚期到当今的关系的历史。此书涵盖甚广，其学术成果也令人敬畏。弗莱彻博士主要是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但同时也出版了讲述英国红衣主教沃尔西的作品，往往将沃尔西放置在整个欧洲背景下进行考量。也正因此，她对于英国和教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她的行文很优雅，易读，并不卖弄辞藻。我很享受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从中获益匪浅。评荐人：朱迪斯·弗兰德斯（Judith Flanders，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兼作家，定居英国伦敦，作品主要集中于维多利亚时代）这个夏天，我很荣幸做了坎迪尔奖（Cundill Prize）的顾问。坎迪尔奖是为了历史写作而设立的奖项，因此我审阅了上百本历史书，每一本我都很喜欢。其中我的最爱是来自詹姆斯·夏普（James Sharpe）的《狂怒的人们：英国暴力史》（A Fiery & Furious People: A History of Violence in England，兰登书屋）。这本书的详尽令人满意，其论点也颇具说服力。而丹尼尔·科尔曼（Daniel Coleman）的《庭院劳作：城市空间的传记》（Yardwork: A Biography of an Urban Place，沃萨克与韦恩出版社）则从社会历史、生态学以及政治史的角度剖析了我们称作为“家”的一切。而我最想评述的一本书，还是罗斯玛丽·阿什顿（Rosemary Ashton）的《火热一夏：狄更斯、达尔文、迪斯雷利以及1858年的大恶臭》（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耶鲁出版社）。论揭露生活、政治、艺术与流行文化背后的暗潮涌动，她是最出色的。评荐人：莎拉·莫蒂默（Sarah Mortimer）我选择了罗伯特·柏尔勒（Robert Bireley）对于乔瓦尼·贝特罗（Giovanni Betero）的《国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CUP出版社）新版本的翻译。原书写于1589年，大概是在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君主论》（The Prince）几代之后的作品，《君主论》一书揭露了政治游戏的黑暗艺术，让一整个欧洲陷入了介于颤栗和狂欢间的恐怖刺激。贝特罗则执着地认为，君主可以做到道德与威望兼备，而在《国家理性》里，治国版图也被构建成一个天主教新版本，为了让统治者能满足这个腐化堕落并且瞬息万变的社会之需求。这本书影响深远，同样也十分精彩，但还不怎么为人所知。好在柏尔勒的的新译本颇具贝特罗本人的神韵，不仅十分生动，而且让贝特罗的书得以展现出其深远的重要性。事实上，贝特罗在16世纪对于政治成功和道德标准的见解显然也很切合当今时局。评荐人：保罗·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英国古代史学家，剑桥大学希腊文化教授）从夏洛茨维尔到牛津，再到卡尔卡斯，这是如此“雕塑焦虑”的一年。文森特·阿祖莱（Vincent Azoulay）2014年的 《弑君者》（Les Tyrannicides）现在已经可以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官网上读到，并被极为恰当地翻译成《古代雅典的弑君者：两座雕塑的故事》（Tyrant-Slayers of Ancient Athens: A Tale of Two Statues）。实际上，弑君在古希腊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情，从公元六世纪后就开始频频发生了，然而却没有一个地方如同雅典频繁。阿祖莱则凭借其敏锐而广泛的研究，全力为人们展示了两位雅典杀害暴君者——哈尔莫迪乌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吉顿（Aritogeiton）的形象。两位弑君者的雕塑对于那些已经熟知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Naples’ Museo Archeologico）所藏的低质量罗马复制品的人来说，这个优雅的专题著作将极具参考价值。而对于这两位不寻常的年轻贵族的似是而非的英雄崇拜的细微差别，也会让宗教史学者和政治史学者陷入沉思。评荐人：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牛津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拜占庭牛津研究中心主任，《丝绸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作者）今年我最喜欢的历史书有两本。其一是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犹太人的故事：1492-1900》（Story of the Jews: Belonging 1492-1900，博德利·海德出版社）。这本书引人入胜，引经据典，文采飞扬。沙玛通过独立的小故事来描绘恐怖与受难，但同时也不放过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成就与希望。其二是尼古拉斯·莎士比亚（Nicholas Shakespeare）的《五月的六分钟：丘吉尔如何出人意料地成为首相》（Six Minutes in May: How Churchill Unexpectedly became Prime Minister，哈维尔·塞柯出版社）。此书如同小说一般扣人心弦！除了一丝不苟的学术研究、新颖优雅的造句行文，此书还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历史的走向可以被如此立刻地决定。他还对当下学界有关丘吉尔上位的研究做了一些重要的修正，并且展示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丘吉尔首相生涯的记忆是如何被排列整理的。实属佳作。评荐人：卡罗尔·理查德森（Carol Richardson）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与《愤怒的时代：一部当代史》人类喜爱模式（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叫它历史），它意味着确定与预示，意味着控制。黑白分明，没有灰色。成王败寇，并无中立。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书，《愤怒的时代：一部当代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企鹅出版社）致力于探寻当今世界混乱的根源。以1922年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强有力的名句开篇，“我们与爱同行，并报以本时代所无法满足的热烈期望”，米什拉与以赛亚·柏林（Isaih Berlin）的行文呼应，认为人性借由启蒙的自私本能所联结，但同时也会被弗洛伊德所说的“细小差距的自恋”所分割。当然，一些评论者也询问米什拉有关当代大众不满情绪和与历史上知识精英的大概念之间的关联。这一时刻，米什拉因而总结道，“是为真正的颠覆性思想所准备的，是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时刻”，正如模仿比尔·克林顿的口号一般——“这就是历史，笨蛋”。评荐人：菲丽帕·约瑟夫（Philippa Joseph）在《西西里与启蒙运动》（Sicily and the Enlightenment，I.B. Tauris出版社）一书中，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给我们展示了多米尼克·卡拉西尔罗（Domenico Caracciolo）即两西西里王国（Two Sicilies）总督与部长在1715-1789年间的外交公文与私人信件。这让西西里尘封的封建律令和岛上贵族家庭奢华的生活方式跃然纸上。在卡拉西尔罗抵达西西里时，他已经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领袖和法国的外交部长。虽然他试图改革贵族特权的激进做法不了了之，但他确实帮助废止了西西里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 on Sicily），解放了身处野蛮统治下的农民。莎拉·杜南（Sarah Dunant）一丝不苟的研究性小说《以家族的名义》（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Virago出版社）则给我们讲述了亚历山大六世的教皇生涯，胜过诸多学术著作。我特别喜欢作者对卢克雷奇娅（Lucrezia）名声的“翻案”。至于亚历山大，他的名声却从未较前者优胜，毕竟他所招揽的“公关经理”是（臭名昭著）的切萨雷·波吉亚（Cesare）。评荐人：保罗·雷（Paul Lay）英国的保守党被视作是当代最为成功的民主党派之一，只不过鉴于该党派的现状，人们很少了解到这一点。该党派的奠基者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也是该党派的精英智囊和砥柱中流。他还是艾米莉·琼斯（Emily Jones）引人入胜而令人惊奇的研究成果的主人公。在《埃德蒙·柏克与现代保守主义的发明》（Edmund Burk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Conservatism, 1830-1914，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书中，作者追溯了1830-1914年间这位爱尔兰辉格党人所经历的坎坷路程及其与保守主义的托利党先驱的水火不容，并且阐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是如何被英国保守主义传统所奉为圭臬的。英国保守党派的奠基者埃德蒙·柏克弗朗西斯·欧·戈尔曼（Francis O’Gorman）的 《健忘：构建记忆缺失的当代文化》（Forgetfulness: Making the Modern Culture of Amnesia，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是一本及时的、解释西方历史的“缓慢漂移”的著作。从天主教对来日救赎的痴迷到对当代教育系统的批判，作者指出人类的过往不过只是一个被嫌恶、被碎片化，或是被检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