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投稿要求

根据中央批准的组建方案，中国历史研究院从全国史学界遴选41位专家学者，成立学术咨询委员会。现将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予以公告。(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戴逸(主任)男，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清史。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等。金冲及(副主任)男，1930年12月出生，上海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王巍(副主任)男，1954年5月出生，山东荣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史前至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代表作有《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等。于沛男，1944年5月出生，山东福山人。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暨史学史。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主编)等。马敏男，1955年6月出生，四川富顺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经济社会史、博览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代表作有《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等。马大正男，1938年8月出生，上海人。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疆域史。代表作有《中国边疆经略史》(主编)等。王先明男，1957年2月出生，山西长治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代表作有《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等。邓小南女，1950年6月出生，山东临邑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宋史、官僚制度史。代表作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史金波男，1940年3月出生，河北高碑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民族史、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代表作有《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等。冯时男，1958年10月出生，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古文字学、天文考古学、先秦史、历史文献学、古代思想史。代表作有《中国天文考古学》等。刘北成男，1949年8月出生，北京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近代史、西方思想史、史学理论。代表作有《福柯思想肖像》等。刘庆柱男，1943年8月出生，河南南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汉唐考古学。代表作有《古都问道》等。李杰男，1954年11月出生，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代表作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等。李捷男，1955年2月出生，山东平阴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生平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作有《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等。李伯谦男，1937年2月出生，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考古学。代表作有《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等。杨共乐男，1962年4月出生，浙江诸暨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外古史比较、古代罗马史等。代表作有《早期丝绸之路探微》等。杨国桢男，1940年3月出生，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海洋史。代表作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等。吴恩远男，1948年4月出生，重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世界历史、俄罗斯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代表作有《苏联史论》等。何一民男，1953年6月出生，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城市史、中国近现代史、区域文化史。代表作有《中国城市通史》等。沙健孙男，1934年2月出生，江苏宜兴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兼评若干社会思潮》等。张树军男，1957年10月出生，山东莱芜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代表作有《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等。张海鹏男，1939年5月出生，湖北汉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合著)等。陈庆英男，1941年10月出生，广东台山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专长为藏文史籍。代表作有《元朝帝师八思巴》等。陈祖武男，1943年10月出生，贵州贵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代表作有《中国学案史》等。陈晋男，1958年10月出生，四川简阳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毛泽东与中共党史。代表作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等。陈谦平男，1955年2月出生，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华民国史。代表作有《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等。苗普生男，1948年11月出生，山东茌平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民族史、新疆地方史。代表作有《新疆史纲》(合作主编)等。林文勋男，1966年3月出生，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经济史、中国乡村社会史、中国边疆学。代表作有《唐宋社会变革论纲》等。周伟洲男，1940年2月出生，广东开平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民族史。代表作有《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等。郑师渠男，1946年8月出生，福建福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文化史。代表作有《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等。胡德坤男，1946年3月出生，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理事长、首席专家、教授。学术专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边界与海洋史。代表作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主编)等。侯建新男，1950年10月出生，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史。代表作有《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等。耿云志男，1938年12月出生，辽宁海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代表作有《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文化转型》等。徐蓝女，1947年11月出生，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代表作有《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等。高星男，1962年2月出生，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中国科学院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学术专长为史前考古、人类起源与演化。代表作有《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等。葛剑雄男，1945年12月出生，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学术专长为历史地理、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代表作有《中国移民史》(主编，第一、二卷作者)等。焦南峰男，1954年1月出生，陕西宜君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秦汉考古、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代表作有《汉景帝阳陵》等。熊月之男，1949年12月出生，江苏淮阴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魏坚男，1955年12月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专长为北方民族考古、蒙元考古。代表作有《元上都》等。魏存成男，1945年10月出生，河北平乡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代表作有《渤海考古》等。瞿林东男，1937年12月出生，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代表作有《瞿林东文集》等。《 人民日报 》( 2019年09月24日 18 版)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2015年11月，考古工作者将江西南昌一座西汉墓园——海昏侯墓的发掘情况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布，瞬间成为全国热点。南昌汉代海昏侯墓，是我国迄今为止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出土了数量庞大、精美绝伦、信息丰富的文物。墓主人刘贺一生几度起伏，19岁由王封帝，仅在位27天被贬为民，再从民到侯。公众除了对墓中出土的精美随葬品赞叹不已，而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第一代海昏侯刘贺跌宕起伏的一生，在201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联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海昏侯刘贺》一书。随着更多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对海昏侯墓的发掘和研究，为了让大众通过文献、文物更好地认识已经过去的历史，辛德勇将他后期对海昏侯刘贺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再次汇编成为《海昏侯新论》一书，也对之前未及详论的内容以及存在争议或者新思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7月21日，“海昏侯身后的广阔世界——《海昏侯新论》北京读者见面会”在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分店举行。用辛德勇的话来说，海昏侯墓是“横空出世”的考古发现，对于海昏侯墓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刘贺身外之物的研究，更是对他身后那个广阔世界的探究。在《海昏侯新论》中，辛德勇对“海昏侯墓园与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和“所谓‘马蹄金’的名称与战国秦汉间金币形制的演变”两个问题进行了大篇幅的研究、讲述。对“海昏侯墓园与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的研究，辛德勇在书中提出，“察看‘海昏侯墓园平面示意图’，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墓室，即位于这个墓园的西南隅，与未央宫在长安城中所处的位置一模一样。”他认为，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园，对西汉长安城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其学术价值不比墓中出土的文物低。书中最后一章，用大量篇幅向我们展示了战国秦汉间金币形制的演变，甚至提出一直被当时的考古工作者以及大众称为“马蹄金”的黄金制品的真实称呼应为“褭蹄金”，并对它的历史和政治意义作出了解读。最后，辛德勇呼吁，历史学不应只是出现在专题论文中，作为研究者应该让历史学的研究回归于大众。(孟伟)责编：马蓉蓉

历史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说是历史故事，也可以说是历史传说，更可以说是历史想象，但是我们都谈到的历史，却不仅仅是我们想象能够得到的，它是有一定的依据，而这个依据，就是要靠我们以前人所写的一切。又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对过去有一个了解，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前人所写的东西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要想深入的研究中国古代的，特别是汉以前发生的故事，有一本书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十分的重要，那么这本书就是史记，那么史记是在怎样的一种背景之下诞生的？他的作者司马迁又是怎样完成这样一部，字数非常多的巨作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以及司马迁写史记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司马迁出生在公元前145年，出生在当时一个叫做夏阳的地方，而夏阳就是我们今天陕西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司马迁的是陕西人。司马迁在十岁的时候，那就开始学习，并且能背诵了很多用古文写的文章，之后又跟随他的父亲，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游历了整个南方地区，并且把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全部都记录了下来，为他之后能写出我们远近闻名的，而且也是世界闻名的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就接任了他父亲的职务太史令。那么太史令具体是干嘛的呢？太史令就是帮助皇帝来整理前朝发生的世情，把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写成书籍，然后存下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编辑史料的那些人。他上任之后，就开始为他写史记，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比如说把前朝发生了很多事情，又进行了重新的整理，而且能在整理的过程中不断的思考，然后把自己的推理，自己的想象也在此基础上，都加入了进去，就形成了史记的初稿。本来想他的命运可以就这样平安的度过，但是却因为一件事使他的自身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他又发遇到了哪些困难呢？司马迁自身的困难还要从一个叫做李陵的将军开始说起，李陵作为汉朝的大将军被派去攻打匈奴。我们知道在西汉的时候，匈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曾经的多次来骚扰汉朝的边境，所以汉武帝就派人去打这个匈奴，而派了这个将军就是李陵，然而很不幸的是，李陵在攻打匈奴的过程中被抓为俘虏。之后朝廷中就开始对李陵进行评判，满朝的人都认为李陵就是个叛徒，就应该把他处死。只有司马迁认为李陵这应该是一个变相的救国，是一个曲线的救国，他当俘虏是必不得已的，并不是背叛了汉朝，于是就为他辩护。就是由于他为李陵辩护，所以遭到了当朝人的反抗，他那就处以极刑，就是腐刑，而这个刑法呢，在以前是非常严重的，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命根子，并且被关在狱中。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并把他写史记的想法开始付出实际行动，形成了我们所现在看到的史记全本。这就是司马迁个人的经历，非常的坎坷。但个人著作却是，被我们这么多人所称颂，我们不仅仅要感慨他的成功，更需要感受的是他在逆境中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

对《历史研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之浅谈倪寄如（退休工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刊出了陈怀宇的学术观点，并对其《中国中古史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今日之中国 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新时代中国史学，既要立足中国，又要放眼世界，推动历史学相关学科融合发展。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与融合，是历史学永恒的命题，将中国史与世界史互寓其中，有助于对中国史有更深刻的诠释，有助于对世界史有更全面的认识，有助于在对人类历史的科学探索中，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解释人类文明的真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碰撞和交融，既是历史学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历史学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本刊始终秉持的理念。新时代中国史学呼唤新理论、新思想、新阐释、新方法，希望更多史学同仁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学术鸿沟，在促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有机融合中，达到追求真知的新高峰。为此，本刊约请五位学者围绕“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展开讨论以飨读者。今天我们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系列的第二篇文章《中国中古史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分享给大家。——笔者初步阅读了这些有关部分深感史研界期望“中国特色与文化自信”的旗帜迎风招展，期望落实“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史研理念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成果灿烂，学者文章提出对此类学术的研究要博学借鉴打破时间和空间，也有提出要超越陈寅恪规范以迎接新的挑战……文章作者陈怀宇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而笔者与先行者的北师大历史系孔祥民先生也曾相交数十年，为此对中国史学界的学术发展状况也略知一二，在此仅对《历史研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略作浅谈……在网络时代史研的博学借鉴打破时间空间已经得到缓解，而对于中国史研思维超越陈寅恪规范始终说易行难，因为一些史研大腕往往以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作为史研默认准则，并以此弱化以唯物辩证史观对历史进行“否定之否定”的科学判断，一些将“六经”固化传承的国史权威与西方史至上者多拿陈寅恪作托词，甚而将陈寅恪的史政准则作为本色盾牌遮挡其自身“山间竹笋”般的学者身段……通外语的国家级历史地理顾问莫非真难算西安文化圈自古就位于亚洲大陆经纬中心，尊孔的“国学”权威莫非真难解《庄子·德充符》所载的“兀者”就是失去古埃及凸角（角/脚趾）”金字塔政权的部分华夏王族部旅重回祖地家园，这等专家故意脱离“诗人作刺”的背景去释唱《诗经》，而又尽力把“世界综史”《山海经》等加大神侃色彩蒙上欺下以求自娱弹冠……史者研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就必须真正了解中国走向世界，就要知道中华民族的定位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之大团圆，中华民族的汉秦一统也是世界性“哈姆塞姆/含闪/汉陕（秦）”炎黄父系母系氏族的历史性典型整合，中华民族的“华”也易“花”这也是以华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广泛性的千古姻缘……自11万年前的“许昌人”已经具有着中华民族探索宇宙的本色，其时小拇指大的“七道”红色骨片就是“甲骨文”“以齐七政”的先遣……传承至今的华汉物语图语甲骨汉字“六书”文化记述了人类数万年古史，为此汉语汉学是追溯世界历史的主体文化语言，由此南非距今约73000年横六斜三画石可以得到破解，距今约4、4万年南洋“野猪与手掌印”及距今约1、7万年西欧“猎牛图”岩画都得以经纬还原，由于能对“猎牛图”岩画为东半球亚欧非大陆的原型之认知，方知是距今约1、3万年世界变暖的特大洪水再次把亚欧非隔离为三大洲时隐时现……远古冰川融化世界变暖的特大洪水时代人类主族就汇聚亚洲继而登顶青藏，并以亚洲为“中洲”通往西半球美洲以远（至南极大陆），华汉纹画表述人类在距今约7/4万年已在应用天干地支太极八卦，距今约2万年已分出东西半球并有了“九五至尊（45度）”的信念，距今8000多年的舞阳贾湖“龟‘目’”“鲁班（露斑六点）巧匠”汉字文明已使中国进入父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距今7300多年的蚌埠双墩“天目”“老童（泥塑头像）”骆越支旅被称以“朋特国（朋/蚌/彭）”主创了“巴达里文化”于古埃及尼罗河畔……居北纬35度和“八”的晋南夏县距今6000多年刻痕12圈（13分份）的石雕蚕蛹喻示“王（主）”二字，距今约6500年的古埃及“斯帕特/州”“纹画”也是“丝帕头/绸”“六王”的经纬汇编，为此中华炎黄夏商周与古埃及早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末王朝是左祖右社东西有地，居东经120度北纬30度（喻地支天干）有玉饕餮浮雕喻“昊天”之“宔”字的良渚与古蓉和吉萨均处于同一文化带又属同纬一线，浙江钱塘（蛰姜钳堂）良渚文化连接着古埃及的蝎王权时代又为虞夏“两都”，距今约5000年“许昌人”文化圈巩义双槐树（槐/螝/蚕蛹）骨蚕之旅黄帝部“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将上下埃及统一共管，巩义的“九星连珠”喻示北斗七星与南极十字座，其时的“纳尔迈调色板”之“鱼凿图”也为“丅国”原始标签，无怀氏（怀/槐/洄）安徽含山鳱鸟就是随阳“三足鸟”，此一鹊鸟活跃于江淮被涂山氏读“鳱”亦“可汗”，黄帝的颛顼部追逐蚩尤一部远达美洲，那时“禡牙”师祭就是玛雅文明的蛮貉开端，古埃及地上五层地下一层的阶梯金字塔就是《史记》注“大五六围”的黄帝陵，其法老“胡夫”速读就是帝“喾”而帝挚“不善”就是骗其兄滞留澳洲却自身篡权（悉尼似为有胡夫的太子墓），巴蜀大邑（邑也音尧）古城的帝尧“辟位二十八年”为埃及阿蒙/太阳神法老蒙考拉（卢克索门农神即帝尧夫妻像、门/阿蒙），是“其仁如天”的帝尧“试（考试）之以工（共工施工）师（狮）”把狮身人面像修建，娶姊妹俩为妻的帝“舜”西史称“珀辟一世”，巴蜀“下芒城/夏王城”的夏禹被埃及史称哈尔·胡夫速读“汉喾”逆读“可汗”，夏禹曾为珀辟一世委任的摄政王在其第一夫人（姊）儿子继位早亡后又辅佐第二夫人（妹）儿子珀辟二世为“商均”接班（“珀辟”逆读西意“瞳孔”、故一二世为双瞳/重华），尧禹都曾为亚述王而亚伯/夏禹又为世界祖宗信仰的精神领袖被世代盛赞（三星堆有文命的头像立像与权杖），夏禹在埃及治水扩建底比斯为再兴丅国的西都而晚年在东都良渚治水积劳归天……商帝太宗中宗高宗都曾往来东西或长居中华死葬埃及吉祥墓地（帝王名号东西称谓不同），“所谓周公‘葬我毕’”也是要归葬古埃及底比斯帝王谷以待升天（详略），“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中国世界古史主在中华史籍“六书”之中，却未见博学多闻的历史学者与“贤人、弟子”破译中国古史之谜给出合理答案……《诗经》多篇隐喻了商帝河亶甲扩建了三星堆，《甘棠》可易“天堂（天府）”喻述了商帝武丁所建修禅的“金沙”神庙后被堙没遮掩，古埃及底比斯卢克索石柱大厅的134根石柱也是宝墩东经104度北纬30度数字之和，《诗经》《野有死麕》就是把巴蜀白袍商君纣王祭奠（野/墅/蜀、麕/獐/商君）……红山文化1500只冶铜坩埚金字塔就是古老“联合国/锅”的象征，秦献公开辟古马其顿为丝绸之路新的驿站，联姻子秦惠王震惊世界但却英年早逝，徐福东渡就登陆“邪马台（北美‘西马德雷’山脉）”继而环球探险（阿根廷地区为徐福澶州中转站），张骞部出使西域所见安息王为大流士曾辖之犹太以色列，公元前六年西汉丝路方舟官船已经到达“黄支国（迦南地）”把其幼君钦点，鲜卑匈奴都曾是跟随黄帝夏禹西行守边之旅，随时空变化造成其文有失、音有转、俗有变“大水冲了龙王庙”而今民族和谐舞翩迁，君可知姜羌回藏维满等族自古就是华夏和亲的鸳鸯之邦，而唐朝二十多位“外国人宰相”实乃是具有华夏归侨的骨肉（骨肉/胡）亲眷，沛国谯县的华佗其“沛”又音“亳庇”为埃及底比斯其“谯”也“侨锥何（埃及古又称耆厥何）”与名“陀”均为埃及锥形金字塔的喻含，华夏侨眷海陆东归多经南亚而南亚宋河华氏城曾为殷宋嬴秦的华氏辖地，况《山海经/南山经第一》就记述了西藏印度河上游与喜马拉雅山脉之情景一览……千百年来单纯精通外语倒背“六经”并不等于可以破译上万年中国世界古史，至圣学派到孔安国尚通古埃及的“世俗体/蝌蚪文”也并未将先祖“伯夏”及“纥与颜氏女野合”等阐释止辩，当今唯物辩证史观大为普及而留给一些有文化史者破译的中国世界古史关键史谜逐旬减少所剩课题不多了，真诚地期望此等有文化史者只争朝夕开阔心胸融入阐释争鸣文宣，为此“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就包含对古今中国史的科学辨识实践认证，正确阐释中国历史性科学崛起将关系到中国智慧之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理念引领世界康宁合欢……（详略）**笔者自05年网发《山海经大破译》等约900篇文章、篇篇均有新意、近为:葛剑雄的王者荣耀勿把历史玩成个人价值观的游戏、白鹿原西汉大墓为更始帝刘玄墓所隐墓志铭可鉴、西周晚期青铜轮牙马车与贺家村老子墓地探讨、破译《山海经/南山经第一》西藏部分再进展、史界大腕葛剑雄应端正思维理念改正学术错误、石峁遗址亦大禹刑法官狱神皐陶城堡禁地、姚河源遗址甲骨汉字记秦先祖造父保周穆王西行、辨埃及史料证周穆王亦埃及法老帝解千古史谜、埃及孟图神庙考古涉及夏禹传位益非夏后启、谈葛剑雄狭义古史观分说儒易子某三足鸟可汗、周景王异样年表也是对华夏史研人的智力检验、济源柴庄遗址亦具中国世界古史特色风格气派、对《中国考古学理论必须具有中国气派》之感言、曾侯家墓铭文揭示曾随夏禹中国世界古史解析、潼关税村隋朝太子墓与税字等六书的引申、秦公钟镈刻铭静公宪公与秦史浮公宁公无误通用、揭秘西周燕都遗址黄帝夏禹召公一部流离变迁、对考古专家卜工“三星堆文化的礼制”之感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历史再展中国特色、夏县6000年蚕茧与蚕蛹兼促埃及文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原标题：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原文 悟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必须要高度重视历史，要深入研究历史，要充分借鉴历史发展的经验。重视历史研究，意义重大。首先，研究历史，是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创新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历史研究。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实践，既包括当下的现实，也蕴含在过往的历史过程中，而且过往的历史过程包含了更多的实践。所以，若不认真研究历史，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就缺乏实践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鉴别，也离不开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鉴别理论的手段上有区别，自然科学理论的真伪，可以通过可重复的自然实验或实验室实验来鉴别，而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或价值，只能通过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往人们的社会实践，分析其对错或价值大小。所以，如果缺乏历史研究基础，社会科学理论的最终价值认可必然没有可靠的依据。其次，研究历史，也是推进现实发展的需要。要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历史的借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和教科书，一是因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说明，历史、现实、未来有因果联系。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看得越深、分析得越透，对现实的谋划就越精准，未来发展就越可期待；二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具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现象都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过程。由于事物发展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历史发展总是存在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有了发展的相似性，必然也就有了发展的可借鉴性。所以，为了有效推进现实的发展，我们就需要认真学习历史、认真研究历史，当历史的好学生。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首先需要我们坚定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其次，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本质是要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搞乱人心，最终达到实现少数人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就必须始终坚持真实的历史，始终坚持人民的历史。再次，学习和研究历史，需要体现内容的全面性。一是要努力学习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要加强对自身历史的了解。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要清楚“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三是学习历史还应该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道路上会有不少绊脚石和拦路虎，对进一步推进发展和改革的艰巨性要有充分认识。另外，我们还要清楚，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发展和改革需要全民行动。幸福是奋斗得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正道，要努力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宋圭武，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何为古今《古今》创办于1978年，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的学术年刊。本刊的创办者，是当时的历史系学生陈锋、赵林（现已分别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哲学学院教授）。据二位老师回忆，《古今》之刊名，初定为《古与今》，后经集体磋商，更名为《古今》。 刊名的释义是这样的：考虑到与历史专业密切相联，既然是历史，便叫“古”，但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古而古，王充曾说“知古而不知今，是谓陆沉”，可见学习历史，不仅要博古，还要通今，于是各取一义，并称为《古今》，希望在史院就读的学子能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学生独立创办的一份历史学术刊物，《古今》在创刊之初，便设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规范。一直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办刊原则；坚持弘扬稳健、踏实的治学风气；自我定位于一个为“以史为好”的同学提供展现自身学术特长的平台。投稿要求第42期《古今》即将出刊，诚邀各位爱好史学的同仁，不限年级、专业，均请惠寄佳作，砥砺学术。本刊延续以往的主要栏目设置，并将根据同学们的来稿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投稿要求如下： 一、《国史探微》、《世界史论》、《考古论丛》栏目：主要面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同学征稿。投稿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研究主题作文，符合学术规范，附有内容摘要、关键词与注释。（参考文献可不列）论文字数请尽量控制在一万字之内。 二、《学海漫谈》栏目：主要面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同学征稿。来稿无体裁之严格要求，札记、书评、随笔、综述、译文均可。文章应遵循学术规范，札记、书评、随笔、综述请附注释或参考文献，译文附有原文。字数以3000—6000为宜。三、《交流园地》栏目：投稿不限高校、学院。本栏目旨在为“以史为好”的同仁提供展现学术特长、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投稿要求参照第二条。四、引文格式请遵照《历史研究》引文注释相关规范。五、所有来稿文责自负，不得抄袭、剽窃。 六、本刊有权在不违背作者观点的前提下按编辑规范作适当修改，如不同意，请加以说明。 七、本刊为内部杂志，所发文章不影响其他刊物录用。八、所有来稿均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本刊邮箱内，请将文章以附件形式发送，在邮件主题栏内标明文章题名，在邮件正文附上作者简介（姓名、年级、专业与联系电话）。 投稿邮箱：由于平台规则限制，不允许含有联系方式，请想要投稿的朋友，微信搜【投稿征文驿站】获取。截稿时间：2021年4月10日晚24时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