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汤因比pdf

阿诺德.汤因比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浓缩了其对人类文明大半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考，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1947年，时代杂志评价《历史研究》为英国自马克思《资本论》后最具争议性的历史理论著作。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26种文明的兴衰，试图建立一种统一、普世且带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型，为人类文明演化寻找终极解释。《历史研究》可谓大一统历史学的最后一次努力，它的流行与后继乏人，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汤因比出生于历史世家，早年在牛津大学和英国雅典学院接受了专业而系统的古典学训练，但从青年时代起，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反专业化”的学人，他的《历史研究》虽篇幅宏大，素材丰富，但归纳多于考证，例子多过数据，从严谨、客观的角度而言，《历史研究》并不是一本标准的历史学术著作，而更像是一本历史哲学，甚至宗教性质的著作，试图从精神的，辩证的角度，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从文明的演化中，寻找人类社会的普遍解释，此外，由于汤因比早年深受基督教和希腊罗马史诗的影响，他在写作过程中似乎也沉浸于希腊英雄式的情怀，试图将自己的精神展现于上帝面前。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个人成长的角度，追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大一统历史思想的由来。自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和工业体制在西方世界逐渐确立起牢固的统治地位，此时的历史学家们也免不了受到这两种制度的巨大影响。从社会层面，在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民主主义与拿破仑战争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结合，产生了代表狂热大众热情的国家主义，而工业体制带来的动员和管理能力，又支撑起这种热情，国家意识与好战本性结合，代替了原本所追寻的自由、平等、博爱，正如韦伯所言，此时的学术与政治已经成为了“双螺旋式的结构体”，学术很难从中脱身。一战耗尽了传统王朝政治最后的荣光，也让世界见证了国家主义的恐怖摧毁力，汤因比本人也在一战期间，加入了英国的外事办公室，并参与了巴黎和会的谈判，陷入政治与历史的螺旋之中。在历史研究方面，与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架构捆绑在一起的，正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观。当时的历史学家们不少都沉醉于本国古今的辉煌文明，不时还会附会于种族优越论，流露出基于本国立场的宏大叙事也数不胜数。进一步的，他们也逐渐将本国的历史与整个文明世界甚至人类历史混淆在一起，歪曲甚至割裂了不少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进而忽视了文明圈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研究。最终，到了二十世纪早期， 所谓“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塑造并凝聚列强国家主义精神的一个工具。从学术层面而言，自兰克之后，“叙述主义”便在西方史学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将历史“科学化”的呼声也是风起云涌。但是在“结构--功能”的范式变革过后，兰克学派的解释范式逐渐受到质疑。汤因比学说的产生就是基于前述“国家主义史学”和“叙述主义史学”的弊端逐渐显现之时。他继承了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传统开始，马克思、孔德等19世纪著名思想家参与的西方史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大一统史学”的衣钵，试图为整个历史归纳出普遍的历史解释范式，他的《历史研究》，就是作为他这种思想的汇总而出现的。针对当时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史学研究惯例，汤因比强调“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至以文明社会为单位的范围”刻意从文明层面划分研究单位。在确定合适的研究单位后，通过筛选分类得到：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这三种文明形态的代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模式。1914年，当汤因比再次阅读修昔底德关于古希腊世界内部的“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著时，惊人的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早已为修昔底德在他那个世界中经历过了”。尽管年代相去甚远，但修昔底德生活的那个世界，与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一样分崩离析，各邦开始互相残杀，修昔底德隐约预见到这场战争将彻底的改变正处于顶峰期的古希腊文明的走向，而汤因比也发现了“一战”将会带来相同的后果。因此，关于古典希腊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某种内在的共时性，亦或说大多数相同模式或境遇下文明都会经历的共时性，就被这样挖掘出来了，这种共时性，恰恰是汤因比联系过去文明的兴衰与日后文明走向的一个重要桥梁。其中最出名的解释范式莫过于对于各个地区文明的发展进行了解读的“挑战—应战”学说。从根源上而言，这一理论深受柏格森的解释范式的影响，并且结合了新黑格尔主义，部分的斯宾格勒的学说，以及马克思阶级论等一系列思想。汤因比的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双元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等思想家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萌发出超越国家的阶级意识，反而在国家机器和大众政治的不断发展、鼓噪之下，激发出无产阶级们的狂热的民族意识，并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冲击着自维也纳和会以来的欧洲列强们的“贵族—大资本家双元决策架构”，又在后者的二次煽动下，将全欧洲的青年，扔进1914年的绞肉机里。崩溃的帝国与横陈的千万尸体一同，构成了绞肉机最终的肉末，见证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这正如汤因比所认为的那样：文明的衰弱，既不是偶然因素所能随意决定，也非“天然法则”所决定，文明的衰败只可能是文明内部自身的、人为的原因。此时，西方文明的欧洲部分又一次跌入了雅典与斯巴达式的，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工业化和成熟动员系统的助推下，这次大战的规模和破坏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四年的相持后，欧洲几乎陷入崩溃边缘，与国家和生灵崩溃同步发生的，还有精神世界的崩溃，于是斯宾格勒怀着对现实的失望，埋头写作《西方的没落》；茨威格怀念于过去沐浴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德语中产文化圈的“昨日的世界”；这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早在对德宣战伊始的感慨：“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句话是这个文明黑暗岁月最苍凉的一个注脚。霍布斯鲍姆曾说：“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结局却是像恩格斯在更早之时预言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这些惨状便是所谓文明衰败的这个内部的、自身的、人为的原因的核心—“文明体内部创造性冲动的丧失或表达阻塞”的结果。民族主义的过度泛滥恰恰是这自身原因之一，其所诱发的“一战”，乃至包括它的延续—“二战”，毁掉的正是西方文明欧洲部分的“创造性冲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不列颠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留下来的兵站，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寸草不生了，这和两千年前罗马人在不列颠岛北部留下来的哈德良长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看到这熟悉的场景，汤因比不由对西方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产生担忧。1258年巴格达的陷落，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1947年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崩溃，“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个个曾经伟大的文明，最终都因其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腐化，而最终瓦解。人们对这些过往文明的衰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通过研究历史的方式去寻找它们能给我们的教训。因此汤因比眼中，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恰恰就是深入到这些文明里“那些不曾谋面的无名朋友们”的情感中去，这也是为了将来不重蹈他们的命运的一种要求。“很显然，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以及现实之间的三向关系是具有互动性的”，汤因比格外强调好奇对其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历史学家们作为将人类自发的好奇心转化为行动的那部分人，在现实语境下对过去的一切“事实”进行挖掘、解释，并让人们从中得到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启示。不过汤因比在总结分析出各模式的“规律”后，对于未来的走向仍然充满不解和忧虑，核能的军事化利用也让他更不确定人类是否会为了“进步”而真的会“杀害大地母亲”。作为一名在浓厚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汤因比把解决世界病症的办法总结为回到传统的基督教传统以及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当然，他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中的类似因素，诸如中国儒家的“世界大同”思想等，“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显然，汤因比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未来发展仍以悲观态度为主，他并不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工业化来解决依然存在的环境恶化、饥荒、生活物质匮乏、贫富差距等问题，而是希望以一种超阶级的博爱和情怀来调和类似的矛盾，并尽可能的用相对平缓的和平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以维护和平，保护资源，教育人民，限制生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开头中提到，他极反感那些打着世界史称号下的民族主义历史，因此他力图写出一部不偏不倚的历史，不带有任何民族感情色彩。这一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没有任何人能超然社会之外，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作为一个深受西方传统和古典学熏陶的学者，尽管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各地代表性文明的演进过程，但依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或者说自我本位的视角，他过于强调高级宗教在文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而忽略了不同文明真正的价值观与推动因素。从文本而言，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使了大量的宗教和哲学话语，使得文本比较晦涩难懂，此外，他试图建立的范式也忽略了一些偶然性事件带来的误差以及一些技术层面的因素。但他为努力构建的所谓“新史学”而得出的这个范式，仍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失为一个观察研究历史乃至当代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如今，距离汤因比去世已有数十年了，尽管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历史，从人类的高度解释历史的大一统史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力已不如往昔，但这种解释框架，依旧吸引着学术圈外的研读者们。尽力超越自我本位，西方中心的视角，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元，如今似乎成为了不少全球史学者的共识。恐怖主义、新殖民主义、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这些上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全人类，汤因比的解决方案依然无法得到落实，但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最重要并不是像几十年前的智者们那样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是基于对历史的现实性研究或体验，去探寻汤因比思想的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本就不是为世界寻求终极的的合理解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很难，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科学的标准，但它也不必屈从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学主义，进而丧失本身的特色。科学是无法整理、传达并塑造多元化的个人见解的，但历史、文学和艺术却可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研究过程本身，阅读和反馈的过程同样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无论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以小见大的微观史学，还是碎片化的个案研究，其中的案例与文本中都可以向阅读者传达时代的状态与气氛，帮助不同的个体构建或深厚，或多元的世界认知。尽管物质世界随时都在改变，但对人类社会总体性，超越性的思索，依然具有永恒的时效，虽然在学术圈内，“大一统历史”的叙事方式和思考框架也许已经进入黄昏，但对于每个读者而言，汤因比与他的历史研究却还是能常读常新，保持不变的精神价值。正如汤因比所一再感叹的，过去的历史至今依旧不断地重演着，虽然世界一直在变化，但在表象的背后，却时刻隐含着一种共时性。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如今不断被提及，成为中国复兴过程的一个注脚，这个国度的无数年轻人们如今又一次沉浸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诚之中，迷失于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社会的纸醉金迷之中。尽管全球化的元素，新技术的变革在身边不断的闪现，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走入这个时代，而依旧迷恋于狭隘的现实生活圈中，丧失了对广阔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好奇，以及对人类文明，乃至整个生物圈的关切。小中并非无法见大，微观史学研究同样可以传递世界性的历史状态，但随着学科分类和研究的精深，如今我们愈发执着于细微或零散的修补中，每个专业的常识，愈发难以被外人所理解，当学术圈与普罗大众无法进行流畅对话时，学术本身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依旧需要像汤因比这般，出生于学术圈，但致力于从另一个角度，向学术圈和大众传递另类观点的独行者。

#中华民族#上世纪70年代初，世界刚刚经历了冷战高峰期的一系列危机，美苏争霸，军备竞赛，核战争几乎一触即发；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也遭遇了重重危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富分化加剧、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枯竭……在这样的背景下，彼时已80多岁高龄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要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这些问题，狭隘的政治国界是无能为力的，而应以整个地球的规模来克服它们，“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汤因比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其12卷巨著《历史研究》，以极其宏大的视角，对人类已知的三十多种文明进行了考察，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在汤因比看来，过去五百年，在西方的推动下，全世界已经在除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经济、技术等）实现了统一；但汤因比认为，西方将难以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按照汤因比的设想，未来世界的统一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而这个主轴，汤因比认为不在美国、欧洲和（前）苏联，而是在以中国为领导的东亚。那么，究竟有哪些理由，让汤因比作出这样的判断呢？作为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着眼点主要放在了历史方面。在他与日本宗教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展望21世纪》），他列举了东亚（主要是中国）的若干“历史遗产”，认为这些可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包括：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二十一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汤因比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道教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其中，汤因比尤其重视中国在漫长历史上所实现的政治统一。他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在政治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历史……这跟在西方企图实现持久的政治统一和和平而没有达成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过去的2000多年间，除了一些短暂的时期外，中国一直在政治上把数千万甚至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可以说是主导了半个世界的中心。而直到近代以前，中国人一直称本国政权所及范围为“天下”，即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统一天下就是统一了全世界。对中国人来说，由历代王朝建立的帝国就是“世界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近代以前的一千多年间，中国人有一种生活在统一的世界国家中的意识。汤因比非常重视这种意识，他认为今后人类如果要避免自我毁灭的命运，就要像中国人曾在他们的版图上建立“世界国家”那样，倾注全力建立全球性的世界国家。“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汤因比说。这是汤因比在上世纪70年代初作出的判断，当时，中国刚刚重返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至今已将近40年！对他的上述看法，你怎么看？欢迎留言发表高见！／完.大哲学家罗素说：汉字有一个重大缺陷，也有一个显著优点！

亚洲这片土地的历史与现实总是难以区分。印度与巴基斯坦自二战后分道扬镳，阿富汗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一直没有放弃现代化努力，而幕后大国则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幕与历史极其相似：从犍陀罗到贵霜，从孔雀王朝到萨珊波斯，从花剌子模到莫卧儿帝国，从英俄大博弈到冷战，文明的兴亡与角逐，一直是这片土地不变的话题。本文摘编自《亚洲高原之旅》第16章到19章，有删节，由出版社授权转载。作者 | 阿诺德·汤因摘编 | 董牧孜本文出处：《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李娟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1帕罗帕米萨达伊我站在伊斯塔立夫(lst lif)伊斯塔立夫，位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一座村庄的露天平台上，东北是一望无际的戈伊达曼(Koh i Daman)平原。北方的地平线上矗立着兴都库什山白雪覆盖的山体，此处山脉或许并不像东方努里斯坦峡谷那么高，但是也高得鹰都飞不过，也许这座山脉的古代名称不只是诗意的夸张。兴都库什山古代名称的希腊版本是帕罗帕米苏斯(Paropanisus)，最初的意思是雄鹰飞不过的高山。现在从东向西横贯在地平线上的，正是帕罗帕米苏斯。不远处还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型山脉，从戈伊达曼平原拔地而起，正好为我指明了戈尔班德(Ghorband)和潘杰希尔(Panjshir)两河交汇处。任意一条河流都流向一条山道，这条山道可供人和驴子穿越帕罗帕米苏斯。因此，这两河交汇处一直极其重要，直到最近才逐渐式微，因为喀布尔城的兴起改变了天然的贸易路线。从公元前6世纪以来，至少在14个世纪中，这个世界的战略和政治中心都不是喀布尔，而是控制着戈尔班德和潘杰希尔两河交汇处的两座城市，它们就坐落在平原上那座小型山脉的西北方，大流士称它们为卡比萨卡尼什。如今，它们荒废的遗址被叫做贝格拉姆。公元1世纪和2世纪，这两座城池达到巅峰，是一个横跨阿姆河和亚穆纳河的庞大帝国的首都。帝国的缔造者是贵霜人，以前是游牧民族，从中亚迁徙而来。在贵霜帝国的保护下，佛教穿越兴都库什山，从印度到中亚再到中国，一路曲折迂回、艰难跋涉。不过贵霜帝国是希腊化帝国的继承者。即巴克特里亚，曾属马其顿帝国分裂出的塞琉古帝国，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后独立。公元前170年左右，大月氏为匈奴击败，西迁阿姆河流域；公元前125年，征服巴克特里亚，即中国史书中的大夏。后大月氏一分为五，其中一部便是贵霜。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部统一五部，建立贵霜帝国。因此，文中称贵霜帝国为希腊化帝国的继承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先后任职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和英国外交部等机构，1926年起担任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1947年3月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重大成就，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汤因比一生游历甚广，著述颇丰。他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的单位，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他既用哲人的独特眼光，从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又以超凡的叙史才能，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进行细致的描述。以《历史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他也因此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因此，当我站在伊斯塔立夫的露天平台上，放眼这壮丽山河，我脑中涌现的正是亚历山大大帝、德默特琉和赫尔默乌斯(Hermaeus)赫尔默乌斯(约前90年—70年在位)，是欧克拉蒂德王朝(Eucratid Dynasty)的最后一位君主，为大月氏所吞并。公元前2世纪70年代，监领中亚的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的欧克拉蒂德斯发动叛乱，在巴克特里亚称王，建立欧克拉蒂德王朝的功绩。当希腊人从达达尼尔海峡穿越西南亚到达帕罗帕米萨达伊时，他们第一次觉得这里似曾相识。群山环绕下的平原，让他们想起了欧耳代亚(Eordaea)欧耳代亚是古代马其顿帝国中的一个王国。或者色萨利(Thessaly)，色萨利：希腊中东部历史区域，现为行政区，其古城区域与现在的区域大体相当。而繁盛的葡萄园则让他们相信，他们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早在亚历山大以前，就征服了这里。帕罗帕米萨达伊一定就是狄奥尼索斯的传说之地倪萨(Nysa)。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是宙斯和忒拜公主塞墨勒的儿子，由倪萨的仙女抚养长大。酒神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的领地，他之后的希腊崇拜者们欢欣鼓舞地以他为榜样。亚历山大在贝格拉姆建立了希腊殖民地。公元1世纪，当希腊统治已经在别处烟消云散时，赫尔默乌斯，这位希腊君主仍统治这里。据说，赫尔默乌斯已经同山峦另一边的敌国贵霜和解。无疑，相比贵霜帝国，他的力量微不足道，但他却能控制住从中亚到印度的要冲，因此他的善意对于后来的贵霜统治者仍然很有价值。贵霜人像罗马人一样都是亲希腊者，于是，一个由非希腊但是亲希腊的政权培育的希腊文化，在希腊统治终结之后，仍然沿阿姆河与亚穆纳河河岸以及地中海沿岸存在了很久。酒神狄奥尼索斯。站在伊斯塔立夫的露天平台上，我想象着亚历山大大帝穿越兴都库什山，从戈伊达曼平原向北入侵巴克特里亚；一个半世纪以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君主德默特琉从同样的路线，自北向南入侵印度。德默特琉及其继承者们，将希腊武器和钱币引入了比印度更远的地方，相比亚历山大大帝对印度次大陆西部边缘地带短暂的侵袭，他们的影响无疑更加持久。印度的巴克特里亚希腊征服者钱币，以及巴克特里亚的希腊贵霜继承者的希腊化艺术，都证明了希腊文化活跃在遥远的帕罗帕米萨达伊和更加遥远的犍陀罗地区，后者正是喀布尔河融入印度河之地。五十多年了，我一直在书籍和地图上研究世界历史的这一章。而就在这里，在伊斯塔立夫的露天平台上，我能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只一眼，便胜过读书五十载。2阿拉霍西亚走廊阿拉霍西亚(Arachosia)，阿契美尼德帝国、塞琉西帝国、孔雀王朝及帕提亚帝国东部的一个行省的希腊化名称，它包括现今阿富汗东南部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在印度河、阿姆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壮阔的伊朗平原就像一座庞大的堡垒，群山环绕如铜墙铁壁，东北角的巨大阿富汗高地成了它坚若磐石的大本营。在自然守卫如此森严的环境中，天然的交通走廊仅有两条：一条向西南方向曲折蜿蜒，从戈伊达曼平原到坎大哈；另一条南北走向，从哈木湖(Hamun I Helmand)哈木湖是一种统称，泛指在伊朗东南部荒漠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相邻地区，随季节出现的浅湖。穿过赫拉特，进入阿姆河锡尔河盆地中的开阔平原。4月里的一场暴雨，让我们决定按照顺时针的方向环游阿富汗，这样就能在山路干了以后再走。于是，我们从阿拉霍西亚走廊启程，目标是赫拉特走廊。岁月悠悠，这两条走廊一直都是征服者军队、迁徙的游牧民族和宗教传播的必经之路。54在阿拉霍西亚走廊，我似乎听见了疾驰的马蹄声还在山谷中回响。我的思绪飞回了那个多事之秋，居鲁士过于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而又被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大流士统一起来。在那生死存亡的一年，阿拉霍西亚走廊成了决斗场，两面分别站着支持大流士的阿拉霍西亚统治者维瓦纳(Vivana)和宣称自己有权继承波斯王位的瓦希亚兹达塔(Vahyazdata)。瓦希亚兹达塔已经在波斯帝国的心脏地区法尔斯(Fars)历史上的法尔斯泛指古波斯南部地区，包括今法尔斯省及附近省份。自立为王，并且急遣军队前往阿拉霍西亚走廊，击败维瓦纳，占领穿越兴都库什山的南部要冲——贝格拉姆。如果这个大战略成功了，他就拥有了波斯帝国的整个东南地区。但是千钧一发之时，维瓦纳为大流士力挽狂澜。他阻止了敌军占领要塞，又挫败了第二轮进攻。之后形势扭转，直到瓦希亚兹达塔的远征军全军覆没，走廊上的这场战役才结束。在这场历时13个月，争夺西南亚统治权的战争中，上述三场战役是决定性的。思绪向后拉13到14个世纪，就能看到伊斯兰教进入阿拉霍西亚走廊，通过加兹尼和喀布尔，穿越兴都库什山山口进入阿姆河盆地，两个世纪以前伊斯兰教就传入了那里。当后来的伊斯兰教终于跨过雄鹰飞不过的高山，同早到达这里的伊斯兰教汇合，他们包围了戈伊达曼平原和赫拉特山谷之间的高地。岁月流逝，陷入包围的戈里(Ghori)高地居民，从伊斯兰教死对头变成了热情的拥护者和传播者。汤因比。加兹尼的地理位置比喀布尔高，而从喀布尔河盆地进入赫尔曼德河盆地的山口，海拔就更高。不过，在穿越瓦萨克的现代道路上，这座分水岭很不起眼，我们甚至还没发现就路过了，并且已经进入了赫尔曼河盆地，向加兹尼前进。城墙环绕的加兹尼是现如今的城堡，占据着一个相当特殊的战略位置，那是在一条指向西南方向的山脉最后一条支脉上，掌控着沿山脉两侧的两条道路的西南出口。现代道路沿着更西北一些的老路，但是加兹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的光塔、城市、皇宫以及陵墓的位置，都证明在那个时代另一条老路才是主干道。在加兹尼西南部，两条老路在现代修筑的城墙下合二为一，继续向前穿越一个天然形成的巨大深坑，它被两条山脉包围，西北方是哈扎拉贾特山脉，东南方是苏莱曼山脉。4月，这两条山脉上仍白雪皑皑，在地平线上闪着银光，同我们脚下没什么特色的开阔平原对比鲜明。但是，在抵达穆库尔(Mukur)以前，平原再次压缩成走廊，两条山脉分立在道路左右。这一段走廊就是塔纳克河峡谷。我们这几个朝西南方向去的游客，在抵达穆库尔之前，驱车进入这条峡谷，而且在看见坎大哈以前，都不能改变方向。事实上，这段旅程花费了一整天，我们乘坐一辆路虎，沿途的桥梁和涵洞交通量都很大。塔纳克河水流很小，即便赶上今年4月的罕见暴雨，它能灌溉的范围也不超过脚下随便一块麦田。但是，作为一条通向主路的黄金路线，它有两个显著优点，而这是其他河流比不上的。塔纳克河并没有切割峡谷，它的上游气势平缓而开阔，以至于我们都没注意到何时已经离开了加兹尼河流域进入了塔纳克河，两河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水岭。正是这种平庸，让塔纳克河变得重要。加兹尼河转向南方，成为死水(Ab i Istadé)，剩下的水流作为支流的支流，最终曲曲折折地汇入赫尔曼德河。气势澎湃的赫尔曼德河，及其可爱的主要支流阿尔甘达卜河，都是比塔纳克河慷慨的灌溉河流，但是对公路可就没那么友好。正是因为它们的水流如此巨大，也就没给公路留下多少空间。两脚兽和四脚兽可以沿着阿尔甘达卜河谷爬到水流更大的地方，然后穿过一个山口进入塔纳克河谷。但是如果沿着赫尔曼德河向上游爬，就会进入死胡同，因为哈扎拉贾特山脉的最高峰堵死了道路。但是沿着平庸的塔纳克河向上，你会抵达加兹尼，那里是通往喀布尔、卡比萨卡尼什以及巴克特里亚的咽喉之地。塔纳克河作为一条通路，的确在赫尔曼德河盆地的诸多水流中绝无仅有。3人的分水岭会流动的不只有水和水银。羊群会流动，游牧人群也会流动。整个三月，普什图牧人(开伯尔山口以东称为波温达人，以西称为科契人)一直在流动，像大马哈鱼一样逆流而上，经过白沙瓦大学的校园。他们从巴基斯坦和印度平原向西北方向流动，抵达阿富汗高地。今天，在从穆库尔到坎大哈的公路上，我遇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这个时候，他们本来也应该向上流动，但却从西南向东北前进。在开伯尔山口和阿拉霍西亚走廊之间，我已经越过了游牧人群流动的分水岭。游牧人群从西南和东南两个方向汇聚在哈扎拉贾特山脉的夏季牧场上。我们今天遇上一支人数众多，算上牲畜和人非常庞大的队伍，我们不得不停下汽车，让他们先过去。把牲畜算在内，不仅因为它们占地面积最大，更是因为它们正儿八经也是家庭成员。事实上，人类对待它们比对自己还要体贴。下雪时，地上湿漉漉的，不少牧人还赤着脚，帐篷也都破陋不堪。可是当队伍行进的时候，却很少有人骑着牲口。在那支特殊的队伍中，我惊讶地看见一个小男孩骑在驴上，面色凝重。但是小骆驼在背篓里由成年骆驼驮着，却很常见。能走路的年轻骆驼背上盖着绗缝外套，上面还有个洞，供毛茸茸的驼峰顶穿过。即便是成年骆驼，走到高海拔时也被披上麻布外套。羊羔则像婴儿一样被人抱在怀里。这支队伍非常庞大，因而拥有自己的毛拉，这位胡子灰白的老人也怀抱两只羊羔步行。成年羊才自己走，它们细碎的蹄子在半干的泥地上发出奇怪的啪嗒啪嗒声。突然，在一群孩子中，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孙女。她也正热切地注视着我，好像很惊讶我居然这么久才认出她。身高、特征、眼睛、表情，一模一样。把这个普什图小姑娘弄白一点，或者把那个英国小姑娘染黑一些，简直就是双胞胎。她们两个如此相像，是人类种族统一体的活生生的证明，尽管人类人为地分裂成了相距遥远的民族。就像贝尔曼号(Bellman)船员回应的那样，“普什图人”、“英国人”还有别的什么，我们给自己和邻人贴上的这些标签，“只是约定俗成的符号”。这些吉普赛普什图人的先祖，是什么时候找到了穿越兴都库什山进入现在山南栖息地的道路？我们猜测今天的普什图人源于前赴后继的游牧入侵者，他们每次入侵都会吸收一些普什图语以及当地的游牧生活方式。这些新来的入侵者是被后面的人驱赶而来，还是受眼前新牧场的诱惑而来？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欧亚大草原腹心位置的游牧民族人口和牲畜数量倍增，比较弱小的游牧部落被挤压到了草原边缘，他们走出了草原。但是，即便没有来自身后的压力，一个游牧部落也会受到诱惑，自愿以草原交换群山环绕的一连串连接着阿姆河盆地和赫尔曼德河盆地的牧场。汤因比的代表作《历史研究》英文版。在我顺时针绕阿富汗而行的旅程中，我已经反方向沿着这一连串牧场追随中亚游牧移民的跋涉之路。穿越赫尔曼德河上的格里什克(Girishk)和迪拉腊姆(Dilaram)之间的戈壁滩，我们在迪拉腊姆和法拉省(Farah)之间，穿越被古尔山脉(Ghor)最南端的山峦包围着的六座大牧场。5月初，这些牧场上到处都是吃草的骆驼、山羊和绵羊，还有它们的主人或者说仆人。越过法拉省的开阔平原，再次陷入群山包围之后，我们很快发现自己正在穿越信丹德(Shin Dand)的巨大绿色圆形牧场[信丹德的波斯语名字是沙布札瓦(Sabzawar)，意为“绿色的河边草地”]。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群山隐退。遥远的蓝色天际丝毫看不出白雪覆盖的丘陵就潜伏在东方。逆时针沿着我们几天前在坎大哈和穆库尔之间遇到的普什图移民队伍的足迹，一个中亚游牧部落就会发现，从哈里河峡谷向南和向东，一路上都是水草丰美之地。公元前2世纪，在月氏的压力下，塞族人被迫放弃了先祖在锡尔河和阿姆河盆地的营地，他们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穿越赫尔曼德河盆地，最远抵达东南方的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那天早晨，在从穆库尔到坎大哈的路上，我目睹的正是21个世纪以前改变世界历史的民族大迁移的一场重演。4坎大哈如果从加兹尼和穆库尔沿着阿拉霍西亚走廊进入今天的坎大哈，就不会明白为何这座历史名城矗立在这里。离开机场几英里后，道路突然偏离了行驶了大半天的塔尔纳克河右岸，向上爬升到了一块良田遍布的宽阔平原，很快又跨越了一条壮观的灌溉水渠，这条水渠从对面一直延伸到现在已经看不见了的塔尔纳克河谷。塔尔纳克河水量太小了，一定有其他更加丰沛的水系滋养这条水渠，不过目前我还看不见。右边的地平线上是一条较低的山脉，有着奇异的锯齿状山顶。我眼前是一座或两座孤立的山峰，同样不高，但形状却更奇异，在平原上拔地而起。道路明显朝着山峰而去，但是就在似乎触手可及的时候，满眼的树木突然遮蔽了视野。我们沿着一条林荫道进入坎大哈，道路两旁都是花园，当抵达住处时，我已经彻底晕头转向了。为了找到方向，我必须出城去，走一遍从坎大哈到格里什克的路。这条路距离今天的城市边缘有一两英里远，在路上会发现自己正好位于刚才所见的形状奇异的孤山脚下，自从踏上由加兹尼进入坎大哈的路，就再没看见那座山。这座山形似一艘19世纪晚期的铁甲战船，船首被削成一只夯锤。这只夯锤的尖端正好碰着路面，沿着夯锤锋利的边缘，莫卧儿皇帝巴布尔开凿了40级巨大的阶梯，即奇勒兹纳(Chihil Zina)。奇勒兹纳，意为四十级台阶，应拼作Chil Zena、 Chilzina或Chehel Zina。这些阶梯通往一座壁龛，皇帝在里面立碑记录他在印度的征服行动。巴布尔的孙子阿卡巴后来添上了自己的铭文。阿富汗前国王阿马纽拉(Amanullah)又安置了一对铁栏杆(愿上帝保佑他)，观光者可以扶着栏杆安全地爬上台阶，尽管还是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5阿富汗喀布尔最高一级台阶位于夯锤的缺口处，站在那里就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从加兹尼来时遗漏的风景。回望东北，灌溉平原的全貌尽收眼底。稍远处茂密的树林预示着那里有一座现代城镇，在它旁边还能看见古城的轮廓。18世纪阿富汗王国的建立者阿赫迈德·沙·阿布达利，在这块平原上修筑了这座四面围墙的城市。阿赫迈德·沙陵墓的圆顶标志着城市的东北角。今天的城市规划者们推翻了他建立的城墙，如今沿着这座曾经的四方城的外围进入坎大哈，几乎很难发现任何遗迹。但是，站在奇勒兹纳顶上，就能看见18世纪的坎大哈和远在拉贾斯坦的18世纪的斋浦尔，都是按照相似的矩形修建的。在亚洲，这种严谨的城市几何学似乎很有异域风情。可以幻想一下，这也许是某些受亚历山大大帝委托而来的希腊建筑师的杰作。阿赫迈德·沙的坎大哈城矗立在平原之上，挤掉了之前的城市，却在现代轮到自己被淘汰。站在40级台阶顶端的小平台上，伸长脖子，沿着船形山的侧面向右看，紧贴着船尾处还有一片腐朽的泥墙，那里一定就是阿赫迈德·沙·阿布达利将首都迁入这里之前的坎大哈城旧址。他统治着马什哈德(Mashhad)和拉合尔之间的全部领土，因此有胆量将他的新城修建在如此暴露的位置上。老城则据山川之险，同时刚好掌控山脉远端和塔尔纳克河之间的西向路段。在我所在的位置上，再次看见了塔尔纳克河。河流与山脉之间的空间刚够容纳一座城池，在山脚下掌控道路。阿富汗喀布尔走下40级台阶，我们参观了刚才从上面看见的古老泥墙环绕的城市。在这座废弃的城市里，有一座著名的神龛，吸引了大批坐车而来的朝圣者，多亏他们，去那里的路才通车。靠近40级阶梯的城墙外，山脚下有一眼泉水，沿着一座小型峡谷的底部喷洒出一片如茵绿草。城墙里面大本营的废墟向我们证明，这里必定经历了数个世纪的辛苦经营。随着陡峭的山脊向上，城墙也从泥筑变成了石筑。最高处极为艰险，就算是山羊也爬不过去，是一道天然屏障。城堡的高度证明了它是三座坎大哈城中最早那座的古老遗址，因此也就间接证明了船形山尾和塔尔纳克河之间的道路也很古老。这条道路沿船形山船首而建，从坎大哈到格里什克的现代公路也沿它修筑，还有一座纪念碑也能证明这条道路历史悠久。从山峰东北一侧最低的斜坡可以俯瞰这条道路，就在几天前，那里刚刚发现了一座印度皇帝阿育王的石碑。这是一块双语石碑，一种语言是阿拉姆语(Aramaic)，已灭亡的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另一种是希腊语，塞琉古王朝的官方语言，塞琉古王朝是波斯帝国在东方的接替者。这块石碑是已发现的最靠西的阿育王石碑，它的地理位置证明，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胜利者”塞琉古，割让给阿育王的祖父旃陀罗笈多的领土中，包含整个阿拉霍西亚地区(以此交换500头战象帮助塞琉古对付安提柯)。从奇勒兹纳上看过全景，参观过最古老的坎大哈城遗址，并且探明阿育王石碑的大致位置(以防破坏又被重新掩埋)之后，为何坎大哈城位于此地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即便是40级台阶上绝佳的观察点，还是看不见一种只能在地图上显示出的情况。在地图上，一眼就能看到赫尔曼德河和印度河一样，都有一条分成五条河的支流，而坎大哈的位置正好呼应木尔坦。它坐落在一块颠倒的三角洲的中心，正好在五条支流汇入主流的交汇点上方。地图大体准确，但是，从40级台阶顶只能看到一条伴随坎大哈的塔尔纳克河，而它却是五条河流中最不起眼的。阿尔甘达卜河(Arghandab)才是老大，因为其余四条河水都要汇入其中，再一道奔入赫尔曼德河。但是，无论从40级台阶顶还是平原上，都看不见阿尔甘达卜河。无论从上面还是下面看，西北方的地平线都被造型奇异的锯齿状小山脉封死了。当天下午，我们突破了这道阻碍视野的障碍。我们径直前往那座讨人厌的小型山脉，再次穿过昨天遇到的宏伟灌溉沟渠，从山脉隧道钻出，再穿过无数锁门关(darbands)中的一道，锁门关是一种变幻莫测的山体裂隙，是伊朗山地风光的典型特色。然后我们绕过另一座形态特异的山脉的山脚，绿意盎然的阿尔甘达卜峡谷就出现在眼前。浅绿色的庄稼和深绿色的果园、小树林交织在一起，阿尔甘达卜河穿流而过，河水温柔，流淌出一条条蜿蜒的蓝色水带，黄沙河岸曲折，与河水相映成趣。阿尔甘达卜是一条迷人的河流，我们曾在巴巴瓦力饭店(Baba Wali)的阳台上看她看了几小时，人居然可以爱上一条河。但是如果阿尔甘达卜河曾以水中仙女的形象出现在希腊神话中，那么神话里她一定不爱凡人，因为她的心全部属于艾特曼德斯(Etymans，伊朗语中赫尔曼德河的希腊语名字)。在巴巴瓦力饭店，我看着这个小仙女匆匆奔向她的爱人。第二天，在毕世特堡(Qala i Bisht)，我看见阿尔甘达卜河投入赫尔曼德河的怀抱。当她独自舞蹈的时候，可曾看见那些残忍的人类工程师正榨出她的血液，浇灌干旱的坎大哈平原？我想她大概满脑子都是她的爱人，所有没注意到那些未经允许的恣意妄为。唯有干旱的平原才感谢那些不信神的工程师的胆大妄为，用偷来的河水为自己披上绿色的外衣。本文节选自《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阿诺德·汤因比；摘编：董牧孜；编辑：张进；导语部分校对：危卓。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百家原创作者：文滨观历史西方文明的前景。喜爱小编看来，在二十六个文明中，大多数文明已经死亡，有的也正在衰落，看来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死亡。那么，西方文明是否也在劫难逃呢？每谈及此，小编总是忧心如焚。不过，小编对西方文明仍保留着一线希望，祈求有奇迹出现，小编今天就来给大家说一说汤因比的事迹吧！汤因比不无信心地说道:“对于我们西方文明的子女来说，这正是对于我们的鼓励之音，我们今天独自挣扎向前，在我们的周围全是一些垂死的文明了。说不定死神把我们的文明也会置之于绝路。但是我们并没有面对任何凶恶的必然。死去的那些文明并不是命中注定必死的，也不是天生要死的’，所以我们的文明也不是必须同其他多数文明共命运的。虽然据我们所知，有十六个文明死了，另有九个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我们的这个第二十六个文明却不一定非服从命运的安排和统计数字的盲目计算不可。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的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起来，那么天上的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我们人类努力的目标。”可见，汤因比反对他的前辈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前途所持的悲观论调，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西方文明可以避免解体的命运而且可以保持活力，继续发展。从好奇到救世，从献身于历史到企图寻求出一帖济世药方时，尤其是摆脱西方社会困境的救世良方，这正是这位历史学家所经历的人生道路。汤氏一生除《历史研究》外，还写过数十种著作，论述历史教训，指陈时代弊端，展望未来社会，矢志拯救西方文明；甚至在他退休之后，仍风尘仆仆，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到处发表学说演讲，与他人辩论，期望以一己之努力，告诫西方人正视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振作起来挽救西方文明。但是他的努力，只是狂流激湍下的一叶扁舟，荷载不了西方文明太多的难题与危机。1961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12卷问世，在这最后一卷中，作者为它单独取了一个书名:《重新考虑》。40年的辛劳已如愿以偿，而美国人索麦维尔为他的《历史研究》所作的节本，也成了西方世界的畅销书之一，此时他已是一位蜚声西方史坛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著名学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还要“重新考虑”呢？在这一点上，汤因比不愧是一位竭诚探索与知错即改的严肃学者。他的《历史研究》从1934年开始出版，到1961年出齐，历时近30年。由于时代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以前提出的理论进行反思，重新加以考虑。此外，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问世，就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样，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巨大的反响，但也招来了无数的批评。他坦率地承认，由于他的偏见和极端主观的价值尺度，影响了他对许多重要问题的分析。如他感到，以往只用“希腊模式”来套其他文明的历史，确有牵强之处也不足以包括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形态，必须再加上“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并把“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等量齐观。汤因比关于“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这三种人类文明不同发展形态的论见，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区和民族发展的特征，为我们研究世界历史，研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结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三个层面），提供了求解的线索与门径，其启迪意义与学术价值是不容低估的。总之，汤因比在检点自己过去思想时所表现出来的豁达和大度，表现了常人所不及的理智上的真诚与坦率。这一点甚至连许多责难他的同时代西方学者也深为叹服。愈到晚年，汤因比对西方社会的现状愈益感到忧虑、不安与失望，他预言西方的优势终将消失，瞻望未来，他把希望寄托在东方，认为“如果说，21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言”。他晚年与日本学者、佛学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一再称颂中华文明的美德能够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汤氏对中国文明的地位及在未来世纪中的作用，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说道“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当然，重要的是谁最能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现在就“预测”谁将能充当未来世界统一的领袖。汤因比在谢世之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名为《在黑暗中摸索》，结尾处他这样写道:“我正在黑暗中摸索。虽然，我们人类那种赤诚之情与理解能力是很有限的，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一如既往，殚精竭虑，继续求索，而决不中辍。”综观其一生，他苦心构筑的史学体系与史学模式，虽然还不能避免历史唯心主义论和文化至上论的局限，但他的毕生探索不失真诚，在剖析许多具体问题时也不乏真知灼见。星移斗转，在当今西方，汤因比史学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威势，被人们冷落了，但他在现代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却是不可动摇的，小编也不多说，关于汤因比的史学说今天小编就讲到这里了，大家对他的文化形态学说还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大家的留言。(以上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侵权立删！)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阿诺德·汤因比传》，[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吕厚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429页，118.00元也许，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不会在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历史学专业领域被视为专家，但他可能是二十世纪最著名、最广为人知的历史学家。一般读者多少都会知道他的《历史研究》，即使可能除了他自己和编选节本的索默维尔外，没有人真正读完过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也许，还有人会想到他的“冲击—回应”理论，以及费正清将之借用到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著名全球史学者麦克尼尔的《阿诺德·汤因比传》为我们理解这位史学巨擘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极为鲜活和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汤因比的另一面。汤因比的孙女说，祖父最经常引用的拉丁文是“Nil desperanm”（从不绝望）。在她看来，这是汤因比为孩子们树立的榜样。然而，如果一个人时常挂在嘴边的是“不要绝望”，他的内心恐怕非常焦灼，时常处于绝望的边缘。少年时代的高光汤因比从幼年起就显示出了天才。他从十岁起在肯特郡的伍顿学校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了日后能够获得顶级公学的奖学金，汤因比过着严格的自律生活，这些习惯影响了他的一生。在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汤因比在1902年成为温切斯特公学的奖学金获得者。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更为出名的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晚于温切斯特公学，且都是以其管理模式为范本。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体制化的霸凌行为使汤因比深恶痛绝，没有暖气的宿舍甚至使他差点因肺炎而死去。那时候陪在汤因比身边的，只有他的宠物：一只名字不叫“海德薇”的猫头鹰。在温切斯特公学里，核心功课是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不仅要广泛阅读古典著作，更要学习用古代语言创作散文和韵文，且要严格遵循格律。既不能用《新约》中低劣的希腊文，也不能用罗马“白银时代”的次等词汇。即使当时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但在公学中却几乎没有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自然科学课程，现代历史和文学则主要由数学老师进行简单的讲授。在各种奖项比赛中，汤因比几乎总能拔得头筹。在公学期间，汤因比以拉丁文写作了一部穿越剧，并因此而获奖。在这个虚实交替的故事中，一个虚构的罗马皇帝在不列颠称帝，随即控制了高卢和意大利，在与东部皇帝的战争中被杀。这位死去的皇帝灵魂未灭，穿越到了二十世纪的伦敦街头，当时英国人正在庆祝与法国缔结的新合约。将公元四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叠加在一起的阐释，展现了汤因比未来宏大视野的雏形，这些都是以西塞罗式的拉丁文写成的。进入到牛津大学后，汤因比再次克服了艰难的适应期，成为了整个学院瞩目的人物。没有人怀疑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取得卓越的成就。虽然长久接受古典语言文学的训练，汤因比仍然保持着客观现实的判断。他认为，“无论如何，戴克里先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总归是比维吉尔更大”。和马克·布洛赫等学者一样，汤因比也反对黑格尔的目的论“幽灵”，而更倾向于以伯格森哲学中的变化来阐释历史，尤其是强调“直觉”。汤因比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立志成为“伟大的历史博学者”，要效法德国史学家爱德华·迈耶（Eard Mayer）的五卷本《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将超越一般学者的丰富细节编织成令人炫目的画卷。他要不断地规划自己未来的事业，下决心成为本专业的大师，“成为年轻有为的系主任、训练有素的教师和历史学家”，要真正地干出一番事业。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汤因比，约1925年。挥之不去的经济忧患感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叶的英国人，即使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随时都面临着被意外吞噬的危险。向下流动的通道一直打开着。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曾经也想效法自己的哥哥在大学中谋求一份教职，但那位巴利奥尔的讲师却对弟弟说，大学的教员和卖茶叶的生意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哈利最后在一座小城担任慈善协会的部长，在帮助穷人自力更生的同时，领取微薄的薪水。他们的家庭收入甚至都没有独立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维持基本的中产阶级身份，他们只能同小汤因比的叔公生活在一起。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无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传统的济贫理念正被日益流行的社会主义大加鞭挞，认为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所谓“慈善”行为终将徒劳无功。在英格兰北部的长期考察使他深陷抑郁，直到1909年住进精神病院。那一年，汤因比正好二十周岁。老哈利在精神病院中生活了三十二年，直到1941年去世，汤因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父亲的状况和家庭经济的拮据在汤因比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一直非常担心，这种发疯的病症有遗传性，害怕自己有天也会变成那个样子，特别当他身处困境之时，这种念头更是挥之不去。毫无疑问，缺钱是汤因比一生忧患的主题。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应当特别能感同身受。比如，汤因比热爱旅行，一生多次在希腊、小亚细亚进行旅行。但在每次旅行时，他都会非常详尽地记载自己的花销，甚至算好返回英国所需花费的备用金。他特别厌恶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更害怕被人欺骗而多花了钱。终其一生，对入不敷出的担忧一直萦绕着他。在担任科拉伊斯教授期间，他为了自己的薪水讨价还价；在查塔姆楼写作国际事务报告时，他仍然不肯放弃为《泰晤士报》等刊物撰写文章，因为这些稿费对他来说是“生活中意外之喜相关花销”的保障。汤因比一直在不停地写，为了获取更多的稿酬，也同编辑们斤斤计较版税的问题。在二战后，汤因比被视为先知一样的人物，在美国名声大噪。他不仅号召美国“自觉地替代英国”，以充当“基督教文明残存部分的领袖”去抗击威胁的力量，同时在《生活》杂志拒绝发表他关于美国命运的约稿后，仍然要求对方支付了一千五百美元的高昂稿费。他特别愿意去美国讲座，而且总是要求主办方在系列讲座中给他足够长的休息时间。这样，他可以用主办方提供的车辆、机票和住宿，到其他地方进行同一个题目的讲演，以赚取额外的收入。在退休后，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继续学术工作、赚更多的钱、看更大的世界。《历史研究》获得巨大成功后，版税源源不断，但汤因比仍对财务问题十分焦虑，尤其是害怕税务官会突然对他处以高额的罚款或征收极高的税金。1947年3月17日，汤因比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为他在亚洲赢得了大名。在1972年进行的五天采访，创价协会除了付给汤因比三千五百英镑的“咨询费”外，还要付给他当时的妻子和助手维罗妮卡同样数目的“答谢费”，同时池田大作还带了一些日本艺术品作为“微薄的献礼”。尤其是随着年龄的衰老，汤因比在金钱上的执着损害了他的形象和风度，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举止。当我们翻阅那些讨价还价到强词夺理的书信时，不禁会想到在聚光灯下的汤因比，是如何义正言辞地谴责贪婪、赞美圣方济各的贫穷理念。汤因比自己，也展现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婚姻与家庭与罗萨琳德的婚姻对于汤因比来说，既是他所愿望的，也是他许多痛苦的来源。这段婚姻曾遭受汤因比家族的反对，因为罗萨琳德出身传统的自由党贵族，是吉尔伯特·穆雷的女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成分太高”。穆雷本人也是一位古典学者，编译的古希腊戏剧作品在二十世纪初的伦敦舞台上风靡一时，还曾在1908年到1936年间担任牛津大学的钦定希腊语教授。在将近三十年任教牛津的时间里，穆雷着力对牛津大学的古典学教育和研究进行改造，力图将古代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穆雷在汤因比求学牛津的生活中就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并最终成为了汤因比的岳父。吉尔伯特·穆雷晚年照片及签名1913年，汤因比和贵族小姐罗萨琳德结婚。作为一位很不成功的小说家，罗萨琳德性情有些尖刻，且比较虚荣。出身富贵之家的她在面对经济困难时，绝不会像汤因比家那样省吃俭用。在他们婚后，汤因比作为教授的工资很高（和现在的教授很不一样），而且还时常能为报刊写文章以换取不菲的稿酬，但始终难以接受罗萨琳德利用银行透支以维持极高生活水准的做法。欠债让汤因比极度痛苦。尽管如此，汤因比“宠爱”罗萨琳德，并忍受着罗萨琳德给他带来的经济压力。然而，他却并未真正参与到家庭的管理中，或者帮妻子分担照料孩子的具体事务。因为，他有一部大书要写，这部书就是《历史研究》，被罗萨琳德称为“胡说八道的书”，汤因比自己在书信中也常以这种称呼来自我调侃。在《幸福树》（1926年）这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中，罗萨琳德描述了她对这段婚姻的不满。她毫不掩饰地以“文学手法”描绘了自己的生活。小说中的女主角成长于一座乡间城堡中，婚后有三个孩子，有钱的外祖母拒绝给他们额外的经济帮助。这与罗萨琳德的生活一模一样！女主的丈夫（影射汤因比）是一位研究古代铭文的专家，生性吝啬，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军。这也是真实的生活。而在小说的结尾，时年三十六岁的罗瑟琳德借女主之口说：“我的童年十分快乐；我嫁错了人，自己深爱着的那一位却在战争中牺牲了——就是这样。”除了汤因比的家庭与罗萨琳德的家庭并不门当户对之外，这种不满或许也与两人过早中断房事有关。在结婚前后，他们都是精力比较旺盛的人，但大约在1922年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他们认为只有完全断绝房事才能避免罗萨琳德不断怀孕，家庭生活的负担使他们也不想要更多孩子了。汤因比的第一任妻子罗萨琳德·穆雷在和罗萨琳德彻底决裂前，汤因比还曾迷恋过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艾琳·鲍尔。鲍尔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著名的妇女史、中世纪经济史专家，可惜在1940年英年早逝。她的《中世纪的人们》和《中世纪英国女修院》这两部著作，被视为剑桥经济社会史的代表性研究。1929年，两人凑巧都在中国游历，艾琳惊人的美貌、考究的衣服和两人在远东冲突观点上的契合，都使汤因比神魂颠倒，以至于夜闯艾琳的酒店房间，要求她不要嫁给已经订婚的未婚夫。相对于汤因比，艾琳更加冷静。两人最后的通信中，汤因比署名是“永远属于你的”，并用希腊语写了一首诗《文人米诺牛》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艾琳·鲍尔（1889-1940年）1939年是汤因比的黑暗之年。2月份，他的母亲去世了；3月份，他的长子托尼在和未婚妻的争吵中向自己开了一枪，几天后去世。这一年，也是二战爆发之年。在二战期间，罗萨琳德独自住在伦敦，时常写信痛斥在牛津工作的汤因比是“懦夫”，说他是因为害怕对伦敦的空袭，才以为政府工作当借口，自己一个人躲在牛津。1942年秋天，罗萨琳德和汤因比的关系已成僵局，并正式分居。汤因比在离婚之前曾询问自己在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秘书维罗妮卡·博尔特，如果自己被妻子抛弃后她是否能够嫁给他？博尔特答应了。从1925年起，汤因比以一己之力撰写《国际事务报告》，博尔特就长期以来就是汤因比最得力的助手。毋庸置疑，汤因比具有无与伦比的天赋，能够将一年各种繁杂的时事构建成条理清晰的论述体系。于是，汤因比与罗萨琳德最终在1946年8月离婚；同年的9月，57岁的汤因比和博尔特再婚了。对世界的悲观与热爱除了对家庭生活，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忧患之外，汤因比也常常忧心西方文明的衰落。汤因比在1920年夏天阅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后大受震动，开始更为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鸿篇巨著。他最早的出发点是两条公理：第一，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应当是完整的社会，而非任意割裂下来的一部分。第二，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可通约的。一个变量，则是各个民族传统的差异性。在那个暑假里，他在《人之秘仪》手稿中罗列出了文明社会的十大特征，这些都是以爱琴海到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为基础的。毋庸讳言，虽然传说中的汤因比总说自己希望能够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中国新疆，但23岁的汤因比曾给母亲写信说，“在目前这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崛起直到吞并我们为止），英格兰的公学学生将同德国的青年精英争夺世界的领导权”。他害怕“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我们就成为‘南方佬’了”，所以英国应当“武装到牙齿”，要统治印度、开发西非，甚至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如同古希腊人曾统治亚洲一样。在《民族性与战争》中，汤因比甚至流露出“黄祸论”的思想倾向。他认为，中国必将同“新大英帝国”竞争，这个新大英帝国主要由英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南美的各个共和国所组成，并预测“俄国将会成为组建这道防线的主要推动者”。不过，年轻气盛且觉得 “战争令人心驰神往”的汤因比，最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并未服兵役。他本人一直坚持是因为痢疾，并且一直保存着当时医生所开具的证明。后来，见证了战争残酷的汤因比发生了变化，并终生痛恨战争。在一战后，汤因比受聘于伦敦国王学院的科拉伊斯教授席位。汤因比对希腊有特殊感情，在科拉伊斯教授就职讲演中，他认为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现代世界，希腊一直是欧洲在东方的前哨，其历史中充斥着不同类型的独特苦难。从希腊开始，汤因比开始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囊括其中。在那个时候，汤因比的思维框架仍然处于东西方分立的二元框架之内。在讲述1920年代初希腊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之战时，汤因比明显的亲土耳其论调，让支持这个教授席位的希腊赞助者大为不满。享受着希腊人捐赠的高额薪水，而痛斥希腊政府、盛赞土耳其人，这就威胁到了汤因比的职位。汤因比一直试图劝说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府，要认可穆斯林希望同欧洲诸民族平起平坐的诉求。在汤因比看来，穆斯林所受的苦难比希腊人和东方基督徒要多得多，土耳其人的罪行是“这个文明土崩瓦解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行凶者的过错”。而且，他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因此无需挂虑。《历史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也迎合了当时的焦虑情绪，尤其是在前三卷中，汤因比将战争视为文明解体的决定性要素。以带着“先知语调”的文字，汤因比将历史学的视野延伸到了前所未有乃至未曾想象过的广阔视野。毫无疑问，所有的研究者都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冲击。汤因比认为，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将不可避免，这也许会是全人类的最终归宿。一方面，他欣悦于见到这样一个帝国，因为在涵盖全球的帝国内，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世界大战了。另一方面，全球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暴力，则让汤因比感到痛恨。在动荡时代中，汤因比开始重新回归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将基督教视为最高的信仰。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家庭关系破裂的痛苦逐渐弥合后，汤因比又从那种对苦难的崇高感中解脱了出来，转向了更加洒脱的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汤因比的写作法门：写，不停地写。在重重压力之下，在时时刻刻的隐忧之中，汤因比仍然完成了《历史研究》这样的巨著。他的工作效率及工作强度之高，无人能及。比如，接替他在国际事务研究所撰写报告的是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不但没能按时完成报告的撰写，一再拖延后只得在绝望中辞职了。在下笔千言而又关切主题上，汤因比堪称不世出的天才。但除了他得天独厚的天才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自己所选定的目标的执着。不管什么事发生，无论是罗萨琳德的抱怨、孩子们的喧闹乃至儿子自杀的消息，在怎样的震惊和痛苦中，汤因比还是能够踏实地坐在桌子前继续写他的书，一行行地构建他脑海中的世界历史体系。这种自制力是他成功的保障，同时也使他无法扮演好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这些都在后来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1889年生于英国伦敦，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大学毕业后，前往希腊从事考古工作。回国后，成为母校的研究员，专门研究及教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并曾执教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14年8月，在牛津大学讲授希腊历史的时候，汤因比突然脑子里灵光一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给了他一个直到近60年后仍未摆脱的震撼。据汤因比描述，这种来自人类最古老历史学家的震撼就是为什么至今人类世界还是分崩离析、各个国家血腥屠杀。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基于这样的宏大问题，汤因比开始了其巨著《历史研究》的写作。《历史研究》全书一共12卷，从1934年一直出版到1961年。汤因比在书中尝试跟踪世界的发展和衰变文明的历史纪录，对每个文明发展的阶段进行类型化分析，包括文明的起源、发展、挫折、一般状态和解体。在《历史研究》这部巨著中，汤因比抛弃了当时人们习惯的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方法，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并以人的生老病死解释文明的兴衰。汤因比将人类历史分为19种文明进行研究，：第一代的埃及、安第斯 (印加)、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印度、墨西哥 (阿兹特克)、尤卡坦；第二代的希腊、中国、赫梯、巴比伦；与第三代的西方、东正教（俄罗斯）、远东（日韩）、东正教（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印度教。除了以上19种文明，还有四个“流产的文明”：流产的远西基督教（爱尔兰）、流产的远东基督教（景教）、流产的斯堪的纳维亚（维京）、流产的叙利亚（腓尼基）和五个“被揭抑的文明”：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 (中亚)、奥斯曼、斯巴达，共28个。汤因比认为人类文明就是应对环境挑战的产物。图为汤因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左）对话。由于12卷的《历史研究》过于浩繁，即使专业的研究者也很少有人有耐心通读全部内容。1947年和1957年，D.C.索麦维尔为前10卷编了简编本，该简编本的中译本，即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研究》，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这个版本了解汤因比的思想。1972年汤因比自己也出了一个简编本，即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版本。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因病去世，图为《时代周刊》封面上的汤因比。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被推崇他的人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有人说他和他的历史研究被公众高估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有12卷，可能读不懂，但对于"汤因比预言"却是总能听到的。自1973年以来，汤因比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了长达近两年的漫谈，主题是"21世纪人类的未来"。在这场对话中，汤因比流露出对21世纪中华文明的无限渴望，甚至预言"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这样的话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很"顺耳"的，但汤因比并不是为了"讨好"中国，才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在他眼里，他说这样的话，有充分的理论和历史依据，而对于我们来说，自然不能只是一味地接受吹捧，觉得"只要夸我们就是好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从目前来看，特别是从世界各国在新一轮全球疫情中的表现来看，我们甚至可以略带自豪地说，"人类的未来在东方"，这一点正在一点一点成为现实。分析汤因比的预测，不能简单地认为他的结论有可能实现，所以他的整个理论是没有问题的。毕竟这道题，即使被"萌"了，也有50%的几率猜中正确答案。当然，汤因比不是瞎猜，他得出这个结论，做出这个预测，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可以逐一来看。首先，战后西方史学的发展有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新史学"认为过去的"叙事主义"史学忽视了"历史语境中复杂的社会生态关系网络"，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大史学"。当时，汤因比是拥抱哲学范式、希望建立"统一的历史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历史研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他坚持自己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统一理论，试图用"文明类型"、"挑战与被挑战"等说法来解释人类文明的一切。汤因比坚信人类未来将走向"世界国家"，因为他从历史地图中总结出"分裂终将灭亡，统一永存"的规律。西方国家一直走在分裂的道路上：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他们世代征战，彼此结下仇恨，战争赚得盆满钵满，连自己都无法统一，更遑论建立一个符合全人类利益的"世界国家"。他认为，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统一的局面，所以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汤因比看好中国的未来，不如说只有绵延不绝的中国文明才能支撑他的历史研究。毕竟，历史已经证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使世界有了"超级领袖"，真正走向统一，也终将分裂，强势统一所有文明，所有国家未必是这个世界发展的最佳模式，多样性共存，多元包容才是。在汤因比眼里，西方民主的进程是"天上要钱，当场还钱"，在如此漫长的争论中，人类可能还没等进步就已经死了。他曾指出，人类历史上漫长的和平时期和"世界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协商，毕竟民主的雅典只是在民主的内部纷争中走向衰落。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汤因比在整个历史研究过程中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优越感的沉重打击，正如格雷所说："世界大战使文明之光在欧洲熄灭了"。也许这就是汤因比把希望寄托在东方文明上的原因。再次，汤因比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他对中国的赞美和推崇大多是哲学、宗教或思想层面的。比如，他认为儒家思想更加包容、文明、和平、有序，而道家思想则提出了更科学、更理性的人与万物共存的方式，而且由于中国哲学和宗教不是偏执的一元论，可以消除暴力、减少战争。与其说"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是预言，不如说他的愿景是一个包容、文明、和平、有序的美好世界。其实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我们不能依靠哲学和宗教来生存。要引领世界，不仅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更需要在科技和生产水平上领先。最后，汤因比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如果汤因比先生能从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的经历中看到希望，他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预言家，而不是历史学家。而且，汤因比在与池田的对话中提到，"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民族已经表明，亚洲人也可以在领先西方人的领域超越西方人"。日本人和越南人在面对西方的优势和霸权时表现出了勇气和信心，再次证明了亚洲人在未来可以领导世界，而关键是要把这种勇气和信心转移到人类历史和人类新文明和平建设领域，以此与中国类比，相信中国作为亚洲大国也可以领导世界。但这表明汤因比对现代中国缺乏了解，仅从历史文明的角度，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推动世界建立符合他的大一统理论的"基于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国家"。他没有看到，在现代，建设一个多元包容的世界，比建设一个统一的世界国家更好。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不适合预测未来。历史，研究所有关于过去的知识，就像农业时代的经验不能指导工业一样，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借鉴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和观点，可能是一种刻舟求剑的行为，更不能参照几千年前的惯例。如果他们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运行，就无法预测未来社会的运行。因此，汤因比的预测即使未来成真，也可能只是一个"假阳性"。积极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我们，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诸多方面，运用中华文化的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引领世界"也许最终会实现，但不会是因为建立了统一的"世界国家"。

引子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 罗曼·罗兰中国现如今的发展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甚至有很多外国友人都希望能够永久的居住在中国，还称我国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不得不说，这对于我国是最大的认可，每一位华夏儿女听到这样的评价心里都是无比的自豪。自工业革命以来，我国的各项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逐渐在国际社会上站稳了脚跟，与昔日备受欺凌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众所周知，我们国家有着近百年的屈辱历史，西方各个国家都想过来瓜分我国这块大蛋糕，甚至让很多的珍贵文物都流落海外。所幸的是，有很多像钱学森这样的优秀人才在国家危难之际选择回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在背后的默默付出为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身上的精神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去敬重。值得一提的是，就连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这个走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都直言称：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目光如炬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他是英国的历史学家，曾走过两次世界大战，更见证了东西方辉煌与衰落一位优秀学家，甚至还写下了通篇巨作《历史研究》，为世人更好的解释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能够被这位博文广知，博古通今的学者圈中自然是非常幸运的，不过那个时候并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毕竟当时的中国生产力条件低下，根本无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对于当时羸弱不堪的中国而言，也并没有想到 自己终将会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毕竟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全国总生产值还不到4千亿，所有国人都在挣扎前行，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这位74岁高龄的汤因比却目光如炬地盯着那个被所有人都忽视的东方大国。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他发表了一项惊人言论，而如今中国的高速发展也逐渐验证他在去世前所留下来的预言。西方繁荣只是短暂的幻想上个世纪的科技爆炸让西方国家积累了不少的财富，比东方大国先一步掌握了优渥的资源福利，但经过他的一番研究，觉得西方国家的繁荣也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根本没有足够的文化去支撑，最终将会在漫长悠久的历史中逐渐分裂而灭亡。我们也知道，只有统一才能长存，而西方的文化却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古至今，分裂必然伴随着毁灭，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间距拉开的越大欲望也就越大，而这种心态的存在势必会因此发动战争 ，从此让国家之间埋下仇恨的种子。我们从大殖民时代就可以看出西方列强的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总是想要依靠侵略来扩展自己国家的领土，给世界带来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及损失。种族因素也是一枚定时炸弹西方国家对于种族观念非常的看重，现在还会大肆宣扬一些不平等的理论，想要试图用种族概念去控制其他落后的国家，就比如黑人白人的对立，就是因为这种不平的观念造成的。中国与他们相比，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与文明都得以延续和传承，足以可见中国保留了一个超级文明，世界的希望更在中国。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系统的都是平等和平，虽然经历了无数的封建王朝，但自始至终大趋势都是统一前进的，从来不会去歧视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甚至还在自己发展的同时去扶助一些弱小的国家，光是这点就能碾压其他各国。汤因比曾表示：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这也是人类未来以后的发展方向，而中国的包容性及统一性都是世界所需要的真正文化。中国文明才是人类可预见的未来我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也经历了无数个分裂统一的局面，可即使如此如此国家依旧稳定延续发展，这种超长待机的文明才是人类可以预见的未来，才是众多人民所希望的和平与幸福。我们从来不以种族划分人群，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这种高级的公平待遇才是真正的长久之道。中华文化经历了所有形式的毁灭与重生依旧能够传承不灭，足以可见这种文化远超与西方文化，也只有这种文化才能让人类更好的发展下去。中华文化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也只有这种文化才能让人类和平相处，虽然中国科学起步比较晚，但那种乐于向全世界学习的态度却是非常珍贵的，只有去借鉴别人的优点与长处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发展，才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学会借鉴，扬长避短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我们都要学会去借鉴其他国家一个人的长处，这样不仅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还能让自己扬长避短变得更加的优秀。塞涅卡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头，那么任何风都不是顺风。我们只有明确自己内心的坚定信念，才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不断的努力，这样才会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 与成功，或许这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磨难和挫折，但只要我们内心有信仰，相信任何困难都打不到我们。如今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强大，也逐渐印证了汤因比之前所说的预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的发展会越来越好，百姓安居乐业繁荣富强。当然，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也不能自高自大，千万不能因为这几年的科技发展从而骄傲自满，要时刻保持警醒的态度，这样才能在危险来临的时候去保护我们的子民，愿大家一起携手与我们的祖国共同登上世界之巅！参考文献：《罗曼罗兰名言录》《塞涅卡名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