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汤因比

#中华民族#上世纪70年代初，世界刚刚经历了冷战高峰期的一系列危机，美苏争霸，军备竞赛，核战争几乎一触即发；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也遭遇了重重危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富分化加剧、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枯竭……在这样的背景下，彼时已80多岁高龄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要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这些问题，狭隘的政治国界是无能为力的，而应以整个地球的规模来克服它们，“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汤因比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其12卷巨著《历史研究》，以极其宏大的视角，对人类已知的三十多种文明进行了考察，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在汤因比看来，过去五百年，在西方的推动下，全世界已经在除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经济、技术等）实现了统一；但汤因比认为，西方将难以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按照汤因比的设想，未来世界的统一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而这个主轴，汤因比认为不在美国、欧洲和（前）苏联，而是在以中国为领导的东亚。那么，究竟有哪些理由，让汤因比作出这样的判断呢？作为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着眼点主要放在了历史方面。在他与日本宗教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展望21世纪》），他列举了东亚（主要是中国）的若干“历史遗产”，认为这些可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包括：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二十一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汤因比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道教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其中，汤因比尤其重视中国在漫长历史上所实现的政治统一。他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在政治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历史……这跟在西方企图实现持久的政治统一和和平而没有达成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过去的2000多年间，除了一些短暂的时期外，中国一直在政治上把数千万甚至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可以说是主导了半个世界的中心。而直到近代以前，中国人一直称本国政权所及范围为“天下”，即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统一天下就是统一了全世界。对中国人来说，由历代王朝建立的帝国就是“世界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近代以前的一千多年间，中国人有一种生活在统一的世界国家中的意识。汤因比非常重视这种意识，他认为今后人类如果要避免自我毁灭的命运，就要像中国人曾在他们的版图上建立“世界国家”那样，倾注全力建立全球性的世界国家。“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汤因比说。这是汤因比在上世纪70年代初作出的判断，当时，中国刚刚重返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至今已将近40年！对他的上述看法，你怎么看？欢迎留言发表高见！／完.大哲学家罗素说：汉字有一个重大缺陷，也有一个显著优点！

张闻天曾深刻指出，“只有能分明地指出，与我们现在、未来的生活有关系的历史，才是活的历史，才值得我们去研究。只是记载些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发生某事，或是罗列些帝王的年谱、王公大臣的身世的历史，是死的历史，这种历史不但不能使我们发生一点兴趣，而且就是发生了兴趣也是无用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仅打破了编年体例，而且突破了国别的陈规，以其宏阔的视觉（按人类若干文明为历史单位）和精辟的灼见，成为世界公认的杰构。为了使这一巨著便于广大读者翻阅，索麦维尔曾成功地编写了“节录本”，“把议论部分基本上保留，只是文学上略加简化，把说明部分略加压缩，而且把细节部分做较多的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和1964年出齐索麦维尔节录本的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历史研究》（插图修订本），乃是由汤因比亲自主持修订的节录本，特点如下：被索麦维尔删掉的，支撑论点的历史例证，及大量生动细节，在新版中得以纠正；作为原补充卷的第12卷（即《反思》卷），现在也被纳入本书；增加了1961年后新发现的历史事件，以及对以往史实的新的理解；第一次使用插图。大量稀见的图片，不仅仅增加了视觉的愉悦，更重要的是，传递出文字所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历史研究》（插图修订本），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百家原创作者：文滨观历史西方文明的前景。喜爱小编看来，在二十六个文明中，大多数文明已经死亡，有的也正在衰落，看来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死亡。那么，西方文明是否也在劫难逃呢？每谈及此，小编总是忧心如焚。不过，小编对西方文明仍保留着一线希望，祈求有奇迹出现，小编今天就来给大家说一说汤因比的事迹吧！汤因比不无信心地说道:“对于我们西方文明的子女来说，这正是对于我们的鼓励之音，我们今天独自挣扎向前，在我们的周围全是一些垂死的文明了。说不定死神把我们的文明也会置之于绝路。但是我们并没有面对任何凶恶的必然。死去的那些文明并不是命中注定必死的，也不是天生要死的’，所以我们的文明也不是必须同其他多数文明共命运的。虽然据我们所知，有十六个文明死了，另有九个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我们的这个第二十六个文明却不一定非服从命运的安排和统计数字的盲目计算不可。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的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起来，那么天上的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我们人类努力的目标。”可见，汤因比反对他的前辈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前途所持的悲观论调，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西方文明可以避免解体的命运而且可以保持活力，继续发展。从好奇到救世，从献身于历史到企图寻求出一帖济世药方时，尤其是摆脱西方社会困境的救世良方，这正是这位历史学家所经历的人生道路。汤氏一生除《历史研究》外，还写过数十种著作，论述历史教训，指陈时代弊端，展望未来社会，矢志拯救西方文明；甚至在他退休之后，仍风尘仆仆，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到处发表学说演讲，与他人辩论，期望以一己之努力，告诫西方人正视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振作起来挽救西方文明。但是他的努力，只是狂流激湍下的一叶扁舟，荷载不了西方文明太多的难题与危机。1961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12卷问世，在这最后一卷中，作者为它单独取了一个书名:《重新考虑》。40年的辛劳已如愿以偿，而美国人索麦维尔为他的《历史研究》所作的节本，也成了西方世界的畅销书之一，此时他已是一位蜚声西方史坛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著名学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还要“重新考虑”呢？在这一点上，汤因比不愧是一位竭诚探索与知错即改的严肃学者。他的《历史研究》从1934年开始出版，到1961年出齐，历时近30年。由于时代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以前提出的理论进行反思，重新加以考虑。此外，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问世，就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样，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巨大的反响，但也招来了无数的批评。他坦率地承认，由于他的偏见和极端主观的价值尺度，影响了他对许多重要问题的分析。如他感到，以往只用“希腊模式”来套其他文明的历史，确有牵强之处也不足以包括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形态，必须再加上“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并把“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等量齐观。汤因比关于“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这三种人类文明不同发展形态的论见，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区和民族发展的特征，为我们研究世界历史，研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结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三个层面），提供了求解的线索与门径，其启迪意义与学术价值是不容低估的。总之，汤因比在检点自己过去思想时所表现出来的豁达和大度，表现了常人所不及的理智上的真诚与坦率。这一点甚至连许多责难他的同时代西方学者也深为叹服。愈到晚年，汤因比对西方社会的现状愈益感到忧虑、不安与失望，他预言西方的优势终将消失，瞻望未来，他把希望寄托在东方，认为“如果说，21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言”。他晚年与日本学者、佛学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一再称颂中华文明的美德能够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汤氏对中国文明的地位及在未来世纪中的作用，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说道“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当然，重要的是谁最能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现在就“预测”谁将能充当未来世界统一的领袖。汤因比在谢世之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名为《在黑暗中摸索》，结尾处他这样写道:“我正在黑暗中摸索。虽然，我们人类那种赤诚之情与理解能力是很有限的，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一如既往，殚精竭虑，继续求索，而决不中辍。”综观其一生，他苦心构筑的史学体系与史学模式，虽然还不能避免历史唯心主义论和文化至上论的局限，但他的毕生探索不失真诚，在剖析许多具体问题时也不乏真知灼见。星移斗转，在当今西方，汤因比史学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威势，被人们冷落了，但他在现代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却是不可动摇的，小编也不多说，关于汤因比的史学说今天小编就讲到这里了，大家对他的文化形态学说还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大家的留言。(以上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侵权立删！)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年～197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拥有超出一般史学家的研究视角和眼界，赋予笔下和口中所探讨的一切问题以恢弘的气象和深邃的哲思，在当今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折射下，学习和研究一番他的思想脉络，其价值不言而喻。文明史学观：探讨文明的兴衰史学大家汤因比最辉煌的成果无疑是鸿篇巨作《历史研究》。在书中，他区别于以往用国别研究历史的传统，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把世界历史划分成26种文明，研究文明的兴起和衰落。他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发展演变的模式，即文明犹如一个有机体，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而导致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对。他认为，一种文明的兴起源于对特别困难的环境进行了成功的应战，而衰落是因为“自决能力”的丧失。何为“自决能力”？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的生长是有尺度的，即在一系列挑战和应战中，从文明的外部环境转入文明的内部，在这个过程中就酝酿出所谓的“自决能力”。而自决能力的丧失和掌握这种能力的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在引领文明生长的过程中逐渐蜕变成统治者有关系。《历史研究》的缩写者索默维尔对于汤因比研究思路的形成进行了一番分析。他认为作者在身处的社会环境同古希腊社会之间找到许多相似之处。他出生于维多利亚晚期这样一个乐观主义时代，中年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亲历了这样一个文化衰落的过程，加上所受的古希腊式的教育，促使他对文明的命运产生疑问：文明为什么会死亡？现代西方文明会不会有着古希腊文明一样的命运？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眼界延伸至全球已知文明的发展历程来佐证自己的研究，最后，他进行了更根本性的探究，把研究对象调向文明的起源和生长。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实现世界的统一和和平汤因比的研究源于对西方文明的忧患意识，他强烈地感受着文明具有悲剧色彩的生命周期。而到了晚年，他从对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文明命运的关注延伸至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是指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紧迫问题。它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日爆炸、粮食匾乏、南北差距、核威慑、恐怖主义、道德堕落、信仰缺失等。他认为，全球性问题产生的前提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世界级传播和影响，使得本来独立发展的各个文明趋于同一方向发展。为应对技术文明基础上产生的经济和军事优势的挑战，其它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世界市场及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中，同时，其他文明被西方近代技术至上的观念渗透，因此，原属于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成了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全球性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价值观的转型。随着技术进步，人类内心产生了对自身力量的盲目自信，认为自己可以支配和统治万物，对物质的欲望大增，却忽视了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错误地认为科学技术上的进步会自然地推动精神上的进步，从而形成近代西方人普遍的精神危机。对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汤因比认为需要实现世界的和平统一。他主张树立世界和平的新观念，破除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培养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节制的品格；借鉴其他文明如中国文明中“天下一家”的全球意识，吸收儒学的大同主义、仁政及墨家的兼爱等哲学思想，实现世界的安全和统一。（参考《文明形态理论研究》，有删改）与池田大作对话：窥见其哲学观汤因比曾和日本宗教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就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展开过一次深入的对话，其内容被整理成书。谈话中汤因比的哲学观也渗透其中，若能了解一二，或许对理解他的思想有一定帮助。以下选自《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汤因比的部分讲话内容，有部分删改。关于生命的起源所谓生命起源，其自身就是一个重大“变化”。关于产生“变化”的原因，有两种解释。其一，其产生可能是由于“创造”，即迫使以前阶段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存在，并存在下来。其二，“新产物”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发现”而来的。根据“发现”这种说法，“变化”不过是种错觉，是原来潜在着的渐渐表面化的结果。而“创造”的说法则更可靠。科学家研究人工合成生命，从物质组成上不断地进行研究，并使其重现，并不能说明无生物和生物之间，以及无意识生物和有意识生物之间的区别。将物质有机地排列起来，还不成其为意识本身。生命和意识，都是完全的新产物，而对这种新产物人们无法理解的原因可能在于，人们的思考受到以空间和时间为基准的思想方法的限制。关于生命的永久性在人类活动场所——时间范畴里，无法相信人在降生以前就已经存在，或在死后继续存在。人类是在时间范畴中生活，前世报应的产生，也是在时间范畴内人类行为所致。但“终极的精神之存在”，不是一个时间范畴，也不是在时间范畴里产生。灵魂不寄托于现在人类肉体时，仍在时间范畴里存在的观点，也缺乏依据。我们还完全没有依据认为脱离肉体状态的生命仍存在于时间范畴中。我们能够体验到的人的生命状态，就是身心统一的生命。离开肉体有灵魂存在并没有从经验中得到确证。关于时间和空间根据康德的理论，时间和空间对于人们是一个无法回避思考的范畴。不以时间和空间为基准，我们就无法思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反映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空间只有以时间为基准，才能考察和测定；时间也只有以空间为基准，才能考察和测定。时间和空间，无论是存在还是只是人意识的范畴，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我们依靠在空间范畴意识能够把握的指标来测定时间，比如每天昼夜的转化和四季的变化。而测定空间，靠的是时间范畴内意识能够把握的指标。人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同时在两个地方。我们移动的距离感是通过一点到另一点的连续感觉，用时间的标准去测定。关于人性善恶人性的善恶并存，大概是产生于生物和宇宙间的关系。一方面，生物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生物又和宇宙万物相连。这种关系使人具有选择的态度和行动的余地。人可以支配和利用宇宙万物，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人把自己置于宇宙中心，作为存在的理由。放纵这种欲望，人就会有恶行，而一旦人有了为万物服务的愿望，就会有善行。我们一生都在被这两种欲望所纠缠。人的道德行为的平均水平，至今并没有提高。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的进步”，不过是技术和科学的进步，以及使用非人格力量的提高。随着技术的提高，人类力量也随之增大。人们拥有着飞速增大的力量，如果滥用于利己主义，就会产生致命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今天的处境是再危险不过的。关于爱与良心人的行动无论善恶都是有目的的。人都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感，懂得正义和邪恶的区别，做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事。但是社会不同，人不同，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观点也就不同。有时在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眼中是规范的，但在另一个社会或人眼中，是错误的。善恶在实际运用中，会产生多样性，并且我们对其的判断也是主观的。在现代社会有一种倾向，即“给予”的爱，正在非个人化，且不断丧失。这种危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社会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生活结构和管理要求合理化的倾向，人与人之间关系呈非个人化。我们需要思考怎样在人与人之间恢复真正的爱。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被推崇他的人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有人说他和他的历史研究被公众高估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有12卷，可能读不懂，但对于"汤因比预言"却是总能听到的。自1973年以来，汤因比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了长达近两年的漫谈，主题是"21世纪人类的未来"。在这场对话中，汤因比流露出对21世纪中华文明的无限渴望，甚至预言"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这样的话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很"顺耳"的，但汤因比并不是为了"讨好"中国，才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在他眼里，他说这样的话，有充分的理论和历史依据，而对于我们来说，自然不能只是一味地接受吹捧，觉得"只要夸我们就是好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从目前来看，特别是从世界各国在新一轮全球疫情中的表现来看，我们甚至可以略带自豪地说，"人类的未来在东方"，这一点正在一点一点成为现实。分析汤因比的预测，不能简单地认为他的结论有可能实现，所以他的整个理论是没有问题的。毕竟这道题，即使被"萌"了，也有50%的几率猜中正确答案。当然，汤因比不是瞎猜，他得出这个结论，做出这个预测，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可以逐一来看。首先，战后西方史学的发展有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新史学"认为过去的"叙事主义"史学忽视了"历史语境中复杂的社会生态关系网络"，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大史学"。当时，汤因比是拥抱哲学范式、希望建立"统一的历史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历史研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他坚持自己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统一理论，试图用"文明类型"、"挑战与被挑战"等说法来解释人类文明的一切。汤因比坚信人类未来将走向"世界国家"，因为他从历史地图中总结出"分裂终将灭亡，统一永存"的规律。西方国家一直走在分裂的道路上：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他们世代征战，彼此结下仇恨，战争赚得盆满钵满，连自己都无法统一，更遑论建立一个符合全人类利益的"世界国家"。他认为，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统一的局面，所以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汤因比看好中国的未来，不如说只有绵延不绝的中国文明才能支撑他的历史研究。毕竟，历史已经证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使世界有了"超级领袖"，真正走向统一，也终将分裂，强势统一所有文明，所有国家未必是这个世界发展的最佳模式，多样性共存，多元包容才是。在汤因比眼里，西方民主的进程是"天上要钱，当场还钱"，在如此漫长的争论中，人类可能还没等进步就已经死了。他曾指出，人类历史上漫长的和平时期和"世界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协商，毕竟民主的雅典只是在民主的内部纷争中走向衰落。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汤因比在整个历史研究过程中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优越感的沉重打击，正如格雷所说："世界大战使文明之光在欧洲熄灭了"。也许这就是汤因比把希望寄托在东方文明上的原因。再次，汤因比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他对中国的赞美和推崇大多是哲学、宗教或思想层面的。比如，他认为儒家思想更加包容、文明、和平、有序，而道家思想则提出了更科学、更理性的人与万物共存的方式，而且由于中国哲学和宗教不是偏执的一元论，可以消除暴力、减少战争。与其说"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是预言，不如说他的愿景是一个包容、文明、和平、有序的美好世界。其实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我们不能依靠哲学和宗教来生存。要引领世界，不仅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更需要在科技和生产水平上领先。最后，汤因比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如果汤因比先生能从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的经历中看到希望，他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预言家，而不是历史学家。而且，汤因比在与池田的对话中提到，"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民族已经表明，亚洲人也可以在领先西方人的领域超越西方人"。日本人和越南人在面对西方的优势和霸权时表现出了勇气和信心，再次证明了亚洲人在未来可以领导世界，而关键是要把这种勇气和信心转移到人类历史和人类新文明和平建设领域，以此与中国类比，相信中国作为亚洲大国也可以领导世界。但这表明汤因比对现代中国缺乏了解，仅从历史文明的角度，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推动世界建立符合他的大一统理论的"基于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国家"。他没有看到，在现代，建设一个多元包容的世界，比建设一个统一的世界国家更好。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不适合预测未来。历史，研究所有关于过去的知识，就像农业时代的经验不能指导工业一样，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借鉴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和观点，可能是一种刻舟求剑的行为，更不能参照几千年前的惯例。如果他们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运行，就无法预测未来社会的运行。因此，汤因比的预测即使未来成真，也可能只是一个"假阳性"。积极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我们，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诸多方面，运用中华文化的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引领世界"也许最终会实现，但不会是因为建立了统一的"世界国家"。

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1889年生于英国伦敦，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大学毕业后，前往希腊从事考古工作。回国后，成为母校的研究员，专门研究及教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并曾执教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14年8月，在牛津大学讲授希腊历史的时候，汤因比突然脑子里灵光一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给了他一个直到近60年后仍未摆脱的震撼。据汤因比描述，这种来自人类最古老历史学家的震撼就是为什么至今人类世界还是分崩离析、各个国家血腥屠杀。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基于这样的宏大问题，汤因比开始了其巨著《历史研究》的写作。《历史研究》全书一共12卷，从1934年一直出版到1961年。汤因比在书中尝试跟踪世界的发展和衰变文明的历史纪录，对每个文明发展的阶段进行类型化分析，包括文明的起源、发展、挫折、一般状态和解体。在《历史研究》这部巨著中，汤因比抛弃了当时人们习惯的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方法，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并以人的生老病死解释文明的兴衰。汤因比将人类历史分为19种文明进行研究，：第一代的埃及、安第斯 (印加)、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印度、墨西哥 (阿兹特克)、尤卡坦；第二代的希腊、中国、赫梯、巴比伦；与第三代的西方、东正教（俄罗斯）、远东（日韩）、东正教（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印度教。除了以上19种文明，还有四个“流产的文明”：流产的远西基督教（爱尔兰）、流产的远东基督教（景教）、流产的斯堪的纳维亚（维京）、流产的叙利亚（腓尼基）和五个“被揭抑的文明”：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 (中亚)、奥斯曼、斯巴达，共28个。汤因比认为人类文明就是应对环境挑战的产物。图为汤因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左）对话。由于12卷的《历史研究》过于浩繁，即使专业的研究者也很少有人有耐心通读全部内容。1947年和1957年，D.C.索麦维尔为前10卷编了简编本，该简编本的中译本，即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研究》，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这个版本了解汤因比的思想。1972年汤因比自己也出了一个简编本，即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版本。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因病去世，图为《时代周刊》封面上的汤因比。

《阿诺德·汤因比传》，[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吕厚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429页，118.00元也许，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不会在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历史学专业领域被视为专家，但他可能是二十世纪最著名、最广为人知的历史学家。一般读者多少都会知道他的《历史研究》，即使可能除了他自己和编选节本的索默维尔外，没有人真正读完过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也许，还有人会想到他的“冲击—回应”理论，以及费正清将之借用到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著名全球史学者麦克尼尔的《阿诺德·汤因比传》为我们理解这位史学巨擘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极为鲜活和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汤因比的另一面。汤因比的孙女说，祖父最经常引用的拉丁文是“Nil desperanm”（从不绝望）。在她看来，这是汤因比为孩子们树立的榜样。然而，如果一个人时常挂在嘴边的是“不要绝望”，他的内心恐怕非常焦灼，时常处于绝望的边缘。少年时代的高光汤因比从幼年起就显示出了天才。他从十岁起在肯特郡的伍顿学校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了日后能够获得顶级公学的奖学金，汤因比过着严格的自律生活，这些习惯影响了他的一生。在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汤因比在1902年成为温切斯特公学的奖学金获得者。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更为出名的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晚于温切斯特公学，且都是以其管理模式为范本。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体制化的霸凌行为使汤因比深恶痛绝，没有暖气的宿舍甚至使他差点因肺炎而死去。那时候陪在汤因比身边的，只有他的宠物：一只名字不叫“海德薇”的猫头鹰。在温切斯特公学里，核心功课是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不仅要广泛阅读古典著作，更要学习用古代语言创作散文和韵文，且要严格遵循格律。既不能用《新约》中低劣的希腊文，也不能用罗马“白银时代”的次等词汇。即使当时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但在公学中却几乎没有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自然科学课程，现代历史和文学则主要由数学老师进行简单的讲授。在各种奖项比赛中，汤因比几乎总能拔得头筹。在公学期间，汤因比以拉丁文写作了一部穿越剧，并因此而获奖。在这个虚实交替的故事中，一个虚构的罗马皇帝在不列颠称帝，随即控制了高卢和意大利，在与东部皇帝的战争中被杀。这位死去的皇帝灵魂未灭，穿越到了二十世纪的伦敦街头，当时英国人正在庆祝与法国缔结的新合约。将公元四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叠加在一起的阐释，展现了汤因比未来宏大视野的雏形，这些都是以西塞罗式的拉丁文写成的。进入到牛津大学后，汤因比再次克服了艰难的适应期，成为了整个学院瞩目的人物。没有人怀疑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取得卓越的成就。虽然长久接受古典语言文学的训练，汤因比仍然保持着客观现实的判断。他认为，“无论如何，戴克里先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总归是比维吉尔更大”。和马克·布洛赫等学者一样，汤因比也反对黑格尔的目的论“幽灵”，而更倾向于以伯格森哲学中的变化来阐释历史，尤其是强调“直觉”。汤因比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立志成为“伟大的历史博学者”，要效法德国史学家爱德华·迈耶（Eard Mayer）的五卷本《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将超越一般学者的丰富细节编织成令人炫目的画卷。他要不断地规划自己未来的事业，下决心成为本专业的大师，“成为年轻有为的系主任、训练有素的教师和历史学家”，要真正地干出一番事业。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汤因比，约1925年。挥之不去的经济忧患感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叶的英国人，即使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随时都面临着被意外吞噬的危险。向下流动的通道一直打开着。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曾经也想效法自己的哥哥在大学中谋求一份教职，但那位巴利奥尔的讲师却对弟弟说，大学的教员和卖茶叶的生意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哈利最后在一座小城担任慈善协会的部长，在帮助穷人自力更生的同时，领取微薄的薪水。他们的家庭收入甚至都没有独立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维持基本的中产阶级身份，他们只能同小汤因比的叔公生活在一起。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无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传统的济贫理念正被日益流行的社会主义大加鞭挞，认为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所谓“慈善”行为终将徒劳无功。在英格兰北部的长期考察使他深陷抑郁，直到1909年住进精神病院。那一年，汤因比正好二十周岁。老哈利在精神病院中生活了三十二年，直到1941年去世，汤因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父亲的状况和家庭经济的拮据在汤因比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一直非常担心，这种发疯的病症有遗传性，害怕自己有天也会变成那个样子，特别当他身处困境之时，这种念头更是挥之不去。毫无疑问，缺钱是汤因比一生忧患的主题。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应当特别能感同身受。比如，汤因比热爱旅行，一生多次在希腊、小亚细亚进行旅行。但在每次旅行时，他都会非常详尽地记载自己的花销，甚至算好返回英国所需花费的备用金。他特别厌恶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更害怕被人欺骗而多花了钱。终其一生，对入不敷出的担忧一直萦绕着他。在担任科拉伊斯教授期间，他为了自己的薪水讨价还价；在查塔姆楼写作国际事务报告时，他仍然不肯放弃为《泰晤士报》等刊物撰写文章，因为这些稿费对他来说是“生活中意外之喜相关花销”的保障。汤因比一直在不停地写，为了获取更多的稿酬，也同编辑们斤斤计较版税的问题。在二战后，汤因比被视为先知一样的人物，在美国名声大噪。他不仅号召美国“自觉地替代英国”，以充当“基督教文明残存部分的领袖”去抗击威胁的力量，同时在《生活》杂志拒绝发表他关于美国命运的约稿后，仍然要求对方支付了一千五百美元的高昂稿费。他特别愿意去美国讲座，而且总是要求主办方在系列讲座中给他足够长的休息时间。这样，他可以用主办方提供的车辆、机票和住宿，到其他地方进行同一个题目的讲演，以赚取额外的收入。在退休后，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继续学术工作、赚更多的钱、看更大的世界。《历史研究》获得巨大成功后，版税源源不断，但汤因比仍对财务问题十分焦虑，尤其是害怕税务官会突然对他处以高额的罚款或征收极高的税金。1947年3月17日，汤因比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为他在亚洲赢得了大名。在1972年进行的五天采访，创价协会除了付给汤因比三千五百英镑的“咨询费”外，还要付给他当时的妻子和助手维罗妮卡同样数目的“答谢费”，同时池田大作还带了一些日本艺术品作为“微薄的献礼”。尤其是随着年龄的衰老，汤因比在金钱上的执着损害了他的形象和风度，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举止。当我们翻阅那些讨价还价到强词夺理的书信时，不禁会想到在聚光灯下的汤因比，是如何义正言辞地谴责贪婪、赞美圣方济各的贫穷理念。汤因比自己，也展现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婚姻与家庭与罗萨琳德的婚姻对于汤因比来说，既是他所愿望的，也是他许多痛苦的来源。这段婚姻曾遭受汤因比家族的反对，因为罗萨琳德出身传统的自由党贵族，是吉尔伯特·穆雷的女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成分太高”。穆雷本人也是一位古典学者，编译的古希腊戏剧作品在二十世纪初的伦敦舞台上风靡一时，还曾在1908年到1936年间担任牛津大学的钦定希腊语教授。在将近三十年任教牛津的时间里，穆雷着力对牛津大学的古典学教育和研究进行改造，力图将古代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穆雷在汤因比求学牛津的生活中就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并最终成为了汤因比的岳父。吉尔伯特·穆雷晚年照片及签名1913年，汤因比和贵族小姐罗萨琳德结婚。作为一位很不成功的小说家，罗萨琳德性情有些尖刻，且比较虚荣。出身富贵之家的她在面对经济困难时，绝不会像汤因比家那样省吃俭用。在他们婚后，汤因比作为教授的工资很高（和现在的教授很不一样），而且还时常能为报刊写文章以换取不菲的稿酬，但始终难以接受罗萨琳德利用银行透支以维持极高生活水准的做法。欠债让汤因比极度痛苦。尽管如此，汤因比“宠爱”罗萨琳德，并忍受着罗萨琳德给他带来的经济压力。然而，他却并未真正参与到家庭的管理中，或者帮妻子分担照料孩子的具体事务。因为，他有一部大书要写，这部书就是《历史研究》，被罗萨琳德称为“胡说八道的书”，汤因比自己在书信中也常以这种称呼来自我调侃。在《幸福树》（1926年）这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中，罗萨琳德描述了她对这段婚姻的不满。她毫不掩饰地以“文学手法”描绘了自己的生活。小说中的女主角成长于一座乡间城堡中，婚后有三个孩子，有钱的外祖母拒绝给他们额外的经济帮助。这与罗萨琳德的生活一模一样！女主的丈夫（影射汤因比）是一位研究古代铭文的专家，生性吝啬，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军。这也是真实的生活。而在小说的结尾，时年三十六岁的罗瑟琳德借女主之口说：“我的童年十分快乐；我嫁错了人，自己深爱着的那一位却在战争中牺牲了——就是这样。”除了汤因比的家庭与罗萨琳德的家庭并不门当户对之外，这种不满或许也与两人过早中断房事有关。在结婚前后，他们都是精力比较旺盛的人，但大约在1922年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他们认为只有完全断绝房事才能避免罗萨琳德不断怀孕，家庭生活的负担使他们也不想要更多孩子了。汤因比的第一任妻子罗萨琳德·穆雷在和罗萨琳德彻底决裂前，汤因比还曾迷恋过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艾琳·鲍尔。鲍尔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著名的妇女史、中世纪经济史专家，可惜在1940年英年早逝。她的《中世纪的人们》和《中世纪英国女修院》这两部著作，被视为剑桥经济社会史的代表性研究。1929年，两人凑巧都在中国游历，艾琳惊人的美貌、考究的衣服和两人在远东冲突观点上的契合，都使汤因比神魂颠倒，以至于夜闯艾琳的酒店房间，要求她不要嫁给已经订婚的未婚夫。相对于汤因比，艾琳更加冷静。两人最后的通信中，汤因比署名是“永远属于你的”，并用希腊语写了一首诗《文人米诺牛》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艾琳·鲍尔（1889-1940年）1939年是汤因比的黑暗之年。2月份，他的母亲去世了；3月份，他的长子托尼在和未婚妻的争吵中向自己开了一枪，几天后去世。这一年，也是二战爆发之年。在二战期间，罗萨琳德独自住在伦敦，时常写信痛斥在牛津工作的汤因比是“懦夫”，说他是因为害怕对伦敦的空袭，才以为政府工作当借口，自己一个人躲在牛津。1942年秋天，罗萨琳德和汤因比的关系已成僵局，并正式分居。汤因比在离婚之前曾询问自己在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秘书维罗妮卡·博尔特，如果自己被妻子抛弃后她是否能够嫁给他？博尔特答应了。从1925年起，汤因比以一己之力撰写《国际事务报告》，博尔特就长期以来就是汤因比最得力的助手。毋庸置疑，汤因比具有无与伦比的天赋，能够将一年各种繁杂的时事构建成条理清晰的论述体系。于是，汤因比与罗萨琳德最终在1946年8月离婚；同年的9月，57岁的汤因比和博尔特再婚了。对世界的悲观与热爱除了对家庭生活，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忧患之外，汤因比也常常忧心西方文明的衰落。汤因比在1920年夏天阅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后大受震动，开始更为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鸿篇巨著。他最早的出发点是两条公理：第一，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应当是完整的社会，而非任意割裂下来的一部分。第二，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可通约的。一个变量，则是各个民族传统的差异性。在那个暑假里，他在《人之秘仪》手稿中罗列出了文明社会的十大特征，这些都是以爱琴海到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为基础的。毋庸讳言，虽然传说中的汤因比总说自己希望能够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中国新疆，但23岁的汤因比曾给母亲写信说，“在目前这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崛起直到吞并我们为止），英格兰的公学学生将同德国的青年精英争夺世界的领导权”。他害怕“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我们就成为‘南方佬’了”，所以英国应当“武装到牙齿”，要统治印度、开发西非，甚至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如同古希腊人曾统治亚洲一样。在《民族性与战争》中，汤因比甚至流露出“黄祸论”的思想倾向。他认为，中国必将同“新大英帝国”竞争，这个新大英帝国主要由英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南美的各个共和国所组成，并预测“俄国将会成为组建这道防线的主要推动者”。不过，年轻气盛且觉得 “战争令人心驰神往”的汤因比，最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并未服兵役。他本人一直坚持是因为痢疾，并且一直保存着当时医生所开具的证明。后来，见证了战争残酷的汤因比发生了变化，并终生痛恨战争。在一战后，汤因比受聘于伦敦国王学院的科拉伊斯教授席位。汤因比对希腊有特殊感情，在科拉伊斯教授就职讲演中，他认为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现代世界，希腊一直是欧洲在东方的前哨，其历史中充斥着不同类型的独特苦难。从希腊开始，汤因比开始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囊括其中。在那个时候，汤因比的思维框架仍然处于东西方分立的二元框架之内。在讲述1920年代初希腊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之战时，汤因比明显的亲土耳其论调，让支持这个教授席位的希腊赞助者大为不满。享受着希腊人捐赠的高额薪水，而痛斥希腊政府、盛赞土耳其人，这就威胁到了汤因比的职位。汤因比一直试图劝说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府，要认可穆斯林希望同欧洲诸民族平起平坐的诉求。在汤因比看来，穆斯林所受的苦难比希腊人和东方基督徒要多得多，土耳其人的罪行是“这个文明土崩瓦解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行凶者的过错”。而且，他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因此无需挂虑。《历史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也迎合了当时的焦虑情绪，尤其是在前三卷中，汤因比将战争视为文明解体的决定性要素。以带着“先知语调”的文字，汤因比将历史学的视野延伸到了前所未有乃至未曾想象过的广阔视野。毫无疑问，所有的研究者都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冲击。汤因比认为，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将不可避免，这也许会是全人类的最终归宿。一方面，他欣悦于见到这样一个帝国，因为在涵盖全球的帝国内，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世界大战了。另一方面，全球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暴力，则让汤因比感到痛恨。在动荡时代中，汤因比开始重新回归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将基督教视为最高的信仰。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家庭关系破裂的痛苦逐渐弥合后，汤因比又从那种对苦难的崇高感中解脱了出来，转向了更加洒脱的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汤因比的写作法门：写，不停地写。在重重压力之下，在时时刻刻的隐忧之中，汤因比仍然完成了《历史研究》这样的巨著。他的工作效率及工作强度之高，无人能及。比如，接替他在国际事务研究所撰写报告的是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不但没能按时完成报告的撰写，一再拖延后只得在绝望中辞职了。在下笔千言而又关切主题上，汤因比堪称不世出的天才。但除了他得天独厚的天才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自己所选定的目标的执着。不管什么事发生，无论是罗萨琳德的抱怨、孩子们的喧闹乃至儿子自杀的消息，在怎样的震惊和痛苦中，汤因比还是能够踏实地坐在桌子前继续写他的书，一行行地构建他脑海中的世界历史体系。这种自制力是他成功的保障，同时也使他无法扮演好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这些都在后来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引言现在人们常用“运筹帷幄”一词形容十分有远见的人。《史记·高祖本纪》中就曾记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即张良，他是汉朝开国功臣，刘邦座下谋臣，与韩信、萧何合称为“汉初三杰”。张良头脑清醒，眼光独到，故能决胜千里之外。我们一般会将高瞻远瞩者，称为“预言家”。而今天我们要讲的主人公，便是一位国外的“预言家”，他就是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照片01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曾两次访问中国，对中国有着极高的评价。汤因比出生于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他的母亲和伯父都是19世纪十分有名的历史学家。因此，汤因比从小耳濡目染，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殷实的家境也为汤因比的求学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11年，汤因比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顺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证。凭借优异的成绩，汤因比一毕业便留在学校历史系任教。后来机缘巧合下，他又投身外交部情报司工作，曾作为代表出席巴黎会议。在亲身经历了“希土战争”后，汤因比回归学校，成为国际史教授并担任伦敦国际事务研究部主任。美国新闻周刊曾将他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汤因比的历史学造诣以及他非同凡响的突出贡献。▲“希土战争”油画这位博古通今的大教授曾在1929年，1967年曾两次访问中国。并且预言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而从现在中国发展来看确实印证了这一预言。可当时中国国力羸弱不堪，而汤因比是根据哪一点表现做出如此预言的呢？02汤因比认为西方经济繁荣只是“一夜暴富”，是通过不断战争扩张带来的。虽然其经济发展一时间处于领先地位，但这种繁荣没有文化底蕴的支持最终会被中国超越。汤因比为此从漫长庞杂的历史图鉴中总结出一条规律——分裂终将灭亡，统一才能长存，而西方国家一直走在分裂的路上。▲汤因比谈话录《展望21世纪》第一，西方国家发现通过战争可以牟取暴利，因此他们世代征战，并因此而结下仇怨。就像英法德等国家早在17世纪开始就纷争不断，这常年的仇怨是不会随着时间而被原谅，反而会世代相传，融合到民族潜意识文化中。美国就是战争狂的典型代表，数次发动侵略战争将中东地区陷于动乱中，而自己也成为恐怖主义的头号目标。第二，西方国家创建了“种族”概念，大肆宣扬白人至上，强烈的种族歧视观念深入民族意识中。这也使得西方国家对自身能力过于自信，限制了更多文化的输入，对国家发展也带来局限性。▲多种族会议第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终将带来内部分裂。就以美国选举制度举例，它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其本意是扩大民主权利。但过大的民主权利会对政府决策掣肘。因为每个人的利益不同，追求的理念和思想也不同。历年来美国都出现过大规模游行抗击政府的行为出现。民主本意是好的，但他需要考验人性，恰恰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古代雅典制度就是典型，当人人都拥有干预国家政治的权利时，这个国家只会走向分裂，灭亡。03因此汤因比认为，中国人完整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世界的希望在中国，中华文明才是人类的归宿。汤因比提出了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而这种久经沉淀的文化更有包容性，稳定性。这种民族特性能让中国适应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地及早期文明第二，中国有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近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到侵略和殖民，中国也不例外。但纵观历史，只有中国靠着强大的意志力把国家从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中解放，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作为如今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中国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理念和方向。例如近年来经济危机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受到侵扰，唯有中国独善其身。▲当今中国城市风貌结语“任热血洒遍，神州大地。待到春风吹来时，高奏凯歌唱盛世。”种种优势表明，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古国，在经历了种种毁灭与重生后依然传承不灭，而这样的文明模式才最有可能引导人类文明生存发展。参考资料：《史记·高祖本纪》《关山行旅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人类世界进入超大规模城市、大都市群的时代，在此背景之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提出“变动的城市”理念，著作《变动的城市》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引进出版，以历史的眼光关注城市形成、发展、演变、爆炸性扩张。《变动的城市》[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倪凯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汤因比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研究》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他的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的单位，以人的生老病死，来喻指和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英文版1956年他从英国皇家事务处退休后，开始环球旅行，得以近距离观察不同国家的城市，城市贫民窟的破败与混乱带给他巨大的视觉冲击，对城市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受建筑规划学家康斯坦丁·道萨迪亚斯影响，汤因比接触到城市规划、人居环境等领域的新兴研究，因而把城市作为对象，尝试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观察城市历史。阿诺德·汤因比如同《历史研究》中研究文明的做法，在《变动的城市》中，汤因比将城市分为城邦、首都城市、圣城、机械化城市、世界城市不同类型并进行分析。在这种分类中，城邦主要指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城市，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包括腓尼基、米利都、科林斯、雅典、威尼斯等；首都城市主要指仅仅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并不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城市，这类城市基本属于一个足够大的国家，比如中国、埃及、罗马等古文明的首都；圣城指具有宗教性质的城市，比如耶路撒冷、麦加等；机械化城市是完全不同于以往各种类型的城市，缺乏宗教性、飞速成长、聚集制造工厂与商贸市场都是它的特性，比如工业革命以来在欧洲、北美等地兴起的城市；“世界城市”则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以超大都市的集聚为代表，象征着人类城市发展的未来。汤因比认为随着城市化推进，未来的世界城市将会遍及全球，而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任重道远，而回顾城市形态的演变历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在大都市生存。19世纪中期的纽约鸟瞰图书名中的“变动”，源自汤因比对不同城市类型特征的总结，反映出汤因比对城市环境变迁的关注。在他看来，机械化城市以前的城市都是“静止”的，即城市规模是稳定不变的。而自机械化城市开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以至于城市开始从原有中心城区向周边扩散，打破了原有的不变状态，走向变动不居。汤因比把当今城市的通勤者比作新一代的“游牧民”，城市的无限制扩张，尤其是汤因比所生活的伦敦城市环境的破坏性变化，引起了他的忧虑，他认为人类利用卓越的技术创造了新的生活环境，却反过来成为人造环境的牺牲品。他采取的办法是以史为鉴，把城市作为观察人类历史的另一个重要单位，通过梳理城市发展过程的特点，为20世纪“城市的爆炸性扩张”提供智慧启迪。《变动的城市》正式出版时，汤因比已经81岁高龄，他在书中深刻思考，值得我们重视。尽管写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约半个世纪，但汤因比提出的城市化问题具有超越时间的持久性。在书末，汤因比将城市化问题上升到人类如何应对共同灾难的高度：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当面临巨大灾难时，可以带来希望、帮助人类度过难关的品质，是人类天性所蕴含的适应力。对于当今的人类来说，只要能够效仿人类祖先，展现出勇气、远见以及创造力，就能够像祖先一样实现自救。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思考永不过时，汤因比著作适合作为经典长期阅读和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历史研究》为代表，推出了汤因比的一系列代表作，近年更致力于挖掘其未引进的作品，比如2019年出版的《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2020年出版的《交游录》《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以及今年新推出的这部《变动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