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审稿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

历史小知识：回忆录作为一种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小牛子爱历史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回忆录作为一种史料，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类史料的最大特色，在于其中描述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社会生活，在作者都曾经亲见、亲历或亲闻，却往往是其他文字材料尤其是同时代官方材料所失载、误记乃至扭曲的。因此，要想了解相应的历史实相，非利用回忆录不可。然而利用回忆录又非小心不可。谁都知道个人的记忆未必可靠。回首当年的人或事，即使意在存真，也可能囿于一己见闻，或者出于年龄与环境等因素，颠倒时序，错记场合，详细节而略要点，甚而张冠李戴，把想象当作真实。况且有的回忆录，撰写的本意非为述史，而是旨在彰显个人，取悦受众，替与己有关的人或事辩护，那就更使研究者倍感棘手。近阅《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其中关于章太炎、吴稚晖、于右任等民国元老晚年生活的回忆，便再度同时引发上述两方面的感受。本书作者陈存仁，原是旧上海的名中医，编有《中国药学大辞典》，初版于一九三五年。多年前，我初见这部辞典封面由吴稚晖题签，首序乃章太炎手迹，便颇感诧异。号称缔造民国有功的那两位老人,不是早在清末便已交恶么？不是迟至一九三六年章太炎死前仍然宿怨未消么？据陈存仁自述，他于民国十七年（1928)拜章太炎为师，年方二十，到辞典编成，也不过是悬壶仅数年的青年中医，居然能够同时请出势如水火的民国二老，揄扬他的一部药典，过后也未闻双方责言，岂不可怪也乎？因此，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偶于图书馆见到陈存仁著《银元时代生活史》，竟有两章分别专记作者与章、吴二人的交往，就很感兴趣，惜匆匆不及细阅内容。这回得到重印本，当然先看题作“事章太炎以师礼”、“吴稚晖妙喩性理”那两章，发现所记虽非秘闻，若干情节却较他书为详。比如北伐战争以后，章太炎曾一再被国民党沪、浙党部呈请通缉，而吴稚晖则贵为国民党中常委，两人在政治上的失意与得意适成反比，谋生手段却相同，都主要靠卖文鬻字维持生计。这在陈书中都有颇为生动的描述。比较起来，章太炎更穷，本人卖文虽不唯钱是问，而主持家政的夫人就不能不追求经济效益，因此他为人做寿序、写墓志，便不免手软，时出谀辞。这很受舆论诟病，其中尤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使他作为“国学大师”的声名大跌的一文，就是民国二十年他为上海黑社会大亨杜月笙所写的《高桥杜氐祠堂记》。此文居然替杜月笙寻出远袓，就是传说中唐尧所封的豢龙氏刘累，又居然考出杜氏世系传自西晋名将兼经学大师杜预，这岂非纯属附会吗？虽说后来的认袓风越刮越烈，连生父不明的蒋介石也自称是周公嫡系，而各种新修谱牒追认显赫祖宗的荒诞程度，只可用俗云“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家屋里来哭”一语来形容。但章太炎一贯声称“保存国粹”的定义，就是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并曾著文强调述史首重征信。而今他公然藐视历史真实，把一名大流氓说成接续三代至汉晋文化传统的表征，这能不令人怀疑他见利忘义吗？然而我始终怀疑此事另有底蕴，因为见利忘义不合此人的毕生大节。没想到陈存仁书中却有《高桥杜氏祠堂记》由来的回忆。据陈说，替杜月笙出主意，求章太炎作碑记的，是前北洋政府总长章士钊。但章士钊不肯出面代求“吾家太炎”，而杜派出的说客又碰壁而返，于是谋及兼做家庭医师的章门弟子陈存仁。陈医果然不负主托，见章师先大谈太史公做《游侠列传》，诱发老师垂询杜氏生平。于是弟子逐一道来，“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章师母也从旁鼓励”。于是老师当场挥毫。被章士钊赞为“真是传世之作”的这件墨宝，就挂入了杜氏祠堂。事后杜月笛“封了一包墨金”，交作者送给“出了大力”的’章师母，“维持了几个月的生活”。陈存仁的这段回忆，虽乏佐证，却合逻辑。章太炎于一九零六年出狱到东京主编《民报》，随即发表《革命之道德》，提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曾震动同盟会内外。文中宣称道德依职业分等，农工裨贩的道德最高。“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这很像《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蓝本，但章太炎似更重视游荡各地而习拳好勇的裨贩，“其高者乃往往有游侠之风”。那时他与蔡元培、陶成章创办的光复会，联络东南会党实行“排满革命”,就意味着寄希望于“有游侠之风”的下层民众。不论陈存仁见章太炎的说辞，是否老师所称的“吾家行严”指授，但显然搔到了老师的痒处，使老师联想到杜月笙可能就是当今的朱家、郭解，自己怎能不追步司马迁写出当代游侠传?至于事后章夫人接受杜月笙送来的巨额“墨金”，他也许真的不知，也许佯作不知，都有可能。类似例证，在书中记叙吴稚晖、于右任或丁福保的有关章节比比可见。我因此感到这部《银元时代生活史》，作者据亲见亲闻所作的在旧上海生活三十多年的回忆，态度尚属认真，所记颇多实相。可是据书中作者自述及书末其子后记，可知此书撰于一九六年代。那时作者自沪移港已逾四分之一世纪。作者抵港仍操旧业，为打开行医局面，便在港报开辟食疗专栏，不取稿酬，但广招徕。以后作者又有《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回忆录在港刊连载，而后结集成书。虽说作者屡称忠于事实，但写作既为取悦受众，记忆又难免失真，因此书中夸张不实、叙事讹误等毛病，也难以枚举。再以记章太炎一章为例。这章共六节，其中篇幅最长的一节，回忆作者在“某年春间”，与同学章次公一起，陪同章太炎夫妇“客居杭城、题诗讲学”。作者已自述拜章太炎为师，时在一九二八年，稍后由他介绍，章次公“也立雪程门”。章太炎于一九三四年中移居苏州，不过两年就死了。因而此行必定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中间的“某年”春天。由于章太炎的各种传记，在记载他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下旬回乡扫墓之后，都没有提到那六年里他再有一次杭州行，因此陈存仁的这段亲历记，自然令我倍加注意。作者于此节着墨也更用力，从章太炎被杭州昭庆寺方丈送的“方柿”引发多思，“吵着立刻要上杭州”写起，直写到听说家中失窃，“决计匆匆返沪”，中间详述章太炎在杭活动的种种细节，绘影绘声，煞是热闹。描写章太炎在楼外楼小酌，“蒋主席偕夫人由周象贤陪同登楼”，章、蒋邂逅并对话的那段，尤其有趣。据作者说，当时章太炎拒绝了蒋介石的关照，只接受蒋介石赠送的一根自用手杖，“次日，杭州各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师‘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真有此事吗？我没有查过那几年的杭州报纸，但遍查手头所有关于章太炎晚年活动的资料，都不曾发现蒋介石夫妇与章太炎夫妇在杭州相遇一事的踪影。由此可以推知，陈存仁要么是移花接木，将他未识章太炎以前两年有关报章的各种花絮加以改编，冒充自己的亲见亲闻；要么是以假乱真，将他闻自章门弟子戚友所传章太炎生平轶事集合起来，再凭想象添油加醋,以满足无知读者的好奇心。但有一点似无可疑，那就是这一节必非作者亲历的真实记载。《银元时代生活史》，作为旧上海掌故，还是颇有趣的，但作为个人回忆录，那可信程度就难说了。别的回忆录呢？好了，这次小编就先分享到这里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文章底部留言评论。文章为原作者内容，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

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久坐于书斋中，皓首穷经，少问世事。但正如历史学家孔飞力多次向学生们提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每一代历史学者的写作，其实都在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对话中完成，时代的变动往往也会在历史学者的写作中留下烙印。当今时代可以被称得上是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的新型技术冲击乃至重构着历史悠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经历着与前辈不同的治史环境。这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一方面，当代的学者拥有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与机会，在与国际前沿理论进行吸纳和对话的同时，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论的均衡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群体成批涌现，他们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遇诸多的争议。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的好奇，我们采访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鸣、唐小兵、张仲民、李硕、高林和羽戈，围绕他们的作品，探究他们与历史结缘的心路历程，倾听他们如何回应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本篇是对青年历史学者张仲民的专访。更多系列文章也会在文化频道陆续推出。2020年9月1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新史记：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的历史写作。采写 | 刘亚光“蜜蜂”的方法与阅读史研究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著有《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和接受政治》等。对于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来说，扎实的史料和适当的理论分析都不可或缺。但历史学界也不乏一些作品为了迎合理论框架而去“裁剪”史料，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也受到了许多的批评。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看来，盲目的“理论饥渴”或理论滥用，造成的问题可能比不用理论大得多。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曾经批评历史学者与社会理论学者看待彼此的刻板印象：“时至今日，在有些历史学家眼里，社会学家仍然是用粗鲁而抽象的行业黑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情，毫无时空感；而在社会学家这边，传统的观点是历史学家属于业余而短视的事实辑录者，缺乏体系、方法或理论。”不过，伯克也承认，没有一个时期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是完全老死不相往来的。尤其是自上世纪后期开始，世界各地历史学家的兴趣都发生了一些新的转移，社会史、新文化史等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不断涌现，这些历史研究的新思路主张历史学应与其他学科展开充分的对话，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历史学者们借鉴，通过理论的烛照，他们辛勤搜集的史料似乎也焕发了新的活力。对于不同的学者类型，弗朗西斯·培根曾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比喻：蚂蚁、蜘蛛和蜜蜂。蚂蚁重在搜集、搬运经验材料，而蜘蛛则永不停歇地编织着自己的“理念之网”。而对历史研究来说，一个学者仅仅具有“蚂蚁”式的史料功夫或是“蜘蛛”式的理论储备，似乎都难以做出一流的作品。如果按照培根的比喻，最理想的历史学者应该是“蜜蜂”：搜集“原料”的功夫了得，也懂如何加工，能实现理论和历史的完美结合。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现实往往不尽完美。理论如果运用得当，自然能点石成金，对解读史料大有裨益。但倘若使用不当，也可能“喧宾夺主”，出现对史料的过度解读问题。这种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张力，也十分显著地出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关注的“阅读史”领域中。从博士时期研究晚清卫生类书籍的出版和阅读情况开始，张仲民就开始运用“阅读史”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对读者阅读实践的考察，侧重于发现思想观念真实的传播与接收过程，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往往需要借助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的帮助，张仲民本人也曾在论文中强调过理论对历史学者的重要性。然而，他也始终坚持“理论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史料才是根本”。《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与人物》，作者：张仲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对话张仲民新京报：你前几本著作《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和接受政治》《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和《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也都聚焦于近代中国的出版、传播与阅读体验。为什么会对阅读史研究感兴趣？张仲民：我开始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阅读史尚没有太多人注意。当时大家都比较关注西学东渐史，背后的近代化关怀比较浓厚，关注的对象也以精英为多。我自己最初的兴趣也在此，后来在大量阅读报刊资料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一个比较少有人关注的选题，就是晚清卫生类书籍的出版和阅读情况，征得导师同意后，就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尝试着跟国外的阅读史作品进行了一些对话，这个尝试现在看来是比较幼稚的。这些年学习下来，个人觉得或可以这样看待阅读史研究。把阅读史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就是关注书籍、报刊、图像等文类被阅读和接受的历史；广义来说，阅读史的研究对象就是关注文本发生、传播的历史、被受众如何接受使用的历史，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经常关注的是思想、文化、制度、事件等自身的情况是怎么样，却不太考察它们如何被大众接受、如何同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联系，又是如何被人们接受和表述的。而阅读史把“受众”放在更关键的位置，这种视角颇让我心有戚戚，后来自己的一些研究虽然没有用阅读史的名义呈现，但思路和方法都是一以贯之的——就是用传播的视角、接受的视角去分析问题，即关注所谓的“接受政治”问题，这让我对近代史的很多问题有一些新的理解。新京报：围绕阅读史研究你发表了一些文章，在文章中你有提到，从事阅读史研究其实有许多的困难，是否可以再展开谈谈做阅读史的难点主要在哪些方面？现在相对于你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这些困难有得到比较好的克服吗？张仲民：较之于十几年前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阅读史研究现在已经慢慢热起来，不只是历史系，很多新闻传播系、图书馆学系的人都在做。但之前我曾遇到的那些问题和困难现在依旧存在。首先是，阅读史是欧美学者引领的一股学术潮流，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更好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与之进行有效的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或随意牵强附会，依然比较困难。此外，最重要的问题或难点在我看来，是阅读史研究所遇到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瓶颈”问题。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阅读史研究都存在一些障碍，就是受众通过阅读所引发的变化必须是有迹可循、有材料记载的，研究者对此进行研究又全部是建立在后设的立场和后天可以得到的材料基础上。然而事实上，从我们个人现实的经验来看，很多时候我们认知发生转变或剧变的时候，并非源于阅读外部世界的影响，却经常是发端于一些很偶然的突发异想或自省、顿悟、断裂。通常这样的瞬时变化是缺乏史料记载的，有时甚至当事者本人都不太清楚自己的这个转变过程。这就给阅读史研究带来了挑战，如果只根据常规的史料呈现与后设叙述，我们的确可以建立一套比较具有连续性的受众阅读、接受与使用的系谱，但这样一种再现显然忽略了史料不存在或无法呈现的那些情况。这个瓶颈或许可以运用一些理论介入来得到一定的弥补，而很多阅读史的研究者也的确喜欢使用理论来弥补史料不足的问题，但根本上讲我觉得这个障碍还是没法克服。青年历史学人“我在读”《新史学：自白与对话》，[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 编，彭刚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此书是九位欧美一流历史学者的访谈录，编者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设定，让九位学者现身说法，为我们讲述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治学经验，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与参考意义。”（张仲民）新京报：这里其实涉及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理论似乎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史料，但另一方面，历史学讲求“论从史出”，理论的过度引用也有可能导致论述并不很贴合史料反映的事实。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张仲民：一些理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不过我们目前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理论”，基本上是西方传入的，在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历史学者都比较喜欢用理论、用一些概念术语，研究近现代史的一些学者，尤其喜欢动辄把自己研究的个案同近（现）代化、传统、民族主义、社会转型、本土化、民族国家建构等大叙述结合起来，而不去探讨这些概念或理论本身的适用性，以及它们同自己具体研究的个案、所使用史料的契合度。这就导致现在很多历史研究选题看起来丰富多彩，但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或研究旨趣大同小异，是在为理论或某些研究做注脚，难免陷入低水平重复或同质化的泥潭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如不用理论，不如将功夫更多花在史料的收集、解读和表述方面。简言之，理论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史料才是根本，只有充分掌握了史料，我们才有更好与理论对话的基础。盲目的“理论饥渴”或理论滥用，造成的问题比不用理论大得多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太多了。1990年代初，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些理论和概念被一些汉学家运用于研究中国明清史特别是近代史之中，很多国内研究者也跟风而上。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当初曾红极一时的此类研究现在几乎不再有人看，被认为大有问题了。当我们占有了大量史料之后，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时髦理论化选题本身其实大有问题，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新京报：相对于老一辈学者，青年学者拥有更多的海外交流机会，和西方理论的对话也更频繁一些，你说的这些问题在青年学者中是不是更突出？张仲民：这个不太好下判断。现在固然有一些青年人包括青年学生喜欢援用理论进行研究，但一些早已成名的学者，甚至是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学者，他们对理论的偏好程度和捕捉当前流行时尚或流行学风的敏感程度也非常高。这种情况部分原因的确可归因于海外学者，特别是海外汉学家的影响。他们经常回国交流，在国内演讲，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因为具有一定的身份优势与话语霸权，所以较易受到媒体关注和学术机构的领导重视，也更容易引起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历史研究者的追捧与效法。另外一些原因似也可归结于部分大众媒体、学术杂志缺乏自信，无原则追捧的结果。作者 | 刘亚光编辑 | 罗东 张婷校对 | 张彦军

日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周智生教授，在《历史研究》2019年第６期发表了重要学术论文成果《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该文是周智生教授依托其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滇藏缅印交角地区交流互动发展史研究”完成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周智生教授的该项成果，历经多年准备，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完成。文章对清末川滇区域历史关系进行了创新性梳理和探索，是全面认识和把握晚清边疆治理问题的重要窗口和途径，对我国边疆治理史特别是中缅印毗邻地区治理史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价值。《历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是学界公认的我国历史学界顶级专业学术期刊。此次最新发表的该项成果，是我校继著名元史专家方龄贵先生1993年于该刊发表《<通制条格>新探》一文后，我校教师在该刊物上的再次突破，有力地支撑和推进了我校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进一步彰显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来源：云南师范大学 图文排版 | 杨思航 科研处 供稿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或者学问，历史上被归于文科，所谓的数理化，文史哲。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研究要科学化。那么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历史本身应该也是可以科学化的。因为，哲学有其历史，有许多哲学家就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而哲学史不过是广义的人类史的一个部分。同样，科学的物理，数学，等都是有其历史的，即物理史，数学史，化学史，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所以至今为止还没有哲学，历史的定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描述历史的定理和描述物理的定理一样，都可以用数学方程来描述。另一方面，就已有的数学方程，可以应用于历史定理。比如，人们常说，历史往往是重演的。那么我的理解，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有其相似之处。这样的例子随便举就可以举出许多。比如中国有许多统一的王朝。其实从中国的文明史开始，即黄帝时代甚至炎帝时代就是一个开端。从《史记》我们知道，黄帝，五帝时代，夏，商，周。都是统一的王朝。分裂割据的时代，主要就是西周时的春秋，战国。汉末的三国到魏晋南北朝。唐末的五代十国，清末的民国。上述的统一和割据时代，就是一种中国历史上的相似性。我国统一的王朝还有，秦，两汉，两晋，唐宋元明清，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对于历史的研究，本文只想谈一点，就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变迁的过程。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妨断章取义。就从封建主义的被挑战来说。本文认为，最早可以认为从英国开始的民主化的运动，英国的克伦威尔杀了英王查理一世。是西方的封建势力向民主共和转化的一个标志事件。这股民主的运动，然后从英国到法国，即法国大革命，将法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砍头。而社会主义的理论典籍，却是诞生在德国的马克思。西部欧洲的民主运动，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主政府。而社会主义思想却从西方向东方传播，并且从西方到东方达到了高潮。我们先撇开美洲不谈，因为那里的国家不过都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发展而来的。在欧洲的最西方，英国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法国是半总统半共和制，俄罗斯的前身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很明显，社会主义是从西方到东方逐渐增强的。英国有残留的封建君主的部分，到法国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更浓，但是到东欧资本主义就减弱了，社会主义性质加强了，到俄罗斯则更强，然后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我们中国。所以很明显这其中有一个强度问题，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社会主义从西方到东方有一个梯度。而且资本主义有一个反梯度。梯度是微积分中的一个常见的概念。所以有理由相信许多微分方程在解释经济问题会有很确切的应用。如果再考虑美国的政体，如果她的政体是最强的资本主义，那么从英国政体到美国的政体也应该有一个梯度，但是这个梯度不是反梯度，她更象一个逆梯度。所以我认为量子力学，在解释这个历史问题，和类似的经济问题，当是有益的。

很多作者在将自己的论文投给编辑部后就非常着急，隔三差五打电话问“我的论文能发表吗？”，或者说“我一个月后要研究生毕业或职场晋升，能否快点发表？”还有的作者甚至认为“不认识编辑部的人，不能走后门，所以编辑部故意对我的稿件拖着不处理”……其实，无论你是在校学生、职场小白、还是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抑或是我们期刊的总编；也无论你是否认识编辑、编辑部主任抑或是杂志社社长、医学会会长，所有投稿的论文，在刊发前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三审五定”、“编辑质量控制”等层层把关的。所有这些程序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这里建议作者，如果对论文发表有严格的时限要求，至少要提前4个月将稿件投给编辑部，否则真的会来不及。今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同行评议”，以及科技论文采用同行评议的意义和价值。审稿工作是决定稿件命运，保证期刊质量的重要环节。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科技期刊对论文的审定基本均采用“同行评议”制。同行评议是指由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对其同行的研究工作进行客观、科学评议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要求科学家在评议其同行的研究工作时，仅仅以学术价值为最重要的评议标准，并且独立地做出判断，在评议过程中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有些期刊采用双盲法评议）。同行评议是科技期刊遴选高质量学术论文、维护和提高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同行评议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同行评议作为科技出版的标志性行为，其重要性更加凸显。在现今学术界信息爆炸的环境里，通过同行评议筛选出质量相对高的文章，并以较快的速度呈现给读者，是对整个学术界的贡献。以《中华妇产科杂志》为例，目前，国内现有妇产科医师近20万，《中华妇产科杂志》编委会每4年换届一次。编委会由学术成就卓悦、专业领域造诣深、影响力大的百余位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及国际顶尖专家组成，其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程度和前沿理论与知识的更新迭代速度空前。编委会专家担负着期刊导向和学术把关的重任。就《中华妇产科杂志》而言，每年来稿2000篇左右，其中30%经编辑部初审退稿，退稿原因主要包括学术质量不高、同类研究课题重复投稿、不符合伦理学要求、统计学方法有问题等；另外70%的来稿将送给编委会专家进行同行评议。通常每篇论文至少送相同专业2位以上的专家审阅，同时每月召开一次在京编委会（不定期召开异地审稿会）对两审专家都同意刊用或一审同意刊用、另一审退稿的论文进行集体讨论（两审专家意见均为退稿的论文不上讨论会，直接退稿），最终确定论文的刊用与退稿。基本流程见图1。由于严格执行同行评议制度，《中华妇产科杂志》始终保持了国内妇产科界学术权威性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妇产科期刊称号——刊出率一直控制在20%左右，而且每篇退稿都有明确而详细的退稿意见。除定期的编委换届以外，每届编委会届中不定期召开全体编委会或总编扩大会，对编委和审稿专家进行培训、交流审稿经验，确保同行评议公正、公平、高效。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从第一本《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1887年创刊至今经历了逾越百年的历史，现在已经发展为拥有144种系列期刊的医学期刊航母。回首百年办刊历程，中华医学会对系列杂志一直有着严格的学术质量和编辑质量控制标准。所谓“内容为王”是对学术质量在期刊发展中的作用给出了最好的诠释，而同行评议又为期刊的学术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同行评议和出版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eer Review and Biomedical Publication）每4年召开1次，最近一次大会于2017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近年来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多组团参加此国际会议，与国际同行交流审稿经验。与此同时，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2008年举办了首届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审稿专家培训班以来，基本每年举办1期，每期参加培训的审稿专家多在100人以上；为保证和提高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学术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国内学者的学习和研究成果是通过学术论文来体现的。还有数量众多的高校学生通过发论文获得相应的学位证书。而重点期刊的数量是有限的，激烈的学术竞争导致期刊发文章很难，对论文质量的要求也极高。那么如何才能快速且有效的发论文呢？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位资深核心期刊主编的论文审稿建议，从编辑的角度谈一谈，如何快速的找到合适期刊发论文？一、研究期刊的栏目设置、发文传统和文风等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各个期刊，都在建立自己的审稿制度。在制度建设越来越完善的前提下，如果你对编辑部或者刊物自身了解比较清楚的话，投稿的命中率会更高一些。1.研究期刊的栏目设置有的期刊是根据学科来设置栏目；有的是根据问题来设置的。如果你能把握好这一点的话，投稿会更轻松一点。例如《晋阳学刊》，有一个文学的栏目，如果你研究这类问题，把文章投入这样的期刊，命中率可能就会高一些。还有《江汉学刊》，往年它会发表一些学术创新的文章。这类文章需要打破学科局限，你如果能从不同的学科切入去谈，效果可能更好一些。还有各高校的刊物更加注重学术性，而党校的刊物，往往更加偏重时效性和实用性。2.研究编辑的发文风格研究编辑发文的风格，才能有针对性的为自己的论文选择一个合适的刊物，或者为自己接下来的写作找到方向。中国刊物的编辑与外国不一样，他不是简单地文字加工，更多的是把握选题、把握方向，把握学科。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刊物的学术编辑可能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一些风格，主编的风格就是刊物的一部分风格。这种风格最直接的影响是，他在选稿用稿的时候，一些稿子一看到，他就会觉得你的论证方式或切入点就不对。比如有的编辑喜欢问题式的，一上来就是基于社会现实问题，再去谈这个理论，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进行学术创新。而有的比较喜欢你一上来就是理论问题，这个理论遇到什么困境了，自身去加以解决，然后进而能够关照到现实。风格不一样，可能就会决定对你的稿件态度和后续的处理3.研究期刊的文风有些刊物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体系和风格。在投稿前，只有细心的去了解和把握，加以琢磨和对比，就能了解到相关的区别。比如有些刊物关注现实问题，还有一些关注重大的理论问题，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建议：搜寻所投刊物3到5年内发表的文章为什么要研究3到5年内的学术论文呢？因为这两年期刊界都面临一个问题。伴随着五零后六零后这种新老编辑的更替，所以很多刊物的刊风、栏目设置、议题的选定以及文章的刊发都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会有一些年轻编辑继承老编辑的一些编辑理念和方法，但同时保留着自己的一些视角。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能看到其中的变化就很好。比如老编辑，他选的文章希望更稳一点，不喜欢创新性太强的文章，而年轻编辑的想法可能又不同，所以需要关注到期刊对于文章风格的筛选。二、编辑为何爱发“熟人稿件”？政治风险和抄袭风险很多人也许会很困惑，为什么编辑总喜欢发一些“熟人”稿件。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里面肯定有关系之类的。不可否认，肯定会有一些人情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们要弄清楚期刊编辑会担心什么？我个人认为期刊编辑担心两点，一是政治风险，二是抄袭风险。政治风险即研究没有限制，但是发布是有限制的。编辑要考虑文章研究的选题、论证和内容，甚至包括一些语句的表达，有没有政治风险，这对编辑甚至对整个刊物的生死存亡来说都很关键。所以，期刊编辑在选文的时候，就会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一些选题暗含政治风险的话，原则上是不考量的。接下来就是抄袭风险。尽管现在有论文不端检测系统，论文拿到手之后，都要先拿去检测，有的甚至要你自己提交检测报告。但是在这种制度之外，还有良心的把握。一些期刊对学者的为人和学风，都要有基本的价值判断。长期交往的学者，就会很了解。同样一篇文章，如果说这个人人品没有问题的话，哪怕文章弱一点都可以用，但是他如果人品有问题，这种文章风险就很高。比如有的作者喜欢与学生共同署名，明明是学生写的，却顶替了学生的名额。一旦两者将事情闹大，遭殃的就是期刊。所以很多编辑私下交流比较多的学者，就会对这个人有全盘的把握，相关风险就会低一些。其实绝大多数国内编辑，对于一些学者，心里都是有一笔账的。建议：联系编辑如果你有精力，把这篇稿子写出来，你觉得它的分量还可以拿得出手，你有选好的刊物，又瞅准了这个编辑，那你不妨就是给他写一封信，哪怕是邮件发也行，或者你把稿子打印出来，然后手写一封信。这个信件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比如你为什么要选这个选题，第二这个选题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是什么？第三你自己的理解是什么，你认为它的创新点是什么？这样可能有助于期刊编辑对你的文章有一个大的把握。因为编辑每天案头上的纸质稿件或者电子稿件都很多，如果你能够与他进行联系和沟通，对于编辑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下次发就很容易，因为之前打交道，已经基本上对这个情况了解了。三、认识编辑：学术会议，导师推荐，朋友举荐，联合发文等等。在投稿的时候，需要找到合适的编辑跟他沟通，找到合适的刊物跟他去交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编辑了解你，你去了解这个刊物：它的历史，它的传统，它的发文风格等等。这些渠道包括学术会议，导师的推荐，朋友的举荐，联合发文等等。手中有资源，发文的难度会小很多。对于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四、结语总之站在编辑角度来讲，要发表1篇论文的话，与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不如重点去研究某些刊物，研究编辑，研究刊物的风格等等。因为时间是很宝贵的，与其这样浪费，不如去做这些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适合你的，这样能够及时提高命中率。这是对刊物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在与刊物沟通的过程，也是给自己找定位的一个过程。比如你适合写哪一类的文章，哪些文章适合发表到哪些刊物上等等。如果能够持续到3到5年，你已经在学术圈里面做得差不多了。（本文来自公众号：高校不搞笑）

原标题：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原文 悟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必须要高度重视历史，要深入研究历史，要充分借鉴历史发展的经验。重视历史研究，意义重大。首先，研究历史，是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创新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历史研究。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实践，既包括当下的现实，也蕴含在过往的历史过程中，而且过往的历史过程包含了更多的实践。所以，若不认真研究历史，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就缺乏实践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鉴别，也离不开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鉴别理论的手段上有区别，自然科学理论的真伪，可以通过可重复的自然实验或实验室实验来鉴别，而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或价值，只能通过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往人们的社会实践，分析其对错或价值大小。所以，如果缺乏历史研究基础，社会科学理论的最终价值认可必然没有可靠的依据。其次，研究历史，也是推进现实发展的需要。要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历史的借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和教科书，一是因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说明，历史、现实、未来有因果联系。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看得越深、分析得越透，对现实的谋划就越精准，未来发展就越可期待；二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具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现象都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过程。由于事物发展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历史发展总是存在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有了发展的相似性，必然也就有了发展的可借鉴性。所以，为了有效推进现实的发展，我们就需要认真学习历史、认真研究历史，当历史的好学生。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首先需要我们坚定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其次，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本质是要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搞乱人心，最终达到实现少数人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就必须始终坚持真实的历史，始终坚持人民的历史。再次，学习和研究历史，需要体现内容的全面性。一是要努力学习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要加强对自身历史的了解。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要清楚“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三是学习历史还应该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道路上会有不少绊脚石和拦路虎，对进一步推进发展和改革的艰巨性要有充分认识。另外，我们还要清楚，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发展和改革需要全民行动。幸福是奋斗得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正道，要努力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宋圭武，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