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期刊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日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周智生教授，在《历史研究》2019年第６期发表了重要学术论文成果《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该文是周智生教授依托其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滇藏缅印交角地区交流互动发展史研究”完成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周智生教授的该项成果，历经多年准备，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完成。文章对清末川滇区域历史关系进行了创新性梳理和探索，是全面认识和把握晚清边疆治理问题的重要窗口和途径，对我国边疆治理史特别是中缅印毗邻地区治理史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价值。《历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是学界公认的我国历史学界顶级专业学术期刊。此次最新发表的该项成果，是我校继著名元史专家方龄贵先生1993年于该刊发表《<通制条格>新探》一文后，我校教师在该刊物上的再次突破，有力地支撑和推进了我校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进一步彰显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来源：云南师范大学 图文排版 | 杨思航 科研处 供稿

关于全球史“起源”的三个故事全球史从哪里来？关于它的“起源”有不同的讲法。第一种讲法，大家相对熟悉，即全球史是“美国制造”的一种知识产品。在196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有三位全球史早期的奠基者：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马歇尔·霍奇森。到80年代，结束单打独斗的时代，全球史研究在美国形成了学术团体和组织，开始有专门的学会、期刊、学术丛书，在学术研究领域里获得了一个历史学分支的资格。在新一代学者中，以夏威夷大学的杰里·本特利教授的贡献最为突出。同时，全球史课程借助国家力量的推动，与全美的大学和中学的通识教育结合，成为一种普及性的知识。全球史作为通识教育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全球史教科书。第一代奠基者的教科书，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流行于上世纪60—80年代，已是昨日黄花。在新世纪，有各种各样新编教科书在分割这个巨大的图书市场。其中，有三种已经有中文译本，即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阿梅斯托《世界：一部历史》和理查德·布利特《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约翰·麦克尼尔和他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合作，为大众读者新写了一部简短的、通俗的全球史，即《人类之网》（新译名《麦克尼尔全球史》）。这类作品的定位是面向大学生和非专业读者。从90年代开始，全球史就越出了美国学术界，逐渐影响到英、德、法等欧洲各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史进一步演变成国际性的史学潮流。尽管各国学者对全球史的理解和做法各有千秋，整体而言，美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仍然是最引人瞩目的。全球史的“起源”还有第二种讲法。它不是“美国专利”，而是在二战之后，各国学者联合推动的一个历史学新方向。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启动了一项集体工程，目标是写作一部多卷本的“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人类史》计划以及其附属刊物持续了二三十年，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参与学者的权力斗争，二是民族主义在学者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三是冷战的大背景之下，东西方两大阵营分裂，学者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苏联历史学家同时编写了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就像是《人类史》计划的一个镜像。美国学者、古代史专家特纳和法国历史学家费弗尔长期争夺这项计划的主导权。作为计划之外的副产品，由后者主编了一份多语种的刊物《世界史杂志》（1954-1972年）。虽然杂志发行量很少，但是不乏重要文章，比如霍奇森的《作为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因此，在1960年代的芝加哥，威廉·麦克尼尔等三位美国学者不约而同致力于全球史的研究与写作，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重写世界史计划在各国引起不同反响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关于全球史“起源”的第三个故事，与中国有关。全球史和中国的联系应追溯到1950年代。1957年，苏联版《世界通史》主编茹科夫把霍奇森在《世界史杂志》发表的论文译成俄文并加以评论，认为它代表着资产阶级学者反思世界史研究的新动向。这一信息转译到中国。1961年，周谷城先生有两篇文章谈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其背景很可能与霍奇森文章的中译有关，二者的逻辑是一致的。周先生的观点当时遭到了批判。第二次接触发生在1980年代。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教科书传入中国，引起很多学者的重视。如周谷城先生就在他的自述中提到，由美国女教授将其世界史观念介绍给斯塔夫里阿诺斯，后者还回赠了新作《全球分裂》。同一时期，北师大刘家和教授赴美国进行访问研究，与新一代的全球史学者杰里·本特利有交流，并且担任新创刊的《世界史杂志》编委。此时的中美学者大概都没有想到，全球史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会成为一个新的史学领域，进而风靡世界。第三次相遇在2000年，此时全球史和中国学者的缘分更为紧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召开，参会的中国学者在关于会议内容的综述报道中对会议的主题“全球史”给予了关注。稍后，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和夏威夷大学杰里·本特利教授在学术理念上达成共识，在后者的多方面支持下，2004年，首师大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全球史研究机构。随后，通过教学、译介、创办刊物等活动，推动了全球史在中国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史研究之中。关于全球史研究的现状全球史的出现，对历史学带来了什么？从结果来看，直接影响是造成了一个新的史学分支领域，即作为专门史的全球史，类似于环境史，间接影响是造成了历史学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的风气转移，即所谓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作为一种史学专门研究，全球史的对象范围如何界定？对此要做一个界限清晰的划分是很困难。全球史的具体研究实践在不断变化。可以参考：帕特里克·曼宁编写的《世界史导航》，这是写给初级研究者的一个指南手册；还有一本简明而不简单的导论，德国学者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适合从事研究的高阶读者；如果想用更短的时间了解全球史学者在研究哪些问题，可以参考刘新成老师的文章《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其中概括了十种主题，包括跨文化交流，地方史的全球化，还有生态环境问题等等。可以笼统地说，2000年以前，全球史主要是一个美国现象，之后就成了一个世界现象。全球史的国际化有两种表现。其一是横向联合的各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美国的世界史学会，有意将年度会议隔一次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国家举办，以扩大其世界性影响。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都相继成立了跨国的全球史学者交流网络。2014年，在德国莱比锡的全球史会议上，产生了一个融合所有同类组织的世界性的全球史联合会。表现之二，是全球史的实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性。怎么做全球史，各国学者受各自学术传统的影响，理解各不相同。英语世界是主流，绝大多数经典著作是以英文发表的，此外，全球史教学在英语世界普遍进入了高校体制。相比而言，德语国家和法国在全球史教学的体制化方面表现稍弱。如果从1990年代算起，各国学者相继投身于具有世界性维度的历史问题的研究，至今已有三十年。有几部欧美学者集体写作的综合性的著作，反映了这一知识领域的学术积淀。首先是，由杰里·本特利担任丛书主编的《剑桥世界史》，集合了200多位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其次，德国和美国的学者合作撰写了《哈佛-贝克世界史》，同时以德文和英文出版。此外，德国学者还有一部《曼德尔鲍姆世界史》。关于全球史的定位全球史研究可以分成狭义和广义的两种来理解。关注全人类的集体命运，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关怀。狭义全球史，从预设的历史研究目标看，与18世纪流行的普世史有同样的追求，即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这一脉络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汉代的司马迁。自19世纪以来，狭义的全球史经受了两次重大的打击。在兰克之后，学者对于历史学的基本操作观念发生了改变，尤其强调基于档案的经验研究和文献的严格考订。这一方向与强调从某种哲学观念来解释历史的普世史是背道而驰的。二是19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启蒙以来直线进步的世界历史观念遭到了怀疑和批判，进一步打击了学者从事普世史写作的信心。英国著名的帝国史专家克里斯托弗·贝利曾经说，“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世界史家”。这一说法，背后隐含的观念是，我们今天对于历史学的理解，或多或少都是从一种新的认识出发的，亦即所有的历史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部世界史。全球史的流行，不仅是让历史学者重拾书写普世史、世界史的信心，而且是导致那些专门从事某一国别史研究的学者意识到，如果不重视跨国、跨文化的要素，自己描绘的历史图景是不完善的。因此，所谓广义的全球史，就是除了那些专门的“全球史家”之外，一般的历史学者有意识地打破原有的框架思维，打通关联区域，探讨长时段、跨文化、跨区域的历史现象。就史学实践的表现来看，不仅仅是海路大通以后的近代世界，研究中世纪史、古代史的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全球视野下的某某问题”。由此导致的重要收获，是一些区域性世界作为一个历史单元，变成了历史学家思考的新的概念，比如大西洋世界、印度洋世界、中央欧亚等等。这一趋势将会继续发展，越来越深刻地改变历史书写的面貌。在观念层面，广义的全球史，可以理解为一种从整体思维出发、强调联系与比较的史学方法，或者叫取径。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者不同程度上采取的史学研究的取径，可以简化为四种。一是兰克式的史学，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基于档案等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关注政治文化重大事件。二是布罗代尔式的史学，注重社会经济层面，企图给出结构化的历史解释。三是新文化史，强调解析人类文化的复杂层次和各种表象。四是全球史。不同研究取径，从理念和关注点来看，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并不是前后替代的关系，可以兼容，可以转化。同一位学者可能在不同的学术阶段采用不同的取径。同一个历史现象或进程，从地方、国家、区域、世界不同维度来做研究都是有可能的。在观念层面，全球史作为一种方法，是为已有的历史学研究工具库增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全球史这一潮流的出现，有比较久远的学术渊源，放宽视野来观察，才能够更适当地理解它的特性。就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全球史研究而言，相比国外的快速、多元的发展，国内已经在起步。微观故事、宏观结构、通史书写，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就广义的“全球转向”来说，这种从整体思维来研究历史的趋向，很可能会继续向前发展，进一步改变历史学的未来的面貌。（本文整理自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岳秀坤副教授的线上讲座“历史学的‘全球转向’”。该讲座系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西方史学史系列讲座”第15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教授主持。岳秀坤副教授现任职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全球史及史学理论研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对《历史研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之浅谈倪寄如（退休工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刊出了陈怀宇的学术观点，并对其《中国中古史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今日之中国 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新时代中国史学，既要立足中国，又要放眼世界，推动历史学相关学科融合发展。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与融合，是历史学永恒的命题，将中国史与世界史互寓其中，有助于对中国史有更深刻的诠释，有助于对世界史有更全面的认识，有助于在对人类历史的科学探索中，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解释人类文明的真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碰撞和交融，既是历史学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历史学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本刊始终秉持的理念。新时代中国史学呼唤新理论、新思想、新阐释、新方法，希望更多史学同仁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学术鸿沟，在促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有机融合中，达到追求真知的新高峰。为此，本刊约请五位学者围绕“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展开讨论以飨读者。今天我们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系列的第二篇文章《中国中古史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分享给大家。——笔者初步阅读了这些有关部分深感史研界期望“中国特色与文化自信”的旗帜迎风招展，期望落实“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史研理念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成果灿烂，学者文章提出对此类学术的研究要博学借鉴打破时间和空间，也有提出要超越陈寅恪规范以迎接新的挑战……文章作者陈怀宇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而笔者与先行者的北师大历史系孔祥民先生也曾相交数十年，为此对中国史学界的学术发展状况也略知一二，在此仅对《历史研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略作浅谈……在网络时代史研的博学借鉴打破时间空间已经得到缓解，而对于中国史研思维超越陈寅恪规范始终说易行难，因为一些史研大腕往往以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作为史研默认准则，并以此弱化以唯物辩证史观对历史进行“否定之否定”的科学判断，一些将“六经”固化传承的国史权威与西方史至上者多拿陈寅恪作托词，甚而将陈寅恪的史政准则作为本色盾牌遮挡其自身“山间竹笋”般的学者身段……通外语的国家级历史地理顾问莫非真难算西安文化圈自古就位于亚洲大陆经纬中心，尊孔的“国学”权威莫非真难解《庄子·德充符》所载的“兀者”就是失去古埃及凸角（角/脚趾）”金字塔政权的部分华夏王族部旅重回祖地家园，这等专家故意脱离“诗人作刺”的背景去释唱《诗经》，而又尽力把“世界综史”《山海经》等加大神侃色彩蒙上欺下以求自娱弹冠……史者研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就必须真正了解中国走向世界，就要知道中华民族的定位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之大团圆，中华民族的汉秦一统也是世界性“哈姆塞姆/含闪/汉陕（秦）”炎黄父系母系氏族的历史性典型整合，中华民族的“华”也易“花”这也是以华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广泛性的千古姻缘……自11万年前的“许昌人”已经具有着中华民族探索宇宙的本色，其时小拇指大的“七道”红色骨片就是“甲骨文”“以齐七政”的先遣……传承至今的华汉物语图语甲骨汉字“六书”文化记述了人类数万年古史，为此汉语汉学是追溯世界历史的主体文化语言，由此南非距今约73000年横六斜三画石可以得到破解，距今约4、4万年南洋“野猪与手掌印”及距今约1、7万年西欧“猎牛图”岩画都得以经纬还原，由于能对“猎牛图”岩画为东半球亚欧非大陆的原型之认知，方知是距今约1、3万年世界变暖的特大洪水再次把亚欧非隔离为三大洲时隐时现……远古冰川融化世界变暖的特大洪水时代人类主族就汇聚亚洲继而登顶青藏，并以亚洲为“中洲”通往西半球美洲以远（至南极大陆），华汉纹画表述人类在距今约7/4万年已在应用天干地支太极八卦，距今约2万年已分出东西半球并有了“九五至尊（45度）”的信念，距今8000多年的舞阳贾湖“龟‘目’”“鲁班（露斑六点）巧匠”汉字文明已使中国进入父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距今7300多年的蚌埠双墩“天目”“老童（泥塑头像）”骆越支旅被称以“朋特国（朋/蚌/彭）”主创了“巴达里文化”于古埃及尼罗河畔……居北纬35度和“八”的晋南夏县距今6000多年刻痕12圈（13分份）的石雕蚕蛹喻示“王（主）”二字，距今约6500年的古埃及“斯帕特/州”“纹画”也是“丝帕头/绸”“六王”的经纬汇编，为此中华炎黄夏商周与古埃及早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末王朝是左祖右社东西有地，居东经120度北纬30度（喻地支天干）有玉饕餮浮雕喻“昊天”之“宔”字的良渚与古蓉和吉萨均处于同一文化带又属同纬一线，浙江钱塘（蛰姜钳堂）良渚文化连接着古埃及的蝎王权时代又为虞夏“两都”，距今约5000年“许昌人”文化圈巩义双槐树（槐/螝/蚕蛹）骨蚕之旅黄帝部“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将上下埃及统一共管，巩义的“九星连珠”喻示北斗七星与南极十字座，其时的“纳尔迈调色板”之“鱼凿图”也为“丅国”原始标签，无怀氏（怀/槐/洄）安徽含山鳱鸟就是随阳“三足鸟”，此一鹊鸟活跃于江淮被涂山氏读“鳱”亦“可汗”，黄帝的颛顼部追逐蚩尤一部远达美洲，那时“禡牙”师祭就是玛雅文明的蛮貉开端，古埃及地上五层地下一层的阶梯金字塔就是《史记》注“大五六围”的黄帝陵，其法老“胡夫”速读就是帝“喾”而帝挚“不善”就是骗其兄滞留澳洲却自身篡权（悉尼似为有胡夫的太子墓），巴蜀大邑（邑也音尧）古城的帝尧“辟位二十八年”为埃及阿蒙/太阳神法老蒙考拉（卢克索门农神即帝尧夫妻像、门/阿蒙），是“其仁如天”的帝尧“试（考试）之以工（共工施工）师（狮）”把狮身人面像修建，娶姊妹俩为妻的帝“舜”西史称“珀辟一世”，巴蜀“下芒城/夏王城”的夏禹被埃及史称哈尔·胡夫速读“汉喾”逆读“可汗”，夏禹曾为珀辟一世委任的摄政王在其第一夫人（姊）儿子继位早亡后又辅佐第二夫人（妹）儿子珀辟二世为“商均”接班（“珀辟”逆读西意“瞳孔”、故一二世为双瞳/重华），尧禹都曾为亚述王而亚伯/夏禹又为世界祖宗信仰的精神领袖被世代盛赞（三星堆有文命的头像立像与权杖），夏禹在埃及治水扩建底比斯为再兴丅国的西都而晚年在东都良渚治水积劳归天……商帝太宗中宗高宗都曾往来东西或长居中华死葬埃及吉祥墓地（帝王名号东西称谓不同），“所谓周公‘葬我毕’”也是要归葬古埃及底比斯帝王谷以待升天（详略），“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中国世界古史主在中华史籍“六书”之中，却未见博学多闻的历史学者与“贤人、弟子”破译中国古史之谜给出合理答案……《诗经》多篇隐喻了商帝河亶甲扩建了三星堆，《甘棠》可易“天堂（天府）”喻述了商帝武丁所建修禅的“金沙”神庙后被堙没遮掩，古埃及底比斯卢克索石柱大厅的134根石柱也是宝墩东经104度北纬30度数字之和，《诗经》《野有死麕》就是把巴蜀白袍商君纣王祭奠（野/墅/蜀、麕/獐/商君）……红山文化1500只冶铜坩埚金字塔就是古老“联合国/锅”的象征，秦献公开辟古马其顿为丝绸之路新的驿站，联姻子秦惠王震惊世界但却英年早逝，徐福东渡就登陆“邪马台（北美‘西马德雷’山脉）”继而环球探险（阿根廷地区为徐福澶州中转站），张骞部出使西域所见安息王为大流士曾辖之犹太以色列，公元前六年西汉丝路方舟官船已经到达“黄支国（迦南地）”把其幼君钦点，鲜卑匈奴都曾是跟随黄帝夏禹西行守边之旅，随时空变化造成其文有失、音有转、俗有变“大水冲了龙王庙”而今民族和谐舞翩迁，君可知姜羌回藏维满等族自古就是华夏和亲的鸳鸯之邦，而唐朝二十多位“外国人宰相”实乃是具有华夏归侨的骨肉（骨肉/胡）亲眷，沛国谯县的华佗其“沛”又音“亳庇”为埃及底比斯其“谯”也“侨锥何（埃及古又称耆厥何）”与名“陀”均为埃及锥形金字塔的喻含，华夏侨眷海陆东归多经南亚而南亚宋河华氏城曾为殷宋嬴秦的华氏辖地，况《山海经/南山经第一》就记述了西藏印度河上游与喜马拉雅山脉之情景一览……千百年来单纯精通外语倒背“六经”并不等于可以破译上万年中国世界古史，至圣学派到孔安国尚通古埃及的“世俗体/蝌蚪文”也并未将先祖“伯夏”及“纥与颜氏女野合”等阐释止辩，当今唯物辩证史观大为普及而留给一些有文化史者破译的中国世界古史关键史谜逐旬减少所剩课题不多了，真诚地期望此等有文化史者只争朝夕开阔心胸融入阐释争鸣文宣，为此“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就包含对古今中国史的科学辨识实践认证，正确阐释中国历史性科学崛起将关系到中国智慧之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理念引领世界康宁合欢……（详略）**笔者自05年网发《山海经大破译》等约900篇文章、篇篇均有新意、近为:葛剑雄的王者荣耀勿把历史玩成个人价值观的游戏、白鹿原西汉大墓为更始帝刘玄墓所隐墓志铭可鉴、西周晚期青铜轮牙马车与贺家村老子墓地探讨、破译《山海经/南山经第一》西藏部分再进展、史界大腕葛剑雄应端正思维理念改正学术错误、石峁遗址亦大禹刑法官狱神皐陶城堡禁地、姚河源遗址甲骨汉字记秦先祖造父保周穆王西行、辨埃及史料证周穆王亦埃及法老帝解千古史谜、埃及孟图神庙考古涉及夏禹传位益非夏后启、谈葛剑雄狭义古史观分说儒易子某三足鸟可汗、周景王异样年表也是对华夏史研人的智力检验、济源柴庄遗址亦具中国世界古史特色风格气派、对《中国考古学理论必须具有中国气派》之感言、曾侯家墓铭文揭示曾随夏禹中国世界古史解析、潼关税村隋朝太子墓与税字等六书的引申、秦公钟镈刻铭静公宪公与秦史浮公宁公无误通用、揭秘西周燕都遗址黄帝夏禹召公一部流离变迁、对考古专家卜工“三星堆文化的礼制”之感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历史再展中国特色、夏县6000年蚕茧与蚕蛹兼促埃及文化发展——

人民网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郝孟佳）28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在澳门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历史上政治治理经验的当代价值，全球视野下“丝绸之路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宋代文官政治的特征与影响，明清以来的身体、疾病与卫生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转型与重构，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五四运动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会议现场 澳门科技大学供图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表示，在新的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教育和传承。澳科大建校20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不断进步，正朝着文理兼长的综合性大学迈进。澳门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澳门科技大学有责任、有条件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为增强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爱澳精神提供学术支撑，为“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喜见“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成为“十大热点”之一。澳門科技大学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表示，历史研究是澳門科技大学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澳門科技大学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等重大研究项目。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课程已面向全球招生；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历史人物、近代香山（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出版《唐廷枢研究》集刊。林广志说，在国务院港澳办及澳门特区政府支持下，中国历史研究院与澳科大在澳门联合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致力于澳门历史研究的世界性学术平台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据了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自2017年开始评选和发布，是澳科大社文所历史学学科建设、博士生学术训练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其目的是客观记录和梳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和趋势，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关注度，传播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观察和评选范围包括年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在国内外50余位著名历史学家以及海峡两岸暨港澳主要历史学期刊主编的支持和参与下，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相关热点介绍和专家点评在澳门大学《南国学术》刊登。2017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得到中外历史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相关科研及教学机构项目指南、历史教学的重要参考。【来源：人民网教育】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2021年1月-3月，核心期刊发文众多，可以说，这些论文的选题关键词代表了这段时间内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在过去的3个月里，我们一直持续关注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的发文主题，根据18个学科（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思政、民族学、社会学、体育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学、心理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艺术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宗教学）分别筛选出相应的论文主题词即——热点选题，并对这些选题生成了研究态势分析报告（报告生成于2021年4月，最新数据！），包括其研究脉络、主要作者、相关课题、关联研究主题等，文件共计1.8个G！获取报告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选题宝私信“712”即可！下面按学科分别呈现这些选题关键词。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思政民族学社会学体育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心理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艺术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文学宗教学以上，共计712个选题关键词，我们生成了712份研究态势发展报告（报告生成于2021年4月，最新数据！），共计1.8个G！包括其研究脉络、主要作者、相关课题、关联研究主题等，获取这712份报告也非常简单——关注选题宝私信“712”即可！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原标题：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原文 悟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必须要高度重视历史，要深入研究历史，要充分借鉴历史发展的经验。重视历史研究，意义重大。首先，研究历史，是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创新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历史研究。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实践，既包括当下的现实，也蕴含在过往的历史过程中，而且过往的历史过程包含了更多的实践。所以，若不认真研究历史，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就缺乏实践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鉴别，也离不开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鉴别理论的手段上有区别，自然科学理论的真伪，可以通过可重复的自然实验或实验室实验来鉴别，而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或价值，只能通过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往人们的社会实践，分析其对错或价值大小。所以，如果缺乏历史研究基础，社会科学理论的最终价值认可必然没有可靠的依据。其次，研究历史，也是推进现实发展的需要。要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历史的借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和教科书，一是因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说明，历史、现实、未来有因果联系。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看得越深、分析得越透，对现实的谋划就越精准，未来发展就越可期待；二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具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现象都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过程。由于事物发展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历史发展总是存在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有了发展的相似性，必然也就有了发展的可借鉴性。所以，为了有效推进现实的发展，我们就需要认真学习历史、认真研究历史，当历史的好学生。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首先需要我们坚定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其次，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本质是要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搞乱人心，最终达到实现少数人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就必须始终坚持真实的历史，始终坚持人民的历史。再次，学习和研究历史，需要体现内容的全面性。一是要努力学习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要加强对自身历史的了解。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要清楚“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三是学习历史还应该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道路上会有不少绊脚石和拦路虎，对进一步推进发展和改革的艰巨性要有充分认识。另外，我们还要清楚，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发展和改革需要全民行动。幸福是奋斗得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正道，要努力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宋圭武，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