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刊物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日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周智生教授，在《历史研究》2019年第６期发表了重要学术论文成果《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该文是周智生教授依托其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滇藏缅印交角地区交流互动发展史研究”完成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周智生教授的该项成果，历经多年准备，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完成。文章对清末川滇区域历史关系进行了创新性梳理和探索，是全面认识和把握晚清边疆治理问题的重要窗口和途径，对我国边疆治理史特别是中缅印毗邻地区治理史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价值。《历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是学界公认的我国历史学界顶级专业学术期刊。此次最新发表的该项成果，是我校继著名元史专家方龄贵先生1993年于该刊发表《<通制条格>新探》一文后，我校教师在该刊物上的再次突破，有力地支撑和推进了我校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进一步彰显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来源：云南师范大学 图文排版 | 杨思航 科研处 供稿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中华文明一道在艰难中成长，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11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上海师范大学，共同庆祝《世界历史评论》新刊正式出刊，并在201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回顾新中国世界史七十年的来时路，展望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明天。活动海报打开了解世界的一扇窗《世界历史评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创办于2014年，至2018年，共出版十期。自2019年开始，刊物正式升级为学术季刊。借助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中心的世界史学科学术资源，《世界历史评论》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几十年发展的一项成果之一，是2011年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后，第二份以“世界历史”命名的刊物。它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几十年发展的成果之一，自创办起就以为中国世界史学界提供表达与交流的平台为目标，希望能够在史学前沿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出版上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循环，并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陈恒《世界历史评论》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表示，《世界历史评论》作为世界史学科的交流平台，首先要强调内容的学术性，不仅做原始文献的梳理，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的产生，这是杂志的基本出发点。其次特别提倡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不仅要跟上潮流，更加重要的是要创造自己的观点、研究方法。另外，中国史的研究底盘有多大、有多高就决定着世界史的水平和高度，中国史和世界史是一家人，是相互依存的。陈恒还提到，《世界历史评论》不仅仅是一份杂志，未来还将打造立体的学术平台，其中包括兆武历史思想讲坛、愚庵比较史学讲坛，以及光启国际论坛。前两者主要是从学术层面、学理层面入手，并且已经开始运作了。光启国际论坛要作为跨界论坛，不仅仅是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平台，也是和政府以及其他的业界交流的平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在致辞中表示，《世界历史评论》的孵化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上海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会客厅，各路贤达在此汇聚、全球资源在此涌动、中外文明在此交相辉映，而传统与现代文明也在此兼收并蓄。上海要真正做到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城市、一流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同时也能够成为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的重要策源地，历史的研究、普及、推广和深化是这座城市温度、深度、高度应有之意。阚宁辉处理好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新中国世界史的七十年。中国的世界史一路成长，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于沛提出三点想法。一是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如何进一步地整合、联系与协调发展，而不是割裂和分割；二是如何把历史建设与未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回溯历史来回答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三是对于《世界历史评论》中“评论”两个字的思考。“有一个对历史很精辟的定义，说历史是一门关于评价的科学，历史的延续不是世界的延续，不是时间的延续，是思想的延续，而思想的延续不能没有评价。”于沛说，《世界历史评论》中的“评论”可以有很丰富的内容，可以做多种解读，“其中一种解释是历史学要有价值评价，而《世界历史评论》这个杂志在这个方面可以发挥它的独到作用。”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提出，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还是要继续考虑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关系。“作为独立的学者，要在这里面做选择和平衡，这是很重要的。世界史能不能真正地繁荣起来，一方面当然要有计划，但是在这样的计划是不是能够真正地发挥思想市场的作用，这还是需要考虑的。”对于于沛提及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问题，刘北成也认为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也是很多年来困扰学者的问题。“我们做研究要以问题为取向，解决问题可能是要跨学科、打破学科界限的，所以要树立好这样的关系，以问题来决定我们对学科的考虑。”“第三，我们现在特别讲要建立中国话语。我们知道英文里 ‘话语’是discourse，但是我们在中国搞世界史首先面临的任务是什么？是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discourse？还是要用Chinese language中国话来发展、扩大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就目前而言，我更倾向于先努力地发展中国话的世界史研究，而不是中国话语。我们不能是无根之木或者无源之水，所以我觉得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

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对其给予厚望，充满期待，也满怀好奇。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背景是什么，功能有哪些，怎么运作，使命是什么，如何创新？ 中国历史研究院远景图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半月谈记者来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北京奥体中心，整个建筑形态宏硕壮美，端方大仪。 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 02:40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想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背景，意味着什么？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我想有几个必然。 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必然。经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俗话讲“盛世修史”，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第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累积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呼唤着精神文化的丰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为人关注。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新起点，更需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要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何而来、到何而去？中华民族在百年大变局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大国崛起的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回答，需要从更加整体化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习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 第三，这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习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实践源头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寻到真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历史是文化自信最深沉、最深厚的环节。 最终一句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半月谈记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李国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受鼓舞，倍感兴奋。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辉煌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我们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学家，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诸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等众多著名史学大家。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坚守“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甘于奉献，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中国历史研究几经波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些年历史研究遭受冷落、跌入低谷。在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历史研究学科或者历史专业甚至都不复存在了。有的与旅游结合起来，有些归并到其他专业。历史研究后备人才培养不景气、历史研究成果产出大面积萎缩，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史学研究下滑的同时，在史学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噪音杂音。随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文艺创作本身无可厚非，但随意性的、胡乱编造的戏说作品大量充斥在小说、电视、电影中，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是不真实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歪曲的。似乎中国古代宫廷，除了妃子宫女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给社会与民众，甚至给国外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显然是不严肃的，是扭曲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也经历过屈辱的磨难。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这些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和体现，没有让民众去正确地认知。戏说历史的泛滥，不仅冲击着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而且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也产生负面作用。这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的失位。 半月谈记者：老百姓对历史一直有很高的兴趣。不少关于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者图书都非常“热”。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的有机结合，让历史从高级殿堂走向普通百姓？李国强：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职责和任务之一。历史研究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出象牙塔。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成立博物馆。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场地建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把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开放展示。除了考古研究所有大量考古文物之外，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都收藏着一些各类名人手稿、珍贵古籍。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历史研究院的珍宝，当然更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把它们开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民众来感受和分享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举办公益性讲座。我们将有计划地邀请研究院著名专家学者办公益性讲座，让民众与史学大师面对面交流对话。 第三，出版普及型历史读物。让历史学者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出版历史读物，以此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科学地准确地传播历史知识。 第四，推出文创产品。伴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创产品的推出。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历史珍宝，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让它们走向社会，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文创产品接受我们的历史知识，记住我们的历史传统，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有哪些，如何履行好这些职责？李国强：按照“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是集中优质资源力量，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 同时，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除了《历史研究》之外，领导机关又特批我们再创办一个刊物，现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同时，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究院在整合中国社科院精锐力量，整合各类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这是一方面的职责。 另一重要职责是要做好全国历史学研究的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致力于引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这是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使命。为此，我们将联合一些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一些非实体中心，拟定一些资助计划，资助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和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些专项课题资助。除此之外，我们还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鼓励建立高端学术研究工作室。 应该说设想非常多，那么这些设想就是要履行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和职能。 半月谈记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存在哪些问题？李国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大量的理论命题。 从当代来看，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无论是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出现许多新的学科分支。比如海洋史的研究，在过去历史研究是研究不多的，但现在成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再比说全球史、环境史、反腐倡廉史等研究都是新的开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也在进步，它的结构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此外，史学研究跨学科的特征也日益明显，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互交叉，甚至与理工科等也彼此结合。比如考古研究所就有考古实验室，它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开展考古研究。再比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我们的研究就要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这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技术革命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手段上的变化，也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理念上的变化。 当今历史学的研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促使历史学工作者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多元，一定会产生比以往更加优秀的成果。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碎片化问题、片面化问题，研究领域分得太细小，忽视了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对历史的割裂，很难全面的科学的还原历史，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同时，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我们看到，现在网上甚至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客观历史、歪曲历史的观点，这些问题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无关系。 半月谈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自媒体影响很大。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借助于互联网扩大传播。新媒体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如何用好互联网？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网站正在建设中，这个网站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要素的多元化，既要服务于历史研究院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全国历史学研究。同时要面向大众，要有公益性的传播功能。我们将加强新媒体多种手段的运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把形式和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博物馆将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做引导员、讲解员，4D影院以全景式、立体化的方式展示历史等等。我们希望以最大的努力，牢牢占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 半月谈记者：有网友说，顶级机构的成立还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一流的优势资源未必一定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产生一流的史学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李国强：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正如总书记在贺信里殷切希望我们“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办公的环境非常好，面积很大，建筑也非常有气势。但有大楼不等于有大师。怎么样培育出一批大师级人物，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学术规律，提升制度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过去，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小，每年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成果质量究竟如何？为什么近些年很少出现大众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要不负这个时代，需要学者们更加潜心研究，需要我们的管理者增强使命担当。我们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以更方便更灵活的方式推动科研。我们将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更好的科研条件，特别是更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到研究院来合作研究。 我们要对史学领域的冷门绝学加强扶持力度。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的研究，非常重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研究日益薄弱，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在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给予政策性支持和扶持，历史研究院有责任把这样的工作担负起来。对那些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我们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门的项目、加大资金资助力度。 历史研究院也将加大对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翻译的支持，要资助翻译出版。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一些单位，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但历史研究院责无旁贷。 总之，通过制度的变革，通过手段的创新，尽量减轻史学工作者的负担，让他们更加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历史研究当中去。 半月谈记者：这些举措听上去令人很振奋。李国强：高翔院长提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咖啡、茶水，让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工作得更精彩，生活得更漂亮。当然不是因为有茶水和咖啡就显得“高大上”，而是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感觉到自豪和被尊重。 半月谈记者：史学工作者的收入会不会更好一点？ 李国强：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研究非常精深的专家，他们是精神上的富翁，但是生活中的“乞丐”。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他们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完全不匹配。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更多改善，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半月谈记者：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强：习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把握好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历史研究要书写好研究好中国历史，给我们当今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筑牢基础，通过我们优秀的历史研究成果，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愿景，做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半月谈记者：孙爱东视频剪辑：张初文字编辑：郑雪婧

《今日历史》是英国一份著名的插图历史杂志，同时也有官方网站（http://www.historytoday.com/）。从1951年创刊起，该杂志按月发行，致力于将严肃而权威的历史以有趣的方式展现给广大民众。它覆盖各个时段和各个地区，既刊登传统史学类文章，也聚焦于最新历史研究。近年来，《今日历史》每年在年末刊登当年最佳的历史书，以供读者参考，具体内容可以在官网进行阅读。（本文原载于《今日历史》第67卷第12期，2017年12月，原文链接：http://www.historytoday.com/history-today/best-history-books-2017 ）从古希腊到二战，从罗马教皇到反基督者，从拜占庭到中国再到犹太人的传说，历史学家们精心挑选出了他们在2017年最喜爱的书。评荐人：埃弗丽尔·卡梅隆（Averil Cameron，牛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古代晚期与拜占庭史）我的选择是米努·丁肖（Minoo Dinshaw）所写的传记——《异域骑士：史蒂夫·朗西曼的拜占庭人生》（Outlandish Knight: The Byzantine Life of Steven Runciman，艾伦·莱恩出版社）。史蒂夫·朗西曼（Steven Runciman）是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同时也是1920年代剑桥新潮社交场的常客，其身影还出现在著名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的镜头之中。除此之外，他也是学者兼戏剧导演达迪耶·瑞兰兹（Dadie Rylands）的朋友，连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都是他的学生。年轻时候的史蒂夫·朗西曼朗西曼心醉于有关皇室的一切。他尤其喜爱旅游，一攒够钱就从剑桥三一学院辞职，从此过上了周游列国，与朋友谈天说地的生活。即便如此，他依然撰写了一系列和拜占庭相关的历史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他的三卷《十字军历史》。他于2000年去世，享年九十七岁。丁肖的书读起来非常精彩，同时也给我们对朗西曼的想象留出了足够空间。评荐人：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英国作家与历史学家，主要研究纳粹德国）不论是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er Coker）都是英国在战争领域最前沿的思想家之一。不同于寻常的国际关系专家，他在历史和文学领域有着宽广的知识面，综合运用使得其作品如虎添翼。他的《未置信之战：中国，美国与大国冲突的逻辑》（The Improbable Wa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赫斯特出版社）一书阐述了强大经济联合体的必然性，并说明了中美的共同利益会防止两国陷入亚太战争。科克关于“非理性”在战争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有许多有趣的见解，无论这种“非理性”是否基于荣耀与怨恨，也不论文化如何影响与塑造决策的构思。此书对战争展开的各种角度，海、陆、空甚至网络空间的分析达到了顶峰。鉴于作者脚踏实地的学术成果，此书同时也颇具启发意义。他并不追随时下流行的“修西德底斯陷阱”的论调而盲目认为大国的兴衰必定会造就战乱的发生。评荐人：露西·德拉普（Lucy Delap）塞尼娅·比塞塔（Senia Peeta）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女性，1900-1918》（Irish Nationalist Women, 1900-1918，剑桥出版社）一书从长时且活跃的女权切面入手来探讨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同时也绘制了“先进女性”（advanced women）所面临的一系列阻挠。此书有助于我们重现思考了爱尔兰的政治场域，并将其视作一个同先前历史叙述相比的更具论辩色彩的、多元的话语空间。在同一时期，安妮·萨默斯（Anne Summers）也出版了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学术著作——《英国的天主教和犹太女性，1880-1914》（Christian and Jewish Women in Britain, 1880-1914，帕尔格雷夫出版社）。她的多元主义书写对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历史叙述作出了杰出贡献。她将目光聚焦于政治运动里那些博爱仁慈的女性，并将性别放置在叙事的焦点。最后，杜尔班·高希（Durba Ghosh）的《绅士恐怖分子》（Gentlemanly Terrorists，剑桥出版社）则着眼于1919-1947年间印度的精英反殖民武装者的暴力。不同于甘地的非暴力，高希将暴动置于印度民族主义的中心，并追溯了其持续性的影响。评荐人：戈登·坎贝尔（Gordon Campbell，英国莱切斯特大学教授，从事文艺复兴研究，以研究弥尔顿与詹姆斯一世钦定版圣经闻名于学界）自英格兰与苏格兰改革以来，清教徒们试图将英国变成一个清教徒国家，其中一些激进者甚至宣称教皇是反耶稣的。而教皇是如何看待英国则很少被人们所讨论。斯特拉·弗莱彻（Stella Fletcher）在《教皇与英国》（The Popes and Britain，I.B. Tauris出版社)中，叙述了一部详尽的关于天主教会与英国从古代晚期到当今的关系的历史。此书涵盖甚广，其学术成果也令人敬畏。弗莱彻博士主要是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但同时也出版了讲述英国红衣主教沃尔西的作品，往往将沃尔西放置在整个欧洲背景下进行考量。也正因此，她对于英国和教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她的行文很优雅，易读，并不卖弄辞藻。我很享受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从中获益匪浅。评荐人：朱迪斯·弗兰德斯（Judith Flanders，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兼作家，定居英国伦敦，作品主要集中于维多利亚时代）这个夏天，我很荣幸做了坎迪尔奖（Cundill Prize）的顾问。坎迪尔奖是为了历史写作而设立的奖项，因此我审阅了上百本历史书，每一本我都很喜欢。其中我的最爱是来自詹姆斯·夏普（James Sharpe）的《狂怒的人们：英国暴力史》（A Fiery & Furious People: A History of Violence in England，兰登书屋）。这本书的详尽令人满意，其论点也颇具说服力。而丹尼尔·科尔曼（Daniel Coleman）的《庭院劳作：城市空间的传记》（Yardwork: A Biography of an Urban Place，沃萨克与韦恩出版社）则从社会历史、生态学以及政治史的角度剖析了我们称作为“家”的一切。而我最想评述的一本书，还是罗斯玛丽·阿什顿（Rosemary Ashton）的《火热一夏：狄更斯、达尔文、迪斯雷利以及1858年的大恶臭》（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耶鲁出版社）。论揭露生活、政治、艺术与流行文化背后的暗潮涌动，她是最出色的。评荐人：莎拉·莫蒂默（Sarah Mortimer）我选择了罗伯特·柏尔勒（Robert Bireley）对于乔瓦尼·贝特罗（Giovanni Betero）的《国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CUP出版社）新版本的翻译。原书写于1589年，大概是在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君主论》（The Prince）几代之后的作品，《君主论》一书揭露了政治游戏的黑暗艺术，让一整个欧洲陷入了介于颤栗和狂欢间的恐怖刺激。贝特罗则执着地认为，君主可以做到道德与威望兼备，而在《国家理性》里，治国版图也被构建成一个天主教新版本，为了让统治者能满足这个腐化堕落并且瞬息万变的社会之需求。这本书影响深远，同样也十分精彩，但还不怎么为人所知。好在柏尔勒的的新译本颇具贝特罗本人的神韵，不仅十分生动，而且让贝特罗的书得以展现出其深远的重要性。事实上，贝特罗在16世纪对于政治成功和道德标准的见解显然也很切合当今时局。评荐人：保罗·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英国古代史学家，剑桥大学希腊文化教授）从夏洛茨维尔到牛津，再到卡尔卡斯，这是如此“雕塑焦虑”的一年。文森特·阿祖莱（Vincent Azoulay）2014年的 《弑君者》（Les Tyrannicides）现在已经可以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官网上读到，并被极为恰当地翻译成《古代雅典的弑君者：两座雕塑的故事》（Tyrant-Slayers of Ancient Athens: A Tale of Two Statues）。实际上，弑君在古希腊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情，从公元六世纪后就开始频频发生了，然而却没有一个地方如同雅典频繁。阿祖莱则凭借其敏锐而广泛的研究，全力为人们展示了两位雅典杀害暴君者——哈尔莫迪乌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吉顿（Aritogeiton）的形象。两位弑君者的雕塑对于那些已经熟知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Naples’ Museo Archeologico）所藏的低质量罗马复制品的人来说，这个优雅的专题著作将极具参考价值。而对于这两位不寻常的年轻贵族的似是而非的英雄崇拜的细微差别，也会让宗教史学者和政治史学者陷入沉思。评荐人：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牛津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拜占庭牛津研究中心主任，《丝绸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作者）今年我最喜欢的历史书有两本。其一是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犹太人的故事：1492-1900》（Story of the Jews: Belonging 1492-1900，博德利·海德出版社）。这本书引人入胜，引经据典，文采飞扬。沙玛通过独立的小故事来描绘恐怖与受难，但同时也不放过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成就与希望。其二是尼古拉斯·莎士比亚（Nicholas Shakespeare）的《五月的六分钟：丘吉尔如何出人意料地成为首相》（Six Minutes in May: How Churchill Unexpectedly became Prime Minister，哈维尔·塞柯出版社）。此书如同小说一般扣人心弦！除了一丝不苟的学术研究、新颖优雅的造句行文，此书还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历史的走向可以被如此立刻地决定。他还对当下学界有关丘吉尔上位的研究做了一些重要的修正，并且展示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丘吉尔首相生涯的记忆是如何被排列整理的。实属佳作。评荐人：卡罗尔·理查德森（Carol Richardson）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与《愤怒的时代：一部当代史》人类喜爱模式（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叫它历史），它意味着确定与预示，意味着控制。黑白分明，没有灰色。成王败寇，并无中立。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书，《愤怒的时代：一部当代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企鹅出版社）致力于探寻当今世界混乱的根源。以1922年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强有力的名句开篇，“我们与爱同行，并报以本时代所无法满足的热烈期望”，米什拉与以赛亚·柏林（Isaih Berlin）的行文呼应，认为人性借由启蒙的自私本能所联结，但同时也会被弗洛伊德所说的“细小差距的自恋”所分割。当然，一些评论者也询问米什拉有关当代大众不满情绪和与历史上知识精英的大概念之间的关联。这一时刻，米什拉因而总结道，“是为真正的颠覆性思想所准备的，是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时刻”，正如模仿比尔·克林顿的口号一般——“这就是历史，笨蛋”。评荐人：菲丽帕·约瑟夫（Philippa Joseph）在《西西里与启蒙运动》（Sicily and the Enlightenment，I.B. Tauris出版社）一书中，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给我们展示了多米尼克·卡拉西尔罗（Domenico Caracciolo）即两西西里王国（Two Sicilies）总督与部长在1715-1789年间的外交公文与私人信件。这让西西里尘封的封建律令和岛上贵族家庭奢华的生活方式跃然纸上。在卡拉西尔罗抵达西西里时，他已经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领袖和法国的外交部长。虽然他试图改革贵族特权的激进做法不了了之，但他确实帮助废止了西西里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 on Sicily），解放了身处野蛮统治下的农民。莎拉·杜南（Sarah Dunant）一丝不苟的研究性小说《以家族的名义》（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Virago出版社）则给我们讲述了亚历山大六世的教皇生涯，胜过诸多学术著作。我特别喜欢作者对卢克雷奇娅（Lucrezia）名声的“翻案”。至于亚历山大，他的名声却从未较前者优胜，毕竟他所招揽的“公关经理”是（臭名昭著）的切萨雷·波吉亚（Cesare）。评荐人：保罗·雷（Paul Lay）英国的保守党被视作是当代最为成功的民主党派之一，只不过鉴于该党派的现状，人们很少了解到这一点。该党派的奠基者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也是该党派的精英智囊和砥柱中流。他还是艾米莉·琼斯（Emily Jones）引人入胜而令人惊奇的研究成果的主人公。在《埃德蒙·柏克与现代保守主义的发明》（Edmund Burk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Conservatism, 1830-1914，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书中，作者追溯了1830-1914年间这位爱尔兰辉格党人所经历的坎坷路程及其与保守主义的托利党先驱的水火不容，并且阐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是如何被英国保守主义传统所奉为圭臬的。英国保守党派的奠基者埃德蒙·柏克弗朗西斯·欧·戈尔曼（Francis O’Gorman）的 《健忘：构建记忆缺失的当代文化》（Forgetfulness: Making the Modern Culture of Amnesia，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是一本及时的、解释西方历史的“缓慢漂移”的著作。从天主教对来日救赎的痴迷到对当代教育系统的批判，作者指出人类的过往不过只是一个被嫌恶、被碎片化，或是被检测之事。

何为古今《古今》创办于1978年，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的学术年刊。本刊的创办者，是当时的历史系学生陈锋、赵林（现已分别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哲学学院教授）。据二位老师回忆，《古今》之刊名，初定为《古与今》，后经集体磋商，更名为《古今》。 刊名的释义是这样的：考虑到与历史专业密切相联，既然是历史，便叫“古”，但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古而古，王充曾说“知古而不知今，是谓陆沉”，可见学习历史，不仅要博古，还要通今，于是各取一义，并称为《古今》，希望在史院就读的学子能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学生独立创办的一份历史学术刊物，《古今》在创刊之初，便设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规范。一直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办刊原则；坚持弘扬稳健、踏实的治学风气；自我定位于一个为“以史为好”的同学提供展现自身学术特长的平台。投稿要求第42期《古今》即将出刊，诚邀各位爱好史学的同仁，不限年级、专业，均请惠寄佳作，砥砺学术。本刊延续以往的主要栏目设置，并将根据同学们的来稿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投稿要求如下： 一、《国史探微》、《世界史论》、《考古论丛》栏目：主要面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同学征稿。投稿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研究主题作文，符合学术规范，附有内容摘要、关键词与注释。（参考文献可不列）论文字数请尽量控制在一万字之内。 二、《学海漫谈》栏目：主要面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同学征稿。来稿无体裁之严格要求，札记、书评、随笔、综述、译文均可。文章应遵循学术规范，札记、书评、随笔、综述请附注释或参考文献，译文附有原文。字数以3000—6000为宜。三、《交流园地》栏目：投稿不限高校、学院。本栏目旨在为“以史为好”的同仁提供展现学术特长、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投稿要求参照第二条。四、引文格式请遵照《历史研究》引文注释相关规范。五、所有来稿文责自负，不得抄袭、剽窃。 六、本刊有权在不违背作者观点的前提下按编辑规范作适当修改，如不同意，请加以说明。 七、本刊为内部杂志，所发文章不影响其他刊物录用。八、所有来稿均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本刊邮箱内，请将文章以附件形式发送，在邮件主题栏内标明文章题名，在邮件正文附上作者简介（姓名、年级、专业与联系电话）。 投稿邮箱：由于平台规则限制，不允许含有联系方式，请想要投稿的朋友，微信搜【投稿征文驿站】获取。截稿时间：2021年4月10日晚24时

《清代学术史丛考》，陈鸿森著，学生书局2019年12月出版，新台币900.00元十几年前，因撰写博士论文的缘故，曾不自量力，试图排比高邮王氏父子书札，虽然用力甚多，但治丝愈棼，屡辍屡作，终不敢自信。偶然利用当时便利的搜索工具在网上查证，竟意外发现海峡对岸有名为陈鸿森者一篇大文：《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快读之下，不禁神往久之，感叹并世之间，竟有治学精到如此者！自此之后，便按名逐篇搜罗，每见悠然心会之处，多有浮白击节之乐。只是陈先生所撰之文，分散于两岸各类刊物，搜罗不便，常令人遗憾不已。可喜的是，陈先生自荣休以后，终于着手孴其鸿文十五篇，合并成册，名为《清代学术史丛考》，诚可谓治清代学术者无上之福音。近得新刊之书，通读一过，其中所收诸文，涉及三个方面：一则纠正已有史传、工具书记述之误；一则考辨知名学者学术及生平；一则发掘、表彰被遮蔽之学者的学术与生平。三者环环相扣，其重心都是落在学者身上，正可见作者此书的中心，就是在于人，以人为本。近十余年，清代学术成果蔚为大观。不过，正如作者在《被遮蔽的学者——朱文藻其人其学述要》一文中所作譬喻，其中大都不过是匆匆的游客，略一观览，便尔撰作旅游攻略，是否真有会心之处？概莫可知。而作者作为清代学术史这座大山中的樵夫，寝馈于此数十年，其植根既深，则所得甚丰，固有宜也。此书所收诸文，虽然之前大都曾经拜读，但此次重读，仍觉胜义纷呈，令人陶醉。其所考证者，可为定论；所标举者，可为学术史之补充。确为信今传后之佳作。作者的治学方法，无疑沿袭了乾嘉学派一脉，以实证研究为重。时至今日，不改故步，可谓不负如来，为两岸仅见之传统治学者。以我浅见，作者此书所收诸文，从方法上来讲，大概有如下数端：一、探史源；二、别版本；三、揆情实；四、审制度。一、探史源者，不仅辨其误，且辨其所以误，引其致误之文，原原本本，读者一观便知。如《清史稿儒林传举正》一文“王鸣盛”条，考辨王鸣盛降级一事，先引王氏内弟钱大昕所撰王氏《墓志铭》及江藩《汉学师承记》，指明此即史源。又引王闿运所纂光绪《湘潭县志》卷八《罗典传》所在，指其与史传不合。复引《高宗实录》卷六零三及中研院史语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吏部移文，还原王鸣盛左迁始末。不仅辨史传、钱传、江传之误，且又纠正《罗典传》传闻之讹。寥寥千字，正讹批谬、一廓史误。再如《清史稿儒林传举正》中“沈彤”一条，诸史传皆言彤曾入三礼馆，又曾与修《一统志》。作者首先厘清史源，以为其源出于沈德潜乾隆十九年所撰彤传。而至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钱林《文献徵存录》卷四彤传中，于此又踵事增华，且言彤以《三礼》书成，议叙得九品官。作者复广搜文献，以沈廷芳所撰彤《墓志》及彤致方苞函为据，证明沈彤其实未曾入三礼馆修书。又以沈彤《果堂集》卷八《题阿生斋壁》所言，判定沈彤事实上是因为短暂参与《一统志》校勘，而议叙为九品官者。二、别版本者，如在《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一文中，作者指出：“《经义述闻》其书凡三刻，初刻本刊于嘉庆二年，不分卷，书内各条独立，不相连属，无页码，盖随就所得增刻补入也。二刻本嘉庆二十二年刊于江西，《周易》《尚书》各一卷，《毛诗》二卷，《周官》《仪礼》《大戴礼》各一卷，《礼记》《左传》各二卷，《国语》《公羊传》《谷梁传》《通说》各一卷，计十五卷，阮元为之序。三刻本则道光七年冬刊于京师寿藤书屋者，道光十年全书刻成，今通行三十二卷本即从此本出。”正是因为辨析了《经义述闻》的不同版本，所以作者能以此为基础，准确把握王氏生平的相关信息，指出前贤今人系年之误。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考《经义述闻》的刊刻情况，不仅对于这九通书札系年至关紧要，与之相关的其他王氏及友朋生平，亦可藉以判明，功莫大焉。再如武亿关于家乡偃师之金石学专著，作者经过仔细梳理，以为可分五种版本。通过版本之间的内容上的传承，以及武亿致王复函、武氏子所撰乃父《行状》，最终得出结论，现在署名为王复之《补录》，事实上应该就是武亿所撰。三、揆情实者，如《清史列传儒林传考证》一文“钱东垣传”条，据《清史列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所载，东垣、绎、侗昆仲三人各撰有《孟子》疏义之书。但因历经动荡，三人之书，现已无存。不过，作者依据仅存的著述宗旨、条例，再结合钱侗早逝，所撰《方言义证》六卷曾经其次兄绎补全为《方言笺疏》十三卷之证，以为：“（钱绎、钱侗）两君所为《孟子义疏》，亦犹是也。”加上“钱东垣兄弟友于挚爱，尝同校订《郑志》、辑释《崇文总目》，东垣与侗殆无二人各著一书，相角高下之理。……余固疑东垣《解谊》与钱侗《正义》、钱绎《义疏》俱同一书，其书或钱氏昆仲共撰，或本钱侗所著，早卒，未竟其业，东垣、钱绎踵续成之”。虽不曾定论，但分析鞭辟入里，所言虽不中，亦不远矣。再如《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一文，段氏曾自言，在注《说文》之前，曾编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但作者以为这个说法颇有可疑处，作者认为：“从事理上来看，北京本至早五十五年誊写清本，尚未删汰录为定本，随又另起炉灶，重编另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情理上也不好说。”又云：“……推测《尚书撰异》五十六年五月成稿后，翌年全书写定，将付梓人；同时又拟‘删定《说文》旧稿’，继《撰异》之后，次第付刻。而同一时间，段氏复分神另编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说文》长编，这在情理上断无可能。”在综合以上因素之后，作者得出结论：“因此，段氏注《说文》之前，曾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这个说法应该是段氏虚构的。”段玉裁一生致力疏解《说文》，但因种种关隘，不得不故作狡狯，谰言曾撰作五百四十卷长编以证己。作者于他人无疑处生疑，爬梳文献，考订事实，复揆之以情理，以为必无此事，揭二百年无人道及之秘，颇可见其治学风貌。四、审制度。制度向来是文献考证的重要依傍，作者浸淫学术数十年，自于制度一事烂熟胸中、游刃有余。书中亦多有以此来考实史事者，如关于马宗琏的科第、仕宦问题，根据旧有文献记载，马宗琏既已经举人大挑，已官教谕，而又应嘉庆四年礼闱。既已会试中式，而又至六年方成进士。其间究竟是何缘故？无论《清史列传》《清史稿》《桐城耆旧传》乃至《桐城扶风马氏族谱》中，都未曾言明。今据《马宗琏行年考》一文所考，知马宗琏当于乾隆六十年以四上春官不售，应该年大挑，列二等，以教谕用。而自嘉庆元年冬，朱珪调任安徽巡抚，因惜宗琏才，故仅数令其署理教职，未曾实授。《马氏族谱》《桐城耆旧传》言曾补东流教谕，非事实也。又马宗琏会试之后，史传均未言及何以未曾及时殿试。陈先生在文中则梳理贡士不与殿试的三种情况，即丁忧、因病告殿及殿举。并引李赓芸《稻香吟馆诗稿》中二诗，旁证“马氏当因复试磨勘，缮写违式而遭罚科”。马氏生平资料极为匮乏，而作者因智珠在握，旁搜远绍，于马氏既殁之后二百余年，竟能考实其生平重要关节，不得不叹服其考订之精。学者之于著作，常常是生死以之。《钱大昕〈养新余录〉考辨》中记录，嘉庆八年冬，“《养新录》由阮元携至杭州开雕，竹汀心事已了，且自度体力渐衰，恐不久于人世……”果然，后十月之嘉庆九年十月，竹汀即辞世。《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中则言：“由于卷帙庞大，加上段氏不断增改，全书三十卷直到嘉庆二十年五月始刻毕，同年九月八日，段氏病卒，享年八十一，距《说文注》全书刻成仅三四个月，所以段玉裁注《说文》可说是终生以之。”又《说文注》成，段玉裁对其弟子陈奂叹曰：“吾似春蚕一般，茧既成，唯待毙焉已。”之后不久，段氏即辞世。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二十四日寅时，一代鸿儒王念孙卒于京邸。王引之在致陈奂函中言：“先君《读书杂志》全编及余编，于前岁冬杪刻竟，先君尚幸亲见其成。”数事者何其相似！但传统社会读书人进身不易，舍却科举一道，几无他途。因此之故，沉沦下流之饱学之士往往赉志而殁，著作若不能及身付梓，往往散失。且以生计故，又常代人捉刀，而名氏翳如。作者在此书中，以极大篇幅，撰作《钱坫事迹考证》《陈鳣事迹辨证》《强项无欲武虚谷》《被遮蔽的学者》等文，将底层学者予以表彰，实无异于生死人而肉白骨，可谓功德无量。陈先生此书体大思精，博稽旁征，书札、题跋、日记、文集信手拈来，参伍互证，可谓篇篇精当，虽四五十万言之巨，而惟恨其少。治学之典范，其在是乎！但作者以爱惜羽毛故，于行文措辞，近似洁癖，此次旧文重刊，多存改写之处。虽然是锦上添花，但以我个人愚见，却以为不必。盖后出之新材料固然可以补充论据，令文章更加圆满，但如读者未见原刊之文，反而会造成一些学术史上不必要的误会。再从全书收录文章而言，浅见以为或可略作调整。如既收《清史列传汪宪朱文藻传订误》，又收《被遮蔽的学者——朱文藻其人其学述要》一文，二者关于朱文藻部分，多有大同小异者。作者已有《朱文藻年谱》之作，不如迳以《被遮蔽的学者》一文，附录年谱之后，较为妥当。又《清史列传儒林传考证》一文“江沅传”一条，引《清史列传》本文，有：“（段玉裁）曰：‘此表惟江声及沅知之外，无第三人知者。’”此处原整理者误加引号，陈先生照录原文，未为纠正。但事实上，此处当为列传作者撮述段玉裁之言，并非段氏原话。因直呼人名，固已无礼之甚，而对孙呼其祖名，尤其不堪，博雅如段玉裁者，断断不能如此。总而言之，书中所收诸文，都是以文献为基础，发现文献，释读文献，分析文献，利用文献，再加之以作者作为历史学家的史识，纵横阖捭，一气呵成，是文献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先前就职的史语所首任所长傅斯年先生曾有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言虽重在物质的考古资料，但移之于纸质文献，尤其是明清文献，也甚适当。而本书利用了不少外间不经见的材料，正是文献考古学的具体表现。作者在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其实也正是这种充分发掘文献，精确解读文献，合理利用文献的精神。惟史语所迁台以后，日沐浴于欧风美雨之中，时至今日而能持此故业者，作者一人而已！近数年来，大陆以重振中华文明相号召，有志于治传统文化者也日渐其多，作者此书之出版，可谓正当其时，有志于传统学术者，即以此书为揣摩学习之样本可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中新网北京9月25日电 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以院属各单位为依托，联合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在北京共同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为展览揭幕。中宣部理论局、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中国历史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并参观展览。本次展览位于中国历史研究院西阙一层的临展厅。展览设置了考古研究展区、古代史研究展区、近代史研究展区、世界史研究展区、边疆史研究展区、理论研究展区、32家联席单位展览和特设展览区域——殿堂成就，共8个展区。各展区分别展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以来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学术活动、领域内专家和32家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的主要学术成果，以及50位史学界学术大师的主要学术成就。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例如，考古研究区域主要展示了70年来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所对于各朝代的研究取得的丰硕收获、古文字学实现的一系列新突破、发展迅猛的科技考古取得的显著成果、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公共考古向民众介绍的精准的考古知识。在古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展出了众多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具有学科奠基意义和重大学术影响的专著、工具书、古籍整理、学术论文以及相关科普成果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开展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活动，以及诸多有利于整体提升中国古代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建设平台。近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则主要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版的多种专著、在国内外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 ，重点展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色板块——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成果。世界史研究展区主要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覆盖世界各国的研究领域，和《世界历史》(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代表了各个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乃至全国世界史研究者之力完成的多部著作，展览还突出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多个特色。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7日，并面向公众开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