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方法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俄国史。尽管文明史观受到许多史学家的重视，但同时也引来强烈的反对意见和批评。历史学者B.奥尔洛夫指出: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理想主义正处于上风，生产、交换、需求成了“文化历史”的次要成分，而文化、宗教、传统等则成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奥尔洛夫认为，彻底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的文明史观是站不住脚的，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实际情况的。其他一些研究者也指出，社会形态史观绝非一无是处。首先，社会形态理论首次使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一贫困阶层的苦难境况成为史学家们描述的对象。另外，在历史书中全面介绍了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反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以及被统治者为推翻统治政权、为争取平等权利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另一些历史研究者则指出，实际上，目前俄国史研究中的文明史观所否定的只是苏联那一特定时期盛行的社会形态史观，即把所有历史现象和进程都解释为经济因素（生产方式）作用的结果。这种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史中被描述为阶级斗争，而在文化发展史中则被描述为意识形态斗争。和这种社会形态史观不同的是，当代俄罗斯历史研究的文明史观强调多样化，重视多种历史因素所起的作用。在文明史观对历史的分析中，还特别考虑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制度、相对独立政治体系等等的影响，而且并不仅仅限定于阶级或更大层面上，同时也探讨更小范围（团体、家庭）内的问题。在文明史观中有两个不同的模式在相互作用:线性阶段模式和局部区域模式。线性阶段模式与现代化思想和西方历史发展观有密切联系，局部区域模式则相对于各个文明具有独自特点、其文化经验和生活方式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当代俄罗斯的文明史观还强调世界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俄罗斯文明历史的研究中，既分析作为局部文明之俄罗斯的特点，也探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起走过的历史道路上某一阶段的特点。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洛德尔所说，当代文明理论处于一个很复杂的环境之中，处于历史的和必然的、理智的和不理智的、有规律的和偶然的等等矛盾之中这种环境不是历史学家们臆造的，而是在社会和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俄罗斯，人们在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时候都开始更倾向于“双赢或多赢”的原则，而不是一味地坚持“非此即彼”的不调和立场。这一点也体现在史学研究中。很多历史学家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时，并不完全排斥其他的观点和看法，而是从中吸取合理内核、取长补短。不少俄罗斯史学家认为，文明史观和社会形态史观都是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的，但它们同时也都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例如，文明史观本身解释不清一级文明向另一级文明过渡的原因和机制。同样解释不清的是，为什么从奴隶社会开始的几千年来，联合的趋势总是孕育于分裂之中。.阿拉耶夫认为，“只有社会形态史观和文明史观的完全和有机融合才能给历史学家们以有益的历史进程理论”。P.I.兰达则认为，社会形态史观和文明史观的对立完全是人们臆造出来的，因为“社会形态的存在离不开文明，文明的存在也离不开社会形态”B.库济欣在探索“社会经济形态”和“文明”概念之间的相互平衡关系时，提出了“历史形态”的概念，用以表示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其独特的结构不仅包括社会经济方面，也包括社会关系的其他各个方面。在俄罗斯社会发展研究中问题。为什么学者们在探索俄罗斯社会发展模式和文明间作用形式时要弄清楚，一些学者特别重视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动态进程社会文化动态发展问题呢？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不仅仅是人、文化和社会本身，应该还有他（它）们之间的动态联系。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凯菲利认为，在文明史观、社会形态史观和地缘政治史观的相互作用下，对社会文化动态进程的分析和研究将导致“世界新文化”的建立。如果上述三种史观能够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真正有所“建树”的话，则可以把以前被认为没有直接联系的社会进程纳入统一的“空间一时间链”中加以研究。他在《全球地缘政治中俄罗斯的命运》一书里强调指出，弄清楚各个地缘政治进程和地缘政治时代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非常重要。他着重分析了在俄罗斯思想和欧亚主义思潮中得到体现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曾于1977年因在不平衡热力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俄裔比利时科学家.普利戈仁和著名德国物理学家G.哈肯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提出了“协和论”（亦称协同论）这一辩证的认识和研究方法。该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后来也被运用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如今，协和理论在跨学科研究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也成为历史科学方法论中的一员。近年来，在俄罗斯，用协和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特别受到重视，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协和史观”。这一理论的最基本概念是非线性、非稳定性、不可预测性、多样性。它从新的视角看待和研究历史进程中不稳定事态的发展，为此，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偶然性、无法猜测和预料的各种不同影响和作用因素。处于某一临界点的发展状况对于理解历史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一临界点恰恰就是新的进化路线的起点。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历史例子就是20世纪世界各国频繁发生的、表现为社会体系根本变革的社会革命。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啦，各位看官大大，就看到这里了，麻烦看官大大点个赞，您的关注和点赞，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祝各位看官们生意发发，学业事业有成，身体健健康康！！！如果大家有不同看法欢迎各位看官们在文章下方留言评论。（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雷同纯属虚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来源：澎湃新闻

历史与哲学，历史与研究，似乎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之关系如何，以所谓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为例，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个历史理论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史学研究问题。就所谓史论关系问题而言，有“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有关史论关系问题讨论的提法，大都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思路是对的但只是都不够彻底。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均属同义反复，因此均不具学术价值。因为，从认识逻辑出发，这里的“史”一旦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它就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只可能是或者已经是某种“论”的结果了。而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提法，似乎意味着存在“史”与“论”两个部分。事实上从历史哲学角度而言只存在着“论”，而“史”则是“论”的展现与说明，因此属同义反复。犹如柯林武德谈到的，事实上，“并没有一种特殊的过程叫作历史过程，然后也没有认识这一点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叫作历史思想。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过程”。因为不存在“史”与“论”两个部分，因此不存在何者决定何者的问题。当然如果一定要将其看作或当作两个部分的话，从认识逻辑的角度出发，似乎只应该也只可能是“史从论出”了（当然学界也并没有“史从论出”之一说。事实上“史从论出”的志趣亦非一般史学工作者可领会和理解，因为这是个哲学的、理论的和逻辑的境界，同样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史学工作者都有机会和可能进入这个境界）。首先，“历史”的概念、“事实”的界定与价值，都是由某种历史观念决定的，也即不存在一种没有历史观念介入的所谓“历史”与“事实”。正如卡尔所说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过去发生的事实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决定于过去和事实本身。须知，历史及其事实的意义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附加的和感悟的，并且水远是以历史观念的发展与变化为转移的。因此，这里的“历史”，一旦有这个词出现或这个词及其概念有意义的话，就是一个生成的或完全是个认识生成的概念与结果，恰如克罗齐论述所谓“当代史”的概念时所揭示的一样，“·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在这里，“史”、“论”是一体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史”与“论”的分离状况与现象。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问题的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因此，“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都是制造出的问题，并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庸人自扰的问题。历史的观念在这里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也有本体论的意义。历史的认识论在这里表现的是认识的基础如何以及不断发展性问题，历史的本体论在这里表现的是具有某种特质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如何的问题，当然不是唯一的表示，只是在这种历史观念下才是有效的问题。其次，历史观念决定史学研究，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和正常的学术现象，无论是意识到的还是意识不到的。无论是说“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历史”，还是讲“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过程”，都是某种历史观念的产物。因为“进化”也好“进步”也罢，实际并没有一个所谓客观的或先天的标准。这种标准只能是某种历史观念下的“给定”，和在这种历史观念下才是可理解的和可自圆其说的。例如，“进步”一说，在一种历史观念下看，人类社会显现出所谓进步的趋势。但在另一种历史观念下看，就不一定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正如有人这样看问题的情形再熟悉不过了，有的认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今胜于昔；有的则认为世风日下、今不如昔，这正是不同观念、角度下的认识，只能说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无人有权利和资格做一个孰是孰非式的价值判断（虽然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可见，这里的历史观念不仅具有认识问题的工具性质还有认识问题的信念问题。俗语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有人认为是所谓唯心主义，这个判断简单了。但也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唯心主义”是一种哲学思维与意识。从哲学的角度和思维及语言出发，“信则有，不信则无”是一个哲学认识命题，它的妙处就在于这是一个不可完全证实也不可完全证伪的命题。但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之关系辨析，或历史观念、历史哲学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影响，是历史学的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实在很多，但如果不能意识和领悟到这一点，坦率地讲，那样的历史研究是不会有前途的。小编不由得想起了泰勒的至理名言：研究哲学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得哲学概念的人为数甚少，至于懂得形而上学概念的人那就更少了”。还是换个积极的说法以此共勉吧，研究历史的人很多，但搞懂历史不易，弄懂历史哲学就更不易了！

历史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说是历史故事，也可以说是历史传说，更可以说是历史想象，但是我们都谈到的历史，却不仅仅是我们想象能够得到的，它是有一定的依据，而这个依据，就是要靠我们以前人所写的一切。又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对过去有一个了解，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前人所写的东西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要想深入的研究中国古代的，特别是汉以前发生的故事，有一本书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十分的重要，那么这本书就是史记，那么史记是在怎样的一种背景之下诞生的？他的作者司马迁又是怎样完成这样一部，字数非常多的巨作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以及司马迁写史记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司马迁出生在公元前145年，出生在当时一个叫做夏阳的地方，而夏阳就是我们今天陕西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司马迁的是陕西人。司马迁在十岁的时候，那就开始学习，并且能背诵了很多用古文写的文章，之后又跟随他的父亲，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游历了整个南方地区，并且把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全部都记录了下来，为他之后能写出我们远近闻名的，而且也是世界闻名的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就接任了他父亲的职务太史令。那么太史令具体是干嘛的呢？太史令就是帮助皇帝来整理前朝发生的世情，把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写成书籍，然后存下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编辑史料的那些人。他上任之后，就开始为他写史记，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比如说把前朝发生了很多事情，又进行了重新的整理，而且能在整理的过程中不断的思考，然后把自己的推理，自己的想象也在此基础上，都加入了进去，就形成了史记的初稿。本来想他的命运可以就这样平安的度过，但是却因为一件事使他的自身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他又发遇到了哪些困难呢？司马迁自身的困难还要从一个叫做李陵的将军开始说起，李陵作为汉朝的大将军被派去攻打匈奴。我们知道在西汉的时候，匈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曾经的多次来骚扰汉朝的边境，所以汉武帝就派人去打这个匈奴，而派了这个将军就是李陵，然而很不幸的是，李陵在攻打匈奴的过程中被抓为俘虏。之后朝廷中就开始对李陵进行评判，满朝的人都认为李陵就是个叛徒，就应该把他处死。只有司马迁认为李陵这应该是一个变相的救国，是一个曲线的救国，他当俘虏是必不得已的，并不是背叛了汉朝，于是就为他辩护。就是由于他为李陵辩护，所以遭到了当朝人的反抗，他那就处以极刑，就是腐刑，而这个刑法呢，在以前是非常严重的，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命根子，并且被关在狱中。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并把他写史记的想法开始付出实际行动，形成了我们所现在看到的史记全本。这就是司马迁个人的经历，非常的坎坷。但个人著作却是，被我们这么多人所称颂，我们不仅仅要感慨他的成功，更需要感受的是他在逆境中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

说到邹韬奋，人们很容易想到开创中国“杂志界新纪元”的《生活》周刊和曾拥有56家分支店的生活书店。3月30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与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赵书雷做客思南文学之家，从邹韬奋和会议记录谈起生活书店的那些人和事。3月30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与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赵书雷做客思南文学之家鲜活的“会议记录”去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上海韬奋纪念馆整理的馆藏生活书店会议记录第一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下文简称《会议记录》），首次公布了生活书店创办、发展及管理时期的珍稀资料。《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书影，出版社: 中华书局这份史料涵盖了自生活书店在沪创立后第一次社员大会召开起，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的会议记录，集中记录了生活书店初创时期在经营管理和日常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采取的决策。其中，既有对重大文化史有研究推进价值的记载，诸如最早的民主管理体制在中国的诞生和运行，《文学》月刊创办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政治打击、书店内部的意见分歧及解决办法，也有对历史事件和现有知识的订正信息。更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的是，从会议记录读到的生活书店，也颇具烟火味的鲜活小细节。不少记录页还留存着邹韬奋、徐伯昕、张仲实、毕云程等生活书店管理者的签名。“这套史料穿过了战争岁月，经历了共和国岁月，第一次揭开尘封的面纱和大家见面。”赵书雷提到，1957年9月，由沈钧儒、胡愈之、徐伯昕、戈宝权、胡绳、范长江等组成的韬奋纪念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把原生活书店邵公文同志保管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理事会、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等档案、文件、图片等一并移交给上海韬奋纪念馆。首任馆长毕云程代表上海韬奋纪念馆筹备委员会赴京取回了这批珍贵档案。“还有很多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没有得到很好公布。我们需要特别优秀的学者通过并不完整的史料，看到史料背后的人和事。”顾青说，“现在大家看民国史料很多。但对于民国史料，我认为第一主题还是 ‘抢救’。对于史料抢救，我们出版界的工作就是把它原封不动地影印出来。影印有什么好处？不改，不删。它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最基本的信息。”《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内页《译文》究竟因何停刊陈子善也赞叹这本书“很有意思”。“在民国时期，生活书店是非常重要的出版机构。生活书店是怎么产生、变化、运作的，这在书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不过他也表示，任何一个组织机构的材料哪怕再丰富，也不可能百分百完整。“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不能只相信一样东西，要互相比较参证，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如果只根据一样东西就下结论，那是很危险的。”陈子善说。比如有关1935年上海外国文学杂志《译文》停刊这件大事。《译文》是鲁迅晚年花费精力最多的杂志，最初正是由生活书店印行，至1935年9月出到第13期停刊，鲁迅从此与生活书店结束合作。根据《会议记录》，当时生活书店印行的《文学》月刊和《太白》半月刊发行量都达1.2万册，但《译文》月刊每期平均下来大概是3200份，订户约300个。不少学者由此认为，《译文》停刊不是鲁迅与生活书店不和的缘故，而是经济市场造成的。根据《会议记录》，当时生活书店印行的《文学》月刊和《太白》半月刊发行量都达1.2万册，但《译文》月刊每期平均下来大概是3200份，订户约300个“如果孤立看这份数据，我们当然可以得出结论——《译文》发行量不行，是该关掉。但这份统计数据是1934年生活书店理事会统计出来的，日子是21日，月份不详。我根据前后会议记录推测月份在9月。巧的是，1934年9月16日是《译文》的创刊日，创刊号的发行量恰是3200份。但根据茅盾回忆，《译文》创刊号后来重印了四次。所以我们绝不能被这3200份迷惑，马上得出销路不好的结论。”陈子善提到，1977年他经胡愈之介绍，为注释鲁迅书信而拜访徐伯昕，也提问《译文》停刊的真正缘由，但徐伯昕并没有提及经济原因。“《译文》出版的时候鲁迅专门成立了译文社，一共4人，鲁迅、茅盾、黄源、黎烈文。从创刊号开始，《译文》对外主编就是黄源，不过最初三期实为鲁迅亲自主编。”一次宴请上，生活书店要求《译文》把主编从黄源换为鲁迅，鲁迅不同意，当场拂袖而去。第二天鲁迅叫来黄源、茅盾和黎烈文，说生活书店出尔反尔，还当场把和生活书店签好的合同撕掉了，并让茅盾转达“《译文》如果要继续出版，一定要黄源签”。茅盾和郑振铎夹在其中，提出中间方案——合同还是让鲁迅签，但是杂志还让黄源主编。但生活书店坚持要解雇黄源，因而有了鲁迅与生活书店的“不愉快”。在陈子善的记录中，徐伯昕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这个宴会提出撤换黄源的事，只知道鲁迅让黄源在合同上签字，书店只同意让鲁迅签字。现在我才知道第二个原因是书店不但不同意黄源签字而且还要把他撤换，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怪不得鲁迅很生气，在那么多信中提到这件事……生活书店是进步的，在《译文》停刊之前一直同鲁迅关系很好。记得那时鲁迅也曾对书店校对慢、错字多等提出过意见，但是这只是一般工作上的缺点。现在《译文》停刊这样重大问题上同鲁迅发生这么深的意见分歧，还从来没有过。我认为书店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鲁迅是正确的。”陈子善称：“《译文》停刊，到底是不是经济问题？如果没有更多证据，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徐伯昕的说法。”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历史叙述进入实证阶段“其实历史的真相你很难知道。”顾青感慨，哪怕是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也“难免粉饰”，“所以史料和史料之间是有部分矛盾的，需要史学家辨析，最终得出一些很重要的结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周立民认为，目前民国八卦远远多于民国档案，之后的历史叙述应该越来越进入到一个实证阶段。“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研究资料只能是当事人回忆录。但你会发现，当事人的记录会自我矛盾，不同当事人因为有不同立场可能也有记录矛盾。所以现在微信上流传的民国故事，如果你去核对史料，或许会觉得 ‘千疮百孔’。”“出版是幕后的事情。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也没有那么完整的出版档案。”周立民笑言，与其说从会议记录谈起生活书店的那些人和事，不如说是谈起“生活书店里不可告人的事”。陈子善说：“虽然历史不可以也没必要假设。但我想，如果当时徐伯昕不去休养，鲁迅和生活书店的关系危机会不会发生？徐伯昕回忆最后讲到，1936年以后生活书店专门派人把版税送到鲁迅家里去，许广平回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到目前为止有一封保存下来了就是徐伯昕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现存于鲁迅博物馆。鲁迅博物馆准备把别人写给鲁迅、许广平的信全部影印出版。所以未来民国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整理、出版、完善，有些模糊不清，混沌不清的会逐步清晰起来。”据悉，《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是“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丛书第一种。去年上海韬奋纪念馆在建馆六十周年之际启动馆藏资料影印计划，首先影印出版的是生活书店会议记录。这批档案拟分三册影印出版。

大家好，我是国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要研究宋词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强调宋词研究者尽可能多读原料书，还有专业技术上的特殊意义。古典文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其他分支(如现代、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文学理论等)有所不同，我们所经常接触的材料，都是用现代已经基本废弃的古汉语写成的。这几乎是另外一个语言文字符号系统。光是为了读懂材料，我们就得具备与其他学科研究者都不同的一整套知识结构与技巧。就语言形式来说，我们研究的对象一一长短句的词——又是古代韵文系统中的一种形式较特殊、信号较复杂的样式。宋词研究者在借助《词律》《词谱》和其他读词工具书弄通词的音韵格律之后，还必须通过大量阅读没有句读的原料书，自己学会断句、找韵脚、分片、区分体与调等等，才能对这种特殊的语言艺术形式获得真切而全面的理解，从而顺利地进入思考的程序。当然，建国以来出版的一些宋词总集、别集与选本，大多经过老专家们断了句，分了片，有的还标了韵脚，作了注释，这的确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但对于专门的研究者，这还不够。因为一则已经出版的书籍，断句未必完全可靠(尤其是长调慢词)，二则即令可靠，读惯了这类“二手货”，将来自己读原料书时，依旧会扞格不通。常见一些青年同志，除了依赖已经标点注释的词集来工作外，自己不能独立断句。这方面我们的墓本功比前辈学者差得多，应该急起直追。这不是炫耀“绝学”，而是工作所需。只要进了这个门的人都知道，我们除了要经常翻检唐圭璋先生编的已经断了句的《全宋词》之外，还必须经常去阅读大量的未经标点的线装的总集与别集。可见多读原料书与读懂原料书很必要。当然，对于初入门者来说，硬碰硬地自己去摸索原料书，走许多弯路，也大可不必。可以请老专家指点，并借助工具书。熟能生巧，巧则能通，难关是可以渡过的。(本书不论读法，这里姑且从略。)如果有人认为这样苦学太麻烦，那真是没法可想了，谁叫我们自己挑选了这一行呢?既要干学问，则无论是哪一个学科都有其难处，我们是不应该畏葸不前的。 除了扎扎实实地打好读宋词原料书的基础之外，充分占有材料的更进一步的要求是:扩大视野，具备“史”的眼光，处理好断代词史与词的通史之间的关系，多读宋代以前与以后的各代词作，力求融汇贯通，心中掌握千年词史的全局.我们提倡这一点，是从“通”与“专”的辩证关系出发的。我们认为，如果只搞宋代词史而不同千年词史密切结合起来，那就必然如古人论史学之弊时所说的，“断代为史，失其陈陈相因之义”，人为地割断了宋词与整个词史的联系，不但无法说明宋词是怎样从唐五代词发展起来的，无法说明它给予了金元明清及近代、现代的词以怎样的影响，而且也不能把宋词妥帖地放在文学发展的巨流之中，从而科学地说明这一代词作的历史地位。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只搞词的通史而不搞词的断代史，那就必然把千年词史的研究停留在一般化、表面化的水平上，根本不可能从各个历史时期词的特殊面貌中描述波润起伏变化不已的古代词史发展的总过程与总规律。不过从建国以来的总趋势看，较为严重的问题却是只注意宋词本身(这种注意也是只盯住几个大家，而不顾及宋词全休)，而忽略对于各代词的了解与掌握。通观建国以来的词学专著与论文，除少数例外，大多数都是专论宋词的，其他各代词的论著寥寥无几，在有关宋词的论著中，许多也流于就宋词论宋词，很少引证和联系宋以前与以后的词史材料。造成这种状况，当然与词史上宋，词成就最辉煌这一点有关，但与研究者知识面与专业兴趣的狭窄更有关系。我们不是普通的古典文学爱好者，而是研究专家，我们搞研究必须详尽地占有相关的材料，对之综合分析，作出全面准确的结论，而不能光凭兴趣、光凭爱好涉猎某一部分材料，冷落甚至舍弃另外一部分材料。即使对于文学史上的衰落期，我们也要通过掌握材料、分析材料而论证其衰落的原因，谈出经验教训来。处理词的通史与宋代词史的关系，必须是也只能是:在专精朱词的基础上博通词的全部历史，在博通榷部词史的基础上专精宋词。搞宋词应该以整部词史为纂础，搜集和占有材料时必须以宋词为中心而旁及各代词，这是研究宋代词史(还有其他断代词史)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研究宋词占有材料的一个更商层次的要求是:除了朱词本身和词史之外，必须广泛掌握宋代(及各代)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情况的材料，以及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材料，以便开展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对宋词本身作出更为确当的评价。本书第一章在论及宋词研究的现代体系时已经指出:宋词只是整个宋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宋词研究只是古典文学研究体系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这样的学科性质决定了我们决不能就宋词论宋词，而必须充分占有和利用其他文化背景材料，以及兄弟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孤陋寡闻，就词论词，不但会陷入片面性与盲目性，而且还会闹笑话。比如，宋代不少大作家都是多面手，兼作诗,词、文，宋人在创作上诗、词、文分工，各种文体分别反映作者不同的思想与精神侧面，要对这些作家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评价，必须兼顾其全部创作和他所处的背景。可一些人却扰词论人，乱下结论。例如过去有一段时期，某些论著与选本根据柳永的恋情词把他称为“风流浪子”，认为此人没有理想，没有节操。殊不知，柳永词只表现他的一部分生活与思想，他的长篇古诗《煮海歌》等等充分证明了他并非只会倚红偎翠，他还能同情民摸，勤于政事，具有悲夭悯人的赤子之心。又如周邦彦，论者长期以来象对柳永一样，仅凭他的某些风流词章，把他视为腐朽没落.之人的代表，甚至凭他短期供职大晟府的经历，斥之为“御用词人”。殊不知，前些年有学者通过钩稽古籍与整理出土文物，共得周邦彦佚诗四十多首，佚文十二篇。从这些新材料可以看出，过去对这位作家的评价是不全面、不实事求是的.我在《周邦彦佚文佚诗浅议》一文中就指出:根据这些佚诗佚文可见“周邦彦的文学创作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他的作品曾经接触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的许多方面。他之所以没有在词中反映如诗和文那样宽广一些的内容，乃是受了当时流行并占统治地位的狭窄而保守的词体观念束缚。我们实在应该惋惜，这样一位有才华的作者，如能在当时象苏轼那样解放思想，将更多的社会内容和生活题材纳入他最搜长的词中，提高词的文学功能，那该多好。但我们却不可离开具体的文学历史环境，就词论词，甚而执一端以论全人，导致作出一些厚非古人的结论”。在对宋词作者的评论中，像以上因没有掌握多方面的材料而作出失实之.论的情况还很多。评论具体作家尚且必需尽可能多的材料，那么在讨论更大一些问题(比如宋词繁荣原因、宋词与宋代其他文学的关系、宋词风格流派问题等等)时.如果就词论词，没有掌握大量的文学、文化与政治经济背景材料，就更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了。可见“充分占有材料”对于宋词研究多么重要啊！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在建党百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学习和研究党史呢？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研究党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并要求“应该以中国做中心”。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出学习党史的历史哲学：认识论上的研究方向性的路线政策而不是历史上的细枝末节，方法论上的历史主义，本体论上的以中国为尺度而不是以外来标准衡量党史。何为历史政治学毛泽东的历史哲学为当下倡导的“用学术讲政治”或者政治问题的社会科学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南。在社会科学脉络上，我们提出的历史政治学正是体现了“以中国做中心”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可以很好地用在党史研究和学习上。历史政治学旨在研究重大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起源与历史性因果关系，并在研究中提炼分析性概念。在本体论上，历史政治学以历史“存在”或以中国为中心；在认识论上，讲究历史事件或政治问题的条件性或情景性；在方法论上，注重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性或时序性。历史政治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路径或研究方法，也是一套世界观性质的历史哲学。历史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极大地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性和主体性。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流行的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即不问时间性、条件性和主体性地按照理性人假设去解释政治，其极端形式就是“历史终结论”。基于人性假设而推演，全世界都要过一种政治生活、实行美式政治制度。以“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不但不能解释目前世界政治的乱象，甚至是诱发乱象的根源。为此，政治学范式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脱节，需要新的知识范式。在学术史上，历史政治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历史政治学与党史研究的整全性问题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党史学习和党史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路径，因此一经出现便受到党史研究界的关注和欢迎。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决定的。历史政治学的第一个功能便是其知识论意义。历史政治学在研究历史事件中发现概念和理论，而且是发现整全性知识。在20世纪后期，国外一些史学研究者逐渐背离了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与规律的学术主旨，追求对十分狭小的历史现象的细节作“忠实细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艰涩的史料，从而在极度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导致“史学研究碎片化”。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日益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关历史进程的琐碎事件或边缘人物，也体现为围绕同一个问题的反复考据乃至大量重复性工作，还体现为在史料运用时任意裁剪、断章取义，史料种类单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证。当研究者纷纷放弃宏观比较与长时段视角，放弃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从而转向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或个体行为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一味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乃至时代主题，这种倾向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以党史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提出“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的总体要求，但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使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受到一定冲击，现代化叙事与社会文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叙事。村庄习俗、婚嫁丧葬、商业社团、秘密组织等研究确实展现了近代中国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消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础。为什么说历史政治学有能力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属性所决定的。历史政治学有其认识论上的情景论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学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因为存在本体性，历史政治学不会在各种史观的争论中迷失方向。在中国，历史这个“存在”可以被表述为“中国文明基体”——由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大一统国家观、民本政府观和仁爱社会观所构成的文明基因共同体。承认这个“存在”，是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前提。以此为起点，要想理解当今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理解中共党史作为中国文明基体的一个部分，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显然是任何碎片化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做到的。历史政治学提供的研究路径学习党史的重大政治目的之一是深刻理解现行政治的合理性和为人民所认同的合法性。其实，获得政治合法性即让人民认同和拥护以实现长治久安，是任何时代政治统治的最高诉求，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终极关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世界的隔绝状态决定了合法性标准的多样性；伴随着工业化推动的政治思潮的全球传播，合法性标准大有一元化的排他性趋势，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被西方学者诠释成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因此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历史延伸，对西方国家而言具有历史性特征。但是，源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标准如果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形式上的政体合法性是否就意味着实质性的治理合法性？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显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社会条件和政体结构都是约束性制度，但为什么相同的政体结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政体和社会条件相适应乃至成长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政体是有效的；相反，政体与社会条件存在紧张关系乃至冲突性，政体则可能是无效的。显然，具有历时性结构的社会条件是根本性约束制度，而共时性的政体相对于社会条件则具有附属性，二者都对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但社会条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且深远，这就是为什么华人在不同的国度中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了人的行为的历史条件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条件的强大作用需要得到深入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社会条件不仅是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结构性约束机制，还是一种时间性演化序列。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性不但是过去的，也可能是现时性的乃至未来性的，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时间进程。唯有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同一种政体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发性政体和作为“飞来峰”的政体与时间进程的关系完全不同。也正是在时间进程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合法性政体必然源自社会条件，或者说作为时间进程一部分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这样，论述合法性政治非历史政治学莫属。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合法性政治研究与理性选择主义的“理性人假设”的合法性理论具有根本性差异。在理性人假设中，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因而只要设计一种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制度，比如选举授权，就是合法性政治。常识是，如果选举授权不能产生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性政治，甚至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动荡和无效治理，那这样的程序还是正义的吗？流行的合法性概念已经处于困境之中，就像历史上的合法性概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被改造，流行的合法性概念也需要得到更化。历史政治学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研究路径，以重新认识合法性的来源和知识基础。（杨光斌，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猜您喜欢：毛泽东谈起这个问题时，为何屡次都说“逼上梁山”？_北京日报APP新闻姚洋：不要把自主技术和开放、市场对立起来_北京日报APP新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才算懂经济？_北京日报APP新闻对于现在大家讨论较多的公共史学（有的称其为公众史学），如果将其解释为历史科学、历史学科怎样面向公众、引领公众、为公众服务，以及怎样加强历史学的应用功能，在这一点上，我是赞成的，而且我认为也是很必要的。但现在的社会上，包括一些媒体，甚至在史学界内部，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公共史学扩大化，将其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与历史学的民粹化现象混淆起来了。所以我们必须明确，是公众引领史学，还是史学引领公众？应警惕史学民粹化的现象现在的确出现了一种史学民粹化的现象或倾向。其实这并非中国所特有，外国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一倾向首先表现为：一些人认为，真正能够研究历史、能够解决大问题的，不是历史学专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民间的非专业人士。他们往往曲解“高手在民间”这一说法。其实，“高手在民间”的意思，是民间也有高手，而非只有民间才有高手。要是高手都在民间，还要专家干什么？如果民间真有水平高于专家的高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肯定会被及时转化为专业人士。即使因特殊原因留在民间或保持业余状态，那么衡量他的水平和研究成果也得使用专业标准，而不会存在另外的“民间标准”。何况这毕竟是个别现象。史学民粹化的倾向，还表现为随意泛化历史，将所有涉及过去的内容都当成历史，如一位著名作家曾经用《水浒传》中的内容批判宋朝的腐败，一位非专业人士以自己的采访和“考察”为基础重构秦朝历史等。不存在什么公众对史学的冲击这种倾向的危险性，不仅体现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实际上它最终指向的问题是：历史学和历史研究靠谁引领？是靠“民间高手”，靠所谓“公众”，还是靠历史学界？从政治上讲，中国的传统，就是主流的历史都由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引领，由正统政治来解释。而从学术上讲，当然应该由历史学界的专业人士，经过专业训练，通过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来得出结论并进行普及传播。我一直认为，历史是后人对已经发生过的事、对已经存在的人，对过去，有意识地、有选择性地记录和研究。根据什么意识、由谁来选择呢？应该是在正确的历史价值观的引领下由历史学家来记录和研究，而从来不是由什么“公共史学”来引领，我们专业历史工作者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责任。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公众对史学的冲击。所谓“冲击”的表面现象，无非是媒体或网络制造出来的“热点”或某些人的自娱自乐、自我炒作，而史学界对此其实波澜不惊甚至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史学界也不怕冲击，因为真正的历史记录和研究成果是经得起冲击的。要正确地认识、分析当前所谓的“历史热”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分析当前所谓的“历史热”，不要在“历史热”面前自作多情、盲目乐观。当前的“历史热”很复杂，一方面的确反映出公众对历史很感兴趣，但大多数人感兴趣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贴着历史标签的故事、小说、段子、戏说，或者是某某人在媒体上的表演。甚至连报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也不知道自己要学的是什么。有家长反映孩子喜欢历史，报考历史系的理由却是“金庸的书他全看过”。其中，一部分人感兴趣的只是历史知识，或者是猎奇。对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肯定他们对历史的兴趣，但下一步应该是积极引导。也许引导的结果是，有人发现你们所讲的原来不是我喜欢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减少了，热度消退了，其实这是好事。当初中央电视台开设《百家讲坛》栏目，早期我曾经帮他们筹划，他们也邀请我去主讲。他们根据市场调查对我说：“你不管怎么讲，你要明白，你面对的这些听众、观众，7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所以我后来很奇怪，有人在《百家讲坛》一讲，就变成著名学者，难道7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肯定你，你就非但成了学者而且是著名的了吗？在所谓“历史热”的情况下面，到底是要维持表面的“热”，维持自己那些粉丝或者吸引更多人来听你的课、买你的书，还是要坚持历史学本身的科学性、历史学本身的学术意义、历史学本身的价值观，从而对大众进行引领？还有很多人的“热”，是要求历史学家把历史演绎成故事，甚至要变成游戏，然后一并称之为历史。以前一些家长、教师批评电子游戏《王者荣耀》，说里面把荆轲变成女性，把华佗改为下毒师。这样的批评本来很正常，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吃惊——“要是这样的话，今后我们的孩子还怎么学历史？”难道学历史只能通过游戏吗？难道玩游戏的目的就是学历史？这些家长和教师自己是怎么学习历史的呢？所以我在一篇评论文章最后写了一句话：“一个民族不重视历史是可悲的，但一个民族只能通过玩游戏来学历史，那不是更可悲吗？”还有一部分“热”，是利用历史为商业利益服务，甚至为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比如现在网络上好多内容都打着讲历史的旗号，有的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有些表面看是很愉快或耸人听闻的内容，实际上是违背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违背我们的外交政策、违背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的。所以我们对此要警惕，有些人利用历史热，打着历史的旗号，其实表现出的是史学民粹化的倾向，是要把历史的解释权、历史学的教育职能，从我们专业学者、专业机构这边争夺过去，让它变成一种纯粹的商业利益，或者达到他们本身的政治目的。就像现在的美国，难道真的是公众在传播历史？其实完全是由政治势力操纵的，完全是被解释历史价值观的这批人所操控的。比如现在有人讲，华盛顿本人家里也有很多黑奴，美国的开国领袖都有不光彩的另一面。这些难道是今天才知道的吗？这在美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为什么以前不提，今天却成了政治口号，甚至要付诸激烈行动呢？显然这不是公众自然自发的结果，更不是什么公众史学的成果。专业史学工作者要做好引领工作在任何社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对历史的解释权，对历史本身的研究，绝对不能因为存在像现在这样一种表面的“历史热”，就觉得应该让公众主导。公众可以参与进来，但不能只看到表面的“历史热”而去迎合公众，而是应该由我们专业史学工作者做引领工作。而从政治上讲，对历史的解释、应用，完全应该服从当前的政治。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把公众史学放在一个恰当的地位，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专业的历史研究机构、专业的人员，不能放弃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立场。（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

哈喽，大家晚上好，夜猫子又和大家见面了，已经是新的一年了，夜猫子在这儿祝大家诸事顺利，元旦快乐。有人说“历史是所有人的回忆，回忆是每个人的历史”，很多爱读书的朋友们，都肯定爱读历史，原因在于历史故事不仅颇有趣味，而且喻理深刻，在读历史的过程中，既收获了生活所必要的乐趣，还能学到很多做人处世，修身立业的道理，正所谓“以史为镜，上照生死，中照荣辱，下照得失”，历史能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是勿用多言的。但是这里夜猫子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不知各位看官有没有想过，那就是“你能保证你看历史的方法是正确的吗？”夜猫子的意思很简答，毕竟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如果一个人看历史的方法是错误的，那么他从历史中所感悟到的东西，恐怕也是远离正道的，这就好像，拿着西方人的刀叉，吃我们中国人的饭菜，终究品尝不出它本来的滋味。今天为大家推荐分享的一本书，就是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名字叫《治史三书》，这是一部“教我们如何看历史的书”，这本书作者的名字叫严耕望，是一位成长于民国时期，成名于建国之后的一位历史学界的大家，可以说是民国学术泰斗钱穆先生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严耕望在书中谈的所有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其大半生历史研究的心得结晶，其人也醇醇，其文也真真。严先生为人谦虚亲切，治学严谨，自认是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余英时也说严耕望先生是一个“将全部生命献给学问的人”，这样著作等身的史学大家所写的书，还是十分值得我们一读的。此书一直被誉为“史界学子入门必读之书”，可见此书在历史学界的地位，不过这本书也不只讲述了严先生自己历史研究的治学方法，其中也有一些他个人对自己人生的回忆，还有对一些人生修养的看法，他始终认为，一个人要想在历史研究上做出成绩，必须要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厚实的人生修养之上，应以“人生修养”为根，才能真的有所成，有所获。有看客会说，夜猫子，你不是说是《治史三书》吗？一共是哪三本书呢？这三本书总集在一册，分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还有《钱穆宾四先生和我》，这里不啻有严先生对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还有自己对恩师钱穆的回忆和追思，回忆了自己这大半生的人生故事。夜猫子看完这本书之后，不仅学到了很多研究历史的方法，对那个民国时代的学术大师，钱穆，严耕望等人的治学严谨，学识博达，都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之情。正是因为这些“大民”们，推动了人类历史研究的发展，为后来人的治学奠定了宝贵的基石，如果你想感受那个民国时代大学者们的大风范，这本书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而且看完此书之后，再慢慢地掩卷，看到了书前页上，严耕望先生的座右铭“工作随时能努力，人生随遇而安”，短短的两句话，已经道出了严先生所有的治学态度和人生思想，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和人生，也很有启迪，若是有心的朋友们，不妨也将这句座右铭抄写在身边，定能起到修身警示的作用。以上就是本期夜猫子为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