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法

提起《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大部分人涌入脑海的便是梁启超先生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鲜少有人知钱穆先生也写过一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比起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等大作，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亦不多被提及。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汇集1961年钱穆先生的八次演讲而成，分别为：如何研究通史、如何研究政治史、如何研究社会史、如何研究经济史、如何研究学术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如何研究文化史，可谓字词凝练、结构清晰、思维严密，因篇幅不长，有人戏言“八分钟可阅读完此书”，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点明了此书通俗易懂，没有咬文嚼字的嫌疑，闲暇时一览，受益匪浅，放下书后仍觉回味无穷。通史篇此章将中国史和西洋史进行了比较，西洋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若按照西洋史的划分，中国的上古史应该断在战国末年，秦代到清代为中国的中古期，再细分，五代以前为中古史，宋以下为近代史。西方的中古时期为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的中古期却在各个方面都在进步，由此可见，中国史比西方史先走了一步，秦代已经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经是近代时期了，但是在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这一段表述，让人不禁想到了李约瑟难题：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再联系到钱穆先生在此篇中论述的可以窥见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的标杆“历史往迹”，我觉得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必须要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的影响下，帝王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而实行愚民政策，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代的四等民制，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狱，这些都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斩掉了其创新力；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侵袭下，大多学子都渴望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从事生产的技术工人却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他们有的只是经验科学，而不能将其转化为实验科学。由此可见，重文轻技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在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士农工商”牢不可破，封建制度以及思想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工业革命难以在封建制度这块不符合当时潮流的贫瘠土地上生根发芽。在历史的划分上，钱穆先生认为精髓在于“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时代。”，虽然纵观中国的制度上“因”的方面较多，“革”的方面较少，但是每个朝代基本都会在反思前朝衰落的原因上或基于自己的理解作出一番变革，诸如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度，或在充分吸收前朝的精华上将其改头换面，诸如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或根据自己的国情另创一套制度，诸如元朝的行省制。无论怎样，各个朝代的变化都体现了自己独有的个性和特色。历史虽然有“资鉴”的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因为一切都在“变”。以“前事”为师时，要考虑到“前事”诞生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然后再根据自身的特色加以分析，是否顺应自己此时此刻的发展要求，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事变化无常，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如何撰写历史上，钱穆先生认为“写历史有两种区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另一种是旧史新写，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事如同波上之扁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比如唐代的刘知己认为治史要有三种长处，即“才学识”，到了明代在史家三长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心和直笔，清代变成了“才学识德”，历史处在变化之中，所以需要在考古学的支持和现实的需要下，不断更新历史知识，诸如随着海昏侯墓的发掘，对刘贺有了新的评价；比如出于对爱国精神的弘扬，八年抗战改成了十四年抗战。

仍旧是秉承前人“述而不作”的理念，整理钱穆先生的只言片语，其中大义，自可与当下对比来看。摘录如下：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将“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事物。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此说更属荒谬。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对世界人类有贡献。以上摘自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五 如何研究学术史》

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欲知钱穆先生如何研究历史地理，需看本书摘一二内容，摘录如下：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意，并一贯保持此趋向。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的。自始至今，只是一个中国。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一是凭其（美国）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来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中国知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如果答案有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取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故我说西方人将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 。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能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式常是对外的，他们都市中只工行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敌对之情形。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不如南方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以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以上摘自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七 如何研究历史地理》

刚刚憋了一肚子火，就在字里行间发泄一下吧！摘录钱穆先生有关学术史研究的论述，如下：“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不不踏实。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其一，讨论文化要注意辩异同。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必须从大处着眼，不能单看细小处。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看。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则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看文化亦然。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以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这XX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措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做考虑。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以上摘自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八 如何研究文化史》

闲话不说，秉承前人“述而不作”的准则，摘录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只言片语如下：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时期划断……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其实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向前……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绝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杨宽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但1937年8月至1938年夏，曾有一年时间远赴广西梧州执教，并编撰了三种史学讲义。今据杨宽已刊及未刊材料，尝试细述这段历史。1932年，杨宽考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师从蒋维乔、钱基博、吕思勉等史家。在校期间，帮助上海市博物馆同事郑师许编辑华文《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6年还没毕业，杨宽即被聘为即将成立的上海市博物馆艺术部研究干事。1937年1月1日，上海市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开馆后，郑师许到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任教。1938年淞沪会战前，杨宽与上海市博物馆馆长胡肇椿挑选比较重要的文物寄存震旦博物馆，上海市博物馆遂关闭。为了谋生，受郑师许的推荐，杨宽被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文史系聘为讲师。该校是陈济棠为纪念曾支持过他的古应芬而建。古应芬字勷勤（湘芹），故名。该校由三个学院组成：1933年成立的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后改称教育学院），1934年成立的商学院。1934年，三个学院合并成为大学，称为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学生人数一度达千人，是当时规模颇大的大学，但为期不长，从正式成立到结束不足四年。“中国通史”课程杨宽当时为学生开四门课，据《历史激流：杨宽自传》言：我到达梧州时，勷勤大学文史系早已经公布我所开的课程：上学期的两门课程是一年级的“中国通史”和四年级的“古器物学概论”，下学期两门课程是四年级的“历史研究法”和“中国上古史”。“中国通史”用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作教本。这是由郑师许和系主任洽商决定的，他认为这四门课程我都可以胜任。他之所以为我开设“古器物学”这门课，因为他看到我在上海市博物馆所写的各类古器物说明比较有系统，内容具体而充实，可以从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大补充，创立“古器物学”这门新课程。查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文史学系课程表可知，“中国通史”（一）（二）被安排在大学第一、第二学年，“史学研究法”和“中国历代史研究”（一）（即杨宽先生回忆中的“中国上古史”导论课）被安排在第三学年，“中国古器物学”被安排在第四学年。由杨宽回忆所得，四门课中只有“中国通史”这门课有教材，采用的是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其余都需要现编。“中国历代史研究”（一）这门课所编讲义为《中国上古史导论》，这部书为杨宽的成名作，后全文收入吕思勉、童书业主编的《古史辨》第七册。该书的史学思想及贡献，学界早有评论，且给予很高的评价。顾颉刚曾言：“《古史辨》第七册，最应注意的，是一支生力军的加入，那便是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的发表。”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序论中极力肯定作为“疑古派”一员的杨宽，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后，用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开拓出“新疑古派”的新境界。“史学研究法”讲义“史学研究法”讲义存“史料篇”，计26000余字，封面题有：史学研究法，杨宽讲稿。讲义的框架为：序论史学研究法史料篇第一章 概说一、何谓史料；二、史料与史学；三、史料之分类。第二章 记录之史料一、史书之分类；二、史书之应用；三、经子集中之史料。通读这部讲义，笔者认为，《讲义》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肯定传统史学研究法。历来学者批评，中国史籍虽然很多，但纯粹研究史法的著作很少。杨宽却指出，“吾国论史法之书非不有，特未有人为之通条连贯耳”。近二三百年，西方研究史法之书才出现，而在中国，汉代王充《论衡》中的《道虚》《语增》《儒增》《艺增》《正说》诸篇就是考论史迹之虚实。西方史学研究法所讲，在中国传统文献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如朗格罗亚与赛诺波《历史研究法入门》，其以校勘与考证，涉及史册之文字，称为“外证”。又以衡事实之虚实，涉作者之心术，称为“内证”。王充《论衡·对作篇》云：“论者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虚浮之事，辄立证验。”所谓“考之以心”“效之以事”即外国史家的“内证”。西方学者言：一部著作的完成，先以搜集史料，继之辨伪校正，再继之事实之考证，最后组合史文。章学诚所谓“搜罗咨访”，“抉择去取”，“陶镕变化”也是讲历史研究的必经步骤。“搜罗咨访”即西洋史研究法中所谓“初基知识”，“抉择去取”即“分析工作”，“陶镕变化”即“综合工作”。相对应而言，第一步，初基知识会用到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广泛搜集史料。第二步，分析工作会用到训诂学、考据学方面的知识，需要抉择去取史料。第三步，综合工作，陶镕变化。中外史家所用之史法，虽命名有不同，其方法初无二致。因此，通过中、西比较探源，杨宽先生相信，只要“悉心研究，发凡起例而观其会通，则较之西洋史法之作，必无多攘焉” 。第二，肯定史料的重要价值。传统的史学以考史为主。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思潮的传入，各种科学兴起，史学也踏上科学化的征程，在这个进程中，学者不断扩展史料的范围。“讲义”的编写亦反映着这个总体趋势。讲义第一章即讲史料学，充分肯定了史料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没有史料就不能称其为史学。次将史料按照内容、形式、来源分成不同的种类，并指出每种史料的可信度。又次论述各种体裁的史料，认为学者不仅于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等体裁中寻找材料，杂史野史、稗史小说、方志、谱牒、外国人著述、其他若近史所刊之年鉴、游记亦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又专列一节讲经、子、集中史料的搜集和运用。第三，重视目录学。从阮孝绪《七录》到《四库书目答问》，史部分类纷繁。杨宽将学者的分类分为三种，依照《隋志》之史部分类的为正史派之分类法。另辟蹊径，自有体系的为别录派之分类法。刘知几、章学诚辈名之史论派之分类法，并对各种分类法有详细介绍和点评。王鸣盛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名，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通过对目录学的了解，使得研究者可了解学术源流，指示学术门径。如杨宽先生认同此理，治史应先通目录学，乃不至于谫陋差误。“书籍既多，指示门径之作，尤不容缓。”“中国古器物学”讲义“中国古器物学”讲义存“序论”“中国古器物学铜器篇”，计有20000余字，封面题有：中国古器物学，杨宽讲稿。讲义的框架是：序论一、古器物学之意义及其方法二、中国古器物的类别和它的演化三、古器物在历史文化上之价值中国古器物学铜器篇第一章 铜器的起源1.铜兵器与石器角器2.铜容器与石器3.铜容器与陶器4.铜容器与竹木器5.铜酒器与角器牙骨器6.铜容器与骨壳第二章 铜器的演化1.石铜兼用时代2.殷商和周初（1） 商器的发掘和著录（2） 殷商和周初铜器的铭文“中国古器物学”讲义有一定的价值。我国对古器物学的研究很早，但将古器物学作为一门课程带进课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不多见。就笔者所知，仅有1929年容庚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三、四年级开设选修课“古器物学”，讲述中国器物之种类、形制、应用及其研究方法。而1936年，远处西南一隅梧州的广东省立勷勤大学的学生能学到这门专业的课程，本属难得。讲义认为，我们要研究古器物形式的来源和演变，还要研究它花纹的来源和演变，我们研究古器物，形式、花纹和铭文，是要三位一体，不能特别偏重在一方面。通读讲义，非常明显的是，杨宽熟知学界的研究情况，频频引用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李济、唐兰、马衡、徐中舒、郭宝钧以及外国学者梅原末治、滨田耕作、安特生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证明己说，这对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非常有益。总之，三部讲义皆为杨宽早年史学研究的成果，除了学界熟知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外，“史学研究法”与“中国古器物学”讲义皆为新发现的材料，借此讲义，可丰富我们对杨宽史学面相的认知，亦对于系统了解杨宽的学术经历和毕生研究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杨宽与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20BZS00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贾鹏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讲故事跟所谓“讲历史”之间究竟有没有区别？很多人以为讲历史无非就是讲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故事。现在讲历史故事的电视节目很受欢迎。那么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就是能讲故事的人吗？我认为这门学科的复杂性，说得夸张一点，它的学术品格和学术尊严，在这样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里是被严重低估了。我们曾听见很多人讲：等我老了，在我退休以后，想研究研究历史。但你恐怕不大会听见“让我在退休后去研究研究天文学”这样的话。因为人们都很容易明白，研究天文学需要许多非常专门化的知识，而历史学却被看成是一门无需任何专业根底的学问。只要会写回忆录，或者还能对他所经历过的当代史谈一点认识或体会，甚至是只要肚子里有故事的人，就有能力来研究历史。历史学就这样变成几乎任何一个具有一点生活经历的人在退休以后都可以从事的一门学科。历史研究的故事有三种类型但实际上历史研究并非如此简单容易。历史研究不是讲故事，也不是为讲故事做准备。如果要顺着讲历史和讲故事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往下讨论，那么我也可以说，历史研究是一门向讲故事提问的学科。向历史提问的角度多种多样，但总之不会是“后来事情怎么样”那一类的。以下分别就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三层不同意义，谈谈历史专业的研究到底是如何进行的。讲故事和从事历史研究之间是有区别的。做历史研究，或者把研究的结果表达出来，不同于讲述一个现成的故事，哪怕你讲故事时采用的是自己的语言，你对情节作了某些调整处理，并能把它讲得比它原先的型态更生动有趣、更感人；做历史研究时，你是受一个问题或一组问题的引导，于是把相关的那些现成故事拿来拆解分析，从中提取出若干有用的要素，经过比较、分析与综合，找到问题的答案。根据性质不同的提问，答案可以有几个类型。一种是纯粹和简单明确的事实，如何物、何人、何时、何地之类，就是新闻学里说的 what、who、when、where四个W。另一种不完全是一种“纯粹和简单明确的事实”，它需要通过对一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形成一种更复杂的“叙事”。它要回答的，基本上是有关如何和为何，即新闻学里另外两个W（how、why）的提问。故事对历史研究的前两层意义，可以根据故事被用来回答的提问是属于前四个W，还是属于后两个W来予以区分。故事对历史研究的第三层意义在于，它们还可以用来回答某些更带宏观性和理论性、可以被定位在更大分析框架之中的提问,尽管问题性质仍未超出后两个W的范围。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故事所回应的问题，看起来离开故事本身更远、更少直接关联度。如何处理三种不同类型的故事与此相应，历史研究所面对、所要处理的故事也可以有三种类型。如何处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故事？有一点是共同的，它反映出高质量历史研究的一个共同性格：那就是它必须包含呈现出具有充分学术张力的细部研究。采用考据方法来展开的细部研究非常重要。在听故事的场合，能听到像这样的考据式细部研究吗？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没有这些专门化的细部研究，历史学的写作就没有办法把自己跟新闻综述，跟报告文学，跟讲故事，跟撰写回忆录等等叙事性写作区分开来。尽管现代规范的历史研究也需要叙事，但它基本不采纳纯粹叙事，或一般性夹叙夹议的体裁。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专门化的细部研究，历史研究的结论才能跟一般人们对过去某段经历的记忆、感想，甚至跟非常深刻和有创意的感受区别开来。感悟没有细部研究的支撑也能成立，并且也能打动人。但是好的历史研究，不能没有精彩、投入了足够工作量的细部研究作为它立论的依据和基础。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可能被体现在故事本身，也可能远远超越那个故事的意义本身。如果其意义只在那故事本身，有关研究就更接近于纯粹的考据。纯粹考据的提问聚焦于事件本身较为单纯的意义。但超越故事本身那个意义层面的提问，仍然要靠由考据所揭示的某些过去未经认识的基本事实作为铺垫与支撑。不需要考据的课题，绝不是历史研究的好课题。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研究课题，它既需要精深的考据功夫，又能在考据基础之上搭建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叙事框架，从而得以充分地展示故事之外的深层意义？这本身就是对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史识的考验。哪些故事的历史研究才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历史研究或者说历史学的思考，可以截然地被分为先讲述新故事再追寻它的意义这样两步走的。实际情况正相反。历史学的提问在本质上应当是意义的提问，因为有了提问，所以才会有为此发掘新的事实、新的故事，并赋予它们以生命力的需要。当我们说我们都很熟悉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时，那意思是说，我们了解在这个社会里发生着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故事吗？显然不是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任何一个时代的故事和事实。那么哪些故事对我们才是重要的？是对意义的追寻本身使我们选择这些事实，是意义赋予故事以生命力。历史上的事实太多了，你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而对另外一个问题不感兴趣？这背后就有意义的追求与选择，所以故事和意义并不是可以分开的。并不是意义产生在故事之外、之后，可以任意附加上去。总之，历史研究离不开故事，但它又不同于讲故事，它是融合了从旧故事里发掘新故事、细部研究和意义追寻这三者为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思考人类过去的专业学科。（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全文请参阅姚大力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史的智慧》一书。）原标题：历史研究所面对、所要处理的故事可以有三种类型——“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姚大力流程编辑：L006

During this transfer, traditional historical methods were augmented by additional methodologies designed to interpret the new forms of evidence in the historical study.劈树：本句含有一个谓语成份，“were”，所以是简单句。造竹：本句是个被动句，主干为“traditional historical methods were augmented by additional methodologies”，按照汉语习惯可以转换为主动句翻译；“designed to interpret the new forms of evidence”是过去分词短语构成的后置定语，修饰名词“methodologies”，由于该定语成份较长，我们可以将其断开独立翻译。“During this transfer”的含义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traditional historical methods”含义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augment” 的含义为“增强；补充，扩大”，“additional methodologies”的含义为“额外的方法，新增的方法”，因为“额外的”表达往往降低了名词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取“新增的”这个含义，“the new forms of evidence”的含义为“证据的一些新形式”，由于本句是讨论历史学，在本句中应翻译为“史料的一些新形式” ，“in the historical study”是介词短语作状语。全句翻译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增的一些方法扩充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这些新增的方法在史学研究当中是设计来解释史料的新形式的。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史学研究中设计来解释史料新形式的一些新增的方法，扩充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句式结构考点：被动语态，分词后置定语，介词短语难度级别：3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