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编辑部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对其给予厚望，充满期待，也满怀好奇。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背景是什么，功能有哪些，怎么运作，使命是什么，如何创新？ 中国历史研究院远景图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半月谈记者来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北京奥体中心，整个建筑形态宏硕壮美，端方大仪。 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 02:40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想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背景，意味着什么？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我想有几个必然。 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必然。经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俗话讲“盛世修史”，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第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累积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呼唤着精神文化的丰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为人关注。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新起点，更需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要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何而来、到何而去？中华民族在百年大变局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大国崛起的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回答，需要从更加整体化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习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 第三，这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习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实践源头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寻到真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历史是文化自信最深沉、最深厚的环节。 最终一句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半月谈记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李国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受鼓舞，倍感兴奋。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辉煌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我们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学家，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诸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等众多著名史学大家。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坚守“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甘于奉献，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中国历史研究几经波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些年历史研究遭受冷落、跌入低谷。在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历史研究学科或者历史专业甚至都不复存在了。有的与旅游结合起来，有些归并到其他专业。历史研究后备人才培养不景气、历史研究成果产出大面积萎缩，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史学研究下滑的同时，在史学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噪音杂音。随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文艺创作本身无可厚非，但随意性的、胡乱编造的戏说作品大量充斥在小说、电视、电影中，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是不真实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歪曲的。似乎中国古代宫廷，除了妃子宫女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给社会与民众，甚至给国外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显然是不严肃的，是扭曲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也经历过屈辱的磨难。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这些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和体现，没有让民众去正确地认知。戏说历史的泛滥，不仅冲击着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而且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也产生负面作用。这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的失位。 半月谈记者：老百姓对历史一直有很高的兴趣。不少关于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者图书都非常“热”。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的有机结合，让历史从高级殿堂走向普通百姓？李国强：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职责和任务之一。历史研究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出象牙塔。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成立博物馆。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场地建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把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开放展示。除了考古研究所有大量考古文物之外，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都收藏着一些各类名人手稿、珍贵古籍。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历史研究院的珍宝，当然更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把它们开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民众来感受和分享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举办公益性讲座。我们将有计划地邀请研究院著名专家学者办公益性讲座，让民众与史学大师面对面交流对话。 第三，出版普及型历史读物。让历史学者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出版历史读物，以此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科学地准确地传播历史知识。 第四，推出文创产品。伴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创产品的推出。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历史珍宝，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让它们走向社会，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文创产品接受我们的历史知识，记住我们的历史传统，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有哪些，如何履行好这些职责？李国强：按照“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是集中优质资源力量，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 同时，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除了《历史研究》之外，领导机关又特批我们再创办一个刊物，现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同时，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究院在整合中国社科院精锐力量，整合各类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这是一方面的职责。 另一重要职责是要做好全国历史学研究的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致力于引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这是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使命。为此，我们将联合一些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一些非实体中心，拟定一些资助计划，资助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和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些专项课题资助。除此之外，我们还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鼓励建立高端学术研究工作室。 应该说设想非常多，那么这些设想就是要履行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和职能。 半月谈记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存在哪些问题？李国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大量的理论命题。 从当代来看，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无论是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出现许多新的学科分支。比如海洋史的研究，在过去历史研究是研究不多的，但现在成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再比说全球史、环境史、反腐倡廉史等研究都是新的开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也在进步，它的结构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此外，史学研究跨学科的特征也日益明显，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互交叉，甚至与理工科等也彼此结合。比如考古研究所就有考古实验室，它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开展考古研究。再比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我们的研究就要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这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技术革命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手段上的变化，也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理念上的变化。 当今历史学的研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促使历史学工作者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多元，一定会产生比以往更加优秀的成果。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碎片化问题、片面化问题，研究领域分得太细小，忽视了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对历史的割裂，很难全面的科学的还原历史，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同时，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我们看到，现在网上甚至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客观历史、歪曲历史的观点，这些问题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无关系。 半月谈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自媒体影响很大。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借助于互联网扩大传播。新媒体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如何用好互联网？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网站正在建设中，这个网站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要素的多元化，既要服务于历史研究院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全国历史学研究。同时要面向大众，要有公益性的传播功能。我们将加强新媒体多种手段的运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把形式和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博物馆将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做引导员、讲解员，4D影院以全景式、立体化的方式展示历史等等。我们希望以最大的努力，牢牢占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 半月谈记者：有网友说，顶级机构的成立还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一流的优势资源未必一定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产生一流的史学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李国强：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正如总书记在贺信里殷切希望我们“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办公的环境非常好，面积很大，建筑也非常有气势。但有大楼不等于有大师。怎么样培育出一批大师级人物，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学术规律，提升制度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过去，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小，每年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成果质量究竟如何？为什么近些年很少出现大众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要不负这个时代，需要学者们更加潜心研究，需要我们的管理者增强使命担当。我们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以更方便更灵活的方式推动科研。我们将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更好的科研条件，特别是更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到研究院来合作研究。 我们要对史学领域的冷门绝学加强扶持力度。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的研究，非常重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研究日益薄弱，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在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给予政策性支持和扶持，历史研究院有责任把这样的工作担负起来。对那些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我们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门的项目、加大资金资助力度。 历史研究院也将加大对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翻译的支持，要资助翻译出版。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一些单位，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但历史研究院责无旁贷。 总之，通过制度的变革，通过手段的创新，尽量减轻史学工作者的负担，让他们更加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历史研究当中去。 半月谈记者：这些举措听上去令人很振奋。李国强：高翔院长提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咖啡、茶水，让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工作得更精彩，生活得更漂亮。当然不是因为有茶水和咖啡就显得“高大上”，而是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感觉到自豪和被尊重。 半月谈记者：史学工作者的收入会不会更好一点？ 李国强：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研究非常精深的专家，他们是精神上的富翁，但是生活中的“乞丐”。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他们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完全不匹配。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更多改善，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半月谈记者：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强：习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把握好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历史研究要书写好研究好中国历史，给我们当今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筑牢基础，通过我们优秀的历史研究成果，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愿景，做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半月谈记者：孙爱东视频剪辑：张初文字编辑：郑雪婧

人民网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郝孟佳）28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在澳门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历史上政治治理经验的当代价值，全球视野下“丝绸之路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宋代文官政治的特征与影响，明清以来的身体、疾病与卫生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转型与重构，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五四运动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会议现场 澳门科技大学供图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表示，在新的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教育和传承。澳科大建校20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不断进步，正朝着文理兼长的综合性大学迈进。澳门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澳门科技大学有责任、有条件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为增强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爱澳精神提供学术支撑，为“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喜见“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成为“十大热点”之一。澳門科技大学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表示，历史研究是澳門科技大学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澳門科技大学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等重大研究项目。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课程已面向全球招生；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历史人物、近代香山（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出版《唐廷枢研究》集刊。林广志说，在国务院港澳办及澳门特区政府支持下，中国历史研究院与澳科大在澳门联合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致力于澳门历史研究的世界性学术平台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据了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自2017年开始评选和发布，是澳科大社文所历史学学科建设、博士生学术训练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其目的是客观记录和梳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和趋势，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关注度，传播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观察和评选范围包括年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在国内外50余位著名历史学家以及海峡两岸暨港澳主要历史学期刊主编的支持和参与下，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相关热点介绍和专家点评在澳门大学《南国学术》刊登。2017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得到中外历史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相关科研及教学机构项目指南、历史教学的重要参考。【来源：人民网教育】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日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周智生教授，在《历史研究》2019年第６期发表了重要学术论文成果《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该文是周智生教授依托其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滇藏缅印交角地区交流互动发展史研究”完成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周智生教授的该项成果，历经多年准备，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完成。文章对清末川滇区域历史关系进行了创新性梳理和探索，是全面认识和把握晚清边疆治理问题的重要窗口和途径，对我国边疆治理史特别是中缅印毗邻地区治理史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价值。《历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是学界公认的我国历史学界顶级专业学术期刊。此次最新发表的该项成果，是我校继著名元史专家方龄贵先生1993年于该刊发表《<通制条格>新探》一文后，我校教师在该刊物上的再次突破，有力地支撑和推进了我校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进一步彰显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来源：云南师范大学 图文排版 | 杨思航 科研处 供稿

11月10至12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研究杂志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新编)中国通史》编委会办公室承办的“第二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四川成都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四川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姜怡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姚乐野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纪委书记、副院长路育松主持。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9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高翔指出，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不能教条式理解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并不等于否认历史跨越或倒退的可能性。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历史道路，但也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一直行进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高翔强调，社会形态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色。遵循唯物史观的研究路径，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标志，也是新中国历史学取得的标志性学术成就。新中国七十余年，社会形态研究极大地开阔了史学家们的视野，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认识。高翔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建设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史学，社会形态研究不能削弱，必须加强。新时代中国史学要推动社会形态研究走向深入，必须坚持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认识历史时代、历史道路、历史阶段，发现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打开中国社会形态研究无限广阔的学术空间和问题视域，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成果，打造历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新时代中国史学要大力弘扬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投身时代进步的洪流，回应现实关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滋养和历史智慧。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创新”、“社会形态理论与新时代史学发展”、“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考古发现与中国社会形态再认识”、“中西社会形态比较”展开讨论。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研究》主编李国强出席论坛闭幕式并总结讲话。李国强指出，中国历史学研究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和解释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遵循。李国强强调，构建科学的、完整的中国社会形态理论体系，要原原本本学经典，立足中国历史实际，加强多学科融合。所有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新时代史学工作者，都要树立问题意识，加强理论创新，做有思想、有情怀、有担当的史学研究，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据悉，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是中国历史研究院2019年发起创办的，历史学前沿论坛是《历史研究》编辑部2007年创办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已连续举办14届。今年，两个论坛合并举办，探讨“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这一重要命题，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

题目：《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来源：《史学集刊》2016年第6期作者：晁天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内容提要：实验的本质并非人为设计某种程序，而是创造或发现一种有助于观察研究对象内部诸因素间关系的环境。近代科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表明，包括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一种经验研究要走上科学之路，就必须建立一套以实验或观察为主的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变量繁多、不可重复的特点，但历史学家仍有可能通过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比较完成“实验”过程，从而得出某些一般性认识。借鉴社会学、文化学的成功经验，构建和发展实验史学，或者说是将实验思维引入实证研究，是提高新世纪史学科学化程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关键词：形而上学 密尔求因果五法 实验方法 历史科学以实验为主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否适用于历史学研究，这是19世纪以来史学方法论问题的核心之一。不少学者认为，受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特点等因素影响，史学研究中不可能采用实验方法。①尽管如此，20世纪以降，马克·布洛赫、埃米尔·迪尔凯姆、玛格丽特·米德等人利用实验方法原理，不同程度上合理解释了欧洲封建制度、历史时期的自杀、原始部落青春期等现象的成因和演变规律，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②这样看来，对于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有必要予以重审。③本文旨在将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置于近代科学发展史的长时段框架内加以讨论，以期探讨二者结合的可能性。一、实验方法是科学合法性的保障(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实验方法在科学史上，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堪称自觉建立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第一人。在培根看来，人们要正确地认识外界，就应从“单纯经验”入手：“这种经验，如果是自行出现的，就叫作偶遇；如果是着意去寻求的，就叫作实验。”所谓“偶遇”是指人们对经验世界未加设计或改造的、自然的接触，相当于下文的“观察”；“实验”则意味着人为设计或带有目的性的创造；在培根看来，二者都是认识经验世界的必要手段。不过在培根的时代，人们尚未建立起严格、规范化的观察或“实验”手段。相反，更多人是在“暗中摸索，一如处在黑暗中的人触摸其周围一切以冀碰得一条出路”。这种做法随意性强，因此难免事倍功半，甚或劳而无功。培根说：“现在，说到经验的根据……我们不是还没有根据，就是只有极其薄弱的根据。还不曾有人做过搜索工作，去收集起一堆在数量上、种类上和确实性上，足够的、关于个别事物的观察，或者采用其它任何适当的方法来指教理解力。相反，有学问的人们，但亦是轻忽而又懒惰的人们，在建立或证实他们的哲学时，却采用了某些无稽的谣传，含糊的流言，或者经验的一些假态，并赋予它们以合法证据的重量。”培根建议，科学研究不能寄望于侥幸、误打误撞，而应依赖“真正的经验的方法”，亦即“首先从适当地整理过和类编过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随心硬凑的经验或者漫无定向的经验出发，由此抽获原理，然后再由业经确立的原理进至新的实验”。科学方法的建立，首先需要确定必要的原理：我们不仅要谋求并占有更大数量的实验，还要谋求并占有一种与迄今所行的实验不同种类的实验；还必须倡导一种完全不同的、足以促进和提高经验的方法、程序和过程。因为经验当它循着自己的轨辙漫行时……只是一种暗中摸索，只足以淆惑人而不足以教导人。但是一旦它能照着确定的法则，守着有规则的秩序，并且中途不遭阻扰而向前行进时，那么，知识方面许多更好的事物是大可希望的。④在《新工具》中，培根多次从多个角度、用不同术语阐明他的科学方法论，或称之为“新工具”，或称之为“实验”(观察)，或称之为“科学归纳”。⑤这些都在强调这是一种有别于中世纪时期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研究方法，它既不同于那种“幼稚的”归纳法(即简单枚举)，⑥也不同于那种“建在空气或流沙上”的形而上学思辨。⑦培根批评说：“从来竟不曾有一个人认真地从事于借一种布置井然的实验程序径直从感官出发替人类理解力开辟一条道路；而竟把一切不是委弃于传说的迷雾，就是委弃于争论的漩涡，再不然就是委弃于机会的波动以及模糊而杂乱的经验的迷宫。”经验世界如此纷繁复杂，感官本身又具有很大局限性，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认识穿透现象直达本质？培根认为，实验是一种可取的思路。他说：“感官本身就是一种虚弱而多误的东西；那些放大或加锐感官的工具也不能多所施为；一种比较真正的对自然的解释只有靠恰当而适用的事例和实验才能做到，因为在那里，感官的裁断只触及实验，而实验则是触及自然中的要点和事物本身的。”⑧由此可见自然界虽客观存在，但碍于人类认识的局限及自然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研究者很难径直从与外界的简单接触中发现现象间的真实联系，要避免堕入传统归纳法和形而上学方法的陷阱，关键在于有意识地选择和比较经验材料。培根认为，实验(或观察)是一种认识策略，目的是为事实的分类和比较提供可能，以便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实验方法的基本原理，体现在著名的“三表法”中。培根主张，无论研究哪种形制或者说物理性质，都须将有关资料编制成三张表。第一张是“肯定事例表”，其中应尽可能多样化地列举该性质出现的现象；第二张是“否定事例表”，即“把缺乏所与性质的事例也列示在理解力之前”；第三张是“程度表或比较表”，其中的“事例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所探索的本质”。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表虽不够完善，但已勾勒出近代实验方法的基本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密尔求因果五法(或称“密尔实验五法”)的前身。⑨这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不小成就。在培根的基础之上，19世纪英国学者约翰·密尔(旧译约翰·穆勒)将实验方法进一步完善。密尔《逻辑体系》第3卷表述了5条规则：即“求同法”、“察异法”、“求同察异并用法”、“剩余法”以及“共变法”。⑩用简明的符号语句，密尔求因果五法可表述如下：一、察同法如果 有A1就有B和C但无D；有A2就有B和D但无C；诸如此类：则 B是A的原因(或结果)。二、察异法如果 有A1就有C和D……和B；有非A2就有C和D但无B；诸如此类：则 B是A的结果或原因，或不可缺少的那部分原因。三、察同察异并用法如果 有A1，A2，就有B；有非A3，非A4，……就无B；诸如此类：则 B是A的结果或原因，或不可缺少的那部分原因。四、剩余法如果 B加C构成A；D和E之后有A；B是D的“结果”：则 C是E的结果。五、共变法如果A从A1到A2，B就从B1变到B2；A从A3变到A4，B就从B3变到B4；诸如此类：则B或者是A的一个原因或一个结果，或由于某种因果关系联系而与A相联系。(11)密尔不仅使实验方法的基本操作和分析原理获得完整解释，而且为该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推广注入了动力。凭借密尔求因果五法，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方法在现代科学中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为人们揭示现象之间的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12)那么，科学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又扮演何种角色呢？(二)社会科学与实验方法到19世纪为止，以实验为特征的归纳方法已在自然科学诸领域站稳脚跟，而它向社会科学领域的进军则遭遇重创。在实验方法能否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这一问题上，当时的学界分为赞成和反对两派。大体而言，赞成者主要包括一些从事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反对者则以新黑格尔学派、新康德学派等形而上学色彩浓厚的哲学家为主。赞成派方面的代表，有培根、密尔、亨普尔、迪尔凯姆等人。培根的时代，形而上学思维和传统的研究方法还是自然科学进步的桎梏，因而论者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职是之故，培根阐释实验方法原理时所举都以物理学领域的例证为主。不过，培根仍数次提到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如《新工具》第1卷第127条说：“人们问，我提倡这种方法，是只说自然哲学应当照此进行呢，还是说其他各种科学以及逻辑、伦理学、政治学等亦都应当照此进行呢？我回答说，我前面所讲当然是指着所有这些而言的。”由此不难推见思考实验方法与社会科学关系者，当时已不乏其人，培根就是其中的积极赞成者。在该书第2卷第26条举“记忆，或是刺起和帮助记忆的东西”为例，分析其相关因素。富勒就此评论道：“这个例子……表明培根之举例已不复限于其哲学改革的范围即通常所谓自然哲学之内。”(13)培根的确主张实验方法不局于自然科学领域，这一评价是准确而敏锐的。在《精神科学的逻辑》中，密尔首先确认“任何事实本身都适合于作为科学的主题，它们依照不变的规律而前后相继地出现，尽管那些规律可能没有被发现，甚至不能靠我们现有的资源来发现”，同时又认为某些科学还远没有达到“精确科学”的程度，如气象学、潮汐学以及“人性的科学”便是如此。密尔说：“关于人性的科学……它远没达到天文学实现的那种精确性标准；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不会成为潮汐学那样的科学，或是像曾经的天文学……”(14)问题在于，在推进人性的科学迈向精确科学的道路中，实验方法究竟能否奏效？密尔说：确定自然规律的模式只有两种：演绎的和实验的，包括以实验研究为名的观察和人工实验。性格形成的规律是否可以通过实验方法获得满意的研究？显然不能，因为，即使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改变实验……也缺少一个更关键的条件：以科学的精确性来完成任何一个实验的能力。(15)社会科学不具备“实验”的条件。在另一处，密尔进一步分析了实验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的具体困难。他指出，在尝试把实验方法用于确定社会现象规律的过程中，即使我们能从容地设计实验，不受限制地实施这些实验，我们的处境也会极其不利：既因为我们不可能确定和记录每种情况中的所有事实；而且因为，等我们有足够时间用于确定实验的结果之前，由于那些事实处在不断变化中，因此某些关键环境总是变得不再相同。在笔者看来，密尔在这里显然是从狭义上理解了实验方法。不过密尔在多处又指出，社会科学家虽无法直接套用实验方法，但可通过观察弥补这一缺失：“尽管用特意设计出来阐明性格形成规律的实验，来对它们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存在着简单观察这种资源。”(16)可见，密尔并未将实验方法通向社会科学研究的道路封死。同密尔类似，亨普尔肯定社会研究是科学的合法领域，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方法。亨普尔强调：“人们广泛地并根据许多不同的、值得注意的理由来断言这些广阔的领域(按：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引者注)之间有着基本的差别……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有关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探索原理的发现不但可以应用于自然科学而且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固然有开展实验的便利，但实验并不能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刀两断地划开。他说：“自然科学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一个重大的方法论优点，就是它的许多假说承诺要接受实验的检验。不过假说的实验性检验并不能说成是所有自然科学并只能是自然科学具有的一个独特性特征。它不能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画出一条分界线。”(17)尽管仍是在狭义上理解实验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但亨普尔的见识显然比密尔更高一筹，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所处的时代已提供了社会科学中运用实验研究方法的更多依据。在科学史上，最早试图彻底在社会科学中推行实验方法者，是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在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建设方面的功劳人所共知，然而他在近代科学发展进程中扮演的另一种角色更值得关注，那就是将实验方法引入了社会科学领域。迪尔凯姆这一举措，不仅将社会学建立在更加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上，也为文化学、历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建设提供了范例。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同自然科学学科一样，目的都是为了确定研究对象中的因果关系。那么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中，如何确定两种要素间的联系？由培根、密尔等人创立的实验法在这方面是否有用武之地？迪尔凯姆认为，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一个现象是另一个现象的原因，即比较它们同时出现或同时消失的情况，考察它们在不同环境下结合时表现出来的变化，“如果它们能够按观察者之意人为地再现，那就采用严格意义上的实验方法。如果相反，事实的产生并非我们所能支配，我们只能比较那些自发地产生的事实时，那就应该采用间接的实验方法或比较方法”。通过观察，选择人类社会中适当的案例进行比较而揭示事物间的因果联系，虽然这种策略并非人为设计，但却是一种广义上的科学实验，或可称之为“间接实验”。当然，人类社会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并非所有实验原理都适用于它。通过逐一分析，迪尔凯姆发现密尔求因果五法中剩余法、契合法、差异法等多数方法均难以用于社会学。在这里，只有共变法是一个例外，迪尔凯姆指出：为使这种方法(共变法——引者注)有证明力，并不必把所有与用作比较的变化所不同的变化一律排除。两种现象的变化表现出来的价值具有简单的平行关系，只要被足够数量的变化事例所证实，那就证明这两种现象之间具有联系。……如果两个现象彼此有规律地发生变化，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其中一个现象单独出现，那也应该承认它们之间有共存关系，因为很可能是一个现象的原因由于某些相反原因的阻碍而未能产生结果，或者它虽然存在，但表现的形式与我们以前观察到的形式不同。(18)我们知道，培根曾批判过简单枚举，认为那是一种“幼稚的”归纳法。那么共变法在社会学中的运用是否会导致同样错误？迪尔凯姆认为这样的顾虑是多余的，因为共变法既不要求我们进行支离破碎的列举，又不要求我们作肤浅的观察，为使共变法得出正确结果，有几个事实就足够了。只要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两个现象是共变的，就可肯定其中有一个规律。社会学家运用共变法，无须很多材料就可进行选择并做细致研究。也许有人会遗憾社会学只能使用这样一种看似有限的实验方法，但在迪尔凯姆看来，只要充分利用材料，该方法就会取得丰硕成果：“我们不要因为社会学只能使用一种实验方法而认为它远远不如其他科学。实际上，这种不利情况可因社会学家在进行比较时能够自行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而得到弥补，而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里是没有那么多的比较方式的。”为拓展社会学的资料库，迪尔凯姆主张将历史时期的资料纳入研究视野。这样的话，社会学家可以掌握的就不仅有最近的资料，而且有已灭亡民族流传至今的大量资料。人类的历史尽管有许多空白，但比各种动物的历史要详明和完整得多。而且，大量的社会现象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出现的，并由于地区、职业、信仰等不同而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犯罪、自杀、出生率、结婚率等。他说：“如果社会学家不能一一有效地运用实验研究的一切手段，那么，他们排除其他方法之后唯一可以使用的共变法，却能在他们手中获得丰收，因为在使用共变法时他会有无与伦比的能力。”(19)迪尔凯姆对共变法基本原理的阐述其实并无多少新意，但将该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则绝对是他的伟大创举。有了这种得力的研究手段，迪尔凯姆在劳动分工、自杀等诸多社会学课题中斩获颇丰，由此也成就了他在社会学史上的奠基者地位。众所周知，从物理学到社会学等现代学科前后经历大约40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科学建构的两大任务(拒斥形而上学、引入实验方法)，那么在人类经验知识的另一领域——历史学——中，情况又是怎样的？正如许多曾处于形而上学迷雾中的学科一样，史学从业者也长期称自己的学科具有“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是否意味着它的发展的确自外于现代科学进展的一般规律？质言之，实验方法的构建在历史学中是否必要和可能？不妨先看看历史学在19世纪以来的科学化进程中是如何背上“特殊化”之名的。二、历史研究“殊异之方法”经过19世纪以来一百多年的争论，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只得到有限推进。这是因为，即使在努力倡导史学科学化的史家中，形而上学也并未得到真正彻底的清除，至于一般历史哲学家中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20)认识论的局限必然反映在方法论方面。19世纪以来形成的史学研究方法，大体可归为考证法和“移情法”两者，它们分别是客观主义史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发明。这两种方法虽在不同意义上都被赋予“科学”之名，却与自然科学中以观察和实验为手段的归纳法并不相同。历史研究的方法，因此成为科学中的“另类”。(一)考证法考证法，为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家所倡导。兰克本人虽创立并在实际研究和教学中成功贯彻了考证法，但没有从理论上对其进行系统阐述。这项工作，是由法国历史学家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与德国历史学家伯伦汉等人完成的。在此仅以前者为例，略加说明。在客观主义史学家看来，历史学的“殊异之方法”无非包括两方面，即史料鉴定与历史构造。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强调，史料鉴定不仅极端繁复，而且绝对必要。尽管如此，这只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要完成历史的“复原”，则须在史料鉴定基础上展开综合工作：“吾人除却由史料中寻得各种殊异质素外，更范成内心想象……当读一史料中之一文句时，吾人心中，立刻不能自禁，而率任自然之性立刻范成一想象，此想象乃仅因其略为近似而遂成立，常为极不精确者……凡历史学之工作课程，即系将此等不确之想象，逐渐清理改正，一一除去其伪误之质素，而代之以真实。”这就是说，唯有在考证基础上结合研究者自身经验，施之以想象，才能完成历史构造。朗氏认为，这种“历史方法或间接方法”并不完美，但只要假以时日，就可获得关于历史全局的了解：“所谓历史方法或间接方法，固显然不如直接观察方法之完美，然历史家本无选择余地。盖探取过去事实，此乃唯一之道，目前虽在此不完美之状况中，但期诸将来，固有获达于成为科学知识之可能也。”(21)由此可见，客观主义史家为了完成历史事实的构建，最终还是将“想象”引入其方法之中。客观主义史学家的“想象”方法，与下文要讨论的形而上学家的“直觉”有异曲同工之妙。想象的引人效果如何？它会不会将史学研究引向相对主义？究竟是否会使以“科学”相标榜的客观主义史学名实不符？此处先不予讨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考证还是想象，目的都仅在于“复原”历史“真实”。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其实是残缺的，服务于这种形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名不副实的。(二)直觉的方法与客观主义历史学家主要从史料考证、史实构造角度谈论方法问题不同，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以及克罗齐、柯林武德等历史哲学家的着力点主要在历史的理解或阐释。比如说，狄尔泰等人试图说明历史学“不想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适合的标准服装”，他们虽然都力主历史学拥有独特的方法，但对于该方法究竟是什么却缺少论述。柯林武德则不然，他不仅讨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同时给出了认识历史的具体方法。柯林武德说：“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正是在这意义上，他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历史学家怎样识别那些思想呢？柯林武德认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心灵中重新“重演”它们。柯林武德认为，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之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这种对它正在探索其历史的那种思想的批判，对于探索它的历史来说决不是某种次要的东西。它是历史知识本身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条件。在柯林武德看来，“重演”对于历史学不仅有效，而且不可或缺，甚至相当于“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另一处，他甚至将其比作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说：“正如自然科学找到了它的适当方法，是在科学家(用培根的比喻来说)质问大自然，用实验来折磨她，以便向她索取他自己的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同样的，历史学找到了它的适当方法，也是在历史学家把他的权威放在证人席上的时候，他通过反复盘问而从他们那里榨取出来了在他们的原始陈述中所隐瞒了的情报——或是因为他们不愿拿出它来，或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掌握它。”(22)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要真正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必须设身处地进行“同情式的理解”(或谓之“移情”)，否则便会与历史真谛终隔一层。(23)事实真是这样吗？科学史家内格尔认为这种想法是荒唐的：精神病学家为了有能力研究精神病，难道他必须发狂？历史学家若不能在想象中重新捕获那种可能激起希特勒这样的人的狂暴仇恨，难道就不能说明希特勒造成的社会变化？事实证据一定不支持这些类似假设。(24)实际上，主张以同情的方式理解历史的人们，同那些持有宗教情怀的人一样，认为如果没有宗教情结，就没有资格研究宗教。(25)这种认识，说到底是形而上学思维未从史学研究中彻底清除的结果，是错误史学认识论在史学方法论领域的折射。总的看来，由于19世纪来的历史学在处理它与形而上学和实验方法关系的过程中走了一条“中庸”之路，使得历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深刻矛盾。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评述说，以孔德和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同以文德尔班等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之间的重大争论，最终于19、20世纪之交大体上达成明确的“妥协”。这种妥协的结果是：在理论上，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唯心主义的立场，将历史学与科学严格地加以区别，强调直觉(Erlebnis)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最终手段，但在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却以实证主义为依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发现“新事实”，一是“通过历史的批判”来消除谬误。按照当时开始大批出版的历史学工作指导手册的说法，这宗不自在的结合由以下方法解决了，即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在后一个阶段中，历史学家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26)实际上，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家(唯心主义)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核心就是历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争论并未结束。相反，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在今天的史学实践和观念中，以上分裂现象也并不鲜见。三、将实验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将实验引入史学研究，是一个大胆的提法。在此之前，曾有为数不多的史学家从理论或实证层面对该问题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讨，而还未及这些探讨结出硕果，就成为众矢之的而告放弃。通常情况是，多数历史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都不假思索地将“实验”打入史学研究的禁区。(27)先来分析反对派的意见。(一)反对派的意见最早对实验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进行阐述，并否定前者对后者有运用价值的是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他们认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有本质区别，前者不能进行“直接的观察”：“凡一切事实，仅能由经验以被知，而知有二式：或为直接的，若人于此事实经过时，亲得观察之；或为间接的，则仅研究其所留遗之痕迹……所谓‘历史事实’者，仅不过为间接的，于其痕迹所遗而被知。故历史之知识，自其特性言，乃间接之知识也。历史学之科学方法，当根本与直接科学相异。”论者认为，历史学不是直接的科学，而是间接的科学，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只能通过间接的观察进行研究：直接观察之科学，所从事者为实际，而施于浑体……故科学为物，乃客观对象之知识，奠其基础于“真实”之分析综合及比较之上。凡对象之直接察见，可使学者能重复考虑其所设之疑问。历史之为学，则全异于此。人每谓历史乃过去事件之“察见”，而施以“分析”之方法，此乃两譬喻而已，若吾人深信此言，被其欺惑，实为危道。在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看来，基于以上理由，历史学家应有意识地防止那种效仿自然科学方法的做法：“故知历史之学，须严禁其仿效生物学所用之科学方法，盖历史学之事实，既与他种科学之事实如此其相殊异，则其研究亦需要殊异之方法。”(28)此外，柯林武德也对科学方法(实验)之于史学的无效性进行了详细论述。柯林武德认为，科学可以理解为“任何有组织的知识总体”，它通常有三类组织方式。(29)然而历史学的组织方式，不同于三种“观察与实验的科学”中的任何一种。柯林武德说道：历史学却不是以任何这类方式而组织的。战争与革命以及它所论述的其它事件，都不是历史学家在实验室里为了进行研究而以科学的精确性有意地制造出来的。它们甚至于也不是在事件之被自然科学家所观察到的那种意义上，被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气象学家们和天文学家们要进行艰苦而花费昂贵的旅行，以便亲身观测他们所感兴趣的那种事件，因为他们的观测标准使得他们不能满足于外行的目击者的描述；但是历史学家却没有配备一支到正在进行战争和革命的国家里去的考察队。说历史学家不是(实际上是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以科学的精确性有意地制造出来”战争与革命，无疑是对的。他们的确很少有机会配备一支考察队去现场观摩正在进行的战争和革命——除了希罗多德、司马迁那样撰写当代史的史学家之外，这实际上更多是记者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做的事。在柯林武德看来，正是由于观察和实验可以反复进行，而历史学家只能一次性地获得史实，因此前者就以探讨规律为目的，后者则只能以探寻个体为目的。他说：“各种观察和实验的科学在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即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在某一种类的所有事件中探测出永恒的或反复出现的特征。……但是历史学家并没有这种目的。”(30)从以上讨论可见，无论客观主义史学家还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不可能通过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看来实验对史学研究而言被“打入死牢”已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事实果真如此吗？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思维方式看待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呢？(二)两次可贵的探索实际上，试图将实验方法引入史学研究者向来不乏其人。在此，可以巴克尔为例加以讨论。巴克尔在1856-1861年间完成的《英国文明史》中运用了他所认为的历史著述的科学方法。在他看来，科学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没有自然科学便没有历史学”。历史学必须使用同样的方法，从经验证据入手，通过对证据分析找到普遍规律。历史的演化中，同样存在像自然界中的那种固定规律。在巴克尔眼里，决定历史进程的主要有四大因素：气候、食物、土壤和自然条件，这些因素是完全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的。(31)不出所料，巴克尔并未取得他所向往的那种成功，而是被视为将史学简单化(或贬义上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克罗齐批评道：“巴克尔和过去十年中许多令人望而生厌的社会学家及实证主义者……他们架子十足，并且不懂什么叫作历史，而叹息历史缺乏观察和实验的能力(即，观察和实验之自然主义的抽象)，自诩他们‘使历史成为自然科学’了——就是，把一种既荒谬而又可笑的循环论证法用于在它所派生的一种苍白心理形式上。”(32)与这种批评类似，“新史学”的主张者对于巴克尔的评价也好不到哪里去。鲁滨孙就说：巴克尔的书出版五十年了，还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敢说我们向着巴克尔所确立的目标已有了很大进展。现在有系统地在研究中的各种社会科学，已经成功地解释许多事物。但是从天文家、物理家、化学家的观点看来，历史这样东西始终是一种异常不确切、支离破碎的知识。这主要是因为历史所研究的是人，人的迂回曲折的道路，人的经常变迁的欲望；所以现在要想把历史纳入一定的法则的范围，好像是没有希望的。(33)这种失望情绪，代表了时人的一种普遍看法。巴克尔之后的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同样反对将实验方法用于历史研究。他们认为：应用自然科学之正式方法，以考求历史中原因，此方法即比较相近似之两项继续现象，而发现其常相聚合呈现者是也。此等“比较方法”，有数种殊异之方式……又曾有人主张(在英国)应用“统计学”于比较方法之中，以求其确切精当，其用意盖欲将一切已知之社会为有统系之比较，且将两项惯习同时节现一切事例，加以计算枚举。此即Bacon氏所为“证同表”之原则，所可虑者，其结果未必丰裕耳。盖此方法之缺点，以彼实应用于抽象观念，其一部分且为武断之观念，有时仅为文字表面上之相似，而未尝倚赖各事实发现全体情形之知识也。(34)此处所说培根(Bacon)的“证同表”，就是通过两种现象在同一社会中的同时存在状态，断言二者存在因果关系。所论主张应用“统计学”于比较方法者，当指英国人巴克尔。论者的顾虑，一是这种方法“其结果未必丰裕耳”，二是这种因果之间的联系很可能流于表面，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形。此外，论者还分析了密尔所谓“察异法”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吾人可设想一种较为具体之方法，即非比较零碎之片段，而比较其全体，质言之，即比较其社会之全量是也……此法，在消极方面极有效用，盖能决定某一事并非他一事实之结果，因彼并未尝同时呈现(如妇女解放之事与基督教之关系)。然积极之效果，则吾人不能望之于此，盖在各项情形中，两事同时出现，决不能遂指出其一事实为其他事之原因，或两者同为以单独原因之联合结果。(35)论者刚提出随即又断言这种做法不切实际，理由是科学实验在确定两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时，要将其他因素排除在外，方能获得确凿的因果联系。他们说：“对于事实之因果，欲为积极有方法之考察，则必需一分析工作，以施之于此事实发生之情形上。所当从事者，即将为其原因之必要情形一一分裂离立，故吾人于历史学中所绝未能具有者也，吾人每欲以直接方法获达于事实之因果，正如其他一切纯粹科学中所用之直接方法然，实则如此之观念，必当摒除。”(36)那么，有没有办法避免史学研究中的实验得出“贫乏、表面的却又是分析精炼的结果”？(37)据笔者理解，根本出路在于将广义上的实验方法或实验思维引入史学研究。(三)共变法：史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38)史学科学方法论建设方面的滞后，极大程度上损害了这门学科的声誉，甚至引起不少兄弟学科从业者的同情。贾雷德·戴蒙德就认为，从研究历史中获得普遍原则，无疑要比从研究行星轨道中获得普遍原则来得困难，然而这些困难并不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历史科学，包括天文学、气候学等，虽也碰到同样困难，但它们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却是牢固的。作者告诫说：“请记住：‘science’(科学)这个词的意思是‘knowledge’(知识)(来自拉丁语的scire即‘to know’[知道]和scientia即‘knowledge’[知识])，而知识是要通过任何对特定领域最合适的方法来获得的。因此，我对研究人类历史的人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同情。”在作者看来，现在需要努力做的是把人类史发展为一门科学，使之与天文学、地质学等公认的历史科学并驾齐驱。作者认为，自然科学获得知识的主要方法是实验室实验，人们通过实验处理结果有疑问的参数，用被认为恒定的参数进行平行的对照实验，保留始终恒定的参数，复制对实验的处理和对照试验，并获得定量数据。实验对于自然科学是如此重要，以致常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核心。但在许多历史科学中，实验室实验显然只能起很小作用(或完全不起作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根本不能利用实验方法呢？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人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使几个国家公园里的灰熊灭绝，也不能再现恐龙的演化过程。但是，人们却可以通过别的方法获得这些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如观察、比较和所谓“自然实验”。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研究人类史的人怎样才能从其他历史科学的科学家们的经验中获益呢？有一个证明有用的方法就是比较法和所谓的自然实验。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学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中来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强有弱的)某种推定的起因而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研究人类史的人可以利用多得多的自然实验，而不只是限于比较5个有人居住的大陆。(39)戴蒙德将实验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研究目标人为设计而成的，即“实验室实验”；另一种是由于条件所限，有针对性地选择自然状态中的不同现象，通过观察各种状态中诸现象间同时存在、消失或变化的情形，揭示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即“比较法和所谓的自然实验”。为行文方便，可将前者称作“直接实验”，而将后者称作“间接实验”。显而易见，后者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依靠人为因素加以设计，但两者的基本原理并无二致。因此，密尔求因果五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适用于它们。需要指出的是，“直接实验”与“间接实验”的类型之分并非戴蒙德的创举。实际上在其他学者笔下，直接实验与间接实验都曾被提到，只不过被赋予不同名称。比如科学史家内格尔就将直接实验称为“受控实验”，将间接实验称为“受控分析”。内格尔认为，在受控实验中，实验者能够随意处理有关因素，通过重复地改变其中的一些特点，使其他特点保持不变，从而发现现象和变量间的依赖关系。当然，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实验难以在社会科学中实施，因为社会科学家不具有对社会题材进行预定修正的能力。而且，即使他们具有这种能力，同时道德顾虑并不妨碍人们受制于各种变化，这种能力本身也会构成重要的变量，从而影响“实验”结果。在此前提之下的客观分析，显然是不可指望的。尽管如此，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研究者仍有可能通过适当变通进行实验研究。他说：每一个旨在获得关于经验题材的可靠的普遍定律的研究部门，都必须采取一个研究程序，这一程序如果不是进行严格受控实验，就是在研究中要有那种具有实验本质的逻辑功能。这一程序(我们将称之为“受控分析”)与进行实验不一样，它既不要求随意再现研究现象，也不要求对变量进行公开处理；但它在其他方面与进行实验很相似……简而言之，虽然没有实验也有可能取得科学进展，但受控实验(在我们赋予这个术语的狭窄意义上)和受控分析(在刚才指明的意义上)二者必有其一看来是必不可少的。(40)内格尔反复强调“取得科学进展”的前提：受控实验和受控分析“二者必有其一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于历史学研究富有启发意义。也就是说，除非历史研究甘愿一如既往地将史料考订、史实复原作为史学研究的全部宗旨，如果它有志于在经验基础上得出一般规律，那么就应考虑采用“受控分析”的研究策略。此外，以上分析也说明实验的本质不是人为操作，而是设法排除干扰项，以便对研究对象进行有效观察和分析。在科学史上，由于自然科学本身最早成长起来并以人为方式成功地运用了实验方法，遂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有在实验室中开展的与仪器、试管相关者才属实验。事实并非如此，除了这种狭义上的理解之外，实验更是一种认识和观察事物的角度。换言之，只要研究者能够通过不同场景的观察和比较，获得必要的可靠信息，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实验。(41)由内格尔的分析不难看出，“受控分析”的奥妙和关键在于“精心搜寻进行对比的场合”。在历史学中，可采用的就是这种实验(或称作“受控分析”)。1928年，马克·布洛赫(又译作马克·布洛克)发表《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一文，对实验方法(他称之为“比较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做了正面阐述，并结合欧洲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问题说明了如何运用比较方法寻求解决的途径，堪称现代西方实验史学的嚆矢。(42)布洛赫说：比较方法作用广泛：我认为普及和完善该方法是当今历史研究的一项最为迫切的必要任务……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显然还没有完全信服这一方法……比较方法可以而且应该深入到细节研究中去。比较方法的未来——可能是我们的历史学的未来，就取决于此。布洛赫认为，比较研究可以有不同类型：第一种，人们可以选择一些在时间上分开，并且在空间上相隔的社会；第二种，平行地研究那些既是相邻的、又是同时代的社会，这是一些互相之间不断影响的社会，因为它们的同期性和相互邻近，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同样的重大原因的作用，并且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根源。比如，布洛赫关于中世纪初期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同西哥特王国的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比较，就极具启发意义。通过比较，作者发现5-8世纪的墨洛温王朝与8世纪中期以后的加洛林王朝在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方面存在相异关系，而7世纪以后的西哥特王国与加洛林王朝则在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方面除了一点(即前者由国家管理教会，而后者由教会管理国家)之外，均存在相似关系。布洛赫认为，这种现象意味着西哥特王国的某些文化因素曾通过某种途径传入加洛林王朝。就这样，通过现象间异同的比较可以确定不同社会中两种因素的因果关系。(43)布洛赫谦逊地表示，他并非实验史学(亦即“比较史学”)的发明者，“比较方法已不再需要加以创造。在人类的许多科学领域中，比较方法很久以来就已经证明了自身的效能”。的确如此，因为布洛赫的创新只是将密尔求因果五法挪用到史学研究中而已。布洛赫说：“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作出解释。”(44)如有学者所说，布洛赫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的目的，乃是“察同差异求因果”，即“察同差异求规律”。布洛赫倡导“察同法”，具体原理如下所示：如果 有A1就有B和C但无D；有A2就有B和D但无C；诸如此类；则 B是A的原因(或结果)。通过历史上不同社会状态中两种因素的并存，可推知二者的因果关系。据此原理，布洛赫得出“西哥特王国的某些文化因素(如关于建立王国的某种概念及其作用等)曾经通过某种途径传人加洛林王朝”的结论。庞卓恒认为，布洛赫的上述研究可以启发人们发现许多新的研究线索和研究课题，但并没有真正发现历史规律。庞先生认为，原因在于：“他单纯运用‘密尔五法’那样的经验归纳方法，缺乏科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指导”。(45)应该承认，布洛赫的研究方法并不完美，但问题的根源却与“本体论”关系不大，而是因为他未能像迪尔凯姆一样在密尔求因果五法问做出必要区分。如上所述，密尔求因果五法在极大程度上对于能够开展直接实验的科学来说都是适用的，然而对于间接实验来说，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比如说剩余法，只能用于那些相当先进的科学，因为它要以许多关于规律的知识为前提；而社会现象十分复杂，以致只有在一定情况下，才能从许多原因中准确找出一个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同样，求同法和察异法也难以用于历史学。实际上，这两种方法的前提是：要求所比较的现象只在一个点上契合或相异。虽然绝对排除一切偶发因素是理想的极限，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但事实上物理学、化学，甚至生物学都差不多接近了这个极限，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认为实验得到的证明是可靠的。但在历史学中则不然，因为社会现象过于复杂，人们不能把同一社会内部并存的一切事实，或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相继存在的一切事实逐一列出，也就绝不可能认定两种现象在任何关系方面都是相契的或相异的。漏掉一个现象的可能性要比不放过一切现象的可能性大得多。因此，这样的证明方法只能造成一些没有科学性的臆测。布洛赫关于欧洲社会的比较研究之所以颇受质疑，原因即在于作者采用的求同法不能将有关因素一网打尽，因此结论的猜测性胜过了实证性。(46)但是共变法就不一样了。共变法判断原理是，如果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现象发生变化，另一现象也发生变化，就可判明两种现象间存在因果关系。表示如下：如果 A从A1到A2，B就从B1变到B2；A从A3变到A4，B就从B3变到B4；诸如此类：则 B或者是A的一个原因或一个结果，或由于某种因果关系联系而与A相联系。共变法既不要求我们穷尽史料，或者零碎列举，也不要求我们做肤浅的观察。历史学家运用共变法，无须更多材料就可进行选择并做细致研究。共变法的使用，不仅涉及方法论本身的根本性改变，也带动史料观的变化。有时候，一两条典型史料便可确定一条历史规律，相反数十条史料倒可能引出一种错误认识。也就是说，史家在运用共变法研究历史时，核心问题不再是穷尽史料，而是寻找典型史料并予恰当使用。我们乐意承认，实验方法并非灵丹妙药，不可能解决一切史学问题(比如它对于历史考证就毫无用处)。即使在它适用的范围内，要正确地寻找可比对象、进行有效比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布洛赫在提出实验史学理论时，已有这方面的顾虑。(47)事实上，人们对实验史学的误解，主要是传统惯性思维(包括形而上学思维)作祟。很多人认为，如果注意力不集中于历史的特殊性、具体性，而是着眼于一般性、普遍性，历史研究将变成冷冰冰的行为。这样的研究是缺乏人情味儿的。事实的确如此，如果要从历史研究中发思古之幽情的话，恐怕只能求教于19世纪以前的训诲史学，在那里感受亦真亦幻的“人情味儿”。然而这是一条死路，前人关于训诲史学的批判已足够深刻。克罗齐曾讽刺说：“那些借口叙述历史像法官一样忙碌的人，在这里宣判，到那里赦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历史的职责……这些人通常被认为是缺乏历史感的人。”(48)布洛赫也说过类似的话：“长期以来，史学家就象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走向实验史学，意味着于规律之中寻启示，而不是像法官或判官似地到处奔忙。如果人们的遗憾竟在于此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科学虽并不意味着非道德(当然也不意味着反道德)，但它的原则毕竟与道德不同。综上可知，大体从16世纪开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方法逐渐占领人类经验研究的各个领域，从而确立起一系列重要的现代分支学科。科学史的发展漫长而情况复杂，但从总体上看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都一无例外地经历了两种必要的升华。这两种升华，一是对形而上学思维的拒斥或清理，二是观察或实验方法的建立。受研究对象特点的制约，不同学科领域完成以上认识论、方法论层面飞跃的难度不尽相同，因此以上过程大体经历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推演，从而导致大体由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到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依次产生。告别形而上学，或者说在经验研究中拒斥形而上学思维，只是科学发展的第一步，(49)而从方法论角度构建行之有效的研究策略则更具建设性意义，才是科学成立的落脚点。联想到迄今为止历史学理论与实践中的种种歧见与争议，科学在自然探索以及人类社会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无疑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想必不会有人否认，相对于社会学、文化学(更不用说自然科学门类)在科学方法论方面取得的成绩而言，当下的历史学还处于一种滞后状态。本文的讨论较多参照或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目的在于以他山之石，从史学方法论角度为打破这种滞后状态提供一种可能思路。对一门科学属性尚存极大争议的学科来说，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科学史学的成立关键还在于以扎实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构建自己的学科大厦，而不能长期依草附木。无论是拒斥形而上学，还是实验史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从眼下做起。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学产生以来，它的性质、形态和功能就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些变化也导致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变动不居。鲁滨孙曾形象地比喻道：历史学就像一个果园，园子里种着不同树木，而且结出各种味道不同的果子。(50)言外之意，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具有多样性。实际上，形态各异的史学何止仅存在于不同时代，同一时代产生多种形态的历史研究理路，也并非什么怪异非常之事。注释：①参见[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历史研究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13、114-115页；[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8页。②马克·布洛赫、埃米尔·迪尔凯姆观点见下文，参见[美]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红等译：《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③关于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关系的专论，国内外史学界尚不多见。除年鉴派学者提出在史学研究中“进行实验”之外，以反对将实验方法用于史学研究者占据主流。如彼得·温奇力主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参见《年鉴》编辑部著，陆象淦译：《我们在进行实验——再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9期；后者参见[英]彼得·温奇著，张庆熊、张缨译：《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西方学界有关该问题的讨论情况，可参见Kevin Passmore,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West,in Axel Schneider and Daniel Woolf,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99-219.中国学者近年发表的相关论著中，何兆武、王学典等人也持类似观点。(参见何兆武、张丽艳：《历史学是科学吗？》，《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王学典：《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就赞同者方面而言，除马克·布洛赫等人外，中国学者刘青峰、金观涛也在多篇文章中探讨了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研究中的可行性(参见刘青峰、金观涛：《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年第5卷第3期；金观涛、刘青峰：《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应用》，《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近年来，还有学者提出“理想史学”的概念，亦赞成将实验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值得关注(参见孙巍溥：《理想化模式与历史学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可促使历史学成为一种“实验史学”，这实际上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实验史学”的概念，与本文所论并不相同(参见陈新：《实验史学：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④参见[英]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77、60、79页。⑤归纳和实验在培根科学方法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可理解为同一研究方法的不同环节。参见[英]培根：《新工具》，第117-118页。⑥[英]培根：《新工具》，第82页。关于科学归纳法与简单枚举法的区别，参见培根：《新工具》，第12-13页。⑦参见[英]卡尔·皮尔逊著，李醒民译：《科学的规范》，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9页。⑧参见[英]培根：《新工具》，第59、26页。⑨[英]亚·沃尔夫著，周昌忠等译：《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72-773页。⑩严复将这5条规则分别译为“统同术”、“别异术”、“同异合术”、“归余术”、“消息术”，并将约翰·密尔译作“约翰·穆勒”，将《逻辑体系》译作“《穆勒名学》”。参见[英]约翰·穆勒著，严复译：《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2-348页。本文从今人译法。参见庞卓恒：《察同差异并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11)参见庞卓恒：《察同差异并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第184-185页。(12)参见[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85-654页。(13)参见[英]培根：《新工具》，第100、169-170页。(14)[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著，李涤非译：《精神科学的逻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8页。(15)[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精神科学的逻辑》，第40页。(16)参见[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精神科学的逻辑》，第58、41页。(17)参见[美]卡尔·G.亨普尔著，张华夏译：《自然科学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3-34页。(18)参见[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狄玉民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8、143-144页。(19)[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146、147页。(20)参见晁天义：《“拒斥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科学化》，《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21)参见[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第118、26页。(22)参见[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02-303、330、331页。(23)狄尔泰是这方面的代表，有关论述参见[德]韦尔海姆·狄尔泰著，赵稀方译：《人文科学导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24)参见[美]欧内斯特·内格尔著，徐向东译：《科学的结构》，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44页。(25)如彼得·温奇所说：“一个宗教历史学家或宗教社会学家若要搞明白他所研究的宗教运动，并且理解那些制约着其参与者的生活的所思所虑的话，那么他自己就一定得具有一些宗教情感。”参见[英]彼得·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译本译者序，第95页。(2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27)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容的。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应用》，《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28)参见[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第25、113、114-115页。(29)关于三类“有组织的知识总体”的论述，参见[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47页。(30)[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48页。(31)[英]乔治·皮博迪·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75-876页。(32)[意]克罗齐著，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页。(33)[美]詹姆斯·哈维·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41页。(34)[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第162-163页。(35)[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第163页。(36)[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第163页。(37)韦尔海姆·狄尔泰语，参见[德]韦尔海姆·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第2页。(38)关于共变法在史学研究中运用的较详细讨论，可参见晁天义：《试论“共变法”及其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39)参见[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458-459页。(40)参见[美]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第507、507-508、509-510页。(41)关于实验方法的本质，丹皮尔也有类似观点。参见[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10页。(42)以往研究中，布洛赫的研究方法被不少学者称作“比较史学”(参见庞卓恒：《察同差异并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第183页)，不过笔者认为将其称为史学研究中“实验方法”可能更为准确。实际上，布洛赫本人就曾提到史学中的“实验”。(参见[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在某种意义上，史学实验甚至一度成为年鉴学派一致认同的理念和追求。参见《年鉴》编辑部：《我们在进行实验——再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9期。(43)参见[法]马克·布洛克著，齐建华译，罗旭校：《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45页。(44)[法]马克·布洛克：《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第103、104页。(45)参见庞卓恒：《察同差异并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第186、188、189页。(46)有关批评参见庞卓恒：《察同差异并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第187-189页。(47)参见[法]马克·布洛克：《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法》，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第103页。(48)B.Croce,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Engel,Tranl.,1941),p.47.转引自[英]爱德华·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3-174页。(49)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晁天义：《“拒斥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科学化》，《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50)参见詹姆斯·哈维·鲁滨孙：《新史学》，第14-15页。（本文原载于《史学集刊》2016年第6期）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也逐步走向并融入世界，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也在此背景下进入了新的时期。11月24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成立了世界历史研究院，召开“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研讨会”，与参会的五十余位国内世界史学者共同发起“关于加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倡议”，希望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世界史学者共同努力，直面学科发展中的问题，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揭牌直面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这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共同主办，聚集了国内世界史学科的一流学者和中坚力量，可谓是国内世界史学者的一次大聚会。社科院世界史所原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于沛就在发言中说，“这是世界史学者的又一个盛大节日”。2004年12月16日，在余伟民教授的主持之下，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全国三十多所高校联合发起，华东师范大学和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了“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这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史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最高层次的会议”，因而被誉为世界史学者的盛大节日。于沛教授回忆说，在十四年前的会议上，齐世荣先生在开幕上发言上说，要在半个世纪内把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提高到世界水平。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一辈一辈学者不断的努力、积累和突破。回顾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齐先生曾总结说，“有三个阶段，经历了六代人”：19世纪末到1949年，是世界史的草创时期，经历了两代学者，以陈翰笙、雷海宗、周谷城为代表的老先生，语言功底深厚，通晓古今，开创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1949-1966年是第二阶段，是中国世界史学科打基础的时期，学科体系开始建立，研究领域从西洋史扩展到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全球范围，出现了学科的内部分工，但因为受苏联影响很大，有创见的成果不多，即使如此，这个阶段的努力为现在培养了大批的学科骨干。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世界史研究走向专精方向，著述丰富，人才济济，但也出现了年轻人知识面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够扎实的问题。齐先生说，希望中青年学者扩大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守岗位，加强合作，努力培养后继学者，更好地承担起推动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努力把我国世界史学科提高到世界水平——“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首届年会综述》）于沛2011年，国务院学科委员会学科目录调整，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对世界史学者来说，这无疑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新起点。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汪朝光说，现在是世界史学科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过去研究世界史，能够看到的资料，能够走到的地方都很有限，但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了。他建议，世界史的研究在史料运用上应该更多元，并在大尺度和长时段的学科意识去思考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侯建新则说，2011年以后，世界史学科获得了新的发展平台，与此之前的十年相比，世界史学科的人才队伍有相当的发展，华东师大世界史研究院的成立也是这个发展背景之下的一个证明，“一个学校四十人的世界史学科队伍，在十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与此相联系，世界史研究在地域和时间维度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侯教授也指出，“我们还是要清醒地看到，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2011年，学科目录调整之后，我们在天津召开了一次世界史学科带头人的会议，当时《光明日报》的会议报道，标题是‘走在春天里’，但回顾这几年来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发展的事实很多，但仍不如我们的想象。”在2011年的会议上，一个提到了世界史学科需要承担国家“智库”的角色，另一个提到发表园地有限，只有《世界历史》一本专业杂志是不够的。侯教授说，就这两点而言，一来研究成果的发表平台还是有限，二来，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现状还是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在外交、外贸、军事等领域的研究还很欠缺，语言使用的问题依然存在。此次华东师范大学成立的世界历史研究院，虽挂靠历史系，但实际上由历史学系、政治学系、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艺术研究所、外语学院等院系的相关教师组成，而且，据了解，世界历史研究院积极开拓海外交流与合作，已经在美国、日本、德国、越南、坦桑尼亚建立了“华东师大海外世界史研究工作站”，希望在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更全面的成绩。踵武前贤，不负时代说当下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好时代，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则可说是这个好时代的起点。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史讲座教授陈兼曾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本科生，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如今还是华东师大“紫江学者计划”讲座教授，回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求学时光，满满的都是阳光，“遇到了最好的世界史老师，逢着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开始耕耘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陈兼不仅是思想解放，在当时经济条件还很有限的情况下，老一辈学者在支持学科发展上也是颇有魄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蓝在发言中提到，如今华东师大冷战史的研究在学界颇受瞩目，特别是在资料建设方面，学校和学者做了很深的努力。在这方面，华东师大是有传统的。八十年代，潘人杰先生就率先申请买入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资料的微缩胶卷，当时买这些要花一万美元——三十年前当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在世界史所时任所长朱庭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资料得以买入，这奠定了华东师大在二战史方面的研究基础。付出是有收获的。陈兼教授就是同辈学者中最早出版二战史著作的。在这次会上，沈志华教授谈起他与朱庭光先生、齐世荣先生的交往。在他的讲述中，投身学术，是他个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放弃的追求，同时也是他面对二位前辈老师的期望，不敢辜负的责任。这段故事大概不是沈教授第一次讲起，2015年齐世荣先生去世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曾转载纪念文章《沈志华忆齐世荣：哀悼恩师，追思先生》，其中就有这一段回忆，情感真挚，而这一次当场听到沈教授谈起，更加令人动容。谈学术之更新迭代，可以谈的很多，但落到实处，无外乎是——追随前辈学者的脚步，在好的时代，创造更好的条件，尽自己的一份力，推动这个事业向前一步，再向前一步。沈教授长期以来在周边国家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上颇费心力，他介绍说，团队刚完成中国和东欧国家的档案汇编工作，正在进行汇编、翻译的档案有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即使在现在的环境下，有些工作仍面临困难，但能做、要做的，还是得继续做——这不仅是学术研究、进步之需要，也是国家之需要。沈教授说，历史研究对政策咨询来说是大有可为的，“历史研究可以给中央决策提供支撑，输送历史知识”，这个作用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遇到问题立时三刻就能解决的，需要预先、长期的研究积累。当然，历史学研究本身不完全是智库研究，二者是有区别的。沈志华陈兼教授则指出，如今全球化风潮已经把每个人都卷了进去，这是研究世界史的一个好时代，同时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学者如何做世界史研究，他认为要提出大问题，要有大思想，要有扎实的个案研究，要有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学术工具。所谓“大问题”，他谈了三点，一是要思考现存国际体系的问题。“现存国际体系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是体系的内在成员，还是外在的？我们是需要提出什么替代方案去改造这个体系，还是要进入这个体系？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中是什么地位，这个过程中一步步是怎么走过来的，如何面对这种局面？”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什么是全球资本主义？陈教授说，如今中国和美国正是全球资本主义中不开分割的两部分，在此背景下，中美在现代化和现代化之后的不同选择，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三是身份认同问题。陈教授说，亨廷顿的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Who Are We？）谈的就是身份问题。而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者同样需要思考在世界史、在全球化之下，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在发言中也谈到了亨廷顿曾谈及的文明冲突、身份认同等问题。王教授从冷战、冷战后到今天国际局势的变化，谈到这个大环境对于外交史研究、世界史研究的影响和未来。王教授说，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史学界，主要是美国史学界，外交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把国家看作是权力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权力关系，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文明的角度探究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源，探究国家之间相互文化的交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文明”等成为一时的热词。这种转向一方面和当时的学术潮流有关系，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首先，一个背景是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属于大国竞争时代的终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被公认为是世界的领导国家，负责国际安全与和平的维护，提供国际产品和国际秩序。在美国独大的情形之下，其他国家进行地缘的竞争，没有意义。当时俄罗斯在转型，中国还没有崛起，人们更多讨论的是文明，认同的问题。另一个背景是全球化的加快，伴随国家、人员、商品、信息的流动，人们越来越感受到的核心的问题是身份的困惑，于是有了亨廷顿提出的重要命题，所谓文明之间的冲突。所以，当时外交史的文化转向和那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曾经在冷战时期占有市场的地缘政治理论、威慑理论、核战略等话语都在冷战结束之后风光不再。但三十年后，国际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王教授说，第一个变化就是大国竞争时代的重现，俄罗斯的转型、强人政治的出现、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美国的领导地位，国际关系出现了权力转移的趋势。“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华战略的改变，基本上标志大国地缘政治争霸的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非常类似于三十年代，新兴国家的崛起引发的既有国际格局的变化。”第二个特点是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与全球化之下贫富差距的拉大，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关，还有一些国家出现强人政治，具有代表性的有俄罗斯、土耳其。美国力量的衰落、强人政治出现，还有民族主义的兴起，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些地方性大国在谋求地区性的霸权——中东最为明显。王教授说，国际局势的这些变化，即地缘政治争夺的重现、大国争霸的重现，带来的就是外交史研究的回摆——从冷战时代以权力为核心到冷战后的文化热潮，现在又回摆到所谓的权力和地缘政治的讨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史的热词可能又会是“国家安全”、“国家体系”、“地缘政治”等等。最后，王教授指出，这个时代的来临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国际关系的研究是一把双刃剑。利好的方面是，学者会被动员到国家的外交视野中去，可以有很多资源和机会，但同时，自由的空间可能会缩小。会议现场这次会议上，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余伟民教授谈的是“苏联史研究的机遇和困难”，但其中也反映出时代背景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余教授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世界史研究在很多领域，无论是从人员队伍建设，还是科研水平上都有提高，但在苏联史研究这块却有点不同。原本，国内的苏联史研究基础很好，苏联史、东欧史尤其是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强项，建国后第一代的苏联史学者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可以找到掌握东欧不同国家小语种的学者。在这样的基础下，改革开放后，在东欧改革、苏联解体各种资源得以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者原本应该有机会在苏联史研究做出领先的水平。“我们曾经生活在类似的体制下，有这样的情感、关怀，研究队伍也有优势，跟西方学者不一样，我们对苏联的理解应该更深刻，但是在这样很好的形势下，目前苏联史的研究队伍在萎缩……”随着老一辈苏联史研究者的离去，曾经有研究传统的学科点出现了人才断档，加上苏联研究在发表上也有不少困难，原本的优势研究反而走得慢了。苏联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在俄罗斯、在西方学界已经展开研究，取得了成绩。而对于国内的苏联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余教授很是忧心：我们能够为年轻人提供什么样的条件，以积蓄力量，厚积而薄发？这个问题颇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