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吧

原标题：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原文 悟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必须要高度重视历史，要深入研究历史，要充分借鉴历史发展的经验。重视历史研究，意义重大。首先，研究历史，是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创新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历史研究。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实践，既包括当下的现实，也蕴含在过往的历史过程中，而且过往的历史过程包含了更多的实践。所以，若不认真研究历史，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就缺乏实践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鉴别，也离不开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鉴别理论的手段上有区别，自然科学理论的真伪，可以通过可重复的自然实验或实验室实验来鉴别，而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或价值，只能通过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往人们的社会实践，分析其对错或价值大小。所以，如果缺乏历史研究基础，社会科学理论的最终价值认可必然没有可靠的依据。其次，研究历史，也是推进现实发展的需要。要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历史的借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和教科书，一是因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说明，历史、现实、未来有因果联系。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看得越深、分析得越透，对现实的谋划就越精准，未来发展就越可期待；二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具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现象都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过程。由于事物发展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历史发展总是存在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有了发展的相似性，必然也就有了发展的可借鉴性。所以，为了有效推进现实的发展，我们就需要认真学习历史、认真研究历史，当历史的好学生。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首先需要我们坚定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其次，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本质是要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搞乱人心，最终达到实现少数人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就必须始终坚持真实的历史，始终坚持人民的历史。再次，学习和研究历史，需要体现内容的全面性。一是要努力学习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要加强对自身历史的了解。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要清楚“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三是学习历史还应该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道路上会有不少绊脚石和拦路虎，对进一步推进发展和改革的艰巨性要有充分认识。另外，我们还要清楚，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发展和改革需要全民行动。幸福是奋斗得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正道，要努力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宋圭武，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对于历史爱好者，我们总会想知道更多关于历史的真实性，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让后辈人好好向他们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的品质，从观历史，研究历史的，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首先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

历史与哲学，历史与研究，似乎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之关系如何，以所谓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为例，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个历史理论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史学研究问题。就所谓史论关系问题而言，有“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有关史论关系问题讨论的提法，大都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思路是对的但只是都不够彻底。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均属同义反复，因此均不具学术价值。因为，从认识逻辑出发，这里的“史”一旦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它就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只可能是或者已经是某种“论”的结果了。而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提法，似乎意味着存在“史”与“论”两个部分。事实上从历史哲学角度而言只存在着“论”，而“史”则是“论”的展现与说明，因此属同义反复。犹如柯林武德谈到的，事实上，“并没有一种特殊的过程叫作历史过程，然后也没有认识这一点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叫作历史思想。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过程”。因为不存在“史”与“论”两个部分，因此不存在何者决定何者的问题。当然如果一定要将其看作或当作两个部分的话，从认识逻辑的角度出发，似乎只应该也只可能是“史从论出”了（当然学界也并没有“史从论出”之一说。事实上“史从论出”的志趣亦非一般史学工作者可领会和理解，因为这是个哲学的、理论的和逻辑的境界，同样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史学工作者都有机会和可能进入这个境界）。首先，“历史”的概念、“事实”的界定与价值，都是由某种历史观念决定的，也即不存在一种没有历史观念介入的所谓“历史”与“事实”。正如卡尔所说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过去发生的事实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决定于过去和事实本身。须知，历史及其事实的意义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附加的和感悟的，并且水远是以历史观念的发展与变化为转移的。因此，这里的“历史”，一旦有这个词出现或这个词及其概念有意义的话，就是一个生成的或完全是个认识生成的概念与结果，恰如克罗齐论述所谓“当代史”的概念时所揭示的一样，“·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在这里，“史”、“论”是一体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史”与“论”的分离状况与现象。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问题的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因此，“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都是制造出的问题，并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庸人自扰的问题。历史的观念在这里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也有本体论的意义。历史的认识论在这里表现的是认识的基础如何以及不断发展性问题，历史的本体论在这里表现的是具有某种特质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如何的问题，当然不是唯一的表示，只是在这种历史观念下才是有效的问题。其次，历史观念决定史学研究，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和正常的学术现象，无论是意识到的还是意识不到的。无论是说“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历史”，还是讲“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过程”，都是某种历史观念的产物。因为“进化”也好“进步”也罢，实际并没有一个所谓客观的或先天的标准。这种标准只能是某种历史观念下的“给定”，和在这种历史观念下才是可理解的和可自圆其说的。例如，“进步”一说，在一种历史观念下看，人类社会显现出所谓进步的趋势。但在另一种历史观念下看，就不一定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正如有人这样看问题的情形再熟悉不过了，有的认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今胜于昔；有的则认为世风日下、今不如昔，这正是不同观念、角度下的认识，只能说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无人有权利和资格做一个孰是孰非式的价值判断（虽然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可见，这里的历史观念不仅具有认识问题的工具性质还有认识问题的信念问题。俗语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有人认为是所谓唯心主义，这个判断简单了。但也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唯心主义”是一种哲学思维与意识。从哲学的角度和思维及语言出发，“信则有，不信则无”是一个哲学认识命题，它的妙处就在于这是一个不可完全证实也不可完全证伪的命题。但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之关系辨析，或历史观念、历史哲学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影响，是历史学的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实在很多，但如果不能意识和领悟到这一点，坦率地讲，那样的历史研究是不会有前途的。小编不由得想起了泰勒的至理名言：研究哲学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得哲学概念的人为数甚少，至于懂得形而上学概念的人那就更少了”。还是换个积极的说法以此共勉吧，研究历史的人很多，但搞懂历史不易，弄懂历史哲学就更不易了！

如同任何学科或学科流派一样，一组概念的含义与运用，是相应的组学科概念或学科哲学观念、认识论体系的反映。因此，这里的历史学特征只能是从对历史特征的概括而来。从“历史”的特点特征到“历史学”的特点特征。历史学的特点特征，是在历史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来的，基本不存在天然的历史学的特点特征；相反，历史学的特点特征应该是天然地与某种历史哲学、历史观念联系在一起。它的一个重要或基本的认识来源，是与对历史特点的认识与观念的研究分不开的。什么是历史，历史的特点是什么，实在是一个万古而常新的问题，见仁见智的见解俯首皆是，起码表明，第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所有严肃的史学家都应回答的问题。第二，不同见解的共存，既表明这一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时也是没有甚至是不需正解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引起关注与思考，即无论如何你必须面对它，面对而思考它就是目的。与其他史学理论所讨论的问题一样，其价值在于提出问题，引起思考，而所得出的结果往往仅是一个时期思考、研究的过程与结论，而不是全部，这正是历史学研究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且有着无限的认识空间与可能。历史有什么特点，如果愿意的话，尽可罗列出若干条来，当然其中必有本质的也有现象的。历史学者在此试针对历史的特点简单列举一二。第一，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的创造物，体现的是人的存在与意志。历史无论在空间和时间上，展现的都是人及其社会的文明形态及历程。这是历史发生的起点。第二，历史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这也许是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不同的最本质区别所在。这个过程是先天而命定的，它对于史学研究具有绝对的意义。这是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三，历史是人的认识。历史不是其他，也不是什么客观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应该是也只能是人的认识与知识。这是历史的认识起点。第四，历史是动态而非静态的。人及其思想思维是动态而发展的，其历史也必然如此。这是历史认识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列举仅是历史的一些特点，而不是全部，此其。其二，与任何事物、现象的本质体现一样，历史的特点体现从来都是综合的而不会也不可能是单一的体现；与其他任何事物、现象发生作用的理由一样，决定历史特点的因素也都是综合的、互为条件的，因此结论只能是，历史本身既有本体的意义也有认识的意义。历史及其特点是复杂的，正好体现了历史学研究的复杂性与智慧性特征。历史特点的研究没有终结，但这毕竟为历史学特点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历史学特点的研究，又进一步加强、加深了对历史特点研究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此也可以说所谓历史研究，就是对历史特点和历史学特点的研究，二者的关系是互为依存，并同步发展的。因为这里不存在认识的唯一性，所以对历史特点的某种认识，是与对历史学特点的某种认识相一致的，反之亦然。因此一组对历史特点和历史学特点的认识，反映的是一种历史的观念与哲学的认识。关于研究历史的历史学有什么特点，同样可以罗列出若干条来，因为这毕竟都反映的是某种历史观念的认识，并且仅是发展中的认识而已。同样在这里也试举几条。第一，历史学与人的历史相伴而生，说的是悠久性。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状态，表明其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永恒性特征。第二，历史学认识的不确定性，这是其特点也是优点，突出表现为发展性特征。第三，同哲学有相似的一面，历史学也是以反思为特征的，历史学的研究主体是人，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反思的动物。反思，是历史学的高贵品质。第四，历史学认识的价值与意义，其标准不在过去而在现在。讲的是历史学的时代性与当下性的学科品格。第五，历史学是认识学科，其功用主要体现在提供认识、实现教化以达提升文化、提供人类生活生存智慧需要之目的。第六，历史学是关于过去更是关于现实的学问。体现历史认识的现实及不断超越性特征。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历史的特点和历史学的特点概括，在这里仅是从概念和内涵角度的初步提炼，实际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些问题的继续展开和深入探讨的过程。总之，历史学特点的总结与深入研究，既是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研究与定位，又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一定时期历史学研究水平的可能体现；当然，研究永远不会停滞，而认识包括所谓历史的和历史学某些特点的内涵研究，也处在不断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发展，是社会、经济的本质所在；对于思维科学同样有着本质的意义。历史学的特征在小编看来，就是在对历史问题上的不断深入和研究，历史在不断发展，我们不是从当时经历过来的，所以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去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开发不一样的内容，历史与经济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看完之后顺手点个赞哦！

历史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说是历史故事，也可以说是历史传说，更可以说是历史想象，但是我们都谈到的历史，却不仅仅是我们想象能够得到的，它是有一定的依据，而这个依据，就是要靠我们以前人所写的一切。又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对过去有一个了解，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前人所写的东西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要想深入的研究中国古代的，特别是汉以前发生的故事，有一本书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十分的重要，那么这本书就是史记，那么史记是在怎样的一种背景之下诞生的？他的作者司马迁又是怎样完成这样一部，字数非常多的巨作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以及司马迁写史记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司马迁出生在公元前145年，出生在当时一个叫做夏阳的地方，而夏阳就是我们今天陕西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司马迁的是陕西人。司马迁在十岁的时候，那就开始学习，并且能背诵了很多用古文写的文章，之后又跟随他的父亲，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游历了整个南方地区，并且把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全部都记录了下来，为他之后能写出我们远近闻名的，而且也是世界闻名的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就接任了他父亲的职务太史令。那么太史令具体是干嘛的呢？太史令就是帮助皇帝来整理前朝发生的世情，把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写成书籍，然后存下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编辑史料的那些人。他上任之后，就开始为他写史记，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比如说把前朝发生了很多事情，又进行了重新的整理，而且能在整理的过程中不断的思考，然后把自己的推理，自己的想象也在此基础上，都加入了进去，就形成了史记的初稿。本来想他的命运可以就这样平安的度过，但是却因为一件事使他的自身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他又发遇到了哪些困难呢？司马迁自身的困难还要从一个叫做李陵的将军开始说起，李陵作为汉朝的大将军被派去攻打匈奴。我们知道在西汉的时候，匈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曾经的多次来骚扰汉朝的边境，所以汉武帝就派人去打这个匈奴，而派了这个将军就是李陵，然而很不幸的是，李陵在攻打匈奴的过程中被抓为俘虏。之后朝廷中就开始对李陵进行评判，满朝的人都认为李陵就是个叛徒，就应该把他处死。只有司马迁认为李陵这应该是一个变相的救国，是一个曲线的救国，他当俘虏是必不得已的，并不是背叛了汉朝，于是就为他辩护。就是由于他为李陵辩护，所以遭到了当朝人的反抗，他那就处以极刑，就是腐刑，而这个刑法呢，在以前是非常严重的，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命根子，并且被关在狱中。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并把他写史记的想法开始付出实际行动，形成了我们所现在看到的史记全本。这就是司马迁个人的经历，非常的坎坷。但个人著作却是，被我们这么多人所称颂，我们不仅仅要感慨他的成功，更需要感受的是他在逆境中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

阿诺德.汤因比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浓缩了其对人类文明大半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考，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1947年，时代杂志评价《历史研究》为英国自马克思《资本论》后最具争议性的历史理论著作。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26种文明的兴衰，试图建立一种统一、普世且带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型，为人类文明演化寻找终极解释。《历史研究》可谓大一统历史学的最后一次努力，它的流行与后继乏人，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汤因比出生于历史世家，早年在牛津大学和英国雅典学院接受了专业而系统的古典学训练，但从青年时代起，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反专业化”的学人，他的《历史研究》虽篇幅宏大，素材丰富，但归纳多于考证，例子多过数据，从严谨、客观的角度而言，《历史研究》并不是一本标准的历史学术著作，而更像是一本历史哲学，甚至宗教性质的著作，试图从精神的，辩证的角度，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从文明的演化中，寻找人类社会的普遍解释，此外，由于汤因比早年深受基督教和希腊罗马史诗的影响，他在写作过程中似乎也沉浸于希腊英雄式的情怀，试图将自己的精神展现于上帝面前。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个人成长的角度，追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大一统历史思想的由来。自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和工业体制在西方世界逐渐确立起牢固的统治地位，此时的历史学家们也免不了受到这两种制度的巨大影响。从社会层面，在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民主主义与拿破仑战争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结合，产生了代表狂热大众热情的国家主义，而工业体制带来的动员和管理能力，又支撑起这种热情，国家意识与好战本性结合，代替了原本所追寻的自由、平等、博爱，正如韦伯所言，此时的学术与政治已经成为了“双螺旋式的结构体”，学术很难从中脱身。一战耗尽了传统王朝政治最后的荣光，也让世界见证了国家主义的恐怖摧毁力，汤因比本人也在一战期间，加入了英国的外事办公室，并参与了巴黎和会的谈判，陷入政治与历史的螺旋之中。在历史研究方面，与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架构捆绑在一起的，正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观。当时的历史学家们不少都沉醉于本国古今的辉煌文明，不时还会附会于种族优越论，流露出基于本国立场的宏大叙事也数不胜数。进一步的，他们也逐渐将本国的历史与整个文明世界甚至人类历史混淆在一起，歪曲甚至割裂了不少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进而忽视了文明圈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研究。最终，到了二十世纪早期， 所谓“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塑造并凝聚列强国家主义精神的一个工具。从学术层面而言，自兰克之后，“叙述主义”便在西方史学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将历史“科学化”的呼声也是风起云涌。但是在“结构--功能”的范式变革过后，兰克学派的解释范式逐渐受到质疑。汤因比学说的产生就是基于前述“国家主义史学”和“叙述主义史学”的弊端逐渐显现之时。他继承了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传统开始，马克思、孔德等19世纪著名思想家参与的西方史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大一统史学”的衣钵，试图为整个历史归纳出普遍的历史解释范式，他的《历史研究》，就是作为他这种思想的汇总而出现的。针对当时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史学研究惯例，汤因比强调“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至以文明社会为单位的范围”刻意从文明层面划分研究单位。在确定合适的研究单位后，通过筛选分类得到：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这三种文明形态的代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模式。1914年，当汤因比再次阅读修昔底德关于古希腊世界内部的“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著时，惊人的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早已为修昔底德在他那个世界中经历过了”。尽管年代相去甚远，但修昔底德生活的那个世界，与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一样分崩离析，各邦开始互相残杀，修昔底德隐约预见到这场战争将彻底的改变正处于顶峰期的古希腊文明的走向，而汤因比也发现了“一战”将会带来相同的后果。因此，关于古典希腊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某种内在的共时性，亦或说大多数相同模式或境遇下文明都会经历的共时性，就被这样挖掘出来了，这种共时性，恰恰是汤因比联系过去文明的兴衰与日后文明走向的一个重要桥梁。其中最出名的解释范式莫过于对于各个地区文明的发展进行了解读的“挑战—应战”学说。从根源上而言，这一理论深受柏格森的解释范式的影响，并且结合了新黑格尔主义，部分的斯宾格勒的学说，以及马克思阶级论等一系列思想。汤因比的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双元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等思想家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萌发出超越国家的阶级意识，反而在国家机器和大众政治的不断发展、鼓噪之下，激发出无产阶级们的狂热的民族意识，并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冲击着自维也纳和会以来的欧洲列强们的“贵族—大资本家双元决策架构”，又在后者的二次煽动下，将全欧洲的青年，扔进1914年的绞肉机里。崩溃的帝国与横陈的千万尸体一同，构成了绞肉机最终的肉末，见证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这正如汤因比所认为的那样：文明的衰弱，既不是偶然因素所能随意决定，也非“天然法则”所决定，文明的衰败只可能是文明内部自身的、人为的原因。此时，西方文明的欧洲部分又一次跌入了雅典与斯巴达式的，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工业化和成熟动员系统的助推下，这次大战的规模和破坏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四年的相持后，欧洲几乎陷入崩溃边缘，与国家和生灵崩溃同步发生的，还有精神世界的崩溃，于是斯宾格勒怀着对现实的失望，埋头写作《西方的没落》；茨威格怀念于过去沐浴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德语中产文化圈的“昨日的世界”；这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早在对德宣战伊始的感慨：“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句话是这个文明黑暗岁月最苍凉的一个注脚。霍布斯鲍姆曾说：“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结局却是像恩格斯在更早之时预言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这些惨状便是所谓文明衰败的这个内部的、自身的、人为的原因的核心—“文明体内部创造性冲动的丧失或表达阻塞”的结果。民族主义的过度泛滥恰恰是这自身原因之一，其所诱发的“一战”，乃至包括它的延续—“二战”，毁掉的正是西方文明欧洲部分的“创造性冲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不列颠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留下来的兵站，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寸草不生了，这和两千年前罗马人在不列颠岛北部留下来的哈德良长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看到这熟悉的场景，汤因比不由对西方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产生担忧。1258年巴格达的陷落，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1947年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崩溃，“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个个曾经伟大的文明，最终都因其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腐化，而最终瓦解。人们对这些过往文明的衰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通过研究历史的方式去寻找它们能给我们的教训。因此汤因比眼中，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恰恰就是深入到这些文明里“那些不曾谋面的无名朋友们”的情感中去，这也是为了将来不重蹈他们的命运的一种要求。“很显然，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以及现实之间的三向关系是具有互动性的”，汤因比格外强调好奇对其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历史学家们作为将人类自发的好奇心转化为行动的那部分人，在现实语境下对过去的一切“事实”进行挖掘、解释，并让人们从中得到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启示。不过汤因比在总结分析出各模式的“规律”后，对于未来的走向仍然充满不解和忧虑，核能的军事化利用也让他更不确定人类是否会为了“进步”而真的会“杀害大地母亲”。作为一名在浓厚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汤因比把解决世界病症的办法总结为回到传统的基督教传统以及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当然，他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中的类似因素，诸如中国儒家的“世界大同”思想等，“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显然，汤因比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未来发展仍以悲观态度为主，他并不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工业化来解决依然存在的环境恶化、饥荒、生活物质匮乏、贫富差距等问题，而是希望以一种超阶级的博爱和情怀来调和类似的矛盾，并尽可能的用相对平缓的和平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以维护和平，保护资源，教育人民，限制生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开头中提到，他极反感那些打着世界史称号下的民族主义历史，因此他力图写出一部不偏不倚的历史，不带有任何民族感情色彩。这一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没有任何人能超然社会之外，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作为一个深受西方传统和古典学熏陶的学者，尽管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各地代表性文明的演进过程，但依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或者说自我本位的视角，他过于强调高级宗教在文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而忽略了不同文明真正的价值观与推动因素。从文本而言，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使了大量的宗教和哲学话语，使得文本比较晦涩难懂，此外，他试图建立的范式也忽略了一些偶然性事件带来的误差以及一些技术层面的因素。但他为努力构建的所谓“新史学”而得出的这个范式，仍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失为一个观察研究历史乃至当代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如今，距离汤因比去世已有数十年了，尽管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历史，从人类的高度解释历史的大一统史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力已不如往昔，但这种解释框架，依旧吸引着学术圈外的研读者们。尽力超越自我本位，西方中心的视角，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元，如今似乎成为了不少全球史学者的共识。恐怖主义、新殖民主义、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这些上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全人类，汤因比的解决方案依然无法得到落实，但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最重要并不是像几十年前的智者们那样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是基于对历史的现实性研究或体验，去探寻汤因比思想的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本就不是为世界寻求终极的的合理解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很难，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科学的标准，但它也不必屈从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学主义，进而丧失本身的特色。科学是无法整理、传达并塑造多元化的个人见解的，但历史、文学和艺术却可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研究过程本身，阅读和反馈的过程同样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无论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以小见大的微观史学，还是碎片化的个案研究，其中的案例与文本中都可以向阅读者传达时代的状态与气氛，帮助不同的个体构建或深厚，或多元的世界认知。尽管物质世界随时都在改变，但对人类社会总体性，超越性的思索，依然具有永恒的时效，虽然在学术圈内，“大一统历史”的叙事方式和思考框架也许已经进入黄昏，但对于每个读者而言，汤因比与他的历史研究却还是能常读常新，保持不变的精神价值。正如汤因比所一再感叹的，过去的历史至今依旧不断地重演着，虽然世界一直在变化，但在表象的背后，却时刻隐含着一种共时性。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如今不断被提及，成为中国复兴过程的一个注脚，这个国度的无数年轻人们如今又一次沉浸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诚之中，迷失于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社会的纸醉金迷之中。尽管全球化的元素，新技术的变革在身边不断的闪现，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走入这个时代，而依旧迷恋于狭隘的现实生活圈中，丧失了对广阔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好奇，以及对人类文明，乃至整个生物圈的关切。小中并非无法见大，微观史学研究同样可以传递世界性的历史状态，但随着学科分类和研究的精深，如今我们愈发执着于细微或零散的修补中，每个专业的常识，愈发难以被外人所理解，当学术圈与普罗大众无法进行流畅对话时，学术本身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依旧需要像汤因比这般，出生于学术圈，但致力于从另一个角度，向学术圈和大众传递另类观点的独行者。

赤壁一战，占绝对优势的曹操大败。有关孙刘联军竟然能以少胜多的原因，历来的解释就多如牛毛了。且不论苦肉计、借东风这类小说家言，说点靠谱的。当时曹操自己写了封信给孙权：“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曹操归罪于军中疾病暴发，使得周瑜竖子成名。当然这有当事人为自己开脱之嫌。一个多世纪后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说：“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峰，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就是说曹操点儿背，又是传染病又是东南风的，非人力所能扭转。那到底是什么病呢？1981年，医生李友松发表了论文《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通过季节、地域等因素分析，判定当时曹军中发作大规模血吸虫病，引起学界广泛探讨。历史学引人入胜之处就是后人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历史事件作出各种解释，如何使自己的解释能自圆其说，就必须在史料上下足功夫，收集到足够多的有利于自己立论的证据，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也必须能拿出有说服力的重新阐释，逻辑必须环环相扣，就像一名老公安在认真阅读案卷，展开联想。当然更多时候是证据匮乏的，这时就先姑存一说吧，不用着急肯定或者武断否定。猜想也是一种有趣的事情。 数学界有“哥德巴赫猜想”，历史学界有“麦克尼尔猜想”。14世纪欧洲大陆爆发了超大规模的“黑死病”（Black Death）。从1347年在西西里岛发现病例开始，到14世纪末波及整个欧洲大陆，人口损失总数达到2500万以上，占当时欧洲总人口1/3到2/3。这场恐怖的瘟疫彻底改变了之后欧洲的历史轨迹。比如，大量人口损失，特别是劳动力损失，使得旧式封建领主的地位迅速下降，大疫结束之时社会生产方式必将面临深度改变；犹太人在瘟疫中幸存比例极大，有关犹太人在水井中投毒的谣言深入人心，欧洲反犹思潮开始泛滥；天主教会乘瘟疫倒卖“赎罪券”发国难财，信用破产，宗教改革已经悄然降临。而这场天灾如何而来的呢，加拿大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70年代提出一种观点，即1320年代，中国云南发生了一次鼠疫，而鼠疫病原体通过征服云南的蒙古军队带回了草原。1346年蒙古术赤西征，黑海沿岸城市的意大利商人在撤回本国的过程中，携带回了这种致命的病菌，历史从此改变。此后许多各个领域科学家都在努力地尝试证明或者证伪“麦克尼尔猜想”。胡适先生说过一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就是说在学术研究中，随时都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丰富的想象力正是建立在平时的日常积累当中，发现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再加之以科学的求证方法，说不定就能够取得重要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宿命三国》是作家桓大司马所著的一本历史故事书籍，关于三国的题材真的是太多了，有所谓的正史，还有很多的野史，从三国衍生出来的题材则更加广泛，总之三国在我国历史上还有文学方等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关于三国最出名的作品当然还是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这是由罗贯中创作的一本小说，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时期，所以作品的创作也是借鉴历史题材，并且改变了其中很多的内容，并且主观意识也比较强烈，因此只能作为一部优秀的小说来赏鉴，而本书《宿命三国》作者则是依照历史作为参考，选取了十位非常有特色代表人物，加以论述，证明自己的论点。本书的作者是桓大司马，这样一个笔名也是很有特色，既像是古代的一个官职，又像是一个复姓，但是作者的本名是彭治宇，一位资深历史研究者，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研究比较深刻。作者在历史考证方面要求比较严格，力求作品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还原，以宏大而独特的分析逻辑而著称。作者的公众号“文史宴”，则更是聚集了大批学界内外历史研究者，致力于为历史卸妆，还给读者一个历史的真相。书中的名字用到宿命二字，本意星宿运行各有命令，而简单来说就是生来注定要做的事情，这样理解那就是三国是历史的必然现象，虽然研究三国的人大有人在，可是提出这个全新的概念却是鲜有的，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情形让作者会有这样的观点，作者在通过对于阅读大量的历史书籍，仔细研究考证，选取了十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人物都是历史上相当当的风云人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选取大家熟知的人物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人物有历史当权者，有幕后策划者，有割据势力霸主，有军师，还有反面角色，这样选择更加客观公正，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