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历史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说是历史故事，也可以说是历史传说，更可以说是历史想象，但是我们都谈到的历史，却不仅仅是我们想象能够得到的，它是有一定的依据，而这个依据，就是要靠我们以前人所写的一切。又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对过去有一个了解，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前人所写的东西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要想深入的研究中国古代的，特别是汉以前发生的故事，有一本书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十分的重要，那么这本书就是史记，那么史记是在怎样的一种背景之下诞生的？他的作者司马迁又是怎样完成这样一部，字数非常多的巨作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以及司马迁写史记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司马迁出生在公元前145年，出生在当时一个叫做夏阳的地方，而夏阳就是我们今天陕西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司马迁的是陕西人。司马迁在十岁的时候，那就开始学习，并且能背诵了很多用古文写的文章，之后又跟随他的父亲，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游历了整个南方地区，并且把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全部都记录了下来，为他之后能写出我们远近闻名的，而且也是世界闻名的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就接任了他父亲的职务太史令。那么太史令具体是干嘛的呢？太史令就是帮助皇帝来整理前朝发生的世情，把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写成书籍，然后存下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编辑史料的那些人。他上任之后，就开始为他写史记，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比如说把前朝发生了很多事情，又进行了重新的整理，而且能在整理的过程中不断的思考，然后把自己的推理，自己的想象也在此基础上，都加入了进去，就形成了史记的初稿。本来想他的命运可以就这样平安的度过，但是却因为一件事使他的自身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他又发遇到了哪些困难呢？司马迁自身的困难还要从一个叫做李陵的将军开始说起，李陵作为汉朝的大将军被派去攻打匈奴。我们知道在西汉的时候，匈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曾经的多次来骚扰汉朝的边境，所以汉武帝就派人去打这个匈奴，而派了这个将军就是李陵，然而很不幸的是，李陵在攻打匈奴的过程中被抓为俘虏。之后朝廷中就开始对李陵进行评判，满朝的人都认为李陵就是个叛徒，就应该把他处死。只有司马迁认为李陵这应该是一个变相的救国，是一个曲线的救国，他当俘虏是必不得已的，并不是背叛了汉朝，于是就为他辩护。就是由于他为李陵辩护，所以遭到了当朝人的反抗，他那就处以极刑，就是腐刑，而这个刑法呢，在以前是非常严重的，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命根子，并且被关在狱中。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并把他写史记的想法开始付出实际行动，形成了我们所现在看到的史记全本。这就是司马迁个人的经历，非常的坎坷。但个人著作却是，被我们这么多人所称颂，我们不仅仅要感慨他的成功，更需要感受的是他在逆境中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

由于个人原因，这几天工作上出了点小插曲，所以昨天的内容没有更新，今天必须补上。我最近两年一直在看历史方面的书籍，看得书不多，只《国史大纲》、《中国古代史》、《明史讲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等。读史给我的感觉是浩如烟海，我能从中知道某人某事，但是缺乏史料分析和归纳总结的能力。所以，要想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必须借助前人的遗泽，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即是。三个多月的时间，匆匆读过一遍，做了十次书摘，我说得最多是“述而不作”，摘录而不妄加分析。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者，钱穆先生的很多观点与时下的观点格格不入，如果依藉钱先生的阐述铺开来评古论今，我怕招来不清净；二来，我的水平有限，很多感想与评论只好标注在字里行间，不好拿出来贻笑方家。所以，我只摘录对自己、对别人有益的内容。当然，原文中的繁体字，被我转化成了简体。这样一来，不免又抄袭之嫌，实在上不得台面。对此，我诚心说一句“请见谅！”言归本书。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分八个部分，分别是：如何研究通史、如何研究政治史、如何研究社会史、如何研究经济史、如何研究学术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如何研究文化史以及附录八篇。读钱先生此数，知钱先生史才、史学之高，尤其令我拜服的是先生的史德。当下的历史家们，史才、史学足矣，唯独缺德。没才没学可以补充，缺德确实无药可救。昧着良心说瞎话，正是当下很多所谓历史家的常态。当然，也可能是我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才会这样说。至于有些人所说的钱穆先生的观点是腐儒之见，我之前说过不敢苟同，而以后我仍不敢苟同。一个人的经历与学识铸就了他对外界的认知，这个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在变，经历愈多，学识愈广，认知也愈会变化多端，但趋于完善是其不变的方向。这不是什么大家的金句，只不过是我的一点总结。回到本书，不论作者身处何时代、是何史观，读者身处何时代、是何史观，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当知道中国史。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俄国史。尽管文明史观受到许多史学家的重视，但同时也引来强烈的反对意见和批评。历史学者B.奥尔洛夫指出: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理想主义正处于上风，生产、交换、需求成了“文化历史”的次要成分，而文化、宗教、传统等则成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奥尔洛夫认为，彻底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的文明史观是站不住脚的，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实际情况的。其他一些研究者也指出，社会形态史观绝非一无是处。首先，社会形态理论首次使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一贫困阶层的苦难境况成为史学家们描述的对象。另外，在历史书中全面介绍了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反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以及被统治者为推翻统治政权、为争取平等权利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另一些历史研究者则指出，实际上，目前俄国史研究中的文明史观所否定的只是苏联那一特定时期盛行的社会形态史观，即把所有历史现象和进程都解释为经济因素（生产方式）作用的结果。这种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史中被描述为阶级斗争，而在文化发展史中则被描述为意识形态斗争。和这种社会形态史观不同的是，当代俄罗斯历史研究的文明史观强调多样化，重视多种历史因素所起的作用。在文明史观对历史的分析中，还特别考虑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制度、相对独立政治体系等等的影响，而且并不仅仅限定于阶级或更大层面上，同时也探讨更小范围（团体、家庭）内的问题。在文明史观中有两个不同的模式在相互作用:线性阶段模式和局部区域模式。线性阶段模式与现代化思想和西方历史发展观有密切联系，局部区域模式则相对于各个文明具有独自特点、其文化经验和生活方式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当代俄罗斯的文明史观还强调世界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俄罗斯文明历史的研究中，既分析作为局部文明之俄罗斯的特点，也探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起走过的历史道路上某一阶段的特点。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洛德尔所说，当代文明理论处于一个很复杂的环境之中，处于历史的和必然的、理智的和不理智的、有规律的和偶然的等等矛盾之中这种环境不是历史学家们臆造的，而是在社会和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俄罗斯，人们在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时候都开始更倾向于“双赢或多赢”的原则，而不是一味地坚持“非此即彼”的不调和立场。这一点也体现在史学研究中。很多历史学家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时，并不完全排斥其他的观点和看法，而是从中吸取合理内核、取长补短。不少俄罗斯史学家认为，文明史观和社会形态史观都是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的，但它们同时也都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例如，文明史观本身解释不清一级文明向另一级文明过渡的原因和机制。同样解释不清的是，为什么从奴隶社会开始的几千年来，联合的趋势总是孕育于分裂之中。.阿拉耶夫认为，“只有社会形态史观和文明史观的完全和有机融合才能给历史学家们以有益的历史进程理论”。P.I.兰达则认为，社会形态史观和文明史观的对立完全是人们臆造出来的，因为“社会形态的存在离不开文明，文明的存在也离不开社会形态”B.库济欣在探索“社会经济形态”和“文明”概念之间的相互平衡关系时，提出了“历史形态”的概念，用以表示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其独特的结构不仅包括社会经济方面，也包括社会关系的其他各个方面。在俄罗斯社会发展研究中问题。为什么学者们在探索俄罗斯社会发展模式和文明间作用形式时要弄清楚，一些学者特别重视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动态进程社会文化动态发展问题呢？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不仅仅是人、文化和社会本身，应该还有他（它）们之间的动态联系。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凯菲利认为，在文明史观、社会形态史观和地缘政治史观的相互作用下，对社会文化动态进程的分析和研究将导致“世界新文化”的建立。如果上述三种史观能够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真正有所“建树”的话，则可以把以前被认为没有直接联系的社会进程纳入统一的“空间一时间链”中加以研究。他在《全球地缘政治中俄罗斯的命运》一书里强调指出，弄清楚各个地缘政治进程和地缘政治时代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非常重要。他着重分析了在俄罗斯思想和欧亚主义思潮中得到体现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曾于1977年因在不平衡热力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俄裔比利时科学家.普利戈仁和著名德国物理学家G.哈肯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提出了“协和论”（亦称协同论）这一辩证的认识和研究方法。该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后来也被运用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如今，协和理论在跨学科研究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也成为历史科学方法论中的一员。近年来，在俄罗斯，用协和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特别受到重视，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协和史观”。这一理论的最基本概念是非线性、非稳定性、不可预测性、多样性。它从新的视角看待和研究历史进程中不稳定事态的发展，为此，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偶然性、无法猜测和预料的各种不同影响和作用因素。处于某一临界点的发展状况对于理解历史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一临界点恰恰就是新的进化路线的起点。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历史例子就是20世纪世界各国频繁发生的、表现为社会体系根本变革的社会革命。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啦，各位看官大大，就看到这里了，麻烦看官大大点个赞，您的关注和点赞，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祝各位看官们生意发发，学业事业有成，身体健健康康！！！如果大家有不同看法欢迎各位看官们在文章下方留言评论。（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雷同纯属虚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人类从历史中获得智慧，离不开学者在专业研究领域内的理论突破。弄清楚历史是什么较为困难，但这却是所有历史研究者努力的方向。近日，一场名为“新范式、新史学：虞和平研究员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3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历史研究关乎国家、人类的命运”照一般看法，历史就是过去，现在就是当下，但是在史学专家眼里，并不是这么简单。 清华大学马列学院蔡乐苏教授在座谈会上，对范式与史识、史势、史实之间的有机关系，进行了一番阐述，“历史研究要正确认识范式与史识、史势、史实之间的有机关系。历史是站在现在为了将来而去思考过去总结过去的学问，历史离不开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这三个层面，只有坚持这一观点，做历史研究的人才会有目标、有期望、有想法，而这些又会左右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的看法；从范式和史势的关系来看，由于历史研究关乎国家、人类的命运，就不可能不关注史势的特征、走向趋势，其关键所在就是不能隔离古今关系，不能认为历史就是历史，现在就是现在。”在蔡乐苏教授看来，真正的历史学就是一个古今一体的关系，统一在历史研究者的头脑以及他的作品中，这是不可分离的。由于史势的不同，历史的主题必然会转换，历史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也会转化，评估标准也必须变化，所以更新原有的研究范式是很自然的事情；从范式和史实的关系来看，无论采用何种范式都不能违背史实，这是肯定的。但是，范式不同，历史事实对历史研究者的吸引力是不同的。蔡乐苏教授重点分析了虞和平研究员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本）》，认为，近代史要书写，就需要范式的转换，虞和平研究员在作品中的理论、方法和观点是开创性的。这部作品所讨论的不是从夺取一个政权的层面上来叙述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而是从发展我们国家、强大我们国家的层面上进行总结与梳理，具有倡导性。蔡乐苏教授认为，真正要把历史弄清楚，首先要把经济说清楚，否则就会虚无缥缈，且意义不大，所以经济史研究非常重要，这也是虞和平这套著作的逻辑所在。“在旧的史学框架中开创新的范式”虞和平，浙江宁波人，1948年生，历史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学位。1976-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95年起历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副所长。研究著作包括《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本)》（2001年版，江苏人民出版社），《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三卷本)》(2015年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等，在史学界影响较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赵庆云副研究员指出，虞和平研究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真正称得上是著作等身；而且在中国现代化史、商会史等研究领域有开创之功，并从实证与理论两个方面创新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影响深远。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认为，处在新旧史学框架转换之时，不能完全以新旧来论价值。虞和平研究员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做商会史时，就秉承了章开沅先生倡导的基本思路，即要与海外学者进行对话。虞和平研究员治学，不从众，不媚俗，在旧的史学框架中开创新的范式，在新的史学潮流中坚守传统。虞和平研究员的3卷本新著《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政治运动、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分别做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在中国学界“去阶级化”成为一种大势所趋的当下，虞和平先生仍坚持其阶级研究与阶级分析路径，尤为难得。赵庆云副研究员还指出，“现代化”叙事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虞和平等学者的倡导开拓之下，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此作为研究的总体预设，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革命史叙事”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史观与史料、理论与实证，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中国大陆学者大多并不擅长理论建构，而虞和平颇具理论概括之功力，尤为难能。他建构的现代化叙事之理论体系，从中国近代历史实际中提炼出来，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靳丹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9日在京发布了多项重大课题进展情况。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透露，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元素》《清代国家统一史》在内的五个重大课题进展顺利。据介绍，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着力组织重大史学研究项目，通过整合全国史学精锐力量，推动中国史学创新、融合发展。李国强介绍说，首批立项并开展研究的项目中包括《中华民族复兴史（1840-2021）》。李国强说：“《中华民族复兴史（1840-2021）》这个项目是国内首个系统总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大型学术工程，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共筑中国梦提供重要的史学依据和思想支撑。”李国强表示这批项目既立足史学前沿，又体现现实关照，强化史学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望在全面系统研究基础上，产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史学成果。李国强说：“五个重大课题突出历史研究全局性、系统性、本质性的学术范式，强调长时段、整体性、发展的辩证的宏观叙事，重在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趋势，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借鉴，从根本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据悉，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实施“学者工作室”制度和推进重大项目基础上，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新举措，持续立项一批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新课题，发挥统筹指导全国历史学的功能，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

提起《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大部分人涌入脑海的便是梁启超先生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鲜少有人知钱穆先生也写过一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比起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等大作，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亦不多被提及。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汇集1961年钱穆先生的八次演讲而成，分别为：如何研究通史、如何研究政治史、如何研究社会史、如何研究经济史、如何研究学术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如何研究文化史，可谓字词凝练、结构清晰、思维严密，因篇幅不长，有人戏言“八分钟可阅读完此书”，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点明了此书通俗易懂，没有咬文嚼字的嫌疑，闲暇时一览，受益匪浅，放下书后仍觉回味无穷。通史篇此章将中国史和西洋史进行了比较，西洋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若按照西洋史的划分，中国的上古史应该断在战国末年，秦代到清代为中国的中古期，再细分，五代以前为中古史，宋以下为近代史。西方的中古时期为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的中古期却在各个方面都在进步，由此可见，中国史比西方史先走了一步，秦代已经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经是近代时期了，但是在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这一段表述，让人不禁想到了李约瑟难题：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再联系到钱穆先生在此篇中论述的可以窥见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的标杆“历史往迹”，我觉得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必须要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的影响下，帝王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而实行愚民政策，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代的四等民制，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狱，这些都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斩掉了其创新力；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侵袭下，大多学子都渴望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从事生产的技术工人却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他们有的只是经验科学，而不能将其转化为实验科学。由此可见，重文轻技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在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士农工商”牢不可破，封建制度以及思想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工业革命难以在封建制度这块不符合当时潮流的贫瘠土地上生根发芽。在历史的划分上，钱穆先生认为精髓在于“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时代。”，虽然纵观中国的制度上“因”的方面较多，“革”的方面较少，但是每个朝代基本都会在反思前朝衰落的原因上或基于自己的理解作出一番变革，诸如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度，或在充分吸收前朝的精华上将其改头换面，诸如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或根据自己的国情另创一套制度，诸如元朝的行省制。无论怎样，各个朝代的变化都体现了自己独有的个性和特色。历史虽然有“资鉴”的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因为一切都在“变”。以“前事”为师时，要考虑到“前事”诞生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然后再根据自身的特色加以分析，是否顺应自己此时此刻的发展要求，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事变化无常，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如何撰写历史上，钱穆先生认为“写历史有两种区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另一种是旧史新写，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事如同波上之扁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比如唐代的刘知己认为治史要有三种长处，即“才学识”，到了明代在史家三长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心和直笔，清代变成了“才学识德”，历史处在变化之中，所以需要在考古学的支持和现实的需要下，不断更新历史知识，诸如随着海昏侯墓的发掘，对刘贺有了新的评价；比如出于对爱国精神的弘扬，八年抗战改成了十四年抗战。

历史与哲学，历史与研究，似乎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之关系如何，以所谓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为例，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个历史理论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史学研究问题。就所谓史论关系问题而言，有“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有关史论关系问题讨论的提法，大都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思路是对的但只是都不够彻底。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均属同义反复，因此均不具学术价值。因为，从认识逻辑出发，这里的“史”一旦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它就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只可能是或者已经是某种“论”的结果了。而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提法，似乎意味着存在“史”与“论”两个部分。事实上从历史哲学角度而言只存在着“论”，而“史”则是“论”的展现与说明，因此属同义反复。犹如柯林武德谈到的，事实上，“并没有一种特殊的过程叫作历史过程，然后也没有认识这一点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叫作历史思想。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过程”。因为不存在“史”与“论”两个部分，因此不存在何者决定何者的问题。当然如果一定要将其看作或当作两个部分的话，从认识逻辑的角度出发，似乎只应该也只可能是“史从论出”了（当然学界也并没有“史从论出”之一说。事实上“史从论出”的志趣亦非一般史学工作者可领会和理解，因为这是个哲学的、理论的和逻辑的境界，同样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史学工作者都有机会和可能进入这个境界）。首先，“历史”的概念、“事实”的界定与价值，都是由某种历史观念决定的，也即不存在一种没有历史观念介入的所谓“历史”与“事实”。正如卡尔所说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过去发生的事实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决定于过去和事实本身。须知，历史及其事实的意义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附加的和感悟的，并且水远是以历史观念的发展与变化为转移的。因此，这里的“历史”，一旦有这个词出现或这个词及其概念有意义的话，就是一个生成的或完全是个认识生成的概念与结果，恰如克罗齐论述所谓“当代史”的概念时所揭示的一样，“·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在这里，“史”、“论”是一体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史”与“论”的分离状况与现象。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问题的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因此，“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都是制造出的问题，并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庸人自扰的问题。历史的观念在这里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也有本体论的意义。历史的认识论在这里表现的是认识的基础如何以及不断发展性问题，历史的本体论在这里表现的是具有某种特质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如何的问题，当然不是唯一的表示，只是在这种历史观念下才是有效的问题。其次，历史观念决定史学研究，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和正常的学术现象，无论是意识到的还是意识不到的。无论是说“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历史”，还是讲“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过程”，都是某种历史观念的产物。因为“进化”也好“进步”也罢，实际并没有一个所谓客观的或先天的标准。这种标准只能是某种历史观念下的“给定”，和在这种历史观念下才是可理解的和可自圆其说的。例如，“进步”一说，在一种历史观念下看，人类社会显现出所谓进步的趋势。但在另一种历史观念下看，就不一定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正如有人这样看问题的情形再熟悉不过了，有的认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今胜于昔；有的则认为世风日下、今不如昔，这正是不同观念、角度下的认识，只能说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无人有权利和资格做一个孰是孰非式的价值判断（虽然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可见，这里的历史观念不仅具有认识问题的工具性质还有认识问题的信念问题。俗语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有人认为是所谓唯心主义，这个判断简单了。但也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唯心主义”是一种哲学思维与意识。从哲学的角度和思维及语言出发，“信则有，不信则无”是一个哲学认识命题，它的妙处就在于这是一个不可完全证实也不可完全证伪的命题。但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之关系辨析，或历史观念、历史哲学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影响，是历史学的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实在很多，但如果不能意识和领悟到这一点，坦率地讲，那样的历史研究是不会有前途的。小编不由得想起了泰勒的至理名言：研究哲学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得哲学概念的人为数甚少，至于懂得形而上学概念的人那就更少了”。还是换个积极的说法以此共勉吧，研究历史的人很多，但搞懂历史不易，弄懂历史哲学就更不易了！

晏绍祥，男，1962年生，安徽金寨人，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典世界历史、古典传统在西方世界的演变等领域的研究。2015年4月，晏绍祥入选2015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名单。喜爱晏绍祥的书友们，TA的这几本书你都看过吗？1.《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卷）》豆瓣评分：8.6作品简介：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的专着。作者广泛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尤其是英、法、德、意、美等国对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进行研究的情况及相关着述作了系统的梳理、阐述，具有拓荒价值。本次在初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的基础上有较大篇幅的修订，调整了结构，修订和完善具体的论证，补写新章节来尽可能追踪学术前沿。本卷介绍了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前期的古典历史研究状况。书友点评：扩展版《希腊史研究入门》第三部分。学术史本身也是一部厚重的思想史，这一特点大概只有中世纪和大革命能够媲美了。国宝级研究着作。2.《希腊史研究入门》豆瓣评分：8.4作品简介：本书是古希腊史的入门书，作者从古希腊史的概况、研究史、经典着作、基本史料、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这一专门领域的基础知识，适合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书友点评：感觉本科毕业后就没有闲情读古史了。3.《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卷）》豆瓣评分：8.0作品简介：作为一种全体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政体，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政治从诞生之时起，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随着民主政治的衰败和罗马共和政治的灭亡，古典民主与共和政治逐渐成为一种供人们讨论和评价的传统。中世纪初期，民主与共和传统虽偶尔受到注意，但只是从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代，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才重新受到较多注意。然而到那时，因为近代西方历史发展的影响，它已经经过改造与发展。书友点评：长于梳理，事无巨细。但也止于梳理，鲜见观点，所以只能是一部优秀的工具书，却不是一部优秀的学术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