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原标题：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原文 悟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必须要高度重视历史，要深入研究历史，要充分借鉴历史发展的经验。重视历史研究，意义重大。首先，研究历史，是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创新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历史研究。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实践，既包括当下的现实，也蕴含在过往的历史过程中，而且过往的历史过程包含了更多的实践。所以，若不认真研究历史，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就缺乏实践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鉴别，也离不开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鉴别理论的手段上有区别，自然科学理论的真伪，可以通过可重复的自然实验或实验室实验来鉴别，而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或价值，只能通过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往人们的社会实践，分析其对错或价值大小。所以，如果缺乏历史研究基础，社会科学理论的最终价值认可必然没有可靠的依据。其次，研究历史，也是推进现实发展的需要。要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历史的借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和教科书，一是因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说明，历史、现实、未来有因果联系。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看得越深、分析得越透，对现实的谋划就越精准，未来发展就越可期待；二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具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现象都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过程。由于事物发展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历史发展总是存在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有了发展的相似性，必然也就有了发展的可借鉴性。所以，为了有效推进现实的发展，我们就需要认真学习历史、认真研究历史，当历史的好学生。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首先需要我们坚定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其次，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本质是要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搞乱人心，最终达到实现少数人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就必须始终坚持真实的历史，始终坚持人民的历史。再次，学习和研究历史，需要体现内容的全面性。一是要努力学习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要加强对自身历史的了解。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要清楚“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三是学习历史还应该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道路上会有不少绊脚石和拦路虎，对进一步推进发展和改革的艰巨性要有充分认识。另外，我们还要清楚，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发展和改革需要全民行动。幸福是奋斗得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正道，要努力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宋圭武，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历史研究的“四把钥匙”指的是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该学说是著名的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和年代学”是用来分析历史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工具。“目录学”是指搜集史料的门径的学问。这四把钥匙，是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入门的基本技能与方法，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职官，即官制，主要指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包括礼仪典章制度和官制职位等。中国古代的官制名称繁杂，内涵丰富，既有沿袭又有变革，内容涉及中央和地方官制，文官和武官系统，内朝与外朝，实职与虚衔，官员的选拔、考核、待遇、升降等。历史地理主要指古代的地名、河道、海运、漕运、中西交通、行政疆域的划分等。历史地理知识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对历史知识或现象的空间定位，也直接决定着对历史知识、现象的准确理解。如秦汉时期史籍中有“关中”一词，指陕西省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有渭河平原、关中平原等称呼。“关中”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一般认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关之中即为关中。《鸿门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过秦论》：“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这里的关中已经演变为函谷关以西地区之义了。年代学，包括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历法计算、纪年方法，还有古代各个皇朝的帝王年号等。它也是历史知识或现象有准确的时间定位，更加有史序。目录学，主要是指掌握一定的目录系统知识，进而可以熟悉研究历史的基本史料、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如何查找的方法。目录学向来被誉为学习历史的“治学之门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如同任何学科或学科流派一样，一组概念的含义与运用，是相应的组学科概念或学科哲学观念、认识论体系的反映。因此，这里的历史学特征只能是从对历史特征的概括而来。从“历史”的特点特征到“历史学”的特点特征。历史学的特点特征，是在历史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来的，基本不存在天然的历史学的特点特征；相反，历史学的特点特征应该是天然地与某种历史哲学、历史观念联系在一起。它的一个重要或基本的认识来源，是与对历史特点的认识与观念的研究分不开的。什么是历史，历史的特点是什么，实在是一个万古而常新的问题，见仁见智的见解俯首皆是，起码表明，第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所有严肃的史学家都应回答的问题。第二，不同见解的共存，既表明这一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时也是没有甚至是不需正解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引起关注与思考，即无论如何你必须面对它，面对而思考它就是目的。与其他史学理论所讨论的问题一样，其价值在于提出问题，引起思考，而所得出的结果往往仅是一个时期思考、研究的过程与结论，而不是全部，这正是历史学研究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且有着无限的认识空间与可能。历史有什么特点，如果愿意的话，尽可罗列出若干条来，当然其中必有本质的也有现象的。历史学者在此试针对历史的特点简单列举一二。第一，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的创造物，体现的是人的存在与意志。历史无论在空间和时间上，展现的都是人及其社会的文明形态及历程。这是历史发生的起点。第二，历史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这也许是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不同的最本质区别所在。这个过程是先天而命定的，它对于史学研究具有绝对的意义。这是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三，历史是人的认识。历史不是其他，也不是什么客观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应该是也只能是人的认识与知识。这是历史的认识起点。第四，历史是动态而非静态的。人及其思想思维是动态而发展的，其历史也必然如此。这是历史认识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列举仅是历史的一些特点，而不是全部，此其。其二，与任何事物、现象的本质体现一样，历史的特点体现从来都是综合的而不会也不可能是单一的体现；与其他任何事物、现象发生作用的理由一样，决定历史特点的因素也都是综合的、互为条件的，因此结论只能是，历史本身既有本体的意义也有认识的意义。历史及其特点是复杂的，正好体现了历史学研究的复杂性与智慧性特征。历史特点的研究没有终结，但这毕竟为历史学特点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历史学特点的研究，又进一步加强、加深了对历史特点研究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此也可以说所谓历史研究，就是对历史特点和历史学特点的研究，二者的关系是互为依存，并同步发展的。因为这里不存在认识的唯一性，所以对历史特点的某种认识，是与对历史学特点的某种认识相一致的，反之亦然。因此一组对历史特点和历史学特点的认识，反映的是一种历史的观念与哲学的认识。关于研究历史的历史学有什么特点，同样可以罗列出若干条来，因为这毕竟都反映的是某种历史观念的认识，并且仅是发展中的认识而已。同样在这里也试举几条。第一，历史学与人的历史相伴而生，说的是悠久性。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状态，表明其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永恒性特征。第二，历史学认识的不确定性，这是其特点也是优点，突出表现为发展性特征。第三，同哲学有相似的一面，历史学也是以反思为特征的，历史学的研究主体是人，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反思的动物。反思，是历史学的高贵品质。第四，历史学认识的价值与意义，其标准不在过去而在现在。讲的是历史学的时代性与当下性的学科品格。第五，历史学是认识学科，其功用主要体现在提供认识、实现教化以达提升文化、提供人类生活生存智慧需要之目的。第六，历史学是关于过去更是关于现实的学问。体现历史认识的现实及不断超越性特征。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历史的特点和历史学的特点概括，在这里仅是从概念和内涵角度的初步提炼，实际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些问题的继续展开和深入探讨的过程。总之，历史学特点的总结与深入研究，既是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研究与定位，又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一定时期历史学研究水平的可能体现；当然，研究永远不会停滞，而认识包括所谓历史的和历史学某些特点的内涵研究，也处在不断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发展，是社会、经济的本质所在；对于思维科学同样有着本质的意义。历史学的特征在小编看来，就是在对历史问题上的不断深入和研究，历史在不断发展，我们不是从当时经历过来的，所以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去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开发不一样的内容，历史与经济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看完之后顺手点个赞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中新网北京9月25日电 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以院属各单位为依托，联合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在北京共同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为展览揭幕。中宣部理论局、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中国历史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并参观展览。本次展览位于中国历史研究院西阙一层的临展厅。展览设置了考古研究展区、古代史研究展区、近代史研究展区、世界史研究展区、边疆史研究展区、理论研究展区、32家联席单位展览和特设展览区域——殿堂成就，共8个展区。各展区分别展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以来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学术活动、领域内专家和32家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的主要学术成果，以及50位史学界学术大师的主要学术成就。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例如，考古研究区域主要展示了70年来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所对于各朝代的研究取得的丰硕收获、古文字学实现的一系列新突破、发展迅猛的科技考古取得的显著成果、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公共考古向民众介绍的精准的考古知识。在古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展出了众多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具有学科奠基意义和重大学术影响的专著、工具书、古籍整理、学术论文以及相关科普成果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开展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活动，以及诸多有利于整体提升中国古代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建设平台。近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则主要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版的多种专著、在国内外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 ，重点展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色板块——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成果。世界史研究展区主要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覆盖世界各国的研究领域，和《世界历史》(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代表了各个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乃至全国世界史研究者之力完成的多部著作，展览还突出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多个特色。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7日，并面向公众开放。(完)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遵循。2020年，学习阐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允称热点，历史虚无主义基本得到遏制，倡导社会形态研究、自觉构建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的成果引人注目，考古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研究进一步强化，文明和国家起源、政治制度史、古代国家治理、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史料库建设、全球史研究等构成重点。详细内容，容当另行专题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___________先秦史。我国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孕育、奠基于先秦时期。2020年，史学界深化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东周历史发展道路、国家产生方式、文明特质等问题的认识。（一）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持续增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提供了可靠证据。李新伟提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刘庆柱认为，“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陈胜前指出，早在史前时期，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戴向明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早期雏形国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了东方特色。孙波认为，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出现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分化，并且可能已经出现相当集中的政治权力。李禹阶提出，在包括中原与周边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宗教因素逐渐趋于淡化。西周时期，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何驽认为，良渚文化由于过度依赖神权、“极端民主化”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五帝”传说真实吗？沈长云提出，五帝时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应属于酋邦阶段；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考古学材料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五帝与五帝时代的真实性。早期文明的交流形式和影响怎样？韩建业提出，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新石器时代，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袁靖等人发现，良渚文化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戴向明提出，从公元前4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相继开启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此后，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人通过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实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整合。先秦时期的政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血缘色彩。二里头文化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关于它的内涵，许宏提出，礼制遗存是观察二里头都邑的礼制变革、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重要视角。王青等人认为，夏人从史前继承了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兽面形象应是商周“饕餮纹”的直接源头。以上讨论，为认识传世文献所载三代礼乐的损益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石峁遗址以其宏大规模和独特面貌，引起学界强烈关注。2020年12月，美国考古学会评选过去10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石峁遗址榜上有名。沈长云曾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居邑。2020年有多位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孟庆旭认为 “石峁族属”可能与帝舜有关，陈民镇认为石峁文化的族属尚难论定，孙周勇认为石峁文化年代跨越龙山时代后期和夏代早期，是一个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与其他文化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二）西周史重构和再认识走向深化。以清华简为依据重新认识西周，成为一个亮点。比如关于《摄命》篇中周王的身份，即有穆王和孝王两种意见。2020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出版，收入竹简《四告》《四时》《司岁》《行称》和《病方》五种八篇，均为前所未见。金文材料对于西周史研究同样居功至伟。晁福林提出，史墙盘铭文中的文王形象主题是膺受天命和周人先祖，而武王形象的主题则是威武刚强。西周时期盛行的天命观念进入东周后是否完全衰落？罗新慧提出，传统天命论所推崇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意识在春秋时期继续传播。根据山西翼城出土的三件霸伯铜簋，冯时认为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关于周代对东土的经营，陈絜从金文所载繁与繁阳的分析入手，指出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关于分封制度以及曾国、吴国、越国的历史，徐少华提出，曾侯与钟铭文是从西周晚期以降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形势出发，来描述当时曾侯受封立国的情景，美化、颂扬其先祖之功德。徐良高提出，东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存在一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且与东周时期的吴、越文化关系密切。（三）以基本概念反思为核心的理论探讨得到关注。围绕苏秉琦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讨论颇为热烈。李新伟提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大一统”式认知“怪圈”与史实不符；苏秉琦提出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需要细化和补充。易建平提出，苏秉琦对于“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应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相对于国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陈星灿、陈淳等人认为，过去100年特别是7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实证中国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应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跻身国际水平。___________中古史。秦汉至隋唐（前221—907）历时1100余年，统一时间长达770多年。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封建时代的朝廷、郡县、土地、税赋、科举、监察、军事等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中华文明由礼乐文明转向礼法文明。（一）制度史与国家治理研究取得新成果。中古制度史研究不断突破静态制度史的模式，对古代土地制度的认识愈加细腻与深入。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孙正军、杜文玉等人深入探讨战国至隋唐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问题，或从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土地制度的性质与内容，经济制度的重心、功能和局限等方面总结秦汉经济制度运用于统一国家治理的经验和不足；或着眼于汉武帝对秩级序列的精心设计以及在官制、礼制改革中所体现的齐整有序倾向，揭示汉武帝所欲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或通过对唐五代十国宋的职官选拔任用、考课监察、审计勾检诸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发掘出主要制度的时代特点和实践得失。严耀中、朱旭亮、李军等人关于孝文帝太和年间改革、唐太宗贞观年间“封禅”的研究，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二）运用新材料拓展新维度。近年来，中古时期考古遗存发掘、简牍、碑刻、墓志等整理和释读成果不断被刊布，拓展了考察的维度。沈刚利用东汉碑刻，提出东汉家族祖先书写，远祖书写为虚，近祖书写未必真，服属内祖先据实书写，大族兴起与儒学昌盛是东汉碑刻中祖先书写的社会基础。荣新江考察了北朝至唐入华胡人采用土葬和使用墓志的方式，提出胡人采用中国传统方式书写墓志，大体上最初是由汉人代为书写，之后有些胡人首领墓志采用胡汉双语书写。杨振红提出，“从人”多属从事反秦活动的六国贵族阶层，但也有无爵的士伍、庶人。此项研究为研究秦汉皇朝更迭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实例。（三）社会性质研究愈加细化。李治安提出，近年来“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黎虎从权力与人口的掌控剖析入手，认为中国古代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徐义华则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薛海波提出，军镇体制僵化及镇将的贪腐引发六镇暴动，成为北魏走向分裂的转折；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发扬孝文帝改革精神，开创了府兵制等关键性制度，孕育了关陇集团，推进了中古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历史进程。（四）新路径探索取得一定成绩。魏斌、孙正军、仇鹿鸣、永田拓治、胡鸿、吴承翰等人以“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为题展开讨论，以开示新问题、新领域。侯旭东提出，汉语常用词研究的推进，循字见人，由词观史，有望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孙英刚考察佛教传入的影响，认为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再造对当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张国刚总结唐宋编纂重要史著的宗旨和特点，阐发了经世史学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陈怀宇提出，中国的中古社会具有多语言、多族群和多宗教特征，可与拜占庭、阿拉伯以及其他中世纪社会进行比较研究。　（五）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研究新拓展。中古时期，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得到拓展。尚永琪提出，西汉对国马资源谱系的完善构建，提高了疆域管理的移动性能力，奠定了“汉”国号的核心文化凝聚力。陈烨轩、胡晓丹以“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为题，分别从墓志、沉船发现的宫廷瓷器、吐鲁番文书古波斯语写本中的东方文化因素，探讨了丝绸之路开拓的地理图景及东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与交融，其中许多信息是传世文献中未见的。_______________宋元明清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段，宋元明清各朝均有研究进展，成果丰硕。（一）制度史研究颇受重视。曹家齐从南宋尚书省“批状”的行用入手，讨论了“三省”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划分，揭示出南宋中央行政体制中“三省合一”的实质。苗润博则指出《辽史·营卫志·行营》是二手拼凑材料，不能反映有辽一代捺钵制度之实态。李小波考察明朝末年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提出制度因素是科道官坐大并干扰正常行政运行的重要原因。刘凤云提出，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但无法解决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多位学者通过考察制度的变化，探讨其背后政治的变化。韩冠群考察了军政文书通进运行，提出南宋孝宗统治的前20年是君主独断，而后期的7年，中枢政治又回归君臣共治的格局。李治安探讨了元到明的临民理政制度，认为元代以兼容并蓄为特色，明代“配户当差”，不分南北，划一推行，提出主干划一与兼容多样相结合是临民理政的理想模式。刘祥学考察了明代的监察御史选用制度，认为监察御史参与政争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二）国家治理研究稳步推进。基层和边疆治理的理念、模式得到普遍关注。边疆治理的宏观思考得到重视。李大龙提出，应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贾益提出，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王晓鹏提出，清代实行的“内—疆—外”治理模式曾长期维持了中华“天下体系”内的统一和稳定，基本底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多篇论文关注府州县等官员的施政和治理情况，试图从职能层面更好地解释传统基层治理的模式。龚延明、柏桦或者讨论宋代文官最底层的幕职州县官的职能变化，或者讨论明清地方官员的施政重点，认为官僚政治会导致忽略社会治理的根本。高寿仙提出，“皇权不下县”的本质在于“权不下县”，“官不下县”只是前提。（三）货币史和财政史成为热点。对于明清以来中国货币的认识不断加深，白银如何演化和发挥作用受到关注。在题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白银演化”的笔谈中，万明、陈锋、彭凯翔、燕红忠、岸本美绪、黑田明伸、邱永志、张国坤等对明代至近代的白银使用情况、货币制度变化等进行了讨论。王文成提出，从北宋交子到元朝宝钞，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向银两的转换。董圣兰、范金民则从明清民间货物交易中“渐以洋钱定价”入手，研究明代白银贵金属源源输入中国市场的现象，认为其对中国的货币结构、金融体系乃至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均产生影响。（四）疾病史和医疗史研究热度不减。霍斌考察了古代饮食与疾病的产生，认为滥食野生动物背后是巫术思维。林海梅、闵祥鹏认为，中国传统饮食禁忌，不仅是先民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预防疫病的作用。韩毅通过对宋代瘟疫防治特点的研究，提出宋代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刘桂海从吏员顶充、职能践行等方面呈现出清代县医学的运作实况及地方医疗的复杂性。余新忠认为中国历代虽然在疫病应对上积累了丰富而值得重视的经验，但没有形成系统性认识。（五）江南研究产生新动向。唐宋至明清，江南处于重要位置，故关于江南的研究热度一直不减。一组关于“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专题研究，汇集了钱晟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潘伟峰、王卫平通过考察宜兴徐氏义庄，提出明代江南地区的宗族义庄具备了诸多新的时代特征。陈宝良以绍兴为中心，提出吴文化与越文化在保持江南文化趋同性的同时，也不乏差异性。熊月之揭示了明清江南文化中心由苏州在近代之后移到上海的过程和原因。陈平、冯贤亮、夏明方、邹振环等则反思和探讨了江南研究，或认为江南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或认为应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江南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或提出明清江南史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中国近代史、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史、制度史、经济史等成果显著。抗日战争资料整理、专著出版引人瞩目。新中国史研究新人辈出，选题多样，论述细腻，与中共党史的关系愈加清晰。当代社会史、经济史、抗美援朝史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助推“三大体系”建设。通过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理论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有所强化。有刊物专门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议题组织了笔谈。宋月红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适当。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是原创性理论。薛玉琴、刘正伟提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与近代中国的话语转型具有历史关联。李育民提出，中外条约关系研究的首要之务是揭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求。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聚焦国家治理。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之变动。康文林考察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李光伟、章成分别从西南、西北边疆赋税征缴、将军与巡抚对新疆事权的争夺等方面，考察了国家对边疆财政、事权等治理模式的探索。李玉提出，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提出，太平天国的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许存健分析了不同阶段朝廷政策的制定以及不同省份督抚的因应，进一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中央指令的态度。抗战史、中共党史、经济史备受关注。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邹铖提出，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中共的共识。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虽没有掌握对日遗留问题处理的话语权，但仍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高士华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臧运祜提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加细致。金冲及考证后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及边缘区作了辨识。李玓提出，中共在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经济史研究新意迭出，尤其是货币金融史、财政史研究受到关注。周建波、曾江认为，清末民初银行与票号展开竞争，最终完全替代票号，这本质上是金融创新的结果，是金融近代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仲伟民、邱永志提出，16—19世纪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进路径发生两次重要分流。16世纪中下叶以降，中国是“主导权下移”；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19世纪下半叶，中国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日本则确立了国家货币主权。韩祥提出，甲午战争后，山西城乡主体小额通货出现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快速更替与加速贬值，钱荒危机与通货膨胀复杂交织，推动城乡原有小额硬通货大量流入政府金融部门，成为筹措饷需、维持财政的重要利源。史料建设卓有成效。在抗战研究领域，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分为20个专题，20卷。《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则有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中许多资料为首次公开发布。《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全面考察抗战迁徙史，引人瞩目。“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了100种报纸，其中包括红色报纸30余种。《清实录》和《清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正式向社会开放。“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则搜集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2000多种刊物，1000多份报纸。海外史料搜集力度不断加强。世界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加速发展。2020年，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全球史研究等，特别引人瞩目。总结前人成果。晏绍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世界史研究的状况，认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不能缺少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所谓新理论和新方法。何平提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史家以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对世界历史进行初步编排，建构了世界史基本体系。2016年后，世界史研究正在酝酿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构筑世界史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体系的理性自觉愈加提升。于沛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框架。其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识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科学阐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获取历史的启迪和智慧，以更清醒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为“整体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整体史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最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发生了重要改变。邓京力提出，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性变化，孕育着新的理论体系构建。有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不同面向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20世纪90年代，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进入繁盛时代。21世纪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杨华、陈祖根提出，国内全球史研究实践论著数量不多，质量有待提高。张旭鹏提出，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刘文明提出，在跨文化互动中，当西方运用“他者叙事”时，应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徐善伟提出，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存有缺陷，突出问题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孙琇提出，跨国史试图突破民族国家史的分析单位，但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预设，因而没有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史写作的全新的分析单位。跨学科研究受到重视。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追求所谓“科学化”。王立新对此进行了剖析，提出相关研究的局限在于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忽视了人文性。刘德斌提出，史学界对部落和族群问题的探讨、对帝国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阐释、对东方和西方流变及相互关系的说明，以及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再认识，可以为国际关系学构建更为开放、包容和全球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提供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李剑鸣提出，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学术革新运动的产物，但倘若仅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而缺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庞大而丰厚的学术资源的支撑，没有同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乃至情感史齐头并进，美国的政治文化史很可能只是把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变换一个名目而已。大力开拓新领域。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推动下，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受到史家重视。80年代，情感史异军突起。赵涵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情感史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成为观察和探究对象，其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史学分支无法比拟的。陆启宏提出，情感史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在海洋史、概念史及欧美之外的亚非拉史研究方面，均成果显著。不过，关注大国而忽视众多中小国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执笔：史学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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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爱好者，我们总会想知道更多关于历史的真实性，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让后辈人好好向他们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的品质，从观历史，研究历史的，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首先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

阿诺德.汤因比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浓缩了其对人类文明大半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考，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1947年，时代杂志评价《历史研究》为英国自马克思《资本论》后最具争议性的历史理论著作。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26种文明的兴衰，试图建立一种统一、普世且带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型，为人类文明演化寻找终极解释。《历史研究》可谓大一统历史学的最后一次努力，它的流行与后继乏人，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汤因比出生于历史世家，早年在牛津大学和英国雅典学院接受了专业而系统的古典学训练，但从青年时代起，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反专业化”的学人，他的《历史研究》虽篇幅宏大，素材丰富，但归纳多于考证，例子多过数据，从严谨、客观的角度而言，《历史研究》并不是一本标准的历史学术著作，而更像是一本历史哲学，甚至宗教性质的著作，试图从精神的，辩证的角度，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从文明的演化中，寻找人类社会的普遍解释，此外，由于汤因比早年深受基督教和希腊罗马史诗的影响，他在写作过程中似乎也沉浸于希腊英雄式的情怀，试图将自己的精神展现于上帝面前。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个人成长的角度，追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大一统历史思想的由来。自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和工业体制在西方世界逐渐确立起牢固的统治地位，此时的历史学家们也免不了受到这两种制度的巨大影响。从社会层面，在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民主主义与拿破仑战争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结合，产生了代表狂热大众热情的国家主义，而工业体制带来的动员和管理能力，又支撑起这种热情，国家意识与好战本性结合，代替了原本所追寻的自由、平等、博爱，正如韦伯所言，此时的学术与政治已经成为了“双螺旋式的结构体”，学术很难从中脱身。一战耗尽了传统王朝政治最后的荣光，也让世界见证了国家主义的恐怖摧毁力，汤因比本人也在一战期间，加入了英国的外事办公室，并参与了巴黎和会的谈判，陷入政治与历史的螺旋之中。在历史研究方面，与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架构捆绑在一起的，正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观。当时的历史学家们不少都沉醉于本国古今的辉煌文明，不时还会附会于种族优越论，流露出基于本国立场的宏大叙事也数不胜数。进一步的，他们也逐渐将本国的历史与整个文明世界甚至人类历史混淆在一起，歪曲甚至割裂了不少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进而忽视了文明圈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研究。最终，到了二十世纪早期， 所谓“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塑造并凝聚列强国家主义精神的一个工具。从学术层面而言，自兰克之后，“叙述主义”便在西方史学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将历史“科学化”的呼声也是风起云涌。但是在“结构--功能”的范式变革过后，兰克学派的解释范式逐渐受到质疑。汤因比学说的产生就是基于前述“国家主义史学”和“叙述主义史学”的弊端逐渐显现之时。他继承了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传统开始，马克思、孔德等19世纪著名思想家参与的西方史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大一统史学”的衣钵，试图为整个历史归纳出普遍的历史解释范式，他的《历史研究》，就是作为他这种思想的汇总而出现的。针对当时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史学研究惯例，汤因比强调“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至以文明社会为单位的范围”刻意从文明层面划分研究单位。在确定合适的研究单位后，通过筛选分类得到：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这三种文明形态的代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模式。1914年，当汤因比再次阅读修昔底德关于古希腊世界内部的“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著时，惊人的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早已为修昔底德在他那个世界中经历过了”。尽管年代相去甚远，但修昔底德生活的那个世界，与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一样分崩离析，各邦开始互相残杀，修昔底德隐约预见到这场战争将彻底的改变正处于顶峰期的古希腊文明的走向，而汤因比也发现了“一战”将会带来相同的后果。因此，关于古典希腊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某种内在的共时性，亦或说大多数相同模式或境遇下文明都会经历的共时性，就被这样挖掘出来了，这种共时性，恰恰是汤因比联系过去文明的兴衰与日后文明走向的一个重要桥梁。其中最出名的解释范式莫过于对于各个地区文明的发展进行了解读的“挑战—应战”学说。从根源上而言，这一理论深受柏格森的解释范式的影响，并且结合了新黑格尔主义，部分的斯宾格勒的学说，以及马克思阶级论等一系列思想。汤因比的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双元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等思想家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萌发出超越国家的阶级意识，反而在国家机器和大众政治的不断发展、鼓噪之下，激发出无产阶级们的狂热的民族意识，并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冲击着自维也纳和会以来的欧洲列强们的“贵族—大资本家双元决策架构”，又在后者的二次煽动下，将全欧洲的青年，扔进1914年的绞肉机里。崩溃的帝国与横陈的千万尸体一同，构成了绞肉机最终的肉末，见证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这正如汤因比所认为的那样：文明的衰弱，既不是偶然因素所能随意决定，也非“天然法则”所决定，文明的衰败只可能是文明内部自身的、人为的原因。此时，西方文明的欧洲部分又一次跌入了雅典与斯巴达式的，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工业化和成熟动员系统的助推下，这次大战的规模和破坏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四年的相持后，欧洲几乎陷入崩溃边缘，与国家和生灵崩溃同步发生的，还有精神世界的崩溃，于是斯宾格勒怀着对现实的失望，埋头写作《西方的没落》；茨威格怀念于过去沐浴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德语中产文化圈的“昨日的世界”；这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早在对德宣战伊始的感慨：“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句话是这个文明黑暗岁月最苍凉的一个注脚。霍布斯鲍姆曾说：“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结局却是像恩格斯在更早之时预言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这些惨状便是所谓文明衰败的这个内部的、自身的、人为的原因的核心—“文明体内部创造性冲动的丧失或表达阻塞”的结果。民族主义的过度泛滥恰恰是这自身原因之一，其所诱发的“一战”，乃至包括它的延续—“二战”，毁掉的正是西方文明欧洲部分的“创造性冲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不列颠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留下来的兵站，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寸草不生了，这和两千年前罗马人在不列颠岛北部留下来的哈德良长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看到这熟悉的场景，汤因比不由对西方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产生担忧。1258年巴格达的陷落，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1947年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崩溃，“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个个曾经伟大的文明，最终都因其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腐化，而最终瓦解。人们对这些过往文明的衰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通过研究历史的方式去寻找它们能给我们的教训。因此汤因比眼中，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恰恰就是深入到这些文明里“那些不曾谋面的无名朋友们”的情感中去，这也是为了将来不重蹈他们的命运的一种要求。“很显然，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以及现实之间的三向关系是具有互动性的”，汤因比格外强调好奇对其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历史学家们作为将人类自发的好奇心转化为行动的那部分人，在现实语境下对过去的一切“事实”进行挖掘、解释，并让人们从中得到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启示。不过汤因比在总结分析出各模式的“规律”后，对于未来的走向仍然充满不解和忧虑，核能的军事化利用也让他更不确定人类是否会为了“进步”而真的会“杀害大地母亲”。作为一名在浓厚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汤因比把解决世界病症的办法总结为回到传统的基督教传统以及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当然，他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中的类似因素，诸如中国儒家的“世界大同”思想等，“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显然，汤因比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未来发展仍以悲观态度为主，他并不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工业化来解决依然存在的环境恶化、饥荒、生活物质匮乏、贫富差距等问题，而是希望以一种超阶级的博爱和情怀来调和类似的矛盾，并尽可能的用相对平缓的和平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以维护和平，保护资源，教育人民，限制生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开头中提到，他极反感那些打着世界史称号下的民族主义历史，因此他力图写出一部不偏不倚的历史，不带有任何民族感情色彩。这一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没有任何人能超然社会之外，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作为一个深受西方传统和古典学熏陶的学者，尽管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各地代表性文明的演进过程，但依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或者说自我本位的视角，他过于强调高级宗教在文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而忽略了不同文明真正的价值观与推动因素。从文本而言，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使了大量的宗教和哲学话语，使得文本比较晦涩难懂，此外，他试图建立的范式也忽略了一些偶然性事件带来的误差以及一些技术层面的因素。但他为努力构建的所谓“新史学”而得出的这个范式，仍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失为一个观察研究历史乃至当代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如今，距离汤因比去世已有数十年了，尽管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历史，从人类的高度解释历史的大一统史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力已不如往昔，但这种解释框架，依旧吸引着学术圈外的研读者们。尽力超越自我本位，西方中心的视角，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元，如今似乎成为了不少全球史学者的共识。恐怖主义、新殖民主义、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这些上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全人类，汤因比的解决方案依然无法得到落实，但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最重要并不是像几十年前的智者们那样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是基于对历史的现实性研究或体验，去探寻汤因比思想的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本就不是为世界寻求终极的的合理解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很难，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科学的标准，但它也不必屈从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学主义，进而丧失本身的特色。科学是无法整理、传达并塑造多元化的个人见解的，但历史、文学和艺术却可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研究过程本身，阅读和反馈的过程同样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无论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以小见大的微观史学，还是碎片化的个案研究，其中的案例与文本中都可以向阅读者传达时代的状态与气氛，帮助不同的个体构建或深厚，或多元的世界认知。尽管物质世界随时都在改变，但对人类社会总体性，超越性的思索，依然具有永恒的时效，虽然在学术圈内，“大一统历史”的叙事方式和思考框架也许已经进入黄昏，但对于每个读者而言，汤因比与他的历史研究却还是能常读常新，保持不变的精神价值。正如汤因比所一再感叹的，过去的历史至今依旧不断地重演着，虽然世界一直在变化，但在表象的背后，却时刻隐含着一种共时性。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如今不断被提及，成为中国复兴过程的一个注脚，这个国度的无数年轻人们如今又一次沉浸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诚之中，迷失于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社会的纸醉金迷之中。尽管全球化的元素，新技术的变革在身边不断的闪现，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走入这个时代，而依旧迷恋于狭隘的现实生活圈中，丧失了对广阔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好奇，以及对人类文明，乃至整个生物圈的关切。小中并非无法见大，微观史学研究同样可以传递世界性的历史状态，但随着学科分类和研究的精深，如今我们愈发执着于细微或零散的修补中，每个专业的常识，愈发难以被外人所理解，当学术圈与普罗大众无法进行流畅对话时，学术本身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依旧需要像汤因比这般，出生于学术圈，但致力于从另一个角度，向学术圈和大众传递另类观点的独行者。

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对其给予厚望，充满期待，也满怀好奇。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背景是什么，功能有哪些，怎么运作，使命是什么，如何创新？ 中国历史研究院远景图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半月谈记者来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北京奥体中心，整个建筑形态宏硕壮美，端方大仪。 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 02:40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想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背景，意味着什么？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我想有几个必然。 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必然。经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俗话讲“盛世修史”，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第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累积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呼唤着精神文化的丰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为人关注。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新起点，更需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要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何而来、到何而去？中华民族在百年大变局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大国崛起的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回答，需要从更加整体化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习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 第三，这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习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实践源头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寻到真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历史是文化自信最深沉、最深厚的环节。 最终一句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半月谈记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李国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受鼓舞，倍感兴奋。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辉煌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我们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学家，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诸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等众多著名史学大家。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坚守“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甘于奉献，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中国历史研究几经波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些年历史研究遭受冷落、跌入低谷。在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历史研究学科或者历史专业甚至都不复存在了。有的与旅游结合起来，有些归并到其他专业。历史研究后备人才培养不景气、历史研究成果产出大面积萎缩，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史学研究下滑的同时，在史学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噪音杂音。随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文艺创作本身无可厚非，但随意性的、胡乱编造的戏说作品大量充斥在小说、电视、电影中，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是不真实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歪曲的。似乎中国古代宫廷，除了妃子宫女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给社会与民众，甚至给国外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显然是不严肃的，是扭曲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也经历过屈辱的磨难。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这些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和体现，没有让民众去正确地认知。戏说历史的泛滥，不仅冲击着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而且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也产生负面作用。这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的失位。 半月谈记者：老百姓对历史一直有很高的兴趣。不少关于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者图书都非常“热”。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的有机结合，让历史从高级殿堂走向普通百姓？李国强：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职责和任务之一。历史研究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出象牙塔。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成立博物馆。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场地建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把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开放展示。除了考古研究所有大量考古文物之外，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都收藏着一些各类名人手稿、珍贵古籍。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历史研究院的珍宝，当然更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把它们开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民众来感受和分享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举办公益性讲座。我们将有计划地邀请研究院著名专家学者办公益性讲座，让民众与史学大师面对面交流对话。 第三，出版普及型历史读物。让历史学者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出版历史读物，以此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科学地准确地传播历史知识。 第四，推出文创产品。伴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创产品的推出。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历史珍宝，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让它们走向社会，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文创产品接受我们的历史知识，记住我们的历史传统，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有哪些，如何履行好这些职责？李国强：按照“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是集中优质资源力量，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 同时，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除了《历史研究》之外，领导机关又特批我们再创办一个刊物，现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同时，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究院在整合中国社科院精锐力量，整合各类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这是一方面的职责。 另一重要职责是要做好全国历史学研究的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致力于引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这是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使命。为此，我们将联合一些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一些非实体中心，拟定一些资助计划，资助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和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些专项课题资助。除此之外，我们还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鼓励建立高端学术研究工作室。 应该说设想非常多，那么这些设想就是要履行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和职能。 半月谈记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存在哪些问题？李国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大量的理论命题。 从当代来看，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无论是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出现许多新的学科分支。比如海洋史的研究，在过去历史研究是研究不多的，但现在成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再比说全球史、环境史、反腐倡廉史等研究都是新的开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也在进步，它的结构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此外，史学研究跨学科的特征也日益明显，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互交叉，甚至与理工科等也彼此结合。比如考古研究所就有考古实验室，它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开展考古研究。再比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我们的研究就要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这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技术革命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手段上的变化，也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理念上的变化。 当今历史学的研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促使历史学工作者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多元，一定会产生比以往更加优秀的成果。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碎片化问题、片面化问题，研究领域分得太细小，忽视了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对历史的割裂，很难全面的科学的还原历史，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同时，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我们看到，现在网上甚至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客观历史、歪曲历史的观点，这些问题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无关系。 半月谈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自媒体影响很大。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借助于互联网扩大传播。新媒体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如何用好互联网？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网站正在建设中，这个网站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要素的多元化，既要服务于历史研究院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全国历史学研究。同时要面向大众，要有公益性的传播功能。我们将加强新媒体多种手段的运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把形式和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博物馆将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做引导员、讲解员，4D影院以全景式、立体化的方式展示历史等等。我们希望以最大的努力，牢牢占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 半月谈记者：有网友说，顶级机构的成立还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一流的优势资源未必一定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产生一流的史学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李国强：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正如总书记在贺信里殷切希望我们“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办公的环境非常好，面积很大，建筑也非常有气势。但有大楼不等于有大师。怎么样培育出一批大师级人物，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学术规律，提升制度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过去，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小，每年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成果质量究竟如何？为什么近些年很少出现大众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要不负这个时代，需要学者们更加潜心研究，需要我们的管理者增强使命担当。我们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以更方便更灵活的方式推动科研。我们将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更好的科研条件，特别是更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到研究院来合作研究。 我们要对史学领域的冷门绝学加强扶持力度。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的研究，非常重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研究日益薄弱，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在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给予政策性支持和扶持，历史研究院有责任把这样的工作担负起来。对那些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我们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门的项目、加大资金资助力度。 历史研究院也将加大对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翻译的支持，要资助翻译出版。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一些单位，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但历史研究院责无旁贷。 总之，通过制度的变革，通过手段的创新，尽量减轻史学工作者的负担，让他们更加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历史研究当中去。 半月谈记者：这些举措听上去令人很振奋。李国强：高翔院长提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咖啡、茶水，让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工作得更精彩，生活得更漂亮。当然不是因为有茶水和咖啡就显得“高大上”，而是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感觉到自豪和被尊重。 半月谈记者：史学工作者的收入会不会更好一点？ 李国强：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研究非常精深的专家，他们是精神上的富翁，但是生活中的“乞丐”。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他们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完全不匹配。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更多改善，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半月谈记者：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强：习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把握好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历史研究要书写好研究好中国历史，给我们当今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筑牢基础，通过我们优秀的历史研究成果，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愿景，做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半月谈记者：孙爱东视频剪辑：张初文字编辑：郑雪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