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杂志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人民网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郝孟佳）28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在澳门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历史上政治治理经验的当代价值，全球视野下“丝绸之路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宋代文官政治的特征与影响，明清以来的身体、疾病与卫生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转型与重构，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五四运动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会议现场 澳门科技大学供图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表示，在新的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教育和传承。澳科大建校20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不断进步，正朝着文理兼长的综合性大学迈进。澳门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澳门科技大学有责任、有条件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为增强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爱澳精神提供学术支撑，为“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喜见“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成为“十大热点”之一。澳門科技大学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表示，历史研究是澳門科技大学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澳門科技大学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等重大研究项目。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课程已面向全球招生；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历史人物、近代香山（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出版《唐廷枢研究》集刊。林广志说，在国务院港澳办及澳门特区政府支持下，中国历史研究院与澳科大在澳门联合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致力于澳门历史研究的世界性学术平台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据了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自2017年开始评选和发布，是澳科大社文所历史学学科建设、博士生学术训练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其目的是客观记录和梳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和趋势，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关注度，传播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观察和评选范围包括年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在国内外50余位著名历史学家以及海峡两岸暨港澳主要历史学期刊主编的支持和参与下，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相关热点介绍和专家点评在澳门大学《南国学术》刊登。2017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得到中外历史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相关科研及教学机构项目指南、历史教学的重要参考。【来源：人民网教育】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新加坡历史研究中,最著名的是特恩布尔的《新加坡史1819-1988》(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和欧内斯特·周(Ernest Chew)和李爱德(Edwin Lee)的《新加坡史》(A History of Singapore)。回忆录和传记构成了新加坡的许多历史。我们已经看到，在李光耀的例子中，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当阅读作为国家历史。此外，许多较新的新加坡历史不是由历史学家撰写的，而是由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撰写的，它们创造了一部关于地点和空间的历史，而不是关于思想或社会趋势的历史。新加坡文学和行为艺术的研究也产生了历史分析，尤其是在“解读殖民地”方面。虽然这些都是重要的贡献，不应被忽视，但它们并不能充分替代史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编撰的《新加坡史料精选书目》很好地说明了史学的贫乏;在200多页的书中，题为“历史编纂”的一节只包括五个项目。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即使是思考新加坡的历史也是困难的，这也许是因为历史的作用和目的不够明确。例如，马来西亚历史学家金邱凯(Khoo Kay Kim)将历史描述为过去的一切，并建议要写一部新加坡通史，“社会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它存在，它就是相关的。这种方法导致了小型组织、机构和团体的历史，这是一种已经在新加坡流行的类型，而不是与历史创造的关键接触。邱鸿基论点背后的假设是，有一个“历史真相”可以通过细节被揭示出来，然后不受挑战。马来人学者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也讨论了新加坡历史写作面临的困难。对他来说，消息来源是主要问题。他指出，很难确定马来材料的年代，殖民来源也存在偏见。在他的结论中，他呼吁新加坡的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客观性和道德感，认为阅读“错误的”来源会腐蚀历史学家。如果你考虑工作的作家,没有道德的基础的历史洞察力,”他警告说,“然后你收到是一个扭曲的历史,他在这里指莱佛士,他认为写了“偏见”的新加坡早期的殖民历史。然而，如果不提及新加坡的殖民遗产，就很难写出有关它的文章;接触那些反映了他们的时间的观点的资源，需要参与而不是忽视，因为他们是有争议的。在新加坡，资料来源的问题不在于阿拉塔斯对不道德的历史学家的污染的恐惧，而在于新加坡政府对一些档案资料，尤其是最近的资料的审查。即使消息来源没有争议，研究新加坡历史的人也不愿考虑独立后的消息来源，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消息来源过于敏感，而且是一个有潜在风险的研究领域。因此，近年来的研究多集中在殖民时代，与马来西亚合并，然后分离。

【学人追忆】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先生于2021年1月14日辞世。他祖籍浙江杭州，1928年3月生于天津。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当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部，在导师邵循正先生指导下研究史学。曾在罗常培先生领导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中国科学院成立后，1952年转到语言研究所。1953年调入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并进行学术研究工作。自1948年发表《辽史文学王鼎传正误》一文起，蔡先生一直笔耕不辍，撰写或主编了《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与罗常培合著）、《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七册、《中国通史》十二卷本、《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史纲》《辽金元史考索》《学林旧事》《中国通史简本》《成吉思汗小传》《清代通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等百余篇。他将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学术事业，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特点。一是通与专结合的典范。蔡先生曾多次谈到关于通才和专精的关系。他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大局观，要能够融会贯通，认为断代史研究有其局限性。他常说，范老（范文澜）在世时，就要求他们注重通与专结合，并指出历史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把历史知识缩成一点，可能成为专家，但不能成为通才。必须通与专相结合，不可偏废。在学术研究中，他一直注重通与专结合，论著无论宏观与微观都把握得相当好。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其研究领域时间跨度上溯汉唐，下至明清，所涉及的知识层面亦相当广博，涵盖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代文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如此渊博的学识，在当今学术界亦属凤毛麟角。他博古通今，不仅具有通才，能够独立完成《中华史纲》的编写，而且还在专精方面独树一帜，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辽金元史方面的权威，其大作《辽金元史考索》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就，他对女真文、八思巴字、元曲的研究也都有独到之处。蔡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撰有《汉代亭性质及其行政系统》《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等年代跨度很大的史学论文，还在《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有关文物方面的论文。他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为中国历史上地震研究提供了较完备的基础资料。二是正确历史观和治史方法。蔡美彪在多个场合谈到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史学工作者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肃、严谨学风，从实际出发，不断开拓进取，经过辛勤的劳动，一定会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他强调，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机械、僵化和教条。他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僵固的教条，而需要不断地汲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求得生动活泼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需要引进某种新理论新方法来代替，那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他多次说过，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堪称新创的科学成就，都只能是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而不能是趋时哗众的空谈。他常用“天圆地方”来形容做学问的要领。“地方”就是要坐得住，“天圆”就是要善于思考。他还说，“做学问，写文章，如同厨师烹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样，但做出来水平高低却大不相同”，“厨师不能只会做一道菜，而要会做多种菜。搞研究和写作，也要尽可能全面，著书、写论文、编辞书、书评、文章要都应该在行”，“做学问高明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而是在于从大家常见的史料中发现问题”。他的很多关于历史观和治史方法的精辟见解，对我们做好学术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三是践行实与冷的精神。“实与冷”，是蔡美彪对范文澜治学精神的精辟总结。而且，他正是以此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实，即实际，也包含平实、老老实实。范文澜一再倡导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许多事情缺乏完整记录，有些虽有丰富的资料，但由于资料来源不同，以及记述者的偏见，往往并不能反映历史事实真相。这就需要老老实实地进行艰苦而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阅读，周密思考，才能去伪存真，接近历史实际。冷，即冷板凳、冷猪肉的简称。范文澜倡导学人做学问要有“二冷”精神。他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认真读书搞研究，埋头苦干，坚持不懈。二是吃冷猪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孔庙配享祭祀），就是告诫大家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长期的努力，最终你的成绩会被社会承认。蔡美彪正是践行实与冷精神的楷模。从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所里工作开始，就见到他每天清晨已经坐在办公室读书和写作，几十年如一日。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办公条件还很简陋，通史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间大平房里办公。我的办公桌就在蔡先生对面，每天看到他埋头苦干，中午趴在办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着读书写作。直到九十高龄，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继续一如既往每天坚持读书工作。我们看到，蔡先生最近十年间出版的个人著作有多种。以往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完成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的遗愿，而较少花费在个人课题研究上面。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四是追求史与文兼善。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司马迁的史学功力与文学修养两方面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史学著作应力求做到史实与文字表述完美的统一。然而，当今不少史学工作者，缺乏文学素养，不重视文字的表述。尽管其著作在史料和观点方面多有创新，但由于晦涩难读，从而削弱降低了本身的价值和传播的范围。蔡美彪早年曾与范文澜和罗常培共事，范、罗二人都是语言大师。范文澜早年对《文心雕龙》研究造诣颇深，有几部研究专著出版，他善于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以语句精练、深入浅出为学界所称道。罗常培语文能力超群，在语言学界属于泰斗级人物。蔡先生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视史实的剪裁和文字的表述。可以说，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出神入化，点石成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与他本身具备古文字学、音韵学的深厚造诣，又能诗能文、文史兼通是分不开的。因此，阅读他的著作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没有故作高深、拖泥带水之感。这也正是《中国通史》《中华史纲》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五是“横通”式研究蒙古学。蔡美彪是我国较早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1948年即发表了论文《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20世纪50年代初，同罗常培编撰《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遂开始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字蒙、汉文献等方面的工作。这一时期，他接连发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从蒙古文字的起源说到新蒙文的推行》《汉语里的蒙古语》《元杂剧中的若干译语》等，对蒙古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此后的七十余年间，他一直都继续耕耘在蒙古学园地，是在蒙古学领域倾注心力较多和取得斐然成绩的学者。蔡先生对蒙古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研究蒙古学单一的某个方面，而是采用一种横通的方法，即采用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认为，马可·波罗是一个旅行家。而蔡先生通过对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讲述的各地情况，以及书中使用的波斯语、蒙古语词语等方面记载，对他在中国十七年间的语言与观念、地位与身份以及游记所显示的特点，进行全方位考察，从而不仅指出他应当是一个斡脱商人，而且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与其身份有关。于是有关马可·波罗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文章发表后，受到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澳大利亚蒙古史学家罗依果、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赞赏。美国的一些大学历史系将其有关马可·波罗研究的论文作为教材，供学生学习参考。又如，有关关汉卿研究。关汉卿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戏剧家，在戏剧方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产。但是，由于存世的关汉卿生平事迹资料欠缺，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关汉卿生卒时代和人生经历等知之不多，许多细节更是成为难解之谜。蔡美彪通过关汉卿创作戏剧中的蒙古语等词汇，以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研究，从而揭示了关汉卿生于金末，由金入元的结论。并指出他不是人们认为的“金末太医院尹”，或“元太医院尹”，根据元代典籍及户籍制度的史实，得出关汉卿是元代太医院管领的医户的结论。此外，还考证出“元世祖至元后期，关汉卿也曾在杭州一代从事戏剧活动”等经历。这篇《关汉卿生平考略》论文，反映出他治蒙古学善于利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取得的成果更令人信服。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样有其特点，不是简单地辨识文字，而是把八思巴字作为蒙古历史学的研究工具，反过来又通过历史学诠释八思巴字文献反映的内容，从而将八思巴字蒙古文献学研究推向高峰。总之，蔡美彪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中国通史》《中华史纲》《中国通史简本》等，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传播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使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一部《中国通史》发行几十年，多次再版，荣获国家图书奖，成为许多人案头必备之书。近年所著的《中华史纲》也同样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几经再版。这些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打通辽、金、元断代壁垒进行融会贯通研究，对揭示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特点与兴衰规律意义重大。其《辽金元史考索》《辽金元史十五讲》等著作，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形成过程，从而带来民族史研究的新视野。三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文献和文物的论著，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高潮，尤其是采用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蒙古民族进行综合研究，开创了蒙古学研究的新篇章。此外，他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等，为中国蒙古史学和元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作者：韩志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历史学研究典范的改变始终是同时代变化相适应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典范危机”，就需要新的“典范”与之适应，历史之所以不断地要被重写，就是因为时代在不断变化。历史问题虽“盖棺”，但“论”永不会“定”，每一代人都需要用于己、于时代最有意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认知历史。自从19世纪中叶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典范就已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其研究典范就经历了多次转向，但不管如何变化，还是有没有改变的东西——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历史学家认识过去的基本方法没有受到挑战，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新理论、新方法，去研究诸如社会、性别、妇女等新主题——实证主义和理性分析依然是史家的最后立场。但从20世纪60年代后，一切都不再一样了，揭竿而起的后现代主义对史家只有用实证和理性分析才是历史认识之路的立场开始了质疑。当然，这个质疑并不只限于历史研究领域，它几乎已经扩展到所有的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这即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20世纪语言哲学的发展也告诉人们，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可以如镜子一样映照出人想要表达的意旨。语言一样有其结构，是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外的实体，人不仅用语言来表述自身，其自身思维亦由语言决定。从此角度出发，一些人认识到:历史研究就是一种徘徊在语言和过去之间的一种智力活动。有人甚至认为:过去是“语言的囚室”，或强调“历史书写是互为文本的语言学上的建构”。这些观点虽有些极端，也自有其深刻性在，表明语言不是中立的，它们不仅承载意义，还承载目的，这也是哲学家重视语言及由语言所连缀而成的叙述之原因。进而言之，人们不仅应该重视历史作品所使用的语言，也要重视其所采用的叙述形式，如海登·怀特之言:“20世纪语言哲学给我们的教导便是，脱离了真理的表现及其形式，就没有任何真理存在。如果真理在我们面前以说话的方式陈述自身，那么讲话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你不能区别对待。”形式并不仅仅被内容所决定，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如同语言可以决定人的思想一样，形式亦可决定内容。而由词语组合起来的叙述就是语言的再现形式，这就决定它不但不可能如实地再现历史事实，而且还参与了对其所意指之事物的建构。语言及历史著作所采用的形式既然如此富有多歧性，而使用何种语言与叙述形式又取决于人本身。作为一个历史性和现实性交汇的产物，人自身之主观性与历史性自是毋庸置疑。受此“后现代转向”及“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也由现代主义史学逐渐向后现代主义史学转移。相比于文学、艺术等学科对“后现代转向”的反应，宣称要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己任的历史学的这个“转向”有些姗姗来迟，这可能是因为“历史学科本身不容置疑地是‘现代性’的一个侧面，特别是自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以来，它一直是与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这种旧的视野相联系，这种视野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维度，并服从于自由的价值评判，特别是与自由相联系”，但“随着‘后现代性’本身的演化，它对于历史学家对他们学科的真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这个挑战，比较早的反应要从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一书算起了。但这只是后现代史学的先声，实际上，怀特该书的思想开始只是在文学批评界受到重视，在史学界引起的反响了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被重新认识，认为它是“在过去30年里历史方法学上最激进的发展”。不过，事实上，直到现在，该书中的许多思想即便是海登·怀特也认为已经过时了，但许多人还是不能接受和领会此书中的思想，此书仍然是一本“为未来的书”，其还是被作为“历史的语言学转向标记”。安克斯密特的《历史书写与后现代主义》一文则大概是第一个明确把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相联系起来讨论的文章，其后《美国历史评论》、《历史作坊杂志》、《过去和现在》、《社会史》等国际权威历史学期刊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刊登探讨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门文章，研究专著的情况亦大致类似。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书写就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如彼得·伯克之言:“西方历史思想最重要或至少是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对发展或进步的强调，换言之，在于它看待过去的‘线性’观点。”这种观点相信理性和人类会不断取得进步，相信历史发展就是要寻找其中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经由启蒙运动的影响，这种理念逐渐被建构成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分期和宏大叙述，以此来范围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大概最能体现这种分期与叙述了，也可能是迄今为止我们认知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之最重要文本。按照这种启蒙历史思想，只有欧洲才具备特有的大写历史暨进步观念，非西方地区的历史走向也应该按照或模仿欧洲的发展路径。在这样的叙述指向下，“历史似乎首先变成现代性甚至是现代主义的倡导者和传播者——这种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过去通常被叫做启蒙计划，启蒙计划为科学、理性、民族国家、世俗进步这些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而庆祝。在很多方式上，历史本身成为一种科学和一种现代主义者的计划，记录并赞扬西方进步的这些贡献，并使这些东西适应于其自身的真理品质、社会效用、批判的及公正的质询。同时，部分作为这些品质的后果，历史成为了启蒙运动和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标尺”。而停滞、落后的种族则成为没有历史的族类，他们不仅没有能力表达自己，也没有权力表达自己。通过大写历史叙述，西方为征服世界提供了学术、思想上的合法性依据，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为了自由、进步的象征，而非欧洲地区的族类则成为落后、停滞的蛮族或“无道”、“无教化”的国家，西欧(包括后来的美国)掌握了文化霸权，可以“自认是唯一的文明地区”，最有资格成为“人类的主人”，其他地方都在历史之外，其他族类都是低等种族，历史终于被建构成“白人的神话”。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使这些观念开始遭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来自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则尤为致命。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宏大叙述”，认为它把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中心化、理想化和普遍化，认为每个地区都应该达到这一标准，从而忽略了各个地方性社会及其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这反映了西方的霸权和欧美中心主义的成见。在当今的后现代情景里，没有什么是永远正确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永存不变，大叙述已经成为“既陈之刍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需要做的就是重估一切价值，祛除或揭露那些看似崇高与不可侵犯的神话。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各个地区都可以有自己的时间观念和历史叙述方式，各个地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与生活方式，并非一定要遵循西方的发展道路与历史演化模式。20世纪的历史事实表明:启蒙理性和技术至上观念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自然环境的恶化、能源危机、核武器威胁等，伴随启蒙理性的宏大叙述则掩盖了西方及世界发展中存在着的这些问题和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人类的前途并不乐观。故此，进步主义史观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之时，新的后现代主义史观早就应该取而代之。因为，后现代主义可以提供给我们以面向未来、解放性的、民主的思考方式，以及这个思考方式所依赖的全部思想资源。后现代主义者的这些观念，显示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思想学术界的巨大变化，实际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日益中产阶级化以及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使以往那种精英主义的宏大表达不再具有社会基础——不再为过去本身来研究过去，也不再将焦点集中于精英或胜利者，而是将目光投向中产阶级大众自己的过去、投向历史上普通大众的生活、思想。

我在研究《周易》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觉，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与文化的繁荣是我国文化的一新的起点。而代表三代文化最高成就的周代文化是一个被刻意“遗忘”的文明。这个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并不能理解《周易》等同周代遗书的情况得到证明。孔夫子竭力要保存的周代精神，在当时代并不为人们真正理解，也可能是不屑于去了解，因为人们都将精力和注意力倾注于新鲜的事物和思想上，复古的思潮会被看作迂腐或倒退的。只是在汉朝稳定以后，人们才回过头来重新找寻它，只是在这个时候，孔子才成为三代文化的代名词。这才是尊孔的历史开端。周代文化的连续性被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打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繁荣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开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文化只是形式的继承了周代的精神，儒家概念中的三代文化并不是原原本本的三代文化。所以我们若要研究三代以前的文化，就不能将单纯依靠周代以后的文献。真正属于三代的文献只有甲骨文与《诗》、《书》、《礼》、《易》、《春秋》等周代的遗书。虽然，这些周代的遗书也大部分被视为伪书，但不可怀疑这些典籍里面也会保留了部分真正属于三代的文字遗存。但春秋以后及至汉初的文字记载则只能视为间接的证据了。我们不能够将春秋战国以后的作品作为研究三代文化的直接证据，不能够毫不怀疑加以引用并用作立论的根据。因为即使是春秋时代的学者也不一定真正能理解周代的文化，等到了秦汉天下大定以后，在试图找寻三代文化时神话的成分就会更多。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富于历史传统的民族，但我们所记述的历史多是帝王史和政治史。而人类的历史现象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客观运动，我们若研究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就不能够仅仅从某一个独立的视角出发。而我们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恰恰缺少了宏观的眼光。比如，对于王朝兴衰这一现象的理解上，我们传统史学就只将它看作是一个政治权力的兴衰，只是在道德上说理而不会将它看作是一经济现象。汤因比开创的宏观的大历史的视野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所以我国的历史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叙述史实上。近来阅读张光直《艺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书中提到这样一句话：“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一样强大而厚重，却没有人以同样的方法对其分析并总结普遍规律”。现有的史学理论一般都是以西方文明史作为研究基础，但是以中国原始材料为基础的原创性史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却少之又少，我们作为中国人，有这个责任与义务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也没有比我国中国人自己更适合于这方面的研究了，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充分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不像西方学者总会戴着这样或那样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传统文化。文明和历史现象也是自然界客观的现象，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探究文明的起源和动因并试图总结出历史运动中普遍的运动规律也是历史学当前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基于中国社会文明和历史运动的研究对于整个人类史学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中国的史学研究也要向着宏观的大历史的方向上发展，以期获得重大突破，多出现一些具有原创性并且能够引领史学前沿的史学理论作品。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