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方法

在建党百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学习和研究党史呢？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研究党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并要求“应该以中国做中心”。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出学习党史的历史哲学：认识论上的研究方向性的路线政策而不是历史上的细枝末节，方法论上的历史主义，本体论上的以中国为尺度而不是以外来标准衡量党史。何为历史政治学毛泽东的历史哲学为当下倡导的“用学术讲政治”或者政治问题的社会科学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南。在社会科学脉络上，我们提出的历史政治学正是体现了“以中国做中心”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可以很好地用在党史研究和学习上。历史政治学旨在研究重大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起源与历史性因果关系，并在研究中提炼分析性概念。在本体论上，历史政治学以历史“存在”或以中国为中心；在认识论上，讲究历史事件或政治问题的条件性或情景性；在方法论上，注重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性或时序性。历史政治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路径或研究方法，也是一套世界观性质的历史哲学。历史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极大地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性和主体性。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流行的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即不问时间性、条件性和主体性地按照理性人假设去解释政治，其极端形式就是“历史终结论”。基于人性假设而推演，全世界都要过一种政治生活、实行美式政治制度。以“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不但不能解释目前世界政治的乱象，甚至是诱发乱象的根源。为此，政治学范式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脱节，需要新的知识范式。在学术史上，历史政治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历史政治学与党史研究的整全性问题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党史学习和党史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路径，因此一经出现便受到党史研究界的关注和欢迎。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决定的。历史政治学的第一个功能便是其知识论意义。历史政治学在研究历史事件中发现概念和理论，而且是发现整全性知识。在20世纪后期，国外一些史学研究者逐渐背离了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与规律的学术主旨，追求对十分狭小的历史现象的细节作“忠实细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艰涩的史料，从而在极度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导致“史学研究碎片化”。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日益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关历史进程的琐碎事件或边缘人物，也体现为围绕同一个问题的反复考据乃至大量重复性工作，还体现为在史料运用时任意裁剪、断章取义，史料种类单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证。当研究者纷纷放弃宏观比较与长时段视角，放弃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从而转向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或个体行为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一味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乃至时代主题，这种倾向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以党史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提出“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的总体要求，但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使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受到一定冲击，现代化叙事与社会文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叙事。村庄习俗、婚嫁丧葬、商业社团、秘密组织等研究确实展现了近代中国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消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础。为什么说历史政治学有能力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属性所决定的。历史政治学有其认识论上的情景论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学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因为存在本体性，历史政治学不会在各种史观的争论中迷失方向。在中国，历史这个“存在”可以被表述为“中国文明基体”——由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大一统国家观、民本政府观和仁爱社会观所构成的文明基因共同体。承认这个“存在”，是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前提。以此为起点，要想理解当今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理解中共党史作为中国文明基体的一个部分，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显然是任何碎片化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做到的。历史政治学提供的研究路径学习党史的重大政治目的之一是深刻理解现行政治的合理性和为人民所认同的合法性。其实，获得政治合法性即让人民认同和拥护以实现长治久安，是任何时代政治统治的最高诉求，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终极关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世界的隔绝状态决定了合法性标准的多样性；伴随着工业化推动的政治思潮的全球传播，合法性标准大有一元化的排他性趋势，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被西方学者诠释成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因此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历史延伸，对西方国家而言具有历史性特征。但是，源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标准如果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形式上的政体合法性是否就意味着实质性的治理合法性？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显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社会条件和政体结构都是约束性制度，但为什么相同的政体结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政体和社会条件相适应乃至成长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政体是有效的；相反，政体与社会条件存在紧张关系乃至冲突性，政体则可能是无效的。显然，具有历时性结构的社会条件是根本性约束制度，而共时性的政体相对于社会条件则具有附属性，二者都对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但社会条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且深远，这就是为什么华人在不同的国度中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了人的行为的历史条件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条件的强大作用需要得到深入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社会条件不仅是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结构性约束机制，还是一种时间性演化序列。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性不但是过去的，也可能是现时性的乃至未来性的，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时间进程。唯有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同一种政体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发性政体和作为“飞来峰”的政体与时间进程的关系完全不同。也正是在时间进程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合法性政体必然源自社会条件，或者说作为时间进程一部分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这样，论述合法性政治非历史政治学莫属。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合法性政治研究与理性选择主义的“理性人假设”的合法性理论具有根本性差异。在理性人假设中，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因而只要设计一种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制度，比如选举授权，就是合法性政治。常识是，如果选举授权不能产生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性政治，甚至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动荡和无效治理，那这样的程序还是正义的吗？流行的合法性概念已经处于困境之中，就像历史上的合法性概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被改造，流行的合法性概念也需要得到更化。历史政治学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研究路径，以重新认识合法性的来源和知识基础。（杨光斌，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按】2020年8月12日，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军教授、王馨振华老师的共同邀请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侯旭东教授就其新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举行了一次小型学术对话。参与此次对话的有来自历史学科不同分支领域的刘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聂顺新（陕西师范大学）、小林文治（北京师范大学）以及赵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顾成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七位青年学者。以下是本次对话的整理稿。侯旭东：首先感谢李军老师和振华的邀请，感谢诸位老师的参与。关于我新近出版的这本小书，首先需要再强调一下本书的书名。虽然叫“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这是丛书的惯例，其实并不存在“日常统治史”这一史学分支。当时跟主编罗志田教授说，是不是换一个名字？他说还是叫这个，然后做个说明。当然担心读者产生误解，在书中专门做了解释，或许各位觉得好像无所谓，窃以为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日常统治史，还有经济史、政治史、制度史，包括我自己主要研究的秦汉史，是对研究对象的一个区分，就相当于我们过去的史学研究领域里面要划分出一块，有大致明确的边界，或时间、或空间（领域）。日常统治却非如此，因为没有可以切分下来的确切范围叫“日常统治”。依鄙意，它相当于国家成立之后的历史全部，如果一定要划定个领域。传统的学科划分，是基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客体和主体的划分的思路，强调“分类”，重视研究对象的范围和边界。这种思维方式，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即实体思维。这种思考方式有其得，同样有其失的。日常统治的研究主要针对其失。这本书讨论的是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和“日常统治史”看起来好像区别不大，其实还是差别不小。说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是对研究者而言的，强调的是研究者的立场，重在思考研究者如何看待过去，包括对既有研究的反省，以及如何更进一步，开展新的研究，具体入手的视角，等等。如果再说得宏观一点，就等于“思考史学如何思考”，即我们自己该如何研究过去。作为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的对象，实际是开放的、没有限定的。自从国家或者政治体诞生之后，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从日常统治的角度去研究，因为日子都是一天一天度过的，不是一跃近四千年，从二里头文化一下飞跃到现在。当然，日常统治研究不是写流水账，宋代以前的历史也无法实现，即便宋代以后资料丰富，也无需如此。需要挖掘的是反复进行的日常统治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具体来讲和过去关注点相比是有所变化的。以往的研究，包括传统上的历史学研究，多强调的是变化，是特殊性，认为历史是独特的、不重复的。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仔细观察，肯定会发现任何两片叶子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去观察同一种树的叶子，肯定有其共性，跟另一种树的叶子肯定有差别，共性是大于差异性的。如果再看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不断去放大观察范围的时候，会发现各种植物的叶子为何都称为叶子，有其共性，而与花、与茎、与树皮差别更明显。这就是说如果观察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独特与否，亦是相对的。过去的史学研究长期强调变化，尤其是20世纪以后受西方的进化论影响，更重视“变”，似乎不变的就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价值。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学术分工上，社会学研究不变的东西，研究人类的行为模式，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历史学重在研究变，研究独特性，关注的是从古到今的历时性演变。举个例子，总结一下，因为重视“变”，产生了中国史里有各种各样的变革论，发生的时间从殷周之际到改革开放，几乎每个朝代都可以纳入变革过程当中。换个角度看，变来变去，中国文化还是有它内在的前后相沿的部分。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这方面就表现的非常明确。他自己既做历史学的研究，也做社会学研究。他的社会学研究中，尤其是《经济与社会》这本书，便是侧重于行为模式。该书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页150）说“社会学研究涉及的就是这些典型的行动模式，因此它不同于历史学，毋宁说，历史学的主题是对那些重要的具体事件做出因果说明；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人类的命运”。事件正是体现了独特性。这种划分也不是不可以跨越的。历史中有“变”的一面，同样也有很多“常”的一面。我们要拓展视野。需要从“变”转到关注“常”，“常”不仅包括延续，还有反复、循环等等，同时在“常”中再去观察“变”，观察“常”与“变”二者的关系。那什么是“日常统治”呢？说起“日常”一词，重在“常”，而不是“日”。有人问，“日常”是不是每天都要重复进行，并不限于此。实际是指按照一定周期反复进行的活动，不见得是每天，可以是有固定周期的重复性活动，从逐日到一年一次，甚至数年一次；也可能重复发生或进行，但时间间隔并不固定，如各种临时性的巡方问俗。前者如书中举的道光帝的例子。他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如批奏折，还有大致两天引见一次臣子。每个季度要祭祖，一年一次的秋决，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重复进行的。当然奏折的内容肯定不一样，但是批阅这项工作每天几乎都要进行，就是所谓的“常”。“统治”是借助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念，它不是强调某事件意义上，而是强调存在某种稳定的秩序，更重要的是秩序的维系，其中就是它的日常状态。具体到中国，便是如何能够保证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王朝能够持续存在下去，不只是靠皇帝的作用，自上而下书写的史书常常会带给我们类似的错觉。我也曾做一些汉代与三国时期孙吴简牍的研究，或是边塞屯戍机构的文书，或是郡县的文书，能从中体会到小吏们每天的重复性工作——抄抄写写，编制各种各样的文书，收发传递，在这些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完成他们的日常工作。这里面将信息和命令上传下达，人员，物资从收集、调配到使用，这些构成了整个王朝存在的基础，这是一套上下贯通、井井有条的秩序，很多数据都要定期层层汇报，最终到皇帝那里。类似的做法很多甚至都延续到今天。这些反反复复进行的活动，大部分都不是独特的事件，而是琐琐碎碎、一波又一波的事务。大家想想我们现在各层机构的公务员，他们平时很多工作也是如此。这些以往都摆不进历史叙述。偶然出现一些事件，像今年的新冠疫情，构成与日常事务不同的大事件，形成某种反常乃至断裂，但这并不常见。各种各样的小事务和大事件交叉在一起，如果事件持续时间很久，也会逐渐“常态化运行”，如当下疫情的应对。什么意思？ 就是要把偶发的反常的“事件”融入日常事务去处理。由此说来，“统治”便是关注秩序的形成与维系。这里所说的“常”比社会学关心的“同”范围要更大，“同”更强调统一性重复。“常”相当于维特根斯坦讲的“家族相似”（见《哲学研究》66、67），存在很多核心要素上的共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小吏处理的事务，有些是按月、按时、按年重复开展的；另外，也有内容与类别有差别，但处理过程却往往一样。又如司法案件，几乎见不到完全相同的案件，但是处理的程序却是固定化的，甚至是相同的。这些都属于“常”。我们在理解“常”时，注意不止是重复性，它还包括了内在的相似性。最后我在书的结论里提到“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实际是想突破既有领域的划分，包括中国史里面有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等，从新的观察角度重新界定我们的研究对象。 具体在书中提出了四种视角：主位观察为优先，辅以客位观察；顺时而观优先，辅以后见之明；日常视角；还有最重要的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另外还对一些史学中常用的概念做了仔细的梳理，对人与事的内在含义做了知识考古，把它们那些被遗忘的内涵又打捞上来。简言之，历史学研究的就是研究人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纳入几乎所有的东西。当然这是关系的研究，而不仅是孤立地研究人，或者研究事，是人和事的关系，就是人怎么做事，怎么想事，想事和做事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就有可能将以往获得的知识分类，包括学科分类这种方式，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等，放在一边，发现更丰富的过去，对认识过去，会创造一些新的可能。关注历史上的日常统治可能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或者变化有关。现在所处的实际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且是跨地域的，每天都要和大量的陌生人打交道，基于契约和作为前提的信任。这种状况和过去的熟人社会相比，交往面要广得多。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比如我们去美团网上点个没去过的小店的午餐外卖，快递小哥送到后，打开包装便狼吞虎咽，不会怀疑食物的品质与卫生。这是基于对政府有效监管下的市场活动的信任、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信任、基于对按照这种运行方式运作的企业与个人的信任，尽管与他们素昧平生。这是较之古代一个本质性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充斥的是反复进行的活动，事件性质的活动是罕见的少数，但常常对于前者视而不见。与此相连的还有经济全球化、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等等。新的历史条件我们还可以总结很多，每位也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历史学实际是当下和过去的对话，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而且也会不断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的答案。所以它不是一个科学，也不是个艺术，实际是认识，但是个复数的认识，也是人类不断的探索。尝试开展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是和对现实的感受分不开。刘缙：侯老师这本大著书名似乎应该叫“当代史学研究发展趋势的探索”。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讲到日常的“变与不变”，刚好和我最近关注的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有些联系。我这一两年看了不少陕西出土的墓志，有些特别有意思。比如有两方墓志，一方署金天眷元年，即宋绍兴八年（1138）；和它一起出土的第二方墓志上写的却是绍兴九年（1139）。这两方墓志时间相隔仅一年，但是一个使用新兴的金朝年号，一个却仍使用南渡的宋朝年号。底层民众对于年号的使用似乎显得很随意。当然，联系相关历史记载，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宋金第一次合议的时代背景，但是在墓志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改朝换代的痕迹。由此使我想到，我们研究区域史，需要关注侯老师所说的“不变”。换言之，以往我们从史料中抽离出来的对后世产生特定影响的所谓“事件”，对历史上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第二个是侯老师在书中指出的，“ 中国历史充当了塞进西方分类逻辑的海绵”（第162页）。回顾自己的研究，我对此也深有体会。受我们学院分科的影响，我这些年也关注了一些哲学和佛教的研究，比如在医学史、道教史领域里非常重要的陈抟，佛教史领域里非常重要的张商英，但在古代史领域里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关注还很不够。这也许就是学科之间的壁垒吧。像侯老师书中所说的，传统上对于这些人物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研究对象“静态化与孤立处理”，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研究范式。陈抟和张商英就是如此，陈抟在医学史上的形象构建，就是来源于朱震在《汉上易传》里的一句话，然后大家就把朱震的判断作为真理来看待，最终构建了他在医学史里的地位。而张商英的护法宰相形象则来源于佛教典籍的塑造。如果我们抛开这些静态化的、孤立的处理，如同侯老师在本书中讲到的“挖掘与重建更多视角下多元的事件等级”的思路（第 212页），仔细梳理不同类型的文献，并加以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之后，就会发现那些所熟知的历史人物的某种固定形象，其实都可以说是来源于后人的构建，都是不存在的。总的来说，侯老师虽然在讲“日常统治”，其实是对我们未来研究提出新的思路和探索。王馨振华：我最近也翻看一些金代墓志铭，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去解释这些墓志铭，往往很难发现其中隐含的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众所周知，大多数官员——哪怕是中下级官员，其墓志铭主体内容就是记录墓主官职的迁转，除此之外，很少记录墓主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琐碎经历，个人往往与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但这些墓志铭，尤其是达官显贵的墓志铭，往往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其实对于那些没有做过官的人来说，他们的墓志铭无法套用这样的叙述模式，往往只记墓主姓名、贯籍、生卒年月及葬地等简单信息，偶尔也会有一些比较个人化的记忆，与官方意识表现出一定的疏离。比如说皇统三年（绍兴十三年，1143）的《崔晸墓志铭》，其中提到墓主于“巨宋靖康改元三月十一日奄世，即始大金军拟往汴抵泽回日也”，这里既使用“巨宋”一词尊奉宋朝，同时又称呼金朝为“大金”。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一个政权把另一个政权打败了，百姓就要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来称呼上一政权，但其实它不一定严格施行。如果忽略了这些非常细微的地方，那么我们只能从墓志铭中考据一些基本事实，比如利用二重证据法比对史籍记载与墓志叙述之间的异同。如果意识到这些细微的东西所反映出的时人心理，把它考虑进来，那么我们对当时情形的认识会更加多层次化。这是我刚才听刘老师的发言偶然产生的一点小想法。牛敬飞：侯老师这本书，尤其是前面几章，像是在对中国史学近百年发展的考古一样。我们现在学者写一篇文章，或者学生写学位论文，往往是围绕着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制度去选题。这种思维本身是有来源的。我是学习唐代之前历史的，选题非常难，比如制度，大的制度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我们只能研究一些小的制度，然后再去研究一些更加小的制度。如此下去，我们几乎就没有什么新的议题。原因在哪里呢？可能就在于我们的视野。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侯老师这本书的前面几章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中国史的研究，尤其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中国唐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它确实陷入了一个瓶颈。瓶颈如何去打破？就需要我们去拓展视野，而侯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视野，就是我们要积极地去吸纳社会学的一些思路，去拓展我们的视野，不要只注意所谓的一个制度、一个事件。侯老师也举了《叫魂》的例子，它本身也是孔飞力从档案中摘出的一个事件，所以事件不是天生就有重要与次要之分的，其实它是一个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制造事件的过程，那么我们也要善于从史料中去发现新的东西，去反思我们既有的历史研究观念，这是我的第一点收获。第二点是关于如何研究国家，就是书的后面几章。为什么要关注国家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搞明清史、近代史的，可以研究很多小的专史和议题，但我们做唐代前面的，离了国家几乎是无法去做研究的。尤其对于——当然侯老师不同意用“专制”这个词了——我们中国的帝制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皇帝从大到小、从朝廷到村落都会体现影响的这么一种社会状态。那么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我们肯定要关注国家、关注统治了。“日常统治”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除了玄武门之变这类事件，应该还可以去开拓更多的领域，尤其侯老师关于“统治”的几篇论文，我读后能够感觉到如何在更广的社会领域，或者说抛却时间、朝代的束缚，去讨论。我还是需要侯老师给我们界定一下“日常”，跟社会学的结构性的、非历时性的区别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日常，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至少他的几篇论文，应该可以当作一个探索，一个对大家的引领。其实这里的难度是，如果我们的同学、同仁去选择类似题目的话，我们如何去寻找那么好的材料，比如传舍有那么多的汉简，有的材料它是分布不均匀的，我们怎么去找这种可以做的议题，这是我的一个疑惑。总的来说，我看侯老师这本书，感觉有一点点像在看一本小的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样，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这么一本类似的书。 他能够给我们指出现在史学研究的问题来，但侯老师比较谦虚，他没有提出太多的比如我们的历史学如何和社会理论去结合，去拓展新的领域。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希望侯老师告诉我们的。你看到我们历史研究的问题了，能不能给我们几把武器，几个方向，让我们去探索，去解决我们中古史研究的一些困惑。侯旭东：现在在唐以前要找到没有人做过的新领域、新问题，几乎没有，我们其实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去做，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推陈出新，这个取决于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角度，而不取决于材料，取决你怎么把材料A和材料B结合起来，结合什么材料。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是“日常统治研究”，而不是“日常统治史”。强调研究者怎么去看这些材料，如何去发现问题。比如传舍研究其实是个老问题，我所做的就是“传舍的使用”，仅仅增加了三两个字，便可以把很多现象联系起来。我们不用离开原地，稍微转一下脑袋，可能就会发现一个新世界。其实重要的是我们观察问题能不能有新的视角。研究者本身如何看问题，这是第一位的。“如何看”决定你能看到什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强调主客观二分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定要先有什么，我们才能看到。实际研究者本身在这个思维机制中也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未来的发展正是要靠研究者自身的突破，而不是仅仅依赖新资料。特别是有些断代，不见得总有那么多的新史料出现，且即便有些新史料，它所面临的也可能是老问题，不见得都是新问题。更重要的是思考我们如何思考，我们如何研究。想想《史记》，古今中外人士读了二千多年，不是还在读，还能在其中发现问题，不一定总有《赵正书》一类的新材料，原因在于不同的读者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不同，阅读中产生的联想，形成的问题意识不尽相同。我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要靠大家擦亮慧眼，拓宽视野，发现新问题。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带给我们好的一面，推进了世界观，但也有很多东西束缚我们的思路，需要加以深刻的反省。若能跳出20世纪以来的很多思维框架，可能就会发现新天地。书中强调的关系思维，不只是古人之间的关系，亦包括今人和古人的关系。 敬飞刚才讲的结构，我觉得这个词挺好，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把它当作一个标签来用。关键是要看古人的行为、思维中，如何形成了一套固定化的关系，稳定性的行为方式，这些内化为他们不自觉的行事方式，而无法超越的，其实就是结构。曲柄睿：从本科阶段开始，我就是侯老师的忠实读者，那个时候读的是《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然后按照侯老师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去继续读书，所以其实侯老师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兴趣，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当我翻开《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这本书的时候，能感受到很强烈的侯氏风格的冲击，也就是细致的史料辨析和社会学思考方式的借鉴。我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社会学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社会学的方法。就我理解，侯老师并不是将西方的理论拿来就用了，而是进入到西方理论的学术脉络之中，把握其思考方式，并以之反思中国历史。在这种关怀下，各种文献就成了侯老师的田野现场。他是最像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的历史学家。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够看到前人看不到的图景，或者说他能够做出前人尝试完成但从未完成的工作。以下我想从两个方面讨论《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给我带来的启发。第一，“常事不书”的史学史价值。本书第135页提到，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正史作为胜利者饰词的基本立场，具体书写上的模式化，以及常事不书。其实类似的观点在书中多次出现了，但我特别想讲的是侯老师对于“常事不书”这件事情意义的发现。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往往都能够意识到后代修前代史多有隐晦，也能够看到纪传体史书所造成的千人一面或者是帝王将相家谱的结果。这些内容在传统史学史的研究范畴内也是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所以当下的史料批判或者是历史书写方面的研究，也都针对这两点出发，有意识地还原修史者本人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发掘干扰他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可是正史作为胜利者饰词和书写上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其实都属于主观的选择，因为存在着动机和目的，所以后人可以追索和发现。但是“常事不书”却是属于无意识的忽略。史家在头脑中主动规避掉了一些事情，或者是有选择地认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写下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就不写了。这个过程是潜意识里存在的，我们也看不到它的动机和目的，故而几乎难以追索和发现。可以说这是古代史家的常识，他遗忘掉的就是他的日常，这就涉及了对记忆和遗忘的态度。近年来其实有特别多的记忆学方面的研究，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罗新老师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这本书中提到“遗忘造就的历史”。他说，因为“记忆取决于遗忘，遗忘造成的物理时间的断裂和破碎，使得记忆呈现出生命时间的意义”，所以遗忘研究给历史学的启示就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重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接触到的大量的文献，也就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了解古代社会媒介的东西，本身就有一种偏好。比如《唐会要》和《五代会要》中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之类文献，史馆来向其他的部门索取史料的时候，搜罗史料的范围与内容其实非常广泛。用今天的眼光看，简直可以凭借这些材料写一部包罗万象的经济社会全史。但我们看唐代的国史也还是停留在侯老师概括的传统正史的程度上，没有从中诞生出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那种史著。这其实是中国传统史学本身就有一种惯性，或者说惰性导致的选择结果。因为古代王朝有它自己的运转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统治压倒一切”。所以侯老师在讨论鸦片战争时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意见，清政府如何表示对一件事情的重视？那就是修订《章程》与《条例》，当然也包括《会典》和《则例》。换言之，在一个有条不紊的世界里，通过文字给出对策的机制，便可以处理现在和未来的难题。其实行政追求稳定，一切都按部就班、有迹可循，最是朝廷和官员喜欢的模样。而历史的走向总是充满偶然。传统史书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反映，与其说它主动忽视了日常的意义，不如说它利用一种宏大叙事来消解了日常的急促、紧张、矛盾与多元，呈现出了一种线条化的历史解释。我想说正史是王朝的童话，是史家加诸历史的逻辑体现，却不是世界运转的真实呈现。显然在我们不断地提到中国史学优点时，比如说有秉笔直书、书法无隐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到古人的陷阱中去。毕竟古人也会提到“《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不过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还不够，还需要用复杂去面对复杂，尝试在题无剩义之处更进一步。比如书中提到的西北汉简中的职务代行情况，也就是“行/兼行”的问题。侯老师在制度讨论之外的是：临时代理的安排和具体被选中作为“兼行候事”的官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长远来看，这种安排又会带来什么意外结果（社会学所说的“非预期结果”）。在这个部分，侯老师推测了以事务为核心的制度运作之外，个人因素的潜滋暗长。我们经常说的看人人都看的史料，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侯老师的工作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在这里我还想提及刘志伟老师的一篇演讲稿《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以一条鞭法和图甲志为例》，收录在他的新书《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中。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中国历代文官俸禄与财政制度”工作坊，席间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张亦冰老师和广东省社科院申斌老师关于宋代和明代财政制度的诸多见解，我感觉很多在早期历史中让人感觉到困惑的问题，经他们一说，以后代的情况比附，就非常清楚了。他们都建议我去读刘志伟老师的论著，读过之后我有一个体会，中国古代的政府，也就是那个经常被叫作“国家”的存在，和“民间”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微观层面，也就是在基层，往往呈现出一种符合现实需要、关照各方利益的共生关系。社会史领域称之为“民间社会的自治化”，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磨合而选择的一种当然路径。我们或者会鄙视为潜规则，或者批评为不合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每每有效。当然，制度也会在长期的运转中发生内卷，这个过程就不在这里一一讨论了。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本书里边我认为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关系性思维的效用。前面提到侯老师的社会学或者是人类学思维，我个人感觉这是一种他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拿来主义的工具理性。这种思维导致了本书的出现，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研究视角和思考方式的展示。侯老师很注意很重视人类学家提出的主位观察（emic）和客位观察（etic），对于材料性质单一的历史早期，也就是强调将材料置于产生的语境中，透过文本来捕捉人，细心辨析资料如何出现。具体包括谁说的，对谁说的，表述的背景是什么，意图是什么，等等，方能抽丝剥茧，明晰行动者言说的立场。对于日常生活的，当然属于本研究视角和思考方式设定下产生的问题意识，而关系性思维的出现也就成了相应的选择。其实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会不自觉地触及类似的题材，但是在处理史料时，我们会将其放在政治文化的框架下去考虑。我理解的关系性思维虽然可以解释政治文化，但是它的意义更在于将政治视作社会的组成要素之一——将“政治”和“人”看作彼此交汇又互相区别的不同主体，而不是将“政治”视作整个社会基础的土壤或者是最顶端的云层，俯瞰芸芸众生的，解释一切的存在。把“政治”拉下神坛，而将“人”或者“社会”视作历史运动的参与主体，抽绎出“关系”作为勾连各方的线索，不得不说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但是这么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史料能够展现关系？一方面这当然检验了学者对于史料的剪裁和拿捏，也就是我们说的学者的功力。因为社会学理论本身有很强的工具性，所以很难保证像我一样去读侯老师书的效法者们能够回避理论工具的巨大魔力，回到艰苦的材料爬梳中去。就像侯老师刚才说的，其实材料都是人人用的了，对于这些材料怎么处理？如果我一下子看到有一个概念特别好用，我马上拿这个概念去用就好了，我就不再去琢磨材料之中的那些题无剩义之处更进一步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地方，可能会让一些效法者会有一些不太恰当的研究方式。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必须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要充分认识关系性思维是思考方式而不是工具。如果这样来考虑，侯老师提出的关系性思维，它的效用对于未来的研究会有更大的促进意义。另外一方面我想提的就是在传统的子部书中，有很多用当下的词汇叫作讨论“治国理政”的记录，或者是对话，或者是叙述。其实出土材料中也有大量的类似的文本出现，这些记录讲的也是关系：天人关系、君臣关系、上下关系、主从关系、外交关系、民族关系等等。所以我在这里想请教老师的是，是否有可能用关系性思维来重新反思相关材料的意义？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侯老师的大作对于我个人的启示：制约我们的总是想象力，而不是材料。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侯旭东：非常感谢柄睿。他刚才的最后一句话我也很赞同，因为史学其实是人对材料的研究，所以限制我们的，一方面是材料，更重要的是人，是研究者自己，我们的想象力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我经常跟学生说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是我们自己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去做，这是我们面临的最难以触及的问题，同时也是最需要思考的问题。说到关系思维，沿着柄睿刚才的话讲，其实所有材料都可以是关系。我们过去基本都是用实体思维看材料，孤立地、静止地看，现在只不过是要把它放在语境里面。比如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讲的语境的思维，语境化的分析，其实这就是一种它和背景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这样看的话，不去孤立地认识每条材料，这就是关系思维。没有什么史料不能用关系思维去研究。比如学考古的同学拿出一个陶片，孤立研究它发现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你必须得把同时在这个地方出土的其他陶片也拿出来，最好当然是能够拼凑起来复原一个陶罐。除了复原性的思考之外，还可以去关注更多的关系：如利用统计学来探讨同一遗址出土的类似陶片的数量与在不同方位的分布方式，还可以借助陶片研究烧制陶器的方式，甚至可以去观察陶片上有无使用痕迹、打碎方式……，如果有恰当的问题，陶片就可能成为提供有效信息的宝库。所以不能把关系思维当作一个概念，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帮助研究者提出问题，构建研究者与过去之间，材料与材料之间关系的武器。“关系思维”说起来抽象，实际我们并不陌生。比如中国人常说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太极图，日语里的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敬语都是关系思维。当然，关系不仅仅见于人和人之间，也出现在人和物之间，甚至包括物和物之间，还有人和物和更抽象的比如国家之间。关系思维实际上是说整个世界是靠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的确如柄睿讲的，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变化。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中国传统思维，只不过在20世纪以后，被西方传进来的科学思维所遮蔽。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其实某些角落它还存在，需要把它给唤醒，让它能够在我们的研究中变成我们观察过去的另一只眼。并不是说一定要抛弃实体思维，而是需要两者结合在一起，用关系思维来涵盖、来兼容实体思维。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武器去使用，可以看到更广的过去。为什么会对“常事不书”特别留心，实际上是在研究简牍的过程中，尤其是文书简，体会到王朝管理包含大量的日常事务，但这些都难以见于传世史书。这也是运用了关系思维，才能把两个联系起来，并不是简单地像二重证据法，寻求点对点的对应，它们都是简牍时代的王朝留下来的痕迹，都在那个时代同时存在，两者之间有很多断裂的地方，需要我们去对照，去观察，发现各自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简牍存在，才能意识到传世文献把多少东西给遗忘掉、忽略掉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2020年8月12日，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军教授、王馨振华老师的共同邀请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侯旭东教授就其新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举行了一次小型学术对话。参与此次对话的有来自历史学科不同分支领域的刘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聂顺新（陕西师范大学）、小林文治（北京师范大学）以及赵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顾成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七位青年学者。以下是本次对话的整理稿。聂顺新：大家好，首先我想引用一下我的朋友孙齐对本书的一个基本判断和认识，他说这是一部新史学研究范式的宣言书，我读完之后非常认同。对我来说，意义比较重大的收获就是，以往学术史梳理一般都会追溯到近代建制化的学术制度，尤其是大学科系设立之后的成果，但是侯老师多次追溯到了清末民初不同阵营相互论战这样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源头上。这就提醒我们不要忽视：一些后来看似非常学术化的讨论，其实根源上是政治性论争。关于日常统治，我可以分享个人的一个经历：去年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认识了亚利桑那大学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黑人教授，他是研究美国印第安社区的，因为他经常在课堂上批评美国政府，所以多次收到安全部门的邮件。他跟我说，美国民众意识不到自己时时刻刻在被统治着。这句话我当时没有特别在意，但在读侯老师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联系。之前我自己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过这一问题。最近，我改了七八年的博士论文终于出版了。几天来在读侯老师大著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如果此书早出版两三年的话，我的博士论文中很多夹杂着事件史的、制度史的讨论，至少会丰富很多。我的书中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侯老师特别不提倡的，诸如“号令一出，风行草偃”之类的观点，包括我用较大篇幅来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基本上也充斥着实体性思维。但是也有一些跟侯老师的“日常统治”有点关系。过去几年我做过一个专题研究，写过六七篇系列论文，其中有一个唐代的国忌行香问题，既可以算作礼制的边缘，也可以算作官员和百姓的日常行事。读侯老师书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这个事件本身大小的相对性，以及对于不同的人的不同意义。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关系性思维？ 国忌行香，在《大唐开元礼》里只字未提，《通典》里只有两句话，《唐会要》里大概有三百余字的记载。但它是礼制里的一个类别，尽管非常边缘化。根据相关规定，当时京官五品以上，以及部分州县官员在每年的国忌日都要在指定的佛寺和道观举行行香设斋仪式。同时还要求相关寺观的僧人和道士举行设斋仪式。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家都把这个问题作为事件史或者制度史来分析。最常见的思路是把它看作中晚唐时期没有及时获得朝廷旌节的某些节度使或者留后为了获取朝廷及时颁发旌节才举行的仪式。我在做相关研究的时候，偶然意识到，此类仪式举行得非常之密集。以元和元年（806）为例，当时全年有十四次国忌，就是全年有十四个国忌日，而官员需要专门去行香，老百姓可以观礼，地方州县的僧道也参与到行香仪式中。它对于皇帝、皇室成员、京官、州县官以及百姓而言，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我在分析仪式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差别，即国忌日行香的经常化。因此逐渐形成一个看法，“正因频繁举行，国忌行香仪式本身遂成为一种日常化的政治合法性的宣示，发挥着不断提醒本镇官民，节度使仍忠于大唐，本镇仍是大唐疆土，百姓仍是大唐子民的作用。”尽管我的分析非常浅薄，但是我觉得跟侯老师对“日常”的界定能够联系起来，这是我结合自己的一个相关讨论所作的延伸。刚刚几位发言人都提到怎样才能具有关系性思维？我认为前提就是要具有比较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素养，还要有能够转换研究视角的自觉。如果具备这种研究自觉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很多相关的历史事件中发现关系性思维的意义所在。赵虎：侯老师这本书的一个出发点，是考虑到当前的史学研究往往以后见之明来区分所谓大事与细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所谓事件等级的观念，进而编撰历史，其结果就必然造成远离日常。这让我很有感触。之前听日本学者讲过，日本人自己直到日俄战争胜利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明治维新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今天对明治维新的认识相比当时的人，可能是两回事。侯老师在《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中提出要将“日常”作为一个视角，并且超越了仅将其作为一个领域、仅仅针对普通人这样一种狭隘理解，想要关注所有人的日常，以及日常中所形成的关系，并且要把这些纳入视野中，打通上下古今与中外。那么我想是不是可以概言之，不仅要眼光向下，而且要眼界放宽。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讲历史哲学或者讲方法论的书，大多只讲方法，而很少既讲方法，又按照这种方法做一个样子给你看。侯老师这个书前一部分讲方法，后一部分讲到了他的一些具体实践。这对我们是有很大启发的。读完这本书后，我自己总结了三点值得重视的：第一个是日常统治研究追求的日常，并不是琐碎的日常。第二个是要找到被分割到不同领域的对象，这些对象之间原来是有内在联系的。这两点我觉得是紧密联系起来的。第三个就是像刚才前面几位老师讲到的，在这个关系思维下，探索统治的展开，挖掘不同位置上统治者如何发挥作用。因为我自己是做政治制度史的，看到这句话我的感触是比较深的。最后，有个问题想请教侯老师：书中所说的日常，我自己理解，“常”也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而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如何处理动态的“常”？您在书里提到，日常的研究视角主要源自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那么在研究方法上就难免要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您自己早年也反思过社会科学方法的局限性，提出可以借个案来增加分析的深度，认为《叫魂》一书属于日常统治研究一个典范性著作。但孔飞力先生是幸运地找到了相对集中的连续性材料，并且抓住了事件背后关于国家、皇帝之间互动的主题。像刚才牛老师讲的，这些琐碎的材料，如果无法建立起它们之间紧密的联系，又该如何来处理？是不是只有用社会科学的办法？如果无法从零散的“日常”中找到问题意识，仅仅依靠社会科学的办法，似乎难以把问题做的更加深入，更加有说服力。侯旭东：赵老师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日常其实不是个静态的东西，如何处理？刚才赵老师举的例子——日本对明治维新的理解的变化——我觉得就挺有意思。因为日俄战争这么一个突发的事件，让日本人意识到他们打败了俄国这么一个大帝国，证明了日本的强大，这个就让日本人觉得明治维新可能确实是产生了很重要的效果。所以我说在“常”中去了解“变”，某些意外的、突然的事件，才有可能让我们对经历过的，熟视无睹的“常”有一些新的认识，从而产生思想上的变化，我想这是一方面。关于“常”，亦不能抽象地去描述，像20世纪上半叶征集作者写的《中国一日》之类，都是切片式的表述，为记述而记述，那样真就将其静态化了。如前面所说的，“常”指的是反复进行的活动，需要结合具体问题来触及。涉及活动，便不是生活的简单文字复述，而是对其重复性的机制的挖掘，以及意义的探讨，就突破了静态的描述。另外在“常”的过程中，日积月累也会产生一个变化。比如东汉初年，整个国家财政状况都不好，所以传舍在当时又有大量的裁撤，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变化。制度中日常反反复复的这些行为，包括合法、不合法行为的不断累积，最后就可能变成推动制度变化的一个推力。 我们过去对制度变化的分析可能比较偏重事件性，源于史书对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规定记载较多，实际上对于潜移默化的积累性的因素关注比较少，补充了后一点，对制度的演变将有更丰富的理解。关于社会科学的方法，刚才赵老师讲的的确在古代史研究里可能会有，我们常说“材料不够，理论来凑”，的确有的时候会面临这个问题。某个概念或者理论只是引导研究者思考的参照，我们需要深入到研究对象本身去寻找内在的关联以及机制。有的时候可能缺乏直接的材料，只能去做一些间接的迂回分析，古代史早期困难大一些，宋代以后相对会好一些。另外为什么现在经常会做一些个案研究，它会把研究的时间、空间或者研究对象缩得比较小，材料相对比较集中，内在联系会保留下来比较多，可能会减少一些空白或者是断裂。文书简牍的研究，也有类似的优点。另外，不同朝代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借助相似的现象，也可以填补一些早期资料上的空白或缝隙。总的来讲，资料不足是历史学难免的困境，即便如此，也应避免简单套用概念或理论，否则会产生误解或遮蔽，将中国的过去曲解为外来理论的注脚。需要采用归纳法，从材料里面去提炼概念，生产理论，当然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现在刚刚起步。学术界目前都在借用很多外来的概念，对于能从材料里面归纳出什么，做得比较少，应该有这样追求与努力才行，不能仅仅限于做无数的具体研究。最近经常有人批评说史学碎片化，的确，常常见到一些重复性的研究，还有很多实证性的研究，停留在考证出是什么，便止步，没有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思考为什么，是迈向理论思考的第一步。再能从变关注到常，思考“常”产生的机制与意义，就要提出概括性的解释，便离理论不远了。再接着回答刚才聂老师讲到的关系思维。刚才提到关系思维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西方人也一样。只不过在做研究的时候，常常会忽略此点。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关系思维都不陌生，比如说我们办事时常常乐于找关系，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关系思维，即用熟人之间的关系来破解办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看中医，由医生给病人号脉、开药方，都是因人而异的。这都是关系思维。再如对人的称呼，对父母怎么称呼，对长辈怎么称呼，不能随便叫你父母的名字，但可以叫晚辈的名字，这些都是关系思维。只不过我们将这些放在生活的某个角落，特定情境下才会调用（这也是一种关系态），而没有把它当做研究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更也没有将它学理化。其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背后也是关系思维。我们现在需要把它学理化，来为我们增加观察过去的视角。顾成瑞：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基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日常这种惯例、秩序都是处在历史中的人的行动资源。另一个是对于治史者来讲，我们对于既有史实的掌握越充分、越丰富，可能就具备了解读错综复杂的人和事的多种视角和基础，可以避免单线思维和后见之明左右其中。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叫作“观常知变”，因此日常统治研究这样一个范式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我自己关注的是政治制度史和赋役制度史。制度史的研究方面，以往我们是从各种零散的关于制度记载的“点”，勾勒其前后渊源流变的“线条”，再次是考察制度运行过程的“面”，最后是侯老师讲的人和制度的互动“空间”了。因此我想是否可将前面几个阶段称为实体思维的研究角度，最后是关系思维的角度。我的疑问是，两种思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侯老师提出了关系思维之后，对制度条文的阐释就变得不重要了，我们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以人为中心的这种关系思维的探讨中。那么制度史在研究过程中还有没有通用的知识？这是我阅读时的一点疑问。但是今天下午翻检时，我看到了侯老师的解答，在书的第247页，他认为两种思维模式的研究方式是互补的，实体思维往往起到一个基础性的作用。第二个疑问是，侯老师的日常统治研究，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瓶颈和困惑？除了史料不足，研究内容和结论同质化的问题之外，比如说对基层社会运行的很多研究，最后我们发现其中不少地方延续性很强。我们怎样去揭示研究对象的特质呢？换言之，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放弃了对于宏大议题的考索后，就进入了议题碎片化和同质化？侯旭东：第一个问题顾老师其实已经回答了。两种思维都需要，每种都有它的适用环境或者状态。比如，某种制度是我们新发现的或是大家都没注意到的，首先就要搞清楚它是什么，这就应该使用实体思维，对制度本身来龙去脉等等做系统的分析。在这之后，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一制度下官员是如何工作的？制度变化与官员工作之间有无关系？此制在当时整个王朝的管理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等等。研究要有先后次第，这要看研究所处的状态（这亦是一种关系思维），并不是说非此即彼。实体思维不能放弃，只是不能停留于此。第二个问题，现在肯定会有。任何一种研究思考的方式都不可能说穷尽，而且总是有走到尽头的时候。在科学史上库恩（Thomas Kuhn）讲的那些即便已经真正成为范式的研究也是如此。未来恐怕也还需要补充更多的角度来研究，这就是刚才曲柄睿讲的，限制我们的总是我们的想象力。只不过现在借助关系思维做的研究还比较少。另外在“常”里面是不是就看不到变化，其中也有变化，但往往是比较细微、缓慢的变化，属于润物细无声的变化，事件性的当然也有，只是对于前一类变化关注得不多。有/无（或无/有）之间的变化，编年史里面都会记载下来，但其间如何渐变，却往往不会记载，如同黑和白之间漫长的颜色光谱，我们需要从仅仅关注有无，转到有之后和无之前，转到两者之间的时段。以前在访谈里举过的例子，就像现在电脑、互联网的发明，包括手机、微信的出现，这些的发现（从无到有），在编年史里面肯定会有位置。而它们真正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并不是说从有那一刻开始的，而是它们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被百姓普遍购买、使用之后。这一过程中，带给我们整个生活缓慢却深刻的变化。日常统治研究就是从这里面去寻找。它不见得需要描述每一天，但是可以发挥创造性，创新书写与表述方式，将这样一个低沉而影响深远的变化揭示出来。窃以为，中国历史传统中延续性的内涵更多，过去受进化论的影响，会更多地关注变，有时变其实只是形式上的或表述层面的，换个角度看可能也还是在延续。因此，变和常的问题也需要有多角度的观察，放在关系里去思考，也很难绝对地讲。小林文治：这次振华兄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开始想我应该要讲什么，然后想到了把日本学界怎么看“日常”这一概念，还有一些日本史方面的相关资料和相关研究，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这种内容对大家也有所帮助。首先，“日常”“统治”这两个词在日语里都有的，日语里“日常”叫“にちじょう”，“统治”叫“とうち”，所以“日常统治”这个词日本人一看就百分百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作为历史概念上的“日常”，可能出现的不是特别早，应该是西方的社会史、日常史概念传到日本之后才出现的。《欧洲历史学的新潮流》的翻译出版大概就是1986年。1980年之后，日本学界逐渐关注日常这个概念，但是我感觉现在日本学界有关日常的研究可能不是特别成熟。这次侯老师写了《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这本书，我认为深入分析“日常”这一概念，将会有很多启发。因此我觉得此书必须尽快翻译介绍给日本学界，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我查了日本史文献中有关“日常”的例子。首先看六国史，就是从《日本书纪》到《日本三代实录》等官方写的历史书，其中都没有“日常”这个单词。再就是《大日本古记录》《大日本古文书》《平安遗文》《镰仓遗文》，在全文搜索系统上检索的话，还是看不到这个词。但是我发现镰仓时代的一个佛寺的文书上就有作为独立单词的“日常”，所以侯老师推测“日常”一词应该从佛教用语开始逐渐渗入到汉语之中，可能日语也有这个过程。比如永仁七年（1299）的《上総中山法华经寺文书》，上総相当于现在的千叶县，千叶县有个地名叫中山，此处的一个寺庙的文书里出现“日常”这个单词。这是目前我搜到的唯一的例子。该文书是13世纪的文书。日本史研究方面的一些情况，其实我以前也查过，日本学界的“日常”研究的例子其实很少，无论是日本史、西洋史、东洋史。目前西洋史有一些名字叫“日常史”的研究。其实日本史之中有“生活史”，有丰富的研究积累，我们可以参照永原庆二的《20世纪日本的历史学》。这本书里讨论明治、大正时期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大家也有可能听说过。他对当时日本历史学以政治为中心的趋势，并且忽视民众的情况进行批判。 同时也质疑当时以欧洲为中心的史学标准，并且反对直线性进步史观。柳田的这些态度其实跟侯老师书上讲的内容也有相似之处。柳田主张应该把目光放在“常民”，“常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挖掘口承、传说、信仰、艺能等非文字资料。现在日本史之所以有生活史、日常生活史这些研究，其起点可以说是柳田。1970年左右“生活史”这一概念有所发展。那时日本学界接受了社会史的影响，如二宮宏之、阿部谨也等欧洲史研究者，他们是法国史、德国史的研究者。还有网野善彦，他是研究日本史非常重要的人物，对日本中世史有很大的贡献。他创造了“新的社会史”，关注对农民生活的实际情况、“生业”、农业技术、冶金、民具的研究。“生业”是个日语词，相当于中文的“谋生”“生计”。这一概念关注农业之外的事情，如养蚕、采集等农间作业、狩猎、捕捞与其复合关系。后来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生业史”这一概念。以上是现在的日本史以及日常生活史的一些观点。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材料。侯老师在书上关注了尹湾汉简的《元延二年日记》，我读书的时候，在早稻田大学工藤元男研究室开始读尹湾简，那时大家关注怎么研究《元延二年日记》。那时正好在东京有一个展览，就是藤原道长的《御堂关白记》。这是藤原道长的日记，他是平安时期最重要的人物。《御堂关白记》到平安末期为止，原来总共36卷，现在近卫家阳明文库有自笔本14卷、古写本12卷。自笔本为长德四年（998）至治安元年（1021），被称为世界最古的自笔日记。我们发现其实《御堂关白记》和《元延二年日记》的写法有一些共同性，即采用具注历形式，有干支和建除。大家知道，建除在睡虎地秦简等《日书》里也有。其实这种平安时代的日记还有很多，如藤原实资《小右记》、藤原行成《権记》等。但是历史方面的相关研究不是特别多。 我想到的是此类日记可以利用日常统治史研究的一个可能性。尤其是藤原道长是平安政治史上的核心人物，《御堂关白记》里不仅有贵族的日常生活的描述，也有当时政治制度和运用的描述。如上所述，《御堂关白记》与《元延二年日记》的共同部分就是干支、建除，即历以及占卜有关的因素。这种因素日本木简里也有。现在出土的日本木简大概40多万，其中很有意思的就是《具注历木简》，2003年奈良县飞鸟藤原宫迹出土的比较新的材料，年代是持统三年（689），这个在整个日本木简中也算早的例子。一看就明白这个已经经过二次加工，所以圆的形状不是原来的状态。这里也有干支和建除，后文还有相关记载。古代日本接受中国的建除，这是文化传播上挺有意思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还是作为日常史的可能性。秦汉时期的历谱是国家颁布的，末端的官府收到这个历谱，利用它进行日常行政的运营。不止是古代中国，古代日本似乎也是如此（如：日本律令制中有个官职叫“历博士”）。我觉得经过历谱的研究来推进日常统治史，这一点也需要重视。侯旭东：谢谢文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材料，都是前所未闻的，包括刚才考察了日常在日语中的使用，还有包括回顾了整个日本对于生活史的研究。另外他提到的《御堂关白记》，以及各种日记，还有具注历在日本的日常史研究能否开展，这些其实都可以。因为历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天文历法问题，所谓“敬授民时”，历法是很重要的统治手段，对文书行政尤其重要。各种历谱，大部分是在小吏的墓葬里出土的。这些小吏可能一边拿着律令，另一边就拿着历谱与《日书》，帮助朝廷去统治民众。那么这些《日书》和小吏在日常工作中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过去关注不是很多，以往的研究一开始都要研究日书本身的逻辑是什么，理论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日书是什么”的研究，这是第一步需要做的。在此之后则需要考虑《日书》的使用，谁来使用它？它用来干什么？如此一来，就变成日常统治研究的一部分了。这其中包括历法和历谱的编制、颁行、使用和在整个文书运转过程中的作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基础性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对于理解古代国家秩序的存在，十分关键。王朝除了空间上的存在，还是个时间上的存在，就是说要能够步调一致。时间控制与管理是个非常核心的机制，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还有像占卜一类活动，从朝廷角度讲，遇到很多疑难问题时，都要靠占卜决疑，这在当时是维持天人关系、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儒生对这类活动很排斥，但我们要跳出儒生的视野。王馨振华：读侯老师的书，我有这样两个疑问：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来看一些史料所呈现出的制造者的动机。书中举了睡虎地墓主喜的例子，他的那本编年记，其实是把个人的一些生命节点跟整个国家或者王朝的发展捆绑在一起的，其动机或许是无意识的，但也是长期被塑造的结果。但阅读老师关于章学诚这一章节的时候，我感到又有这样一个疑问：章学诚特别强调从州县到府，再到天下之事，这是源于他做过很多幕僚，而当时一些地方官热衷于编纂州府县志，由于这样的机缘，章学诚的才能才在方志方面表现出来。以往一些学者认为章学诚的某些观点和当下区域史的某些理论有一定契合之处，或者像侯老师说的，他可能往前进了一步，但没有很透彻，最后还是要回到所谓的政教经典。在我看来，章学诚似乎有些言不由衷，假如他在当时能够进入四库馆，或者说进入当时的“主流学术界”，他还会有诸如此类的想法吗？甚至是否还会有《文史通义》这部书的出现？我觉得这里面是否需要考虑一个动机的问题。第二个想法就是侯老师在书中讲为什么要关注国家。刚才也有几位老师都提到了，我们的国家产生非常早，而且绵延的时间非常长。那么我们转换一下思维，建国之后进行民族识别时，还有很多民族没有进入国家的时代，或者说得更加宽泛一点，很多民族其实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成熟完整的政治体，比如说云南的很多山地民族。研究他们的历史，除了人类学的方法之外，历史学能够提供什么？侯旭东：我先说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央王朝周边，其实也不能简单地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它有可能在历史上存在过一些国家，只不过后来没有一直持续下来。比如云南地区，有过滇国、南诏等。我想说的是，这些地方的居民，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和国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斯科特（James C.Scott）的《逃避统治的艺术》里面也讲了，人类学把它们当作原始状态去研究，其实不一定合适，它和中原地区的国家之间存在各种各样密切的关系，甚至它有很多居民是从那里逃出来的。所以我想从关系的角度、从互动的角度去认识他们，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需要超越人类学把它作为孤立的实体、原始状态的传统，斯科特的这种思路，我觉得可能更有价值。传世史书则会将它们描述为蛮荒，需要警惕。过去的研究多半是依据这些文献，是史学研究，我想恰恰需要多吸收人类学的研究，来发现传世文献的书写特点与立场。 不是简单地区分史学与人类学，各取一端，而是兼收并蓄。第一个问题，关于章学诚，我也很难说清他的动机，的确如你所言，他当时在学术上比较不如意，所以产生很多愤激之词，对于当时居于主流的学者、权威都很不满，这是一方面。但是我想他强调人伦日用，恐怕不是简单的个人动机问题，应和明代以来阳明心学的发展有关系，比如泰州学派讲日用常行之类，个人的粗浅理解，章学诚对人伦日用的重视，恐怕和儒学发展有内在的关联。我想不能过于强调他的失意对其动机的影响。他提出的这些想法，还是和他本身受影响的学术传统和他自己的思考有关。关于章学诚我恐怕还有很多说的不到位。20世纪以后把章学诚推得很高，但是大部分都把他划分到某个“学”里，我看他自身的思想是有一些内在关联性的，而把他肢解到方志学、档案学等等里面，无法对他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华声在线12月21日讯(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欧阳金雨)12月19日，“新时代的湖南历史学”学术研讨会暨湖南省历史学会换届大会在湖南文理学院召开。会议回顾总结了湖南省历史学会十余年来的学术成就和贡献，民主选举了第九届湖南省历史学会理事会，省社科院刘云波研究员当选理事会会长，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钟声教授、湘潭大学宋银桂教授、省社科院王国宇研究员、吉首大学暨爱民教授等当选理事会副会长，省社科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李斌当选理事会秘书长。会议还邀请肖永明教授、钟声教授作“新时代的湖南历史学发展”专题学术报告。肖永明教授谈到中国思想史研究要着重于重要人物与哲学思想的分析，将时代背景与学术研究相融合;钟声教授表示，湖南历史学的发展要凝聚湖南史学力量，提升市区、乡村的品牌影响力，立足湖南、面向全国。【来源：华声在线】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关于全球史“起源”的三个故事全球史从哪里来？关于它的“起源”有不同的讲法。第一种讲法，大家相对熟悉，即全球史是“美国制造”的一种知识产品。在196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有三位全球史早期的奠基者：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马歇尔·霍奇森。到80年代，结束单打独斗的时代，全球史研究在美国形成了学术团体和组织，开始有专门的学会、期刊、学术丛书，在学术研究领域里获得了一个历史学分支的资格。在新一代学者中，以夏威夷大学的杰里·本特利教授的贡献最为突出。同时，全球史课程借助国家力量的推动，与全美的大学和中学的通识教育结合，成为一种普及性的知识。全球史作为通识教育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全球史教科书。第一代奠基者的教科书，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流行于上世纪60—80年代，已是昨日黄花。在新世纪，有各种各样新编教科书在分割这个巨大的图书市场。其中，有三种已经有中文译本，即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阿梅斯托《世界：一部历史》和理查德·布利特《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约翰·麦克尼尔和他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合作，为大众读者新写了一部简短的、通俗的全球史，即《人类之网》（新译名《麦克尼尔全球史》）。这类作品的定位是面向大学生和非专业读者。从90年代开始，全球史就越出了美国学术界，逐渐影响到英、德、法等欧洲各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史进一步演变成国际性的史学潮流。尽管各国学者对全球史的理解和做法各有千秋，整体而言，美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仍然是最引人瞩目的。全球史的“起源”还有第二种讲法。它不是“美国专利”，而是在二战之后，各国学者联合推动的一个历史学新方向。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启动了一项集体工程，目标是写作一部多卷本的“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人类史》计划以及其附属刊物持续了二三十年，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参与学者的权力斗争，二是民族主义在学者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三是冷战的大背景之下，东西方两大阵营分裂，学者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苏联历史学家同时编写了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就像是《人类史》计划的一个镜像。美国学者、古代史专家特纳和法国历史学家费弗尔长期争夺这项计划的主导权。作为计划之外的副产品，由后者主编了一份多语种的刊物《世界史杂志》（1954-1972年）。虽然杂志发行量很少，但是不乏重要文章，比如霍奇森的《作为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因此，在1960年代的芝加哥，威廉·麦克尼尔等三位美国学者不约而同致力于全球史的研究与写作，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重写世界史计划在各国引起不同反响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关于全球史“起源”的第三个故事，与中国有关。全球史和中国的联系应追溯到1950年代。1957年，苏联版《世界通史》主编茹科夫把霍奇森在《世界史杂志》发表的论文译成俄文并加以评论，认为它代表着资产阶级学者反思世界史研究的新动向。这一信息转译到中国。1961年，周谷城先生有两篇文章谈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其背景很可能与霍奇森文章的中译有关，二者的逻辑是一致的。周先生的观点当时遭到了批判。第二次接触发生在1980年代。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教科书传入中国，引起很多学者的重视。如周谷城先生就在他的自述中提到，由美国女教授将其世界史观念介绍给斯塔夫里阿诺斯，后者还回赠了新作《全球分裂》。同一时期，北师大刘家和教授赴美国进行访问研究，与新一代的全球史学者杰里·本特利有交流，并且担任新创刊的《世界史杂志》编委。此时的中美学者大概都没有想到，全球史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会成为一个新的史学领域，进而风靡世界。第三次相遇在2000年，此时全球史和中国学者的缘分更为紧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召开，参会的中国学者在关于会议内容的综述报道中对会议的主题“全球史”给予了关注。稍后，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和夏威夷大学杰里·本特利教授在学术理念上达成共识，在后者的多方面支持下，2004年，首师大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全球史研究机构。随后，通过教学、译介、创办刊物等活动，推动了全球史在中国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史研究之中。关于全球史研究的现状全球史的出现，对历史学带来了什么？从结果来看，直接影响是造成了一个新的史学分支领域，即作为专门史的全球史，类似于环境史，间接影响是造成了历史学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的风气转移，即所谓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作为一种史学专门研究，全球史的对象范围如何界定？对此要做一个界限清晰的划分是很困难。全球史的具体研究实践在不断变化。可以参考：帕特里克·曼宁编写的《世界史导航》，这是写给初级研究者的一个指南手册；还有一本简明而不简单的导论，德国学者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适合从事研究的高阶读者；如果想用更短的时间了解全球史学者在研究哪些问题，可以参考刘新成老师的文章《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其中概括了十种主题，包括跨文化交流，地方史的全球化，还有生态环境问题等等。可以笼统地说，2000年以前，全球史主要是一个美国现象，之后就成了一个世界现象。全球史的国际化有两种表现。其一是横向联合的各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美国的世界史学会，有意将年度会议隔一次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国家举办，以扩大其世界性影响。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都相继成立了跨国的全球史学者交流网络。2014年，在德国莱比锡的全球史会议上，产生了一个融合所有同类组织的世界性的全球史联合会。表现之二，是全球史的实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性。怎么做全球史，各国学者受各自学术传统的影响，理解各不相同。英语世界是主流，绝大多数经典著作是以英文发表的，此外，全球史教学在英语世界普遍进入了高校体制。相比而言，德语国家和法国在全球史教学的体制化方面表现稍弱。如果从1990年代算起，各国学者相继投身于具有世界性维度的历史问题的研究，至今已有三十年。有几部欧美学者集体写作的综合性的著作，反映了这一知识领域的学术积淀。首先是，由杰里·本特利担任丛书主编的《剑桥世界史》，集合了200多位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其次，德国和美国的学者合作撰写了《哈佛-贝克世界史》，同时以德文和英文出版。此外，德国学者还有一部《曼德尔鲍姆世界史》。关于全球史的定位全球史研究可以分成狭义和广义的两种来理解。关注全人类的集体命运，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关怀。狭义全球史，从预设的历史研究目标看，与18世纪流行的普世史有同样的追求，即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这一脉络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汉代的司马迁。自19世纪以来，狭义的全球史经受了两次重大的打击。在兰克之后，学者对于历史学的基本操作观念发生了改变，尤其强调基于档案的经验研究和文献的严格考订。这一方向与强调从某种哲学观念来解释历史的普世史是背道而驰的。二是19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启蒙以来直线进步的世界历史观念遭到了怀疑和批判，进一步打击了学者从事普世史写作的信心。英国著名的帝国史专家克里斯托弗·贝利曾经说，“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世界史家”。这一说法，背后隐含的观念是，我们今天对于历史学的理解，或多或少都是从一种新的认识出发的，亦即所有的历史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部世界史。全球史的流行，不仅是让历史学者重拾书写普世史、世界史的信心，而且是导致那些专门从事某一国别史研究的学者意识到，如果不重视跨国、跨文化的要素，自己描绘的历史图景是不完善的。因此，所谓广义的全球史，就是除了那些专门的“全球史家”之外，一般的历史学者有意识地打破原有的框架思维，打通关联区域，探讨长时段、跨文化、跨区域的历史现象。就史学实践的表现来看，不仅仅是海路大通以后的近代世界，研究中世纪史、古代史的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全球视野下的某某问题”。由此导致的重要收获，是一些区域性世界作为一个历史单元，变成了历史学家思考的新的概念，比如大西洋世界、印度洋世界、中央欧亚等等。这一趋势将会继续发展，越来越深刻地改变历史书写的面貌。在观念层面，广义的全球史，可以理解为一种从整体思维出发、强调联系与比较的史学方法，或者叫取径。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者不同程度上采取的史学研究的取径，可以简化为四种。一是兰克式的史学，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基于档案等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关注政治文化重大事件。二是布罗代尔式的史学，注重社会经济层面，企图给出结构化的历史解释。三是新文化史，强调解析人类文化的复杂层次和各种表象。四是全球史。不同研究取径，从理念和关注点来看，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并不是前后替代的关系，可以兼容，可以转化。同一位学者可能在不同的学术阶段采用不同的取径。同一个历史现象或进程，从地方、国家、区域、世界不同维度来做研究都是有可能的。在观念层面，全球史作为一种方法，是为已有的历史学研究工具库增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全球史这一潮流的出现，有比较久远的学术渊源，放宽视野来观察，才能够更适当地理解它的特性。就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全球史研究而言，相比国外的快速、多元的发展，国内已经在起步。微观故事、宏观结构、通史书写，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就广义的“全球转向”来说，这种从整体思维来研究历史的趋向，很可能会继续向前发展，进一步改变历史学的未来的面貌。（本文整理自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岳秀坤副教授的线上讲座“历史学的‘全球转向’”。该讲座系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西方史学史系列讲座”第15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教授主持。岳秀坤副教授现任职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全球史及史学理论研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光明青年论坛】编者按西方史学自古希腊发端迄至今日，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到了近现代，新史学思潮萌芽并成长壮大，使西方史学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那么，什么是传统史学？什么是新史学？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对于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对于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学者来说，怎样看待国际史坛涌现出的这种新潮流、新变化、新趋向？围绕这些问题，几位青年学者进行了在线讨论，并请专家给予点评。本版今日刊出，以飨读者。与谈人：陆启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吕和应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张 弛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持人：李子建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博士生1.“传统史学”与“新史学”是相对概念主持人：西方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史学与新史学。请各位老师首先谈谈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吕和应：“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并非泾渭分明的史学范式。在范式更迭频繁的时代，号称“新史学”的范式有可能在短期内就被后起的范式定性为“传统史学”，即某种程度上有些落伍的史学。除了这种主观上强调“新史学”优于“传统史学”的观点之外，客观上，西方史学从18世纪末到21世纪，在史学观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确经历了一次次变革，所以将前后两种具有不同特征的史学范式划分为“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亦非全然不妥。例如，在德国史学界，史家们很少以“新史学”概念来标明新的史学范式，不过威廉·吉泽布雷希特还是在1859年明确使用了“传统与现代史学”这样的区分：在他看来，前者是以18世纪哥廷根史学为代表的旧史学，而后者则对应于19世纪初尼布尔和兰克所开创的“德国现代史学”。作为兰克的弟子，吉泽布雷希特此番区分难逃抬高以兰克为首的新史学派而贬低哥廷根史学派的嫌疑。尽管有学者强调尼布尔和兰克与启蒙史学之间的微妙联系，但德国现代史学乃至整个西方现代史学始于尼布尔和兰克却是不争的事实。张弛：确实，我们不能过于高估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替代关系。例如，伯克把年鉴学派的诞生看成是一场史学革命，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着不足，因为把它称作史学革命，就太强调与之前的对立，而看不到联系。年鉴学派在19世纪末法国有关史学方法的论战中萌芽。当时，正统的史学方法过于关注局部，缺乏整体性。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不过，也应当注意，新史学其实继承了19世纪史学传统的某些特质。对于当时的历史学家来说，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尝试理解政治局势中反复出现的动荡，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孤立地分析这些问题，而是把政治放在社会、制度以及文明的演进中加以考察。法国史家米什莱在1869年出版的《法国史》中说，他要把法国史放在自然和地理环境中去研究，从“充满活力的统一体”中去研究。不难发现，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也正是持这样的观点和看法。实际上，这种视角也不是19世纪独有的。孟德斯鸠在分析《法的精神》的时候，就已经阐述了类似的看法。所谓“法的精神”，就是法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考察法就应当采取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的角度，即在分析问题时更注重结构和关系。在法国，新史学在很多方面均延续了之前时代的史学特质。陆启宏：所以说，西方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可以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根据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和周兵教授的观点，西方史学自19世纪末以来大致经历过三次转折：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及20世纪70年代，主要表现在历史学观念的转变、研究内容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历史学家不满于兰克学派的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反思。在史学观念方面，克罗齐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相对主义反思了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同时，德国的兰普勒希特、法国的贝尔和美国的鲁滨逊倡导在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更新传统史学。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史学出现了新的转折。在研究的主题内容方面，“新史学”关注普通民众，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打破了“传统史学”只关注精英人物和政治史的传统；在研究方法上，则吸收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新技术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1979年，英国史家劳伦·斯通宣告“叙事史的复兴”，促使西方史学发生新的转折，新文化史是代表。与传统的文化史相比，新文化史是“从文化的社会史转向社会的文化史”，即伯克所解释的“过去经常被认为是客观的东西——硬性的社会现实，如性别、阶级或共同体——现在都被认为是文化‘建构’”。2.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实践与方法主持人：正如上述各位老师所言，史学的“新”“旧”只是相对的概念，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指向。不过，我想补充一点的是，我国学者普遍接受或者就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而言，“传统史学”是指发端于西方、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史学，“新史学”则主要是指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起来的史学新领域和新方法。在廓清了二者的概念之后，各位老师能否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介绍一下新史学在西方史学界的研究实践中是如何展开的？张弛：以我较为熟悉的法国大革命研究为例。法国大革命研究的范式转型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中叶。在此之前，经典范式是把革命看成是一场资产阶级主导的戏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兴起，主要参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没落保守的封建贵族。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通过分析革命前社会阶层的变化、革命参与者的身份以及贵族状况，发现革命前的有产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激进，革命前的贵族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没落保守。把这两部分综合起来，发现有产者和贵族的区别好像并不大，换个角度来说，并不存在导致革命的社会原因。那么如何解释革命？于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从文化中寻找原因，从而引起解释范式的进一步改变。文化解释逐渐取代了社会解释。学者们分析了革命前的阅读、书籍、沙龙、公共舆论等各种文化现象，他们甚至进一步分析言辞、观念，对陈情书进行“序列史”分析。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政治文化的概念。要说在解释革命起源这个问题上，新的范式是否更有说服力？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新的范式注意到了一些新材料，也借鉴了新的方法。陆启宏：范式转换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关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的研究中也有体现。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材料，主要是使用审讯档案等材料。比起猎巫者的宣传册、猎巫手册等传统史料，法庭的审讯材料有着明显优势，因为审讯材料更客观地记录了巫术审判的一些情况，如审判的地点、受审者的情况、案件的大致情况、审讯记录、审判的裁决、没收财产的清单等。二是研究方法，即使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等。值得一提的是，“巫术”这一研究主题本身就是“新史学”的产物，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传统上被视为无意义的、不相关的或至多是不重要的奇闻轶事的行为和信仰（如魔法和迷信）被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经验加以分析”。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巫术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历史学家倾向于进行地方性研究和个案研究；另一方面，历史学家通过运用跨学科方法将巫术放在近代早期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例如气候变化、宗教背景、乡村冲突、国家建构、父权制等。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巫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认为，“关注的对象应该是语言本身，而不是语言与语言之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为了理解过去的巫术信仰，我们需要从语言开始。我并不是仅仅指表达它们的术语，它们所假设的意义体系，还有语言如何使信仰获得认可的问题”。吕和应：我想举一个关于新史学与跨学科研究的例子，即关于犹太大屠杀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历史学家，还包括事件亲历者、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于是我们可以读到历史学家撰写的严肃历史著作，在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的回忆录，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以及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关于纳粹历史的深刻反思，还有大量关于犹太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与历史学家在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具有绝对权威性不同，他们在犹太大屠杀研究领域并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因为那些幸存者的回忆录在某种意义上（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所谓的“零度写作”层次上）也具有重要的“话语权”。这样一项综合研究迫使历史学家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成果和资料被运用到关于大屠杀的研究之中，也使得这一研究更为丰富且立体。3.怎样看待西方新史学主持人：近年来，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对我国国内史学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国内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世界史学者对西方新史学范式的接受和掌握情况如何？是否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尝试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实践与方法呢？陆启宏：西方新史学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以及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杨念群、黄兴涛和毛丹主编，2003年）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新史学的接受和实践。在新史学的各种流派中，对中国史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新文化史，张仲民教授的《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2013年）一文专门介绍了中国大陆新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世界史学界早期以译介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著作为主，不过近十年来，也开始尝试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记忆史为例，近两年发表的文章有孟钟捷的《从“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谈二战记忆的真实性问题》、黄艳红的《记忆建构与民族主义：近代塞尔维亚历史中的科索沃传奇》以及张倩红的《历史记忆与当代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构建》等。张弛：在我国世界史学界，法国史研究的新史学转向开始较早，这与张芝联先生的引介之功分不开。不过，从材料出发考察具体的问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心态史为例，张芝联在《法国年鉴学派简介》（1978年）一文中就开始引入心态史。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心态史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再比如书籍史，国内翻译了不少书籍史作品，但是经验研究也不多。还有一些新史学问题如戏剧、教育，国内有学者已经有所关注，但研究力量较为分散。另有一些领域的研究相对集中，如性别史。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者就有人研究女性史，尤其是大革命时期的性别问题，这或许同法国大革命颁布过《妇女权利宣言》有关。除此之外，与社会文化史相关的还有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的研究，包括法国革命节日、1789-1794年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等，也都是比较新颖的问题。当然，我关心的领域很有限，所以判断不一定全面。吕和应：这种情况在史学理论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以概念史为例，如今国内的概念史研究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许多领域、时段的历史都可以用概念史或者近似方法进行梳理和探究。其中显示出如下一些特点：首先，概念史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中国史方面，尤其集中在晚清和民初的时段。因为这一时段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外来思潮遭遇、碰撞和融合的情况最为突出，有利于探究概念的流动、传播与接受。而在世界史研究中，概念史的相关讨论更多处在理论引介阶段。尽管像科泽勒克等人的作品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关于概念史的源流及其核心概念（经验空间、期待视域）的分析仍存在难解与误读的地方，其与别的思想流派的关系——比如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英美分析历史哲学以及德国社会史学派——有待廓清的地方还有许多。其次，如何看待和评价概念史的讨论尚显不够。概念史本身具有怎样的认识论前提与其发展息息相关，如果不能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与掌握，很难有效地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利用好概念史这一研究工具。而这需要相关研究者对其起源、发展和因应问题的背景有进一步的挖掘，同时也要求学者具备一定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知识储备。如果不能达到上述方面的要求，那么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推行新方法、新范式都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难免会有削足适履和生搬硬套之患，更无法与现实情况有机结合。主持人：正如刚才各位老师所谈到的，性别史、概念史等新史学研究在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正处于探索阶段，不过其蓬勃发展的趋势却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在从事世界史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应对这种新潮流、新变化、新趋向呢？吕和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西方新史学潮流与趋向对于我们开阔世界史研究的眼界、提升自身的认知水平带来了有益启迪，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对这些思潮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甄别，杜绝生搬硬套和全盘照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结合史实与语境对新史学理论进行探究与考察，客观公正地看待各类西方新史学观点的优劣，吸收其中的有益成果，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张弛：在中国未来世界史学科发展过程中，如何把握西方最新理论与思潮仍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应结合中国自身国情与现实需要，取法西方史学的长处，避免被牵着鼻子走，沦为亦步亦趋的模仿，甚至过度吹捧业已脱离时代的观念与理论，亦即在“原创性、时代性”上积极发力。此外，在运用新史学理论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把握其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了解传统史学的一些基本情况。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知道既往的研究，就不知道怎么提问题，不知道如何分析问题，更不知道如何解释材料。如果你把法国无套裤汉误认为社会底层，怎么可能做好关于他们的文化史研究呢？如果你不知道国民公会斗争的焦点是什么，那么分析节庆很有可能只是浮在历史表面的。套用邓广铭先生的说法，世界史研究也有四把钥匙：年代、地理、制度、目录。史学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单纯创新，创新的前提是解决问题。而没有积累大量的、集中的材料，研究也很难站得住脚，更谈不上创新。陆启宏：近年来，我们在谈到新史学造成的弊端时，最为史家们所诟病的一点就是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尤其在微观史学领域。还有跨学科问题，在学科日益分化的今天，采用跨学科方法对于历史工作者而言任重道远，它要求历史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汇合中实现突破和进步，这对培养和训练未来的历史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认真搜集和整理史料，扎实打好史学基本功，注重了解国际史学前沿的基础上，努力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话语体系。主持人：各位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为我们介绍了西方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概念，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实践以及怎样看待西方新史学，让我们这些青年后辈对二者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令人受益匪浅。再次感谢各位老师！专家点评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史学“新”“旧”问题的出现，首先是学科内在逻辑演化的结果，人类关于过去知识的丰富与提升，对历史学家的才、学、识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史学也亟待开放边界，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完成自身形态的更新。同时，史学的“新”“旧”嬗变也是时代的需要和产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一代人亦有一代人的史学。因而，史学需要顺势而为，因势而动，对过去的事件作出新的解释，对现实的问题作出新的解答。唯如此，史学方可展现其历久弥新的活力和魅力。就中国史学而言，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新”“旧”议题始终与“中”“西”问题交织在一起。梁启超所谓之“新史学”，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将中国传统史学纳入现代史学的“公理”“公例”中，实现民族自立与国家自强。及至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新史学”即从一味取法西方，转到对传统史学的重新理解和创造性转化上。西方史学作为一个重要参照，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的社会史、文化史、全球史等接踵而至，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冲击和影响。相应地，中国史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取长补短，迎接挑战，力图达成自身的完善。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也在中西交互频仍的境况下日渐增强，建构一种立足中国、兼容并蓄的史学新样态，成为这一代学者更为急迫的任务。长期以来，中国的世界史学者以研究外国历史和史学经验为己任，成为沟通中西史学的有效桥梁。他们既能够从中国看西方，也可以从西方观中国，因而兼具主位客位的双重视角，也更能体验到中西、新旧之间的张力与碰撞。中国世界史学者所处的这一特殊位置，使之更具理论与实践上的自省精神，从而在推进中国史学从传统到当下的赓续，从本土到全球的跨越中，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从历史上看，中国史学向来有着博采众长、美人之美的内涵与气度。正如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并非替代关系，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间也理应形成一种良好的互补关系。相信中国的历史学家能够以新旧为经，中西为纬，织出中国史学更加绚丽的画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艳红：几位青年学人从各自的研究实际出发，分享了他们对西方史学中传统史学与新史学这对概念的理解，分析了西方新史学在国际国内学界的呈现形态及其运用。他们一致认为，不应将传统史学和新史学作截然的两分，或在二者之间划定一道明确的时间界线。在史学这场运动中，新旧关系就像历史进程本身一样，即便是在言说新问题、使用新方法，也都是基于对旧问题的反思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当下的新史学，也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是从传统史学或旧学中演化而来的。我们不仅要从历史学科的内在发展脉络来理解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还应关注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乃至某些国际性思潮和趋势的影响，把新史学视为对学科内外挑战的应答。在这方面，1900年前后德法两国的历史学方法论之争，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语言学的影响，以及当下的全球史和跨国史潮流，尤其具有代表性。正如三位青年学人指出的，西方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二战后人文社科的理论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他们的观察或许已经切中另一个层次的问题：现代史学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创新和突破的进程。这让人想起科泽勒克讨论过的一个问题：现代（Neuzeit）何以是新（neu）的？因为现代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不断发现和追求新事物。因此，传统史学和新史学这对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可以立足中国的经验反观西方。在中国史学史上，明确提出“新史学”概念的人可以追溯到梁启超。可以思考的是，西方各国有没有类似于梁启超那样明确提出“新史学”的人呢？有法国学者认为，西方史学作为一门学术工作，在1100年左右的修道院中就已经诞生了；也有人指出，17世纪本笃会的文献学家们已经奠定了现代史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手段。但很少有人说那两个时代的史学是“新史学”。“新史学”概念开启了一个有意识的创新时代，这个时代延续至今。对于西方史学，是否可以辨识出类似的“新史学”的创生时刻呢？这样的设问更像是话语或概念史的探讨，与新史学的内容没有直接联系，但它对理解现代史学的发展不无裨益，也契合今日新史学的旨趣。

受访人：徐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中共党史领域深耕多年，在《中共党史研究》等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近年，徐进老师格外关注论文的构思与创作以及相应的教学工作。本期学人scholar邀请徐进老师就写作教学、新革命史等领域展开采访。访谈人：孙绪谦，下文简称“学人”。一、论文教学最好是一对一的学人：我们注意到，国内外不少科研机构或创立、或自发形成很多研究共同体以促进科学研究，如近代史领域，京都大学著名的共同研究班。而您倡导线上以解读材料为主题的工作坊，请问您认为这种工作坊特点是什么，有何优势呢？徐进：在我看来，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班当然很好。他们基本上是参与者看了材料以后，然后出一个大纲，拟出一个论文的概要来讨论，然后别人再对这个做评论。这种共同研究班基本上是讨论论文半成品，相对于国内流行的学术会议讨论论文初稿，我觉得更有效。不过共同研究班并没有阅读和分析史料的内容，我目前开设的训练班与工作坊尝试做解读材料开始。这一模式的档案或者材料讨论班，与上海交通大学当代史档案讨论班相似。但后者主要讨论数字史料为主的经济史但不限于经济史。我开设的讨论班阅读的材料大多数是常见材料，内容则包括经济史、政治史乃至新闻史等等。两者都是通过领读和讨论档案与材料，然后从这些档案与材料引发出问题，逐渐形成一个论文的主题，然后再去查找材料和档案，最终确定一篇论文的主题。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班网络页面这类史料解读班希望加强目前现代史学界比较欠缺的史料解读问题，所以我希望借此来弥补这一薄弱环节。个人认为，我的强项亦在史料解读上，故需要我个人起到带头乃至核心的作用。因为一个好的档案工作坊或一个解读班，必须要有一个灵魂人物或者核心人物。比如曹树基老师就是上海交大档案班的核心人物。不过他也需要其他人的配合和补充。曹老师强项是对进行一些数据、逻辑进行深入分析，他还能对一些历史细节考证；我对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的学术史和政治史更了解，从宏观的角度加以补充与相互激发。因此这一档案班的运作十分成功，也是我个人至今仍很怀念的时光，我本人从曹老师那里学习到了很多分析问题的方法，乃至论文格式和写作的一些要点。学人：就广义意义上的写作教学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偏激的观点就直接认为写作是不可教的。受西方学术规范以及写作训练影响，近年来，出了不少论文写作方面的畅销书，如李连江《不发表就出局》，刘军强的《写作是门手艺》。近期，您也一直在做论文教学方面的工作，为什么您认为论文是可教的？徐进：目前国内外很多大学不教授论文写作，学生主要靠自己摸索，是一种自主式学习。这种学习方式的好处：如果你真的适合做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脱颖而出。我们常说“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就是说靠他自己会体悟，模仿。但是另一方面，不是每个人都有天赋，很多人需要一个学术训练的过程。这一训练可以让他了解论文的一般流程或方法。我自己求学与教课时，曾有一些历史研究与写作课程的经验。比如我参加工作后，曾经参与过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周锡瑞老师的史料解读与写作课程。周老师的这一课程在美国也是独一无二，他们会组织学生从读材料到写作一步步进行，乃至经常进行篝火晚会同时讨论论文。我自己比较同意这一方式，故我自己也主张论文教学最好是一对一、手把手地教，学生第一篇论文最好由导师直接指导完成。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可教给学生如何阅读文献、如何提问题、如何构建论文、如何论证、如何写作、如何写结论。但是现在论文教学规模扩大了，从一对一转变为一对三、一对五。如何从一个个体式教学转变为一个规模式教学，还需要慢慢探索。学人：您的经历还算是同龄学者中比较丰富的，接触的学生也算是比较多，能否请您概括一下：就您接触的本硕博不同层次的学生，论文写作都有何特点，或者又有何通病？徐进：我自己在人民大学指导本科学生写作，通过这种一对一式教学，有的学生就可以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中共党史研究》发表论文，有的本科论文经过修改之后，研究生时期可以在《近代史研究》发表。整体来看，我觉得比较好的学校本科生通过我的指导，我觉得能达到一个较好层次，当然这是比较好的本科生论文。之后我到华东师大主要从事研究，没有这种一对一式指导。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的问题意识比较强，让学生按照我的问题来做。当然这里面的问题是学生是一个执行者。虽然经过这样的训练他们的研究进步很快。但是如果他们独立做研究，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短板就会暴露。我后来看到许多论文，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好的非常好，差的非常差，只能堆材料没有论点，不知道引言怎么写。好的当然能达到这样一个接近发表的层次。那我们再高的要求就是史料的解读能力，目前这方面好的论文很少见。二、没有逻辑、只有感受不是历史学的思维学人：他山之石的社科方法大量引入史学研究中，大有反客为主之态势，而近些年来又有“情感史”“心灵史”的兴起，可以算是历史研究社科化的反动，而您的课程中也有专门的理论讲授。但是历史论文终究和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论文有所不同，有其自身的脉络，能否请您谈谈对这种“过度理论化”的现象的看法，史学论文又该如何在吸收借鉴与保持自身特色之间保持平衡呢？徐进：其实八十年代历史学界就引入了各类社科理论化。近现代史领域之前也有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学好会培养出很强的分析能力，但是如果你教条化，它就成为了一个死板的套路。我本人刚开始从事研究时也是学习过一些理论。我刚开始发表论文更是受一些视角影响。毋庸置疑，理论视角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现在理论读得太多的一个弊病，就是我们史料解读最基本的能力，比如说考据能力、解读能力在近现代史学生中基本上丧失殆尽。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学生较少接受到这样的训练。另外一点就是如何保持史学自身的方法，即史料解读、考据的能力。在这方面，我觉得日本学者读史料很细，他们很自觉地对社科化有一种警惕。他们讲我们要守护我们传统，比如说石川祯浩、村田雄二郎等等这些中生代的学者就很自觉地守护这样一种传统。学人：史学论文最重要的还是史料的解读与诠释，不同的学者有各自不同的史料解读方法，如曹树基老师提倡一群人围坐一起，一句一句地解读原始档案；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史料解读特别强调历史的建构和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历史的变与常也是史料解读的关注点。请问您认为该如何解读史料，又有什么好的训练方法吗？徐进：我觉得无论是自己一句一句地读档案，还是众人一起读档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培养学生的逻辑能力。我认为现在史学界中很多人有向文艺青年转化的取向——没有逻辑能力。其实我觉得史料解读的基本能力是逻辑能力，除此之外思维发散能力也很重要。具体来说，逻辑能力是论证必不可少的，比如归纳、演绎和溯因法等等。没有逻辑，就只有感受，那不是史学的思维。而发散能力，就是要在已知的关联和知识外进行未知的发散和探索。其中史料解读比较关键的就是把史料的信息和你已有的背景或其他已有的史料或者隐含的信息如何关联起来，形成一个观点，并提出问题。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需要我们训练的。训练方法首先我觉得还是要向学生展示这样一种如何关联的能力，让学生逐渐地去模仿和领悟。三、新革命史的“新”与“变”学人：中共的政党组织特性，使得中共党史或者“革命史”领域复杂多变，也是这个原因吸引了不少学者研究，甚至吸引如应星老师这样的社会学者加入研究，您为何选择中共党史为志业，中共党史的复杂性中哪一点最吸引您？徐进：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从小就看比如彭德怀这样一种党的领导者、军事领导者传记长大的，不知不觉就在我们心底埋下了兴趣的种子。我自己选择中共党史还是一个比较偶然的因素。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还是自己读史料、找题目，基本上还是一个自己摸索的过程。在河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大概是在2002、2003年去档案馆查档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部河北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那时候我已经看过王奇生老师用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写了一篇发在《近代史研究》的论文——《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当时我基本上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再做了一些改变，写了一篇硕士论文。后来又是很偶然的因素，去华东师范大学读杨奎松老师的博士，他当时做党史，我自己自然而然地选了党史的题目。反过来说，我自己的研究不一定全部以党史研究为中心，比如说会看一些民国史、晚清史、古代史，我对这些有比较广泛的兴趣。在上曹树基老师课时，曹老师就发现我提的一些问题是近现代史的学生不会提的，可能还是我对古代史有一些涉猎的缘故。虽然我研究党史，但是我还是想从一个长时段的视域汲取一些灵感。曹树基学人：正如上一个问题所言，近年来，不少其他学科的学者介入中共党史的研究，有的本身是民国史研究的学者，也有刚才提到的应星老师这样的社会学者，还有传播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中共党史的研究，您认为会对中共党史研究带来哪些新意，或者对传统研究又在哪些方面构成了挑战呢？徐进：王奇生、黄道炫老师做民国史，后来做中共党史，一个明显的特点就在于他研究国民党史之后，他就会明白中共的对手是怎样的。我们说历史要看双面的，一个要看共产党自身，一个要看国民党，双方都看得清，这样成为一种互动式的研究。不是光看共产党一方面。就像我们做当代史那样，如果一上来就只看1949年以后的，对20、30年代完全不了解，那是不合理的。曹树基老师是从明清史过来的，我认为曹老师他比较擅长提出一个新的解释，然后他也有一个很强的考据能力，材料解读比较好。我认为现在不只是党史研究，整个近现代史研究史料解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面的。当然还有应星老师这样来自其他学科的学者，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是用的一种历史学的方法，当然他也会从社会学角度，比如社会史角度、社会的分层、地缘、血缘等方面，但我们近现代史从八十年代以来也受这样的影响。学人：新革命史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贯通的视角，近年来也有强调大革命史的观点，包括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内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而您也有一些关于建国初期的研究，您认为有哪些比较好的切入点能够比较好地做贯通工作？徐进：我现在看共产党的革命经验也是从比较长时段的时间看，比如从国共两党来看的话，关于对待俘虏的问题，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后方已经不可再征兵了，因为征兵太多。毛泽东他们就强调就地补充，要把国民党的士兵直接转化成兵源。所以我们看共产党从1927年开始就一直做俘虏兵的工作，我们可以从贯通的视角看。那么从国民党的视角来看，他就说不能用俘虏兵，要把他们解散，否则还要派一队人负责监视这些俘虏，没办法打仗了。还有徐永昌也讲，打中原大战的时候，一支投降的部队，就得派兵监视他们。所以共产党能将俘虏兵转化为自己的兵源，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我们觉得这些问题就需要通过贯通和长时期的角度来看。那么以同样的眼光来看的话，“五四”运动陈独秀他们已经在做宣传了，从晚清到民国都在做宣传，之后传入了共产国际阶级式的宣传，那么陈独秀他们是如何舍弃一些，保留一些，到底是苏联的那种方式还是其他方式形成了后来我们共产党这样一个强大的宣传能力，这都需要我们用贯通的视角来看。2019年9月7日北京古董市場，一些關於毛澤東書籍和紀念品的攤販。攝：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学人：“新革命史”的概念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陈红民教授专门质疑过，研究对象没变，单就新方法的使用而言，能否就可以成为“新革命史”呢？而新革命史最早的概括者李金铮教授用了一个比喻“山还是那座山，风景依旧，但美丽的风景需要发现，我们要有发现风景和欣赏风景的眼睛”来表示新革命史的“新”，您认为新革命史“新”在哪里呢？徐进：“新革命史”，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相对于传统的党史，杨奎松老师可能就是把那种政治宣传式的研究变成一个学术式的研究，他的研究主要以考订事实的为主的研究，比较强调对事实的梳理。与杨老师不同，国外研究则是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比如地缘、血缘、仪式等这样的研究，也是一种新革命史。近年来“新革命史”有不同的意涵：一类是有别于杨老师考订事实的研究，希望在求真的基础上，强调要解释。而强调解释就会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两者并不对立，我自己的想法是要兼顾这两种研究的优点。曹老师也有“新党史”一说，比如要用考据的办法，用数据、统计等等科学的方法。那么我自己认为的“新革命史”，不排斥上述的研究方法，因为我也在做这样的尝试，但杨老师、曹老师他们史料解读的能力，目前学界在这方面仍有欠缺。我希望能在这方面加强，不只是党史，也是整个近现代史的研究。我自己也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学人：最后提一个问题，今年我们隆重庆祝建党百年，全社会也形成了学习党史的高潮。站在建党百年之际的历史新起点上，您对未来党史研究有何展望吗？徐进：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了，引发了我的一个想法。古代有汉学宋学对立，汉学就是考据，首先你要明白那个字的意思。宋学则是告诉大家要有一个诠释。我早年长期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好处就是可以用一个贯通的视角看近代史。我的上一代学者杨奎松老师从民国一直做到当代，黄道炫老师也是从苏区研究做到抗战，都是较长时段的研究。我们这一代学子则是走较正规学术训练，但不好的地方反而做的越来越小，硕士论文题目往往不大，博士论文往往也是一个很窄的研究。我想我们未来的研究能不能贯通性强一点，时段长一点。要解释一个大的问题，比如共产党长期的革命经验它到底在哪里。这是我对党史研究的一个希望，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期望。徐进老师公众号“史学研习营”

2019年，国家图书馆制造了一个新闻。它宣布将收藏2000亿条公开发表的微博。典藏乃是图书馆的分内之事，但国家图书馆将微博内容进行收藏，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微博是数字化时代“用户生产内容”的典型代表，是天然具有“数字”血统的信息；它也很容易被贴上大数据的标签，让我们对海量信息有了更直观的认知。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涵。首先，典藏微博数据意味着，史料的范畴得到了扩充。今天发的微博，明天可能就成了史料。2000亿条微博涵盖了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史的方方面面，它们还都是开放获取的。史学家梦寐以求的“史料自由”似乎即刻兑现了。其次，史料自由固然是一件好事，但随之而来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研究者如何利用2000亿条微博展开严肃的学术研究呢？2000亿是一个天文数字，使用传统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检索、梳理显然力不从心。国家图书馆的事件让我们对数字化生存的状态有了更直观的感悟，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如何培育面向未来的史学人才，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作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笔者曾在2016年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开设“数字史学”为主题的课程，具有一定的探索性。2018年，笔者在《图书馆论坛》刊发了一篇回顾性文章，阐明了这门特色课程的内容设计、教学理念，也特别反思了在教学过程中遭遇的问题。跟四年前笔者还要吆喝“数字史学”的必要性不同，2020年作为不平凡的一年，已经让更多学院派的专家更容易体会技术便捷的价值。彼时，笔者在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还要特意强调数字史学的工具性，以至于课程名当中“数字工具”这个关键词略显突兀；此时，如果没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如果没有各种便宜又好用的工具，2020年的大学课堂教学活动可能将被迫中止。2020年上半年，德国的疫情发展也深刻冲击了高校正常的教学活动，知名学术出版社德古意特（De Gruyter）旗下的开放获取“公众史学周刊”（Public History Weekly）借机刊发了若干反思文章，讨论数字化时代的教学与研究。其中有学者讨论了“在场”（Prsenz）的真正含义，并特别指出：即便在疫情完全结束后，让大学教学活动简单地恢复到以前的常态可能并不可取。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上个世纪末预言的“数字化生存”的未来已经到来，受到影响的不单纯是我们的生活，也有我们的研究工作，当然也包括我们人才培养的理念。我非常认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前主席麦克尼尔在2020年初年会上的主题发言。麦克尼尔认为，对历史研究而言，（传统）文献为王的时代已经度过了其巅峰期，新时代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史料和研究方法。他用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明了技术进步给史学研究带来的可能性。科学家在俄国大文豪契诃夫手稿的明信片中，检测到了微量的肺结核细菌，从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契诃夫罹患肺结核的事实。我们由此感叹，从一颗尘埃里，历史学者也可以窥探精彩的世界，但如果没有技术工具的武装，我们可能会错过无限可能。身处这样一个已经被数字化深刻改变的时代，“数字化生存”的进度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作为前数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历史学者，要在大学的专业课堂培养面向未来的史学人才，首要的任务就是让我们自己主动接受数字史学的洗礼，然后才能在教学活动中不愧对师者的尊号。2020年及之后，大学历史课堂中的“数字史学”教学，尽管还存在四年前一样的困难，但也有了趋向良好的改变。比如，合适的师资依然匮乏，但很多师友已经在主动探索了。2018年以来，数字史学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友好，有更多历史专业的学者开始关注“数字史学”，甚至开始身体力行。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在内的部分高校，纷纷加入到探索的行列，开始尝试在传统历史学专业课堂之中，融入数字史学的内容。关于数字史学的基本理念，方法等，在这些具有创新性的专业课堂，已经得到了讨论。笔者认为，要真正兑现面向未来的史学人才培养，需要明确数字史学教学两个层面的培养目标。数字史学之“术”不同于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念，展现数字化优势的工具，都可被纳入数字史学之术的范畴。笔者在2018年的文章，以及很多学术会议的场合，都介绍过数字史学的核心方法。我想在这里重点介绍如何去讲授这些方法，以及数字史学方法在理论层面的含义。数字史学的发展要求史学家在象牙塔的书斋之外，也要关注现实生活。所以，我们在数字史学的课堂上，要刻意地用实际的生活经验来让学生理解高精尖的技术知识。比如，在我们讲授“众包”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在课堂上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在课下寻找能够被纳入“数字史学”的案例。提交上来的结果，实际就能够被整合成一个关于“数字史学”的数据库。与此同时，在课堂的讲解中，我们会跟同学们解释，每位同学完成了一个“众包”的小任务。但同学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在提交上来的列表中有一些重复的内容，甚至有一些项目存在争议，到底能否被纳入“数字史学”的范畴。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我们就可以继续讨论合格的众包项目，需要将任务进行合理的分解，对标准进行控制，对质量进行监管，最终的结果才经得起考验。学生们通过这个实际的操作，将来要独立设计一个众包项目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了。在“术”的层面，数字史学可以更高效地搜集、处理乃至于分析文献，对于历史研究极其重视的史料有天然的优势。实际上，英国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里曾经提到史学方法与史料的关系，虽然该书的内容属于前“数字史学”时代的思考，但是其机理在“数字史学”的语境下同样适用。卡尔将史学研究的过程比喻为渔夫捕鱼。渔夫选择在哪里捕鱼，以及使用什么样的工具，都会影响鱼获的效果。同样地，史学家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手段，以及使用什么样的史料/事实，也直接决定史学研究的结果。在这种史学理论的指引下，数字史学之“术”其实跟传统方法并无二至，在研究实务中使用它们一定会带来相应的改变。笔者还经常使用中药铺的隐喻，来说明数字史学之术的价值。历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早已蔚为壮观，数字史学的方法论与其他方法论一道共同构建了一个恰如中药铺一样琳琅满目的武器库。每一种史学方法如同一味中药，它们彼此之间或许有竞争关系，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所谓历史学家就如同中医大夫一样，在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之时，要针对病患的诉求、症状，合理给药，而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这就是研究工作中的“对症下药”。庸医做不到因地制宜，如果对数字史学之术也不能因势利导，也就沦为庸俗的研究工作了。中药铺的隐喻意义还体现在，中草药往往重视药物之间效力的相生相克，在实际的研究中，数字史学的术也做不到独当一面，需要配合其他方法实现共赢。数字史学之“道”在笔者看来，数字史学课程的核心应该是“数字素养”。工具性的软件当然是好东西，它们会让我们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更方便搜集、梳理、分析史料，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提升。但便捷的工具，并不理所当然地让我们的研究因此更加合理，更加有价值。换言之，我们的课程，不是单纯地教授学生某个工具如何使用，如何用某个软件跑出有用的结果来，而是要将“数字史学”的思维方式传递给学生。工具提供了史学研究内容生产的多元路径，但内容生产的原创性与学术性则需要通过“数字史学”之道体现出来。历史研究之“术”实质上一直在变化之中。但千百年来，我们仍然在研读司马迁的《史记》，仍然推崇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史学价值，乃是我们作为21世纪的史学工作者，分享着与几千年前史学前辈们对史学本质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不会因为是否使用了不一样的“研究之术”而发生根本动摇。史学的基本共识在任何一个历史学专业的课程中都会有介绍，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从“数字史学”的维度对史学本质进行探讨，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认知，甚至让我们的学生对本质性的内容有更充分的体验。蔡鸿生在提到历史学基本功训练的时候，特别强调“通识”的意义。他所谓的通识，乃是主张把事物作为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一个个碎片化的“知”。实际上，美国学者乔·古尔迪在《历史学宣言》中鼓吹长时段历史的回归，跟蔡先生对通识的重视存在异曲同工之妙，而从全局的、鸟瞰的视角去发现问题、梳理材料正是数字史学相对擅长的地方。这或许才是数字史学之道，也是面向未来的历史专业教学真正需要去追求的理想状态。当然，数字化的信息，数字工具本身不足为奇。在我们共同经历过的2020年，实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数字信息极度膨胀的时代，也是一个“虚假信息”从未缺席的时代。我们在课堂上教授学生去使用数字工具，获取信息，这只是第一步。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掘数据的价值，能够去评判数字信息的真伪，甚至能够主动打破“信息茧房”效应，才是我们更高远的理想。而这也是“数字素养”非常核心的内容之一。将数字史学作为史学家必备的素养之后，才能在学理的层面去认识，这样的内容是让未来的史学人才知晓数字史学的适用范围。在课程体系中，除了数字史学的有所为，也要让学生理解数字史学的有所不为。还有一点值得强调。不论在“术”的层面，还是“道”的层面，数字史学都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质。最好的学习方式，是放手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项目，通过深度阅读，深入讨论以及案例研究，将数字史学的工作流程从零开始走一遍，即所谓“以项目为载体”的教学方案。卡尔顿学院近年来开设的数字史学相关课程，就很好展现了教学与科研实践相结合的优势。课程负责人本身是英国社会福利研究的专家，她带领的学术团队还有选修自己课程的学生，学生们深度参与项目设计，在数据采集、模型建构、课题展开等层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实践中学习，团队不仅收获了研究原始数据、模型等资料，还发表了经过同行评议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这将成为未来史学研究的常态，而我们的数字史学教学，也要开拓课堂之外的空间，调动各种可能性利用数字技术将过去鲜活地带入当下。最后，我们想说，对数字史学之“术”的掌握不单纯是技术，更是一种对技术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会影响我们作为学者的认知。美国知名媒体研究学者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于2010年出了一本书，题目非常直白：《编程还是被编程？》。他在这本书里想传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技术已经深刻嵌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早已超越了是否需要技术的争论，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来主导技术，否则就可能被技术主导。所以，我们应当主动在“人文素养”的武器库中，加入“数字素养”的内涵，做一个合格的现代人。我们作为高校的研究人员，也要将人才培养的方案立足未来，希望我们的学生、历史学专业的后备人才能够了解技术工作的原理，哪怕是粗浅的了解，从而对信息获取与知识生产具备一定的控制力，“掌握进入文明控制面板的通道”。下一次课堂之初，如果还有学生问我选修“数字史学”的课程，是否需要掌握编程的能力？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需要！这不是为了劝退学生，而是希望未来的史学工作者们能够从此学会主动拥抱技术，驾驭技术而不是被技术驾驭，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