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资料图 李继辉 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发展迅猛。几十年中，史学研究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研究越做越细，课题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深。这种越做越细、越做越小、越做越深的现象本身很好，历史学确实应该做细、做小、做深——不深、不细、不小，大而不当，不接地气，从空到空，这样的历史学是没有出路的，也看不到发展的前景。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历史学在这方面的变化是一个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学研究中一种“反体系”思潮倾向对历史学研究会造成一定伤害但是在这个总体发展的趋势中，有一个苗头也日益明显，非常值得史学界注意。这个苗头就是历史学界——包括已经成熟的学者以及正在学习之中的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和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滋生出一种倾向，认为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体系的，应该摆脱体系的束缚；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理论的，理论无助于历史研究。题目小就是好，越细、越小越好。小题目无需框架，更不需要体系。至于为什么做某个题目？做一个题目要不要理论？这些问题无足轻重，为题目而题目就可以了。更有甚者，有人声称有了体系反而不好，有了理论就碍手碍脚。因此，一种“反体系”思潮广为流传，碎片化现象因而坐大。从20世纪下半叶起直至现在，碎片化的现象愈演愈烈了，有些人倾向于不要体系，抛弃所有框架，而把历史等同于神话，把写历史看成讲故事。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解构，它解构一切。历史学正遭遇后现代主义，它的体系正在被解构。这就是历史学正在面临的重大危机。题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历史学研究要不要体系？答案是肯定的。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本质特征，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有了体系才有对史料的选择，才有对历史的梳理与书写，这是做历史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做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史料本身是碎化的，是散乱的，需要历史学家去整理，把散乱的史料整合起来，让它们成为“历史”。历史学家的工作，第一是寻找史料，第二是整理史料，如果还有第三，那就是“书写历史”，由此而阐释史料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寻找史料，还是整理史料、书写历史，“体系”始终在发挥作用，比如，就史料而言，它存在于很多地方，各种各样的史料多极了，也很混杂。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史料挑选出来，梳理成“历史”。可是哪些史料有价值、值得写进“历史”呢？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判断和不同的选择标准。通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些学者挑选这些史料，有些学者挑选那些史料，其他学者又挑其他的史料，这种情况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毫无奇怪之处。可是，为什么不同的学者会挑选不同的史料、然后使用不同的史料呢？这就涉及到体系问题了，是体系为筛选提供了标准，也为书写制定了框架。历史学家这样做也许是不自觉的，但体系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历史学家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没有体系就无法筛选史料，也无法书写历史。如果没有体系，史料就永远只是史料，不能成为“历史”。我认为历史学的“体系”就是在历史学研究中确认一个思维框架，把研究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思维框架当然和历史研究的理念相联系，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论的指导。就体系而言，框架是关键，框架的边界就是理论。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题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没有框架：一个很小的题目也可以“以小见大”，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没有体系、没有框架，再大的题目也只是碎片。所谓碎片化，并不是说题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论框架。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历史；相反，很大的题目，无数的史料，一百万、两百万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写出一大堆碎片。所以，题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举一个不要体系的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出过一本书，中文书名是《世界：一部历史》，作者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质的书，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体系的书。作者在前言中就说，他这本书不要体系，也绝对没有任何体系。他试图把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种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书写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我们发现，他作为一位没有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记者作家，虽然把书写得很精彩，但素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并未精心挑选；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历史了。读者看完了这本书，脑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而没有成为“世界”。所以我说，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史学传统和世界史学传统都非常重视体系，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把体系看得很重，而且有成型的体系。比如，中国史学传统从形式上说是纪传体，从《史记》开始就是这样；从理念方面说，自孔子以来，经过司马迁、司马光等，一直到现在，都强调经世致用、知古鉴今，强调史学的借鉴意义——《资治通鉴》就是用古代的东西警示现今，这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一旦大众史学成为全民娱乐，变成了饭后茶余的消遣对象，那么大众史学也就变成笑料了由此说到大众史学问题，它和体系问题有关联。葛剑雄先生曾发表一篇文章《大众史学未尝不可以碎片化》。我觉得他的提法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通过大众史学这样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了解各种历史知识，提升全民的历史知识水平，确实非常重要。但大众传播毕竟不是系统学习，于是就很容易出现“碎片化”，也就是一般民众得到的历史知识很零碎，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观。现在，在中国国内，历史学已经从谷底慢慢升起，从冰点升温，越来越热，对于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知识，也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价值理念。而历史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它体现在体系中。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在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尤其要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理念，否则，大众史学就会变成全民娱乐。现在，很多东西都变成全民娱乐了，各领域都出现娱乐化现象。一旦大众史学也成为全民娱乐，变成了饭后茶余的消遣对象，那么大众史学也就变成笑料了，变成了“戏说乾隆”。所以，专业史学工作者应该引领大众史学的方向，从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出发，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钱乘旦（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标题为编者所加）流程编辑：孙昱杰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遵循。2020年，学习阐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允称热点，历史虚无主义基本得到遏制，倡导社会形态研究、自觉构建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的成果引人注目，考古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研究进一步强化，文明和国家起源、政治制度史、古代国家治理、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史料库建设、全球史研究等构成重点。详细内容，容当另行专题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___________先秦史。我国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孕育、奠基于先秦时期。2020年，史学界深化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东周历史发展道路、国家产生方式、文明特质等问题的认识。（一）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持续增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提供了可靠证据。李新伟提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刘庆柱认为，“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陈胜前指出，早在史前时期，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戴向明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早期雏形国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了东方特色。孙波认为，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出现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分化，并且可能已经出现相当集中的政治权力。李禹阶提出，在包括中原与周边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宗教因素逐渐趋于淡化。西周时期，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何驽认为，良渚文化由于过度依赖神权、“极端民主化”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五帝”传说真实吗？沈长云提出，五帝时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应属于酋邦阶段；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考古学材料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五帝与五帝时代的真实性。早期文明的交流形式和影响怎样？韩建业提出，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新石器时代，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袁靖等人发现，良渚文化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戴向明提出，从公元前4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相继开启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此后，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人通过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实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整合。先秦时期的政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血缘色彩。二里头文化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关于它的内涵，许宏提出，礼制遗存是观察二里头都邑的礼制变革、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重要视角。王青等人认为，夏人从史前继承了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兽面形象应是商周“饕餮纹”的直接源头。以上讨论，为认识传世文献所载三代礼乐的损益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石峁遗址以其宏大规模和独特面貌，引起学界强烈关注。2020年12月，美国考古学会评选过去10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石峁遗址榜上有名。沈长云曾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居邑。2020年有多位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孟庆旭认为 “石峁族属”可能与帝舜有关，陈民镇认为石峁文化的族属尚难论定，孙周勇认为石峁文化年代跨越龙山时代后期和夏代早期，是一个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与其他文化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二）西周史重构和再认识走向深化。以清华简为依据重新认识西周，成为一个亮点。比如关于《摄命》篇中周王的身份，即有穆王和孝王两种意见。2020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出版，收入竹简《四告》《四时》《司岁》《行称》和《病方》五种八篇，均为前所未见。金文材料对于西周史研究同样居功至伟。晁福林提出，史墙盘铭文中的文王形象主题是膺受天命和周人先祖，而武王形象的主题则是威武刚强。西周时期盛行的天命观念进入东周后是否完全衰落？罗新慧提出，传统天命论所推崇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意识在春秋时期继续传播。根据山西翼城出土的三件霸伯铜簋，冯时认为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关于周代对东土的经营，陈絜从金文所载繁与繁阳的分析入手，指出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关于分封制度以及曾国、吴国、越国的历史，徐少华提出，曾侯与钟铭文是从西周晚期以降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形势出发，来描述当时曾侯受封立国的情景，美化、颂扬其先祖之功德。徐良高提出，东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存在一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且与东周时期的吴、越文化关系密切。（三）以基本概念反思为核心的理论探讨得到关注。围绕苏秉琦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讨论颇为热烈。李新伟提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大一统”式认知“怪圈”与史实不符；苏秉琦提出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需要细化和补充。易建平提出，苏秉琦对于“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应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相对于国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陈星灿、陈淳等人认为，过去100年特别是7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实证中国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应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跻身国际水平。___________中古史。秦汉至隋唐（前221—907）历时1100余年，统一时间长达770多年。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封建时代的朝廷、郡县、土地、税赋、科举、监察、军事等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中华文明由礼乐文明转向礼法文明。（一）制度史与国家治理研究取得新成果。中古制度史研究不断突破静态制度史的模式，对古代土地制度的认识愈加细腻与深入。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孙正军、杜文玉等人深入探讨战国至隋唐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问题，或从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土地制度的性质与内容，经济制度的重心、功能和局限等方面总结秦汉经济制度运用于统一国家治理的经验和不足；或着眼于汉武帝对秩级序列的精心设计以及在官制、礼制改革中所体现的齐整有序倾向，揭示汉武帝所欲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或通过对唐五代十国宋的职官选拔任用、考课监察、审计勾检诸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发掘出主要制度的时代特点和实践得失。严耀中、朱旭亮、李军等人关于孝文帝太和年间改革、唐太宗贞观年间“封禅”的研究，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二）运用新材料拓展新维度。近年来，中古时期考古遗存发掘、简牍、碑刻、墓志等整理和释读成果不断被刊布，拓展了考察的维度。沈刚利用东汉碑刻，提出东汉家族祖先书写，远祖书写为虚，近祖书写未必真，服属内祖先据实书写，大族兴起与儒学昌盛是东汉碑刻中祖先书写的社会基础。荣新江考察了北朝至唐入华胡人采用土葬和使用墓志的方式，提出胡人采用中国传统方式书写墓志，大体上最初是由汉人代为书写，之后有些胡人首领墓志采用胡汉双语书写。杨振红提出，“从人”多属从事反秦活动的六国贵族阶层，但也有无爵的士伍、庶人。此项研究为研究秦汉皇朝更迭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实例。（三）社会性质研究愈加细化。李治安提出，近年来“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黎虎从权力与人口的掌控剖析入手，认为中国古代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徐义华则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薛海波提出，军镇体制僵化及镇将的贪腐引发六镇暴动，成为北魏走向分裂的转折；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发扬孝文帝改革精神，开创了府兵制等关键性制度，孕育了关陇集团，推进了中古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历史进程。（四）新路径探索取得一定成绩。魏斌、孙正军、仇鹿鸣、永田拓治、胡鸿、吴承翰等人以“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为题展开讨论，以开示新问题、新领域。侯旭东提出，汉语常用词研究的推进，循字见人，由词观史，有望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孙英刚考察佛教传入的影响，认为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再造对当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张国刚总结唐宋编纂重要史著的宗旨和特点，阐发了经世史学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陈怀宇提出，中国的中古社会具有多语言、多族群和多宗教特征，可与拜占庭、阿拉伯以及其他中世纪社会进行比较研究。　（五）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研究新拓展。中古时期，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得到拓展。尚永琪提出，西汉对国马资源谱系的完善构建，提高了疆域管理的移动性能力，奠定了“汉”国号的核心文化凝聚力。陈烨轩、胡晓丹以“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为题，分别从墓志、沉船发现的宫廷瓷器、吐鲁番文书古波斯语写本中的东方文化因素，探讨了丝绸之路开拓的地理图景及东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与交融，其中许多信息是传世文献中未见的。_______________宋元明清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段，宋元明清各朝均有研究进展，成果丰硕。（一）制度史研究颇受重视。曹家齐从南宋尚书省“批状”的行用入手，讨论了“三省”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划分，揭示出南宋中央行政体制中“三省合一”的实质。苗润博则指出《辽史·营卫志·行营》是二手拼凑材料，不能反映有辽一代捺钵制度之实态。李小波考察明朝末年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提出制度因素是科道官坐大并干扰正常行政运行的重要原因。刘凤云提出，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但无法解决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多位学者通过考察制度的变化，探讨其背后政治的变化。韩冠群考察了军政文书通进运行，提出南宋孝宗统治的前20年是君主独断，而后期的7年，中枢政治又回归君臣共治的格局。李治安探讨了元到明的临民理政制度，认为元代以兼容并蓄为特色，明代“配户当差”，不分南北，划一推行，提出主干划一与兼容多样相结合是临民理政的理想模式。刘祥学考察了明代的监察御史选用制度，认为监察御史参与政争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二）国家治理研究稳步推进。基层和边疆治理的理念、模式得到普遍关注。边疆治理的宏观思考得到重视。李大龙提出，应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贾益提出，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王晓鹏提出，清代实行的“内—疆—外”治理模式曾长期维持了中华“天下体系”内的统一和稳定，基本底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多篇论文关注府州县等官员的施政和治理情况，试图从职能层面更好地解释传统基层治理的模式。龚延明、柏桦或者讨论宋代文官最底层的幕职州县官的职能变化，或者讨论明清地方官员的施政重点，认为官僚政治会导致忽略社会治理的根本。高寿仙提出，“皇权不下县”的本质在于“权不下县”，“官不下县”只是前提。（三）货币史和财政史成为热点。对于明清以来中国货币的认识不断加深，白银如何演化和发挥作用受到关注。在题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白银演化”的笔谈中，万明、陈锋、彭凯翔、燕红忠、岸本美绪、黑田明伸、邱永志、张国坤等对明代至近代的白银使用情况、货币制度变化等进行了讨论。王文成提出，从北宋交子到元朝宝钞，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向银两的转换。董圣兰、范金民则从明清民间货物交易中“渐以洋钱定价”入手，研究明代白银贵金属源源输入中国市场的现象，认为其对中国的货币结构、金融体系乃至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均产生影响。（四）疾病史和医疗史研究热度不减。霍斌考察了古代饮食与疾病的产生，认为滥食野生动物背后是巫术思维。林海梅、闵祥鹏认为，中国传统饮食禁忌，不仅是先民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预防疫病的作用。韩毅通过对宋代瘟疫防治特点的研究，提出宋代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刘桂海从吏员顶充、职能践行等方面呈现出清代县医学的运作实况及地方医疗的复杂性。余新忠认为中国历代虽然在疫病应对上积累了丰富而值得重视的经验，但没有形成系统性认识。（五）江南研究产生新动向。唐宋至明清，江南处于重要位置，故关于江南的研究热度一直不减。一组关于“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专题研究，汇集了钱晟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潘伟峰、王卫平通过考察宜兴徐氏义庄，提出明代江南地区的宗族义庄具备了诸多新的时代特征。陈宝良以绍兴为中心，提出吴文化与越文化在保持江南文化趋同性的同时，也不乏差异性。熊月之揭示了明清江南文化中心由苏州在近代之后移到上海的过程和原因。陈平、冯贤亮、夏明方、邹振环等则反思和探讨了江南研究，或认为江南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或认为应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江南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或提出明清江南史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中国近代史、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史、制度史、经济史等成果显著。抗日战争资料整理、专著出版引人瞩目。新中国史研究新人辈出，选题多样，论述细腻，与中共党史的关系愈加清晰。当代社会史、经济史、抗美援朝史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助推“三大体系”建设。通过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理论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有所强化。有刊物专门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议题组织了笔谈。宋月红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适当。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是原创性理论。薛玉琴、刘正伟提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与近代中国的话语转型具有历史关联。李育民提出，中外条约关系研究的首要之务是揭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求。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聚焦国家治理。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之变动。康文林考察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李光伟、章成分别从西南、西北边疆赋税征缴、将军与巡抚对新疆事权的争夺等方面，考察了国家对边疆财政、事权等治理模式的探索。李玉提出，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提出，太平天国的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许存健分析了不同阶段朝廷政策的制定以及不同省份督抚的因应，进一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中央指令的态度。抗战史、中共党史、经济史备受关注。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邹铖提出，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中共的共识。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虽没有掌握对日遗留问题处理的话语权，但仍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高士华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臧运祜提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加细致。金冲及考证后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及边缘区作了辨识。李玓提出，中共在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经济史研究新意迭出，尤其是货币金融史、财政史研究受到关注。周建波、曾江认为，清末民初银行与票号展开竞争，最终完全替代票号，这本质上是金融创新的结果，是金融近代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仲伟民、邱永志提出，16—19世纪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进路径发生两次重要分流。16世纪中下叶以降，中国是“主导权下移”；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19世纪下半叶，中国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日本则确立了国家货币主权。韩祥提出，甲午战争后，山西城乡主体小额通货出现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快速更替与加速贬值，钱荒危机与通货膨胀复杂交织，推动城乡原有小额硬通货大量流入政府金融部门，成为筹措饷需、维持财政的重要利源。史料建设卓有成效。在抗战研究领域，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分为20个专题，20卷。《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则有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中许多资料为首次公开发布。《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全面考察抗战迁徙史，引人瞩目。“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了100种报纸，其中包括红色报纸30余种。《清实录》和《清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正式向社会开放。“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则搜集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2000多种刊物，1000多份报纸。海外史料搜集力度不断加强。世界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加速发展。2020年，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全球史研究等，特别引人瞩目。总结前人成果。晏绍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世界史研究的状况，认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不能缺少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所谓新理论和新方法。何平提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史家以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对世界历史进行初步编排，建构了世界史基本体系。2016年后，世界史研究正在酝酿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构筑世界史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体系的理性自觉愈加提升。于沛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框架。其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识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科学阐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获取历史的启迪和智慧，以更清醒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为“整体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整体史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最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发生了重要改变。邓京力提出，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性变化，孕育着新的理论体系构建。有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不同面向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20世纪90年代，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进入繁盛时代。21世纪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杨华、陈祖根提出，国内全球史研究实践论著数量不多，质量有待提高。张旭鹏提出，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刘文明提出，在跨文化互动中，当西方运用“他者叙事”时，应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徐善伟提出，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存有缺陷，突出问题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孙琇提出，跨国史试图突破民族国家史的分析单位，但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预设，因而没有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史写作的全新的分析单位。跨学科研究受到重视。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追求所谓“科学化”。王立新对此进行了剖析，提出相关研究的局限在于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忽视了人文性。刘德斌提出，史学界对部落和族群问题的探讨、对帝国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阐释、对东方和西方流变及相互关系的说明，以及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再认识，可以为国际关系学构建更为开放、包容和全球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提供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李剑鸣提出，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学术革新运动的产物，但倘若仅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而缺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庞大而丰厚的学术资源的支撑，没有同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乃至情感史齐头并进，美国的政治文化史很可能只是把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变换一个名目而已。大力开拓新领域。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推动下，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受到史家重视。80年代，情感史异军突起。赵涵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情感史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成为观察和探究对象，其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史学分支无法比拟的。陆启宏提出，情感史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在海洋史、概念史及欧美之外的亚非拉史研究方面，均成果显著。不过，关注大国而忽视众多中小国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执笔：史学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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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25日在京联合举办了《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一书座谈会，共同就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研究的历程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翔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历史学研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对中国历史学发展进行客观系统地回顾和总结，对推动历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基础性工程。要坚持理论思维、思辨，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历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的方法论。他提出，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历史学研究手段、研究方式的现代化提供了物质保障，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历史学研究中广泛应用，促进了中国历史学优良传统与当代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结合。正确认识40年来的史学研究、史学道路，为中国史学走向一个更高层次的阶段做了充分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准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社长赵剑英表示，《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回顾了中国历史学4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学发展的成果与经验，对于深化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推动中国历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增强国际史学交流与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张海鹏谈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中国历史学要继续发展，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创新性的贡献，为建设历史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国际话语体系更加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郝时远认为，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和面向未来，兴国必须治史，要从历史中去探索国家发展前进的道路，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扬光大。（光明融媒记者 温源）

2019年历史学考研院校排名情况是怎样的？在选择历史学考研院校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今天，就让天津新东方小编来为您解答心中的疑惑吧！（一）金平果前十（二）校友会前十（三）第四轮学科评估之中国史前十（四）第四轮学科评估之世界史前十如果把各份统计报告综合比较一下，我们不难看出排在前面几名的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和北京师范大学。（一）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即获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设立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世界史两个专业本科生。有历史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2个藏书30多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分馆。（二）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是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则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设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当代中国史七个二级学科，各学科均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基于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安排的需要，基本学科架构主要划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而在科研工作中，则不限于此。除此三者外，还按照专门史、历史文献学、西方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等上述二级学科方向进行组织。（三）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学一级学科于1978年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历史学院的中国史学科，门类齐全，除以清史研究为突出特色外，秦汉、唐宋和民国史的研究力量也较为雄厚。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二级学科，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世界史学科则以西方中世纪和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力量较强，其环境史研究的特长，正逐渐形成。考古学科侧重北方民族考古，现正朝气蓬勃地快速发展，力图取得全面进步。（四）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已成为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它是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和最早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拥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和考古与博物馆学等专业。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为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民族史等。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等。世界史学科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西方史学史、中外古史比较、欧洲中世纪史、西方近现代思想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美国史、英国史、俄国史、日本史等。历史文献学学科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等。考古与博物馆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史、博物馆学等。

目前，国内对于中学历史教学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的问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历史教育者研究不同版本教科书、不同课程内容，大多数研究内容都涉及到教师教学过程中要关注史学研究前沿动态，积极地引入与教学紧密结合的史学成果以避免教科书的滞后性给师生带来不便。这些论述通过对教科书内容的横向与纵向对比，讨论了如何在教科书有限的编写范围内由教师主动引入史学热点问题、史学界争论话题和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等问题。广大有实践经验的历史教师也根据自己的讲授内容认识到教学吸纳史学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并在长期的探索中找到这种适合师生的教学方法。许多历史教育者都关注到了教科书吸纳史学新成果的深度、广度和信度问题，凸显教科书与史学成果的关系，进而提出了教科书的一些滞后原因和解决办法，教师应该怎样起主导作用等。比如尤育号的《历史教学吸收史学研究新成果的尝试》指出，历史教学中教师作为主导，积极使用历史研究结果和促进这些研究成果进入课堂，体现了历史教学的点睛之处在于连续不断地汲取历史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变成学生可以驾驭和掌握的知识。教师将课本中比较过时的说法对照新成果从而得出与时俱进的结论，指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利用史学研究成果引导学生乐于涉足史学争鸣。李克军《高中历史教学中引入史学研究成果的探究》一文，认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引入史学动态和与课文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能够有效地确保该教学内容充满了科学性与时代性，这种引入过程一定要遵守一些原则，即适当性、补充性、一致性的原则，采取补充史料与提倡合作探究等方法在课堂上引入合适的史学研究成果。贺英在其论文《论史学研究成果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运用与反思》中分析了在教科书中存在的史学成果应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张振宇的《史学研究成果引入高中历史教学的实践探析》也指出教师认为教科书中的缺失和遗漏等不足可以通过以下办法来解决：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理解与剖析历史的本领，进一步拓宽学生历史学习的视野，使他们逐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及对教材体系之外的历史研究成果也有所涉猎，则可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文章从四个部分论述了史学研究成果引入的类型、方法、功能和原则。具体到某一历史课文中，讨论吸纳史学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写作是一个参照。魏德才《试论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一文中他讲述了人教社《中国近现代史（上册）》中一些概念的评判，比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台湾问题在中法战争中的体现、全面评价李鸿章和清末新政等，这种种分析都为引出将史学研究引入中学历史教学的具体做法作铺垫。印艳武的《论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滞后问题——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探讨》写出，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当中分别有李鸿章评价、清末新政、民族工业短暂发展这三个方面与史学新成果的详细对比，描述了中学历史教材吸收新成果的滞后现象甚为突出，进而找出教材吸收新成果的进程比较滞后的原因，并从讲授课程的历史教师角度出发，提出了吸收历史研究成果的一些方法。于晓蕊的《关于高中历史教科书吸纳学术新成果问题的研究——以洋务运动为例》，对人民版九十年代后的四个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里面洋务运动课文比对。在比较了四个版本之后，作者认为：教科书制度的制约、教科书因吸纳史学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修改版本、历史教学大纲规定内容安排详略等这些因素导致了教科书吸收新成果滞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现代化与革命化相统一原则、吸纳成熟研究成果是教科书吸收新成果的原则。作者还分析与评价了洋务派，建议加大洋务运动的内容。唐莹莹在《史学研究成果与中学历史教学结合实践探析—以戊戌变法为例》中通过戊戌变法这节课的内容来探求历史教科书观点与史学研究成果的相对滞后性和片面性。孙永昌的《论高中历史课本中义和团运动部分吸收新成果的滞后问题》比较了现行四版同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中义和团运动，发现书中的描述滞后于史学研究成果，也指出了教师在教学中引入新成果的措施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对于中学历史教学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的问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历史教育者研究不同版本教科书、不同课程内容，大多数研究内容都涉及到教师教学过程中要关注史学研究前沿动态，积极地引入与教学紧密结合的史学成果以避免教科书的滞后性给师生带来不便。这些论述通过对教科书内容的横向与纵向对比，讨论了如何在教科书有限的编写范围内由教师主动引入史学热点问题、史学界争论话题和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等问题。广大有实践经验的历史教师也根据自己的讲授内容认识到教学吸纳史学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并在长期的探索中找到这种适合师生的教学方法。许多历史教育者都关注到了教科书吸纳史学新成果的深度、广度和信度问题，凸显教科书与史学成果的关系，进而提出了教科书的一些滞后原因和解决办法，教师应该怎样起主导作用等。比如尤育号的《历史教学吸收史学研究新成果的尝试》指出，历史教学中教师作为主导，积极使用历史研究结果和促进这些研究成果进入课堂，体现了历史教学的点睛之处在于连续不断地汲取历史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变成学生可以驾驭和掌握的知识。教师将课本中比较过时的说法对照新成果从而得出与时俱进的结论，指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利用史学研究成果引导学生乐于涉足史学争鸣。李克军《高中历史教学中引入史学研究成果的探究》一文，认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引入史学动态和与课文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能够有效地确保该教学内容充满了科学性与时代性，这种引入过程一定要遵守一些原则，即适当性、补充性、一致性的原则，采取补充史料与提倡合作探究等方法在课堂上引入合适的史学研究成果。贺英在其论文《论史学研究成果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运用与反思》中分析了在教科书中存在的史学成果应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张振宇的《史学研究成果引入高中历史教学的实践探析》也指出教师认为教科书中的缺失和遗漏等不足可以通过以下办法来解决：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理解与剖析历史的本领，进一步拓宽学生历史学习的视野，使他们逐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及对教材体系之外的历史研究成果也有所涉猎，则可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文章从四个部分论述了史学研究成果引入的类型、方法、功能和原则。具体到某一历史课文中，讨论吸纳史学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写作是一个参照。魏德才《试论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一文中他讲述了人教社《中国近现代史（上册）》中一些概念的评判，比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台湾问题在中法战争中的体现、全面评价李鸿章和清末新政等，这种种分析都为引出将史学研究引入中学历史教学的具体做法作铺垫。印艳武的《论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滞后问题——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探讨》写出，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当中分别有李鸿章评价、清末新政、民族工业短暂发展这三个方面与史学新成果的详细对比，描述了中学历史教材吸收新成果的滞后现象甚为突出，进而找出教材吸收新成果的进程比较滞后的原因，并从讲授课程的历史教师角度出发，提出了吸收历史研究成果的一些方法。于晓蕊的《关于高中历史教科书吸纳学术新成果问题的研究——以洋务运动为例》，对人民版九十年代后的四个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里面洋务运动课文比对。在比较了四个版本之后，作者认为：教科书制度的制约、教科书因吸纳史学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修改版本、历史教学大纲规定内容安排详略等这些因素导致了教科书吸收新成果滞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现代化与革命化相统一原则、吸纳成熟研究成果是教科书吸收新成果的原则。作者还分析与评价了洋务派，建议加大洋务运动的内容。唐莹莹在《史学研究成果与中学历史教学结合实践探析—以戊戌变法为例》中通过戊戌变法这节课的内容来探求历史教科书观点与史学研究成果的相对滞后性和片面性。孙永昌的《论高中历史课本中义和团运动部分吸收新成果的滞后问题》比较了现行四版同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中义和团运动，发现书中的描述滞后于史学研究成果，也指出了教师在教学中引入新成果的措施和现实意义。

历史学界对先秦诸子作了不少的研究。周继旨的《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认为，先秦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先秦诸子表现在对待宗法礼治态度上的思想解放有两种类型，即儒家的“改造”和墨家、道家、法家的否定。由于春秋战国之际由封建领主制到地主制的转变，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儒家和法家的区别，陈进坤的《论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作了论述。他认为这是春秋战国之际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时的两种政治观；“人治”侧重于“任人(贤人”与礼德“风教”，以仁政(王道)惠民为特征，“法治”侧重于“任法”、“任罚”，以霸道刻民为特征。孔、孟、荀诸大师的“人治”，是德才兼备、有道守法的贤人之治，它与随心所欲的暴君虐政，有本质的不同。朱陈的《评三种歪曲孔子的理论》认为，奴隶制复辟论、反封建的农民政治思想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滞缓论是三种主要的歪曲。他还提出人类历史有三次特大跃进，一是古代希腊人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上创造的；二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上创造的；而第三次人类历史的特大跃进则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上所创造的。孔子是第一个研究了中国奴隶社会君主政治的得失，掌握了天下治乱的政治规律，并且根据这种政治规律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政治学说的思想家。中国封建社会最进步的政治思想是从孔子开始的儒家思想。杨伯峻的《试论孔子》一文，也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孔子。金德建的《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据《老子》书论述其中的一些词句，在性质上是史官们向来保存的知识。童书业的遗稿《庄子思想研究(之一)》认为，庄子是个没落贵族，生活在宗法贵族经济开始总崩溃、社会转向地主封建制的时期，庄子学派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主导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有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其宇宙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冯韶的《杨朱考》认为，在杨朱其人的争论中，蔡元培提出杨朱就是庄周，这一见解是比较最可信从的，并进一步加以申论。朱森溥的《试论阴阳五行家邹衍及其学说》认为，邹衍和思孟学派有师承关系，其“五德终始”历史观及其地理学说，当时流行，对后世也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的影响。陈逸光的《浅论<管子>的富国富民思想一一<管子>读书札记之-》认为，《管子》书是先秦管氏学派的集体创作，刘向有少量掺入；他的财富观在先秦诸子中最具有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观点，具体指出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对财富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论述了富国必先富民的思想，这在中外经济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不知哪位名人说过，历史是面镜子，我们学习历史就是照镜子。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对待历史、学习历史呢？最起码应该做到三个方面：首先是尊重历史，对待历史要有敬畏的态度。就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已经有五千多年了，这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是我们的先人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离开这些积淀谈历史，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这些积淀就是最最珍贵的无价之宝和绝无仅有的精神财富。尊重历史就不能歪曲历史事实，很多历史事实都是经过历代考证过的，在没有新的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是不容随意更改的。近些年社会上流行“戏说历史”，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长此以往，真正的历史会有逐渐淹没掉的危险。其次是探求历史真相。学习研究历史，就是要尽可能的去研读古人的原著。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古人走近历史的世界，身临其境，心神融通，才能真正领略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接近历史真相。不能直接研读古文也不要紧，现在很多资料都有译本，可以古文和译本对照阅读。探求历史真相要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敢于大胆设问，敢于承认自己的认知错误。在这方面，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章先生在研究三国历史时，曾认为关羽之死是刘备诸葛亮故意为之，后来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公开进行了纠正。其三是以史为鉴。既然历史是面镜子，我们学习历史就是为了照镜子，减少或者尽可能不犯古人犯过的错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少走弯路。自古以来，青少年教育都十分重视历史的学习，今天仍然概莫能外。学习历史就是要和现实结合起来，学以致用，不能为学习而学习，那样学习历史就变得毫无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