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杂志2020年第6期封面文献学基础专刊目录学研究专栏导言 吴格《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 许超杰内容摘要:《四库全书》提要文本存在颇多差异,前人往往将其归结为不同时期对提要文本的修订。但这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一则提要可能具有多种提要稿,即不同的源文本,而不同的源文本也产生了不同的提要文本系统。本文以《孝经大义》《孝经注疏》《周易旁注前图》《革除遗事》等为例,指出提要文本之间巨大的差异并非是流传、修订产生,而是由于提要稿依据底本不同所致。进而指出存在不同分纂官分别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分纂稿、不同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同一版本撰写的分纂稿、同一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多种分纂稿等三种产生不同源文本的情况。提要文本系统的提出有利于推进《四库》提要研究的立体化与精细化,进一步深化《四库》提要研究。关键词:《四库全书》 提要 提要稿 文本系统 底本作者简介:许超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学术史。张金吾抄录书籍考——基于《爱日精庐藏书志》与相关题跋的研究 李文洁内容摘要:本文依据《爱日精庐藏书志》对藏书来源的记录,概述张金吾从私人藏书家处抄录书籍的基本情况。着重以张金吾从黄丕烈处传录的书籍为考察对象,结合题跋资料及相关书籍的存世情况,逐一梳理其抄录情况以及抄录书籍的来源和去向,从而部分地还原了张金吾借抄黄丕烈书籍的情形。研究过程中发现,黄丕烈旧藏书籍在当时曾被多位藏书家传录,形成了具有同源关系的多部抄本,这为辨别清抄本及其来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而通过二人传录书籍的实例,也可更好地了解当时藏书家以借抄来互通有无的现象。关键词:张金吾 《爱日精庐藏书志》 黄丕烈 书籍来源 借抄作者简介:李文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籍版本、藏书史。《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的文献价值 赵嘉内容摘要:《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为佚名所作稿本,记录了杨氏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海源阁遗书共97 种,其价值尚未被揭示。通过对《书目》中著录古籍的调查以及结合相关的史料分析,可以推断出《书目》的作者应是民国时期版本学家傅增湘。《书目》是傅氏在盐业银行访书时的记录。这部目录的存在,不仅可以丰富对访书类型目录的认识,同时,其对海源阁藏书的细节著录也完善和更正了以往的相关研究,值得注意。关键词:《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 傅增湘 海源阁 访书目录 古籍版本图录作者简介:赵嘉,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藏书史。写本与印本《孟子》单疏本蠡测——以南宋越刊八行本为中心 王耐刚内容摘要:十三经中惟《孟子》单疏既无传本又无刊刻之文献记载。后世文献或有著录《孟子》单疏本者,但多不可信。本文从文献考证出发,釐清后世文献所见《孟子》单疏本之源流,明其为注疏合刻之传本。又进一步以版本研究为切入点,从传世《孟子注疏》诸本的差异中寻找线索,考论《孟子》单疏本存在的可能性。关键词:《孟子》单疏本 八行本 十行本 版本校勘作者简介:王耐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四书学文献与明清学术史。国图藏残宋本《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版本初探——以国图藏本为线索 雷震内容摘要:《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是一部记载南宋高、孝两朝历史的纲目体史书。此书现存残宋本一部、影宋抄本三部。经比较发现国图藏抄本文本错误较多,《中华再造善本》以此本配补残宋本影印似有不妥。国图藏影宋抄本之底本,来源于一个与残宋本同源的本子,该本即刘时举编《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所引之本。通过比对异文叶内容,本文认为三部抄本同出一系,与残宋本有紧密又有区别的血缘关系。在南宋后期,至少有三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存世,三种版本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刷印时漏刷版片造成的。这些结论对今后继续深入研究《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版本、流传等问题有所助益。关键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 残宋本 张金吾 张蓉镜 陆心源作者简介:雷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代文献和政治制度史。《类说》天启刻本系统学术价值再探 关静内容摘要:学界一般认为《四库全书》本《类说》源自天启刻本,但令研究者困惑的是文渊阁本文字似又较天启刻本“整齐”。通过对不同藏本进行比对,可证实天启刻本有早印、后印的区别,二者之间存在条目差异。四库本底本为早印之天启刻本,而大陆学界普遍使用的国图藏本乃后印本。因此,本文所云天启刻本系统包括天启刻本、以之为底本的四库本以及由此衍生的影印本、校注本。近年来,学界对该系统《类说》的问题渐有察觉,但其学术价值尚未被正确认识。本文引入大量《类说》抄本比勘后指出:天启刻本系统存在引书数量减少,出处有误;分卷擅自拆分,卷次混乱;撰人著录删而未尽,信息错用;条目大量遗漏,顺序不同;文字脱衍讹误,随意妄改等问题与不足。最后重新评估该系统《类说》的学术价值。关键词:曾慥 《类说》 天启刻本 四库本作者简介:关静,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宋元明清文学、小说文献学。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版本考述 樊宁内容摘要:上海图书馆藏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稿本是该书目前可见的最早文本,颇具学术价值。据稿本可知此书初名《春秋左传考》或《春秋考》,与《九经古义》初稿《九经考》是同一系列著作,皆撰于雍正十二年(1734) 以前,而稿本的修订部分则完成于乾隆八年( 1743) 或稍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文藻首次付梓此书,字体清晰,内容完整,讹误较少,堪称精美。《四库全书》本以李氏刻本为底本,二者基本一致。《贷园丛书》本和《皇清经解》本皆有不同程度的墨钉与阙文,影响了版本价值。《墨海金壶丛书》本和《守山阁丛书》本则经增删改动,错讹之处较多,版本价值最劣。比勘《春秋左传补注》稿本与刻本,发现二书内容存在诸多差异,故李氏刊刻所据的底本很可能非此稿本,且多种迹象表明,李氏刻本似未经惠氏最终修订。如整理此书,应当选择李氏刻本为底本,以稿本、《四库全书》本等为参校本,还要参考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卢文弨批校本。关键词:惠栋 《春秋左传补注》 稿本 刻本作者简介:樊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清代经学史。《皇清职贡图》刻本考述 黄金东内容摘要:《皇清职贡图》版本情况复杂,不仅有彩绘本、写本、刻本三个版本类型,而且每种类型中又有不同的版本。刻本形式的《皇清职贡图》由于易于复制,有利于扩大传播受众和地域范围,成为彰显朝廷权威、颂扬帝王功业的最佳工具,不仅有乾隆殿本和嘉庆增补重刻本,而且出现了翻刻本。三种刻本完成时间及相互关系为: 乾隆殿本完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嘉庆本是在乾隆殿本基础上增补的重刻本, 完成于嘉庆十年(1805);翻刻本以嘉庆十年重刻本为蓝本,并抽掉了嘉庆时期的内容冒充乾隆殿本,以达到炫耀或牟利之目的。目前已有考证成果及著录为乾隆武英殿刻本者其实多为嘉庆翻刻本。《皇清职贡图》的创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和动机。关键词:《皇清职贡图》 武英殿刻本 重刻本 翻刻本 政治动机作者简介:黄金东,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北大图书馆藏姚锡光《筹陆军刍议》及其史料价值 彭贺超内容摘要: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筹陆军刍议》,一函一册,收录了《拟订陆军纲要一门说帖》《全国陆军章制总目》《全国陆军纲要第一》《拟订陆军官职阶级议案》等条陈。该书是光绪三十年(1904) 姚锡光奉练兵处会办大臣袁世凯之命撰写的中国陆军改革草案,既揭示了清末新军制度的来源途径及练兵处幕后人物的活动,也弥补了姚锡光仕途轨迹中缺失的某些环节,有助于深化清末练兵处及姚锡光的研究。关键词:《筹陆军刍议》 姚锡光 袁世凯 练兵处 新军作者简介:彭贺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柯劭忞批注本《春秋穀梁传注》柯劭忞《春秋穀梁传注》的成书、刊行与版本差异 张鸿鸣内容摘要:柯劭忞所撰《新元史》是元史领域的经典之作,但柯氏用力甚多的《春秋穀梁传注》却并未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甚至在数次影印与现有不太多的研究成果中,对其版本与刊行时间的判断多有错误。本文通过分析柯劭忞交游,对勘《春秋穀梁传注》的两个版本,认为《传注》成于民国十六年(1927)前后,初版很可能是在廉泉帮助下于文明书局排印出版。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 根据柯劭忞增删后的《春秋穀梁传注》定稿重新排印出版,并作为《柯凤荪先生遗著》的第一种发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柯劭忞批注本初版《春秋穀梁传注》,是柯氏较早的批校本,虽非最终定本,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校勘价值。关键词:柯劭忞 《春秋穀梁传注》 文明书局 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作者简介:张鸿鸣,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古籍版本学、经学文献和金石学。校勘理论“窜句脱文”及“错误一致原理”与通俗小说版本谱系考察——古典文献基本原理例说之一 赵益内容摘要:西方校勘学总结的Homoeoteleuton 和中国校勘学总结的“ 涉上下文而脱” (“ 因同字而脱字”) 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表现为“ 窜句脱文”,是一种具备明确致误之由和较高复杂性的抄写错误,可以运用“错误一致原理”进行通俗小说版本谱系的考察。运用“错误一致原理” 考察版本谱系是一种逻辑推理方法,具有鲜明的方法特点,可以发现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如考察《水浒》简本的“窜句脱文”并运用“错误一致原理”进行推理,即能得出关于《水浒》简本系统的一些重要结论。版本谱系考察中的“ 错误一致原理”是古典文献基本原理之一,文献研究者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关键词:窜句脱文 错误一致原理 版本谱系 通俗小说作者简介:赵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化史。专栏导言吴 格本期刊载目录学研究论文三篇,时代分别关乎清乾隆、嘉道及民国三十年代,讨论涉及《四库提要》文本系统、《爱日精庐藏书志》撰者张金吾之抄书活动,及清季四大藏书之一海源阁藏书散出期间之记录,均属中国目录学、藏书史的热点课题。兹经作者爬梳史料,切换角度,深入研究,所获足以发人思考,益人心智,披读之下,感慨良多。《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一文,受已故刘浦江先生对《小字录》诸提要研究之影响,进而提倡对《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之关注。对于《四库提要》诸文本存在之差异,作者认为“前人往往将其归结于不同时期对提要文本的修订,但这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一则提要可能具有多种提要稿,即不同的源文本,而不同的源文本也产生了不同的提要文本系统”。作者以《孝经大义》《孝经注疏》为例,“指出提要文本之间巨大的差异并非是流传、修订产生,而是由于提要稿依据底本不同所致。进而指出存在不同分纂官分别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分纂稿、不同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同一版本撰写的分纂稿、同一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多种分纂稿等三种产生不同源文本的情况。”同书而提要有多稿,多稿或出一手、或出众手,揆诸事理,合于常识,结论应予支持。至于认为“提要文本系统的提出有利于推进《四库提要》研究的立体化与精细化,进一步深化《四库》提要研究”,则何谓“立体化”,如何“精准化”,尚待付诸实践。依个人经验,官修大典一经结束,未必会有意保留纂修过程中各文本。今去乾隆后二百馀年,《四库提要》之源文本及各阶段中间文本,必有缺失。如承认源文本及中间文本之缺失为实况,是否对构建不同的文本系统仍具信心?如认可现存《四库提要》诸抄本分属不同之源文本,是否即能达成研究“立体化”和“精准化”?顺便说来,通行本《四库提要》以外,南北图书馆近年所发现之若干《四库提要》抄本,介绍者之定名与阐释,是否皆准确可信,足以支撑文本系统之建立?进而言之,呼吁建立《四库提要》之文本系统,是否较之对《四库提要》内容之研读更为紧要?《爱日精庐藏书志》《张金吾抄录书籍考—基于<爱日精庐藏书志>与相关题跋的研究》一文,统计《爱日精庐藏书志》入录诸书之来源,指出张金吾所著录之善本中,至少有五分之一弱,为得自“缮抄秘阁”“假录相知”之传抄本,说明直至清代中期,传抄仍为藏书家增益图书的必须手段。作者利用馆藏,深入考察张氏自黄丕烈处传录之图书多部,结合两位之藏书题跋等数据,梳理各抄本之来源及去向,以张氏大量向黄氏及他人借抄图书之事实,展示当日藏书家之间互动情景。作者又指出,士礼居所藏珍本先后经藏书家传录,造成存世诸抄本之同源关系。今日读者对于抄稿本、抄本之认识,一般依赖图书馆目录之指引,而图书馆古籍馆员对于稿本、抄本之鉴定著录,向来为工作难点。充分利用联合目录及藏书题跋,厘清抄本之来源及复本,给抄本以恰如其分之版本判断,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使命。图书馆近年所从事古籍普查已获阶段性成果,初步厘清古籍存量后,接续之任务,自应对古籍尤其是善本之底本来源、流传途径等,有更深入的研究与介绍,为存世典籍建立各自身份之准确档案。《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的文献价值》一文,利用新近影印面世之《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发现所著录当时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之宋本三十三种、元本二十三种、校本二十一种、抄本十九种,明本一种(合共九十七种),乃上世纪三十年代海源阁藏书流出时之珍贵记录。海源阁藏书之散出及日后入藏北图,是近代藏书史中重要事件。作者通过查证《书目》中著录之古籍,结合相关的资料分析,推断其出于民国间版本学家傅增湘之手。《书目》系傅氏访书盐业银行时匆匆所记,虽体量不大,且非严格意义之书目,属于藏书家之“访书记录”,及其流传后世,却可为追踪海源阁藏书流散过程补充若干细节,正所谓竹头木屑,各有其用。此本见于《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非遇识者,极易为人忽视。南图收藏此本数十年不失,今将其选入《丛刊》,公诸于众,真称文献之幸。图书馆人守护之功,又因文献学者之重视,据此戋戋小册,逐条爬梳,追根寻源,还原出海源阁藏书散出时周叔弢、傅增湘等前辈学人先后至盐业银行访书等细节,遂令此本久晦之后,仍不失其用。观此图书馆人与文献学人之良性互动,不禁令人额手称庆,赞叹不已。本期为“文献学基础”专刊,文章选题分别属于目录、版本、校勘这三个文献学最基础的分支。文献学为从事古代文化研究之基础学科,久已成为通识,而目录学又为基础之基础,日益引人重视。本栏目所收论文三篇,皆能从目录出发,以小识大,不厌其烦,借目录以探讨图书流变,揭示学术脉络,从而践行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传统。文献不亡,学术常新,目录学研究贯穿古今,风清气正,后来居上,正未有竟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极目新闻3月9日讯(记者徐颖 通讯员小吉)1957年的药盒、1962年的挂历、1964年的药方手册……一件件老物件见证了新中国中医药工业发展从传统到现代、从作坊到工厂的沧桑巨变。3月9日上午,武汉美术馆原副馆长、武汉历史文献研究者刘宇,将自己私人收藏的一批有关中医药的历史物件捐赠给了国药集团中联药业。当刘宇拿出一件1957年的驴皮胶药盒的时候,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总经理蒋焘显得有些激动,因为药盒上写有“武汉市公私合营中联制药厂”,这个厂名正是中联制药药业最初的名称,中联名称的由来就是上世纪50年代初汉口199家中医药店铺药房联合成立的药厂。蒋焘介绍,现在汉口有一个药王社区,药王社区在清代康熙年间以药王庙为核心,周围有药帮一巷二巷三巷四巷五巷六巷,这几个巷子里全部是做药的店铺,就在今天汉口的江汉路旁边,那是武汉最核心的位置。金同仁、陈太乙、初开堂、九千年、刘有馀……这些在汉口走过几百年历史的中医药字号大多采用前店后场的中药作坊模式。而由他们联合组成的武汉市中联制药厂,在国内率先实现了中草药的工业化生产,让中药这个传统的手工业产品升级为标准化的工业制药。中医药工业在上世纪50年代后发展迅速,成为继钢铁之后,武汉又一代表性的工业门类之一。武汉历史文献研究专家刘宇表示,从当年的药盒、挂历、中医药手册本来看,其产品制作精良,很多插画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刘宇表示,这些物件,是武汉制药工业历程的一个见证,同时也是新中国制药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只有尊重历史,才能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出土文献研究专刊专栏导言 虞万里关于《吴越春秋》一段疑难文意的解释 刘钊内容摘要:《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一段文意存在着疑难,不易理解。以往的注释和翻译大都有问题。其实句中“绝嗣者也”的“绝”字应该是“继”字之讹。句中“吾以伯长居国,继嗣者也”是用太伯在周的身份,即以“继嗣者”扣合“勾吴”的“勾(句)”的通假字“后”,而“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是用应该接受分封的吴仲的名字中的“吴”字扣合“勾吴”的“吴”。关键词:《吴越春秋·吴太伯传》 勾吴 绝嗣 后【作者简介】刘钊,博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古代汉语。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 程浩内容摘要: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边父,从人物行迹与名字关系来看,或即庄公时期的重臣公子吕。《郑文公问太伯》中的太伯,行辈为文公叔伯、身份为小宗宗主,比照史料对郑国前期公族的记载,其人为公子吕之孙、公孙阏之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公孙阏、太伯以及同篇的堵之俞弥一脉,皆因公孙阏之字“子堵”而为郑国堵氏。《良臣》、《子产》中的周之遗老与子产师辅,也大都见于文献。“桑丘仲文”或为“乘丘仲文”之讹,乃是以鲁地乘丘为氏。“杜逝”即“杜泄”,曾为鲁叔孙氏之宰。“子剌”虽未见于经传,但从近出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其为郑庄公之裔孙,同时也是郑国列氏的先祖。关键词:清华简 郑国 边父 太伯 子产师辅【作者简介】程浩,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先秦史。三晋伐齐前后齐国一方人物史迹初考——以清华简《系年》为中心 杨蒙生内容摘要:三晋伐齐是先秦时期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然而,由于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历史文献丧失殆尽,与之相关的众多人物和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清华简《系年》中,则有许多三晋伐齐前后人物与史事的原始信息。以置身其中的齐国一方的人物及相关问题为例,通过对《系年》和相关传世文献的对读与研讨,不仅可以了解到三晋伐齐期间发生的“陈 子牛之祸”的具体细节,揭示“和子之乱”的真相,补证田齐世系,还能在当时的背景下,将楚声王熊当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合理纳入其中。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清华简《系年》对于先秦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关键词: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陈 子牛陈和陈淏楚声王【作者简介】杨蒙生,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讲师。研究方向:古文字学、先秦史、文献学。秦二世元年诏书解读 何有祖内容摘要: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诏书,是重要的秦代文献。本文对秦二世诏书文本加以解读,对毋以、扰、令等字词做出新的解释;将诏书内容与传世文献对照,校勘《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断句方面的问题;对秦二世诏书公布之后的影响做文献学考察。关键词:秦二世 诏书 释读 性质【作者简介】何有祖,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古文字与战国秦汉简牍。《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现存最早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 苏成爱内容摘要:在出土后的将近50年时间里,定县汉简《儒家者言》的第24章一直未得到确切的考释。其实,简文与《风俗通义》所引《孝经》相同,以此为突破口,可以确定此章为带有经说的《孝经》,是现存最早的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关键词:定县汉简 《儒家者言》 《风俗通义》 《孝经》【作者简介】苏成爱,历史文献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儒家文献与兵家文献。肩水金关汉简释文勘补 王锦城内容摘要:肩水金关汉简为汉代西北边塞屯戍生活的实录,主要以官私文书和簿籍为主。整理者对其所作释文中尚有一些释读有误或暂未释出的文字,本文据字形和文义作了一些勘补,共计十九则。关键词:肩水金关汉简 释文勘补【作者简介】王锦城,文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编连与研究 姚磊内容摘要:本文对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的编连展开研究,认为简册至少有七十八枚简,时间上至少是分布在连续两年里的七个月份的记录,并借鉴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的编连,对“通道厩谷出入簿”进行初步的编联。还讨论了过客、传马、当食者、误书等问题。关键词:肩水金关汉简 通道厩谷出入簿 编连 研究【作者简介】姚磊,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出土文献。399年宝贤写卷即东晋昙无兰抄略《千佛名号》考——兼论5世纪前的古法唱导与佛名抄略本的关系 李灿内容摘要:本文首次公布安徽博物院藏399年宝贤写卷的完整录文,并通过对比宝贤写卷与昙无兰《〈千佛名号〉序》中的记载,证明其真实身份很可能就是东晋昙无兰抄略自《贤劫经》的《千佛名号》(或称《贤劫千佛名经》)残卷,而该文献此前久已失佚。文中进一步推测,作为现存最早的抄略类佛名文本,写卷(即《千佛名号》)制作最初可能是基于唱导古法(即5世纪之前的唱导作法)的仪式实践需求——古法唱导中的两个主要仪式程序,可能分别催生了佛名和因缘譬喻故事两类抄略本,二者在古法唱导仪式中可能存在伴生关系。同时,这件写卷不仅为研究古法唱导提供了首件实物例证,也有助于理解5世纪前中国佛教八关斋日的仪式活动实践。关键词:宝贤写卷 昙无兰《贤劫千佛名经》 《千佛名号序》 古法唱导 贤劫经【作者简介】李灿,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梵语巴利语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初期大乘佛教、中国佛典翻译史、佛教仪式文献。《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考——兼论陆修静目录“未出一卷”和“卷目”问题 郜同麟内容摘要:伯2861+伯2256号“灵宝经目录”中的“卷目”是指陆修静所见经书的题目,并非某种目录的简称。“灵宝经目录”中的“未出一卷”,当从大渊忍尔等学者从上读,是指两卷的《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有一卷未出。“灵宝经目录”中所说的“智慧上品三(大)戒三卷,二卷已出”,二卷是指《罪根经》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在陆修静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罪根经》仅有一卷。《正统道藏》中《罪根经》卷下的主要内容是后人根据“灵宝经目录”或类似文献中《罪根经》两卷的传说造作的,其造作的依据包括《法轮经》《明真科》《黄录简文》等。另外,有学者认为《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的成书晚于《罪根经》一类的“元始旧经”,这也是靠不住的。关键词:《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 灵宝经目录【作者简介】郜同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敦煌学,经学。从敦煌写本看失传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与编排体例 高天霞内容摘要: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9件与《籯金》相关的写本可见,《籯金》为唐人李若立所编的一部分类简明、注重时需的小型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在于纠正当时类书分类苛细、不便检索的弊端,以突出类书的实用功能。《籯金》百篇,分为五卷,基本编排体例是“先录其事,后叙其文”。然由于该书成于一人之手,受当时的编纂条件及个人编纂能力所限,且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后人的改编和删略,故今日所见《籯金》众写本存在诸多不完善。关键词:敦煌写本 类书 《籯金》 体例【作者简介】高天霞,博士,河西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敦煌文献语言文字。郭茂倩题衔与赵子游墓志——一件出土碑刻上的宋代人物信息 陈瑞赞内容摘要:《乐府诗集》的编者郭茂倩曾于北宋元符年间知温州永嘉县事,在县治华盖山蒙泉刻立观音海神像碑。此碑后于南宋绍兴末年被采作赵子游的墓志石,2015年出土于赵子游墓室。观音海神像碑有郭茂倩题衔,可以补充郭茂倩的仕履信息。赵子游曾知南外宗正事,墓志的出土,也可以补充《宋史·宗室传》有关赵子游记载的不足。关键词:郭茂倩 题衔 仕履 赵子游 墓志【作者简介】陈瑞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明万历十年舟曲《丈地均粮碑》考释 马振颖、赵世金内容摘要:甘肃舟曲的《丈地均粮碑》刊刻于万历十年(1582),碑中详细记载了万历年间在舟曲实行赋税改革的起因缘由及经过结果,再现了舟曲地区“丈地均粮”这一历史事件。目前学界研究“一条鞭法”在北方的施行情况时面临不少问题,如资料较少、范围不够大、程度不太深入,舟曲的《丈地均粮碑》恰是万历年间“一条鞭法”在陇右地区推行的实例,对于明代赋役制度及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关键词:舟曲 丈地均粮碑 万历 欧阳策 “一条鞭法”【作者简介】马振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敦煌学、碑刻文献学。赵世金,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佛教史、西北史地。《甲骨文合集》《补编》等所著录国图藏甲骨校勘记之一 赵爱学内容摘要:对照国家图书馆藏8415至9917号甲骨实物,校勘补正《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等著录书及相应释文书,可补缺拓背面、正面8例,校勘拓片不清晰导致的释文错漏109条,校勘手误或技术性错误导致的释文错漏12条,补充《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字编》等未著录或稀见字形、辞例、骨形等23例,补正《甲骨文合集》及《补编》“材料来源表”错漏27条,汇总重复著录24组,“材料来源表”漏藏地“北图”及重复著录者多出自《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上)二书。可见甲骨实物校勘的重要意义,以及梳理清楚甲骨的递藏源流及著录脉络,对编纂集成性甲骨著录书的重要意义。通过对照相关释文成果,可见“汉达文库———甲骨文库”的释文虽稍有疏漏,但较为精审,校勘较为全面。关键词:善斋甲骨 释文 校勘 漏拓 来源表 重片【作者简介】赵爱学,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甲骨学、古籍收藏史。专刊导言虞万里(上海交通大学) 吾国学术,溯自春秋,以至当今,其书写载体经吉金、简牍、帛书、纸张之改,所用字体由籀篆而古文、而隶楷之变,之后基本固定在纸张和楷字之间,偶尔伴之以石刻、钟鼎与篆隶。清末民初以还,甲骨、金石、敦煌残卷等各种文献相继涌现,学术研究形式丕然一变。处今日之世,考证文史无不利用新材料,诠释旧史文,亦即利用出土文献,印证传世文献,本期专刊诸作,即是显证。新材料——出土文献固然重要,但出土文献必须有科学发掘、妥善处理,正确识读,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由于历史原因,无论甲骨卜辞、铜器、墓志、简牍乃至敦煌文书,其发掘和发现之初,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散乱,加之传拓、摄影不精,导致其利用价值受到限制。就卜辞而言,初期出土并非科学发掘,龟背腹甲,一块碎为数片,流转于公私收藏家之手,以致参商暌隔,世纪相望。而影拓技术,高低悬殊,以致字迹莫辨,断辞难连。上世纪末所编之《甲骨文合集》《补编》受条件限制,汇集影拓时,无法全部核对甲骨实物,留有遗憾,致使《摹释总集》《释文》等离释文之准确性犹未达一间。其后虽有专家不断匡补纠正,仍有未尽。甲骨文的价值与成果已催生出巨著《商代史》,功不可没。如今其所面临仍有两个艰巨任务:一是残片缀合,二是实物校核。缀合工作自王国维率先入手,揭示殷商先公先王次序,其后明义士、董作宾、郭沫若、曾毅公、屈万里,以致最近的蔡哲茂、黄天树团队,相继拼合,成绩斐然。非实物的缀合很大程度要依靠影拓的清晰与准确,故而摹拓与实物的校核必须引起重视。赵爱学《〈甲骨文合集〉〈补编〉等所著录国图藏甲骨校勘记之一》即是用实物校核的力作。作者以国图所藏善斋甲骨实物一千五百多号与《合集》《补编》等对校,纠正因拓本不清晰或技术性错误导致的释文错漏、不同来源的重复著录、缺拓正面或背面,以及材料来源表错漏等约200馀例。实物校核可以促进残片缀合,残片缀合可以精确释读文字,正确的文字释读将推进商史研究。这是百年来甲骨学的新一轮研究。敦煌残卷涉及经史子集,故敦煌学即四部学。然敦煌残卷可以让我们从微观上深察中古西北地区民间经史子集之细节原貌,故无碍其成为独立的敦煌学。东晋宋齐是上清经和灵宝经造作的繁荣时期,然因教派缘故,造作之经或秘而不宣,故因应经名而补作、伪造之经亦应运而生,造成六朝道经真伪丛杂之现象。灵宝派道经虽相传由东晋末葛巢甫所造,然其渊源可追溯到东汉之《五符经》和《二十四生图》等道经。确切而言,葛巢甫所传新灵宝经,有新造,也有因袭。正统《道藏》所收,更杂有后世补作伪造之内容。出于敦煌的P2861和P2256两残卷经日本大渊忍尔拼合成《灵宝经目》。经目上多有“宋法师云”字样,盖即南朝梁宋文明《通论门》内容。《通论门》系据宋陆修静《灵宝经目》而撰成,故残卷经目保存了陆修静时代之灵宝经实况,亦即陆修静于元嘉十四年(437)撰写《灵宝经目序》前后的灵宝经经数。从东汉末年到宋元嘉长达二三百年间所造作的灵宝经,其时代、作者及真伪等都需要作精细的考证。郜同麟《〈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考——兼论陆修静目录“未出一卷”和“卷目”问题》,即是考证《灵宝经目》中《罪根经》的部分内容和文本来源等问题。大渊忍尔《经目》中有《智慧上品大戒》三卷,二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二卷,未出一卷。意为《罪根上品》有一卷未出。学界多从其录所理解。也有学者认为此处“未出一卷”指下文《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文章从经目体例契入,分析今《道藏》所收二卷本《罪根经》之下卷内容与上卷有矛盾,且南北朝道经所引《罪根经》有不见于今本者,进而分析经中所载对话文字,指出其杂凑痕迹。由此推测南北朝《罪根经》只有一卷,至隋唐之前,已有不止一种的二卷本《罪根经》出现,这应是道流看到经目有“未出一卷”而“补作”伪造。深入《道教》内容,比勘文献,推进了六朝灵宝经的研究。自曹魏《皇览》到有清《渊鉴类函》,期间出现之公私、大小类书有数千部之多!敦煌之类书,大多为民间类书。敦煌《籯金》有九个残卷,相关研究论著已超过十篇。但就《籯金》之编纂目的和特点而言,尚有申发馀地。高天霞《从敦煌写本看失传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与编排体例》即着力于此,予以分析探讨,并指出《籯金》有节本与改编本。删节与改编是前刻本的抄本时代之常态,因抄写不便和需求不同,各人都会根据需要删节或增益所需内容。《隋志》所录多种六朝节钞本类书可觇一斑,可为本文佐证。文中提及P.2537残卷“陈仲蕃:后汉人,周景为预(豫)州太守”一语,此处“豫州”作“预州”,是避唐代宗李豫之讳。然如作者揭出同一残卷另有“豫章宫”和“出豫宣游”名词与短语仍作“豫”,适足以证明《略出籯金》系民间抄手摘抄《籯金》的残卷。民间为启蒙益知,抄写随便,或讳或不讳,甚或回改讳字,往往而有,且几经传抄,遂致一卷之内正字讳字并见,此皆敦煌民间抄本的特点。安徽博物馆所藏宝贤写卷《千佛名号》,系宝贤道人于北凉神玺三年(399)在高昌所写,尽管其收藏流转尚待考证,仅就其书写年代早于多数敦煌写卷而言,无疑是一件稀世珍宝,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王丁曾就《名录》公布的照片指出其与西晋竺法护《贤劫经》有关联,然因当时佛名经本子较多,故提及东晋昙无兰的摘抄本《贤劫千佛名经》亦应在考查之列。李灿《399年宝贤写卷即东晋昙无兰抄略〈千佛名号〉考——兼论5世纪前的古法唱导与佛名抄略本的关系》则首次对写卷进行完整录文,揭出其与竺法护译本之差异,然后拈出《出三藏记集》中昙无兰的《千佛名号序》,分析两者的编辑方法,认定两者一致,皆出于竺法护译本,进而考证这种佛名抄略本用途与五世纪前古法唱导仪式有一定关系。二十世纪以来,对战国秦汉以后之历史与学术有极大冲击与推进者,当数简牍与碑志。由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以迄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楚简、北大汉简等,虽曰地不爱宝,实因人重希珍。碑志地劵,历朝代有,北邙英魂,长安缙绅,乃至平头小民,争尺土之地,营一穴之安者,无不纷纷显世,仅就李唐一朝,墓志已逾万方。百馀年来,学者为此而撰写之札记、论文、著作之数量,谓其恒河沙数,未免言过其实,云其铺天盖地,差可状其形态。其所补苴之史实、纠正之史误、抉发之史疑,几可谓无书不有,无朝不有。然学者从事出土文献之研究,亦呈现一种倾向,因简牍碑志系当时原物,且一旦书写镌刻成型沉埋千年,无法窜改,故学者比勘传世文献,多立足此点而指责传世文献经后人窜改之误之失之陋,甚至抨击传世文献之伪。笔者尝以平等心态,取郭店、上博简《缁衣》与传世文本对校,对简牍研究中之偏向略有纠正。兹再以岑仲勉在《贞石证史》揭示之二敝,以佐吾说。岑氏谓以贞石证史,一是过信石刻。石刻之可贵,在于一经刊刻,难于挖改,相对于书籍传抄、翻刻易于转讹,自有其优点;然在碑志草拟、撰述阶段,仍有作者笔误、钞胥写讹。且历代碑志,多假手学术寡陋之人,反不如修史饱学之士。二是史书为官修,碑志乃私撰。碑志与列传,旨趣不同,私撰碑志,为光耀门楣,务尽其详;官修列传,格于体式,必须精简。然证史者恒责史书失载。故岑氏指出:“史之缺,正准乎史之例,其失反在乎责之者。”可见碑志与史传之优劣长短,未可一概而论也。以岑说反思简牍研究,同一原理,盖简牍之抄写者未必是饱学之士,所据传本之误,抄写之疏,篆隶古文转变之讹,简牍断烂错位之舛,随时随处多有;反之,向歆校书,罗列众本,一人持本而读,一人勘本而校,择善而从,取舍有例,乃至写定上素,亦有其严格程式。故帛书简牍与传世文本之优劣,亦未可一概而论也。岑谓古代碑刻多假手弇陋三家村学究,此固屡见不鲜,然亦尽多有文人名流措手其间者。2015年温州瓯海地区出土碑刻一方,一面是线刻观音神像,有郭茂倩题衔;另一面是墓志。此方刻石之价值在于,郭茂倩是《乐府诗集》编纂者,而墓主是宋代宗室赵子游。陈瑞赞《郭茂倩题衔与赵子游墓志——一件出土碑刻上的宋代人物信息》对郭、赵二人履历予以考证。郭之《乐府诗集》流传千年,广为人所引用,然其仕途除“河南府法曹参军”外则阙然少所知晓。题衔署“通直郎、知温州永嘉县事、赐绯鱼袋郭茂倩”,作者就其实职详加考证,补证了温州府县志之缺失。赵子游墓志系自撰,亦古人自撰墓志一例。子游登崇宁五年(1106)武科进士,史所不载,此亦可补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之阙。作者征引文献,勾稽子游转官仕履,与墓志互证。石刻碑志,志之所载详于人而略于史,碑之所记详于史而略于人。中原皇朝政策推行与记载,亦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明代一条鞭法在西北实施状况如何,甘肃舟曲《丈地均粮碑》透露出实际信息。马振颖、赵世金《明万历十年舟曲〈丈地均粮碑〉考释》详细解读碑文,联系史实,揭示出西北地区施行一条鞭法的实例,可补明代赋役制度史料之不足。竹简最大的价值,在于补足历史缺环,串联解读历史史实,证实历史文献的错误。先秦的诏书本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何有祖《秦二世元年诏书解读》对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诏书几个关键词汇重新解释,更完整、正确地显示了诏书内容,其“始皇帝”三字换行顶格,展示了延续二千年的诏书格式。作者更以诏书“与黔首更始”一语,结合北大简《赵正书》“与天下更始”文,校核《史记》《新书》传世文献,纠正其句读错误,可谓信而有征。然引学者解“更始”为“变革”、“更改”,与后世“改元新政”相联系。笔者以为,“变革”、“更改”似与旧君政策有所抵牾,不随萧规,是否对尸骨未寒的旧君有所不敬?“更”有重新之义,“解除故罪”与“大赦罪人”是既往不咎的推恩政策,此种举措历朝新君即位多予推行,所以“与民更始”释作“与黎民一起从新开始”似更确切。竹简之正误异同,可以争论,可以探研,而竹简文字所显示之古代经传之样貌,则是极其值得珍视的。苏成爱《〈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一文,揭示“未解章”为汉代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意义非常重大。文献记载,马融为省两读之便,将经传合一。笔者曾指出:《丧服传》和《夏小正》之经传合一,是马融的先驱,今得《孝经》经传合一之简牍,可以证实经传合一之形式确实在马融之前已经产生。先秦人名和表字有字义关联,此为王引之以来所习知。然金文、《左传》中人名称谓恒与姓、氏、谥、爵、官职、行以及美称等搭配,以致《左传》中二千四五百人名让人目眩眼花。竹简人名以古文异体显示,更使人无所适从。程浩《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结合铜器铭文、史实,从世系、人物事迹、文字字形等进行甄考,其结论足可供人参考。如公孙阏字子都,王引之释阏为遮拥,都为聚。《禹贡》“荧播既猪”,孔传解为“已成遏猪”,《正义》云:“言雝遏而为猪。”猪,《史记》作“都”。猪、都皆从“者”声。作者以之与郑国堵氏相联系,而佐以简牍《郑文公问太伯》之“堵之俞弥”为证,可谓得其骊珠。返观张澍释阏为美,解都为雅;朱骏声以阏都为叠韵字,皆属猜想,由此可见简牍文字之可贵。由人物而至于史迹,杨蒙生《三晋伐齐前后齐国一方人物史迹初考》则就清华简《系年》之人名,与传世文献对勘,借以勾稽史实,连缀片段,希冀系联先秦史某些缺环,尤其是三晋伐齐期间发生的“陈子牛之祸”细节。此种以人为中心来聚集、梳理历史片段之方法,源自日本学者森鹿三,尽管作者是否有此意识是另一回事。以人为中心可推衍到以烽燧、关卡、通道等为中心的编连研究。姚磊《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编连与研究》即属此类。“通道厩”研究始于李均明,他鉴于通道厩为居延汉简所未闻,而对汉代交通体系关涉甚大,遂与敦煌悬泉厩作比较,谓此厩是河西走廊通向漠北的唯一孔道。荒漠中的关、厩,啬夫、啬佐和往来官吏、过客乃至马匹之粮食是至关重要的事物。作者由此进而关注通道厩的粟谷粮食,编连相关简牍,区为十一组,并对具体廪食对象进行考证。任何一批竹简的初步整理,多会留下文字识读中的遗憾,以待学者拾遗补缺,即使以汉隶书写的肩水金关汉简也不例外。王锦城《肩水金关汉简释文勘补》即是对金关简第(一)至(五)辑释文依据字形和文义进行勘正,足可补苴原来释读之不足。利用甲金、简牍字形来诠释传世古籍中疑难字词,萌于晚清之吴、孙,张大于民初之罗、王,至于省吾著成《双剑誃群经、诸子新证》,可谓蔚成大国。自后随甲金文研究之深入和简牍成为显学,此类零星考证仍层出不穷。刘钊《关于〈吴越春秋〉一段疑难文意的解释》亦系用战国简牍字形“绝”、“继”形似甚至同字,重新串讲《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一语。谓“绝”是“继”字,“绝嗣”当是“继嗣”,太伯为长子,是当然的继嗣者,一字之易,使前后文义豁然贯通,怡然理顺。此固然是拜重见天日的简牍字形之赐,亦是作者善于贯通传世与出土文献之巧解。笔者以为,随着古文字之定形与古文字学之成熟,以古文字字形来重新解释、纠正传世古籍之误读、误释,是今后必由的康庄坦途,它将成为本世纪新古典文献学的基石。
●讲述者: 洪峻峰,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原《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副主编 文/本报记者 张觉尹 整理 图/受访者 提供 地方历史文献典籍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积淀的体现。洪峻峰自2016年担任厦门市社科联编的大型丛书《同文书库·厦门文献系列》副主编后,致力于厦门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他说,抢救、保存和刊行乡邦文献,使它们免遭散佚、湮没,一直都是厦门近代有识之士的文化传承之梦。 “海国征诗述耆旧,百年文献望成书。”这是120多年前,鼓浪屿怡园主人林鹤年题赠邱菽园的诗句。当时,邱菽园这位侨居新加坡的海澄三都(今属海沧)举人正在征刻百年来近人诗集,诗句表达了让历史文献重光的愿望。 近日,洪峻峰向记者展示了他在整理文献中发现的菽庄主人林尔嘉晚年寄给厦门文献整理者江煦的两封信照片,他说,这两封新发现的信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厦门近代有识之士刊行乡邦文献的情怀和抱负。 “菽庄丛书”的出版计划 林尔嘉当时居于上海,信封显示,从上海寄往“澳门南湾,拱北海关文牍处”。收信人江仲春即江煦,是菽庄吟社的核心成员,长期协助选编、刊刻菽庄吟社出版物,1943年底到澳门。 菽庄吟社先后刊行40多种文献,最有学术价值的是“菽庄丛书”系列六种,这封信主要谈丛书的第六种,也就是江煦编《鹭江名胜诗钞》的刊刻之事。江煦早在1926年就已辑编成书,但一直没有机会出版。当时林尔嘉得读书稿,因向江煦提出编入丛书。他在信中表达了得到好书稿的喜悦:“感慰之至,不禁距躍三百。”这也激发他继续刊印丛书的雄心。 林尔嘉在信中向江煦谈了丛书后续的编纂出版计划。丛书初步定为十种,《鹭江名胜诗钞》作为第六种,当年出版。第七种为《菽庄题咏》;第八种,拟从江煦所著书中选取;第九种,尚无具体对象,托江煦代觅佳作;第十种,拟选编林尔嘉历次寿庆和结婚纪念的庆贺诗文。林尔嘉把计划中的“菽庄丛书”后面几种的编选和刊印,都委托给了江煦。 林尔嘉在信中还表示,若享遐龄,还将多刊刻几部乡邦文献。遗憾的是,他于1951年便在台北病逝,“菽庄丛书”的这个后续出版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出售藏品以印刻乡邦文献 “菽庄丛书”的后续编纂出版计划流产后,江煦在澳门仍然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刊印,并于1958年和1962年,相继刊印《闽四家诗》和《闽三家诗》。 这两本闽诗录,所选都是闽南近现代诗词名家,篇幅不大,但都有存佚之功。如吕澂的《默庵诗选》,作者是清同光间厦门最负盛名的文人,其遗稿只存手抄本《介石山房诗稿》,这是他的唯一付梓因而得以流传的作品集。再如林菽庄《顽石山房焚馀稿选》,这是他请江煦选编的,上述信中也讲到,当时尚未选定;其中保存了林菽庄的部分佚诗,林氏后人于1973年在台北辑刊的《林菽庄先生诗稿》缺收。 由于没有了林菽庄提供的刊印经费,江煦只好出卖自己久藏的善本书籍、书画碑帖、金石墨砚,筹措印资。《闽三家诗》原来的设想是《闽十家诗》,印资主要靠出售所藏晚清同安李润堂爵帅端砚,以及旅新儒商李俊承的资助,最终还是不足以刊十家诗。他在书的跋语中记述了此中的曲折,道尽了刊印乡邦文献的艰辛,令人感佩。 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刊行,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近些年来,这项工作已得到各地有关部门的重视。洪峻峰说,市社科联同文书库的“厦门文献系列”,已经刊印和付排的有50册,共收录厦门近代稀见文献典籍74种,目前已告一个段落。去年,洪峻峰又担任厦门大学“百年学术论著选刊”编纂组组长,已选出百年来已故教师所著书40多种,将在明年百年校庆之前影印出版,这些书多数为民国时期的稀见版本及未正式出版的油印本,是近代厦门的一批重要文献典籍。【来源:厦门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文献》2020年第4期封面书籍史研究专刊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代导言) 程章灿《思溪藏》刊刻事项汇考 王传龙内容摘要:关于《思溪藏》的刊刻事项,包括刊刻时间、刊刻地点、主要主持者等等,仍有许多被学者广泛接受的观点存在讹误。本文将证明思溪圆觉禅院并非《思溪圆觉藏》的雕刊地,而首任主持怀深虽然列名刊记之中,但对经藏的雕刊工程几无贡献,真正的劝缘者是净梵和尚。《思溪圆觉藏》的开雕时间应当在大观四年(1110)之前,完工于绍兴二年(1132)四月,前后历时二十馀年。《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即为《思溪藏》最初的入藏目录,元伟不仅是此目录的编集者,也是圆觉禅院实际的建立者。而《思溪资福藏》是一个伪命题,资福禅寺从未参与过《思溪藏》的补板与增刻。关键词:《思溪藏》 圆觉禅院 《思溪资福藏》 怀深 净梵作者简介:王传龙,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哲学。再论南宋刻书业的利润与刻工生活 丁红旗内容摘要:现今所能见到宋时较全面的刻书价格史料,主要有《小畜集》等七种,但这些史料的解读因角度、计算方式、视野等不同而呈现差异。从镂版的一些关键信息———刻书史料的性质、纸张价格、刻字工价等,可以推知这一时期刻版的利润,至少能维持在40%的高位。与此相连的是刻工的生活:开禧北伐之前,除维持一家四五口人的温饱问题,还能有不少结馀;之后,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下降,但仍能维持一家的温饱。横向比较,刻字仍旧是一项待遇很不错的技术工作。这一结论能改变传统一些不无模糊的刻书观念。关键词:纸张价格 刻字工价 利润 刻工生活作者简介: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汉魏六朝唐宋文学文献学。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 王赫内容摘要:丰坊是明代造作伪书的代表人物,其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丰坊在“大礼议”后欲通过作伪重振四明丰氏的声望,故他在虚构伪经的接受情况时有家族、地域和政治的考量;丰坊的伪经吸收和落实了明中叶经学家的疑经、改经观点;《鲁诗世学》的成书过程体现了明中叶作伪与辨伪的互动;丰坊造作的伪“古文”字形等,迎合了明中叶文化界由好古到作古的风气。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关键词:丰坊 伪书 作伪 明代经学 明代文化作者简介:王赫,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经学史、明清思想文化史。明代图书生产与思想争鸣:以李贽的图书刊刻为中心 俞士玲内容摘要:李贽一生“随手辄书,随书辄梓”,以著书刻书宣传自己的思想,与他人展开思想争鸣,同时告知世人自己的行踪,以此维持一位活跃思想者的曝光度,也以图书生产解决生存困境并作为身后遗产。李贽尽量自刻己作,掌控出版权,确保一己思想的准确表达,也确保图书生产能始终跟进自己的思想进程。其万历十八年和二十八年刻《焚书》的不同堪称明证。对于书坊刻书,他并不强调作者著作权,但抱怨对方事先不告知、事后不赠书;对自己意欲合作的书商,则尊重对方的决定权。李贽图书生产绝不能仅在商业刻书框架下进行讨论。判定假托李贽之作以及逝后横空出世的“遗书”的真伪,并非研究的终点,其中呈现出李贽及其思想的抗逆性和形塑力同样值得重视。关键词:明代 图书生产 思想争鸣 李贽 《焚书》作者简介:俞士玲,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魏晋、明清文学文献。从《尺牍新语》编纂看明末清初尺牍选本的商业出版 蔡燕梅内容摘要:尺牍选本的编刊在明末成为一时风气,经历鼎革之际的急剧衰退,继而于顺治末康熙初年再次兴起。其中,清初新刊的三部尺牍选本《尺牍初征》《尺牍新钞》与《尺牍新语》非常盛行,大获商业上的成功。以上各书皆以“新”为编纂旨趣,足见对原创性之重视,但又有研究者指出《新语》是对《新钞》的恶劣“盗版”,二者之编刊存在复杂的纠葛关系。那么,为何“盗版”能如此畅销,又如何在续编的出版上抢占了先机? 显然,将《新语》三编置于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背景之下,详细考察其编纂问题,才可能对上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新语》初编以刊本著作为主要材源,并加入少量包括编者在内的时人作品,这是承袭明末尺牍选本中十分常见的手法;为提升选本的商业竞争力,《新语》续编采取以下策略:充分发挥编辑群的人脉资源,获取大量时人作品,并在评点等副文本中披露作品来源及选本编纂过程,借此与读者进行良好的互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该系列尺牍选本在取材与编法上的新变反映了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发展的脉络。选本对收录作品篇幅长短倾向的调整,一方面是清初文坛主流的古文观念波及尺牍文体的体现,另一方面恐怕是尺牍文体自身的缺陷难以克服,选家试图借助文体边界模糊的“书”文体作品来增强选本核心竞争力的策略。关键词:《尺牍新语》 编纂 尺牍选本 商业出版 文体观作者简介:蔡燕梅,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东亚汉籍。从匡赞风雅到鼓吹休隆:丛书与明清文化转型 刘仁———以《檀几丛书》《昭代丛书》为例内容摘要:丛书因其开放与灵活的形式,天然地成为知识汇聚的良好载体而与思想文化联系紧密。在明清文化转型的脉络中,《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因其编选清初时人小品所具有的“灵敏性”,在这种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特质上更具有典型意义。晚明以来崇尚个人主体性、满足自我情感欲望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檀几丛书》文本的“私”领域特质。而在清初构建王朝统治合法性、政治权力积极介入文化领域的局势下,整合社会秩序、粉饰王朝形象的要求则促使《昭代丛书》在编纂过程中逐渐偏向“公”领域知识。丛书中“公” 对“私” 的知识压制,营造了“昭代”文化对“晚明”文化的胜利景象。由此可见,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构建力量。关键词:明清文化 国家认同 知识 丛书 张潮作者简介:刘仁,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献与文化。武英殿本“清六通”刊竣时间新考 韩李良内容摘要:“清六通”曾经武英殿“刊版颁行”,这是清代武英殿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其具体刊印于何时,却无明文记载。后世虽众说纷纭,但都认为是在乾隆年间刊竣。然前贤意见与殿本“清六通”书中内容多有抵牾。更关键的是,殿本“清六通”书中已避嘉庆讳,说明其在乾隆时并未刊竣。通过进一步考察殿本“清六通”卷首所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清六通”职名表,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藏相关内府刻书档案,可考证出“清六通”刊刻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嘉庆年间完成的。关键词:“清六通” 武英殿本刊刻时间 内府刻书档案作者简介:韩李良,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及清代经学史。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考 南江涛内容摘要:徐乃昌影刻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是近现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之作。通过细读《徐乃昌日记》和相关资料,可以确定徐氏是影写付刻,而非原书上板覆刻,其所用底本并非北大藏徐乃昌旧藏本,而是刘承幹旧藏本。徐乃昌影刻此本的用途,更多是作为“礼品” 书。成功造就这一出版佳话,有赖徐乃昌严谨有序地确定底本、负责认真地校勘以及陶子麟团队高技术的刊刻等多方面因素。考察这些细节,对研究民国传统刻书和出版史不无裨益。关键词:徐乃昌 《玉台新咏》 《徐乃昌日记》 覆刻 影刻作者简介:南江涛,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和出版史。民国以来《永乐大典》海内外流通价格变迁考 郑云艳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永乐大典》流通价格变迁史。由于币制改革,“元”在不同时期币值并不相同,再加上《永乐大典》流通时常以外币结算,故不能单凭价格数字判断书价。经过综合研究发现:清末民初该书开始进入书籍流通市场,但价格不高;而此时外国人已开始有意搜集该书残卷,且出价颇高。1920 年代以后,《永乐大典》流通价格逐渐水涨船高,此时国内外竞购局面逐渐形成。1930 年代是该书价格普遍上涨最为迅速之期。到建国之后,该书残卷逐渐向大型藏书机构集聚,但在国际上该书的市场交易案例仍时有发生。关键词:书价 《永乐大典》 物价史 中外交流史 汇率作者简介:郑云艳,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文献学和书籍史。
书籍与档案古籍“开化纸”印本新考 曾纪刚内容摘要:开化纸之于古籍版本学、藏书史,特别是清代武英殿版图书的相关研究,夙负盛名且具有独特的指标意义,更广受藏家爱好。本文综合目前考察所及的文献史料,尝试梳理出一条重新认识开化纸与追寻古籍开化纸印本的理路,并力图追寻能使文献记载与存世实物相互验证的线索。首先,透过清季民初读书人与藏书家的文字记述与整理研究,大致确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人已普遍将清宫武英殿刊白纸精印图书认定为开化(花)纸或桃花纸印本;直至四十年代末,有关开化纸的材质特征与鉴别标准,才开始出现比较具体的论述观点。其次,将视角转向藏书目录、特别是民初的营业书目,探寻开化纸印本栖身其间的踪迹,并且从最贴近社会脉动的价格变化,体察图书市场上书因纸而贵的交易生态。然而,几乎所有书目著录的开化纸印本,一旦对应到存世实物或取文献档案相验证,势必出现难以跨越的断裂,似乎只能勉强接受“开化纸实即连四纸”或“连四纸讹呼为开化纸”的说辞。为突破此一困境,乃据清代内府遗存档案史料,证明清宫确有办买开化纸的惯例,实则钦天监用以刷印数量最少、开本最大、装潢最华丽的时宪书,是清代国家礼制运行的重要元素。本文以实证改写过往古籍开化纸印本研究与清宫武英殿刻书紧密系连的定论,为学界接续研究开化纸之相关问题指出了新的方向。关键词:开化纸 开花纸 桃花纸 连四纸 武英殿 殿本 时宪书作者简介:曾纪刚,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书籍版本学、目录学、《四库全书》研究、清宫藏书研究。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撤改与补函——以相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琚小飞内容摘要:文溯阁《四库全书》自送往入藏时即已有撤改之举,直至嘉庆十二年补函工作结束才最终成帙。整个撤改书籍的过程非常繁复,学界研究关注多集中在文溯阁书的两次复校,而对不同时期的撤改着墨较少,特别是复校开始前和嘉庆八年续缮书籍之前对阁书的抽换,这是文溯阁书得以完帙的关键。同时,阁书的撤改直接导致某些书籍的进呈本与阁本内容相异,甚至各阁本之间亦有不同。因此,追溯各阁书籍异同时,切不可一味认定是底本撤换而致。关键词:文溯阁 《四库全书》 撤改 补函作者简介:琚小飞,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四库学、清代文献学。清中前期的东堂藏书 赵大莹内容摘要:本文以惠泽霖《北堂图书馆西文善本目录》著录的题识信息为基础,结合部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旧藏档案、埃武拉公共图书馆档案和来华传教士信件等资料,通过对乾隆朝以前北京东堂的创设和变迁情况的梳理,可知东堂藏书空间的变化。将惠泽霖著录、高华士整理部分藏书题识,与现存藏书比对与复校,对题识内容进行了分类、翻译和分析,展现出清中前期东堂藏书收集、管理与利用的历史,以及东堂藏书的专题特色与流动脉络。关键词:东堂 教团藏书 医学文献作者简介:赵大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代中外关系史、中西书籍史。俄罗斯档案馆藏北堂西文书目考 柳若梅内容摘要:19 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遭到清政府的驱逐。北京天主教传教士在末路之际,只好把在华三百年间积累的图书即北堂藏书委托给经中俄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常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使团接收图书后逐一整理,并安排使团成员戈什克维奇为这批图书登记编目,这是北堂藏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编目,该目录现收藏于俄联邦外交部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1860 年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在北京将这批图书交付法国特使葛罗,归还给北京天主教团。1861-1862 年间北京天主教狄仁吉神父整理天主教藏书并编目,1949 年北京天主教惠泽霖神父再次整理编目并出版《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俄藏北堂西文藏书目录揭示了19 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被驱逐时的藏书情况,折射出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华近三百年间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关键词:北堂西文书目 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 北京天主教传教士作者简介:柳若梅,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俄文化交流史、俄罗斯汉学、中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美籍汉学家福开森的故宫交游圈——以南京大学所藏文献档案为基础 时文甲、史梅内容摘要:美籍汉学家福开森旅华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与故宫博物院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在梳理福开森与故宫关系的同时,重点揭示他与故宫的几位名人——周肇祥、郭葆昌、钱桐、傅增湘等人之间的交往。其中周肇祥对福开森进入故宫古物鉴定圈影响甚大,郭葆昌是福开森在陶瓷鉴赏上的知己好友,钱桐曾对福开森古物馆的开设费心操劳,而傅增湘与福开森的往来可从南京大学所藏文献中的题跋知其端倪。关键词:福开森 故宫 古物陈列所 艺术鉴赏作者简介:时文甲,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籍版本目录学及近代欧美汉学等。史梅,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籍版本目录学、清代词学等。从新发现档案看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哈特藏书的形成 张徐芳内容摘要: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哈特藏书的旧藏主人是亨利·哈特,其档案最近被发现保存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图书馆。通过这批新发现的档案可以较充分地认识作为汉学家的哈特对中国文化所怀抱的敬意,以及就此展开的藏读研究活动。关键词:哈特档案 哈佛燕京图书馆 藏书 汉学研究作者简介:张徐芳,厦门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散文史、版本目录学与文献学。青岛“掳获书籍”在日本的流布 刘群艺内容摘要:日本在1914年侵占青岛之后搜刮了德国殖民官方在当地所藏的几乎所有的书籍和图文资料,这批文献总称为“掳获书籍”。日军自1920年4月至1922年12月将其全部运回日本,并分配给国内相关军事和教育机构。本文通过档案史料梳理了这批文献被掠夺的经过、分配原则与方式以及在日本流布的现状,认为由于现存文献的收藏地较为分散,数字化形式的事实返还较为可行。关键词:掳获书籍 青岛 战时资产返还作者简介:刘群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东亚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狩野直喜与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在华劫购汉籍活动 薛明内容摘要: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战前外务省档案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馆藏文书中,有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外务省“出资”并主持,“京都学派”代表学者狩野直喜参与的对陈毅边疆史地类旧藏、以丛刊为主的天津陶湘藏书等“实用”汉籍的劫购活动。研究表明,上述活动不仅完全背离其标榜的共同探究东方文化渊源、谋求中日两国共同福祉的动人口号,更是一场在“和平”掩护下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严重伤害。关键词:狩野直喜 “东方文化事业” 汉籍 陈毅 陶湘作者简介:薛明,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近代中日关系史。信札整理与研究桂馥、武亿、何元锡致黄易九札考释 薛龙春内容摘要:黄易是十八世纪后期金石学的关键人物之一,所藏汉魏拓本为一时之选。他长期在济宁的运河厅任职,结纳南来北往的地方官员、金石学者有极大便利。本文就新见桂馥、武亿、何元锡三人致黄易书札九通,略作考释,其中所涉及的金石信息的互通、天柱山铭与嵩山三阙椎拓事务的安排、访碑图的制作、《山左金石志》的编纂等,皆有禆于乾嘉金石学的研究。关键词:桂馥 武亿 何元锡 黄易 乾嘉金石学作者简介:薛龙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研究方向:16-18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国图藏《清芬外集》所收乾嘉学人致刘台拱书信考论 黄湛内容摘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刘宝楠辑抄本《清芬外集》中,有乾嘉时期重要学者如姚鼐、任大椿、李惇、翁方纲、卢文弨等人致刘台拱函,未收入诸家文集,亦不见于刘氏遗书。其内容除告知近况和寒暄之辞外,还涉及古籍校勘和经典研究的具体问题。文章对诸函写作时间及内容进行考证,并考察了刘氏与诸人交往论学之始末。在此基础上,结合清中期考证学思潮及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可分析相关学人的治学理念。关键词:刘台拱 姚鼐 任大椿 李惇 翁方纲 卢文弨作者简介:黄湛,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术思想史、经学史。胡林翼致毛鸿宾信札八通考释 项旋内容摘要:苏州博物馆藏有胡林翼致“寄云”、“骥云”的未刊信札八通,均未收入目前所见《胡林翼集》《胡文忠公遗集》及相关论著。经考证,“寄云”、“骥云”为毛鸿宾之字,这批信札作于咸丰八年至咸丰十年之间,内容涉及胡林翼督师援皖及杭州被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等重要史实,也涉及胡林翼在湖北修壕建圩、防堵捻军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关键词:胡林翼 毛鸿宾 信札 太平天国作者简介:项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清史。吴梅致王立承论曲书札五通笺释 冯先思内容摘要:吴梅、王立承皆为戏曲文献收藏大家,其藏品既多且精。国家图书馆藏吴梅致王立承书札五通,于两家所藏戏曲珍本讨论尤多。彼时吴梅刚刚返回南方,在东南大学任教。二人书札南北往还,涉及戏曲文献的评价、收藏之处颇多,可见当时戏曲文献收集之情形,对民国戏曲史研究有重要价值。本文于其关涉戏曲版本之处,略为疏释,于其间戏曲版本相关讨论,或纠其误,或补其缺,并梳理其收藏源流。关键词:吴梅 王立承 书信 戏曲作者简介:冯先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内蒙古社科院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揭牌 “让古籍里文字活起来”中新社呼和浩特11月24日电 (记者 李爱平)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简称内蒙古社科院)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24日在呼和浩特正式揭牌。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苏德毕力格教授认为,该中心的成立对于发挥民族文献独具价值,对推进学术研究繁荣发展具重要意义。当天,内蒙古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内蒙古社科院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全荣在致辞中表示,该中心主要开展与北方历代民族历史相关的多语种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影印、校勘、汇注、笺证、研究等工作。全荣介绍说,该中心近期要开展的主要工作有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藏蒙古文珍贵文献汇编、蒙古地区元明清时期金石碑刻资料整理与研究、蒙医药历史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等项目。“除此外,还将开展国际合作,广泛与蒙古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蒙古历史文献研究机构和档案资料机构开展合作,共同推进民族历史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全荣如是表示。内蒙古社科院党委书记刘少坤当天表示,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现有各类藏书26万册,其中蒙古文古籍3万册6280种,有些是世界上的孤本古籍,该中心的成立将使“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能从文献古籍中挖掘中国北方民族深厚文化底蕴。(完)
出土文献领域唯一专业学术期刊创刊本报讯 (记者 李婷)记者获悉,上海再添重量级学术交流平台——经过半年多的筹备、组稿、编审,由上海中西书局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出土文献》昨天正式创刊亮相。这是我国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出版发行的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的专业学术期刊。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曾指出,出土文献指出自古墓葬、古遗址等处的古文献资料。作为古代文献的一种类型,为与传世的“纸上文献”相区别,学术界或称其为“地下文献”“新出古文献资料”“古文字资料”等。广义的出土文献,一般指通过考古发现的文物上的各种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玺印、货币、简帛、陶文、碑刻、纸本上的各类文字资料等。出土文献研究涉及语言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历史学等学科,已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开辟了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研究的新领域。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尤其是战国秦汉简的大量发现和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成为相关学科持续发展的学术增长点,对有关人文学科的创新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为开端,在上海出版人的努力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肩水金关汉简》《悬泉汉简》《地湾汉简》《玉门关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等一大批简牍整理项目先后落地申城,使得上海这座几乎难觅出土文献的城市,成为中国出土文献出版高地。据《出土文献》主编黄德宽介绍,出土文献研究虽然取得快速发展,但作为“冷门绝学”,其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还有待探索总结,新发现、新成果还有待刊布,学术共同体还有待凝聚形成,学术交流平台还有待建构和加强,优秀青年人才还有待培养和扶持。为适应出土文献研究的时代需求,推进出土文献学科的发展,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所编《出土文献》辑刊基础上,由清华大学与中西书局共同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请创办同名期刊并获得批准。据悉,《出土文献》计划在每季度最后一月中旬出版。受疫情影响,创刊号稍有延迟。记者看到,首期刊发的16篇文章,作者涵盖出土文献学科的权威专家、学术中坚与优秀青年学者,内容涉及甲骨、金文、战国秦汉简帛与学术史,包含甲骨金文简帛文字考释、名物训诂、历史地理考证以及甲骨分期断代、战国简形制编连等各个方面。“《出土文献》是本学科领域获批的第一本专业学术期刊,学术界对办好这份新期刊寄予厚望,我们也深感责任重大。”黄德宽说。期刊将刊布出土文献领域优秀研究成果和最新发现,探索构建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促进学术创新与学科交叉发展,打造国际一流的出土文献研究学术交流平台。为此,该刊聘请海内外专家学者组建本刊学术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审稿专家库,为刊物发展提供学术支持,并完善了投稿、匿名评审和编校等制度,以确保办刊质量和水平。(来源:文汇报)
正北方网讯(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张巧珍)11月24日,继蒙古学藏文文献研究中心成立之后,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三楼会议室举行。该中心的成立,旨在发挥民族文献所独有的价值,进一步推进历史学和蒙古学研究水平,推进学术研究繁荣和发展。内蒙古社科院是蒙古学研究的重镇,历史学是传统的基础学科,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尤其对于北方民族史、蒙古史和民族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卓著。其中,历史文献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先后涌现出许多知名学者和一批分量颇重的历史文献研究成果,为蒙古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将建设成为一个开放式学术平台,与区内外甚至国内外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展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提升蒙古学研究水准。据内蒙古社科院党委书记刘少坤介绍,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近期将要开展的工作重点是对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藏的蒙古文珍贵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校勘、整理和研究。据了解,社科院图书馆拥有各类藏书26万册,其中蒙古文古籍6280种3万余册,约占全国各类图书馆蒙古文古籍收藏种类的50%,多为木刻原版或手抄本。此外,还收集有相当数量的满、藏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古文献及经卷等重要资料。汉文古籍3000余部5万余册,多为明清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