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研究投稿

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100周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广东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的地方组织之一。值此重要节点，为深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编辑部拟于2020年第四季度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论坛，以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史料征集、实证研究和学术创新。现面向全国学术界诚挚征集来稿。征稿主题：(一)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共创建；(二)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共创建；(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人物；(五)建党前后的社团及群体；(六)中共早期活动、重要会议；(七)群众运动(工青农妇)；(八)五四新文化运动；(九)中共创建前后的思想论争；(十)中共创建史的新材料和新视角；(十一)民国史、社会史、北洋军阀史等其他领域与中共建党相关的历史问题。以上议题仅供参考，参会者也可围绕会议主题自选题目，尤其欢迎基于多元史料、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有效推进深化研究等具有学术创新和“问题意识”的专题史学论文。论文篇幅不限，须为未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要求观点鲜明、主题明确、逻辑严谨、文笔流畅，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在充分熟悉和理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论文的学术创新之处；引文和史料准确严谨，并注明出处(统一为页下注，每页重新编号，具体格式参照近期《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参会论文请发送至邮箱： gdds@163.com，来信主题名注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论坛”。联系人：罗素敏、叶浩豪，联系电话：020-28865079。征稿日期截至2020年10月30日。我们将遴选优秀论文，邀请作者参加本次论坛(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入选论文将按照质量给予一定稿酬并在杂志上优酬发表。广东中共党史学会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编辑部 2020年5月25日

极目新闻3月9日讯（记者徐颖 通讯员小吉）1957年的药盒、1962年的挂历、1964年的药方手册……一件件老物件见证了新中国中医药工业发展从传统到现代、从作坊到工厂的沧桑巨变。3月9日上午，武汉美术馆原副馆长、武汉历史文献研究者刘宇，将自己私人收藏的一批有关中医药的历史物件捐赠给了国药集团中联药业。当刘宇拿出一件1957年的驴皮胶药盒的时候，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总经理蒋焘显得有些激动，因为药盒上写有“武汉市公私合营中联制药厂”，这个厂名正是中联制药药业最初的名称，中联名称的由来就是上世纪50年代初汉口199家中医药店铺药房联合成立的药厂。蒋焘介绍，现在汉口有一个药王社区，药王社区在清代康熙年间以药王庙为核心，周围有药帮一巷二巷三巷四巷五巷六巷，这几个巷子里全部是做药的店铺，就在今天汉口的江汉路旁边，那是武汉最核心的位置。金同仁、陈太乙、初开堂、九千年、刘有馀……这些在汉口走过几百年历史的中医药字号大多采用前店后场的中药作坊模式。而由他们联合组成的武汉市中联制药厂，在国内率先实现了中草药的工业化生产，让中药这个传统的手工业产品升级为标准化的工业制药。中医药工业在上世纪50年代后发展迅速，成为继钢铁之后，武汉又一代表性的工业门类之一。武汉历史文献研究专家刘宇表示，从当年的药盒、挂历、中医药手册本来看，其产品制作精良，很多插画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刘宇表示，这些物件，是武汉制药工业历程的一个见证，同时也是新中国制药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只有尊重历史，才能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历史文献，忠实记录着人类的过去，在这些浩瀚文字中，我们读懂人类，读懂中国，并以此作为人类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参考。回顾近几年来贵州在历史文献整理及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在古籍的整理出版、历史文献的研究等方面都有丰厚的积累。近日，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2019年年会暨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论坛在贵阳举行，来自省内高等学校、出版单位、科研院所、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又一次集中呈现了贵州在历史文献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正如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长、《贵州文库》总纂顾久在论坛上所说：“地方文献的保护与整理，对于我们找回文化自信至关重要。我们这代人更要带着感情，真诚地做好古籍文献保护和整理工作，让优秀的地方传统历史文化得以传承延续。”重磅作品 盘清贵州历史文献家底去年共出版28种书，共91册的《贵州文库》，是我省重大出版工程。顾久在论坛上的发言中说到，《贵州文库》的编辑出版，有助于提高贵州人的文化自信，但在编纂过程中还有不少困难，一方面是我省文献有不少藏于外省、外国，藏于公私藏家，需要通过各方面的力量去搜集；二是我省文献整理的人才不够多，通过历史文献研究会招揽人才很有必要。据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理事长、《贵州文库》副总纂王尧礼介绍，有不少历史文献研究会的会员参与到这个重大项目中，而会员本身也十分勤奋，一年半以来，会员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贵州文献保护、搜集和整理出版、为贵州历史文化研究做贡献。近年来，贵州历史文献研究推出了不少重大项目，除《贵州文库》之外，对于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及研究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近日，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1辑）》，在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对2018年全国357个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进行综合绩效考评中被评为优秀项目，对此成绩，贵州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龙建人表示：“清水江文书，存世量极大，涉及面尤其广阔，将其整理、出版，应该是对传统历史研究中文献边际的拓展。”他认为，文献是有生命的，清水江文书是一座巨大的富矿，当历史学者将其中有价值的、对我们理解那段历史的东西一点一滴地提炼出，让其中蕴藏的文化信息进入他的研究之中，那么，这些文书就焕发出新的生命了。重磅作品不断问世，而贵州省图书馆作为全省的文献资源信息中心，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是其中一项重点工作，长期以来着手收集省内地方文献。据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陈红介绍，目前省图已基本完成馆藏古籍和民国图书的普查工作，在摸清家底的前提下，结合本馆实际，加强历史文献的保护、整理和挖掘，成体系、成序列地发掘馆藏。专业研究 不断发掘文献文化价值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贵州乡贤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孝明，今年主要搜集整理了贵州近现代历史文化名人丁宝桢、莫友芝、黎庶昌、唐树义唐炯父子、黄辅辰黄彭年父子、文天骏和任可澄等贵州历史文化名人的一些文献资料，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任可澄的文献资料的搜辑、整理。他认为，加强贵州的文化自信，提升贵州文化软实力和构建贵州精神高地，必须加强贵州本土文化研究，而研究贵州本土文化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掘与利用贵州文献的基础上。这方面，他主持了《阳明文化与贵州精神高地建设研究》《贵州本土文化资源与贵州精神高地建设研究》等课题，并发表了多篇文章，得到贵州学术界和社会人士的重视和认同，对于贵州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贵州师范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刘海涛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相关研究，2017年承担的贵州省省长资金项目《陈法〈易笺〉研究》结题，完成研究报告一份（25万字）。2018年，整理点校的《萧光远全集》（42万字）即将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现承担贵州省社科规范办国学单列项目“贵州明清易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组织的团队正在对《文天骏集》《朱定元文集》《贵阳何氏家集》等贵州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与点校。刘海涛表示，贵州历史文献资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化遗产大多尘封图书馆的库房中，不为世人所知，也没有发挥出它们应有的光彩。作为一个身在贵州的学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贵州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以及研究，这对于我们更加全面、更深入地认识贵州的历史、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助推文化强省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孔学堂书局编辑丁羽完成了《鹤楼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他表示：“以《鹤楼集》等为契机，力争撰写一些文献整理出版与研究的学术论文；同时，涉猎《贵州通志》《贵州省志大事记》等文献，寻找些线索、策划些选题，力争为贵州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尽绵薄之力。”丁羽认为，当前的贵州历史文献整理出版与研究，是对贵州发展历程的科学梳理，是对贵州历史面貌的真实还原，是对后人了解和认识贵州应尽的历史责任，是增强贵州文化自信、“讲好贵州故事、传播贵州好声音”的文化工程，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部署和安排的重要举措，更是贯彻落实文化自信的根本举措，将对贵州的文化发展事业产生深刻的影响。民间整理 为历史文献研究助力业余从事贵州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已20多年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理事长龙先绪，整理地方文献1000多万字，采编的《播雅续编》三十二卷四大册，已于去年初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今年要出版的文献有《蝶梦庵诗文集》《余达父全集》《郑知同全集》等，他整理出版的《黎庶昌全集》《播雅续编》等，对弘扬贵州优秀历史文化，增强贵州人文化自信有极大提升作用。他表示，研究整理地方文献，能使我们的文脉延续不断，对远去的历史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今后仍继续整理地方文献，选编自己的学术文集，拟定为12卷，580万字。修文县阳明学专家杨德俊从1989年初开始搜集整理地域文化和阳明文化资料，所搜集到修文地域文化资料近百万字，经选择编辑出版了修文县《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词语》和《千古龙岗漫有名》4本书，部分提供给《修文县志》。从1989年4月1日开始，至2018年7月10日止，历时30年的时间里，他曾先后11次，跨越近300个市区县，到王阳明曾生活、工作过的12个省市，120多个市区县搜集阳明文化文字、拍摄相关图片等，并将搜集的资料图片整理、研究，发表相关文章30多篇。2014年退休后，自筹资金30多万元，编辑出版《龙场阳明文库》丛书，已经出版《王学之源》《王阳明遗像图册》《王阳明龙场遗墨》三本，现正在筹集资金，编辑出版《王阳明行踪遗迹》一书。杨德俊收集到的资料图片除编辑出版书籍外，修文县王阳明纪念馆、贵阳阳明祠、贵阳孔学堂、和平县阳明博物馆、崇义县博物馆、青原区阳明书院、绍兴博物馆等作陈列布展，不少研究王阳明历史及思想的著作中，也都采用了他提供的相关资料和图片。“历史文献的收集不能只限于书籍，还有字画，图片、摩崖、碑刻等。收集到后要整理、修复、研究，有价值的出版，使之得到应用，充分发挥它的价值。”杨德俊说。文/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彭芳蓉 赵相康文字编辑/邱奕视觉编辑/彭芳蓉编审/李缨

何为古今《古今》创办于1978年，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的学术年刊。本刊的创办者，是当时的历史系学生陈锋、赵林（现已分别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哲学学院教授）。据二位老师回忆，《古今》之刊名，初定为《古与今》，后经集体磋商，更名为《古今》。 刊名的释义是这样的：考虑到与历史专业密切相联，既然是历史，便叫“古”，但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古而古，王充曾说“知古而不知今，是谓陆沉”，可见学习历史，不仅要博古，还要通今，于是各取一义，并称为《古今》，希望在史院就读的学子能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学生独立创办的一份历史学术刊物，《古今》在创刊之初，便设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规范。一直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办刊原则；坚持弘扬稳健、踏实的治学风气；自我定位于一个为“以史为好”的同学提供展现自身学术特长的平台。投稿要求第42期《古今》即将出刊，诚邀各位爱好史学的同仁，不限年级、专业，均请惠寄佳作，砥砺学术。本刊延续以往的主要栏目设置，并将根据同学们的来稿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投稿要求如下： 一、《国史探微》、《世界史论》、《考古论丛》栏目：主要面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同学征稿。投稿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研究主题作文，符合学术规范，附有内容摘要、关键词与注释。（参考文献可不列）论文字数请尽量控制在一万字之内。 二、《学海漫谈》栏目：主要面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同学征稿。来稿无体裁之严格要求，札记、书评、随笔、综述、译文均可。文章应遵循学术规范，札记、书评、随笔、综述请附注释或参考文献，译文附有原文。字数以3000—6000为宜。三、《交流园地》栏目：投稿不限高校、学院。本栏目旨在为“以史为好”的同仁提供展现学术特长、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投稿要求参照第二条。四、引文格式请遵照《历史研究》引文注释相关规范。五、所有来稿文责自负，不得抄袭、剽窃。 六、本刊有权在不违背作者观点的前提下按编辑规范作适当修改，如不同意，请加以说明。 七、本刊为内部杂志，所发文章不影响其他刊物录用。八、所有来稿均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本刊邮箱内，请将文章以附件形式发送，在邮件主题栏内标明文章题名，在邮件正文附上作者简介（姓名、年级、专业与联系电话）。 投稿邮箱：由于平台规则限制，不允许含有联系方式，请想要投稿的朋友，微信搜【投稿征文驿站】获取。截稿时间：2021年4月10日晚24时

留下你见证的历史情节，也是在寻回人生的独特意义。每个人生活的细微末节，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对故人的珍贵记忆，记下来，他们就活在历史记录中。 方勇骏：您长期从事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研究，请谈谈什么是民间历史文献？为什么要研究民间历史文献？ 郑振满：所谓民间历史文献，是指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诉讼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账本、书信、日记，等等。这些民间历史文献反映了民间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大多数是外来的，所以很多都是脱离实际的，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就必须重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切合实际的基本概念。 民间历史文献为什么特别重要？因为这些文献是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记载了世代相承的社会文化传统。为什么这几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那么快？就是因为这些文献还在。 所以要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必须回过头来去读民间历史文献。这不仅是历史学的问题，这是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 例如，要研究普通老百姓是怎么理解法律的，他们在司法实践中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那就需要去读民间的诉讼文书和乡规民约；要了解老百姓是怎么做生意的，那就要去看契约文书，看他们的书信、账本；如此等等，解读民间文献应该成为必修课。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曾经有两次民间历史文献的大发现，后来都形成了国际性的学术研究领域。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推动了中国中古时代社会史、经济史、宗教史、艺术史的研究，形成了“敦煌学”。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中期徽州契约文书的大量出现，推动了宋元以来制度史、区域史、家族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形成了“徽州学”。 实际上，中国各地都有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有的已经收藏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有的已经流入各地的文物市场，但更多的还是保存在民间。如果可以系统地收集、整理这些民间历史文献，不仅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还可以推动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收集和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是从做社会经济史开始的。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傅衣凌教授主持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项目，他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史研究不能在图书馆做，你们要出去调查，要广泛收集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账本等民间历史文献。那几年，我们几位同学和年轻老师跑遍了福建各地，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这就是厦门大学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学科优势和学术传统。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闽北分家文书的研究，后来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主要是依据族谱、碑刻和契约文书，这些都是从各地收集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料。 方勇骏：您的研究并不限于社会经济史，您还利用民间文献研究宗教史和制度史，您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是“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那么，如何从民间历史文献研究文化传承？ 郑振满：我们一直认为，民间历史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可以从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国文化的传承机制。我们现在的做法，首先是考察各种民间历史文献的源流，然后探讨民间历史文献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最后揭示民间历史文献反映的社会文化变迁。简单地说，我们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实际上就是社会文化史研究。 每一种民间文献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必须搞清楚各种民间文献的来龙去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族谱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有哪些相关的文献形式？有哪些基本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是我们首先要梳理清楚的。同样的道理，碑刻、契约、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等等，都有自己的文本传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必须找出它们的历史脉络和时代特征。 每一种民间文献都和特定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搞清楚民间如何使用各种文献形式。在哪些情况下需要编族谱？在哪些情况下需要立碑刻？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写契约？在哪些情况下需要有宗教科仪书？在哪些情况下需要有唱本、剧本？这些都需要做实证研究，不可以想当然，一概而论。 去年我在台湾，有个学者问我，以前识字的人很少，到底有多少人会看得懂文献？有多少人会使用文献？我的回答是，可能只有很少人可以看得懂文献，但是大多数人都会使用文献，这就是现在可以看到许多民间历史文献的原因。当然，民间究竟如何使用各种文献，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看，民间文献的形成就是“文字下乡”的过程，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每一种文献类型的形成，最初可能都是为精英或王朝服务的，但最后都会与民间的日常生活相联系，这就反映了最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 以碑刻为例，树碑立传从来都是不得了的大事，最早的碑刻和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老百姓是什么时候开始树碑立传的？民间的哪些事情会写上碑刻？碑刻承载了哪些社会文化传统？顺着这个脉络，我们就可以从碑刻研究社会文化史。 族谱也是这样。中国最早的族谱是官谱，唐代以后才有民间的私谱。民间为什么要修谱？族谱满足了哪些人群、哪些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课题。同样，对于契约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乃至于书信、日记、通书、堪舆书等等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都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采用同样的研究视角。 方勇骏：如果民间文献的历史就是“文字下乡”的过程，那是否会把社会文化史理解为“自上而下”的过程？ 郑振满：我的意思是说，从文本的传统看，民间文献的历史是一个“文字下乡”的过程。但是，文本只是一种形式，它可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民间为什么需要各种不同的文本？它们是用来满足现实生活的不同需要的，文本的变化必然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从民间的实际需要出发，研究民间历史文献的发展变化，研究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 其实，在“文字下乡”之后，文献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开始形成新的文本传统。以宗教科仪书为例，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经文、符咒、科仪本、家礼本等等，可能最初都是从儒、释、道三教学来的，但实际内容不同于原来的儒、释、道三教，而是成为民间信仰或地方教派的仪式文本。民间原来的仪式传统，可能是各种地方性的巫术，根本就没有这些仪式文本，他们不需要疏文，也不会扶乩，不会在仪式中使用各种文件。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需要用文本和超自然世界沟通呢？这当然都是士大夫、和尚、道士教的，这就是正统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但是，民间创造和使用这些文本，是为自己的信仰和仪式服务的，因此就会形成新的文本传统。 我们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最大的挑战在于从旧的形式中看到新的内容。很多民间文献都是“旧瓶装新酒”，套用旧的文本形式，表达新的文化内涵，我们必须学会在旧的文本形式中看出新的历史文化内涵。 许多民间文献都会宣称自己有某种官方的或是正统的依据，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但他们却一定要宣称自己是有来历的、有传统的。这是拉大旗，做虎皮。那么，民间为什么要用官方的、正统的话语和文本？这种做法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究竟有哪些影响？这就是科大卫、刘志伟最近一直强调的“正统化”的问题，这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方勇骏：您最近提出创建民间历史文献学，探讨民间历史文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请问这与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有何不同？ 郑振满：中国有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传统，但主要局限于对经典古籍的整理和诠释，还无法涉及五花八门的民间历史文献。我们需要运用传统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积累，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系统、源流和研究方法做出完整的解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民间历史文献学。 民间历史文献学与传统历史文献学的不同之处，我想关键在于研究视角的不同。传统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官方的或精英的历史文献，因此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史和思想文化史的脉络解读历史文献；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对象是民间社会或普罗大众的历史文献，因此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脉络解读历史文献。 当然，这里主要是强调文献性质的差异，需要有不同的研究套路，而不是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问。相反，我实际上是把民间历史文献学想象为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传统历史文献学的许多理论和方法都可以用于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版本、目录、考据、辨伪之学，自然都可以用于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还有，中国自古以来的金石学、谱牒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自然也是民间历史文献研究所需要的知识背景。 我探讨民间历史文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主要是因为目前学术界对民间文献的认识还很模糊，往往不加区别地把民间文献当作一般史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族谱中关于祖先的传说，直接当作移民史、家族史的资料。还有，看到一套仪式文本，就判定当地民间信仰是道教、佛教或儒教的。实际上，这种资料大多是表达一种文化认同，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记忆或历史事实。 因此，我们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历史语境出发，理解民间文献对于当事人的意义，然后才可以明白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们已经办了四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现在陆续编辑出版《民间历史文献论丛》，就是希望通过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探讨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方勇骏：您始终强调民间文献研究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最主要的学理性依据是什么？ 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无论多么丰富，都不可能完整记录社会生活的全貌。这就是说，历史资料永远是不完整的，这就是历史学者最大的苦恼。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田野调查，最大程度地弥补这个缺陷。 我们可以回到民间文献流传和使用的地方，找到相关的当事人，通过实地考察、访谈，了解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尽可能重建历史现场，把文献放回社会生活的整体中去解读。这时候，不仅是历史文献资料，就连现存的实物、人际关系、口头传说、仪式表演，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资料。 田野调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让我们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当事人的想法和做法。我们在文献上看到的很多难以理解、甚至是很荒谬的东西，有时到了当地就会恍然大悟、豁然开朗。 比如福州有一个家族，从明代到清代修了六次族谱，每一次都重新找祖先，而且每一次都做了很认真的考证。我们当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他们为什么要慎重其事地作假呢？到当地调查后就知道，他们原来是疍民，没有户籍，祖先来历不明。上岸定居以后，必须有合法的身份，他们就开始到处认祖归宗，依附当地的世家大族。因此，他们编造祖先的故事，是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环境，调整生存和发展的策略。我们既不能相信他们的祖先传说是真的，也不能满足于揭穿他们的祖先传说是假的，而是必须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认祖归宗的理由，从中发现社会文化变迁的逻辑。 我们经常被质疑，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很久远的事情，怎么可能通过田野调查重建历史现场？我的回答是，我们不仅要做田野调查，还要解读历史文献，所以我们的田野调查必然是有历史深度的。我们的任务是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解读有机结合，这也许就是我们和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我们应该相信，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对现实生活必然会有深刻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还会留下痕迹。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现在反思历史，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重要的历史线索。我在莆田研究神庙系统的时候，一直苦于文献资料不足，后来我发现每一个重要的神庙中都有社神，我就明白了神庙系统的发展与明代的里社制度有关。因此，我就开始研究里社制度的演变，提出了地方行政体系仪式化的问题。 在这里，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实生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不应该把自己关在书斋中，而是应该把田野调查当作必修课，在田野调查中深化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 方勇骏：近几年，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建设“中国民间文献与地方史数据库”，大家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郑振满：我们的合作是从2009年开始的，最初的计划是建立“中国地方史数据库”，最近才扩充为“中国民间文献与地方史数据库”。我们的规划方案是，利用现有的GIS系统和人文数据技术，建立可以汇集民间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公共平台。这个平台应该同时提供GIS系统、资料编录系统、资料分析系统和资料检索系统，可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专题研究的基本要求。 我们目前开发的主要是基本数据库和通用平台，希望尽快把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多年来收集的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录入、上网，可以为使用者提供最基本的资料分析、检索功能。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继续开发族谱、碑刻、契约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等专题数据库，尝试运用数位人文工具开展专题研究。我们的长远目标，是试图通过通用平台、基本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的相互连接，打通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献类型、不同资料来源，建立与GIS相结合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 建设民间文献与地方史数据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新我们的学术理念，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传统史学最被诟病之处，就是“剪刀加浆糊”，不管时间、地点和条件，只要是同类资料就可以拼凑在一起。要克服这个毛病，就必须把文献资料放到历史现场，通过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项，找到各种历史资料的内在联系。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据库，把所有相关的历史资料，不管是文本的、图像的还是访谈的资料，都放到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点上，形成具有历史深度的地理信息系统。这里还涉及一个“大数据”或“无限数据”的概念。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可以获取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多，从长远看可能是无限多的。 如何处理和解读庞大的史料群，对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是很大的挑战。现在国外学术界盛行利用数据人文技术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借助于计算机软件，对大批量的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找出以往不容易察觉的历史现象。这种数据人文技术的开发和运用，自然必须依托于相对成熟的专题数据库，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这种数据库。 淮南紫砂陶瓷花盆店：地址--淮南一中大门西四百米 淮南 垚瓷艺术生活馆 回到文献的“原点” 历史学者直面的是文本。主题演讲中，学者集中围绕的是如何从不同的文献类型和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解读民间文献，进而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以浙江寺平村点滴感受为题，重申在现场解读文献的内涵——文本是怎样产生的，历史学者该如何使用。他提醒我们关注的议题是文字产生的空间、情境和使用人群；在关注文字文本的同时，还要那些没有文字的情景，这些人的历史该如何探知？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虽然利用的是写给“皇帝阅读”的刑科题本，但其关注的议题是地方行政的末端——乾嘉时期福建保甲体系中以地保、乡保与练保形态存在的地方职役。虽然刑科题本并非民间文献，但其所包含的地方社会的丰富内容以及这种文本的形成背后的制度和社会脉络，导引我们思考刑科题本这类“官方”文本，最终还是要回到民间社会的历史情境中。 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以江西地方士人书写的各类文字“重返清初”，体悟地方文化领袖如何与清初的“南下干部”，合力打造了新王朝的地方社会，进而理解时代的断裂与延续的关系——由“明”到底怎么入“清”。上海师范大学钱杭教授关注的是“文革”新谱，他强调的是面对民间文献中族谱这种连续性的文类，我们应该如何形成连续性解读以及如何把族谱的连续性解读出来。而复旦大学的王振忠教授，不仅对明清时代几种公私收藏的《布经》抄本解题，还对《布经》文本本身进行考析：《布经》不但呈现了南北商帮在知识交流上的交流与互动，也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细节史料。 可以说，面对各类民间文献材料，学者们试图提醒我们要放宽历史的视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民间文献时，首先要将文本置于“发生学”的关系中，考察不同文本的生成和发展脉络。只有回到民间文献的“原点”，作为“局外人”的历史学者，才有可能更好地解读文献。 触及日常生活的基本范畴 “人”是历史学家的“猎物”，历史研究应当直指人心。我们都活在时空之间，每天都居住在某种空间或在空间中行走。不过，在传统史学研究中，较少对日常生活中这些基本或熟悉的范畴（时间、空间）本身进行发问。犹如“家乡”是亲切的“空间”，它可能平淡，没有历史的魅力，但它总能激励我们的记忆；再如传统的绕境仪式，也是一种“空间”的表达。作为历史学者，利用收集的民间历史文献，可以探知古人日常实践中那个熟悉的世界，进而达致透过基本范畴理解社会的目的。 本次论坛虽然没有专设议题，但已经基本触及空间的物质、构想和认知三个层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黄瑜试图将近代以来西江上游流域“峒”地村寨的族群关系和村寨内部信仰空间建构关联，以此揭示仪式空间对人群身份、地位、认同、权力的形塑。华东师范大学李世众则将温州孤屿“突兀”的空间建筑——文天祥祠，视为国家忠义文化地方化的一个“记忆装置”，并在明清易代之际深刻影响了温州地方士人的道德实践。而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田宓以包头市一个蒙汉杂居的村落为例，探讨在蒙古人与汉人的互动关系中，从游牧时代走向农耕社会的空间如何被想象和组织，从而理解空间观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也有学者（南昌大学历史系罗桂林、厦门大学历史系祁刚）利用图像呈现的空间或地景，试图呈现地图绘制中的“隐”与“显”，进而以“同情之理解”换位思考“显隐”之间的绘图与读图。在这场的开放讨论环节，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指出图像也是一种文类，比如家谱里的墓图，有时候就是一种文化建构，甚至是山地田塘直接的产权呈现，故而，民间文献中的图像资料值得继续研究。当然，“空间”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范畴之一，其本身还有诸多复杂面向，比如空间的生产，特殊空间的权力运作，空间的设计、感知和空间的象征等等，这些颇为有趣的空间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在空间的范畴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其他基本范畴——分类。云南大学覃延佳就以谁是“蛮人”为题，透过地方仪式传统与人群分类的关系，探讨边缘地区族群的分类及其意义体系，从而在族群分类的逻辑维度，观察地方社会的演变过程。 聚焦“底层人”与大历史 相比官方典籍，民间文献更为直接地展现了基层社会生活的面向，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视角转换下，民间文献可以有效地聚焦以往处于“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厦门大学历史系陈瑶的《垄断河道：明清湖南涟水的运漕船户宗族》，以生活在涟水流域内的陈、邓、潘等三个以运输、捕鱼为生的船户宗族为中心，通过解读三个宗族清至民国时期的家族文献，描绘出生活在内陆小河、承差运漕、垄断河运的船户宗族的生活图景：在国家制度和政策之下，这些船户宗族形成了一套自我管理河道、轮流应差的机制。通过展现船户宗族的“生存技艺”，一方面在军户运漕研究之外，对州县以下基层运漕机制与漕务运作办法提供了实例；另一方面也对底层人群的经济能力、社会组织、文化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认识。可以说，这些见解是士大夫笔墨所不能传达的“认知”。正因如此，陈瑶的报告得到诸多与会学者的赞赏。 在船户群体之外，曾在南岭山地存在的特殊兵种——“杀手”群体的谜团，也在民间文献的意外收获下得以厘清。中山大学吴滔教授的《明代中后期兵制与阳山杀手的土著化》，不仅探寻出杀手的“踪迹”及其后代的土著化痕迹，也辨识出“杀手”的兵种性质——兼具募兵和民壮特征。而“中研院”史语所李仁渊、台湾大学罗士杰和天津师范大学罗艳春，分别涉及到滨海社会的人群——澳民、哨兵、脚行工人和会众。此外，暨南大学周正庆利用闽东新发现的婚书，探讨基层民众的非正常婚行为。正是倚赖民间文献的使用，以往底层极为模糊，甚至被遮蔽的人群才渐渐“浮出”水面。 当然，这次论坛也对以往的核心议题——国家与地方社会进行了深度的讨论和交流。中山大学谢湜《“封禁之故事”：明清时期浙江南田岛的疆域历程》、兰州大学叶锦花《明清福建盐田变迁与官府应对策略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林振源《赣东北道教灵宝派科仪文献》等报告，虽然史料侧重不同、问题意识相异，但都没有落入“碎片化”的窠臼，而是心系“整体史”，从具体的文献和事件出发，回应着大历史的“问题与关怀”。比如林振源关切的议题是宋元新道法的创造如何带来道教仪式的结构性变化，明王朝如何通过道教礼仪进入地方社会。 此外，新的议题如物质文化史也纳入了考量范围，复旦大学巫能昌就从信众角度，对清代以来湘中地区刻奉神像的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进行探讨。以往耕耘的重要课题——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得到进一步的承续。上海交通大学赵思渊、厦门大学杜树海和暨南大学黄忠鑫，主要利用收集的契约文书，分别讨论了徽州、福建永泰和广西土司地区的地权结构和关系；中山大学于薇、吴滔合作利用宜章黄沙堡周边村落的族谱资料，试图将南岭研究扩展到一般的州县民户，分析不同时期族谱资料中对赋役田产的表达方式，进而解析背后的经济状态和制度逻辑；而山西大学曾伟则对江西萍乡煤矿产业契约进行了解读和整理。可以说，区域社会经济史依然在蜿蜒前行。 在分组会议结束后，论坛还进行了精彩的圆桌讨论。与会学者就民间历史文献的数据库建设、民间历史文献与历史学的方法论以及民间历史文献解读出来的“区域史”，如何打通并回应“大历史”等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最为紧要的是，学者们强调在系统利用民间文献的同时，不要忘记田野，文献与田野二者不可或缺。只有在“希望的”田野中，回到民间文献的生产脉络，思考文本背后的权力和社会结构，而不是“就文献论文献”才能对文献信息进行有效地“榨取”和“扩充”。或许这样的文献解读，才是民间历史文献独具特色的方法和价值，也是其持久魅力所在。

出土文献领域唯一专业学术期刊创刊本报讯 (记者 李婷)记者获悉，上海再添重量级学术交流平台——经过半年多的筹备、组稿、编审，由上海中西书局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出土文献》昨天正式创刊亮相。这是我国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出版发行的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的专业学术期刊。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曾指出，出土文献指出自古墓葬、古遗址等处的古文献资料。作为古代文献的一种类型，为与传世的“纸上文献”相区别，学术界或称其为“地下文献”“新出古文献资料”“古文字资料”等。广义的出土文献，一般指通过考古发现的文物上的各种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玺印、货币、简帛、陶文、碑刻、纸本上的各类文字资料等。出土文献研究涉及语言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历史学等学科，已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开辟了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研究的新领域。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尤其是战国秦汉简的大量发现和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成为相关学科持续发展的学术增长点，对有关人文学科的创新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为开端，在上海出版人的努力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肩水金关汉简》《悬泉汉简》《地湾汉简》《玉门关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等一大批简牍整理项目先后落地申城，使得上海这座几乎难觅出土文献的城市，成为中国出土文献出版高地。据《出土文献》主编黄德宽介绍，出土文献研究虽然取得快速发展，但作为“冷门绝学”，其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还有待探索总结，新发现、新成果还有待刊布，学术共同体还有待凝聚形成，学术交流平台还有待建构和加强，优秀青年人才还有待培养和扶持。为适应出土文献研究的时代需求，推进出土文献学科的发展，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所编《出土文献》辑刊基础上，由清华大学与中西书局共同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请创办同名期刊并获得批准。据悉，《出土文献》计划在每季度最后一月中旬出版。受疫情影响，创刊号稍有延迟。记者看到，首期刊发的16篇文章，作者涵盖出土文献学科的权威专家、学术中坚与优秀青年学者，内容涉及甲骨、金文、战国秦汉简帛与学术史，包含甲骨金文简帛文字考释、名物训诂、历史地理考证以及甲骨分期断代、战国简形制编连等各个方面。“《出土文献》是本学科领域获批的第一本专业学术期刊，学术界对办好这份新期刊寄予厚望，我们也深感责任重大。”黄德宽说。期刊将刊布出土文献领域优秀研究成果和最新发现，探索构建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促进学术创新与学科交叉发展，打造国际一流的出土文献研究学术交流平台。为此，该刊聘请海内外专家学者组建本刊学术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审稿专家库，为刊物发展提供学术支持，并完善了投稿、匿名评审和编校等制度，以确保办刊质量和水平。（来源：文汇报）

《文献》杂志2020年第6期封面文献学基础专刊目录学研究专栏导言 吴格《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 许超杰内容摘要:《四库全书》提要文本存在颇多差异,前人往往将其归结为不同时期对提要文本的修订。但这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一则提要可能具有多种提要稿,即不同的源文本,而不同的源文本也产生了不同的提要文本系统。本文以《孝经大义》《孝经注疏》《周易旁注前图》《革除遗事》等为例,指出提要文本之间巨大的差异并非是流传、修订产生,而是由于提要稿依据底本不同所致。进而指出存在不同分纂官分别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分纂稿、不同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同一版本撰写的分纂稿、同一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多种分纂稿等三种产生不同源文本的情况。提要文本系统的提出有利于推进《四库》提要研究的立体化与精细化,进一步深化《四库》提要研究。关键词:《四库全书》　提要　提要稿　文本系统　底本作者简介：许超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学术史。张金吾抄录书籍考——基于《爱日精庐藏书志》与相关题跋的研究 李文洁内容摘要:本文依据《爱日精庐藏书志》对藏书来源的记录,概述张金吾从私人藏书家处抄录书籍的基本情况。着重以张金吾从黄丕烈处传录的书籍为考察对象,结合题跋资料及相关书籍的存世情况,逐一梳理其抄录情况以及抄录书籍的来源和去向,从而部分地还原了张金吾借抄黄丕烈书籍的情形。研究过程中发现,黄丕烈旧藏书籍在当时曾被多位藏书家传录,形成了具有同源关系的多部抄本,这为辨别清抄本及其来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而通过二人传录书籍的实例,也可更好地了解当时藏书家以借抄来互通有无的现象。关键词:张金吾　《爱日精庐藏书志》　黄丕烈　书籍来源　借抄作者简介：李文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籍版本、藏书史。《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的文献价值 赵嘉内容摘要:《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为佚名所作稿本,记录了杨氏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海源阁遗书共97 种,其价值尚未被揭示。通过对《书目》中著录古籍的调查以及结合相关的史料分析,可以推断出《书目》的作者应是民国时期版本学家傅增湘。《书目》是傅氏在盐业银行访书时的记录。这部目录的存在,不仅可以丰富对访书类型目录的认识,同时,其对海源阁藏书的细节著录也完善和更正了以往的相关研究,值得注意。关键词:《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　傅增湘　 海源阁　访书目录　古籍版本图录作者简介：赵嘉,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藏书史。写本与印本《孟子》单疏本蠡测——以南宋越刊八行本为中心 王耐刚内容摘要:十三经中惟《孟子》单疏既无传本又无刊刻之文献记载。后世文献或有著录《孟子》单疏本者,但多不可信。本文从文献考证出发,釐清后世文献所见《孟子》单疏本之源流,明其为注疏合刻之传本。又进一步以版本研究为切入点,从传世《孟子注疏》诸本的差异中寻找线索,考论《孟子》单疏本存在的可能性。关键词:《孟子》单疏本　八行本　十行本　版本校勘作者简介：王耐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四书学文献与明清学术史。国图藏残宋本《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版本初探——以国图藏本为线索 雷震内容摘要:《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是一部记载南宋高、孝两朝历史的纲目体史书。此书现存残宋本一部、影宋抄本三部。经比较发现国图藏抄本文本错误较多,《中华再造善本》以此本配补残宋本影印似有不妥。国图藏影宋抄本之底本,来源于一个与残宋本同源的本子,该本即刘时举编《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所引之本。通过比对异文叶内容,本文认为三部抄本同出一系,与残宋本有紧密又有区别的血缘关系。在南宋后期,至少有三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存世,三种版本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刷印时漏刷版片造成的。这些结论对今后继续深入研究《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版本、流传等问题有所助益。关键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　残宋本　张金吾　张蓉镜　陆心源作者简介：雷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代文献和政治制度史。《类说》天启刻本系统学术价值再探 关静内容摘要:学界一般认为《四库全书》本《类说》源自天启刻本,但令研究者困惑的是文渊阁本文字似又较天启刻本“整齐”。通过对不同藏本进行比对,可证实天启刻本有早印、后印的区别,二者之间存在条目差异。四库本底本为早印之天启刻本,而大陆学界普遍使用的国图藏本乃后印本。因此,本文所云天启刻本系统包括天启刻本、以之为底本的四库本以及由此衍生的影印本、校注本。近年来,学界对该系统《类说》的问题渐有察觉,但其学术价值尚未被正确认识。本文引入大量《类说》抄本比勘后指出:天启刻本系统存在引书数量减少,出处有误;分卷擅自拆分,卷次混乱;撰人著录删而未尽,信息错用;条目大量遗漏,顺序不同;文字脱衍讹误,随意妄改等问题与不足。最后重新评估该系统《类说》的学术价值。关键词:曾慥　《类说》　天启刻本　四库本作者简介：关静,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宋元明清文学、小说文献学。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版本考述 樊宁内容摘要:上海图书馆藏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稿本是该书目前可见的最早文本,颇具学术价值。据稿本可知此书初名《春秋左传考》或《春秋考》,与《九经古义》初稿《九经考》是同一系列著作,皆撰于雍正十二年(1734) 以前,而稿本的修订部分则完成于乾隆八年( 1743) 或稍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文藻首次付梓此书,字体清晰,内容完整,讹误较少,堪称精美。《四库全书》本以李氏刻本为底本,二者基本一致。《贷园丛书》本和《皇清经解》本皆有不同程度的墨钉与阙文,影响了版本价值。《墨海金壶丛书》本和《守山阁丛书》本则经增删改动,错讹之处较多,版本价值最劣。比勘《春秋左传补注》稿本与刻本,发现二书内容存在诸多差异,故李氏刊刻所据的底本很可能非此稿本,且多种迹象表明,李氏刻本似未经惠氏最终修订。如整理此书,应当选择李氏刻本为底本,以稿本、《四库全书》本等为参校本,还要参考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卢文弨批校本。关键词:惠栋　《春秋左传补注》　稿本　刻本作者简介：樊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清代经学史。《皇清职贡图》刻本考述 黄金东内容摘要:《皇清职贡图》版本情况复杂,不仅有彩绘本、写本、刻本三个版本类型,而且每种类型中又有不同的版本。刻本形式的《皇清职贡图》由于易于复制,有利于扩大传播受众和地域范围,成为彰显朝廷权威、颂扬帝王功业的最佳工具,不仅有乾隆殿本和嘉庆增补重刻本,而且出现了翻刻本。三种刻本完成时间及相互关系为: 乾隆殿本完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嘉庆本是在乾隆殿本基础上增补的重刻本, 完成于嘉庆十年(1805)；翻刻本以嘉庆十年重刻本为蓝本,并抽掉了嘉庆时期的内容冒充乾隆殿本,以达到炫耀或牟利之目的。目前已有考证成果及著录为乾隆武英殿刻本者其实多为嘉庆翻刻本。《皇清职贡图》的创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和动机。关键词:《皇清职贡图》　武英殿刻本　重刻本　翻刻本　政治动机作者简介：黄金东,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北大图书馆藏姚锡光《筹陆军刍议》及其史料价值 彭贺超内容摘要: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筹陆军刍议》,一函一册,收录了《拟订陆军纲要一门说帖》《全国陆军章制总目》《全国陆军纲要第一》《拟订陆军官职阶级议案》等条陈。该书是光绪三十年(1904) 姚锡光奉练兵处会办大臣袁世凯之命撰写的中国陆军改革草案,既揭示了清末新军制度的来源途径及练兵处幕后人物的活动,也弥补了姚锡光仕途轨迹中缺失的某些环节,有助于深化清末练兵处及姚锡光的研究。关键词:《筹陆军刍议》　姚锡光　袁世凯　练兵处　新军作者简介：彭贺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柯劭忞批注本《春秋穀梁传注》柯劭忞《春秋穀梁传注》的成书、刊行与版本差异 张鸿鸣内容摘要:柯劭忞所撰《新元史》是元史领域的经典之作,但柯氏用力甚多的《春秋穀梁传注》却并未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甚至在数次影印与现有不太多的研究成果中,对其版本与刊行时间的判断多有错误。本文通过分析柯劭忞交游,对勘《春秋穀梁传注》的两个版本,认为《传注》成于民国十六年(1927)前后,初版很可能是在廉泉帮助下于文明书局排印出版。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 根据柯劭忞增删后的《春秋穀梁传注》定稿重新排印出版,并作为《柯凤荪先生遗著》的第一种发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柯劭忞批注本初版《春秋穀梁传注》,是柯氏较早的批校本,虽非最终定本,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校勘价值。关键词:柯劭忞　《春秋穀梁传注》　文明书局　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作者简介：张鸿鸣,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古籍版本学、经学文献和金石学。校勘理论“窜句脱文”及“错误一致原理”与通俗小说版本谱系考察——古典文献基本原理例说之一 赵益内容摘要:西方校勘学总结的Homoeoteleuton 和中国校勘学总结的“ 涉上下文而脱” (“ 因同字而脱字”) 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表现为“ 窜句脱文”,是一种具备明确致误之由和较高复杂性的抄写错误,可以运用“错误一致原理”进行通俗小说版本谱系的考察。运用“错误一致原理” 考察版本谱系是一种逻辑推理方法,具有鲜明的方法特点,可以发现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如考察《水浒》简本的“窜句脱文”并运用“错误一致原理”进行推理,即能得出关于《水浒》简本系统的一些重要结论。版本谱系考察中的“ 错误一致原理”是古典文献基本原理之一,文献研究者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关键词:窜句脱文　错误一致原理　版本谱系　通俗小说作者简介：赵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化史。专栏导言吴 格本期刊载目录学研究论文三篇，时代分别关乎清乾隆、嘉道及民国三十年代，讨论涉及《四库提要》文本系统、《爱日精庐藏书志》撰者张金吾之抄书活动，及清季四大藏书之一海源阁藏书散出期间之记录，均属中国目录学、藏书史的热点课题。兹经作者爬梳史料，切换角度，深入研究，所获足以发人思考，益人心智，披读之下，感慨良多。《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一文，受已故刘浦江先生对《小字录》诸提要研究之影响，进而提倡对《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之关注。对于《四库提要》诸文本存在之差异，作者认为“前人往往将其归结于不同时期对提要文本的修订，但这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一则提要可能具有多种提要稿，即不同的源文本，而不同的源文本也产生了不同的提要文本系统”。作者以《孝经大义》《孝经注疏》为例，“指出提要文本之间巨大的差异并非是流传、修订产生，而是由于提要稿依据底本不同所致。进而指出存在不同分纂官分别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分纂稿、不同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同一版本撰写的分纂稿、同一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多种分纂稿等三种产生不同源文本的情况。”同书而提要有多稿，多稿或出一手、或出众手，揆诸事理，合于常识，结论应予支持。至于认为“提要文本系统的提出有利于推进《四库提要》研究的立体化与精细化，进一步深化《四库》提要研究”，则何谓“立体化”，如何“精准化”，尚待付诸实践。依个人经验，官修大典一经结束，未必会有意保留纂修过程中各文本。今去乾隆后二百馀年，《四库提要》之源文本及各阶段中间文本，必有缺失。如承认源文本及中间文本之缺失为实况，是否对构建不同的文本系统仍具信心？如认可现存《四库提要》诸抄本分属不同之源文本，是否即能达成研究“立体化”和“精准化”？顺便说来，通行本《四库提要》以外，南北图书馆近年所发现之若干《四库提要》抄本，介绍者之定名与阐释，是否皆准确可信，足以支撑文本系统之建立？进而言之，呼吁建立《四库提要》之文本系统，是否较之对《四库提要》内容之研读更为紧要？《爱日精庐藏书志》《张金吾抄录书籍考—基于<爱日精庐藏书志>与相关题跋的研究》一文，统计《爱日精庐藏书志》入录诸书之来源，指出张金吾所著录之善本中，至少有五分之一弱，为得自“缮抄秘阁”“假录相知”之传抄本，说明直至清代中期，传抄仍为藏书家增益图书的必须手段。作者利用馆藏，深入考察张氏自黄丕烈处传录之图书多部，结合两位之藏书题跋等数据，梳理各抄本之来源及去向，以张氏大量向黄氏及他人借抄图书之事实，展示当日藏书家之间互动情景。作者又指出，士礼居所藏珍本先后经藏书家传录，造成存世诸抄本之同源关系。今日读者对于抄稿本、抄本之认识，一般依赖图书馆目录之指引，而图书馆古籍馆员对于稿本、抄本之鉴定著录，向来为工作难点。充分利用联合目录及藏书题跋，厘清抄本之来源及复本，给抄本以恰如其分之版本判断，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使命。图书馆近年所从事古籍普查已获阶段性成果，初步厘清古籍存量后，接续之任务，自应对古籍尤其是善本之底本来源、流传途径等，有更深入的研究与介绍，为存世典籍建立各自身份之准确档案。《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的文献价值》一文，利用新近影印面世之《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发现所著录当时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之宋本三十三种、元本二十三种、校本二十一种、抄本十九种，明本一种（合共九十七种），乃上世纪三十年代海源阁藏书流出时之珍贵记录。海源阁藏书之散出及日后入藏北图，是近代藏书史中重要事件。作者通过查证《书目》中著录之古籍，结合相关的资料分析，推断其出于民国间版本学家傅增湘之手。《书目》系傅氏访书盐业银行时匆匆所记，虽体量不大，且非严格意义之书目，属于藏书家之“访书记录”，及其流传后世，却可为追踪海源阁藏书流散过程补充若干细节，正所谓竹头木屑，各有其用。此本见于《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非遇识者，极易为人忽视。南图收藏此本数十年不失，今将其选入《丛刊》，公诸于众，真称文献之幸。图书馆人守护之功，又因文献学者之重视，据此戋戋小册，逐条爬梳，追根寻源，还原出海源阁藏书散出时周叔弢、傅增湘等前辈学人先后至盐业银行访书等细节，遂令此本久晦之后，仍不失其用。观此图书馆人与文献学人之良性互动，不禁令人额手称庆，赞叹不已。本期为“文献学基础”专刊，文章选题分别属于目录、版本、校勘这三个文献学最基础的分支。文献学为从事古代文化研究之基础学科，久已成为通识，而目录学又为基础之基础，日益引人重视。本栏目所收论文三篇，皆能从目录出发，以小识大，不厌其烦，借目录以探讨图书流变，揭示学术脉络，从而践行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传统。文献不亡，学术常新，目录学研究贯穿古今，风清气正，后来居上，正未有竟期。

正北方网讯（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张巧珍）11月24日，继蒙古学藏文文献研究中心成立之后，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三楼会议室举行。该中心的成立，旨在发挥民族文献所独有的价值，进一步推进历史学和蒙古学研究水平，推进学术研究繁荣和发展。内蒙古社科院是蒙古学研究的重镇，历史学是传统的基础学科，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尤其对于北方民族史、蒙古史和民族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卓著。其中，历史文献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先后涌现出许多知名学者和一批分量颇重的历史文献研究成果，为蒙古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将建设成为一个开放式学术平台，与区内外甚至国内外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展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提升蒙古学研究水准。据内蒙古社科院党委书记刘少坤介绍，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近期将要开展的工作重点是对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藏的蒙古文珍贵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校勘、整理和研究。据了解，社科院图书馆拥有各类藏书26万册，其中蒙古文古籍6280种3万余册，约占全国各类图书馆蒙古文古籍收藏种类的50%，多为木刻原版或手抄本。此外，还收集有相当数量的满、藏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古文献及经卷等重要资料。汉文古籍3000余部5万余册，多为明清版本。

专栏往期回顾可以翻看本“话题”上下篇青年学者说文献学——049南京师范大学苏芃2018年3月27日，徘徊于汉长安城遗址个人介绍苏芃，1981年12月生于江苏徐州，摩羯座。2000年9月负笈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本科专业，2010年6月博士毕业留聘任教至今，去年晋升的教授职称。一直以来的主要兴趣是先秦两汉古书的解读与传承流变，对古写本文献关注较多，发表过五十馀篇考证论文及札记。曾获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第十一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博士生一等奖（2010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1年）等。曾经有幸参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工作。去年囿于师命，将读硕以来有关《春秋》三传的考证文章选编成一册，名为《〈春秋〉三传研究初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因为疫情延宕，最近才能上市。虽然这本书大体是我硕士论文的升级版，也不算是代表作，但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本书，还是做个朴素的植入广告。1.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答：我是从大学开始接触文献学的，这还得从更早说起。我小时候原先是想读美术专业的，因为家里画画的人很多，大姨父1950年代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学画比较便利，自己也很喜欢，姨父觉得我可以画下去，平日还常跟我讲王子云、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老辈的故事。可到了初中体检，才发现自己是红绿色盲/色弱，虽然单色分得很清，但面对辨色图，只会指“鹿”为“马”，姨父知道后也有点失望，说或许可以去搞雕塑或者版画，但他觉得除非有极大的毅力，否则没必要走这条路了。从初中到高中，我化学和数学成绩一直不错，又把考化学相关专业引为理想，但高一的物理老师是位退休返聘的宁波老先生，一口方言我听不懂，而且上课只讲难题，说教材上的内容自己看看就行了，结果我物理成绩每况愈下，想想自己色觉又有问题，不少专业限报，于是在高二文理分班时，干脆就是学了文科，而且立志读中文系。想学中文大概和从小读的书有关。我家住在大同街的徐州市图书馆旁，同学妈妈又是图书馆的，给我开绿灯，在闭架的1990年代，我可以进到书库去找书，再加上家里有很多古典名著和外国小说，课余沉浸其间。初中毕业时，语文老师（现在江苏师范大学的步进教授）叮嘱我将来一定要读中文系。还有，我祖父是读中文系的，虽然他在我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但这对我也是一种敦勉，也是父母不反对我学文科的原因。高二时，参加全市征文大赛，有篇作文拿了二等奖，发表了出来，让我更加笃定要考中文系。高考先填志愿再考试，我所有志愿填的都是中文系的专业，但莫大讽刺的是语文考砸了，150分只考了94分，全班倒数，阴差阳错按第二志愿读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古典文献专业，日后回忆，这都是命运使然。之所以会报考这个专业，其实很懵懂，填志愿时觉得“古典文献”这四个字看起来就挺有营养，进去应该能读不少古书，方便以后写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那个文化背景下，我幼稚地以为能写出畅销作品，再被改编成话剧、影视剧，可以寄托神思，在时空中延展生命的维度。然而现实是，我有位从未见过的大舅，曾是国防科委政治部的职业编剧，比我妈年长很多，1976年四十多岁就病逝了，所以我妈认为做编剧太耗心血，坚决不准我报考中文系下面戏剧影视方向的任何专业。我报古典文献，父母倒没有干涉，大概因为不懂，也不知这个学了能做什么，更不知道这个专业可能比做编剧更辛苦。在我录取后，他们才去问了一些朋友，听说这个专业打基础非常好，将来可以接着读研，也就默许了。之所以有这么多拉杂铺陈，是因为时至今日虽然投身在自己喜欢的专业里，但我时常有出离感，会想起年少时的梦，心中总有一个平行时空里无法忘却的彼岸。这或许也不是坏事，在现实中不会入戏太深。大一进来，老师就告诫大家古典文献这个专业是枯燥乏味的，是要坐冷板凳的，我心想我才不是来坐冷板凳的，后来渐渐发现冷板凳一定是少不了的。其实坐冷板凳就是要能沉下心来读书做研究，这个素养也需要慢慢磨练，无论学什么，若要沉潜其中，都离不开冷板凳。今日的文献学，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古籍数字化的飞速发展，变得比较多元，无论是古籍资源的获取与利用，还是学科内外的交流，以及专业知识的学习路径与转化应用，都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坐冷板凳的素养依然必不可少，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门枯燥乏味的专业，反倒在人文学科中，因为拥有海量的研究资源，不仅可以通过逻辑实证解决故纸堆里的真问题，而且极具激发活力的潜质。我跟学生开玩笑说，咱们是一门赛博朋克（Cyberpunk）专业。2.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答：“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主要在于为本科生提供一张古代知识资源的地图，教会学生挖掘资源、阅读资源、使用资源的方法。至于这张地图的比例尺大小以及层级多少，可以因材施教，因人而异，但地图一定要提供给有需要的学生，哪怕是一张分辨率不高的模糊地图。3.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答：所谓历史文献学与文学文献学，这个区分或许并不存在。当年学科设置时，“古典文献”先设在中文系下，也就是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后来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历史文献学”又设在历史系下，也就是现在的一级学科“中国史”下，其实两者并无太大区别，“历史文献学”的“历史”，并非historical，而是historic，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是同义词，像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就包含很多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者。但是因为一级学科归属的不同，历史系下的往往偏向史部文献研究，而中文系下的容易偏向小学文献、集部文献研究，我认为用经、史、子、集的古书四分法来看待文献学科的分支方向可能更加合理。从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来看，经部文献以及小学文献、史部文献、子部文献都有涉及，集部接触相对不多。大四毕业实习时，也曾协助江庆柏老师整理过《陈维崧诗》，特别是将南京图书馆藏的康熙六十年的《湖海楼诗稿》逐字誊录、校勘。这件事早已尘封在了记忆深处，前段时间有位朋友说他要重新整理陈维崧的集子，来问我当年的工作，一下激起许多在清凉山古籍部看书受挫的回忆。具体来讲，我本科阶段读的古典文献专业，南京师范大学开设于1983年，由老一辈学者徐复、钱玄等先生创立，另外当年还有一些老先生对专业影响很大，比如像诸祖耿先生是江庆柏老师的硕士导师，对业师赵生群老师也指导尤多，大概因为这些老先生，奠定了我们的学术传统，如果攀附一下，应该是“章黄”后学吧，但因为我自己不成器，从来不敢自诩，生怕辱没了前辈令名。专业开设的课程，以先秦经典专书导读为主体，兼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基础课，这种课程体系对我个人影响较大，大二下学期坚定了研习先秦经典的志趣，后来又有施谢捷老师讲授文字学、出土文献课程，黄征老师讲授训诂学、敦煌学等课程，以及专业诸位老师课后的各种交流与指导，使我受益至今。大学时还选修或旁听了很多专业以外的课程，包括现当代文学、文艺学这些方面的，当时南师的文艺学有很多国内活跃的学者，使我一度痴迷文论研究，很想跨考美学。如今回想这些课上的具体内容大都记不清了，但有些思考方法或许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又比如，当时郁贤皓老师刚退休，主动提出到仙林新校区给我们全院开了一门《李白专题研究》的选修课，好像一共6周，主要是讲他如何做考证研究，这门课听到最后剩下的人不多，我是坚持下来的一个，因为缺乏基础，郁老师口音又重，不少地方听不懂，但他以身示范地强调学术攻坚要围绕经典，要解决难题，要挑战前辈大家，这些经验都像常识一样融入在了我的意识里，自己年龄越大，越感受到这些学术取向的重要性。硕士阶段，忝列赵生群老师门下，开始研读《左传》，之所以选择《左传》起先并非个人的喜好。大学时因为方向东老师的几门导读课，我本来最爱读的是老庄这些子书。又因为受施谢捷老师影响，读了一些古文字的书，对李学勤、裘锡圭先生极为钦慕，发现他们两位前辈都强调治先秦之学，《左传》是必读书，而且要熟读。我考博时也报考过李学勤先生，但因为李先生在历史系招生，要考中国通史，我有两道大题不会，结果这门课没及格，又回来考了赵老师，被收留了，因此在南师读博阶段留级生的感觉特别强烈，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毕业离开了，怅然自失，此是后话。考上硕士，甫一入学，赵生群老师正在新注《左传》，我跟赵老师说打算跟他研究《左传》，赵老师听了很高兴，收下了我。虽然本科时上过赵老师的《左传》导读课程，选读过不少篇目，但编年体的书，真正通读起来，非常困难。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的版式对初学者很不友好，正文、注文杂厕，字号接近，又没有颜色区分，《十三经注疏》等影印本就更难读了，当时只好把经传抄录下来，然后对照注文，再一点点弄明白，我记性又不好，看完即忘，如此反复，非常沮丧，将近一学期才读到文公。这里说个题外话，有的老师强调读先秦古书开始要看《十三经注疏》，一些教过我的老师也爱这么说。学院里还流传着诸祖耿先生可以大段背诵《十三经注疏》的传说，老先生记忆力惊人我是完全相信的，我高中有位同桌，就可以过目成诵，新发下来的语文、英语课本，几个早自习下来，一篇篇背给大家听。但如果说从《十三经注疏》入门读古书，我忤逆地认为这是个误区。古书的难易与阅读接受之间有种张力，越难读的经典，越复杂的文本，开始越要找最简明的版本来读，哪怕是一些现代学者的注本，比如李零先生的书，我就很喜欢，还有像唐明邦先生的《周易评注》、杨筠如先生的《尚书覈诂》、杨天宇先生的三礼译注都是很好的入门书，否则像《周易》、《尚书》、《仪礼》这类，开始就看古注古疏，或者集解之类，歧义纷呈，会磨灭阅读的兴趣，怀疑自己的智商，严重打击信心，以致于后患无穷。我在经历各种打击之后得出的教训是：在熟悉了经典文本之后，才适合去看详注。想想清代人也是从四书开蒙，然后才进入经典，也没有说上来就读《十三经注疏》的，而且即便有了基础再来读，最好也要有老师带着讲，光靠自己啃下来，除非天赋异禀，否则事倍功半，多数劳而无功。我认为《十三经注疏》只适合围绕具体问题来查检，或者要有针对性地阅读，而不是通读、泛读，起码不能作入门书。像民国时黄侃先生指导弟子读十三经，也是要求用白文圈点。阅读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自己能有收获，学有所得最为重要，千万不必拘泥于形式，要实事求是，切忌自欺欺人。最近看到一套明嘉靖时期的“魁本”大字刊本五经，那种版式带来的阅读快感，真是读《十三经注疏》无法体验到的。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魁本”《春秋》就阅读版式而言，数字时代应当有更多地探索，尤其是艰深古奥的文本，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呈现，是值得大家思考的。我近年在教学中发现，“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Chinese Text Project”网站（https://ctext.org/zh）等工具提供的文本具有“超文本”（Hypertext）的特性，便于阅读学习。例如，我们读《史记·高祖本纪》，利用“相似段落”功能，可以关联大量古书文本。诸如此类助益阅读学习的古籍电子文本，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多。回到读《左传》的问题，赵生群老师后来出版的《春秋左传新注》就挺适合入门，可惜我当时没赶上，到我读博才出版，这书他最近两年在奋力修订，据说增补了不少篇幅，中华书局要出新版。硕士阶段，读《左传》的同时，赵老师命我细读清人著述，尤其高邮王氏父子的几种书，《广雅疏证》我是一条条读下去的，每天还查阅其他文献做笔记，行此日课，几个月才读完。我在不知不觉之中领悟：校勘是一个发现问题的好办法，清人特别重视通过校勘来抉发异文，然后考证异文，解释异文。校勘绝不止于校正文字错讹，更是一种文本比较的研究方法、文本细读的方法。校勘的过程就像进入了一个二次元空间，这里可以包容很多古典学术的内容，训诂、避讳、辨伪、断代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学术研究，都以校勘或者以异文为依托，异文就是一把钥匙。再比如说版本谱系研究，最理想的研究也要建立在版本通校之上。这些认识由来已久，从读硕士时校读《左传》萌发，到了博士阶段，正好遇上赵老师在主持修订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给我指定了博士论文做南宋黄善夫本《史记》校勘研究，我在枯燥的版本异文比对工作中，也深化了认识，写到了博论里，后来在参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项楚、罗鹭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的《校勘学》一章中专门也有论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受施谢捷老师影响，我在大学时学会了使用FlashGet等软件“批量下载”功能下载电子书，从他那儿拷贝了陕西师大汉籍全文检索系统2.0版，像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读硕士时，也曾热衷于安利师友各种古籍数据库软件。读博时还有篇硕士时发表的论文获得了2008年第三届“余志明《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学术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因此，关于古籍的数字资源，我算是一个较早的使用者，也是受益者。这样一来，自然也会有反思，后来写成一篇《他校时代的降临——e时代汉语古籍校勘学探研》，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今年4月参加一个线上学术沙龙，我又谈了一些自己近来关于数字时代文史研究的新认识，详见《E时代的文史研究③︱学术检索与文史考据》（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07-04）。数字人文研究近年如火如荼，我感觉作为学术从业者的“用户反馈”明显不足，这方面古文献学者也应积极参与，说出自己的需求与意见，这样才能与研发者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受益的是我们自己。4.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答：这个问题好像之前的访谈者谈了很多，我和许多朋友一样，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文献学的工具性，甚至我认为这个问题混淆了一些基本逻辑。文献学当然是一个学科，这毋庸置疑。我们如果试图区分文献学与其他学科，那么依据什么？界限在哪儿？我想主要看研究的问题是否和书籍本身有关，一方面是内在的研究，包含对书籍文本内容的解读与加工，比如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以及古籍整理等等，这种文本解读如果延伸到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方面深入专门探讨，那可能就走出了文献学的边界，针对的核心问题肯定也不再是书籍的文本内容了，但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视角与知识来解读文本，还是文献学，因为研究核心还是书籍内容本身，这里面也应当容许有一定的交叉地带；另一方面是外在的研究，包含对书籍形态、著录、流变等方面的考察，比如版本学、目录学等等，以及国内方兴未艾的书籍史研究或多或少也有关系。简单来说，文献学就是研究书籍从里到外的学问，古典文献学就是研究古代书籍文本内容、形态流变等相关“元问题”的学问，也包括在此基础上的古籍整理。我想这样很容易和其他学科作出区分，这并不是什么难题。在现代学科划分的背景下，我们把自己划分清楚之后，有时甚至可以把问题丢给其他学科，比如文学是什么？注译一部古代诗集，真算作文学研究吗？又如历史学是什么？有关史书文字、标点的辨误考证，真算作历史学研究吗？我想相邻学科的困惑也会不少。这种困惑，主要是因为我们非要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来区隔，作为学者个人的研究方向和路径，有时是不必拘泥于此的，也无法做到泾渭分明。需要明确的是，古典文献学专业虽然在创设之初是为了培养古籍整理的专门人才，但其实是继承了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学科，是接续古代学统的学科，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更倾向“旧学”。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用现代学科体系对“旧学”进行改造升级。近年有些学者陆续提出“中国古典学”的概念，不同学者的界定并不完全一样，有人认为也比较适合古典文献学，觉得也可以借用。其实，我们就用“中国古典文献学”，已经可以清楚明确自己的定位，未必要去正名。从近年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来看，古文献的“元问题”研究以及古籍整理似乎各个学科都在积极申报，一方面说明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较多的空白亟待填补，成果体量可能适合重大项目；另一方面正也说明古文献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性。至于文献学的工具性，按照我的界定看，它是针对书籍本身“元问题”的研究以及古籍整理，书籍资源是其他所有学科的研究基础与前提，因此文献学对于其他学科而言，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更是一切诠释的起点。但不能因为带有工具性就否定了学科的独立性，工具性意味着其他学科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学科的方法、成果等展开研究，是在我们独立性基础上的问题，而我们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对书籍本身“元问题”的研究之上的，这种“元问题”的研究，其他学科可以利用，也可以参与进来，一旦参与进来，相关研究也应该归属于文献学研究。如前所述，这不是一个“我是谁”的问题，而是一个“他者是谁”的问题。换句话说，在现代学科分野之下，我们可以小众，但我们不应该感到弱势。分散在各个学科下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同仁，应当和衷共济地维护我们学科的主体性，建立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包括相对稳定的学者队伍、互动交流的期刊阵地、良性循环的内在制度等等。只有这样，在各种考核、评价机制下，我们才会有自己的话语权。以上是我粗浅的认识和思考，期待讨论与批评。5.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答：既然讲学术训练，我们以文献学教材为例，翻开一看，往往都会有这些章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注释学、辨伪学、辑佚学等等。为什么要设计这些章节，背后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我想因为文献学是关于书的学问。书是什么？《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定义说：“一本书是手写的或印刷的，有相当长度的信息，用于公开发行；信息记载在轻便而耐久的材料上，便于携带。它的主要目的是宣告、阐释、保存与传播知识和信息，因其便于携带与耐久而能达到此目的。”这大概指出了书籍的三个要素：一是符号文本；二是物质载体；三是交流功能。文献学教材所设章节，正是围绕书籍这些要素展开的。校勘、注释、辨伪等都和符号文本有关，版本和物质载体有关，辑佚是物质载体没了，要还原符号文本，目录、版本及典藏大概都和交流功能有关。因此文献学训练，首先要掌握的就是和书籍有关的这些知识，不仅是三维空间里的从里到外，从内容到形式，更是四维空间里从古到今的知识与学问。为了读懂书籍，还需要不断学习语言文字、制度、地理、物质文化等知识，并且要不断积累经验。从书籍出发，可以拓展到古代文化的各个相关领域。在此基础上，学生除了学习掌握具体的知识，还应该具备以下四方面素养：一是对未知要充满好奇，这样才会有开阔的视野。黄季刚先生说：“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二要有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现在很多中文系不开逻辑学课程，非常可惜，这方面自己要注意训练。三要有一定的修辞能力。训练修辞一定要多写，不止要是写学术论文，各种文体都可以尝试。四要自律，能够在一个时段里有效管理自己的时间。哪怕拖延症无法治愈，但内心还是要有阶段性的计划，要有一定的执行力。因为读古文献做研究像跑马拉松一样，不自律的人，没法沉潜积累，恐怕是学不下去，也做不出成绩的。这四方面能力都具备的学生，就非常值得期待了，如果能超纲一些，比如脑洞很大，善于发散思维，可能更好吧。6.“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答：就业问题其实是问“读古文献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从我上大学时，就被身边的亲朋好友，我只好说自己喜欢。刚进大一，年近九旬的徐复先生专程到仙林校区看望新生，我记得是在J2-105，徐先生讲完让大家提问，班上立刻就有同学站起来说：“请问读我们这个专业有什么用？”徐先生沉思片刻说了句：“你不懂，我懂，这就是有用！”然后就转移话题了，我想对于他老人家，这恐怕也是灵魂拷问吧。这个问题也困惑我很多年，做了老师后，又开始面对学生的类似提问。这二十年来，看到很多人给出的参考答案，但似乎也没有真正的答案。我的认识也一直在变，也许潜意识中就是为了说服自己，获得对专业的认同，不断挣扎。最近几年的认识是这样：问有没有用，就是问有什么社会价值。其实无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社会价值都是人为赋予的，如果到底，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幻泡影，我们看似“旁日月、挟宇宙”，其实也许不过是更高级文明写下的一串代码，什么都没有用，人生的意义可能只在于孜孜矻矻制造幻相。然而入世为人，先要“定乎内外之分”，才能“辨乎荣辱之境”，我们又不得不思考社会价值的问题。当下科技文明可以不断刺激人的欲求，比较直观，相比而言，人文学科看似就没有这么暴力，于是成了很多人嘴里的“无用之用”。但我们作为置身其中的从业者不应该自己去讲“无用之用”，如果给学生讲“无用之用”，光讲情怀，那是极不负责的，更不能自怨自艾，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具有社会价值，如何去引导别人？我们需要探索知识变现的路径，找到自己所长和社会需求的契合点，去实现自身价值，这才是理性的积极态度，才能有说服力，这一点民国时期的学者做得比较好，至今仍有很多启示。在我看来，人文学科最大的社会功用就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首先在于他是一位教育家。学习古文献的社会价值，实现途径也很多元，尤其今天这个互联网社群经济的时代，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古代知识资源，通过修辞训练，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借助智慧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财富，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徐复先生讲的“你不懂，我懂”，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如何刺激那些“不懂”的人的需求，让他们也想懂，那么“我懂”的社会价值才能彰显出来，这一点是要从业者共同努力争取的。小众不该是脱离大众的小众，也可以是兼容大众、启迪大众的小众。智慧的出口各不相同，不必因为各种成见限制了我们的可能性。回到现实，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生毕业，还有个体制上的瓶颈至今没能解决，从我读大学时就已经很难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这是因为本来对口这个专业的文教、出版、文博等单位，招聘都要求硕士以上学历了，这使得本科毕业生非常尴尬，而我们的推免保研名额又非常少。我还记得大三时，赵生群老师鼓励大家说好好努力考研，要争取整建制读研，当时觉得这愿景恐怕赵老师自己也不会相信。我们班上20多位同学，最后读研的也就六个人，还包括跨考其他专业的。但赵老师这个期许，我们现在的古文献班基本实现了，大概从2015年以后，已经连续多届读研率在70%以上，有两届加上“二战”考研的以及去海外留学的，几乎100%的同学都读了研究生，去海外的不少也是涉古专业，比如有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有去台大中文系的等等。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不接着读研，本科直接就业很难找到相关岗位，四年的专业培养基本就没有归属了。我想这倒不是学科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为的制度设计问题。如今各类传统文化有关的实验班很多，比如人大、武大、南昌大学的国学班、中山大学的博雅班、山大的尼山学堂，这些班级从招生时，就明确有大量的保研推免名额，这样招生的基础学科才能给考生和家长一点未来的承诺，人家才敢来报考，才能使本科教育有效地延展到硕士阶段。相比而言，“古典文献”这种创建几十年的本科班，吸引力就弱了许多，考研话的，现在又都是考中文大综合，对于古典文献本科生很不利，这些恐怕是学科发展的上层设计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没有及时应对时代需求完成自身的转变，当同质化竞争出现时更加捉襟见肘。今年不少高校在搞古文字的“强基计划”，我认为中文学科下最应该列入“强基计划”的是古典文献班，因为这个班的将来出路的口径比较多元，升入文史哲涉古学科继续读研都很适合，有扎实的古文献基础，将来学什么都可以，比如我们学生近年也有考去中国美术学院读美术史的，国美的毕斐老师一直跟我说，希望硕士能招到古文献的本科生，后来总算有学生去报考了，毕老师特别欢迎，可见古文献专业的本科生如果选择继续深造，去向会很多，这也说明古典文献学才是最基础的人文学科，没有之一。古文献硕士生毕业，以我们专业为例，多是从事文教、出版、文博方面的工作，文教主要是做中小学老师，以前不少同学考了公务员，近年似乎考公务员的反而少了，从事和专业相关工作的反而稍多了一些，或许也是近年来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带来的社会需求。当然也有一部分硕士生选择继续读博，我的建议是：考虑是否要读博，要先衡量一下自己是否具备研究问题的能力和兴趣，如果连硕士论文写出来都很费力，自己又觉得很无趣，那最好还是不要继续往下读了。博士毕业，基本就是选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作，但其实是可以兼容其他工作的，关键还是在于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我有个师弟本科是读心理学的，跨专业来读了硕博士，毕业去了南京外国语学校做了国际部老师，是IBDP中文文学教师、IBO认证考官，发展也很好，现在去了常熟的UWC，专业知识也照样可以派上用场，在国际学校常年开设《史记》导读的课程。最后讲讲发表论文的问题。我个人从读硕以来，虽然也被不少期刊退过稿，发表论文相对还比较顺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要点：一是在论文选题与写作上，一是在对期刊的了解上。前者主要是要有问题意识，要能够解决自己相关领域的重要问题，写作表达上要为读者考虑，要让读者容易读懂你的想法和论证，要把论文写得具有可读性。后者要常翻翻专业期刊，了解拟投期刊的偏好与风格，这样会避免盲目投稿。有了这两方面的准备以后，知己知彼，自己心里其实最清楚自己的文章能发到哪里，能发到哪类级别的刊物，写出来后大概就有数了，被拒有可能，还可以投同一层次的其他刊物，顶多降低目标再投次一级的刊物，但不可能发不出来。自己感觉满意的文章，要敢于去投寄名刊，相比而言，越是知名刊物，审稿越规范。文史类期刊的周期都很长，从我读书时就是如此，读博时我有两年时间和教育学的同学住同一宿舍，他们投国内外的权威期刊，一两个月内就能收到终审意见，经常是一两周就有结果，让我无比羡慕。我又不愿一稿两投，当时想了个办法，就是在同一时段内完成两三篇文章，同时投给两三个杂志，如果被其中两个杂志退稿，再交换去投，这样虽然是“一稿一投”，但时效上和“一稿两投”“一稿三投”一样，可以既科学又符合规范地缩短投稿周期。从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来看，CSSCI期刊以及各个学校制定的权威期刊目录里古文献学相关的刊物少之又少，CSSCI集刊相对还多一些，我们即便在中文学科内部都很吃亏，相比现当代文学、戏剧影视学的发表平台，无论数量还是级别都要弱势很多，更不要说和中文之外的很多专业比，这个问题很普遍，也影响了我们学科的发展，无论引进人才还是职称升等以及各类竞争性考核，都非常吃亏。有时候我安慰自己说，这可能是命运指引我们要好好努力，加大难度系数以提升战斗力，虽然我也很鄙视自己这种阿Q的想法。7.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我认为文献学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首先，我们学科的评判标准是客观的，不太好弄虚作假。科学至上的今天，弄虚作假的研究早晚要被淘汰。一个学科的兴衰，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科本身有没有吸引力，是否能够持续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然后从事推动学科发展的研究，这一点从近年来看，文献学在中文系里起码算是比较好的。当然，一个学科的繁荣，是需要从业者共同努力营造的，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观堂先生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新材料的学术价值，毋庸赘言。从认识论上来讲，人类的认知是主客二分的，要想获得新知，要么是主体革新，要么是客体革新，前者关联的是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后者关联的主要就是新材料，而基于新材料的新认识，带有一定的可验证性，相对更加客观，也更有可持续性。我们所处的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方面大量尘封已久的古书被扫描共享，足不出户就能获见各种新材料；另一方面，海量古籍资源经过了结构化处理，变成了可以检索的文本，为我们挖掘被忽视与遮蔽的资料提供了两千年未有之便利；再一方面，加上地不爱宝，各类出土文献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未经后世改易的“同时材料”。这样的背景之下，新材料的大爆发成了我们的时代机遇。因此，以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的古文献学，势必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加入。此外，知识生产方式的进步，尤其是书籍制造与传播方式的更新，会催生新的学术潮流，会加强对知识的重视，从而带来知识生产力的进步。造纸术得到推广应用后的魏晋南北朝，雕版印刷技术得到推广应用后的宋代，甚至于明代嘉靖年间版刻技术得到突破后的乾嘉学术，现代西方印刷技术得到应用后的民国学术等等，可能都是这种关联的写照。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应该也会迎来新的学术热潮，至少关于古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日趋繁荣是必然的，也许我们已经身处这场浪潮之中了。新材料的极大丰富，让我们更需要思考研究的主次轻重。我的认识是，最值得关注的文献是古代知识资源中的“枢纽文献”，这是我杜撰的一个词儿，指那些可以勾连许多重要问题的文献，辐射领域较广的文献，比如早期经典本身。当下的经典研究尤其儒家经典研究，似乎特别重视版本的梳理与校勘。然而在此基础上，古书的重新诠释与解读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先秦经典的注译，至今多是陈陈相因，在各种新材料的参证之下，或许可以做出更加深入地解读，获得许多新知。这类研究虽然难度较大，但关联面广，意义重大，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从当下的学术研究来看，还有三个可见的趋势：一是出土文献依然会备受瞩目，与传世文献的交互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二是经典研究，尤其建立在新材料（古写本、宋元刻本）基础上研究，参与的学者会越来越多。三是在传统的版本研究基础上，明清以降的书籍史与阅读史研究可能会成为一个关注焦点，其实这是一个与社会文化史等研究交叉的领域，已经溢出了纯粹的文献学，但是由于大量相关文献资源的公布，以及钩沉史料的便利，应该会推动这类研究的进展。无论是以上哪个分支领域，都需要从业者建立一定的共识，大家能在共识基础上展开研究、交流与互动，形成学术共同体，这样才能良性发展，出土文献领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可为其他领域提供借鉴。8.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答：现在我给大一、大二学生推荐文献学的入门书，一般会选黄永年先生的《古文献学讲义》以及《史部文献要籍概述》《子部文献要籍概述》，这些好像前面接受访谈的朋友，许多人都提到过。崔健的一首歌，有几句歌词，最后送给在学古文献和要学古文献的朋友：蓝色的天空给了我无限的理性，看起来却像是忍受。只有无限的感觉，才能给我无穷的力量。2020年8月23日初稿2020年9月2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