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由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罗林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阿拉伯史学经典《历史大全》的汉译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我校校长刘利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主任梁占军教授作为专家受邀出席。会议由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处长张健主持。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教师参加了开题报告会。刘利校长在致辞中祝贺罗林教授课题申报成功,并表示我校能较早开展国别区域研究,且在“十三五”期间取得长足发展,这既离不开教育部和学术界各方的支持,也离不开罗林教授及其团队的努力。学校各部门也将全力支持这一课题的开展与实施。项目组首席专家、中东学院院长罗林教授从《历史大全》简介及作者伊本·艾西尔生平、立项意义、研究思路、实施计划、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意见的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汇报。罗林教授表示,《历史大全》的翻译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已开展并完成《历史大全》索引部分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名翻译工作,为该项目的汉译与研究工作制定相应规范。子课题负责人分别就项目研究内容、计划及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汇报。专家组成员认真听取了开题汇报,就课题研究进行讨论,专家组成员一致肯定了课题的前沿性和重要性。 卜宪群研究员指出,《历史大全》卷帙浩繁,相同的历史事件可能分散在各卷之中,建议各卷译者加强协调,相互沟通,以做到术语和概念的统一;汪朝光研究员指出,《历史大全》汉译过程中应注重古今地名变化,加强翻译过程中的史学考证;梁占军教授强调该项目具有极高的开创意义,是外国语言文学与世界史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并提出进一步强化译研融合的思路;钱乘旦教授建议设立以史学研究为主的审校团队,提高《历史大全》汉译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听取完专家意见后,课题组首席专家和课题组成员表示,将会认真汲取各位专家的宝贵意见,认真做好课题汉译与研究工作,扎实开展课题研究,聚焦研究重点和难点,保质保量完成课题研究任务,多出科研精品,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历史性思考和文化支撑。
10月30日上午,由我校伏涤修教授担任首席专家、浙江传媒学院作为责任单位的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历史题材创作研究》开题论证会在下沙校区举行。以上海师范大学朱恒夫教授为组长,文化与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朱飞跃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孙书磊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刘水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教授为组员的项目评审专家组,我校校长徐小洲,副校长李文冰,文化与旅游部科技教育司社科处达昱岐,浙江省文化与旅游厅科技与教育处副处长(主持工作)郑妮,以及温州大学、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财经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的相关专家学者和课题组成员参加了会议。李文冰主持会议,并转达了 在省里参加重要会议的校党委书记杨立平对开题会议顺利举行的热烈祝贺和对与会专家学者的诚挚谢意。徐小洲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10月23日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体现了他对全国所有戏曲界人士与戏曲研究者的关怀,表达了对振兴戏曲的殷切希望。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历史题材创作研究”,是符合当下社会现实与时代需求的重要选题,具有助推中国戏曲发展振兴的使命与意义。他表示,浙江是戏曲大省,也是全国戏曲研究的重镇,具有悠久的戏曲传统和浓郁的戏曲文化氛围;我校戏剧与影视学科是全省戏剧与影视学唯一的一流学科A类。他希望课题组在各位专家学者的指导下,高质量地完成研究任务,在提升我校学科建设水平的同时,助力推动国家戏曲文化事业发展,也为“文化浙江”建设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达昱岐指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研究中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高的项目类别,主要资助我国文化艺术和旅游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研究,资助对艺术科学发展起关键作用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他肯定了我校在专业人才培养、文化艺术研究与创作、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希望评审专家提出好的意见建议,能帮助课题组明确研究目标、完善研究计划;希望课题组多调研、多研讨、多碰撞,能够推出有影响的成果,如期高质量完成课题研究任务,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提供研究支持。郑妮充分肯定了我校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申报、立项方面取得的成绩,并表示,省文化与旅游厅会进一步加大对伏涤修教授领衔的这一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及时关注该项目的研究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产出。她希望课题组立足实际、关注现实,为推动浙江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中国戏曲发展谱写华丽的篇章。伏涤修教授从总体问题、研究对象、主要任务、研究框架、子课题构成、关键性问题以及重点难点问题、预期成果与实施计划等方面作了开题报告。他表示,本课题研究将系统勾勒戏曲历史剧的发展演变过程,解决困扰戏曲历史题材创作和评价的理论障碍,考察当代戏曲历史题材剧本创作实践,总结提升当代戏曲历史题材创作经验,深入探讨戏曲历史剧创作传承优秀文化的内容路径。课题研究力争为当下及今后新编历史剧创作提供有效借鉴,为新时代通过戏曲历史题材创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参照。该课题共设五个子课题,温州大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俞为民,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一级编剧、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赵锡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曲研究》副主编谢拥军,分别阐述了各子课题的具体研究设想和计划。评审专家们认真听取了首席专家伏涤修教授及各子课题负责人关于项目的汇报,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与建议。经过认真研讨,专家组一致认为,该课题对历史题材戏曲创作进行全面研究,尤其是注重总结新编历史剧创作经验,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实际意义,不仅有利于新编历史剧创作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戏曲的繁荣振兴。专家组表示,责任单位浙江传媒学院对此项目高度重视,课题组指导思想明确,研究思路清晰,实施计划周密,团队力量强,有较好的研究基础,研究态度严谨,追求目标高,相信能够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李文冰在作总结与表态发言时表示,专家组所提意见站位高、立意远、层次深、把脉准,为确保课题研究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学校高度重视伏涤修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将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项目管理中心的指导下,从经费、人员、平台、设施场地等方面为课题研究工作提供一切必要支持与帮助,与课题组积极配合,为重大项目的顺利推进、高质量完成提供有力保障。在热烈的掌声中,达昱岐为我校戏剧影视研究院颁发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历史题材创作研究”项目办公室牌匾,李文冰为该项目各子课题负责人颁发聘书。—— 浙江传媒学院官微出品 ——支持| 科研与创作处文| 戏剧影视研究院图|陆玮铭 黄嘉润 潘嘉仪 吴静编辑 | 陈梦杰 责编 | 杨圣琼 刘时兵责审 | 何 丽终审 | 陈永斌来源:浙江传媒学院
2020年11月1日,由臧运祜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问题研究”(19ZDA220)开题报告会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行。出席会议的国内专家学者及课题组成员近30人,部分京外人员以线上形式与会。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详细介绍了历史学系近年的招生、科研工作与学科发展情况,并代表本系对各位专家学者莅临指导以及校外学者参与课题表示热烈的欢迎与真挚的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先生对本项目的出版计划表示大力支持。随后,臧运祜教授对项目的缘起、规划与课题设计进行了全面介绍。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教授致辞与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张海鹏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研究员及秘书长高士华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皓、江沛、张生教授,以及我系王晓秋、宋成有、王新生教授。专家组对项目规划及课题设计表示原则同意,并就下一步如何开展课题研究提出了诸多中肯的意见与建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讲话课题组全体成员在听取专家意见后依次汇报了各自承担的课题与研究计划。各子课题负责人徐勇、宋志勇、胡澎、徐志民教授分别点评并展开讨论,臧运祜教授作总结发言。课题组成员一致表示将充分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与建议,认真修订研究计划,尽快投入研究工作,争取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结项,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贡献中国学者的力量。与会人员进行讨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问题研究”主要聚焦于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决策问题,以政略与战略决策作为研究重点,包含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相应设计了四个子课题、15个课题。该项目将围绕决策体制、决策过程、决策内容与重要人物,突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决策的全面性、系统性与重点性,努力在现有中日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较大的学术创新。项目计划于2022年全面抗战爆发85周年之际完成中期成果论文集一部,期间发表若干学术论文;结项后,于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出版专题式研究报告专著一部。与会人员合影来源: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近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美术史”开题报告会暨“敦煌与丝路美术”论坛在兰州大学举行。兰州大学副校长沙勇忠出席会议并致辞,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社会科学处有关负责人、省文化和旅游厅科技信息处负责人参加会议。开题报告会现场省文旅厅科技信息处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申报工作,申报数量一年比一年多、质量一年比一年高。这次兰州大学张景峰教授团队申报的《丝绸之路美术史》,填补了我省近年来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立项的空白。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中级管理单位,省文旅厅将严格按照项目管理各项规定,进一步加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管理,确保高质量完成项目申报、评审、立项、鉴定、结项等各项工作任务。同时,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兰州大学做好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以及文化旅游研究及其信息化专项、文化旅游科技创新工程等科研项目的申报、评审、推进等工作,争取更多的项目能够立项实施,为我省乃至全国艺术研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开题报告会现场开题报告会上,专家组认为“丝绸之路美术史”课题论点明确、框架详细、思路开阔、梯队合理,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开题报告,并对项目的研究成果充满期待。“敦煌与丝路美术”论坛期间,南京师范大学王菡薇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冯民生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教授分别作了《视觉、文献与逻辑:关于美术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20世纪初中西比较美术成果梳理与反思》《丝绸之路交通贸易图像-以敦煌壁画商人遇盗图为中心》的学术报告,分别从美术研究的新视野,中西比较美术的方法及丝绸之路贸易图像等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丝绸之美术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新理论。据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用于资助文化艺术科学研究和培养文化艺术科学人才,重点支持关系我国文化艺术建设实践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支持有利于推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科学体系建设研究,支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支持对艺术科学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基础建设等。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共立项28个,兰州大学申报的“丝绸之路美术史”在多个申报项目评审中脱颖而出,最终立项,这也是我省近五年被立项的唯一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与会人员合影来源 | 兰州大学编辑 | 墨多多
2019年10月19日,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涂诗万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杜威教育思想批评史(1896—2019年)”(项目编号: BOA190042)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开题会议。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郭法奇教授、王晨教授、张华军教授、丁道勇教授、陈露茜副教授、云南师范大学陈瑶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丁永为副教授、浙江大学王慧敏副教授等9位学者担任评议专家。评议专家在认真听取了课题负责人所做的课题开题报告后,围绕课题的选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与课题组负责人及其成员进行了深入讨论,经认真评议,形成如下意见:1.课题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杜威教育思想影响了近百年来的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且仍然在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教育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百年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形形色色的批评,对推进杜威教育思想本身的发展和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2.课题研究设计合理,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内容充实,方法适切。3.课题的研究基础比较扎实、研究进程比较得当。课题负责人在相关知识领域具备了较扎实的学术素养,有助于带领课题组成员达成研究目标。课题研究队伍组织架构和分工比较合理。4.课题的预期成果符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一般课题的要求和标准。专家组建议:1.杜威教育思想不是“about ecation”的思想,杜威的哲学、美学和政治学理论中也体现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一定要跳出教育谈教育;2.批评史不是研究史、学术史,因为研究的时间只有三年,所以建议重点应放在研究那些质疑、反对和改进杜威教育思想的批评中;3.批评有三种:站在流派外的批评、站在流派内的批评和站在时代背景下的批评,其中第二种批评最有份量,应重点对待;4.按时间对批评进行分期不太好,按流派标准,如进步主义、永恒主义和要素主义进行分类也过粗,建议再斟酌分类标准。经专家组讨论,一致同意通过该项目的开题论证。via: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国佛教文化,与儒道并称为中华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三大主干。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离不开对中国佛教文化之精华的继承和发扬。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而且,中国佛教文化又是一种宗教文化。我们当然不会把“印度”的佛教文化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长期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表明,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外来的佛教思想,形成了中华独特的佛教理论。例如中国佛教对人心佛性的关怀、对佛教伦理的阐发、对台贤禅净宗派理论的创构,以及近代以来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佛教对世界佛教的重大贡献,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和地位。因此,当我们今天讲中华文化儒佛道三大主干时,其中的“佛”,一定是指外来佛教中国化以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就此而言,中国佛教宗派的典型代表禅宗在成熟以后由《楞伽经》《金刚经》递相传授转为以禀受《坛经》为依约,“五家纲要,尽出《坛经》”,可视为是渊源于印度佛教而又禀承佛陀本怀发展了外来佛教的中国佛教主体性最终确立的一个重要表征。同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佛教信徒毕竟是少数,佛教作为宗教对信众有绝对的意义,而作为文化,则对中华民族的每一位成员,包括非佛教信徒,都有普遍的价值。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理当由全体中华民族共同来传承和发展。这种传承发展,不能因为佛教文化有宗教的一面而将其排除在全体社会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之外。由此,如何使中华文化三大主干之一的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真正能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一起,使优秀的精华更好地转化为对中华民族有益的文化资源,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全体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并更好地参与到全球文明对话交流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这成为本人最早构思 “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这一课题的基本切入点。 二基于上述思考,本课题就必须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三教关系,这是要研究 “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背景和基础;二是“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这是本课题研究的主体的定位和确立;三是中国特色佛教文化在今天的传承与发展,这是本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目标。这三方面内容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要认真探讨中国佛教文化在今天与未来的发展,必须将中国佛教文化放到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进行思考和研究,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这种中国特色是在三教关系中形成和发展的,因而“三教关系的视域”是必须的。对于以上三个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分别都已有了一定的研究,但综合起来从整体上研究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如何在三教关系中形成和发展,如何在三教关系视域下对中国佛教特色的形成、中国佛教的特点与精神及其影响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从而以史为鉴,探讨中国特色佛教文化在今天如何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更好地得到传承和发展,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比较缺乏。而这正是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考和重要落脚点。感谢学界同仁和国家社科规划办的关心和支持,“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得以立项。2019年4月25日,本项目开题报告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晓庄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本项目各子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出席会议并参加研讨。本人在开题报告中简要报告了项目的选题背景及重要意义、项目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总体框架及重点难点。特别强调,本项目是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和研究,重要内容包括:(1)儒佛道三教关系相关问题研究,主要探讨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如何与中国固有的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汉代以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整体的发展和走向。(2) 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研究,主要研究中国佛教在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中,最终形成了哪些独具的特色,并探讨这些中国佛教特色形成的内在机制、外在原因及其发展规律和社会文化影响。(3) 在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探讨中国特色佛教文化在今天的传承与发展。具体的研究框架拟分为四个板块、六个子课题。其中第一个板块是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传承与发展“总论”,包括对三教关系、对佛教在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中形成的中国特色以及中国佛教文化的当代传承发展等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和研究。第二个板块是对三教互动的复杂关系的专题研究,包括儒佛、道佛的双向互动以及三教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影响。第三个板块是在三教关系视域下对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形成及其在今天的传承发展做深入具体的研究,这个板块下又分三个专题:一是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佛教“义学”的传承与发展;二是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佛教 “制度”的传承与发展;三是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佛教“伦理、民俗、信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第四个板块是三教关系视域下近代以来传统佛教的转型以及中国特色佛教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期望通过以上四个板块、六个子课题,来全面研究中国特色佛教文化在与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交融中形成发展的历史及其丰富内涵,为今天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文明交流与互鉴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三随后,各子课题负责人也分别介绍了各个子课题的研究框架、重点难点以及研究计划。在接下来的专家评议和学者研讨中,与会学者围绕课题研究及相关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何建明教授提出,三教关系是魏晋以后中国文化的最大的奥秘,三教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了解中国佛教必须要从三教关系入手。他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是将问题意识和个案、专题研究相结合,不一定要面面俱到,要围绕更核心的问题来进行,如柳宗元和朱熹反佛教的个案可以关注;二是要厘清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三是要加强民俗专题的研究,对佛教文化的传承而言,民间佛教文化的传承也很重要;四是不一定多谈佛教文化转型的问题,而是要找一些新的视角,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五是求观点新,自圆其说即可,不求人人都能接受;六是要考虑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问题,清代佛教研究要凸显藏传佛教在清代佛教史的重要地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董群教授认为,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一方面要厘清中国佛教文化在历史上是如何传承的,另一方面要研究当代中国佛教文化如何继续这样的传承发展。当代佛教文化走向未来,需要思考其发展的基础是什么?该课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方法,即三教关系。历史上的三教对话形成了三教的共同发展,今天佛教文化发展是否还要继承这种对话的传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当和谁对话?如何对话?还有,从传统的老三教对话也许可以转向新三教对话,即佛耶回三教对话。此外,他还建议,总论中应将这个题目限定为汉传佛教。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还要将总论的观点落实在分论子课题的观点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研究员表示,当下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该课题的开展对于三大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她认为,该课题的亮点在于对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发展逻辑和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该课题的重点在于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种传承和发展实际上也是佛教文化本土化的过程,这涉及历史学、文献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因此,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若是可以从多学科比较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加以拓展,应该会更有价值。她还建议,国内相关研究课题可以共享资料,从而形成一个学术的命运共同体。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李四龙教授认为,这个课题定位准、立意高、组织好。定位准:区分了作为宗教的佛教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立意高:在三教关系视域下关注中国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研究意义重大。组织好:四大板块六大部分,有机结合。针对课题研究,他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海外文化如何融合发展,是当前时代的重要课题。该重大课题可以尝试对这样一个时代课题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二是该课题的聚焦点在“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研究”,在这一部分,计划从佛教义学、制度、伦理等方面,分三个子课题去讨论中国佛教文化的特色的形成原因及其传承发展。在研究中要注意厘清佛教义学、制度、伦理这几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并注意这几个关键词之间的衔接和统一,不要平均分配,要有主有次,从而体现这个项目对关键突破点的把握;三是建议邀请宗教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学者合作研究,并以另外一种形式形成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并上报上级部门,从而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四是这项研究不仅要考虑服务于宗教学和哲学的研究,还可以服务于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表示,这个重大课题的确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儒佛道”三教合一,不仅是中国宗教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且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其文化传承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就是在与儒家、道家和道教的碰撞、磨合与交融的人文背景下,逐步实现其中国化的,乃至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三大支柱”之一。所以,我们今天研讨“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仍然要着眼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学术视域”。首席专家洪修平教授既是我国佛学思想史、佛教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又是三教关系问题研究的资深专家。他所率领的南大科研团队定能取得高质量、且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关于现有研究计划,他提出了两点完善建议:一是,希望课题组在注重中国佛教所饱含的“中国文化特色”的同时,更具体、更深入地阐发其独具的“中国化特色”,即“与儒、道构成互补、互鉴、融合关系的特色”;这也就是说,只有深究“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方能从学理上推进其传承与发展。二是,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要落到实处,就此而言,子课题“三教关系视域下佛教伦理、民俗、信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颇有研讨潜力,譬如,中国特色的佛教伦理、民俗、建筑、文学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影响,都有待深化学理探讨,这就需要厘清 “伦理、民俗、信仰、艺术”等关键词的理论内涵与逻辑关联,以使这部分研究成果构成多姿多彩的学术亮点。四评议组专家对项目内容进行了认真评议,一致认为本项目定位准、立意高、组织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给了我们课题组很大的鼓励,衷心感谢专家组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在学术研讨中,专家和学者也就一些学术问题和项目的具体开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并促使我们对项目的实施做进一步的思考。本课题的根本关怀是中华优秀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做好学理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关照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也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巨大的精神作用。中华文化中的“中国特色佛教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创造,也同样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为此,本课题的研究将注重传承与发展并重,通过教义、教制、伦理、民俗、信仰、艺术等专题,细致梳理中印文化的异同,把握中国佛教文化的特色,并在对三教关系和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规律、基本特点、主要精神和现代价值,从而进一步推进对中国优秀佛教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使中国特色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一起,继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精神动力,并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本文选自《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02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18ZDA23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洪修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编辑/刘思懿
11月1日,由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张红军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自然美学通史”开题报告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名誉主任、终身教授曾繁仁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社科基金中文专业专家评审组组长张江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华美学学会会长高建平,苏州大学生态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兼职特聘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鲁枢元,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谭好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丁国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朱志荣担任论证专家。曾繁仁在致辞中表示,“西方自然美学通史”是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第三个生态美学项目,中心在学术界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在生态美学方面所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涵盖了文献、理论和通史三个方面,布局全面。他希望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把这三个项目做好,向学术界交出令人满意的成果。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副校长黄凯南强调,山东大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文史研究传统的高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展社科重大问题研究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希望“西方自然美学通史”学术团队通过与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合作,拿出代表国家水平的研究成果。他表示,威海校区将做好服务工作,全力支持项目开展。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表示,“西方自然美学通史”属于系统性非常强的大型科研攻关项目,项目组的各位成员要通力合作,发挥好应有的专长,利用好已有的学术经验,完成这一重大课题,表示山东大学文学院将为重大项目的开展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为山东大学中文学科的建设发展作出贡献。张红军教授从研究目的、研究价值、研究框架、子课题构成及负责人等方面汇报了项目的整体情况。他表示,这是文化传播学院、文学院与文艺美学中心通力力合作申报成功的一个项目,是山东大学“一校三地”协同发展战略的一次成功实践,课题的目标是完成一部多卷本的西方自然美学通史著作,以自然美学的形成与发展为线索重构西方美学史,为当下中国美学的自然/生态转向提供理论资源,推动中国特色生态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各位专家认真听取项目组的开题报告,充分肯定了本项目的学术价值,评价了项目的前期工作与研究计划。专家们一致认为,“西方自然美学通史”课题研究思路清晰,研究团队成员的组成能够支撑课题研究。同时,各位专家从集体项目宏观设计的统一性、研究视野的全面性、历史分期的合理性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山东大学、长安大学、中山大学有关专家学者,该项目部分子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师生共40余人参加开题报告会。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最想干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如果明天有人问我:“你最怕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没能把中东史学史研究给做好。”如果在我死的那天有人问我:“你最遗憾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对中东史学史的研究太晚、太少。”根据历史变迁、地域特征和文化特性,结合史学源流关系和史学特性,考察主要书写文字,可将中东史学史划分为九个史学分支:第一,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史。第二,古埃及史学史。第三,希伯来史学史。第四,阿拉伯史学史。第五,波斯史学史。第六,土耳其史学史。第七,中亚史学史。第八,中东基督教史学史。第九,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面对这片沃野,我时常抹着热泪自问:我这一生,能够为14亿中国人挖掘多少中东史学遗产呢?我自从在2014年12月向恩师黄民兴先生求教博士论文选题至今,一直与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缠绵。2015年上半年,我几乎从零开始站在全人类史学的角度狠狠地学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知识。下半年,研究成果是有的(论字数有9万字左右),已发表的成果还没有(至2019年2月26日,我在中国知网上仍然只有2篇研究阿拉伯史学的论文。其一是匆匆拼凑的博士学位论文。另一篇是仍然有很多瑕疵的“处女作”)。我喜欢一有想法就马上写下来。因而,自2014年8月23日至2019年2月26日,我间断地发表了701篇QQ空间日志(其中的约百篇尚未完稿或转载阿拉伯文,大部分日志的字数在800到4000之间)。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日志称为“学术随笔”。彭树智先生说,“学术随笔是学者读书、思考、动手随写的学术积累文体,其特点是随想、随记,在瞬息即逝的感悟消逝之前,用笔记、手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尽管这种文体断断续续,未成连缀,是待理的脉络,且不时有矛盾、交叉、重复的不成熟之处,却表明了作者的思路轨迹和心态变动”【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说”,第2页】。因而,这约六百篇QQ空间日志就是我研究中东史学史50个月的“思路轨迹和心态变动”的反映。此外,我还写了数十篇关于中东史学史的学术论文草稿(其中大部分尚未完稿)。我搞了多次“理论创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也是反复多次重写,因为我总是认为自己写得不好(实际上,我总是写不好)。我从这样反反复复的磨砺中,总结出了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十一个条件、五种基本素养和九层学术基本功(当然,在中东史学史研究方面,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好!但我一直在努力。)。一、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十一个条件1. 爱研究。我现在不知道我的余生除了用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寻觅更多伙伴和试图培养史志继承者之外,我还能干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还能干些什么呢?2. 好读书。我一看到好书(而不是市井读物),就莫名地兴奋。3. 甘清贫。一台3000元的笔记本电脑,我用了五六年,平均每天自动重启三次以上。但我在读博士期间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因为我一有钱就首先想多买几本好书。我把父亲给逼急了。他只好问朋友借了3500元,“骂”了我一通。于是,我才有了新的论文制造机器。4. 耐寂寞。他人笑我孤守太寂寞,我说书中智者何其多!5. 探究劲。为了搞明白一个问题,夜里两三点睡下是常有的事。我一旦在睡梦迷糊中产生了想法,犹豫了一会儿,就半夜起床,一杯咖啡相伴到天亮。当然,熬夜很不好!但是,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说“在瞬息即逝的感悟消逝之前,用笔记、手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6. 不逐流。量化地评判学术成果,导致许多人直接把外国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就直接使用。我的研究方式却是不挖掘到中东史学原典(甚至是手抄稿的高清图片),总觉得不甘心。而且,我把已经完稿的作品放置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只要不满意,我就干脆重写。7. 懂阿文。就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而言,中国学者若想研究好它,必先学习阿拉伯文。当然,也要懂英文等其他欧美文字。这是为了能读阿拉伯文原著和借鉴欧美的研究经验与方法。8. 有诗意。没有任何诗意的人是很难研究得好阿拉伯史学史的。因为我们很难找得出没有诗歌或韵文的传统阿拉伯史学著作。诗歌和韵文寄托了阿拉伯史学家的思想和情感,传承了阿拉伯文化的精神。9. 有雄心。有一次在众人面前,我不经意间说了一句:“不想当大师的学者,做学问干啥?”是的,我是一个满怀豪情的“狂人”。我渴望像金毓黻先生(1887—1962年)撰《中国史学史》(此著一出,曾被某些学者认为,再无重复著述的必要)那样!同时,我自知,我的功力仍然微乎其微!但该得到的,我已经得到了;该失去的,我也已经失去了;该追求的,我绝对不会放弃;该放弃的,我立刻就放弃!10. 勤自批。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能够看淡如云烟一般的“赞扬”。研究者要想把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应当积极培养自我批评的精神,而且要经常性地进行猛烈的自我批评,甚至不惜“把自己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要深刻领悟这样的道理:好砖造好楼,烂泥糊墙头。不比泰山高,愿把秦墓造。11. 顶压力。身处当今这个物欲横流和人心浮梦的世界,心中唯有史学的纯粹学者注定是要被世人视为“怪物”的!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唯有顶住实际上无法忽视的各方面压力,才能在这样的现实社会和学术环境中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中东史学史研究事业而持续奋斗着!二、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五种基本素养首先,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要有“四心”和“二情”。所谓“四心”,即学心,趣心,爱人之心和史心。“学心”是研究者深入地挖掘中东史学宝库的必要内在前提之一。“趣心”是中东史学史研究者乐此不疲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原本枯燥乏味的研究的保障。“爱人之心”是推动中东史学史研究者无视愚昧者的冷漠而持之以恒地埋首于研究的强大动力。因我爱世人,故我要对世人负责,以致全心全意搞好中东史学史研究。“史心”指的是用心去感受中东史学史、体悟中东史学史,甚至在心中刻上耗尽毕生心力以治中东史学史的坚定信念!“二情”指的是感情和热情。中东史学史研究者需要自我激发对中东史学史的感情和热情。爱上了她,就乐于为她付出一切,并坚信“我爱她爱得够深,她就必定会给我回眸一笑,甚至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她之所以还没有对我笑,只是因为我爱她爱得还不够深,为她付出得还太少”。研究者如果能够把这种强烈的感情倾注到日日夜夜的研究活动中,那么,他的文字必然会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有感召力的文字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中东史学史才是好的中东史学史。其次,能够全面系统地进行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人员,还需要具备“多语”、“二史”、“一博”的学术修养。以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为例,所谓“多语”,即:要掌握阿拉伯语和英语(最好能够再习得波斯语、德语、法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等与这项研究密切相关的外语),以便能读阿拉伯文原著和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与方法;要不忘在汉语上下功夫,以便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想法。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者需要熟知阿拉伯、中东乃至世界的历史,还要不断地提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知识修养。此谓“二史”。所谓“一博”,诚如白寿彝先生(1909—2000年)所言,“在史学史的研究上,所谓博,不只要博读史书,而且要对姐妹学科有一定的修养,尤其在哲学和文学方面要如此”【白寿彝主编,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当然,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精通的中东地区语言以及研究中东的先进国家的语言越多就越好,掌握的历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知识越丰富就越好,博览的群书越是多得吓人就越妙!三、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层学术基本功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若想真真切切地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使之不至于沦为流俗之物,除了在以上十一个条件和五种基本素养方面下功夫之外,还应当努力修炼以下九层学术基本功:第一,文献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文献功若不足,则其论述必漏洞百出。第二,外语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外语功若不好,则其译作必颠三倒四。第三,驭文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驭文功若不强,则其文字必枯燥乏味。第四,借力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借力功若不够,则其思想必肤浅狭小。第五,板凳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板凳功若不硬,则其学问必浮躁虚夸。第六,归纳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归纳功若不劲,则其论点必平庸寡淡。第七,推测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推测功若不实,则其建议必虚妄无根。第八,理论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理论功若不深,则其论著必形若浮尸。第九,淡泊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淡泊功若不稳,则其精力必分散难聚。这九层学术基本功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层层相连和层层递进的关系,需要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层层同修,方能成史。余论那么,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之路应该怎么走?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不妨一边回顾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发展历程,一边在迷茫中大胆地挪出一小步试一试!失败,必定会像狂风暴雨一样持续不断地袭来。但,成功,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我们坚信,中国人既然能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西方史学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那么,也能够勇猛地闯进中东史学史的辽阔沃野里,插上一面中国的旗帜!
4月14日上午,达川区逸夫小学顺利举行省级电教课题《利用智能化教学系统提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实验与应用研究》开题论证会。与会专家有四川省电化教育馆研究部主任郝志宏、四川省电化教育馆研究部教研员严寒、达州市电化教育与技术装备中心主任张栩铭、达州市电教技装中心副主任周渠明、达州市电化教育与技术装备中心研究培训室主任邓旭辉、宣汉县电化教育与技术装备中心教研员桂小燕。周渠明主持会议。首先是严寒宣读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关于达川区逸夫小学课题《利用智能化教学系统提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实验与应用研究》立项通知。接着,课题主研罗科兰向参与课题论证的领导和专家介绍了该校参与此课题的负责人和其他主研人员。就课题的背景、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课题界定、研究的意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整个报告突出针对如何利用智能系统提升教师“学情分析能力、教学设计能力和学法指导能力”三大目标。课题专家组对本课题的开题报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为课题的论证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课题的研究目标和内容进行了补充,并期待课题组成员完成好这个非常有研究价值的信息技术课题。郝志宏指出对此课题的研究,问题要再聚焦一点,理论学习要再深入一点,研究目标要再明确一点,研究内容要再具体一些,研究成果要再提炼一些。做到扎根课堂真研究,为智能化教学系统在未来教学中的应用做好实践引领。邓旭辉提醒课题组要找准研究的问题,准确聚焦课题研究范围,概念界定要清晰,研究内容要与课题目标保持一致,可增加研究“提升教师的评价能力”。他还从课题的目标和成果形式等方面进行梳理,为今后的课题研究指明了方向。最后,桂小燕强调课题研究应以问题为中心,研究内容要始终围绕研究目标展开,如智能化教学系统的应用对教育教学产生哪些改变,有哪些积极影响。教师应不断参与教研,不断的开展教学活动和课题研究,学校才会有更强劲的品质提升动力。 罗科兰代表负责人李勇表态,感谢专家组为此课题的研究工作明晰了思路,她表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是学校一项永恒的课题,逸夫小学课题组通过专家的持续帮助指导,一定会在真学真做中增强业务素养,在常学常新中提升理论水平,并预祝此课题通过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通过本次课题开题论证和专家指导,课题组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将会理清课题研究思路,细化课题研究目标,规范课题研究科学性与实用性。此次开题论证会,强化了“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意识,为该校教育科研工作提供新契机,为该校教师科研素质提升搭建新平台,也必将助推该校在创巴蜀名校的征程中跃上新台阶!(郑小玲)【来源:达州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活动,4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史”高层研讨会暨国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开题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贺耀敏,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黄晓新,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王关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勇,国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周蔚华教授、课题组相关成员及部分专家学者受邀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主持。靳诺书记表示,此次研讨会是新闻出版界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党的百年华诞项目献礼的一个切实举措。出版工作在百年党史中始终发挥着传播真理、坚定信仰、教化育人的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史以及当代中国出版图书出版史,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为新时代新闻出版实践提供了有益指引。靳诺书记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新闻出版高等教育研究和大学出版事业的摇篮,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高等教育新闻教育研究机构——新闻系和新中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新闻出版研究方面始终发挥高校主力军的作用。此次会议的召开彰显了中国人民大学为党立言存史,用学术讲政治,用科研促教学的自觉担当。邬书林高度肯定了本次研讨会和开题项目的重大意义。他表示,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出版工作,出版也在党的各项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版的本质是传播知识、传递文明,我们需要站在知识和文明的高度来看待出版,自觉发挥出版宣传真理、陈述事实的功能,将其作为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推进。聂震宁用“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为过”概括了出版工作在中华文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发展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从出版的延伸环节“阅读”的角度强调了出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作用,列举了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以及建党后各级组织成立的读书小组等生动实例。郝振省表示,出版与马克思中国化是“如影随形,水乳交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作为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研究的主线。出版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行为,从横向来看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从纵向来看肩负文明传承的使命,出版功能的发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发展历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贺耀敏围绕“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重大项目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他强调,图书出版史研究要不断挖掘历史史实和原始资料,奠定学科基石,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系统、创新的观点,赋予研究持久的生命力,出版历史阶段的划分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此外,图书出版研究还应还原当代重要的出版人物,描绘丰富多彩的出版人生,并展开广泛的国际比较,集成跨界的研究方法,确保一流的研究质量。马国仓从不忘红色历史、深刻认识出版工作,发掘红色出版史、更好地传承出版业,用好红色出版史、切实推动出版业务三个方面,高度强调了红色出版史在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中的地位。辛广伟结合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历史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表示需要格外重视历史阶段的划分和代表性出版物及作者的选取,为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提出了建议。黄晓新表示,党的领导人始终重视出版工作,很多早期领导人都亲自参与编辑、发行、印刷等出版活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王关义将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相结合,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出版活动、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新时代的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等角度阐述了出版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未来发展方向。周勇表达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对此次研讨会和“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重大项目的重视,并表示将在人才资源、技术基础、史料整理等方面予以课题组全力支持,预祝在周蔚华教授的带领下,项目能够进展顺利,为出版学学科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当日下午,国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开题报告会正式召开。会议由项目负责人周蔚华教授主持,课题组成员《出版发行研究》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李建红编审,中国传媒大学李频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廷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编审,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办公室刘兰肖研究员,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主任张文红教授及课题组其他成员共同参加开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万安伦教授,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方卿教授,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教授,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陈丹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范军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韩建民等受邀担任课题评议专家。(合影)周蔚华教授及各子课题组负责人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与会专家就该课题内容进行热烈讨论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周蔚华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和提供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表示接下来会与各子课题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沟通,做好进一步的详细规划与任务安排,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