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科研生

对于历史爱好者，我们总会想知道更多关于历史的真实性，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让后辈人好好向他们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的品质，从观历史，研究历史的，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首先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

2019年历史学考研院校排名情况是怎样的？在选择历史学考研院校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今天，就让天津新东方小编来为您解答心中的疑惑吧！（一）金平果前十（二）校友会前十（三）第四轮学科评估之中国史前十（四）第四轮学科评估之世界史前十如果把各份统计报告综合比较一下，我们不难看出排在前面几名的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和北京师范大学。（一）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即获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设立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世界史两个专业本科生。有历史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2个藏书30多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分馆。（二）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是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则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设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当代中国史七个二级学科，各学科均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基于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安排的需要，基本学科架构主要划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而在科研工作中，则不限于此。除此三者外，还按照专门史、历史文献学、西方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等上述二级学科方向进行组织。（三）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学一级学科于1978年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历史学院的中国史学科，门类齐全，除以清史研究为突出特色外，秦汉、唐宋和民国史的研究力量也较为雄厚。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二级学科，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世界史学科则以西方中世纪和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力量较强，其环境史研究的特长，正逐渐形成。考古学科侧重北方民族考古，现正朝气蓬勃地快速发展，力图取得全面进步。（四）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已成为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它是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和最早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拥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和考古与博物馆学等专业。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为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民族史等。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等。世界史学科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西方史学史、中外古史比较、欧洲中世纪史、西方近现代思想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美国史、英国史、俄国史、日本史等。历史文献学学科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等。考古与博物馆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史、博物馆学等。

自从人类祖先用绳子系出大小不一的扭结开始，观念中的历史就诞生了，换句话说，人类就从自然的世界进入了历史的世界。历史是什么？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过去发生的一切事。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历史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时空信息。由于我们的思维结构以时空观念为基础，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和位置坐标上，我们的一切知识、价值和态度，几乎完全来自对于历史的反思和重建。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历史”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除了“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其他历史事件在时间上和位置上都和“我”无关，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呢？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从古至今，很多人都秉持这样一种想法：相较于过去，我们现在面对的局势已经太复杂，古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变量”越来越多，“变量”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研究以往的历史，对当下人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已经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一些人由此得出结论，除了追求学术成就和满足个人求知欲外，研究历史并无多大用处，但实际上，上述观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认为历史应当是一种终极知识，足以解决任何难题，如果不能直接解决麻烦，则一无是处。这种观点没有认清历史的作用，历史与其说是个“路标”——告诉你应该走向哪里，不如说它是个“警告板”——提醒你不应该走向哪里。如果把历史当做“路标”，它的用途是受限制的，虽然能指示我们大概的正确方向，但却不能对未知情况提供详尽的资料。当历史作为一个“警告板”的时候，其消极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可以提醒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指出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或者总是重复犯的某些错误。打个比方，当你身处在一座陌生的森林中时，历史并不会直接给你一张详细的地图，而是提醒你先要避免犯哪些错误，然后再帮助你思考应当注意或掌握哪些关键信息，最终由你自己规划出离开森林的方法。具体来说，历史在帮助我们思考的时候，会提供两种形式的经验，即“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历史的“直接经验”很容易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参与过纷繁复杂的事件，它们总会给我们提供最直接的感受和体悟，让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相比于“直接经验”，历史的“间接经验”更有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更广泛，也更普遍，除了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历史上所有人在各种不同条件之下的经验，到头来都能够为我们提供积极的借鉴，使得我们避免重蹈前人之覆辙。从某种角度来看，历史实际上指的就是全人类“间接经验”的集合。明白了历史的重要性之后，我们仅有研究历史的冲动还不行，还得掌握研究历史的方法。如何研究历史？研究历史的方法各种各样，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怀疑精神，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普通人虽然不是受过标准史学教育的研究者，但只要秉持着怀疑精神，就足以获得可观的历史收获。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观念史，基本都是在真实事件基础上，经过加工与再创造，最终书写在文献中的“意见”，所以研究历史就必须从各种“意见”中摒弃具有迷惑性的幻觉，抓住有用的信息。换句话说，研究历史要遵循“减法”原则，许多历史文献都是为了欺骗和掩饰的目的而写的，我们如果想要从中获得有益的“间接经验”，就必须剔除掉某些史书想要让我们相信的东西，而剩下的内容不管多么丑陋、奇怪、出乎意料，都是最接近真相的信息，也是最有指导意义的信息。这个“减法”原则，实际上就是形式逻辑中的选言推理，“P1或P2或P3……或PN，非P2且非P3……且非PN，故P1。”大致上对于历史证据的处理，我们可以遵循一些标准，举例来说，当史书作者在撰写史书时出现了以下种种情况，则可以认定他的说法是可疑的：如果充满了表扬的言论，缺少批评的讨论；如果批评某种观念是“异端”；如果认为权威总是对的；如果把意见与事实混为一谈；如果宣称自己的说法“毫无疑问”；如果宣称某些事情“永远不会”出现；如果认为某种观点必然正确。但凡出现上述的特征，则基本上可以判断作者撰写的“历史”不可全信，充满了疑点。这几条典型的判断方法，并不是判断历史信息是否可靠的唯一标准，它们的意义，是让我们从中获得珍贵的启发——警惕某些伪造出的历史。研究历史的作用，本来是为了让我们避免前人吃过的亏，但伪造的历史信息却让我们在幻觉的迷宫中徘徊不前，总是在“同一个门槛上绊倒两次”，不得不吃更多的亏。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假历史，一是记录者无意为之，因为他们也只是历史的转录者，有自己视野的极限和知识的缺陷，所以写在文献上的内容天生不够准确；另一种则是知道真相，却故意隐瞒事实，对历史现象进行隐藏或曲解，这无非是因为史书的撰写者出于某种信念，或者秉持某种价值观，抑或为达成某种目的，人为制造了被遮蔽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兰克曾表示，他有段时间深深着迷于英国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当他发现沃尔特完全虚构了一个路易十一的形象，而自己却为之着迷时，立马被惊出一身冷汗，他开始思考：历史学家是不是也像小说家一样，善于虚构人物引起读者的共鸣？如果这样，那么任何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是可疑的，必须经过检验才能相信。兰克的醒悟，其实就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必须时刻用怀疑精神为自己保驾护航，远离伪造的历史散发出的致命诱惑。面对史书信息的良莠不齐，我们应当主动过滤，过滤信息的那张思维之网的“网眼”可大可小，全凭科学的方法和追求客观的态度。除了上述讲述的七条标准，任何人都能找出更多的标准，用以展开自己的历史研究，不管我们是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只要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历史文献，就能培养出自己的历史眼光。历史的作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世界史考察》中，给历史学家下了一个定义：试图确定那些恒久不变的、重复发生的、有代表性的因素，因为这样的因素能够在我们的理性和情感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其实，历史学家并不是一种职业限定的工作，而是一种思想状态，只要我们愿意，人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因为人类天生就有历史学家的特质：期望在变化多端的人类生活中发现永恒不变的特征，从而更好地生活。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希腊历史逐步从神话变成史实，修昔底德是第一位观察并描述其所在时代的历史并以清晰的批判精神审视过去的思想家，他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让历史学家从吟游诗人变成了记录事实的人，他区分了神话传说与历史思想的不同，使得历史成为了人类不朽的财富。历史的事实属于过去，而过去是无法重现的。我们无法重建历史，也不可能在纯粹物理和客观的意义上使其“重生”。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史书的基础上“回忆”它，对历史进行理想化的还原，这种还原以怀疑精神为起点，以不断剥离信息中的幻觉和倾向性描述为过程，最终使得人造伪装被逐一剥掉，让杜撰程度最低的信息——真相浮出水面。历史的价值，就在于真相的力量，因为只有真相才是符合逻辑的客观，故而能够重复出现，也只有重复出现的东西，才有参考价值。以往出现过的东西，当下或者未来还能出现，它才能充当提醒人类的“警告牌”，对我们的时代产生正面的激励作用。反之，虚假的历史从不会顺利地再次出现，它的存在目的完全就是为了蛊惑人心，让后人掉入前人编织的思维陷阱，根本不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有益影响。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为了从过去获得启发，过上更好的生活，同时从真相中认识自我，建筑更加美好的人类世界。

上述求书、摸门径、查资料，都是科研工作的前奏。要开展研究工作，就要在细心读书，发现问题，认为有意义、有必要之后，从选定题目、搜集资料，直到研究过程中，都要借助于书刊目录。从事研究工作，必须全面了解有关学科的历史，及时掌握其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了解研究的现状，就可能重复别人早已走过的道路，白费精力。选定了题目，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如果遗漏了重要资料，则其研究所受局限就大，结论就不会科学。掌握更多的目录学知识，掌握本学科、本题目有关的书刊资料、文献目录，了解各种类型书目的编制体例，熟悉其用法，就能够节省查找资料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是延长了研究活动的有效时间。这样，检索资料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研究工作要科学化、现代化，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可是，只就中文本的经典著作而论，已经非常丰富。究竟与本题有关的理论有些什么?其书有几种译本?几种版本?这方面的理论，哪些对本题最为切要?都必须打关目录书的指导。1985年，人民出版社搜集了该社195。年12月成立以来，至1983年底所出版的马、恩、列、斯中文本全部书目.包括以“三联”名义版的马、列著作，以及即将出版的重要著作。每一书都著录其写作或发表年月、内容概要，不同的译本或版本，译者或编者，编译取材出处.出版年月，版次，乃至开本、定价等项。附录1949—1983全国其他出版社所出马、恩、列、斯著作中文本书目。这就为我们指引了理论所需的资料。科学工作者还应当学会编制各种参考文献书目和引用书目的原则和方法。近代史学大师王国维研究某门学问，都要先编有关的工具书。例如他要研究金文，就先编成《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要研究宋元戏曲，就先做了个《曲录》抄录宋、元所有戏曲为一书。因而研究起来，就知道宋、元戏曲的总量、先后、相互关系、历史的地理的人物的关系，据此作成的《宋元戏曲史》就成为质量很高，可以据为典要的学术名著。陈坦提出:搜集材料要“竭泽而渔”，第一就要靠目录学。“在研究每个专题以前，一定先把有关的目录索引编制出来。”他“提出要改良工具书，要编各种类型的书目、篇目和索引”《人民日报》198。年3月27日，陈智超《介绍陈垣的治学经验》。他研究《元史》.就先编《，研究基餐教在中国的历史，就先编《中国基督教史资料目录》。他所编的《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等，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方便。

很多人可能对历史学比较的模糊，也不知道学历史的人能够从事怎样工作。其实历史学也有很多的就业方向，有很多学习喜欢学习历史的学生，在历史学专业上的就业方向上都有着不错的成绩。虽然说近些年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的时候面临了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总体而言，这门学科还是一门非常值得各位喜欢历史的学生学习的学科。其实历史学不光是对史的研究，同时它也是对于人类意识和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的一种研究和探索。所以历史学的专业学生从政的特别多，不光要对史学具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同时还可以为国家的机关，文教行业，和新闻出版，还有各类档案的管理和事业编单位等进行实际工作。学生除了对历史有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对学生在文献的整理搜索和查询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要求，在发展的眼光和宏观的世界眼光上和文学的素养方面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历史学的发展也是十分的好的。那么有哪些历史学专业的学校，能够提供较好的学习氛围和学习条件呢，今天就让小编来为大家总结一下。第一名自然就是下面这所学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绝对是能力过硬的大学。招生人数较少，也侧面的证明了这所学校的能力比较高，要求也比较高。但是有高要求，就这高反馈。这所学校针对的是培养政治可靠的，学术精湛的政治型人才。有很多在现在中国的领导方面的人才，都是有这所大学所培养出来的，这所大学在中国对贸经济对外经济和建设当中也有着充分的能力和贡献。这所大学在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建立上十分有特色，他们遵循的是师徒制的教学手段。每位导师只有2到5名学生，就导致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有着十分强大的光环。不仅仅是知识过硬，而且在研究和从政方面都有着不错的成绩。第二名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作为一流的世界大学，他在历史学科的安排上也是十分的周到。在配置上教师队伍是高精尖的人才和教授级别的专业教师组成的，还有不少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进一步的管理和监督，就导致这所学校在人才培养上十分的严格，培养的都是高精尖的研究人才。学校特别的大，而且学校的设备，藏书和研究院也相当的多，为这所学校的各个阶段的学生提供了研究资源和资金。这所学校的眼界也相当大，不仅仅是要培养知识过硬的人才，而且要培养能够放眼于世界发展与中国改变格局的人才。第三名首都师范大学。首师大也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师范综合类大学。这个学校不同于其他学校，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科研项目上的成就相当的高，而且科研项目相当的多，也导致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以研究为主。在制作相关文献上，这个学校也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作为国家级教师的培训中心，这所学校是北京市很多重点中学重点高中的老师的摇篮。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教师在中国是最高水平的教师。第四名中央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一流大学，是国家认可并且扶持的重点大学，在很多国家级的建设上都有这所大学的身影，除了国家优秀的专职教师，还聘请了130多名外籍专家教师任教，致力于培养出具有民族特色又能够放眼于世界的政治历史人才。这个学校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在他的博物馆藏馆文物十分的多，可以供学生们观看历史的宏图伟业，更好的了解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以上这四所大学的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在市场上就业率非常高，当然待遇也非常的不错的。虽然说整个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待遇目前看来确实有点惨淡的，但是这四所高校也算是为这个专业保留了一些最基本的尊严。

【学人追忆】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先生于2021年1月14日辞世。他祖籍浙江杭州，1928年3月生于天津。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当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部，在导师邵循正先生指导下研究史学。曾在罗常培先生领导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中国科学院成立后，1952年转到语言研究所。1953年调入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并进行学术研究工作。自1948年发表《辽史文学王鼎传正误》一文起，蔡先生一直笔耕不辍，撰写或主编了《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与罗常培合著）、《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七册、《中国通史》十二卷本、《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史纲》《辽金元史考索》《学林旧事》《中国通史简本》《成吉思汗小传》《清代通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等百余篇。他将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学术事业，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特点。一是通与专结合的典范。蔡先生曾多次谈到关于通才和专精的关系。他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大局观，要能够融会贯通，认为断代史研究有其局限性。他常说，范老（范文澜）在世时，就要求他们注重通与专结合，并指出历史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把历史知识缩成一点，可能成为专家，但不能成为通才。必须通与专相结合，不可偏废。在学术研究中，他一直注重通与专结合，论著无论宏观与微观都把握得相当好。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其研究领域时间跨度上溯汉唐，下至明清，所涉及的知识层面亦相当广博，涵盖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代文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如此渊博的学识，在当今学术界亦属凤毛麟角。他博古通今，不仅具有通才，能够独立完成《中华史纲》的编写，而且还在专精方面独树一帜，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辽金元史方面的权威，其大作《辽金元史考索》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就，他对女真文、八思巴字、元曲的研究也都有独到之处。蔡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撰有《汉代亭性质及其行政系统》《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等年代跨度很大的史学论文，还在《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有关文物方面的论文。他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为中国历史上地震研究提供了较完备的基础资料。二是正确历史观和治史方法。蔡美彪在多个场合谈到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史学工作者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肃、严谨学风，从实际出发，不断开拓进取，经过辛勤的劳动，一定会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他强调，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机械、僵化和教条。他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僵固的教条，而需要不断地汲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求得生动活泼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需要引进某种新理论新方法来代替，那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他多次说过，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堪称新创的科学成就，都只能是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而不能是趋时哗众的空谈。他常用“天圆地方”来形容做学问的要领。“地方”就是要坐得住，“天圆”就是要善于思考。他还说，“做学问，写文章，如同厨师烹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样，但做出来水平高低却大不相同”，“厨师不能只会做一道菜，而要会做多种菜。搞研究和写作，也要尽可能全面，著书、写论文、编辞书、书评、文章要都应该在行”，“做学问高明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而是在于从大家常见的史料中发现问题”。他的很多关于历史观和治史方法的精辟见解，对我们做好学术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三是践行实与冷的精神。“实与冷”，是蔡美彪对范文澜治学精神的精辟总结。而且，他正是以此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实，即实际，也包含平实、老老实实。范文澜一再倡导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许多事情缺乏完整记录，有些虽有丰富的资料，但由于资料来源不同，以及记述者的偏见，往往并不能反映历史事实真相。这就需要老老实实地进行艰苦而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阅读，周密思考，才能去伪存真，接近历史实际。冷，即冷板凳、冷猪肉的简称。范文澜倡导学人做学问要有“二冷”精神。他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认真读书搞研究，埋头苦干，坚持不懈。二是吃冷猪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孔庙配享祭祀），就是告诫大家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长期的努力，最终你的成绩会被社会承认。蔡美彪正是践行实与冷精神的楷模。从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所里工作开始，就见到他每天清晨已经坐在办公室读书和写作，几十年如一日。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办公条件还很简陋，通史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间大平房里办公。我的办公桌就在蔡先生对面，每天看到他埋头苦干，中午趴在办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着读书写作。直到九十高龄，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继续一如既往每天坚持读书工作。我们看到，蔡先生最近十年间出版的个人著作有多种。以往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完成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的遗愿，而较少花费在个人课题研究上面。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四是追求史与文兼善。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司马迁的史学功力与文学修养两方面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史学著作应力求做到史实与文字表述完美的统一。然而，当今不少史学工作者，缺乏文学素养，不重视文字的表述。尽管其著作在史料和观点方面多有创新，但由于晦涩难读，从而削弱降低了本身的价值和传播的范围。蔡美彪早年曾与范文澜和罗常培共事，范、罗二人都是语言大师。范文澜早年对《文心雕龙》研究造诣颇深，有几部研究专著出版，他善于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以语句精练、深入浅出为学界所称道。罗常培语文能力超群，在语言学界属于泰斗级人物。蔡先生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视史实的剪裁和文字的表述。可以说，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出神入化，点石成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与他本身具备古文字学、音韵学的深厚造诣，又能诗能文、文史兼通是分不开的。因此，阅读他的著作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没有故作高深、拖泥带水之感。这也正是《中国通史》《中华史纲》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五是“横通”式研究蒙古学。蔡美彪是我国较早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1948年即发表了论文《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20世纪50年代初，同罗常培编撰《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遂开始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字蒙、汉文献等方面的工作。这一时期，他接连发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从蒙古文字的起源说到新蒙文的推行》《汉语里的蒙古语》《元杂剧中的若干译语》等，对蒙古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此后的七十余年间，他一直都继续耕耘在蒙古学园地，是在蒙古学领域倾注心力较多和取得斐然成绩的学者。蔡先生对蒙古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研究蒙古学单一的某个方面，而是采用一种横通的方法，即采用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认为，马可·波罗是一个旅行家。而蔡先生通过对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讲述的各地情况，以及书中使用的波斯语、蒙古语词语等方面记载，对他在中国十七年间的语言与观念、地位与身份以及游记所显示的特点，进行全方位考察，从而不仅指出他应当是一个斡脱商人，而且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与其身份有关。于是有关马可·波罗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文章发表后，受到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澳大利亚蒙古史学家罗依果、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赞赏。美国的一些大学历史系将其有关马可·波罗研究的论文作为教材，供学生学习参考。又如，有关关汉卿研究。关汉卿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戏剧家，在戏剧方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产。但是，由于存世的关汉卿生平事迹资料欠缺，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关汉卿生卒时代和人生经历等知之不多，许多细节更是成为难解之谜。蔡美彪通过关汉卿创作戏剧中的蒙古语等词汇，以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研究，从而揭示了关汉卿生于金末，由金入元的结论。并指出他不是人们认为的“金末太医院尹”，或“元太医院尹”，根据元代典籍及户籍制度的史实，得出关汉卿是元代太医院管领的医户的结论。此外，还考证出“元世祖至元后期，关汉卿也曾在杭州一代从事戏剧活动”等经历。这篇《关汉卿生平考略》论文，反映出他治蒙古学善于利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取得的成果更令人信服。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样有其特点，不是简单地辨识文字，而是把八思巴字作为蒙古历史学的研究工具，反过来又通过历史学诠释八思巴字文献反映的内容，从而将八思巴字蒙古文献学研究推向高峰。总之，蔡美彪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中国通史》《中华史纲》《中国通史简本》等，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传播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使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一部《中国通史》发行几十年，多次再版，荣获国家图书奖，成为许多人案头必备之书。近年所著的《中华史纲》也同样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几经再版。这些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打通辽、金、元断代壁垒进行融会贯通研究，对揭示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特点与兴衰规律意义重大。其《辽金元史考索》《辽金元史十五讲》等著作，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形成过程，从而带来民族史研究的新视野。三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文献和文物的论著，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高潮，尤其是采用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蒙古民族进行综合研究，开创了蒙古学研究的新篇章。此外，他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等，为中国蒙古史学和元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作者：韩志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文明古国，诞生了许许多多特有的文化，别看如今的我们在各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但是古人的智慧依旧不容小觑。比如今天说的这三本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奇书，至今都还有人在研究，但是却无人可参透。《推背图》在唐朝有两位著名的玄学家和占卜大师，他们分别就是李淳风和袁天罡，而《推背图》就是他们二人联手所作。里面融合了天文、易学、谜语、图画、诗词等等元素，最终融合成为了一本语言你唐朝之后数千年重大历史事件的奇书。如果仅仅是枯名钓誉的书，那么在数千年的演化中早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事实上《推背图》做出了许多精准的预言，比如说武则天建周称帝和李隆基时期的安史之乱等等精准的预言，让人十分惊叹。除此之外还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也精准的预言了出来，书中有一句话写道：“黑云黯黯自西来，帝子临河金台，南有兵戎北有火，中兴曾见有奇才”让人不由钦佩在千年以前的李淳风和袁天罡究竟有什么神通竟然能够跨越时空看到未来所发生的事？甚至有人怀疑这本《推背图》其实是后人撰写的内容，若非如此那就着实让人参悟不透了。《鲁班书》鲁班是历史上所有木匠的祖师爷，可以说他的名字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也不仅仅是木匠和建筑一行，而是2400多年以来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集中体现。鲁班集毕生之所学，全都编撰到了《鲁班书》中，但是这本书却被列为了禁书，这是为何？首先《鲁班书》分为上册还有下册，上册记载的是关于木匠和建筑的一些经验内容，而下册所记载的便是一些诡异的法术了，其中包括了所谓的隐身法、身体碎石、穿墙术甚至是续命术等等。在《鲁班书》开篇就写着一句话：“欲学此书，必先绝后”。或者是在鳏、寡、孤、独、残中任选一样。人们无法理解，为啥学“木匠鼻祖”的书，还要先绝后或者弄残自己？实际上正是因为下册的“诡术”有违天道，所以最后最后非死即伤，所以数千年来敢学这本书的人越来越少。更别说怎么去参透他了。《马前课》在介绍这本书之前首先介绍一些这本书的作者，《马前课》的作者正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师诸葛亮。所谓的《马前课》其实就是诸葛亮在出兵之前，占卜的一课，意思也和占卜差不多。这《马前课》总共分为了14课，分别预言了一个朝代或一个时期。诸葛亮之所以在历史上被看作是“智慧”的象征《马前课》的精准预言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里面。不过到了民国时期很多人商人为了盈利，很多稀奇古怪的预言也被加入到了《马前课》书中。如今已经很难看到最原始版本的《马前课》了。

齐鲁网9月4日讯日前，国际生态学权威期刊《分子生态学》(Molecular Ecology，Top8%）在线刊发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唐赢中（第一/通讯作者）课题组在渤海褐潮原因种的历史溯源和生物地理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该研究聚焦自2009年以来对我国渤海海域贝类养殖业和生态系统造成巨大损失的褐潮，首次证实了褐潮原因种抑食金球藻在其生活史中存在休眠体阶段且可在海洋沉积物中长期存活，并发现该藻不仅在渤海海域至少已经有1500年的存在历史，而且其分布范围覆盖南起南沙群岛、北至北戴河、丹东的中国四大海域自近岸养殖区到3450米水深外海的广泛海域，从而否证了褐潮可能是“外来种入侵引起”的假说，对深入研究褐潮成因和其一般生态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抑食金秋藻的全球分布图 褐潮是有害藻华，因爆发时水体呈褐色而得名。目前全世界的褐潮主要由2到3种微藻引起，其中爆发最经常、规模最大、最令人关注的是海金藻纲的一种微微型浮游植物——抑食金球藻。该藻引起的褐潮1985年首次在美国东海岸报道，1997年在大西洋另一侧的南非沿海也首次记录到褐潮爆发。褐潮爆发期间其细胞密度可高达每升10亿个细胞，虽然现在还没有证实该藻产毒，但美国东海岸和我国渤海的褐潮都可致养殖贝类大量死亡从而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关注。我国是继美国、南非之后第三个爆发褐潮的国家，2009年以来秦皇岛海域的多起褐潮给当地水产养殖业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了重大破坏性影响。作为我国一种新型的有害藻华物种，抑食金球藻是通过休眠体入侵的外来物种，还是本土物种在环境条件变化的刺激下才爆发藻华，是一个具有重要生态学和实际意义的问题。科研人员通过对实验室4℃暗箱保存1年以上的沉积物样品进行萌发实验，结合单克隆抗体(FITC-MAb)和PCR对萌发细胞鉴定，并对沉积物样品进行RT-PCR检测，证实沉积物样品中存在抑食金球藻的休眠体。对采集自我国四大海域的201个表层沉积物和1个柱状沉积物样品进行PCR检测和测序验证，证明抑食金球藻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地理分布：南起南沙群岛（北纬10.012°），北至北戴河（北纬39.623°）、丹东（39.794°），南北覆盖3000公里（纬度近30°），东西跨越经度约15.7°，水域涵盖近海至3450米的开阔外海（南海），至少在渤海存在的历史可回溯至1500年前。该结果将抑食金球藻在北半球的分布记录至少南延了1700公里，从而明确地否证了渤海褐潮由外来种入侵引起的假说。通过发掘新近发表于《Science》（de Vargas et al. 2015, 348: 1261605）关于海洋浮游生物多样性论文的补充材料及生物系统学分析，研究证实抑食金球藻是一种全球各大洋广泛分布的广布种，产生休眠体可能是造成该种全球分布和褐潮年际复发的重要原因。本研究获得的结果不仅提供了关于我国褐潮原因种抑食金球藻的“种源”和其全球地理分布格局的决定性认识，也为进一步研究褐潮爆发成因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科学问题导向，即褐潮爆发原因必须从本地环境条件的变迁中探索。据了解，此项研究得到了国家基金委-山东省联合基金项目（U1606404）、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鳌山科技创新计划项目（2016ASKJ0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

内蒙古高原是北方游牧文化的摇篮，自远古以来，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汉等民族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美好家园。内蒙古作为中国北方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具有极高的考古、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加强内蒙古历史文化研究，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取得的灿烂成就、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1.内蒙古历来是北方各族人民交流交往交融的共同家园内蒙古是一个纵向十分深厚、横向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大区。各民族在这里栖息生活，谱写了一曲曲各族人民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交响乐。远自汉代，统治者就采取了与匈奴和亲的策略：从汉高祖开始先后有十余位宗女嫁于匈奴单于，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昭君出塞；《汉书》中也有大量匈奴人归汉封侯的记载。以政权形式整体上推进民族融合的也不乏其例：北魏孝文帝政治上力排众议，推动太和改制，“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语言上“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如此渐习，风化可新”，目的就是令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北魏孝文帝通过一系列改革推动鲜卑政权融入中原先进文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分子。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如蒙古族，祖源上与匈奴、东胡、鲜卑有密切联系，统一过程中汇聚了汪古、克烈、乃蛮等部族和突厥等众多栖息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民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融合变化的动态过程，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一形态；任何在民族及其文化形态上单一、排他的认识，都是狭隘的历史虚无主义。中华民族是由各族人民组成的，各民族创造的灿烂历史与文化一起汇聚成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与文化。2.内蒙古丰富的历史遗迹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蒙古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大窑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汉长城、居延汉简、盛乐古城遗址、辽祖陵、元上都等，无一不镌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拥有的智慧与才华。中华文化中的玉文化、龙图腾崇拜在红山文化中有迹可循；契丹人的辽祖陵、辽中京等历史遗迹令人惊叹；吐尔基山辽代公主墓墓藏文物精致富赡；女真人修建的从呼伦贝尔绵延至内蒙古中部的金界壕气魄恢弘。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国力强盛的元朝，其名称源自于《周易》之“大哉乾元”；文化更是荟萃中外，元上都城内仅宗教建筑就有道教的崇真宫、长春宫，佛教的大龙光华严寺及藏传佛教的乾元寺、帝师寺，儒学的宣圣庙，在元代文献和后世考古中甚至发现了景教、伊斯兰教的有关资料及欧洲人埋葬于元上都附近的事实。至于元上都附近的李陵台、辽代捺钵凉殿、金界壕、旧桓州、新桓州、西内、东凉亭等，共同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群，能够全面反映这个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充分展示出元上都不仅是当时世界政治、军事中心，也是世界文化荟萃之所。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强调：“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前看，遍布内蒙古大地上的丰富历史遗迹，还没有充分展示给人们；这些历史遗迹蕴含的丰厚历史文化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学术研究还缺少具有宏阔历史视野的系统解读北方各民族历史的优秀成果，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加强内蒙古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必要且迫切，意义深远。3.内蒙古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格局的形成“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方草原的田园牧歌生活也产生了异常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音乐艺术如格斯尔、火布斯、潮尔道，体育活动如贵由赤，等等。这些文化形态的特点是鲜明的：一是体现为久远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当代文化的有机结合。格斯尔、江格尔是久远的民族历史文化传说；火布斯在元代的宫廷音乐里就已经出现，“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盛行于元代，与如今博克有密切渊源的角抵，历史更为久远，《汉书》曾记载：“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这些文化形态得已保存并流传至今，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内涵。二是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胡服骑射是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经典案例之一。《战国策》记载赵武灵王“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以“利其民而厚其国”。这一改革弱化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汉、胡差异，体现了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元代更是各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耶律楚材、窦默、刘秉忠、王倎等各族精英们都精通“国语”“国字”的蒙古语、蒙古文，元文宗、泰不花等创作的汉文诗，盛名于当世，流传于后代。即如当代在内蒙古中西部广泛流传的漫瀚调，也是蒙古族短调民歌与汉族爬山调融合的产物。文化上相互学习的“拿来主义”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三是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凝聚、情感的升华。各民族人民在文化上相互学习、交流交融，凝聚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诉求，浇铸了多元一体的格局。蒙古马精神就是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结合蒙古马生命力强、耐力强、体魄健壮的特质，被赋予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时代人文精神。4.内蒙古各族人民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内蒙古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华民族固边戍边作出了卓越贡献。元代色目诗人迺贤在其诗歌中曾描述：“日本狂奴扰浙东，将军闻变气如虹。沙头列阵烽烟里，夜战鏖兵海水红……何时尽伐南山竹，细写当年杀贼功。”谔勒哲都元帅与东南沿海军民抗击倭寇，守卫家园的事迹，是中华儿女共御外侮、血浓于水的写照。清乾隆年间，1800名察哈尔蒙古西迁兵丁及其随行家眷，驻守伊犁之博罗塔拉，在驻守地耕牧生产，为巩固、繁荣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卓越贡献。蒙古族民族英雄裕谦在鸦片战争中身先士卒，“及战，裕谦登城，手援枹鼓”，誓死守卫镇海，捍卫国家尊严，“忘身殉国，义不返踵，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耳”。现当代史上更涌现出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乌兰夫、贾力更、奇俊峰、草原英雄小姐妹、廷·巴特尔……毫无疑问，无论时代、民族、地域，内蒙古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孕育了各民族人民用生命共同呵护的家国情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内蒙古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内蒙古历史文化研究，揭示蕴含于其中的“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学术界的责任和使命。（作者：杨富有，系内蒙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授）（本版图片均由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