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研究》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来源：澎湃新闻

历史与哲学，历史与研究，似乎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之关系如何，以所谓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为例，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个历史理论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史学研究问题。就所谓史论关系问题而言，有“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有关史论关系问题讨论的提法，大都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思路是对的但只是都不够彻底。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均属同义反复，因此均不具学术价值。因为，从认识逻辑出发，这里的“史”一旦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它就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只可能是或者已经是某种“论”的结果了。而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提法，似乎意味着存在“史”与“论”两个部分。事实上从历史哲学角度而言只存在着“论”，而“史”则是“论”的展现与说明，因此属同义反复。犹如柯林武德谈到的，事实上，“并没有一种特殊的过程叫作历史过程，然后也没有认识这一点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叫作历史思想。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过程”。因为不存在“史”与“论”两个部分，因此不存在何者决定何者的问题。当然如果一定要将其看作或当作两个部分的话，从认识逻辑的角度出发，似乎只应该也只可能是“史从论出”了（当然学界也并没有“史从论出”之一说。事实上“史从论出”的志趣亦非一般史学工作者可领会和理解，因为这是个哲学的、理论的和逻辑的境界，同样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史学工作者都有机会和可能进入这个境界）。首先，“历史”的概念、“事实”的界定与价值，都是由某种历史观念决定的，也即不存在一种没有历史观念介入的所谓“历史”与“事实”。正如卡尔所说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过去发生的事实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决定于过去和事实本身。须知，历史及其事实的意义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附加的和感悟的，并且水远是以历史观念的发展与变化为转移的。因此，这里的“历史”，一旦有这个词出现或这个词及其概念有意义的话，就是一个生成的或完全是个认识生成的概念与结果，恰如克罗齐论述所谓“当代史”的概念时所揭示的一样，“·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在这里，“史”、“论”是一体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史”与“论”的分离状况与现象。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所谓“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问题的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因此，“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等都是制造出的问题，并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庸人自扰的问题。历史的观念在这里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也有本体论的意义。历史的认识论在这里表现的是认识的基础如何以及不断发展性问题，历史的本体论在这里表现的是具有某种特质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如何的问题，当然不是唯一的表示，只是在这种历史观念下才是有效的问题。其次，历史观念决定史学研究，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和正常的学术现象，无论是意识到的还是意识不到的。无论是说“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历史”，还是讲“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过程”，都是某种历史观念的产物。因为“进化”也好“进步”也罢，实际并没有一个所谓客观的或先天的标准。这种标准只能是某种历史观念下的“给定”，和在这种历史观念下才是可理解的和可自圆其说的。例如，“进步”一说，在一种历史观念下看，人类社会显现出所谓进步的趋势。但在另一种历史观念下看，就不一定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正如有人这样看问题的情形再熟悉不过了，有的认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今胜于昔；有的则认为世风日下、今不如昔，这正是不同观念、角度下的认识，只能说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无人有权利和资格做一个孰是孰非式的价值判断（虽然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可见，这里的历史观念不仅具有认识问题的工具性质还有认识问题的信念问题。俗语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有人认为是所谓唯心主义，这个判断简单了。但也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唯心主义”是一种哲学思维与意识。从哲学的角度和思维及语言出发，“信则有，不信则无”是一个哲学认识命题，它的妙处就在于这是一个不可完全证实也不可完全证伪的命题。但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之关系辨析，或历史观念、历史哲学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影响，是历史学的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实在很多，但如果不能意识和领悟到这一点，坦率地讲，那样的历史研究是不会有前途的。小编不由得想起了泰勒的至理名言：研究哲学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得哲学概念的人为数甚少，至于懂得形而上学概念的人那就更少了”。还是换个积极的说法以此共勉吧，研究历史的人很多，但搞懂历史不易，弄懂历史哲学就更不易了！

百家原创作者：欣彤谈历史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是有关西方的史学之父的历史事件，大家一起来了解吧！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真实性”的讨论自古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最早对希罗多德进行批评的是与他相隔不到30年的另一名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希罗多德与其他散文纪事家一样，“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查的；他们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遥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从修昔底德不点名的批评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位古典史家对历史的不同认识。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了两类事件:一是与波斯帝国密切相关的东方国家的过去与现在；二是希腊最近的过去发生的事件希波战争。修昔底德则认为，严肃、准确的历史在时间上应当关注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在空间上，则应当是作者居住的地方，以及作者能毫不困难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他们思想的人们的历史，而不应当是遥远的时间和遥远的地区人们的历史。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这一理解为希罗多德以后的希腊罗马史家所认同，并最终决定了古代世界对希罗多德的评价。此后，古典史家们不仅很少去研究遥远的过去，而且很少去搜集异域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的写作或集中于当代的历史，或总结重新解释以前史学家的作品，探索过去则成为了古物学家的职责。这样，事实上希罗多德就与古代历史学的主流相分离了。不仅如此，后来对《历史》真实性问题的批评更是比修昔底德有过之而无不及。希腊化时代，一方面，东方学者不满意希罗多德对他们民族和国家的记载，其中最有名的是埃及的祭司曼涅托，他极力向希腊人展示一部由他自己撰写的本民族的历史，同时，他还撰写了一部攻击希罗多德的小册子。另一方面，希腊人也不能忍受希罗多德在评判希腊人与蛮族人的冲突时所持的冷静态度，并认为这种态度就是希罗多德“亲蛮”的证据。希腊的地方史家和古物学家也因为希罗多德没有记载他们城邦的荣誉而攻击他。遗憾的是，除了普鲁塔克的《论希罗多德的恶意》保留下来外，希腊化时代批判希罗多德的文章只留下个别的名称，如《论希罗多德的偷窃》、《论希罗多德的说谎》、《反对希罗多德》等，不过，仅从这些标题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在那些人的眼中，希罗多德的不诚实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过于同情蛮族人、偏爱雅典、对别的希腊城邦极不公正，在一些事实上缺乏真实性、在评判上欠平衡等。这些批评被后世普遍认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而有失公允。不过，在古代，许多学者对希罗多德的文体和语言还是倍加称赞与推崇的。哈里卡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说:“只要我们一拿起这本书，便充满了崇拜之情，直到最后一个音节，仍然意犹未尽。”卢奇安也说:“我虔诚地希望能够模仿希罗多德其他一些特点就好了！我并不希望学会他所有的特点那当然是毫无希望的。但他使模仿者失望的那些特点中哪怕只学会一种也好啊，例如他那令人愉快的风格、他那构思的技巧、他那爱奥尼亚语的天然力、他那万千警句构成的财富，或者是他那成匹锦绣上的万千花朵中的任何一朵，如果能学到手该多好啊！”但是，在这些对希罗多德的赞美中，却没有一个人是为他著作的可靠性而辩护的。即使是希罗多德的同乡狄奥尼修斯也没有这样做。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希罗多德选择了一个高贵的主题，他讲述的是希腊的光荣，而不是它的不幸；《历史》有一个较好的开头和较好的结尾，希罗多德还以一种较为有趣的方式撰写他的历史，这就在文体上超过了修昔底德。但他却只字未提《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同样，卢奇安虽然崇拜希罗多德，但也并不认为希罗多德是可靠的史学家。15-16世纪希罗多德再次受到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体，还有他的写作方式、他广泛的游历以及他自由、独立的思想。对于《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人们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主要是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种学研究使人们通过亲身的经历意识到，人们能够广泛地游历，其间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事情，也可以通过口述资料重构遥远的过去的历史。17世纪，牛顿绘制年代表时明确宣称，要“使年代学符合自然的进程，与天文、神圣的历史和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记载相一致”。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留言评论！以上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侵权必删！

#三大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要求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他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2020年，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与历史学重要论述指引下，总结前人成果，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密切关注重大学科基础理论和实证问题，强调跨学科研究，开拓新领域，展示了新的特点与成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三大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不过，正如顾銮斋所说，目前世界史学科建设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力度还不够强劲；二是从体系的完整性上看，建构现状还不够理想；三是世界史一级学科建立后，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四是新领域或新方向的形成还难以避免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他认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史体系，首先要突破、颠覆欧洲中心论，但对它的体系构成应注意剥离分类，客观评价那些有价值的部分，汲取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其次，应注意解决世界史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我国的本科世界史专业或方向教育，大多是在2011年历史学学科调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而普遍建立的。陈天社认为，总体而言，国内世界史专业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与发展瓶颈：一、专业定位模糊；二、师资力量不足；三、课程、教材、专业实践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突出特色、注重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注重专业基础、加强外语能力培养、着重科研能力培养、强化专业实践，应是世界史专业建设的基本思路。（《论世界史专业建设的基本理念与路径》，《教学研究》2020年第4期）杨永锋认为，目前在我国西部高校，世界史学科的受重视程度与社会现实需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课程教学也有诸多问题。因此，不断引进世界史研究领域中最新成果、探索世界史课程教学的方式、提高教学水平和培养质量，是从事世界史教学者应尽之责，也是适应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必然之举。（《我国西部高校世界史课程教学现状与改革思考》，《高教学刊》2020年第3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学术体系的使命愈显重要。于沛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就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世界史理论框架。其核心理论是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理论渊源则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整体史观”的提出，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具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整体史观：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论著编撰和教学之中，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董欣洁认为，中国学者有必要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促进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认识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陈恒认为，新时代提出了新需求，新发展提供了新可能，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构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学术全球化时代如何推进中国世界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纵深回顾学科发展历程世界史学科回顾和总结方面发表多篇文章，取得一些新的认识。何平认为，20世纪50—70年代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奠基时期，史学界以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对世界史进行初步编排，建构了基本体系。80年代为第二个时期，世界史学者对此前的历史意识进行了反省，相关研究受到现代化理论和跨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世界史学界逐步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更为客观地分析人类历史进程。第四个时期大致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16年，从全球史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成为新的史学思潮。2016年以来，世界史研究进入第五个时期，正在酝酿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有：全球化、科技革命和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中美竞争对世界历史的影响。（《70年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回顾——研究范式及其转移》，《聊城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晏绍祥将新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奠定基础时期（1949—1966）、恢复和发展时期（1976—2000）、繁荣时期（2001年以来）。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他提出世界古代史研究存在不如人意之处。首先，与西方丰富的藏书和文献相比，国内的研究资料仍严重不足。其次，研究队伍很小、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在方法论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学步者。最后，发展不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研究条件的改善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将会更加繁荣，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越来越强的声音。（《70年来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冷战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东西方冷战而出现的新研究领域。白建才、梁志认为，我国冷战史研究经历了萌芽起步阶段（1950—1989）、快速发展阶段（1990—1999）和持续繁荣阶段（2000年以来），不少研究成果填补了空白，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例如，主要利用美国文献，以美国的冷战政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关注高层政治议题；史料来源大都集中于各国政府档案；普遍采用传统叙事史学路径。因此，需要拓展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挖掘珍稀档案资料、培养更多专业人才。（《中国冷战史研究70年及其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梁志还提出，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档案文献来源日趋多元化，中小国家的官方史料被进一步纳入搜集和使用范围。（《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冷战史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6辑）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有组织的相关研究则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安山认为，中国的非洲研究大致可分为“支持非洲”（1950—1965）、“了解非洲”（1966—1976）、“研究非洲”（1977年至今）三个阶段。目前，非洲研究在我国还相对薄弱，中非关系研究的倾向性太强且缺乏深度。他提出，中国非洲研究应处理好以下关系：学术探讨与社会实践、知识普及与深入研究、实地调研与理论概括、微观剖析与宏观把握、非洲国别地区与全球研究等。（《中国的非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第1期）张宏明提出，历经几代学人辛勤耕耘，中国的非洲研究在诸多方面均有长足进步，并继续保持勃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但现状亦非尽如人意，面临比较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为研究力量严重不足、学科分布与发展失衡、基础理论研究滞后，中国非洲研究的前途在于基础理论的深耕。（《中国的非洲研究70年述评》，《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第1期）一些学者还对部分国别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张建华认为，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国运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肩负着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俄国史研究获得巨大发展。目前的问题是人才梯队建设后劲不足，亟待强化培养力度和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史学月刊》2020年第1期）1949年以来，日本史研究进入新时期。宋成有认为，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既有创业的艰辛，也有突如其来的挫折，更有全方位的巨大收获。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在波折中不断取得进展，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以展望未来，持续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新中国日本史研究70年综述》，《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6辑）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从无到有、从草创到繁盛、从成果寥寥到硕果累累，目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已成为世界史学科内最活跃的分支领域之一。王立新认为，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表现为：领域扩大、选题缩小、材料增多、方法多样、成果丰硕、影响巨大。同时，也存在若干问题与不足。第一，研究人员的数量偏少；第二，大部分研究成果在视角和方法上仍然较为陈旧，低水平的重复性成果不在少数；第三，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成果，与美国学者的研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七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密切关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全面深入理解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刊发笔谈“世界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500年来世界历史的宏观变迁、世纪尺度中的大变局、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进行多角度阐释。徐蓝提出，变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常态，存在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大变化、大变局的发生则有赖于引起全局变化的大事发生。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都出现了新变化。人类社会走向何方，将取决于各国在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等重大问题上能否做出正确抉择。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决方案。这一理念的提出以及中国的身体力行，也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500年世界历史变迁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俞金尧认为，一、关于大变局的思想是党和政府多年来从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得到的一贯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这个认识的最终凝练，现在已经是党和国家对于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战略判断，也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共识。二、“全球治理”的格局和体系是其中的主要关怀，核心则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它们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三、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大变局是我们自身经历的一部分，我们也处在变局之中。四、大变局对于中国的未来极为重要，这一判断的提出就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六、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以后，大变局有可能加速。（《在“世纪尺度”下看当今世界之变局》，《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在人类历史进程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一个“后西方世界”的轮廓正在显现出来。刘德斌提出，第一，非西方特别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力量对比，其中尤以中国的崛起影响巨大，非西方的崛起正呈现为非西方国家的整体性崛起。第二，非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经济协作关系。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欧洲、亚洲和非洲在经济上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改变了近代以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础，也削弱了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支配和平衡能力。第四，冷战期间构建起来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走向解体。第五，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终结。只要我们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审时度势，就能够保持中国崛起的进程不被打断，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与战略机遇》，《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王立新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使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金融危机与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实力，降低了美国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和退出国际组织的行为，不仅未能巩固这一秩序，反而对其构成了巨大破坏。新兴国家的崛起对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战后延续多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际关系存在“失序”的危险。（《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与世界政治的百年轮回》，《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全球史观拓宽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进入繁盛时期。全球史力图跨越民族国家的藩篱，强调跨文化互动，探寻全球在时空上的关联。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史研究在中国得到较快发展，一些学者致力于从“全球史”“国际史”和“跨国史”角度，拓宽研究视野，努力深化世界史研究。同时，全球史研究也逐渐显露出研究局限。2020年，国内世界史学者对此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有学者梳理了全球史研究的来龙去脉。杨华、陈祖根认为，全球化的加深推动了全球史研究，而主张“去中心化”的后现代史学也促进了全球史的勃兴，全球史的研究和讨论成为学界热点。总体来看，国内全球史研究呈现“论多著少”的情况。尽管国内学界对西方的全球史理论进行了充分探讨，但是在具体史学实践上仍有不足。虽然出现了一些有质量的全球史实践的著作，但相对于理论探讨的文章而言，全球史实践的文章数量仍很不够，质量也有待提高。（《跨越、关联、互动——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及影响》，《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如何处理全球史与民族国家史的关系，是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张旭鹏认为，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语境，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与民族国家史不同，全球史更多地关注那些超越国家界限并具有大范围意义的历史现象。刘文明认为，在全球史研究中，跨文化互动和全球性公共空间是两个重要概念。在跨文化互动中，相互认知是互动的重要基础，而由相互认知形成的“他者叙事”，自然成了全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当“他者”在公共空间中处于强势地位时，“他者叙事”就会成为一种权力话语，进而对当事者的行为产生支配性影响。因此，当西方在近现代全球史研究中运用这种“他者叙事”时，全球史学者应该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全球史研究中的“他者叙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美国新劳工史，一改旧劳工史只关注工会和罢工等制度性问题的取向，将注意力转向广大工人本身的历史和文化，标志着美国劳工史学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不过，新旧劳工史仅关注美国国内工人的经历。近年来，跨国劳工史则把研究对象扩大到美帝国工人阶级，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美利坚帝国范围内考察劳工史。王心扬认为，跨国劳工史开阔了美国劳工史的研究视野，堪称美国劳工史学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最主要的是忽视了美帝国本土工人和20 世纪后期帝国工人的经历。今后，帝国劳工史与传统劳工史将并存于美国史坛，共同构筑一部完整的美帝国劳工史。（《跨国劳工史在美国的兴起、创新与问题》，《世界历史》2020年第4期）历史研究者在相关著作或教材的编纂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采用某种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徐善伟认为，全球通史编纂理论有两个核心观念：一是跨越民族与区域界限而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二是“跨文化互动”。这不仅为破除“西方中心论”或其他形式的“中心论”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为全球通史编纂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但是，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的做法也存有缺陷，突出问题就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忽视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内部因素。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在全球通史编纂中，未能很好地处理“内在传承和创新”与“跨文化互动”的关系，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失衡。（《当代西方全球通史编纂的成就与困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孙琇认为，“跨国转向”并未真正突破民族国家史的既有写作框架，它更多是针对美国史家的某种封闭心态而做出的回应，需从美国史学史的脉络中去把握其出现的原因。跨国史陷入了一种两难，它试图突破民族国家史的分析单位，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和具体的历史写作上，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预设，跨国史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史写作的全新分析单位。所谓跨国史的写作，只是试图不断改变观察民族国家的老旧视角，对其做出更具解释力的种种尝试。（《从美国史学史看美国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全球史评论》第18辑）跨学科、新领域研究受到重视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差别。刘德斌提出，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关注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且致力于把当代国际关系的来源阐释清楚，对于摆脱国际关系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抛弃传统的历史方法，转而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然而，冷战结束前后，一些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走向进行了诸多错误预测。王立新认为，这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即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和第5期刊登了两组“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概念与体系笔谈”，刘德斌、张小明、孟钟捷、杨军、马卫东、黄民兴、石斌、周桂银、任东波探讨了重要概念与学术体系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提供行之有效的思路，避免对非西方和西方重要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近代以来，情感被视为理性的对立物而受到史学家冷落，他们主要考察的是理性的思考和行为，而把感性和情感方面的因素排斥在历史写作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史学潮流和多学科交叉的共同推动下，史学家开始将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作为观察、分析和阐释历史的维度。80年代以来，情感史在西方史学界异军突起，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赵涵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情感史勃兴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史学研究的对象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领域拓展到人的内心层面，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因素成为观察和探究历史的重要维度。不同于经济史等传统门类，情感史可以被有效地整合到其他史学领域，这一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新兴史学分支所无法比拟的。（《当代西方情感史学的由来与理论建构》，《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情感史运用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之中，力图发现巫术和巫术审判中的情感因素，揭示巫术和巫术审判中情感产生效力的机制以及理解作为巫术史研究对象的情感表象等。陆启宏认为，情感史路径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极大地拓展了巫术史研究，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在解释体系中加入了情感的维度后，更有助于理解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情感史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总之，2020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所深入，学术创新意识增强的特点突出，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除上所述外，在区域史、国别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外交史、军事史、国际关系史、环境史、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等领域，学者们辛勤耕耘，均有佳作问世。限于篇幅，难以枚举。特别是《全球史评论》《世界历史评论》《世界历史文摘》三种刊物，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刊发或转载了诸多好文章。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与中国史和考古学相比，世界史研究仍然存在差距，不平衡性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关注少数大国而忽视众多中小国家的研究现象依旧存在，个别研究领域甚至出现长期停滞乃至退步的现象。我们期待世界史学科能够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加强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的研究，以学术的力量助力新时代的国家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学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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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喽，大家晚上好，夜猫子又和大家见面了，已经是新的一年了，夜猫子在这儿祝大家诸事顺利，元旦快乐。有人说“历史是所有人的回忆，回忆是每个人的历史”，很多爱读书的朋友们，都肯定爱读历史，原因在于历史故事不仅颇有趣味，而且喻理深刻，在读历史的过程中，既收获了生活所必要的乐趣，还能学到很多做人处世，修身立业的道理，正所谓“以史为镜，上照生死，中照荣辱，下照得失”，历史能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是勿用多言的。但是这里夜猫子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不知各位看官有没有想过，那就是“你能保证你看历史的方法是正确的吗？”夜猫子的意思很简答，毕竟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如果一个人看历史的方法是错误的，那么他从历史中所感悟到的东西，恐怕也是远离正道的，这就好像，拿着西方人的刀叉，吃我们中国人的饭菜，终究品尝不出它本来的滋味。今天为大家推荐分享的一本书，就是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名字叫《治史三书》，这是一部“教我们如何看历史的书”，这本书作者的名字叫严耕望，是一位成长于民国时期，成名于建国之后的一位历史学界的大家，可以说是民国学术泰斗钱穆先生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严耕望在书中谈的所有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其大半生历史研究的心得结晶，其人也醇醇，其文也真真。严先生为人谦虚亲切，治学严谨，自认是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余英时也说严耕望先生是一个“将全部生命献给学问的人”，这样著作等身的史学大家所写的书，还是十分值得我们一读的。此书一直被誉为“史界学子入门必读之书”，可见此书在历史学界的地位，不过这本书也不只讲述了严先生自己历史研究的治学方法，其中也有一些他个人对自己人生的回忆，还有对一些人生修养的看法，他始终认为，一个人要想在历史研究上做出成绩，必须要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厚实的人生修养之上，应以“人生修养”为根，才能真的有所成，有所获。有看客会说，夜猫子，你不是说是《治史三书》吗？一共是哪三本书呢？这三本书总集在一册，分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还有《钱穆宾四先生和我》，这里不啻有严先生对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还有自己对恩师钱穆的回忆和追思，回忆了自己这大半生的人生故事。夜猫子看完这本书之后，不仅学到了很多研究历史的方法，对那个民国时代的学术大师，钱穆，严耕望等人的治学严谨，学识博达，都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之情。正是因为这些“大民”们，推动了人类历史研究的发展，为后来人的治学奠定了宝贵的基石，如果你想感受那个民国时代大学者们的大风范，这本书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而且看完此书之后，再慢慢地掩卷，看到了书前页上，严耕望先生的座右铭“工作随时能努力，人生随遇而安”，短短的两句话，已经道出了严先生所有的治学态度和人生思想，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和人生，也很有启迪，若是有心的朋友们，不妨也将这句座右铭抄写在身边，定能起到修身警示的作用。以上就是本期夜猫子为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我在研究《周易》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觉，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与文化的繁荣是我国文化的一新的起点。而代表三代文化最高成就的周代文化是一个被刻意“遗忘”的文明。这个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并不能理解《周易》等同周代遗书的情况得到证明。孔夫子竭力要保存的周代精神，在当时代并不为人们真正理解，也可能是不屑于去了解，因为人们都将精力和注意力倾注于新鲜的事物和思想上，复古的思潮会被看作迂腐或倒退的。只是在汉朝稳定以后，人们才回过头来重新找寻它，只是在这个时候，孔子才成为三代文化的代名词。这才是尊孔的历史开端。周代文化的连续性被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打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繁荣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开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文化只是形式的继承了周代的精神，儒家概念中的三代文化并不是原原本本的三代文化。所以我们若要研究三代以前的文化，就不能将单纯依靠周代以后的文献。真正属于三代的文献只有甲骨文与《诗》、《书》、《礼》、《易》、《春秋》等周代的遗书。虽然，这些周代的遗书也大部分被视为伪书，但不可怀疑这些典籍里面也会保留了部分真正属于三代的文字遗存。但春秋以后及至汉初的文字记载则只能视为间接的证据了。我们不能够将春秋战国以后的作品作为研究三代文化的直接证据，不能够毫不怀疑加以引用并用作立论的根据。因为即使是春秋时代的学者也不一定真正能理解周代的文化，等到了秦汉天下大定以后，在试图找寻三代文化时神话的成分就会更多。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富于历史传统的民族，但我们所记述的历史多是帝王史和政治史。而人类的历史现象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客观运动，我们若研究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就不能够仅仅从某一个独立的视角出发。而我们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恰恰缺少了宏观的眼光。比如，对于王朝兴衰这一现象的理解上，我们传统史学就只将它看作是一个政治权力的兴衰，只是在道德上说理而不会将它看作是一经济现象。汤因比开创的宏观的大历史的视野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所以我国的历史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叙述史实上。近来阅读张光直《艺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书中提到这样一句话：“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一样强大而厚重，却没有人以同样的方法对其分析并总结普遍规律”。现有的史学理论一般都是以西方文明史作为研究基础，但是以中国原始材料为基础的原创性史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却少之又少，我们作为中国人，有这个责任与义务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也没有比我国中国人自己更适合于这方面的研究了，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充分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不像西方学者总会戴着这样或那样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传统文化。文明和历史现象也是自然界客观的现象，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探究文明的起源和动因并试图总结出历史运动中普遍的运动规律也是历史学当前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基于中国社会文明和历史运动的研究对于整个人类史学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中国的史学研究也要向着宏观的大历史的方向上发展，以期获得重大突破，多出现一些具有原创性并且能够引领史学前沿的史学理论作品。

【编者按】2020年8月12日，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军教授、王馨振华老师的共同邀请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侯旭东教授就其新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举行了一次小型学术对话。参与此次对话的有来自历史学科不同分支领域的刘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聂顺新（陕西师范大学）、小林文治（北京师范大学）以及赵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顾成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七位青年学者。以下是本次对话的整理稿。侯旭东：首先感谢李军老师和振华的邀请，感谢诸位老师的参与。关于我新近出版的这本小书，首先需要再强调一下本书的书名。虽然叫“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这是丛书的惯例，其实并不存在“日常统治史”这一史学分支。当时跟主编罗志田教授说，是不是换一个名字？他说还是叫这个，然后做个说明。当然担心读者产生误解，在书中专门做了解释，或许各位觉得好像无所谓，窃以为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日常统治史，还有经济史、政治史、制度史，包括我自己主要研究的秦汉史，是对研究对象的一个区分，就相当于我们过去的史学研究领域里面要划分出一块，有大致明确的边界，或时间、或空间（领域）。日常统治却非如此，因为没有可以切分下来的确切范围叫“日常统治”。依鄙意，它相当于国家成立之后的历史全部，如果一定要划定个领域。传统的学科划分，是基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客体和主体的划分的思路，强调“分类”，重视研究对象的范围和边界。这种思维方式，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即实体思维。这种思考方式有其得，同样有其失的。日常统治的研究主要针对其失。这本书讨论的是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和“日常统治史”看起来好像区别不大，其实还是差别不小。说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是对研究者而言的，强调的是研究者的立场，重在思考研究者如何看待过去，包括对既有研究的反省，以及如何更进一步，开展新的研究，具体入手的视角，等等。如果再说得宏观一点，就等于“思考史学如何思考”，即我们自己该如何研究过去。作为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的对象，实际是开放的、没有限定的。自从国家或者政治体诞生之后，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从日常统治的角度去研究，因为日子都是一天一天度过的，不是一跃近四千年，从二里头文化一下飞跃到现在。当然，日常统治研究不是写流水账，宋代以前的历史也无法实现，即便宋代以后资料丰富，也无需如此。需要挖掘的是反复进行的日常统治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具体来讲和过去关注点相比是有所变化的。以往的研究，包括传统上的历史学研究，多强调的是变化，是特殊性，认为历史是独特的、不重复的。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仔细观察，肯定会发现任何两片叶子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去观察同一种树的叶子，肯定有其共性，跟另一种树的叶子肯定有差别，共性是大于差异性的。如果再看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不断去放大观察范围的时候，会发现各种植物的叶子为何都称为叶子，有其共性，而与花、与茎、与树皮差别更明显。这就是说如果观察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独特与否，亦是相对的。过去的史学研究长期强调变化，尤其是20世纪以后受西方的进化论影响，更重视“变”，似乎不变的就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价值。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学术分工上，社会学研究不变的东西，研究人类的行为模式，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历史学重在研究变，研究独特性，关注的是从古到今的历时性演变。举个例子，总结一下，因为重视“变”，产生了中国史里有各种各样的变革论，发生的时间从殷周之际到改革开放，几乎每个朝代都可以纳入变革过程当中。换个角度看，变来变去，中国文化还是有它内在的前后相沿的部分。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这方面就表现的非常明确。他自己既做历史学的研究，也做社会学研究。他的社会学研究中，尤其是《经济与社会》这本书，便是侧重于行为模式。该书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页150）说“社会学研究涉及的就是这些典型的行动模式，因此它不同于历史学，毋宁说，历史学的主题是对那些重要的具体事件做出因果说明；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人类的命运”。事件正是体现了独特性。这种划分也不是不可以跨越的。历史中有“变”的一面，同样也有很多“常”的一面。我们要拓展视野。需要从“变”转到关注“常”，“常”不仅包括延续，还有反复、循环等等，同时在“常”中再去观察“变”，观察“常”与“变”二者的关系。那什么是“日常统治”呢？说起“日常”一词，重在“常”，而不是“日”。有人问，“日常”是不是每天都要重复进行，并不限于此。实际是指按照一定周期反复进行的活动，不见得是每天，可以是有固定周期的重复性活动，从逐日到一年一次，甚至数年一次；也可能重复发生或进行，但时间间隔并不固定，如各种临时性的巡方问俗。前者如书中举的道光帝的例子。他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如批奏折，还有大致两天引见一次臣子。每个季度要祭祖，一年一次的秋决，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重复进行的。当然奏折的内容肯定不一样，但是批阅这项工作每天几乎都要进行，就是所谓的“常”。“统治”是借助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念，它不是强调某事件意义上，而是强调存在某种稳定的秩序，更重要的是秩序的维系，其中就是它的日常状态。具体到中国，便是如何能够保证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王朝能够持续存在下去，不只是靠皇帝的作用，自上而下书写的史书常常会带给我们类似的错觉。我也曾做一些汉代与三国时期孙吴简牍的研究，或是边塞屯戍机构的文书，或是郡县的文书，能从中体会到小吏们每天的重复性工作——抄抄写写，编制各种各样的文书，收发传递，在这些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完成他们的日常工作。这里面将信息和命令上传下达，人员，物资从收集、调配到使用，这些构成了整个王朝存在的基础，这是一套上下贯通、井井有条的秩序，很多数据都要定期层层汇报，最终到皇帝那里。类似的做法很多甚至都延续到今天。这些反反复复进行的活动，大部分都不是独特的事件，而是琐琐碎碎、一波又一波的事务。大家想想我们现在各层机构的公务员，他们平时很多工作也是如此。这些以往都摆不进历史叙述。偶然出现一些事件，像今年的新冠疫情，构成与日常事务不同的大事件，形成某种反常乃至断裂，但这并不常见。各种各样的小事务和大事件交叉在一起，如果事件持续时间很久，也会逐渐“常态化运行”，如当下疫情的应对。什么意思？ 就是要把偶发的反常的“事件”融入日常事务去处理。由此说来，“统治”便是关注秩序的形成与维系。这里所说的“常”比社会学关心的“同”范围要更大，“同”更强调统一性重复。“常”相当于维特根斯坦讲的“家族相似”（见《哲学研究》66、67），存在很多核心要素上的共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小吏处理的事务，有些是按月、按时、按年重复开展的；另外，也有内容与类别有差别，但处理过程却往往一样。又如司法案件，几乎见不到完全相同的案件，但是处理的程序却是固定化的，甚至是相同的。这些都属于“常”。我们在理解“常”时，注意不止是重复性，它还包括了内在的相似性。最后我在书的结论里提到“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实际是想突破既有领域的划分，包括中国史里面有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等，从新的观察角度重新界定我们的研究对象。 具体在书中提出了四种视角：主位观察为优先，辅以客位观察；顺时而观优先，辅以后见之明；日常视角；还有最重要的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另外还对一些史学中常用的概念做了仔细的梳理，对人与事的内在含义做了知识考古，把它们那些被遗忘的内涵又打捞上来。简言之，历史学研究的就是研究人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纳入几乎所有的东西。当然这是关系的研究，而不仅是孤立地研究人，或者研究事，是人和事的关系，就是人怎么做事，怎么想事，想事和做事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就有可能将以往获得的知识分类，包括学科分类这种方式，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等，放在一边，发现更丰富的过去，对认识过去，会创造一些新的可能。关注历史上的日常统治可能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或者变化有关。现在所处的实际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且是跨地域的，每天都要和大量的陌生人打交道，基于契约和作为前提的信任。这种状况和过去的熟人社会相比，交往面要广得多。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比如我们去美团网上点个没去过的小店的午餐外卖，快递小哥送到后，打开包装便狼吞虎咽，不会怀疑食物的品质与卫生。这是基于对政府有效监管下的市场活动的信任、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信任、基于对按照这种运行方式运作的企业与个人的信任，尽管与他们素昧平生。这是较之古代一个本质性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充斥的是反复进行的活动，事件性质的活动是罕见的少数，但常常对于前者视而不见。与此相连的还有经济全球化、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等等。新的历史条件我们还可以总结很多，每位也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历史学实际是当下和过去的对话，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而且也会不断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的答案。所以它不是一个科学，也不是个艺术，实际是认识，但是个复数的认识，也是人类不断的探索。尝试开展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是和对现实的感受分不开。刘缙：侯老师这本大著书名似乎应该叫“当代史学研究发展趋势的探索”。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讲到日常的“变与不变”，刚好和我最近关注的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有些联系。我这一两年看了不少陕西出土的墓志，有些特别有意思。比如有两方墓志，一方署金天眷元年，即宋绍兴八年（1138）；和它一起出土的第二方墓志上写的却是绍兴九年（1139）。这两方墓志时间相隔仅一年，但是一个使用新兴的金朝年号，一个却仍使用南渡的宋朝年号。底层民众对于年号的使用似乎显得很随意。当然，联系相关历史记载，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宋金第一次合议的时代背景，但是在墓志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改朝换代的痕迹。由此使我想到，我们研究区域史，需要关注侯老师所说的“不变”。换言之，以往我们从史料中抽离出来的对后世产生特定影响的所谓“事件”，对历史上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第二个是侯老师在书中指出的，“ 中国历史充当了塞进西方分类逻辑的海绵”（第162页）。回顾自己的研究，我对此也深有体会。受我们学院分科的影响，我这些年也关注了一些哲学和佛教的研究，比如在医学史、道教史领域里非常重要的陈抟，佛教史领域里非常重要的张商英，但在古代史领域里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关注还很不够。这也许就是学科之间的壁垒吧。像侯老师书中所说的，传统上对于这些人物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研究对象“静态化与孤立处理”，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研究范式。陈抟和张商英就是如此，陈抟在医学史上的形象构建，就是来源于朱震在《汉上易传》里的一句话，然后大家就把朱震的判断作为真理来看待，最终构建了他在医学史里的地位。而张商英的护法宰相形象则来源于佛教典籍的塑造。如果我们抛开这些静态化的、孤立的处理，如同侯老师在本书中讲到的“挖掘与重建更多视角下多元的事件等级”的思路（第 212页），仔细梳理不同类型的文献，并加以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之后，就会发现那些所熟知的历史人物的某种固定形象，其实都可以说是来源于后人的构建，都是不存在的。总的来说，侯老师虽然在讲“日常统治”，其实是对我们未来研究提出新的思路和探索。王馨振华：我最近也翻看一些金代墓志铭，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去解释这些墓志铭，往往很难发现其中隐含的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众所周知，大多数官员——哪怕是中下级官员，其墓志铭主体内容就是记录墓主官职的迁转，除此之外，很少记录墓主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琐碎经历，个人往往与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但这些墓志铭，尤其是达官显贵的墓志铭，往往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其实对于那些没有做过官的人来说，他们的墓志铭无法套用这样的叙述模式，往往只记墓主姓名、贯籍、生卒年月及葬地等简单信息，偶尔也会有一些比较个人化的记忆，与官方意识表现出一定的疏离。比如说皇统三年（绍兴十三年，1143）的《崔晸墓志铭》，其中提到墓主于“巨宋靖康改元三月十一日奄世，即始大金军拟往汴抵泽回日也”，这里既使用“巨宋”一词尊奉宋朝，同时又称呼金朝为“大金”。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一个政权把另一个政权打败了，百姓就要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来称呼上一政权，但其实它不一定严格施行。如果忽略了这些非常细微的地方，那么我们只能从墓志铭中考据一些基本事实，比如利用二重证据法比对史籍记载与墓志叙述之间的异同。如果意识到这些细微的东西所反映出的时人心理，把它考虑进来，那么我们对当时情形的认识会更加多层次化。这是我刚才听刘老师的发言偶然产生的一点小想法。牛敬飞：侯老师这本书，尤其是前面几章，像是在对中国史学近百年发展的考古一样。我们现在学者写一篇文章，或者学生写学位论文，往往是围绕着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制度去选题。这种思维本身是有来源的。我是学习唐代之前历史的，选题非常难，比如制度，大的制度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我们只能研究一些小的制度，然后再去研究一些更加小的制度。如此下去，我们几乎就没有什么新的议题。原因在哪里呢？可能就在于我们的视野。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侯老师这本书的前面几章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中国史的研究，尤其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中国唐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它确实陷入了一个瓶颈。瓶颈如何去打破？就需要我们去拓展视野，而侯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视野，就是我们要积极地去吸纳社会学的一些思路，去拓展我们的视野，不要只注意所谓的一个制度、一个事件。侯老师也举了《叫魂》的例子，它本身也是孔飞力从档案中摘出的一个事件，所以事件不是天生就有重要与次要之分的，其实它是一个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制造事件的过程，那么我们也要善于从史料中去发现新的东西，去反思我们既有的历史研究观念，这是我的第一点收获。第二点是关于如何研究国家，就是书的后面几章。为什么要关注国家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搞明清史、近代史的，可以研究很多小的专史和议题，但我们做唐代前面的，离了国家几乎是无法去做研究的。尤其对于——当然侯老师不同意用“专制”这个词了——我们中国的帝制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皇帝从大到小、从朝廷到村落都会体现影响的这么一种社会状态。那么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我们肯定要关注国家、关注统治了。“日常统治”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除了玄武门之变这类事件，应该还可以去开拓更多的领域，尤其侯老师关于“统治”的几篇论文，我读后能够感觉到如何在更广的社会领域，或者说抛却时间、朝代的束缚，去讨论。我还是需要侯老师给我们界定一下“日常”，跟社会学的结构性的、非历时性的区别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日常，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至少他的几篇论文，应该可以当作一个探索，一个对大家的引领。其实这里的难度是，如果我们的同学、同仁去选择类似题目的话，我们如何去寻找那么好的材料，比如传舍有那么多的汉简，有的材料它是分布不均匀的，我们怎么去找这种可以做的议题，这是我的一个疑惑。总的来说，我看侯老师这本书，感觉有一点点像在看一本小的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样，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这么一本类似的书。 他能够给我们指出现在史学研究的问题来，但侯老师比较谦虚，他没有提出太多的比如我们的历史学如何和社会理论去结合，去拓展新的领域。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希望侯老师告诉我们的。你看到我们历史研究的问题了，能不能给我们几把武器，几个方向，让我们去探索，去解决我们中古史研究的一些困惑。侯旭东：现在在唐以前要找到没有人做过的新领域、新问题，几乎没有，我们其实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去做，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推陈出新，这个取决于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角度，而不取决于材料，取决你怎么把材料A和材料B结合起来，结合什么材料。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是“日常统治研究”，而不是“日常统治史”。强调研究者怎么去看这些材料，如何去发现问题。比如传舍研究其实是个老问题，我所做的就是“传舍的使用”，仅仅增加了三两个字，便可以把很多现象联系起来。我们不用离开原地，稍微转一下脑袋，可能就会发现一个新世界。其实重要的是我们观察问题能不能有新的视角。研究者本身如何看问题，这是第一位的。“如何看”决定你能看到什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强调主客观二分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定要先有什么，我们才能看到。实际研究者本身在这个思维机制中也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未来的发展正是要靠研究者自身的突破，而不是仅仅依赖新资料。特别是有些断代，不见得总有那么多的新史料出现，且即便有些新史料，它所面临的也可能是老问题，不见得都是新问题。更重要的是思考我们如何思考，我们如何研究。想想《史记》，古今中外人士读了二千多年，不是还在读，还能在其中发现问题，不一定总有《赵正书》一类的新材料，原因在于不同的读者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不同，阅读中产生的联想，形成的问题意识不尽相同。我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要靠大家擦亮慧眼，拓宽视野，发现新问题。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带给我们好的一面，推进了世界观，但也有很多东西束缚我们的思路，需要加以深刻的反省。若能跳出20世纪以来的很多思维框架，可能就会发现新天地。书中强调的关系思维，不只是古人之间的关系，亦包括今人和古人的关系。 敬飞刚才讲的结构，我觉得这个词挺好，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把它当作一个标签来用。关键是要看古人的行为、思维中，如何形成了一套固定化的关系，稳定性的行为方式，这些内化为他们不自觉的行事方式，而无法超越的，其实就是结构。曲柄睿：从本科阶段开始，我就是侯老师的忠实读者，那个时候读的是《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然后按照侯老师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去继续读书，所以其实侯老师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兴趣，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当我翻开《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这本书的时候，能感受到很强烈的侯氏风格的冲击，也就是细致的史料辨析和社会学思考方式的借鉴。我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社会学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社会学的方法。就我理解，侯老师并不是将西方的理论拿来就用了，而是进入到西方理论的学术脉络之中，把握其思考方式，并以之反思中国历史。在这种关怀下，各种文献就成了侯老师的田野现场。他是最像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的历史学家。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够看到前人看不到的图景，或者说他能够做出前人尝试完成但从未完成的工作。以下我想从两个方面讨论《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给我带来的启发。第一，“常事不书”的史学史价值。本书第135页提到，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正史作为胜利者饰词的基本立场，具体书写上的模式化，以及常事不书。其实类似的观点在书中多次出现了，但我特别想讲的是侯老师对于“常事不书”这件事情意义的发现。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往往都能够意识到后代修前代史多有隐晦，也能够看到纪传体史书所造成的千人一面或者是帝王将相家谱的结果。这些内容在传统史学史的研究范畴内也是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所以当下的史料批判或者是历史书写方面的研究，也都针对这两点出发，有意识地还原修史者本人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发掘干扰他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可是正史作为胜利者饰词和书写上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其实都属于主观的选择，因为存在着动机和目的，所以后人可以追索和发现。但是“常事不书”却是属于无意识的忽略。史家在头脑中主动规避掉了一些事情，或者是有选择地认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写下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就不写了。这个过程是潜意识里存在的，我们也看不到它的动机和目的，故而几乎难以追索和发现。可以说这是古代史家的常识，他遗忘掉的就是他的日常，这就涉及了对记忆和遗忘的态度。近年来其实有特别多的记忆学方面的研究，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罗新老师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这本书中提到“遗忘造就的历史”。他说，因为“记忆取决于遗忘，遗忘造成的物理时间的断裂和破碎，使得记忆呈现出生命时间的意义”，所以遗忘研究给历史学的启示就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重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接触到的大量的文献，也就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了解古代社会媒介的东西，本身就有一种偏好。比如《唐会要》和《五代会要》中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之类文献，史馆来向其他的部门索取史料的时候，搜罗史料的范围与内容其实非常广泛。用今天的眼光看，简直可以凭借这些材料写一部包罗万象的经济社会全史。但我们看唐代的国史也还是停留在侯老师概括的传统正史的程度上，没有从中诞生出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那种史著。这其实是中国传统史学本身就有一种惯性，或者说惰性导致的选择结果。因为古代王朝有它自己的运转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统治压倒一切”。所以侯老师在讨论鸦片战争时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意见，清政府如何表示对一件事情的重视？那就是修订《章程》与《条例》，当然也包括《会典》和《则例》。换言之，在一个有条不紊的世界里，通过文字给出对策的机制，便可以处理现在和未来的难题。其实行政追求稳定，一切都按部就班、有迹可循，最是朝廷和官员喜欢的模样。而历史的走向总是充满偶然。传统史书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反映，与其说它主动忽视了日常的意义，不如说它利用一种宏大叙事来消解了日常的急促、紧张、矛盾与多元，呈现出了一种线条化的历史解释。我想说正史是王朝的童话，是史家加诸历史的逻辑体现，却不是世界运转的真实呈现。显然在我们不断地提到中国史学优点时，比如说有秉笔直书、书法无隐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到古人的陷阱中去。毕竟古人也会提到“《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不过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还不够，还需要用复杂去面对复杂，尝试在题无剩义之处更进一步。比如书中提到的西北汉简中的职务代行情况，也就是“行/兼行”的问题。侯老师在制度讨论之外的是：临时代理的安排和具体被选中作为“兼行候事”的官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长远来看，这种安排又会带来什么意外结果（社会学所说的“非预期结果”）。在这个部分，侯老师推测了以事务为核心的制度运作之外，个人因素的潜滋暗长。我们经常说的看人人都看的史料，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侯老师的工作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在这里我还想提及刘志伟老师的一篇演讲稿《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以一条鞭法和图甲志为例》，收录在他的新书《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中。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中国历代文官俸禄与财政制度”工作坊，席间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张亦冰老师和广东省社科院申斌老师关于宋代和明代财政制度的诸多见解，我感觉很多在早期历史中让人感觉到困惑的问题，经他们一说，以后代的情况比附，就非常清楚了。他们都建议我去读刘志伟老师的论著，读过之后我有一个体会，中国古代的政府，也就是那个经常被叫作“国家”的存在，和“民间”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微观层面，也就是在基层，往往呈现出一种符合现实需要、关照各方利益的共生关系。社会史领域称之为“民间社会的自治化”，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磨合而选择的一种当然路径。我们或者会鄙视为潜规则，或者批评为不合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每每有效。当然，制度也会在长期的运转中发生内卷，这个过程就不在这里一一讨论了。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本书里边我认为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关系性思维的效用。前面提到侯老师的社会学或者是人类学思维，我个人感觉这是一种他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拿来主义的工具理性。这种思维导致了本书的出现，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研究视角和思考方式的展示。侯老师很注意很重视人类学家提出的主位观察（emic）和客位观察（etic），对于材料性质单一的历史早期，也就是强调将材料置于产生的语境中，透过文本来捕捉人，细心辨析资料如何出现。具体包括谁说的，对谁说的，表述的背景是什么，意图是什么，等等，方能抽丝剥茧，明晰行动者言说的立场。对于日常生活的，当然属于本研究视角和思考方式设定下产生的问题意识，而关系性思维的出现也就成了相应的选择。其实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会不自觉地触及类似的题材，但是在处理史料时，我们会将其放在政治文化的框架下去考虑。我理解的关系性思维虽然可以解释政治文化，但是它的意义更在于将政治视作社会的组成要素之一——将“政治”和“人”看作彼此交汇又互相区别的不同主体，而不是将“政治”视作整个社会基础的土壤或者是最顶端的云层，俯瞰芸芸众生的，解释一切的存在。把“政治”拉下神坛，而将“人”或者“社会”视作历史运动的参与主体，抽绎出“关系”作为勾连各方的线索，不得不说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但是这么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史料能够展现关系？一方面这当然检验了学者对于史料的剪裁和拿捏，也就是我们说的学者的功力。因为社会学理论本身有很强的工具性，所以很难保证像我一样去读侯老师书的效法者们能够回避理论工具的巨大魔力，回到艰苦的材料爬梳中去。就像侯老师刚才说的，其实材料都是人人用的了，对于这些材料怎么处理？如果我一下子看到有一个概念特别好用，我马上拿这个概念去用就好了，我就不再去琢磨材料之中的那些题无剩义之处更进一步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地方，可能会让一些效法者会有一些不太恰当的研究方式。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必须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要充分认识关系性思维是思考方式而不是工具。如果这样来考虑，侯老师提出的关系性思维，它的效用对于未来的研究会有更大的促进意义。另外一方面我想提的就是在传统的子部书中，有很多用当下的词汇叫作讨论“治国理政”的记录，或者是对话，或者是叙述。其实出土材料中也有大量的类似的文本出现，这些记录讲的也是关系：天人关系、君臣关系、上下关系、主从关系、外交关系、民族关系等等。所以我在这里想请教老师的是，是否有可能用关系性思维来重新反思相关材料的意义？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侯老师的大作对于我个人的启示：制约我们的总是想象力，而不是材料。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侯旭东：非常感谢柄睿。他刚才的最后一句话我也很赞同，因为史学其实是人对材料的研究，所以限制我们的，一方面是材料，更重要的是人，是研究者自己，我们的想象力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我经常跟学生说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是我们自己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去做，这是我们面临的最难以触及的问题，同时也是最需要思考的问题。说到关系思维，沿着柄睿刚才的话讲，其实所有材料都可以是关系。我们过去基本都是用实体思维看材料，孤立地、静止地看，现在只不过是要把它放在语境里面。比如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讲的语境的思维，语境化的分析，其实这就是一种它和背景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这样看的话，不去孤立地认识每条材料，这就是关系思维。没有什么史料不能用关系思维去研究。比如学考古的同学拿出一个陶片，孤立研究它发现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你必须得把同时在这个地方出土的其他陶片也拿出来，最好当然是能够拼凑起来复原一个陶罐。除了复原性的思考之外，还可以去关注更多的关系：如利用统计学来探讨同一遗址出土的类似陶片的数量与在不同方位的分布方式，还可以借助陶片研究烧制陶器的方式，甚至可以去观察陶片上有无使用痕迹、打碎方式……，如果有恰当的问题，陶片就可能成为提供有效信息的宝库。所以不能把关系思维当作一个概念，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帮助研究者提出问题，构建研究者与过去之间，材料与材料之间关系的武器。“关系思维”说起来抽象，实际我们并不陌生。比如中国人常说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太极图，日语里的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敬语都是关系思维。当然，关系不仅仅见于人和人之间，也出现在人和物之间，甚至包括物和物之间，还有人和物和更抽象的比如国家之间。关系思维实际上是说整个世界是靠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的确如柄睿讲的，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变化。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中国传统思维，只不过在20世纪以后，被西方传进来的科学思维所遮蔽。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其实某些角落它还存在，需要把它给唤醒，让它能够在我们的研究中变成我们观察过去的另一只眼。并不是说一定要抛弃实体思维，而是需要两者结合在一起，用关系思维来涵盖、来兼容实体思维。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武器去使用，可以看到更广的过去。为什么会对“常事不书”特别留心，实际上是在研究简牍的过程中，尤其是文书简，体会到王朝管理包含大量的日常事务，但这些都难以见于传世史书。这也是运用了关系思维，才能把两个联系起来，并不是简单地像二重证据法，寻求点对点的对应，它们都是简牍时代的王朝留下来的痕迹，都在那个时代同时存在，两者之间有很多断裂的地方，需要我们去对照，去观察，发现各自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简牍存在，才能意识到传世文献把多少东西给遗忘掉、忽略掉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的杨教授，在公开场合狠狠的批评了一位名人的书籍，那就是金一南少将所写的《苦难辉煌》。杨教授认为其在历史方面的见识很是浅薄，作者对于历史几乎是没有什么研究。这也就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接下来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情以及金一南少将的书《苦难辉煌》金一南少将与他的书金一南少将是我国在战略学方面的优秀专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其在我国战略学研究上有着极高的地位。除此之外，其还著有多本书籍，在中国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像是《苦难辉煌》以及《为什么是中国》等书，在中国国内都受到了广泛的好评。2011年，金一南少将更是曾经依靠着超过400万的年度版税收入，成功进入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第11位。可见其书籍其实是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的。而《苦难辉煌》这一本书，作为金一南少将的得意之作，有着其独到之处。与其他研究党史的书籍不一样，《苦难辉煌》这一部书，其实并不是像其他的类似作品一样。用笔十分严谨，语言考究。而是选择去迎合年轻受众，并没有单纯地去从一个历史的描述角度来进行相关内容上的一个写作,而是选择从多个角度来对历史事件进行一个较为详尽的分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介绍相关的历史事件，同时其习惯于通过个人事件，来反应当时的群体性现象。这种独特的写作方法，使得这本书在年轻受众群体当中有着极为不错的反响，许多人对于这本书都推崇备至。杨教授的批评不过有赞扬声，就一定会有着批评声音的出现。这一次出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奎松教授，他对于《苦难辉煌》这一本书也有着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这本书其实做得并不算很好，甚至于可以说是"乱七八糟"。在这位杨教授看来,《苦难辉煌》这本书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完全就是一本胡编乱造的书籍，甚至说作者对历史几乎没什么研究。其中的历史事件并没有标明其引用的出处，从内容上来看，这本书更多的是借鉴了其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而非作者自身对于历史的一种研究。同时其中并没有有关参考资料的一个引用说明，这一点在杨教授来看，其实是无法去被接受的。其实从杨教授发表的一些学术专著，以及其发表的论文来看。曾经兼职担任过北大历史系教授的他对于历史的研究还是颇为深入的。曾经发表过一百余篇的历史相关的论文，以及十几篇的学术专著，在历史的研究领域来看，其也算是一位优秀的人才。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其实杨教授对于金一南少将《苦难辉煌》的批评，如果从历史专著的角度来看，其实还是有着其一定的道理的。毕竟一直以来，学术研究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较为严肃的。确实从这一角度来看，《苦难辉煌》并不能算得上是一部好的学术专著。不过终究杨教授的眼光还是显得有一些狭隘了，毕竟金一南少将是我国在战略学方面的研究专家，而非研究历史的专业人才。如果从以历史研究的要求来要求一位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这两个方面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战略学家去做历史研究的相关工作，其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了。《苦难辉煌》这一本书，也并非是历史学的学术专著，其受众群体也并非是我国的党史研究人员。其实《苦难辉煌》这本书最后被划归到纪实文学这一题材当中，而非研究历史的一个学术专著。杨教授以一个学术专著的要求来要求一本纪实文学作品，其实正体现了其思维的僵化。各种文学题材都有着其存在的意义，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于像是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像是厚厚的大部头显然对于我们而言是相当难以理解的。而这个时候，像是《苦难辉煌》这样较为通俗易懂的书籍，显然就得到了读者的喜爱。而对于文学书籍而言，真实性其实是要落后于艺术加工的，这是题材决定的。由来看的话，杨教授对于这本书的指控自然也就是站不住脚的了。回顾自1917年至今，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复兴之路。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中日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从侵华战争到抗日运动，从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等，这一系列的艰辛旅程，我们无限感慨。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埋头付出、不为享受的真人前赴后继，没有一代又一代人铸就的中华之魂，就没有世人口中的“东亚病夫”到今天“东方巨龙”的转变，就没有曾经是奴隶的人，站起来了这一回事！中华民族，已屹立在世界之林，但风雨未停，吾辈还当自强，再难也无从逃避，只能迎难而上。正是，这群真人，这些点燃在人们胸中的星星之火，才使得我们始终未曾堕落，亦未曾被吞没。吃水不忘挖井人。继《苦难辉煌》后，高层智囊金一南将军，集大成著述《为什么是中国》一书，入选中宣部“重点出版物”。全书以广阔全面的视野、一以贯之的犀利文笔、磅礴激昂的气势，向我们生动客观地阐述了中国从百年沧桑到民族复兴的辉煌道路。深入分析了“近现代初期破碎山河中的世道人心、岐路惶恐间的挣扎徘徊、鸟瞰钩沉中国崛起征途中的较量、紧密结合当下局势直击全球热点”：· 清朝皇帝不昏庸，为什么拦不住中国衰败？· 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会和换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为什么会说出：“英国人腿不会弯，只会在船上开炮，上岸就摔倒。”· 蒋介石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所向无敌，他的精神底蕴从何而来？· 朱毛之争，背后的焦点是什么？· 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为什么一上台便对中国来势汹汹？阅读他无疑能加深我们心中的中国力量和中国情结。无疑能帮助我们解释历史疑惑，从中国百年历史中找到答案，在全球变局中把握先机。《苦难辉煌》一书好评无数，这本金一南教授集大成著作《为什么是中国》，则更是不会令您失望！《为什么是中国》全书艰辛编著十数年，是内容数十万字，表达通俗，易于理解的大部头好书，由出版社直发。

"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大卫阿米蒂奇和乔·古尔迪的《历史学宣言》开篇便模仿着《共产党宣言》，虽然这并不是一本进行政治宣传和革命鼓动的册子，但是其激情澎湃可见一斑。这不是一本寻常意义上的历史学专著，它富有激情和感染力，能够让无论是历史学人还是大众都对其中的呼吁感同身受。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推介广告中写道："历史学家如何向当权者讲述真理？这一点为何至关重要？就规划未来而言为何五百年的视野要优于五个月或五年？为何历史——尤其是长时段的历史——对理解造成当今社会种种矛盾的多重过去如此不可或缺？撰写《历史学宣言》一书的目的就是就是向历史学家及任何有感历史在当今社会该如何发挥作用的读者吹响战斗的号角。"通读本书，我们会发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就像一位激昂的历史学家在向世界发出疾呼——避免碎片化、呼吁尝试段，以及号召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在政治决策和公共领域努力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使得本书极具可读性，哪怕你完全不了解西方历史编撰学或史学史，仍然可以心情激动地读完本书，甚至产生投身历史学研究的冲动。但是，当今的中国史学真的应该避免碎片化么？碎片与整体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会在下文中对本书的核心内容进行简单的概括，然后就碎片与整体研究的问题谈一谈我的个人想法。格致人文读本”系列丛书之一，作者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本书开篇即谈起，如今的历史学研究者们愈发地倾向于更高程度的专业化，或者说所谓的"内敛化"，这导致了史学碎片化的发生，微观史家越来越多，并且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小，而"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大框架、大过程、大比较——则变得不受欢迎。这便是作者们所说的"短期主义的幽灵"。由此，两位作者警告，历史学科正在逐渐失去对普通公众的吸引力，以及往昔在政治决策者那里的优越地位也开始被其他学科所取代，例如经济学、社会学又或是政治学。但是，两位作者同时指出，至少在过去五百年里，历史学家始终是站在人群最前方的人，他们是最敢于向当权者讲述真理的一批人，善于用长时段的观察方法，勇于向公众揭露腐败行为，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中最富有鉴别能力的社会精英。而如今，碎片化的历史学研究让历史学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愈发不如之前。在分析与警告之后，阿米蒂奇和古尔迪也给出了他们的建议。他们号召历史学家利用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契机，拥抱计量史学的复兴。例如，使用一些新兴的统计分析工具，功能强大的词频统计器、图示软件以及超大型数据库等等。这些新型数据工具大大提高了历史学家分析、解析史料的速度和精准度，是过往历史学家不可想象的。作者甚至认为，这种新的可用于思考历史与未来的数据分析会逐渐取代老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历史学也将被当作一种借以反思当前和前瞻未来的有力工具。概而言之，通过呼吁复兴长时段、拥抱计量史学，最后作者落到的便是希望当代人能够珍视历史学的人文价值，强调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和风骨。《历史学宣言》的最终目的便是唤起公众对于历史的兴趣，鼓励历史学家们积极投身于公共领域和政府决策之中，营造一个"属于历史的光明未来"。在全书最后，作者再次效仿共产党宣言，发出了"全世界的历史学家联合起来"的呼吁，让人激情澎湃。《历史学宣言》可以说是一本全球史以及碎片化兼具的时代产物。说它是全球史的产物是因为两位作者都推崇全球范围研究，以及长时段的方法，这与全球史的一些主题不谋而合。大卫阿米蒂奇本人也是全球史学中一个重要概念"大西洋革命"的提出者。而碎片化，是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史学界都存在的一种现象。两位作者是反对这种倾向的，因此他们呼吁长时段以及宏大叙事的回归。 而对这本书在国外的批评也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一些学者认为长时段的研究过于庞大，难以驾驭，而且分析地不够具体。事实上，我个人也认同这一看法。一旦做的问题过于宏大，就会面临材料选取以及角度把控上的问题，哪怕是对一篇博士论文来说，时间和地域跨度过于大的话仍然是难以驾驭的。现在的史学碎片化同样可以说是史学研究的繁荣化。正是随着材料的增加、研究工具的增加、研究角度的增加，历史学中才出现了许多微观研究，如新文化史中的戴维斯、达恩顿等人。但是其实当我们将这些研究刻意区分的时候也许就已经犯了错误，微观史学和宏大叙事各有其优势，而且往往能够让史学研究者更全面具体地了解某个区域，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排斥二者任何一个，这是我的观点。王笛老师，历史学者，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纵观近些年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历史学博士论文，我们确实会发现许多研究已经集中到了一个乡村、一个庄园、一本书等等，而在中国的世界史博士则很难有如此详细的资料去支撑起一篇几十万字的论文。我倒是很支持王笛老师所说的，"中国的历史研究不是碎片化，而是碎片化还不够"。试想，若是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也能做到西方博士论文的地步，那么我们的进程就能说是缩短了一大步。当然，我并不是在反对《历史学宣言》中所呼吁的长时段和宏大叙事研究的回归，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整体研究与碎片研究的结合，因为我们所写的历史，无论我们有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远大的抱负，多么宏伟的叙事，也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碎片，至多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但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如果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零件毕竟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合起来，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所以，任何提供这些历史碎片的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整体的历史作出了贡献。以考古学研究的碎片为例，如果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古代瓷瓶的碎片，一个学者对这个碎片进行考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碎片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史上存在的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对象，不也是犹如考古学中对碎片的研究一样吗?当然，说回《历史学宣言》，它仍不失为一本引发读者共鸣的作品。现在国内许多学者都强调反对碎片化呼吁整体研究以及经世致用的史学，倒是可以说与《历史学宣言》的呼吁不谋而合。但是细细品读本书我们仍然需要思考，我们的史学达到他们的地步了么？如果微观区域史研究还十分欠缺，就急不可耐地回归整体研究，难道不会出现以前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情况么？而且，碎片的研究尚且不完善，勾勒出来的整体不会有缺失么？《历史学宣言》当然写的很好，但是它真的适应中国现在的史学研究现状么？我认为这一点尚需商榷。瞭望总而言之，我想根据这本作品以及“碎片与整体”二者之间的矛盾，表达我个人的一点看法。首先，历史学的确需要一定程度地面向大众，引发更多公众的思考与共鸣。例如今天的新冠疫情，历史上的政府是如何治理疫情的就是很好的借鉴。其次，历史学也的确要尽可能打破学科壁垒地与更多的学科结合，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等，只有打破壁垒才能实现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大图景，继续成为为政治决策者出一份力的存在。再次，要能够在短期与长期、微观与宏观、大与小之间有所权衡，我们绝不能放弃文献研究的本行，而且还需要更多地与西方史学研究接轨，去挖掘西方学者才能接触到的材料甚至他们都难以注意到的材料，并且用我们的视角和思路来进行不一样的解释；另外也要时刻关注宏大问题，不要忘记以小见大，以碎片凸显整体，在两者之间适度融合、妥善协调，达到推动史学发展的最终目的。最后，要拥抱计量史学、信息史学，善于使用新的技术手段。在因疫情受困家中的今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找到很多免费开放的数据库，许多博物馆、图书馆也进行了数据化运营，这些都为历史学家足不出户掌握全球史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当然应该欢迎这样的时代便捷，并且更加合理地利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