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做科研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很多医院对学历要求还是比较硬性。现在我们细细看就会发现，现在很多医院招聘医生已经是博士起点了。很多地方在招聘上写道还要有留学史的博士优先考虑。，招聘还会写着类似于有SCI得更有价值。但博士看病可能就不是那么一会事情了。前些天笔者去参加了一个培训班。有位授课的“大咖”2005年某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针灸推拿专业学士，2010年某医学院神经病学专业硕士，住院医师。专业跨度是不是有点大？在主办方的简介中，我们得知这位大咖最高学历是博士哦。小编在会场听到的关键词，中医太简单了……其次就是在他眼里除了筋膜（所有的脏器都能和筋膜联系在一起，如子宫……）的问题能够导致疼痛，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在这位博士的口中似乎对解剖列车这本书有些误解的地方。其次小编设想这位博士似乎在解剖列车这本书里面走不出来了。或许是小编羡慕这位博士的平台吧，才写出这样的图文出来。写在最后面的话，中医中药事业并非那么简单，小编完全不赞同这位博士的把中医中药描述得如此不堪一击。再则对于疼痛的理解这位博士的见解似乎有点太过于的轻描淡写了。有些疼痛并不是局限于筋膜的问题。最后，爱读书是好事情，但是别读成了书呆子了……尤其是医学，呆子如何能成为医生。

“肿瘤、正常器官的精准勾画是决定放疗疗效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相关医务人员投入时间精力最多的环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近日举办的第二届创新转化大赛暨第三届科技成果推介会上，该院肿瘤放疗科副研究员杨瑞杰介绍，团队在2016年启动肿瘤放疗自动结构勾画人工智能系统开发项目，“利用患者影像进行大数据的深度学习和算法训练，同时使用强化和自适应学习来改善勾画的效果。”临床需求往往是医疗科技的灵感设计和转化驱动的源泉。运动医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余家阔对于全膝置换人工关节的研发，正是基于我国在该领域渗透率太低的需求。20年前，他在德国亲身经历的一场全膝置换手术为其研发提供了契机，“考虑到运动医学患者的特殊性，我们按照微创、精准、数字化、个性化、智能化的要求一步步展开实施”。超声诊断主任崔立刚，研发超声腔内探头隔离及导声一体化装置时有类似的初心。国内现有的超声腔内探头多采用在探头顶端涂抹医用超声耦合剂作为导声方式以清晰成像，并且还需采用男式避孕安全套作隔离防止医源性交叉感染。这一模式沿用多年后，崔立刚发现，鉴于与探头接触的人体面结构复杂，安全套很难与之完全贴合，同时在安全套外再涂抹未经严格灭菌处理的耦合剂，甚至还存在逆行性感染的风险。“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我们发明了这种超声腔内探头隔离及导声一体化装置。”崔立刚说，“套儿很小，事儿很大。”参与医疗科技成果的研发转化，并不是医生的专利。“我作为今天唯一的护理人站在这里非常骄傲。”笑称自己“打酱油”的呼吸科病房护士长赵东芳说，在临床工作中，她发现鼻饲患者在鼻胃管营养过程中极易出现食物反流和误吸，这将大大增加引发吸入性肺炎的风险，“因此我们设计了防误吸安全型胃管及检测系统。”“如今的医务工作者把握住了‘转化’的真正内涵。”北京市卫健委科教处处长宋玫点评道，“原来临床医生谈到‘转化’，大家想的都是如何把临床工作做得更好，例如发表一篇文章或者出版一项指南。但是现在我们推动的是一个深度的转化，贴合临床诊疗实际需求，形成产品走向市场，从而帮助临床医生得以率先使用相关产品，创造出临床疾病最好的诊疗技术和手段。”北医三院院长乔杰表示，科技创新对于医学发展非常重要，举办这样的创新转化大赛，就是希望鼓励医护人员能够带着更多的思考去做临床工作，从而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在乔杰看来，该院现有的平台，是将政府导向的自上而下和医生临床需求的自下而上两种路径联动起来进行管理，创新转化中心安排专职人员为医务工作者在申请专利保护、对接落地企业、签写合同等方面提供支持，这样能够加快推动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医生权益的保障，是提升创新氛围和激发创新活力的一大关键。如今北医三院给出的方案是，“70%的收益属于医生，15%属于科室，15%属于医院”。“我们要落实中央解放思想的精神，让医生合理合法地拿到劳动所得，去展现他们的价值。”该院党委书记金昌晓说。最近3年，北医三院转让了16个项目、43项专利，转让金额超过8000万元。除此之外，该院还分别在今年4月和6月牵头成立了医学创新研究院基础医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学院路临床医学协同创新联盟，实现了院内多科室和院外多单位下医疗科技创新孵化全周期的贯通。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成立于1889年，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直都是全球医学生和医生心目中“圣地”级别的地方，在中国，其名自然也是如雷贯耳。巨大的名声之下，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完全有资格承载这份名誉的强劲实力。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多项第一，包括第一例完全变性手术、第一例心脏搭桥、第一例新生儿法洛氏四联症手术等等。许多今天医院里习以为常的操作，如在外科手术中使用橡胶手套，心肺复苏术，肾透析，都是在霍普金斯医院开始的。人类第一次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发现DNA的限制性内切酶，发现脑内啡，也都是由霍普金斯医院的研究人员完成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连续21年全美排名第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了2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从这些荣誉中我们可窥一斑。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约翰·霍普金斯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呢？“最好的研究创意来自临床”“科研”与“临床”应“做取舍”还是“求兼顾”？应靠制度分流还是个人自由选择？这在国内仍是个无解的难题，临床医生做科研是中国医生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用“怨声载道”来形容。面对我国越来越多的医生投身于科研工作，了解发达国家对“既看病又搞科研”医生的管理措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国内临床医生科研困境临床工作忙，没有时间开展科研调查结果显示，61.7%的三甲医院医务人员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近七成医生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9小时，住院医生周工作时间为64小时～88小时。繁重的临床工作挤占了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而进入实验室实验较为耗时间，有些实验完成一次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周，一般实验都经历多次失败或者重复，耗费大量的精力。因此，很多年轻医生认为搞科研实在是没有时间，有心无力。没有科研平台，无法进行科研非附属医院，尤其是地市级及以下的医院很难有功能完备的科研平台。即使建立科研平台的，在实际运行中也可能在功能定位、资源质量及高层次人才方面存在问题，使得科研难有起色。对于大多数地市级的三级医院来讲，越来越多的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医生前来求职，科研诉求与现实环境的矛盾可能尤为突出。没有立项课题，缺少资金进行科研年轻医生，尤其是刚毕业的医生，处于科研过渡的尴尬期：学生时代在导师指导下做课题，不用考虑科研经费的问题，毕业后到新的单位可能还没有申请到新的课题。同时，国家、省部级的科研基金项目对申请人的学历、职称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有些单位的年轻医生处于空白期。但是，这部分医生可能是最有科研激情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不言而喻。欣喜的是，很多有条件的单位开始设立具有项目孵化目的的单位课题。临床医生是否需要做科研做科研是兴趣？还是使命或晋升所迫？繁忙的临床工作常常成为舒缓压力﹑逃避写文章﹑逃避思考的借口。也许还有人会说，好医生就是每天诊治许多病人，做很多手术，临床经验极其丰富；或者，理论功底扎实，授课访学，带领大家共同成长……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在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这样说道，在黄晓军看来，制度的缺陷在于有要求、没培训，基金和文章的背后需要的是严格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学训练。我国的临床医生需要加强临床研究的意识和素养，以解决重大的疑难疾病、推动医学进步。美国医生如何做科研作为拥有世界顶尖临床水平的医疗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非常重视临床医生做研究，其科研人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以放射科的核医学为例，共有100百多位工作人员，医生、护士、技术员这些临床工作者仅有30余名，其余70多人都是研究人员。他们对科研也是十分支持的，每个人都喜欢新想法，并为之探索和实践。他们也喜欢讨论，几乎每周都有科研组会。他们对某些课题有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比如目前火爆的人工智能，这边的课题组已经进行了数年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涌出。跨学科的联合更是必不可少的合作模式。临床医生同时兼顾着科学研究，并且发表大量的科研论文，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况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属于日常。以一为神经外科的医生为例，下图是其发表的部分论文作为临床医生，做研究的动力来自对临床的热爱，对患者的关怀和对事业的责任心，而不是为了应付评职称而去完成某些指标。每位从事科研的人员应该建立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从基础工作做起，对该方向科研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让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一定延展性。同时，除去主任级别医生做科研，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低年资医生也要做科研。作为住院医师培训的鼻祖，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要求住院医师在培训过程中科研、临床两手抓。据神经外科Dr. Gallia透露，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需要7年的规培，其中2年需要规培医生进行科研工作——尽管这并不是美国医院统一的规定，但却是一直以来约翰·霍普金斯对神经外科医生的要求。多学科协作需要制度配合，鼓励大家分领域、分专业、分特长进行研究，细化的科研方向更容易让人专注，这样有利于相互之间资源互补，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Dr. Gallia博士提到他们的亚专科神经外科团队有专属于自己的麻醉师，称之为神经麻醉师。这些神经麻醉师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一般神经外科手术室和神经介入放射学治疗室中提供护理。相比一般的麻醉师而言，神经麻醉师更了解患者的病情，并且更了解神经外科团队的治疗意图，他们会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麻醉组合，以确保这些复杂和细致入微的手术能达到其手术目标。临床与科研是相互促进的，临床为科研提供研究的方向，为科研提供样本，是对科研成果的检验；科研为临床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提高临床医生的分析能力，可以改变临床医生的思维方式。临床科研、临床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更好地解决疾病的治疗问题。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与所有一流医学机构一样，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同样对“临床”、“科研”、“教学”三驾马车狠抓不放，要求颇高。在这样的目标下，大家不难想象医院医生的工作状态。所以，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在全球医学界混到如今的江湖地位，背后自然是医务人员付出的辛勤和努力。

前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肾脏科初创于1979年。近年来，东南大学肾脏病研究所在中华肾脏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国内肾病专家刘必成教授带领下，狠抓学科建设，紧紧瞄准肾脏病学国际前沿，先后承担多项国家及江苏省重大、重点项目，获得多项国家及省部级成果奖励。与刘必成的对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改革开放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他称自己既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实践者。作为肾脏科医生，刘必成深感荣幸能参与到罗沙司他的三期临床试验，见证“诺贝尔医学奖”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开花结果，率先惠及中国患者。刘必成认为，我国医院科研发展70年，经历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转变，已经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在未来科研探索过程中，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将坚持创新合作两手抓，同时帮扶基层一起发展，不断提高医疗水平，为建设健康中国而努力。“我是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90年代出国留学，可以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我国医疗卫生发展最快的四十年。四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实现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转变。”90年代，我们在追赶20多年前，出国留学时的所见所闻依然历历在目。刘必成回忆，“90年代初，国外电脑已经普及，信息化程度也很高，教学科研资源和设备都是很先进的，医疗水平也非常高。我们看到国外医院的肾脏科是单独的一幢楼，既有漂亮的病房，也有先进的实验室，几个透析分中心加起来可以容纳800多个透析病人。当时感到很震惊。”回国以后，刘必成一心扑在肾脏科事业上，他说：“看到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自己发奋图强也有了方向。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最重要还是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从疾病诊疗水平、就诊环境到医学科研水平，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我们明显地感到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刘必成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医学科研工作已经积累了相当好的基础，第一，我国人口多，疾病资源丰富；第二，国家已经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临床科研人才，为开展高水平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第三，现在各级政府都很重视科研创新工作，给予的科研经费也逐年增加，有了很好的物力基础。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离不开医学科研创新医学科研为什么这么重要？刘必成介绍，医学科研包括基础科研和临床科研，基础科研提供原创性理论发现，而临床科研就是将这些基础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来解决病人所关心的疾病诊治问题。“所以我觉得，没有临床科研，没有医学研究，就没有我国医学的可持续发展。”刘必成表示：“作为医学工作者，我们如何才能助力实现健康中国？我觉得关键要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实现一系列的创新和突破。以前我们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没有自信心。现在我们认识到只有实现创新，才能引领发展，真正地实现独立和自强。因此，医学科研工作的进步对于我们实现健康中国战略是极其重要的。“与国际科研并跑，ICH助力中国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际化水平。科学无国界，我们国家过去四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2017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成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成员，我国药品监管体系已经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认可的监管体系中，也为药物临床试验工作打开了全新的局面。“过去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看到新药上市，过了十几年，国内还是没有这个新药，那时候觉得很遗憾，我们只是旁观者，并不能参与到其中。”刘必成说，新药开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国际上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临床上应用的绝大部分西药来自西方，只有和国际全面接轨，我国医药行业才能得到全面提高，人民也能够及时享受现代科技及创新药给健康带来的保证。所以，我国加入ICH，是非常正确的，是我们的医药科技迈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意味着我国在ICH规则制定中拥有了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中国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会大大加快。刘必成进一步指出，加入ICH后，在今后的新药临床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积极地争取，尽快地加入到临床试验过程中，最好能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我们要结合国内临床实际情况进行自己的课题设计，拿出适用于中国病人的应用方案，更好地造福中国病人。新药研究获国际认可，中国创新药未来可期根据国家药监局官网消息，1类创新药罗沙司他胶囊(商品名：爱瑞卓)于2018年12月获批上市，用于治疗正在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因慢性肾脏病(CKD)引起的贫血，在中国获批上市之前未在其他任何国家上市。口服药物罗沙司他胶囊是全球首个开发的小分子低氧诱导因子脯氨酰羟化酶抑制剂(HIF- PHI)类治疗肾性贫血的药物。罗沙司他这一首创新药物的研发基于低氧诱导因子(HIF)和氧感应理论的创新突破，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发现氧气感应机制的三位科学家。作为参与罗沙司他三期临床试验的专家之一，刘必成说，“这次氧感应适应机制获得诺奖，我们肾科医生感到尤其兴奋，因为中国肾科医生在比较早的阶段就参与到罗沙司他的临床试验中来，对这个理论也一直抱有信心。”刘必成表示，“临床多中心研究是新药走向临床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新药不经历二期、三期临床试验是无法真正走向临床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国的临床药学研究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罗沙司他两项研究在NEJM发表，这是NEJM首次发表由中国大陆医生作为第一和通讯作者的新药Ⅲ期临床试验，也是NEJM首次背靠背发表中国团队的临床试验。文章的发表印证了氧感应机理在肾性贫血治疗领域的临床应用已走在所有疾病治疗领域前列。我们医院对能作为主要参研单位参与罗沙司他的临床试验非常高兴，也格外重视。我们组建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对如何执行GCP规范，确保试验过程的严谨性和研究结果的科学性进行了全程严格的管理，我们成为单中心完成病例数最多、完成质量最好的单位，完成接近整个研究所需样本数的十分之一，多次受到有关部门的称赞。”他补充道。罗沙司他率先在中国完成临床试验，率先在中国获批，引起各界的普遍关注。刘必成认为，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未来，他呼吁产学研要紧密结合，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也要鼓励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紧密合作，缩短实验室和工厂的距离，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力求更快造福患者。他说：“相信今后中国会有更多世界级的新药或本土原创新药，在中国先研发，先上市，并从中国开始惠及全球病患。”国际合作促创新，国内合作扶基层在科研建设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肾脏科注重与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合作，“我们通过邀请国外高校和同行定期讲课交流，积极参与国际的学术会议交流，不断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的变化，了解学术的前沿。在学术交流中，我们也感受到在创新意识方面还需要再下一番功夫。作为科研人员，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创新的沃土，我们医学科技工作者应更具备创新意识与创新热情，心无旁骛地做科研，解决临床问题，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中大医院一直将医教研协同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与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合作的同时，也重视国内兄弟单位之间的合作。刘必成告诉记者，“客观地讲，我国医疗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中心城市和基层，东部地区和偏远地区之间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作为相对先发展起来的医院，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高水平。”近些年，东南大学肾脏病研究所作为江苏省肾脏病临床研究中心，建立了60多家基层医院的医疗联合体，通过定期派专家坐诊、查房和远程会诊，解决基层医院医疗工作中的难题，同时为危重病人开通绿色通道。在最后，刘必成说：“我们的合作是不同的层面，既有顶端层面，也有与基层兄弟单位之间的合作。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大家相互支持，只有相互支持，携手合作，才能把工作做大做好。健康中国的实现，不能靠大医院一花独放，要靠基层医院万花齐放。只有基层医院都强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才会是真正地强大。“(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供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邓铂鋆】4月21日，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施普林格出版社发表撤稿声明，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这些论文来自125家中国研究机构，4个国外机构。论文作者多数来自国内各个医院，涉及524位作者。据媒体整理出的资料，国内多所知名大学和顶级医院都了牵连。宣布撤回107篇2012至2015年发表于旗下学术刊物《肿瘤生物学》的论文，近年来，学术造假行为屡见不鲜。新闻搜索关键字“撤稿”，可见一番“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景致。通常，如果不遭遇“打假斗士”的死缠烂打，丑闻曝出，也仅在学术界掀起一阵小浪花就过去了，公众根本无从知晓。面对压力，涉事单位通常以“丢卒保车”、“装死”等手段应付了事。由于此次事件涉及单位过多，4月21日，中国科协就撤稿事件发布声明。中国科协认为，论文因虚假同行评审问题被撤，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撤稿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责任。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机构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社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同时，中科协指出应高度警惕与“第三方”机构有勾结的学术刊物。中国科协愿与各方共同维护国际科技期刊出版诚信。丑闻暴露了什么这次重大学术失范问题，让“同行评议造假”进入了公众视野。通常，学术刊物的编辑相对作者可能学术能力有限。为了确定投稿论文的价值，编辑将论文交由水准公认的内行专家，听取专家的意见，决定论文发表与否。此次事件是出版社发现一些“审稿专家”的回复时间过，并且意见多为过份褒奖之词（通常审稿专家要提出完善意见，如补充一些实验等，有时还要亲自重复论文中的实验，耗时较长），进而发现大量所谓的“专家”竟然是论文投稿公司冒名的枪手。事情发展到这里，引出了丑闻的另一个关键字：论文公司。论文公司有三种主要业务。代发表论文。经常跑报税大厅、车管所、房产大厅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办理要费尽周章才能办妥的业务，请专业人士代理事半功倍。至于这些中介施展了哪些手段，外人就看不透了。此次施普林格出版社撤稿的107篇论文，统统由中介公司代发表，采用相同的捷径：虚构一个不存在的审稿专家、或者冒用真实专家的身份，然后再编造出这些所谓审稿专家的邮件地址，供编辑选为审稿人。之后，就是中介公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了。代做实验。公司帮助客户完成他们没有条件完成的实验。既然是生意，当然视顾客为上帝，充分满足顾客实现预期目标的心愿；为了利润，当然实验能省就省，只要数据编的能够帮助客户得出他们预设的结论即可。代做课题。只要客户有想法，公司为你编写标书申请实验经费，替你完成直到发表的一切工作。假如说第一、二类业务涉及的论文还或多或少凝聚着署名作者的心血，第三类业务就是赤裸裸的买卖了。论文公司在学术界已经不是新闻了。早在2013年，世界顶级刊物《科学》杂志就曝光了中国的论文买卖。只是不在这个圈子的人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罢了。代写论文黑色产业链此次学术丑闻，大批的临床医生出现在了公众视野。医生除了看病还要科研，这可能脱离了一些人的认识，但这就是行业的现实。现在医科生入职大医院，学历门槛是博士学位，授予标准是SCI影响因子2-3分甚至更高的论文；门槛高的医院甚至规定求职者拥有影响因子5分的论文。医生入职后晋升职称，必须发表多篇SCI论文，甚至有的医院规定必须发表在核心刊物。不仅是医生，护士、技师、技术工人晋升职称也是论文为王。每到职称季，医院里就开始流传段子：“传达室秦大爷今年符合晋升标准，他有两篇文章发表在‘中华级’刊物，一篇发在《中华钓鱼》，一篇发在《中华象棋》。”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美国的医生培养体系，读完八年制临床医学课程后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即MD。MD在日常行医中是不必考虑科研的。MD毕业再攻读三年，可获得Ph.D学位，即理学博士双学位，既能做科研又能搞临床。在Ph.D学习期间，博士生仅在暑假返回医院，平常根本不顾及临床。但在中国，医生必须在临床和科研间“蜡烛两头烧”。显然，大批医生既没有心思做好科研，又不想屈就低职称，毕竟职称跟收入、医疗权限挂钩，毕竟会治病的人当主任总比让只会写论文的同事当主任更有利于病人。于是，普遍存在的论文注水、论文造假和庞大的论文发表需求，酝酿出了一个代写论文的黑色产业链。学术丑闻的背后由于我国医学事业起点较低，为了尽快满足人民需求，建国后形成的医学培养体系较速成。完成理论学习的医科毕业生在临床思路、经验和能力上几乎都是一张白纸，需要毕业后在工作中慢慢积累。由于不同医院临床思路和水平的差异，同一所学校的毕业生，行医多年之后临床能力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进入上世纪90年代，群众对医疗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此时，必然的解决方案是系统性的提高临床医学教育的规范化程度，缩小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水平，手段是延长医科毕业生在规范程度高的医院的临床技能培养时间。此时又恰逢高校和医院追求科研与论文，客观上对科研能力等于临床能力的错位推波助澜。高水平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不单是普通的治病医生，而应该是医学科学家、医学教授、医疗技术的创新者。但科研这事也是“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位成功医学家的背后，需要无数人默默奋斗在鼠笼前，还要保证临床工作的运转。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是世界平均的6成，是美国的三分之一；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更不能沿用发达国家的标准，虽然校长和院长们盯着的排行榜都是发达国家的，可是研究生的津贴一个月只有二三百元，研二开始就能给医院值夜班了，因医德问题被病人投诉一次还得罚一百块，多好的人才啊！自然，对学术的追求和对学术民工的需求，让顶级医院必须把学术作为重要的人才考核手段。尽管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制的建立，让医学新人不用选择科研也有条件在高水平医院学习临床技能，但是顶级医院是唯一能够实现体面医学梦想的地方，吸引了一茬又一茬的医学新丁为之倾倒。在顶级医院，学术是向上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学术和临床的重压，让青年医生的猝死在社会新闻版块格外扎眼，也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学术丑闻的频繁发生。学术不端有错，但挑拨医患关系就是另一回事了学术不端行为，错了就是错了，没有任何借口。据微博博主@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调查，本次遭撤稿的论文，存在几种情况：1.内容和投稿均由第三方公司造假。2.内容真，第三方虚拟了评审专家。3.内容真，根据杂志社推荐的第三方专家评审，但恰好那些专家是过去第三方公司虚拟的假专家。这三种情况显然面临着不同的问责。同时，根据论文署名原则，论文工作的主要完成者或第一主笔通常是论文的第一作者。由于学生、博士后等人员的流动性，论文往往署名导师作为通讯作者，通讯作者直接与编辑部沟通改稿事宜。惯例上，为青年学者提供主要学术观点指导其研究的资深学者充当通讯作者。一篇论文的主要责任人基本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论文的其他作者根据对论文的贡献程度不同依次署名。在论文内容为真但被第三方公司所误的情况下，第一作者都不能一棍子打死，其他作者更为无辜。在责任主体不明的情况下，问责医生甚至挑拨医患关系显然是不对的。但比起又一轮针对医生群体的发难，更让人震惊的是这戏剧性的一幕：北京协和医院查证，日前媒体罗列的撤稿论文作者中涉及到的吕某，并非该院医生，而是从山东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前来做课题的学生。很多研究机构都有这样“挂单和尚”式的外校研究生，前来做几个母校完成不了的实验就走。据媒体报道，山东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韩某、吕某团队的论文涉及了16名作者，影响面很广。但据笔者查证，吕某撤稿论文是采用“元分析法”对其他学者统计数据的再分析（所谓元分析法，即对具备特定条件的、同课题的诸多研究结果进行综合的一类统计方法。也就是用别人论文中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论文的通讯作者系冒名，多位合作者实际是他的分析对象论文的作者，包括韩某在内的合作者表示对“合作”一事或“合作”细节不知情。吕同学是山东一所大学2015年的毕业生，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硕连读）。吕同学跨界颇多，在普外科、泌尿外科、神经科学颇有建树，可惜这次三篇论文被撤稿了。他的论文连累了包括母校在内的多家学术机构和多位有影响力的学者，还有即将毕业的同门博士韩某。韩博士正忐忑地为从天而降的撤稿论文署名等候学校的处置意见。据笔者查证，吕同学在校期间表现良好，堪称“学霸”。除了论文入选国际刊物，他获得了校级科技创新奖，并完成了大部头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目前笔者及涉及多方均未能联系到吕同学。一贯的优等生吕同学或许在向我们描绘学术界的前景：浮躁风气普遍化，学术失范低龄化。

关键词:树突状细胞，Fcγ受体，狼疮性肾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生物样本库；前言：我们主张“简单科研”，特别是“临床医生的简单科研”。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临床医生有最丰富的临床科研资源，有最为丰富的临床样本，但是却陷入“发不出SCI论文”的困境中，临床样本弃之如敝履。今天我们以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Immunology杂志(IF 3.532)的一篇论文为例分享解析“从临床出发，快速简单的发SCI论文”。该论文的题目是“Dysregulated Fcγ receptor IIa-inced cytokine proction in dendritic cells of lupus nephritis patients”，发表于2019。由阿姆斯特丹风湿病学和免疫学中心完成。在这项研究中，作者将临床样本和基础实验相结合，探讨了在三个不同的组 (即HC健康对照、不伴有肾炎的SLE或伴有肾炎的SLE患者)的DC中 FcγR诱导的I型IFN抑制是否仍起作用，以及FcγR诱导的IL-1β是否也在狼疮性肾炎患者中受损。我们一起学习，作者是怎么做到的。一、研究背景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病因不明的复杂自身免疫性疾病。与SLE发病机理相关的关键因素之一是I型干扰素（IFN）的过量产生。这可能是由于I型IFN刺激途径的激活增加，也可能是抑制I型IFN的通路功能受损所致。最近，我们发现免疫球蛋白（Ig）G免疫复合物通过树突状细胞（DCs）上的Fcγ受体IIa（FcγRIIa）抑制信号传导，强烈抑制健康个体中的I型IFN产生。由于在SLE患者中，免疫复合物具有特征性，因此我们评估了FcγR诱导的I型IFN抑制在SLE患者DC中的功能。二、方法及主要结果本研究主要结合临床样本和基础实验从临床医生自身出发，根据自身优势，我们需要了解到的是自己如何设计和完成类似研究。1、狼疮性肾炎患者DCs中Fc r诱导的I型IFN抑制受损本研究纳入22例HCs健康对照和16例临床诊断为SLE的患者，考虑到疾病的异质性，将SLE患者分为两组：一个没有主要脏器受累(n = 8)，另一个以前有肾炎受累 (n = 8)。本研究中探讨了SLE患者DC在Fcγ诱导的I型IFN抑制中是否表现出异常。我们研究了一组患有肾炎的病人和一组没有主要器官受累的病人来评估不同组中FcγR诱导抑制的潜在差异。研究表明FcγR诱导的I型IFN抑制在狼疮性肾炎患者的DCs中受损，而在没有主要器官受累的SLE患者中没有受损。图1. 狼疮性肾炎患者树突状细胞（DC）中Fcγ受体IIa（FcγRIIa）诱导的I型干扰素（IFN）抑制受损2、狼疮性肾炎患者FcγRIIa诱导的I型IFN抑制受损不是药物治疗或FcγRs、IRF1和IRF5表达不同引起的由于几乎所有SLE患者都使用特定的药物，I型IFN抑制受损可能与治疗有关。此外，FcγRs在狼疮性肾炎患者中的表达可能存在差异。负责抑制树突状细胞产生IFN-β的主要受体是FcγRIIa，为了在蛋白水平上验证不同组之间的表达水平，作者使用流式细胞术评估了FcγRIIa的表达，因此，作者从药物、FcγRIIa表达、IFN调控转录因子（IRF）1和IRF5评估了两组SLE患者间的差异。研究表明这种受损的I型IFN抑制与疾病活性，药物，FcγRIIa表达或IFN调控转录因子（IRF）1和IRF5的表达无关。图2. 狼疮性肾炎患者中Fcγ受体IIa（FcγRIIa）诱导的I型IFN抑制受损不是由于药物治疗或FcγR，干扰素（IFN）调节转录因子（IRF）1或IRF5表达的差异。3、在狼疮肾炎患者中，FcγRIIa诱导的IL-1β蛋白扩增增加在先前研究中，作者发现FcγRIIa刺激激活了两条平行的途径。Ⅰ型IFN反应受Syk-和PI3K非依赖性信号介导的抑制途径抑制。相反，通过Syk和PI3K的“激活”通路信号，这会放大IL-1β等促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正如作者的数据所示狼疮性肾炎患者抑制性途径（抑制I型IFN）受损，随后作者评估了激活途径（增加IL-1β）是否也在狼疮性肾炎患者中受损。研究结果表明狼疮性肾炎患者虽然FcγRIIa诱导的I型IFN抑制受损，但FcγRIIa诱导的IL-1β扩增增加。图3.狼疮性肾炎患者中Fcγ受体IIa（FcγRIIa）诱导的白介素（IL）-1β产生增加三、临床医生的自身优势及准备工作在这项研究中，需要抓住的点在于临床样本和基础实验的结合，这是身为临床医生的自身优势。（1）合作共赢：选题需要熟悉，知识面广，多阅读相关文献领域，了解最新研究进展。基于这些，可以与高校，研究所及公司合作，共同进步，利用前沿技术手段解决问题。（2）课题设计思路：根据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从临床样本取材，实验分组到实验验证等，一步一步围绕拟解决的问题逐步开展；当然，这些也都可以与高校课题组、研究公司合作完成，提供先进的技术手段。（3）创建样本库：临床医生有最丰富的临床科研资源，有最为丰富的临床样本，这是自带优势。而生物样本库是各种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临床诊疗、药物靶点治疗研究、健康预防研究以及转化医学等的重要基础。针对临床生物样本库，建立专门的临床生物样本库，为临床样本的收集保存提供了规范化系统，每份样本均粘贴唯一二维码以便于识别，这样的样本库才能做成顶级研究。当然，这些可以和公司合作，有专门的管理系统。一篇文章，首先选题是很重要的一点，针对熟悉的内容临床医生很容易完成。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将临床和基础研究相结合（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点），并且在目前大的科研环境下，交叉合作已然是一种趋势，因此，临床医生可以与高校课题组、研究所、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最终达到合作共赢的结果。原文链接：Newling M, Renée H. Fiechter, Sritharan L, et al. Dysregulated Fcγ receptor IIa-inced cytokine proction in dendritic cells of lupus nephritis patients [J]. Clinical & Experimental Immunology, 2019, 199(1).

6月6日是第25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视觉2020，关注普遍的眼健康”。随着国家对于眼科建设的重视，眼健康事业发展正处于很好的历史机遇期，无论从政府大众，还是患者层面，都对眼科发展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需求和期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眼科中心副主任、眼底科主任孙晓东介绍，过去20年眼科有着飞速的发展，无论是临床诊疗，还是基础科研，包括新设备应用等，均有显著提高。他表示，综合性医院眼科是整个综合性医院学科组成至关重要一环。“我相信综合性医院的眼科不仅与视觉健康有关，同时还有很多的全身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肾脏疾病、风湿免疫等在眼科都有一定的表现。”孙晓东说，眼科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医院眼科，要突出学科特色，增强医教研综合水平，发挥综合医院全科优势，关注全身病在眼科的表现，提高对老百姓的服务能力，提升整个中国的眼科水平。谈及眼科科研及未来重点布局时，孙晓东提出，科学研究是国家创新发展力的重中之重，创新实力代表国家实力。他表示，应根据医院实际情况，立足临床服务患者，加强科研。“好的科研会产生更大的创新力、驱动力。包括以往眼科很多疾病的命名、设备的发明，技术的进步，都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推动的。”孙晓东说。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眼底病重点实验室主任陈有信介绍，由于基层治疗条件的限制，导致许多患者没能从临床上认识疾病，交通不便导致就诊时机被耽误，患者自身经济状况及就诊意识使得患者耽误病情，造成不可逆的悲剧。对此医院应该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提升大夫的诊疗水平；通过患者教育，提高社会对疾病的认知；提高基层医疗水平。最后希望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来延申医生的服务能力。在谈及综合性医院眼科发展时陈有信表示，我国眼科学领域的人才缺乏确实是短板。眼底病患者多，但眼底病专家稀缺。要解决这一短板，首先需要加强眼科学医师培训，其次要加强对眼科学知识的普及。他提出，医院应做精细化管理，立足创新进行信息化、文化、科研等方面管理。“从管理模式来说，我们也是一个大学的附属医院，这也跟其他医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我们也有不同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副主任、角膜眼表疾病科主任、眼库主任洪晶说，大学附属医院应科研、教学、临床三位一体。抓住创新动力，在不断科研的引领下完成高端医疗水平。她表示，人才培养是今后重要的内容，眼科人才的培养不单单是眼科单独的一个学科，而是代表整个医学界。医学界的人才培养都面临人才相对匮乏的状态。“现在我们针对大部分人是常规的培养模式，我们希望将来在一些特殊的培养方式上针对一些特殊的人才，有相对灵活的培养体制。”洪晶说。基层医生需不断接受专科规培培养，到大医院进行定向培训，提升基层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利用AI技术，提供标准的诊疗原则和解读图片的能力，避免了人工重复，医生资源也能集中在需要治疗的患者身上。”洪晶表示，AI产品在筛查方面的应用，大大解放了劳动力、提高工作效率。此外，人工智能还能把眼科中相当多的慢病管理结合起来。“比如人到了50岁以上就可能会得黄斑变性，通过眼底照片和其他的眼科影像监测，把人工智能加到慢病的管理判断上，就能提高病人的随诊率，减少无效治疗，也就真正做到了每个人个性化的治疗。”洪晶说道。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设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采用了Openstack作为数据平台私有云的解决方案，应用层使用Docker容器化的方案，数据库使用了开源数据库软件PostgreSQL，平台的应用主要由科研数据中心、临床大数据治理平台、智能科研检索、临床科研采集系统、全院级科研随访系统五部分组成。通过该平台临床研究人员获取数据将更便捷、科研管理更高效、探索新的研究方向更容易。基于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能为医院各专科提供有效的科研服务，实现科研、论文和核心技术等方面的突破提升。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科研水平成为衡量医院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科研大数据平台作为医院科研、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临床科研水平和培养医学研究人才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何为临床科研人员搭建平台，以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应，实现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地发挥科研支撑平台的作用，是目前大型综合性医院亟需解决的课题。研究背景 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大力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治疗新模式新手段，建立快速精准的智能医疗体系。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运用，国内外涌现了一大批借助医学信息学和机器学习技术进行临床研究数据分析挖掘，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对医疗电子化数据的建模、分析、挖掘，并且基于数据二次利用所形成的进一步应用，已经成为医疗信息化、精准化、智能化的下一个核心发展方向。我国健康大数据和医疗人工智能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薄弱。目前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医疗人工智能产品，在于基于医疗影像的人工智能自动筛查和诊断系统，对胸片、皮肤照片、脑部影像等医学影像进行自动分析，并生成相应的影像诊断报告。但在其他人工智能的技术领域，例如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以及通用的机器学习方法，目前在中国形成可落地的产品尚不多见 。基于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的架构与应用目前大部分医院已经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医疗信息化支撑体系，无论是电子处方、医嘱套餐，还是临床路径、电子病历，在提高临床效率服务上下足了功夫，但由于临床数据分散在多个应用系统中（如EMR、LIS、PACS等），且都是非结构化的海量数据。本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进行探讨，为有兴趣致力于研究大数据的临床科研工作者提供一点思路。技术架构研究采用了Openstack作为数据平台私有云的解决方案。通过使用Openstack搭建私有云平台，既可以获得类似阿里云等公有云的灵活、弹性、扩展性等云计算的优势，又可以降低安全风险。在应用层使用Docker容器化的方案。通过使用Docker容器化部署，每个服务运行在了一个独立的环境之中，互不干扰，也不会影响宿主机的环境，解决了长久以来生产环境与开发测试环境不一致导致的各种问题。同时，通过Docker提供的集群化以及资源分配功能，提供了更高的可用性，并提供了不停机升级的特性。数据库使用了开源数据库软件PostgreSQL。PostgreSQL作为当前最先进的开源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体现了极高的性能与稳定性，支持python、perl、c、R、Java、Javascript、PL/PgSQL等多种语言编写存储语言及扩展，支持多种特殊索引结构、支持自定义的数据结构、支持机器学习库以及GPU并行计算等。基于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的应用基于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的应用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科研数据中心、临床大数据治理平台、智能科研检索、临床科研采集系统、全院级科研随访系统等应用（表1）。在此治理和科研采集的基础之上，未来可支持科研统计分析及临床辅助决策。在人工智能支撑下，通过临床辅助决策应用到电子病历等业务系统中，将治疗评价、风险预测贯穿在诊疗流程，基于医院原有临床数据进行实时决策支持，最终实现临床采集-科研分析-指导临床的闭环。表1 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应用全院级专病科研数据中心通过将原有院内临床数据中心CDR，未充分结构化的病历、报告等文本数据，经过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形成高质量、多维度的结构化数据，以满足科研检索、临床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的需要。结合科研采集、随访管理等系统采集的数据，进一步丰富“以患者为中心”的科研数据库。临床大数据治理平台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机器学习等AI引擎的大数据治理平台，实现各类临床数据的结构化、标准化和归一化等处理。针对数据驱动的临床研究场景，能够将医院积存的海量临床数据自动结构化、标准化成可被临床研究直接分析、利用的科研数据。治理后的结果为后续的临床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智能科研检索提供多维度、多病种符合专病模型的检索功能，从病历、诊断、用药医嘱、检验、检查报告、体征等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文本中提取检索点位，个性化定制专病检索模型。支持通过入选和排除等集合运算实现研究人群的精确筛选，实现自动发现满足条件的新病人并自动入组，实时精准从海量病历中定位研究人群。临床科研采集系统在数据治理基础上，满足科研所需的病例报告表（CRF）设计与数据采集、科研项目管理、团队管理与多中心、权限设置与隐私、数据核查与质疑、数据导入导出等常见功能模块。高度结构化、规范化的病历数据，利于病例报告单（CRF）自动填写，科研流程管理支持研究全过程协同。全院级科研随访系统可有效解决院内外数据整合、患者依从性差、失访率居高不下的难题，在全面提升随访专业度、保证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的同时，极大地提升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随访平台从患者管理和科研需求出发，整合随访计划提醒、随访量表填写、智能科普患教、在线病情咨询、患者报告结局（ePRO）信息采集等功能；自动问答功能为患者提供准确的知识问答和健康建议，实现个性化健康宣教和科普。同时为满足临床科研需要，可将患者采集结果便捷地返回给专病科研库，实现对患者离院后健康信息的全量收集。结论与展望智能化的临床科研支持系统不仅能对历史病历数据进行快速检索浏览，而且能便捷地将临床数据应用于具体研究中，成为医院各科室开展临床研究提供高效的工具，加速推进学术研究及成果转化，释放积压的大量医疗数据潜在学术价值。同时在全院级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与应用平台上，实现了各业务系统历史数据及实时数据的整合、治理。经过治理后的数据保障临床科研数据质量，在此基础上各科室临床研究人员获取数据将更便捷、科研管理更高效、探索新的研究方向更容易，从而实现科研效率整体提升，不断提升学术研究能力，实现医院临床学术研究质和量提升。【引用本文：朱明宇. 基于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研究[J]. 中国数字医学,2020,15(7):17-18,35.】新媒体部： 010-81138718；81138717

【光明时评】作者：王强（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前提是医术过硬，但在现实中，医生晋升更重要的任务或许是埋头写论文。日前，在吉林长春举行的中国科协年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呼吁，医生的首要职责是治病救人，要警惕做1000台手术和救100个病人不如发1篇论文的现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开幕式上讲话。（中国科协供图）目前，我国的医生职称评价体系“重科研、轻临床”，过度提倡医生成为科研型医生，导致出现一些临床水平不高甚至不会治病的医学博士和专家。在目前的晋升体制下，科研成为评职晋升的捷径。为此，很多临床医生对科研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实验室搞科研，还催生了论文造假、数据造假、有偿论文等学术腐败行为。而有些医生的临床能力得到同行的广泛认可，但因为缺乏足够的SCI论文，始终晋升不了高级职称。对医生科研成果的过度重视，既有评价体系不完善的原因，也有不同医院之间科研竞争的角力。在这种大环境下，一些医院唯论文、唯SCI导向评价医生，将其作为医生职称晋升的主要标准，这对基层医院和临床一线的医生明显有失公平。事实上，中共中央去年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就明确提出，要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不将论文等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通过评价机制改革，引导基层医院和临床一线的医生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不妨借鉴国外经验。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医生的从业资格非常难，而医生又大致分为家庭医生和科研医生两大类——家庭医生占绝大多数，没有科研条件和科研考评要求，只有在大医院的医生才专门从事科研。而且，科研医生并不一定比家庭医生更有诱惑力，比如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其医学院教授的收入比当地私人医生少得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拿手术刀的医生和做实验、写论文的医生的工作性质差别迥异，评价机制自然应当不同，不能指望医生都成为既能治大病又能搞科研的“全能医生”。区分临床医生与科研医生，让有科研热情的医生专心钻研医学尖端科技，同时给临床能力强的医生公平的竞争舞台，这样的评价机制才能合理评价医生的科研与临床贡献。让医术精湛的临床医生也能得到社会认可，这样才能满足医生和患者的期待，促进医疗事业的长远发展。《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28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