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研究包括

苍耳子，首见于《神农本草经》，名葈耳实，系菊科植物苍耳（Xanthium sibiricum Patr.）干燥成熟带总苞的果实。历代本草中不同程度地记载了苍耳果实、根、茎、叶及苍耳蠹虫作为药用的情况。其中关于苍耳子的药用功效古今基本一致，而关于苍耳茎叶（苍耳草）的功效与其果实作用相似，且苍耳草毒性较苍耳果实小，药性和缓无升散过度、伤气耗血之虑，大剂量（15g~20g）运用亦较安全。苍耳蠹虫又名苍耳虫、苍耳子虫，是寄生于苍耳茎中的鳞翅目昆虫幼虫。古代医药著作《圣济总录》《本草纲目》等记载了苍耳蠹虫可作为一种外科药物，用于治一切疔肿及无名肿毒恶疮。炮制及去毒方法苍耳子的炮制方法主要有烧、炒、蒸、捣等。一般认为经过炮制后，易于去刺，使药物纯净，因苍耳“毒性在刺勾上，去刺即除毒性”“去刺使其洁净，便于药用”。苍耳的炮制方法主要有以下4种：生用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用时捣碎。炒制 有微炒、炒令香和炒熟之分。取净苍耳子，置炒制容器内，用中火加热，炒至表面黄褐色刺焦时取出，晾凉，碾去刺，筛净。用时捣碎。砂烫法 目前苍耳子炮制多采用砂烫法以取代传统的清炒法。具体操作为：取通过20目筛的洁净细砂，用量是以能掩盖所加药物为度。将砂置锅内，武火加热，砂炒至灵活状态，投入去刺之苍耳子果实，用中火炒至外表呈深黄色，有爆裂声，取出，筛去砂，放凉，用时捣碎。砂烫法的火候更容易掌握，由于温度较高且受热面积大而均匀，故其炮制品在内在质量和外观色泽等诸方面均比清炒法炮制品为好，成品药香酥利于粉碎。蒸法 首见于明《炮炙大法》“蒸用，捣去刺”。《普济方》中亦有“苍耳子，九蒸九曝，治风毒脚气”的记载，以后沿用不多，仅见于清《本草述钩元》“蒸过”，此法现已少用。临床运用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苍耳子具有抗菌消炎、抗病毒、免疫调节、抗氧化、降血糖、抗过敏等作用。用于治疗鼻炎、糖尿病、泌尿系统感染、顽固性牙痛、腮腺炎、皮肤病等。在临证配伍上，苍耳子配伍辛夷、白芷、薄荷等，如《济生方》苍耳子散，用于治疗鼻渊头痛，不闻香臭；配伍仙灵脾、威灵仙、川芎、肉桂心，有祛风胜湿，活血定痛之效，治风湿痹痛，四肢拘挛；配威灵仙，可祛风除湿，通络止痛，治疗类风湿关节炎；配板蓝根，祛湿通窍解毒散结，治疗腮腺炎；配菊花、天麻，可平肝祛风，通窍止痛，治疗眩晕头痛；配夏枯草、谷精草，可治疗肝阳上亢导致的头痛；配黄芪，可有效降低苍耳子的肝毒性，配伍比例苍耳子与黄芪之比为2∶1；配伍白矾，口服同时用此药液涂擦患部，治疗顽固性湿疹。苍耳子用于内服，有小毒，煎汤4.5g~9g或入丸散。有资料认为，苍耳子用量过大（成人用量在30g以上，或误食鲜苍耳子10粒以上、苍耳苗50g以上，儿童食苍耳子5~6粒）可引起中毒。使用不当易引起各脏器的损害，对心脏、肝脏、肾脏等实质性器官损害较为严重。不可长期或超量服用。中毒表现及解救措施苍耳子服用过量，轻者有乏力、精神萎靡、头痛头晕、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发热、颜面潮红、结膜充血、荨麻疹等；严重者可出现烦躁不安或者终日昏沉嗜睡，进而出现昏迷惊厥、心率快或心律失常、黄疸、肝大、出血倾向、尿闭、尿中出现管型尿和红细胞等症状。苍耳子中毒后如能及时而有效地进行专业抢救，大多能迅速恢复健康。少数中毒严重或抢救不及时者，可因肝细胞大量坏死而致肝昏迷，以及肾衰竭而死亡。抢救方法如下：如内服在12小时内无胃肠出血者，可催吐，然后用1︰5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洗胃，洗毕，内服硫酸镁导泻。量大超过4小时者应及早应用1%~2%温盐水高位结肠灌洗。也可静脉输入5%葡萄糖氯化钠及维生素C，以促进利尿，加速毒物排泄。如有心衰、肺水肿时应严加限制静脉输入量。保肝时可服枸橼酸，肌内注射甲硫氨基酸。肝大明显或有黄疸时，可加右旋糖酐500ml静脉滴注。心率慢时可用阿托品0.5mg皮下注射。抽搐时用10%水合氯醛20ml保留灌肠，有出血时给予维生素K、卡巴克洛、氨甲环酸或酚磺乙胺等止血剂，出血严重时可输新鲜血液。积极抢救休克和循环衰竭，血压下降时，除补充血容量外，应吸氧并用多巴胺、间羟胺等升压药及强心剂。中毒较轻者可用中医药治疗。甘草30g、绿豆120g，煎汤500ml冷服。脉缓者用生甘草30g，煎水200ml；脉速者用生甘草15g、黑豆120g、绿豆20g，煎水500ml顿服。给予高碳水化合物、高蛋白、低脂肪易消化之半流质食物，禁用肉食。(摘编自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常用有毒中药的临床研究》)【来源：中国医药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每经记者：周程程 每经编辑：陈旭4月14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新冠肺炎药物研发、疫苗研制等科研攻关进展情况举行发布会。发布会现场 每经记者 周程程 摄4月份，我国又有新的疫苗进入临床研究。目前疫苗研发总体进展情况如何？对此，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表示，为了更大限度提升疫苗研发的成功率，在梳理分析不同的技术基础和可能性之后，科研攻关组布局了病毒的灭活疫苗、核酸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这样五条技术路线。同时也设立了疫苗研发的专班来加强组织协调，疫苗的研发单位和动物实验、检测鉴定，还有相应的一些科研机构来加强这方面的协同配合，加班加点只争朝夕。吴远彬介绍说，目前已经有3个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验，其中陈薇院士团队的腺病毒载体疫苗首个获批进入临床研究，已于3月底完成了一期临床试验受试者的接种工作，并于4月9日开始招募二期临床试验志愿者，这是全球首个启动二期临床研究的新冠疫苗品种。此外，4月12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了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申请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也进入了临床试验。4月13日又批准了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灭活疫苗开展临床试验。“刚才讲到我们有五条技术路线，其他几条技术路线的疫苗也在加快推进。”吴远彬表示，按照初步的分析和安排，上述技术路线的疫苗预计将于4、5月份陆续申报临床试验。吴远彬同时强调，除了疫苗研发之外，大家也很关心什么时候进行使用，“对疫苗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是本着科学、安全、有效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因为这是给健康人使用的特殊产品，所以在疫苗研发的过程中，尽管是应急项目，还是特别强调科学性、程序性，所以目前我国研发最快的，像腺病毒载体疫苗已经启动二期临床试验，还要进行三期的临床试验，将根据临床试验的结果才能够最后确定是否进行使用，还有审批这样一些程序。”吴远彬表示，这两天刚批的灭活疫苗，是一个传统技术工艺方面的疫苗，应该讲生产工艺相对比较成熟，质量标准可控，保护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同时也具有国际通行的关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判标准，所以这也会为加快疫苗的使用提供了一些条件。每日经济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2日电（记者谭晶晶）美国强生公司12日宣布，由于一名受试者出现“无法解释的疾病”，公司决定暂停由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的一款新冠候选疫苗的临床试验。强生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将暂停该疫苗的所有临床试验，包括9月底启动的3期临床试验。目前，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以及强生公司相关专家正在调查和评估这名受试者的患病情况。声明说，疾病、意外等不良事件是任何临床研究尤其是大规模临床研究可能出现的情况。杨森制药开展的所有临床研究都有预设准则，可确保一旦发现与在研疫苗或药物相关的意外严重不良事件时能够暂停研究，待调查清楚后再决定是否重启研究。声明还说，临床试验中，严重不良事件并不少见；在涉及大量参与者的临床试验中，可以合理预期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增加。此外，由于许多临床试验是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受试者究竟是接受了试验性治疗还是安慰剂通常也无法立即明确。此次被暂停临床试验的新冠候选疫苗是一种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3期临床试验于9月23日启动，计划在全球招募约6万名成年志愿者，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大约215个地点展开。这款疫苗是第四款在美国进行3期临床试验的新冠候选疫苗，前三款疫苗均需志愿者接种两剂，而这款疫苗则采取单剂疫苗方案。

“你不试药，就没办法了，只能坐着等死，所以只能赌一把。”刘青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正坐高铁赶往临床试验的目的地——北京。讲到试药的原因，刘青毫不掩饰地说：“家里穷，积蓄花光了，只能参加临床试验，因为不要钱。”进入医院后，刘青被安排做了一系列检查，结果显示合格，刘青正式入组。“那天，高兴地一整晚都睡不着，能试药代表还有活命的希望。”这个药10天一个疗程，用药10天后，刘青的症状明显好转，父母开心得不得了。但服用第二个疗程时，不好的消息来了，刘青开始出现严重的副作用，最后被无奈退组。“副作用和活命两者中选，我肯定选活命，但医生不允许，我也没办法。”就这样，刘青只能继续找其他的临床试验，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活多久，但他说，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会想办法活下去。药物临床试验是怎么一回事？现代医药在向推出市场之前，都要做一系列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试验。一般来说，一种药物上市前会做一下三至四期临床试验：I期：在健康人群中间做毒性试验，以确定安全剂量；II期：给临床病人服用新药，以观察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III期：总结前两期的临床数据后，如果新药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达到标准，新药可报批上市。新药成功上市后，研发机构将招集更多病人做临床试验，使药物达到成熟的广泛应用；IV期：扩大病例来做新药实验，以进一步观察药物的毒性和有效性。一些国家要求做IV期的临床试验，但国内对IV期无强制性，一些财力雄厚的医药企业也会做IV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希望与风险并存对于身患重疾，又无法支付高昂治疗开支药，或者是试用现有药物和治疗手段无效的人来说，物临床试验可以说是他们的最后一条救命稻草。抗癌药试验便有很多癌症患者愿意一试。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张医生对媒体说，由于抗肿瘤药物偏贵，所以招试药人群比较容易。一个晚期胃癌、肺癌的化疗疗程就可能需要花1.5万~3万元。这对于很多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有免费的，甚至有时还有补助的试验，这些患者都愿意博一下。但这是一次希望和风险并存的试验。来自广东四会一个农村家庭的周淑芬得癌症之后，本想在家中等死。但一个医生改变了她的命运。医生问她是否愿意参加一种抗肿瘤新药的试验，全免费，但可能会有副作用她二话没说就答应。幸运的是，周淑芬搏命成功。4个疗程后，她的肺部积水明显好转，原本浮肿得像馒头的面部也逐渐恢复红润。“之前医生说我活不过3个月，是试药让我活到现在。”周淑芬说，如果在医院化疗，4个疗程约需3万元，来自农村的她实在出不起这笔钱。但并非每个人都像周淑芬那么幸运。老赵的胃癌不论是化疗，还是放疗，统统无效，最后也是寄望于临床试验。然而，新药试验了两个月都没有效果，还给老赵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最终使老赵因心肾衰竭而死。试药要么为了活命，要么为钱1. 活命很多患者在现有的治疗方法无效的时候，而试着参加新药试验，看能不能有一线生机。可对于有的癌症患者理来说，现有的药物或者是有效的，但是他吃不起，不得不选择新药试验。2. 为钱但也有人参加药物试验是冲着钱来的。抗癌药物可能诱发癌症，所以一般不会找健康的人来做试验。但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治疗其他病的药物，中国平均每天有300多种新药问世。这些药物都需要有人做试验，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药企为了吸引人试药，都会给试药者补助。基本上，风险越大的药物，试验时间越长，补助金就越丰厚。但这些试验可能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风险。有媒体就报道过小C个案。一开始，小C参加了一个周期三个月的药物试验，完成后他可以拿到一万三的补助。这个试验需要在肚皮注射。当时一针扎下去，他便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他感到巨大的疼痛和眩晕感，脉搏也降到了30多。医院迅速开展抢救，才终于把小C救了回来。后来，医院赔了他6000块钱，但这些钱换不回原来健康的身体。此外，一些人为了短时间内赚取更多钱，而在短时间内参与多个试验，并为此而作弊，比如偷换尿检样本；用10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酒精含量检查，让转氨酶正常；在胳膊的针眼上涂些粉底液。这会将给他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风险。没有人做新药试验，更多的病人就会没药可用。然而，很多年轻人把新药试验当作赚钱的捷径，满足物欲，违规去试药，终将付出惨重代价！参考资料：[1]《拿命试药的年轻人：一次赚1万，却毁掉了人生》.凤凰网.2020年1月5日[2]《贫困癌症患者“搏命”试药：一切只为了活着》.广州日报.2013年5月29日[3]《新药试验成癌症患者“救命稻草”年需5万人，专家提示风险》.澎湃网.2019年1月4日未经作者允许授权，禁止转载

在大学的医学专业中，考生和家长对临床医学领域的顶尖大学感兴趣，为了升入医学系大学，学校平台的优势对学生今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就介绍一下临床医学研究排行榜出炉，其中，这所大学超越了北大、协和。本次“临床医学”的评价结果发表后，我国已经批准了50家左右的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这些著名医学院中，首都医科大学作为专业类医学强校，利用自身附属医院的综合优势平台，批准了六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名列本次统计排名首位。首都医科大学从医学部的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数量超过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形成了自己的综合影响力，首都医科大学虽然没有被选为世界一流学科大学的建设，但是这所大学在医学领域很有实力，和一流大学的医学专业并驾齐驱。另外，在教育部的临床医学科“第四届学科评价”中，首都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科也取得了A类高等成绩，与川大华西医学院、华科同济医学院以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著名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成绩”处于同一水平。因此，首都医科大学在医学系专业的人气领域具有很强的发展力，另外，首都医科大学具有独自的区域发展优势，在教育建设能力方面也有很多重点支持，具有较高的医学教育平台优势。在医学领域的发展前景中，医学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对于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是极其重要的，首都医科大学在医学领域的对外合作交流非常广泛，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缔结了友好交流协定，首都医科大学的留学生培养系统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院及进修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医学人才培养系统。以上就是临床医学研究排行榜出炉，其中，这所大学超越了北大、协和。

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发布《药物临床试验多重性问题指导原则(试行)》《药物临床试验协变量校正指导原则》《药物临床试验亚组分析指导原则(试行)》和《药物临床试验富集策略与设计指导原则(试行)》多个和药物临床试验有关的指导原则，为药物临床试验中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意见。上述指导原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临床试验中普遍存在的多重性问题，指在一项完整的研究中，需要经过不止一次统计推断(多重检验)对研究结论做出决策的相关问题，如多组间比较等。对于确证性临床试验，将总I类错误率(FWER)控制在合理水平是统计学的基本准则，而有的多重性问题可以导致FWER膨胀。《药物临床试验多重性问题指导原则(试行)》主要阐述了常见的多重性问题和相应的决策策略，介绍了常用的多重性调整方法和多重性分析方法，旨在为确证性药物临床试验中如何控制FWER 提供指导意见。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除处理因素外，还存在其他协变量，如果在试验设计时不进行有效控制，或在统计分析时不进行合理的校正，则可能使检验效能降低，或使疗效估计产生偏倚。人口统计学指标、疾病特征、社会学因素以及研究中心等都可能是协变量，随机对照试验中协变量校正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终点变量中与处理因素无关的冗余变异，从而使疗效估计更加精确。此次发布的《药物临床试验协变量校正指导原则》包括试验设计中有关协变量的考虑、校正协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等内容，旨在阐明确证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协变量的处理原则，并为试验设计、统计分析、临床试验报告中如何处理和解读重要的协变量提供建议。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受遗传学、合并用药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异质性，从而可能导致试验药物在不同患者中的疗效不同。临床试验中将具有不同特征的患者分组，是探索不同患者人群之间疗效差异的直观方法，同时也是获益-风险评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药物临床试验亚组分析指导原则(试行)》阐述了亚组的识别和定义、亚组分析的类型、一般考虑以及确证性临床试验中的亚组分析等内容，旨在为申办者在临床试验中对亚组分析进行正确设计、实施和评价提供指导性建议。临床试验中的富集，是指根据受试者的某些特征，前瞻性地精准定义从试验药物中获益最大化的目标人群。临床试验中有多种选择受试者的富集策略，例如，可以选择对现有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而可能对试验药物敏感的受试者。《药物临床试验富集策略与设计指导原则(试行)》阐述了常用的富集策略与设计的原理与方法、各自的优缺点，并从实际应用和监管角度说明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随着创新引领医药产业发展，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申请数量逐年攀升，仅2019年，药审中心就受理了1类创新药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302个品种，较2018年增长了26.4%，目前许多创新药研发正处于临床试验的关键节点。(记者落楠)

香港肿瘤学家兼临床研究员Herbert Loong拥有医学学士(MBBS)、 分子和诊断病理学硕士(PDipMDPath)学位，系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英国)、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师学院院士、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士和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加入了全球性科学研临床研究组织George Clinical的领先科研队伍。Loong 博士同时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一期临床试验中心医学副主任和临床肿瘤学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威尔斯亲王医院成人肉瘤多学科小组的现任及创始召集人。首席医疗官Maria Ali表示：“Herbert能够加入George Clinical的领先科研队伍，并扩大我们在亚太地区的肿瘤学覆盖范围，我们深感荣幸。” “Herbert不仅致力于携手业界扩大临床研究成果，还积极帮助亚太地区进一步发展肿瘤研究能力，这也是乔治临床组织在该地区工作的核心目标。”Loong拥有香港大学医学学位，曾在加拿大多伦多玛格丽特公主癌症中心访学，从事实验疗法方向药物开发研究。他的临床和研究方向还包括肉瘤肿瘤学、胸部肿瘤学和健康经济学。曾获得了欧洲癌症大会奖学金(2013年)、ASCO年会优异奖(2014年)以及香港医师学会青年研究者奖(2014年)。经病人及其照顾者提名，2018年，他带领香港中文大学肺癌团队，因在“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流胸部肿瘤护理，获得IASLC基金会癌症护理团队奖。Loong表示，“我的首要目标是通过药物开发、临床试验和医学教育领域的努力，改善癌症患者个人或整个群体的疗效和预后。” （文章来源：美通社）

作者：来晏 涂圣贤 刘学波2020新年伊始，疫情使得我们的学术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包括AHA/TCT等大型国际心血管会议都采取了线上结合线下的方式，但这不影响我们对冠脉相关的临床研究的关注。纵观2020年冠脉疾病的影像学和功能学相关临床研究，笔者挑选了其中的部分进行了分析和点评。Part 01无创功能学检查篇2019年11月，在美国心脏协会会议（AHA 2019）上，一项历经10年和投资近1亿美元巨资的（ISCHEMIA）研究结果震撼发布。长久以来，我们认为稳定型冠心病的介入治疗目的主要是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ISCHEMIA研究结果显示：在临床表现稳定的、中度至重度缺血的冠心病患者中，如果患者接受了最佳药物治疗（OMT），介入治疗或搭桥未能使患者获取降低发生重大心血管事件的额外获益。该研究共入选了5179 名无创功能学检查（包括超声心动图、磁共振、核素检查等）显示存在中、重度缺血，且冠脉CT检查排除严重左主干病变和不存在冠脉病变的患者，随机分组；其中干预组2588 名患者，95.6% 患者进行了冠脉造影，79.4% 进行了血运重建治疗；进入保守药物治疗组的2591 名患者，在药物治疗过程中，21% 的患者由于症状加重等原因行血运重建术。在中位数3.7年的随访期间，主要终点事件（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心脏骤停、因不稳定心绞痛或心力衰竭住院）两组间无明显差异。干预组围术期心梗的发生率更高，而药物保守治疗组发生自发性心肌梗死的比例更高。在2020年上半年公布的生活质量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患者存在明显的心绞痛症状，干预组能够更好的改善生活质量，而当患者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症状时，这一获益变得不明显。在CTO患者的亚组分析中，显示结果同主要研究结果类似，复合终点事件没有明显减少。ISCHEMIA研究得出了划时代的结论，存在缺血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研究指出在存在明显症状的患者，积极的干预可减少心绞痛的发作，并改善生活质量。这一研究结果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和启示，在面对无症状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干预的指征是否应该更加谨慎？然而，在分析这一研究的结果时，我们也看到研究排除了急性冠脉综合征、左主干病变、EF明显降低、心功能明显下降的这部分最能够从积极干预中获益的患者。因此，在不合并上述高危情况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中，选择单纯优化药物治疗作为初始治疗的方案可能是安全且合理的。但是，实际工作中，必须考虑研究的单纯药物治疗组有20%的患者接受了血运重建术，且围手术期心梗与自发心梗有着不同的临床意义及后果，心血管医生可能会有不同解读。另外，研究采用传统无创功能学技术评估心肌缺血，其只能反映冠脉导致的整体缺血状态，对于部分同时存在心外膜血管与微循环问题的患者无法区分缺血是否由心外膜血管狭窄引起；此外，当存在多支血管病变与多处串联病变时，无创功能学发现的缺血区域与靶病变未必能精确地匹配，这些都可能造成介入干预的病变与实际导致缺血的病变存在不匹配，影响到介入治疗的疗效。基于冠脉压力比值获得的FFR测量由于能够精准地定位到对介入干预有效的靶病变，成为了诊断冠脉狭窄病变是否需要介入干预的“金标准”。而这一“金标准”与传统无创缺血评估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匹配性，故目前ISCHEMIA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既往经典的FAME II研究结论并不冲突；而且，本研究中药物治疗组与干预组的主要终点事件数值上在3年后逐渐体现出差异（5年随访时药物治疗组事件18.2%，干预组事件16.4%），尽管研究设计的终点没有达到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art 02腔内影像学检查篇2020年10月TCT会议公布了PROSPECTII和PROSPECT ABSORB两项研究结果。其中PROSPECTII作为一项前瞻性的观察性研究，对898 例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进行了三支冠脉的血管内超声（IVUS）及近红外成像(NIRS)检查。在随访中位时间3.7年中，总体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为13.2%（包括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不稳定心绞痛）。从病变特点来看，NIRS技术所发现的最大斑块脂质负荷≥324.7、血管内超声所发现的斑块负荷≥70%是不良事件发生的独立预测因素；然而，即使同时具有上述两项危险因素，现代抗动脉粥样硬化的药物治疗下，冠脉“非罪犯”病变导致不良事件发生的比率仅为7.0%。 与PROSPECT研究的结果类似，粥样斑块的某些不稳定病变特性与事件的发生相关，但其阳性预测值仍低，并不能作为临床介入治疗的重要标准。同期发布的PROSPECT ABSORB则是在PROSPECT II的基础上进行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纳入了182 例存在一个以上非限制血流狭窄病变的患者，随机分为植入可吸收支架+药物治疗组和单纯药物治疗组。这一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期待可吸收支架能够起到稳定斑块、减少不良事件的作用。在25个月随访中，观察到可吸收支架组最小管腔面积较药物治疗组明显增加，且没有增加死亡、心梗、不稳定心绞痛、再次血运重建以及支架内血栓的复合事件终点。第一代可吸收支架晚期相对药物洗脱支架而言，晚期靶血管再次血运重建及支架内血栓的发生率高是其没有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但该研究提出的使用可吸收支架起到稳定斑块、减少事件的假设也许是未来更加安全有效的可吸收支架时代可以考虑的临床策略；不过PROSPECT ABSORB该研究设计和结果，能借鉴的仅此而已，其临床可及性差。另一项COMBINE研究在糖尿病患者中进行，结合应用目前分辨率最高的腔内影像学工具OCT和有创功能学评价工具FFR。在糖尿病患者，COMBINE研究对中度狭窄的稳定病变同时进行功能学（FFR）和影像学（OCT）评估，使用功能学评估决定是否进行介入治疗，而使用腔内影像识别患者潜在的TCFA（薄纤维帽富含脂质）斑块，并提示高危病变。在FFR阴性的药物治疗组患者中，其中25%病变为TCFA斑块。在18个月的随访中，存在TCFA的患者MACE事件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无TCFA斑块组。高危斑块的存在是MACE事件的强预测因子。这一研究进一步提出了缺血和未来不良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两个不同的概念。功能学和影像学评估相结合，不仅能够获得患者的缺血情况，同时还包括了病变部位的斑块信息，有助于提高预测患者可能发生的心血管事件的能力，更有助于制定精准的治疗方案，未来OFR与UFR等计算FFR技术与腔内成像导管的整合将提供更为简便与全面的评估。另外，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微循环功能欠佳，可能会影响到FFR测量的可靠性，计算FFR是否能够克服导丝FFR的部分局限性，得到不同的临床效果有待未来开展相应临床研究来解答。Part 03有创功能学检查篇DEFINEFLOW研究设计公布在2018年TCT会议上，在当时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目前使用的冠脉血流准备分数（FFR）的原理是使用压力导丝检测冠脉的压力变化，而冠脉血流储备（CFR）则使用血流多普勒导丝测定血流速度，计算最大充血状态下冠脉远端血流量和基线状态的比值。临床上它们的正常值意义不同，且部分患者存在不匹配的情况。该研究设计为国际多中心、开放标签的研究。在稳定型冠心病患者中进行冠脉压力导丝和血流测定。FFR＞0.8的患者不进行介入治疗，基于测定的CFR值，进而分为CFR≥2组及CFR＜2组，并观察随访其临床事件；而在FFR≤0.8的患者中，CFR≥2的患者延迟PCI治疗，仅在CFR＜2的患者中进行介入治疗。研究的主要终点为2年随访期MACE事件（包括死亡、心肌梗死、再次血运重建）。令研究者意外的是，并没有得出“CFR-/FFR+组不劣于CFR-/FFR-组”的结论。冠脉血流储备正常的患者，如果其病变压力比值变化明显，仍易发生心血管不良事件。次要研究终点包括靶血管心肌梗死及血运重建（TVF），研究显示FFR是TVF的独立预测因子，而CFR并未显示其预测价值。CFR反映冠状动脉心外膜血管与微循环的功能，评估在最大充血状态下，冠脉的血流是否显著增加。而FFR则反映心外膜狭窄性病变对冠脉内压力阶差的影响，因此从目前的结果看来，FFR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有更好的相关性。前期我们开展的一项研究（Atherosclerosis 2018；273：136-144）发现，FFR数值与冠脉狭窄导致的紊乱血流紧密相关，相反CRF异常并不一定会导致紊乱血流的增加，而紊乱血流的增加会增加血管内皮剪切力的异常，导致患者临床预后不佳，介入干预该部分病变可以改善血流的紊乱程度。这也许是FFR引导介入治疗获得很好临床治疗效果的主要原因。从这方面来说，DEFINE FLOW的研究结果并不意外。TARGETFFR研究为另一个单中心、随机临床功能学研究，旨在使用FFR指导血运重建术，并观察其临床效果。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遇到植入支架后FFR仍低于0.9的情况：研究提出了大家非常关注的临床问题。问这部分患者是否可以进行PCI结果的优化？FFR值是否能够得到明显的提升？以及与造影指导的手术相比，事件的发生是否减少？入选的患者随机分为PIOS组（FFR优化组）和对照组，两组均在PCI术后进行FFR测定。对照组仅根据冠脉造影指导手术；而PIOS组则较为复杂，如果测定FFR值＞0.9，则手术结束，如果FFR值≤0.9，则术者根据FFR压力曲线的变化，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扩张或植入支架的处理。如压力曲线下降但无明显跳跃，考虑为弥漫性病变，无法进行进一步优化。如在支架节段压力变化≥0.05，则使用更加积极的后扩张后再次进行FFR测定。如在非支架节段压力变化≥0.05且病变长度＜20mm，则植入另一枚支架后再次进行FFR测定。研究的结果显示所有入选的病例（238例）在造影指导的PCI术后，仅有32%的患者血管FFR≥0.9，其中FFR≤0.8的患者占总病例中的29%。在PIOS组的131例患者中，在造影指导的PCI术后29%的患者FFR值＞0.9。仅有40例患者在FFR指导下进行了进一步的球囊扩张或植入额外的支架，其余33例患者为弥漫性病变无法优化，19例患者为虽然有压力跳跃性变化，但术者无法进行进一步优化，1例患者为不能耐受手术时长。在40例采用进一步介入手段优化组，其FFR值、CFR值均较优化前明显升高。该研究在随访中位数1.7年中，优化组和对照组TVF的发生率均很低，没有得出明显的差异。但优化组的手术时长、造影剂及射线用量等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一研究中我们观察到在常规使用造影指导的PCI术后，仅有1/3患者能够得到FFR＞0.9的效果。在使用FFR指导的优化组中，43%的患者使用了额外的球囊扩张或再植入支架，获得了更佳的FFR及CFR值，35.5%的患者由于压力弥漫下降无法优化，21.5%的患者虽有压力跳跃性变化，但临床上未能获得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优化组虽然获得了即刻的血流动力学优化，但其手术时间、造影剂用量、血管活性药物的用量等大大高于对照组，风险和获益是否能够得到平衡，值得思考。该研究入选病例数较少，因此仍需要大型的前瞻性研究来验证其结果。另一个研究是头对头的比较使用FFR及OCT进行冠脉介入策略的决定和优化的FORZA研究。该研究为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选取造影为中度狭窄病变的350名患者进行1:1随机分组进入FFR组及OCT组，FFR组使用0.8作为CUT-OFF值决定是否进行PCI治疗，PCI术后优化的目标为术后FFR≥0.9。OCT组使用斑块负荷大于75%、MLA＜2.5mm2或存在斑块破裂作为需要PCI治疗的评判标准，PCI术后优化的目标为支架充分扩张（≥参考管腔面积的75%）、避免贴壁不良和边缘夹层。在13个月的随访后发现，OCT指导组复合终点事件（包括死亡、MI、靶血管再次血运重建、显著心绞痛）发生率更低。FFR组接受PCI的比率显著低于OCT组。但在优化PCI的效果中，FFR组仅有47.5%达到了FFR值≥0.9的优化终点，而在OCT组也仅有64.7%的患者达到预设的优化终点。这一研究结果使我们再次考虑，使用功能学或者影像学进行PCI策略的决定和结果的优化，孰优孰劣可能还不是一个已成定论的议题。2020年的冠脉影像学、生理学研究向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和思考。影像学所发现的易损斑块在特定的患者会导致临床事件的增多，但其阳性预测率仍不足以使我们选择其进行患者的筛选。冠脉整体缺血的存在和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识别真正导致缺血的心外膜狭窄病变对介入治疗的疗效尤其重要。纷繁复杂的功能学检测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临床参考价值？计划在2021年公布的QFR随机对照临床试验FAVORIII China的研究结果也将进一步丰富冠脉功能学的循证医学证据。作者简介作者 ： 来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专科分会青年委员、秘书长、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专科心脏重症监护学组副组长，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血管内超声中国专家共识》编写发表。发表SCI文章10余篇，影响因子30分，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0篇。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上海市科委项目一项、上海市卫生局项目一项。擅长各种复杂冠脉病变的介入治疗，擅长将腔内影像技术用于复杂的冠脉介入手术的指导和优化，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并改善患者的预后。作者 ： 涂圣贤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科技部“十三五”重点研发专项首席、QFR/UFR/OFR等无导丝计算冠脉功能学技术发明人，美国心血管病学院委员（FACC），欧洲心脏病学会委员（FESC），上海交通大学-博动医学影像联合实验室主任。作者 ： 刘学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国卒中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美国心血管病学院委员（FACC），欧洲心脏病学会委员（FESC），美国心血管造影和介入协会委员（FSCAI）。具有丰富的心血管疾病诊治的临床经验；擅长心血管疾病介入诊治；擅长腔内影像等技术精准诊治疑难冠心病。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30余篇；作为主要参与者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项）、上海市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中华医学科技三等奖各1项等荣誉。获“国之名医”、“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和“首届上海市医务工匠”等荣誉。

2020年10月28日，康方生物（9926.HK）宣布，将在2020年11月10日-15日线上举办的第35届肿瘤免疫治疗学会年会（「SITC 2020」）上公布6项与本公司产品相关的最新研究资料，包括以突破突破性成果（Late Breaking Abstract（「LBA」））研究形式公布派安普利单抗（AK105，PD-1）2项临床试验进展，以及以海报形式介绍CD47单抗（AK117）、CD73单抗（AK119）、TIGIT单抗（AK127）以及PD-1/CD73(AK123)双抗的最新研究进展。有关详情将陆续发布于本公司网站：www.akesobio.com。其中，以LBA研究形式发布派安普利单抗（PD-1）的两项临床研究，标题分别是：《PD-1单抗派安普利在二线及以上已接受化疗治疗的转移性鼻咽癌患者中开展的单臂、开放、多中心II期临床研究》和《PD-1单抗派安普利在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开展的II期临床研究》。以海报形式呈列4项最新的研究结果分别是：标题I：《一种用于COVID-19免疫治疗的人源化CD73单克隆抗体：AK119》；标题II：《使用PD-1/CD73双特异性抗体双重阻断PD-1免疫检查点通路和腺苷负反馈信号通路的肿瘤免疫治疗》；标题III：《一项评估下一代抗CD47单克隆抗体（AK117）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的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或淋巴瘤患者的安全性、药代动力学和抗肿瘤活性的1期临床研究》；标题Ⅳ：《两种具有不同结合表位和功能活性的TIGIT抗体》。关于派安普利单抗（AK105，PD-1）派安普利单抗由康方生物与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1177.HK）旗下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设立的合营企业共同开发及商业化。派安普利是中国生物制药唯一可用于开发基于PD-1抗体的单一疗法或联合疗法的新药，亦是本公司处于临床开发后期、具差异化且可能是同类最创新的PD-1单克隆抗体候选药物之一。派安普利的Fc受体和补体介导效用功能通过Fc区域突变而完全去除，同时与国外已上市PD-1抗体相比抗原结合解离速率较慢。这些特点使得派安普利具有更有效地阻断PD-1通路的活性，并维持更强的T细胞抗肿瘤活性，有可能成为临床获益更好的抗PD-1药物。关于CD73单抗（AK119）AK119单抗为CD73活性的完全拮抗剂。AK119完全阻断CD73活性可引起B细胞强烈活化幷加强抗体产生。COVID-19患者增加抗体产生或可会加强彼等破坏SARS-CoV-2病毒的能力。因此，AK119或会是治疗COVID-19疾病的有效方法。AK119亦可能使人体SARS-CoV-2病毒产生更强的免疫力，并可能与健康人士接种的疫苗结合使用，以增强疫苗的效力。关于CD73/PD-1双抗 （AK123）PD-1/CD73双特异性抗体可同时结合PD-1和CD73，通过互补而不重叠的途径解除肿瘤免疫抑制。PD-1/CD73双特异性抗体可抑制CD73的外核苷酸酶活性，减少腺苷的积累，从而解除抗肿瘤免疫活性抑制；尚可同时阻断PD-1与其配体PD-L1/PD-L2和B7的结合，促进IL-2和IFN-γ的分泌，解除免疫抑制；此外，还可通过不依赖于CD73酶活性的途径促进B细胞的活化；在临床前研究中表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PD-1/CD73双特异性抗体有希望成为治疗肿瘤的一种新方法。关于CD47单抗（AK117）AK117是康方生物自主研发的新型抗CD47单克隆抗体。CD47高表达于多种肿瘤细胞，通过与巨噬细胞表面的SIRPα结合释放“别吃我”信号，抑制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靶向CD47药物单药和联合治疗在血液肿瘤和实体瘤中均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疗效，是下一代肿瘤免疫治疗的热门靶点。然而，由于CD47在红细胞表面的广泛表达，靶向CD47药物可导致红细胞的吞噬破坏和凝集，影响其使用的安全性和耐受性。AK117通过其独特的结构，在保留抗肿瘤活性同时，消除了红细胞凝集作用，并显著降低其介导的巨噬细胞对红细胞吞噬活性，有望成为临床获益更好的抗CD47药物。关于TIGIT单抗 （AK127）TIGIT是主要表达在NK细胞和T细胞上的抑制性受体，其与配体CD155和CD112结合后可抑制NK细胞和T细胞的活性。NK细胞和T细胞表面的TIGIT与肿瘤细胞表面高表达的CD155的结合导致免疫抑制，促进肿瘤的发生和发展。靶向TIGIT抗体与TIGIT结合，阻断TIGIT与其受体的结合，解除免疫抑制，促进T细胞及NK细胞的活化，从而促进抗肿瘤免疫反应。关于康方生物康方生物（港交所股票代码：9926.HK）是一家致力于研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全球病人可负担的创新抗体新药的生物制药公司。自成立以来，公司建立了端对端全方位的药物开发平台（ACE平台），涵盖了全面一体化的药物发现和开发功能，包括靶点验证、抗体发现与开发、CMC生产工艺开发和符合GMP标准的规模化生产。公司也成功建立了双特异抗体药物开发平台（Tetrabody平台）。公司目前拥有20个以上用于治疗肿瘤、自身免疫、炎症、代谢疾病等重大疾病的创新药物产品管线，其中9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包括两个国际首创的双特异性抗体新药（PD-1/CTLA-4以及PD-1/VEGF）。康方生物期望通过高效及突破性的研发创新开发国际首创及同类药物最佳疗法的新药，成为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