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是什么意思

【能源人都在看，点击右上角加'关注'】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二战期间，著名的德裔美籍社会心理学家Kurt Lewin有句名言：“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加实用”（Nothing is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意思是指一个好的理论不仅是对实践的总结提升，还可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更多启迪。作为美国社会心理学之父，Kurt Lewin分别创立了力场分析（force field analysis，分析某一社会现象的推进力和阻力）、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行为公式(behavior equation)、领导力氛围(leadership climates)、变革流程(change process)、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等社会心理分析框架。陈新华|文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从博士论文研究“能量与信息”的关系开始，就一直注重理论层面的思考与探索。我深知只有做扎实理论基础，分析和看待问题才能在“知其然”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进一步讲，还能“知其所必然”。在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我一直记得从中学课本上就学到的列宁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也对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强调的“要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完善理论”有深刻领会。我国领导人在2020年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对于科研工作来说，这一判断可谓一针见血。我认为这一论述同样非常适用于“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研究。纵览全球，当下，已有欧盟、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50多个国家相继宣布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同时还有近100个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各自目标。可以说，碳中和已经掀起一场全球性的大规模运动，这场运动势必涉及人类的共同命运。伴随着欧美和中国各大研究机构纷纷开启了碳中和路径研究，截至目前，我读过的相关研究报告可谓之“汗牛充栋”。然而我认为，整体而言，当前这场伟大的运动仍然缺乏一个明确的理论基础。比如，在认识碳和二氧化碳的关系问题上，大多数人都明白问题的焦点是二氧化碳而不是碳，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存在“逢碳必反”的倾向。欧洲许多研究机构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完全零碳和100%电气化的社会，即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路径要以零碳电力代替化石能源，一些难以减排的领域，如重卡、船舶、石化、水泥和钢铁，所使用的传统化石能源则应以零碳电力制取的绿氢来代替等。基于这一考虑，一些大型跨国油气公司提出了激进的低碳转型方案，即大幅减少油气产量并投巨资到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挪威与荷兰欧洲这两大天然气生产大国，已在讨论禁用天然气；欧洲投资银行也决定从今年起，不再给不加CCS或生物质制气的天然气项目贷款。我认为，这些观点与做法均没有正确认识到碳及碳基材料对于人类生产与发展所起到的不可或缺作用，也忽略了能源系统不仅提供能量还提供碳基化工原材料这一事实。碳中和的核心内容是要把人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到最低限度，实在无法减少的则通过对冲手段来中和，使得人类活动往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为零。其前提是要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能量和碳素需求，同时保持经济的竞争力。如同能源消费，碳排放既是一个物理现象，也是一项经济活动，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能源各子系统的关联性、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靠减碳而不是卖碳产生价值的碳中和时代经济学逻辑、可再生能源与数字技术零边际成本时代的定价理论、具有强大外部约束条件的帕累托最优路径，以及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公平等诸多理论问题展开探索。可以说，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就无法建立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对某些能源技术，如电动汽车、氢能、储能、生物质能等在未来能源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就难免陷于片面；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无论在探索碳中和技术路径方面，还是在宏观政策措施设计方面，也难免有失偏颇。如果说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则就是盲目的实践，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盲目实践必将面临走弯路，甚至失败的风险。在梳理能源工作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过程中，我对自己经历的一件事非常深刻。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开始将单位GDP能耗作为约束性指标，要求在5年内降低20％，并将该目标分解到各省市，作为地方政府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的内容之一。同年3月，我应上海市能源研究会的邀请，做了一场题为“节能工作的理论基础与最佳实践”的演讲。演讲中我提到，随着单位GDP能耗作为约束性指标的制定和分解落实，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节能工作即将开始，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开展如此规模的节能工作，当务之急需要明确理论基础。在如何降低单位GDP能耗上，彼时主流观点强调的是两条路径，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来落实。我在演讲中提出，这里存在理论误区。因为，产业结构调整也好，技术进步也好，均会让老百姓觉得节能工作只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事，与他们毫无关联。但实际上，决定节能工作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调动这14亿人口来共同努力。我因此重新构建了单位GDP能耗的分解等式，引入了人的因素，并以此提出，节能工作不仅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还要对消费结构进行调整，要注重以人为本，动员人人参与。在此基础上，2006年7月，我发表了一篇题为“节能工作要明确理论基础，避免战略误区”的文章，对能源消耗所涉及的物理学与经济学理论基础进行了探索，对后来的国家节能工作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今天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正掀起一场碳中和的热潮，在这一运动刚刚起步的关键时刻，我想提醒大家，我们需要回归问题本质，就相关的基础理论问题开展一些理性思辨，旨在建立基于科学、符合国情，且具有东方智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以此来指导碳中和的技术路径与政策设计。只有理论基础明确了，才能在实践中少走弯路，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和最快的速度，达成碳中和目标。当然，碳中和基础理论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门学科，本人知识水平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出一个十全十美的理论框架，只希望近期围绕碳中和这一主题所发表的一系列观点能够发挥“抛砖引玉”之功效，激发更多同行开展进一步研究，为中国碳中和这场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基础。（作者系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国际能源署前署长特别助理，联合国气候变化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参与者。）责编 | 张胜杰本文为《中国城市能源周刊》原创首发，经授权后方可转载，联系方式010—65369491或直接在后台留言。猜你想读竞相立flag，提前五年碳达峰！这一领域数十万亿元蓝海待挖管窥年报，城市燃气可为“碳达峰、碳中和”贡献什么？绿色低碳引领国内、媲美国际，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点要强化！关于我们《中国城市能源周刊》由《中国能源报》社主管主办，《中国能源报》与国网（苏州）城市能源研究院联合出品。2019年3月4日正式创刊，全彩双周刊，周一出版，随《中国能源报》发行。正逐步打造集报纸、网站、微信为一体的融媒体新闻载体。致力于做城市能源转型发展忠实记录者，打造城市能源领域权威、专业舆论高地，引领城市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走品牌化道路。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转载自中国城市能源周刊，所发内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全国能源信息平台联系电话：010-65367702，邮箱：hz@people-energy.com.cn，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

人工智能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交点，今天晓翊想要和大家一起探讨下AI 的未来发展。5月6日，清华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朱军教授担任基础研究中心的主任。张钹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跃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摩根大通人工智能总负责人、人工智能专家Manuela Veloso教授担任学术顾问。新的机构将充分落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战略，旨在探索发展鲁棒、可解释的第三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方法；研制第三代人工智能编程框架及基础算法库；打造开放的、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清华AI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今天成立的这个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晓翊认为对于AI的发展有了极大的信心，在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论AI的兴衰的时候高校做出了一个和好的表率。也让更多关注和从事AI的小伙伴有了信心坚持下去。晓翊对AI非常的感兴趣也是在不断的学习AI的技术。人工智能其实是通常，“机器学习”的数学基础是“统计学”、“信息论”和“控制论”。还包括其他非数学学科。这类“机器学习”对“经验”的依赖性很强。计算机需要不断从解决一类问题的经验中获取知识，学习策略，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运用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并积累新的经验，就像普通人一样。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学习方式称之为“连续型学习”。但人类除了会从经验中学习之外，还会创造，即“跳跃型学习”。这在某些情形下被称为“灵感”或“顿悟”。一直以来，计算机最难学会的就是“顿悟”。或者再严格一些来说，计算机在学习和“实践”方面难以学会“不依赖于量变的质变”，很难从一种“质”直接到另一种“质”，或者从一个“概念”直接到另一个“概念”。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实践”并非同人类一样的实践。人类的实践过程同时包括经验和创造。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开始倡导AI的发展也是对于我国AI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更能够体现出未来AI的趋势！为技术点赞！

来源：女教授跟生活的死磕 作者：吉大秋果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要有学术性即理论分析！有小朋友在后台留言问：果啊，啥叫理论基础，为啥文章要有理论性和理论分析！这说的到底是啥啊？哎，这个问题本果也经常跟学生说，也是论文写作经常出现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掰扯一下。首先，我们写论文写的是学术论文，学术论文是与非学术论文相对的一种分类方式，是指理论上对某个事情的分析和阐述，所以它必然要涉及到理论基础。举个例子，学术论文长成这个样子《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目标及路径——基于权威与共识的分析》；非学术文章长成这个样子《推进指导案例；构建和谐司法》。你发现它们两个的区别了吗？前者是学者写的，目的是在学术的层面探讨案例制度的改革路径，试图分析案例指导制度的本质根源，进而提供一个理论上的思考；后者是一个类似工作报告、政策口号一类的，并不试图从理论上分析，也不想有什么深刻性，就是想表达这么一个观念。大学生、研究生、教师都是研究人员，是研究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写的东西都是学术性文章，要求从学术也就是理论层面上分析，而不能停留在口号，政策，舆论导向什么的表层上。同样的选题有《给正当防卫“稳稳的保障”》与《特殊正当防卫的法律适用与立法研究——以“涞源反杀案”为例》，你能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了吧。其次，写论文是要解决问题，还记得知识体系和知识图谱之间的关系吗？（查看你为什么不会写论文？那是因为你有知识没思维！）(戳题目即可阅）写论文是要解决问题的，是在问题的引导下进行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爱因斯坦说，问题不能在其被提出的层面上被解决！啥意思？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有产生的根源，你得在根源这个层面上解决问题，这就涉及到了产生问题的原理层面，你得进行理论分析。比方说，你和你妈因为穿秋裤这个事情发生了争执，长春现在已经下雪了，你妈认为你必须穿秋裤，你说你不感觉到冷，不穿并执意要露出脚脖子。娘俩因为这个事情闹红了脸。那你说你不觉得了，这个问题的前提和根源是什么？——是你有一个假设——我能感知我身体的冷热，我的身体冷不冷，我是自己能知道的。这典型就是哲学中的我自己和我的物质体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自己能完全地感知我们的物质体吗？并不能，举个例子，你感冒过吗？你受寒感冒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冷，但是你的意识不觉得冷，所以你感冒了。结论是你的意识（你自己）并不能完全感知你的物质体。所以到了节气就应该穿秋裤。我再重申一下，你和你妈在穿秋裤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在穿不穿这个层面上解决不了，因为你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你必须上到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根源就在于你的潜意识认为，我不觉得冷就是我的身体不冷。但实际上是你的意识经常感知不到你的物质体，感冒这回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东西。于是在理论层面上分析完了之后，我们回到现实中的问题层面，你不觉得冷，但是你的身体会冷，请你老老实实穿上秋裤。看到没？这就是问题不能在其产生的层面上被解决。学术问题也是这个道理，它必须上升到它的原理层面上被分析，进而才能被解决。最后，你写的是学术论文，你的论文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所以你需要有理论分析。理论分析这个事情其实是考察你的基本功，你的学术功底，说白了就是你的基础知识。你在大学上课期间学习到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所以，你看大学的基础知识很重要吧，它就是你未来解决问题的理论源泉。我说到这里，你明白了吗？我们经常说一篇论文没有理论性，是指学生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就围绕这个问题就问题谈问题，根本不会升华到理论层面上探讨，你不能升华就意味着你不能透视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本质，所以你也解决不了你提出的问题。所以，如果老师说你的论文没有理论性，就是说你没看透这个问题的本质，也没将这个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去分析和解决。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估计你的基本功也不咋地，因为这个环节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学术基本功！

选择有意义的研究方向研究生选择研究方向，确定研究题目的关键是一定要有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论贡献、实践意义、方法改进与创新，有其中一个就可以。有理论贡献理论贡献是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衡量标准。理论贡献是从哪里来？实际上是对文献中理论的修正、扩展或者新建一个理论。但就目前我的水平来说新建一个理论是比较困难的，比较现实的是理论的修正、扩展以及中国化。中国化其实本身也是一种修正。怎么样实现文献中理论的扩展与修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去看顶尖的期刊，要用批评的眼光看顶尖期刊上的论文。什么叫批评的眼光呢？就是站在审稿的角度。我们看论文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学习，然后是找到研究机会。找到研究机会最重要的是要有理论意义。所以第一点要找到反例，比如说你认为理论不对，能找出反例。这样的话，你就有了机会来做一些理论的扩充。举一个例子：在某天下午的讨论上，谈到了电子商务。网络减少了人们的搜索时间，提高了效率。有人提出来一个问题，有了网络之后有时候买东西反而更费时间了。上了一晚上的网，都没有买到一件衣服。这就是一个反例。还有另一个反例就是有时候我们用网络（如QQ、微信等）进行联系反而降低了效率。第二点是一定要做笔记，写读书报告。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个的研究目标是什么，他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实际上跟我们写开题报告，或者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是一样的。作者在introction里面会介绍他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和意义，这个逻辑有必要在做笔记的时候写下来。你积攒多了这种写法，自己就知道怎么写了。这些都是密切关联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他写这个论文的背景和意义，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研究内容是什么？他是研究了一个算法还是研究了一个理论？研究方法是什么？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实际上我们答辩也是这五个重要的方面。写申请书也是这五个重要的方面。把这五个重要的方面说明白，还要把重要的句子、观点摘录下来。最后加上自己的看法，比如：反例、你质疑的地方、可以扩展的地方。说到发表高水平论文。高水平论文一定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就是在学术界、企业界，对于社会的促进，高水平论文是有贡献的，是有人看的。而那些决策者、那些大家是会看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关于理论贡献，如果有太多人研究的理论，就别研究了，比如说技术接受模型。总结一下，理论贡献这一块你一定要找到理论的缺陷，可以扩展的地方。一定不能太经典，因为有太多的人做了，你发表的机会就小了。有实践意义实践意义是我们拿国家社科基金的关键。你要拿国家自然基金，一定要有理论意义，拿国家社科基金一定要有实践意义。我说的实践意义是一定要有政策的含义，在后面我会举例子给大家说。在现实中有政策含义，有现实的启发和启示，那么这个怎么来判断呢？第一点是热点的问题，或者是说是未来的趋势。如果是过去的一个事，就不要去研究它了。第二点是中国特色，也是我们一个入手的地方。所以我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某教授有一个国家社科的重点项目：食品安全违规行为的正式非正式双重治理分析。他其实研究的是食品安全违规行为的治理，正式指的是法律法规的惩罚，非正式指的是你这样做了后你的信誉就不好了，因为有道德的约束，人际关系的约束。这个项目就很有意义，很重要的事。人家的研究方法不是泛泛论述的，而是有非常规范的研究方法。我们的困惑往往在于非常有实践意义的一个事，不知道理论上怎么研究，要向人家学习。人家既是社科基金，又能发表论文，因为人家的论文是很规范严谨的，用很规范的方法去研究的。有方法创新达不到理论创新，也没有那么大的实践意义，但是可以有方法创新。我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工科专业主要是这样，比如说计算机的、数据挖掘的、电器的、材料的、机械的，他们都是工艺和方法的创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数据挖掘算法，比如说个性化推荐的算法，协同过滤啊，社团划分啊，聚类啊，分类啊，关联分析啊，通过改进这些算法，来提高应用效果。管理类的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语言非常重要，结果的讨论非常重要。

看一个权威期刊的报道，1982年，我国招生的博士人数为302人，到2017年，已经达到83878人。我国博士研究生是从1981年开始招生的，自1981年到2019年，招生人数约137万。预估2020年博士招生有望突破11万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每年招收和培养的博士数量，已经逐渐位居全球首位。按理说，我国每年培养的博士也不少，比外国一些发达国家还多。那为什么我们的科学成就却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呢？实际也是有原因的，我国的博士人才是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从事科研的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第一：有些博士不具有真才实学。我们现在没有真才实学的博士也不少，比如像翟天临一类的。还有一些是在职博士，这些基本都是为了混一个博士文凭，装装门面，根本就没有博士的真才实学。还有一些人是花钱从外国买回来的博士学位，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也是啥也不会。现在的博士应该只针对在全日制博士，只有这些博士，才可能具有真才实学。我国博士数量是不少，但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二：有些博士毕业后没有从事相关工作。在我国，很多人读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搞科研，而是为了挣钱，为了找份好工作，为了博士的名号。很多博士毕业后，并没有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比如一些博士毕业后考公务员了，从事机关事业方面的工作；比如一些博士毕业后去中学当老师了，看看深圳中学招聘的老师，很多都是985院校的博士；比如一些女博士，可能结婚生孩子后就在家做全职家庭妇女了，根本就不工作。他们之所以读博，就是为了有了博士的头衔，好找工作。根本对科研也没什么兴趣。第三：我们的博士只注重理论研究，实践经验不足。温铁军教授曾说过：我们现在的博士是“窄土”，越学越窄，我支持干部下乡。他说我们现在的博士都是靠纯粹理论成立的，教育要不断发展，不要死守西方的模式。我们目前的博士就是太缺乏实践生活经验了。博士应该到田间里到工厂里，只有如此，很多知识才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如果不能从实践中来，那就只能闭门造车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博士很多，但很多仅仅是有高深的理论知识，并不能把这些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所学的知识并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第四：我们很多人愿意读博的目的不单纯。实际很多学生读博，并不是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并不是为了某一领域的探索。目前的很多人之所以读博，无非以下几个原因：1、为了赚更多的钱。2、为了找个好工作。3、为了多个好听的名号。4、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只有极少一部分是真的喜欢研究，喜欢钻研，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大部分人就是为了镀金罢了。这种目的极不纯粹的读博，就导致了很多人辛辛苦苦读完博士以后，并不会从事相关的工作。而是利用博士的头衔找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待遇很高的工作。说白了，其实是浪费了国家培养博士所有投入的巨大代价。有人说，博士应该宽进严出，应该严格控制博士数量，提高博士的质量。实际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培养出来的博士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有多少。华为很大一部分博士请的都是外国的，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博士不用呢？很简单，我们的博士水平可能达不到人家的要求。我们培养博士花费了那么大的代价，但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科学成就为什么还不尽人意呢？是我们教育的问题还是博士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认真反省！

一、迷途（一）论书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第九十三首，痛驳阮元“南北书派”之说，且谓世上各种学问，如医术、烹饪、音乐等皆可验证，“惟书道则不然。不识一丁者，亦可照猫画虎，率尔操觚；略识之无者，更得笔舌澜翻，逞其臆论。……其所论列，譬如独坐路歧，指评行客，肥者氏赵、瘦者氏钱、长则姓孙、短则姓李而已。”其言讥而近虐，实则阮元不至于是。然而说近世谈书艺者多信口开河，则甚确！论书法，确实是很难的，大家乱说一气，弄得我辈小子茫无所归，不知书法之真精神究竟何在。（二）执笔窃尝慕沈尹默先生书，搜求其论书之作，冀得津梁。先生论书著述甚多，近时中华书局所辑《学书有法：沈尹默讲书法》尤便后学。然试观其目，便可知先生于书道，仅关注于笔法，且不是指在纸上呈现的“笔法”，而是“执笔之法”。故其论次是：写字工具，毛笔，书法的由来及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写字须先学会执笔，执笔五字法和四字拨镫法，再论执笔，运腕，行笔，笔势和笔意，习字的方法，习字的益处，书家和善书者。末尾这篇，其实就是结论。他把历来书人分为两类：一种是懂笔法的，执笔正确，可称书家；一种是执笔不正确，但字也写得不坏，为人所喜，是善书者。相较之下，前者当然才是正宗，后者不免如唱戏的票友。毕竟非科班出身，故于法度终不谨严，亦不能各体兼擅。先生之见如此，其教人学书，自然就要殷殷以执笔之法为念了。我当然极佩服沈先生的字，但我不以为这就是沈先生的“释迦真实语”。可能还是由于要向初学者说法，故仅作权教，喻示初机，所谈只是技而非道。又不但非道，亦且昧理，缺乏历史常识。因为沈先生说执笔，即我们现在一般说的“凤眼法”。五指执笔，分、押、钩、格、抵，他认为这是二王传下来的。如苏东坡那样，三指撮笔，像现今我们使钢笔圆珠笔那样便不正宗。沈先生论二王固然极精，自作字也颇有得于二王。但二王执笔可能如沈先生这般吗？古人跪坐，左手持牍、持简或持卷帛，右手持笔而书，怎么可能如唐宋以后坐在椅子上据案作字这样提管竖腕？不都是三指执笔如今日写钢笔字吗？沈先生关心书道，竟忘了风俗有古今之异，致令其所论二王执笔之诀，俱成笑谈。①（三）用笔论书略近沈先生一路者为周汝昌。周先生以红学名家，但自谓于书学“下的工夫比红学多得多”。所论大旨，则集中于《书法艺术讲义：永字八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周先生博辩纵恣，但其所说皆出于伪托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的一条：“敢问长史神用执笔之理，可得闻乎？”长史曰：“予传授笔法，得之于老舅彦远曰：‘吾昔日学书，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后问于褚河南，曰：用笔当须如印印泥。思而不悟。后于江岛，遇见沙平地静，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书之，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真草字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周先生把这段话奉为“书法上的《圣经》”，谓他自己一切言说，均只是这段话的阐发而已。事实上确实也是如此。不过，张长史说的执笔，实际上与沈先生讲的执笔不同，乃是“用笔”。用笔在沙上画，而要使其藏锋，谓如此乃能沉着。于是周先生就在锋是什么、如何藏、又何谓沉着、如何才能沉着这些地方发挥。张旭谈的执笔用笔，均属于笔法论之一环，因此，周先生也结合古来有关“法”的言论而说，扣住永字八法，细讲点、横、直、钩、撇、捺等。周先生与沈先生一样，都奉王羲之为标准，既讲永字八法，又以《兰亭序》为典范。但周先生说锥画沙与藏锋，却与沈先生不同，论《兰亭》也有特殊之处。他最推崇的，既非“定武兰亭”，也非“神龙本”，而是《三希堂法帖》中元人陆继善的摹本及成亲王《诒晋斋法帖》中刻的另一元人摹本。论锥画沙，则沈先生说不能一画径过。若一滑即过，毫无起伏，自然不可能沉着，故须涩、须深入，然后微微动荡地画下去。周先生反对一边行笔一边左右动荡的写法，强调利锥深入，锋入细泥。其实此即沈先生“深入”之说，但他自负云如此乃能祛古来说者之病，谓历来说藏锋均只是在平面上回锋。如此论书，当然也是技而非道，而且回锋是回锋、藏锋是藏锋，古人未尝误，周先生扎了稻草人来打，有些胜之不武。再说，其论藏锋是否即为确诂，恐怕许多人未必无疑。张旭取象之言、伪颜真卿传法之谈，又岂能作为书法上的《圣经》？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所取，抑何小哉？先生又有《书学初议：中国书道》等文，主张书学即学。因为《说文解字》曾说：“，聿，饰也。从聿，从彡。俗语以书好为。”把字写得好，以此代表中国的书法，十分恰当。但如何使字有文采呢？周先生的回答是要加上结字间架结构、注意动静统一。这样就能令字了吗？我不敢说，周先生倒是自己讲了：“仅仅知‘法’还是不够。犹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即人的气质气味、学养风度、胸襟意境的大问题。……谁的书迹江湖气、谁的书迹书卷气等等评书语言，此为何故？这就不是‘技’‘法’‘艺’的事情了，也更非本文的范围了，因此不拟多所枝蔓。”看来，仅如周先生所云是不能得窥书法之真精神的，周先生自己未尝不明此理。但他论字应如何才能使之文采斐然，却自我局限于技艺层面，不肯直凑单微、高提法印，反谓学养胸襟等等就会枝蔓，故令人莫名所以。(四)结体周氏喜《兰亭》陆继善之摹本，启功先生有诗赞云：“丛帖三希字万行，继之一石独凋伤。恰如急景潇湘馆，赢得诗人弔古忙。”虽论书迹，实志交谊，前辈风徽，固可念也。②然而启功先生于书法，持论实与周先生不同，与沈先生亦颇异。沈、周两公着意笔法，启功先生则更重结体。尝谓赵子昂结体精严，自欧柳诸家来；若疏于结字，则学赵体态不堪入目。故子昂曰：“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启功先生不以为然，有诗驳云：“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律，顿觉全牛骨隙宽。”③所谓“黄金律”，是把一般练字的九宫格再予细化，“其法将每大方格纵横各划十三小方格，中间三小格纵横成十字路，每行小格为五三五。自左上一交叉点言，其上其左俱为五，其下其右俱为八。此十字路中四交叉点，各为五比八之位置，合乎黄金分割之理焉”。会去寻找这个规律，是因他发现每个字的重心其实并不在中心，所以不沿袭过去写九宫格都写在中间米字上的办法，另寻奥秘。这诚然亦可视为一法，可补过去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包世臣“大小九宫法”及《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一类书之阙。但亦不过补阙而已，能代替其他的结字法吗？过去讲结字，原则就是欧阳询说的：“四面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各家都在找如何使之四面停匀之方法，越讲越细，故可多至八十四法、九十二法。启功先生却只讲一点：寻找字的重心。看来是够简约了，然亦是用极细琐的方式来找。把九宫格细化十三格，再细算比例，其琐细可知矣！先生以此为“黄金律”，可见他应该是长期实践过此一方法的。他的字，“短长合度，四面停匀”，当即本于此一工夫。(五)几何无独有偶，旅法书法评论家熊秉明先生也有完全类似的办法，但他是由西方艺术得来的启发。他发现西方自希腊时代开始，就有几何秩序的追求，到文艺复兴以后，科学精神更把透视学、解剖学引入绘画，而绘画的构图也是细密的几何图形之组合。现代抽象构成主义尤为极端，把纯粹几何图形当做了绘画的中心主题。由此，反观中国书法，他总认为书法既是一门抽象造形艺术，亦当受几何规律之支配，于是他就借助西方视觉心理学一些成果，现代抽象主义一些教学方法，拟出一套严格的书法规律来，以此教学生。据他说，此法，西方学生较易接受，中国学生则否。所以他自己也曾怀疑这方法可能根本不适合中国人的思路与气质。而且，“依这方法写字，似乎会写出一种毫无趣味的印刷体，俗媚的馆阁体，如古人所说，字如算子”（《书法领域里的探索》，出自洛齐《书法与当代艺术—世纪末的最后碰撞》，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启功先生的字，既是依这类方法所写，自无怪乎也常被讥为印刷体、新馆阁体。不过，启功先生非但不以此为忤，更进一步配合计算机公司制作了一套字，把自己的字正式变成计算机印刷体字；晚年更常用硬笔作书，完全放弃了毫锋顿挫铺提之作用，仅以结体示人。遂令此类字皆如枯骨干柴，毫无血肉润泽之感。通人偶蔽，令人莫可奈何。(六)墨迹结体之外，启功先生论书，尤重墨迹，动辄批评古人学习碑帖仅见石刻木刻之病。此近于鉴赏考定家言，且欠恕道。古无今日影印技术，又无今日考古发掘之实物可堪摩挲，墨迹云云，仅能由石刻、木雕、拓片仿佛得之，焉能如今人利便邪？恃此压人，仍属胜之不武。而备观墨迹，究竟除了考订书史流传、鉴别旧刻真伪之外，于书道真际又有何所得？通观先生所论，概之不过三点：反石刻。实际上是反对阮元以来重碑的风气，所以说石刻已失真，不如墨迹，所刻乃刀法，非笔法。此先生所以云：“半生师笔不师刀”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以此认为历来名迹多半没啥了不得，不过因官大而传罢了。《论书绝句》第十一首注：“唐人楷书高手写本，莫不结体精严，点画飞动，有血有肉，转侧照人。校以著名唐碑，虞、欧、褚、薛，乃至王知敬、敬客诸名家，并无逊色，所不及者官耳。官位愈高，则书名愈大。”十二首论宋四家苏、黄、米、蔡，也说蔡不应是蔡襄，只能是蔡京、蔡卞。而古人所以以蔡襄代之，当是受“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传统儒家观念之影响。可是启功先生认为：“古之所谓德成者，率以其官高耳”，故斥其非是。《论书绝句》“自书本”更有《自序》说：“又见古之得书名者，并不尽根于艺能。官大者奴仆视众人，名高者生徒视侪辈。其势其地既优，其迹其声易播。”④反对以心术德行人品论书，其论蔡京、蔡卞即是如此，论王铎亦如此。举倪云林《题王黄鹤画》之语以夸王铎曰：“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嘿，王铎之前五百年，就上压赵子昂了，评价可谓极高矣。而在理论上，先生更直接驳斥柳公权“心正则笔正”之说，认为“笔下之美恶，与心中之邪正，初无干涉”。⑤这些意见，乃先生特识，而其实也就是偏见，驳之一点都不难：师石刻、木雕之刀法者自有大书法家，如先生论佚名章草《异趣帖》云：“今传世诸章草法书，惟《出师颂》墨迹可相伯仲，所谓索靖《月仪》，徒成桃挭土偶而已。”可是沈寐叟就是由《月仪帖》悟入的，其它例子，不胜枚举。前人所谓“如锥画沙”、“如刀界石”，本来也就是要以软毫去效法硬刀。得名者多半是因官大，则蔡京、蔡卞不更是大官吗？“德成而上”之德，又能解释成官吗？先生名高，恐遂放言矣！至于“心正笔正”，本为劝谏之言，先生借题发挥，将人品与书迹分开，益可见先生宗旨只在书迹层面。从前，刘勰品藻群言，题其书曰：“文心雕龙”。先生论书，却是仅及其迹，不肯谈心的。《西京杂记》曾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赋有赋之迹，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是也。然而赋不只有赋之迹，还有赋之心。此理连司马相如都懂，可惜启功先生不知，以为论心即是论道德，于中国艺术传统实可谓“隔教”了！(七)入画老辈论书，著名者尚有黄宾虹。黄先生推阐古人书画同源、书画一理之说，以书作画，而境界独辟，关键是其书法功力主要在金石碑版器物。元明倡书画同源同理者书法均非此一路，故先生能持旧说而开新貌。其言略谓：画法用笔，线条之美，纯从金石书画造像指言铜器、碑碣而来，刚柔得中。笔法起承转合，在乎有劲。（《黄宾虹文集·书信编·与程岳》）金石家者，上窥商周彝器，兼工籀篆，又能博览古今碑帖，得隶草真行之趣，通书法于画法之中。深厚沈郁，神与古会，以拙胜巧，以老取妍，绝非描头画角之徒所能摹拟。（《黄宾虹文集·书画编·画法要旨》）上钩下勒，此从云雷纹及玉器中悟得。写字作画都是一理。（《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中国绘画的点和线》）这几则都说画法要以书法入门，好的金石书家才能成为好的画家。倒过来，作字同样也就如画了，所以一九三八年与黄先生同游桂林的陈柱尊先生便记有黄翁语：“吾尝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画。”以山水作字，甚好。但可惜先生说的不是山水性情，也不是山水姿容，而是循环论证式的。以字作画，再以画作字，如此终是写道咸以来的碑版金石一路书法而已，于书道书艺之精神层面，涉及尚少。取径类似而更甚者，是大家都不太注意到的弘一法师。弘一作字，论者或称其本诸《张猛龙》，或誉其源于佛法。实则法师本学西方美术出身，后期作字，正是以西洋画法为之，世人未及察知罢了。法师与马冬涵的信说：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则可矣。看看法师如此坦白，那些乱捧乱誉的论者，不觉得羞愧吗？然而，此非中国书法也！(八)抽象台湾老宿之论书而具国际视野者，上述熊秉明之外为张隆延，末年定论为《隆古延今：张隆延书法论书文集》（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1999年）。特点有与启功先生同者，如通过字体、字迹之比对以说书史，重真迹等，但具体持论多不合。如启功先生谓怀素《小草千字文》“笔意略形颓懒，盖晚年之迹也”，《石渠宝藏》所藏今流行本则“勾魂摄魄”。张隆延反之，依文嘉评，称《小草千字文》“脱去狂怪怒张之习，专趋平淡，比其少作，有加无已”。山谷书，启功先生谓其与柳公权“结字用笔，全无二致。用笔尽笔心之力，结字聚字心之势”；张先生则本康有为说，称山谷行书与篆通。启功先生重结字，张先生则以用笔、结体、布白三者合论，布白实兼及章法，此启功先生所不及详者。故上述各端，张均略胜。然张先生及启功先生皆不免比附西法。启功先生追求黄金分割比率，张先生则将草书拟为抽象画，甚至认为整个中国书道均可归入抽象艺术。又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乃至现今每个人的签名，都是“抽象”画，都是“非定象”书。皆大谬。张先生旅美日久，颇有中西会通之意。处在西方社会语境中，想要说明中国书法的价值，所以试将书法比为抽象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比附由来已久，从效果上说，能为书法增价吗？说书法是抽象画、如抽象画、似抽象画，即能令不知、不重中国书法的人忽然对之敬重起来？忽然理解中国书法？恐怕是不行的吧？抽象画在西方，除了一小部分做现代艺术的朋友，又能获得多少认同或赞美呢？从学理上说，如此讲，有何理论上之益处？可帮我们更了解书法的本质？可开拓理论的层次或视野？除了勉强显示书法不悖于西方艺术律则或史例，具有现代性之外，有何作用？再说，书法是抽象艺术吗？此事争议既久，大约已有定论。即：书法不具象，因为它不是画，本来就不具象。但不具象就是抽象，甚或就是现代的抽象艺术了？当然不是，做理论研究，能这样跳跃思维吗？凡把书法视为抽象艺术者，都是这类在观念上胡涂的，既不懂中国书法，也不懂现代抽象艺术。现代抽象艺术是用点、线、色彩替代物象去表达作者之想法，老实说，与中国哲学传统“言不尽意”、“立象以尽之”，恰好是南辕北辙的。比附者以忘象抽象为高，却未注意自《易经》以来中国人就重象。立象、观象固无论矣，即或忘象，亦如“圣人无情”之“无”，不是没有，只是不执著，故曰“忘”象，不说是抽象。若云扫象，也是随说随扫性质，仍是不执、不拘泥而已。故即便是王弼，论象数处仍是很多的，如论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辩初上无位等都是。孙盛、刘侯、殷浩等人则驳王，著有《易象妙于见形论》、《易象论》等。到唐代编《周易正义》，孔颖达序文更大揭：“易者，象也。”抽象云云，能符合这个文化大传统吗？张先生为申张抽象说，把书法视为“抽象画”，又把文字也视为“抽象”画，更是偷换概念之作。埃及巴比伦姑且不说，中国文字，起于“依类象形”，抽象云乎哉？(九)会通张先生还有一主要观点，是说中国书法乃“四度元”艺术。什么意思呢？他说书法好比建筑物，有间架，故可视为空间的造形艺术，而书写时造形上所显示的韵律，则已兼有时间演声的艺术之美，观者可以赏之以目，还可以听之于耳。这类艺术相通的讲法，也由来已久。但古人只说“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或如西方说“建筑是凝固了的音乐”之类，张先生却把一切通而并之，说书法就是四度艺术，空间兼时间兼平面。可是这是把观者之赏会当成观赏物之性质，根本就属错乱。把书法中有画意、有建筑感、有音乐性径直讲成书法“也就是画、是建筑、是音乐、是舞蹈”，更是思想大跳跃。张先生还有一文，主张“以书道美来做装饰设计，前途无量”。方法是：1.摄取真草隶篆各体、各家作品之风神，斟酌以为造形艺术之张本。2.由技法中找灵感，如尖笔、方笔、圆笔。3.由结体，两三字以上的呼应关联之布白、铭文、刻石、瓦当、鈢印等处寻参考。4.可离合诗句，如“月中仍有：女乘鸾；青冥、风、露、非人间”之类。我以为此类思考已近于现代书法，先生其为传统与现代过渡乎？二、歧路(一)当代书坛沈尹默、启功、黄宾虹、张隆延这些老宿距今似乎远了，其议论似乎也不受现今中青年书学论者所宗仰。新进者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炒得火热，仿佛书学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然而，细绎近三十年书学理论之内容，就会发现其实新意无多，仍多在诸老先生议论之匡廓中。据陈振濂《中国当代书坛创作层与理论层的构成分析及背景探讨》一文的描述，近代书风在五六十年代有个翻转，由清代重碑转回到了二王，形成复古浪潮，主要推动者为沈尹默，潘伯鹰、白蕉、邓散木、马公愚等附之。推崇以二王为代表之古典正统权威，与晚明以狂怪为美、清代以古朴为美不同，表现温文尔雅之审美观。沈尹默这种影响太过巨大，所以其后老、中、青三代都在试图突破之。老一辈如陆维钊、沙孟海、林散之、萧娴，就都是二王正统审美的反叛者。中年一辈，亦不囿于二王正统，比较开阔地取法古人，所以对中国书法的古典形式有更深更广的把握。但也正因为如此，传统才对他们形成了束缚，以致普遍雷同古人，缺乏自我意识及时代性。传统的审美观，例如重视书法的文字内容，而较轻忽艺术表现这样的观念，就还深植于脑中。那么，创新的趋向何在呢？陈文认为比较主流的，是以画代书的尝试。在理论上重操“书画同源”之旧业，而在创作上则将汉字还原为象形文字乃至图形，从中找出书法的绘画性。陈先生则认为这一路与日本抽象艺术式的前卫书法同样都是不成功的。理论发展部分，陈先生认为现在仍是清代史学考证馀风，谈不上理论。仅有的理论只能从美学研究中借来，如宗白华、朱光潜均具先导作用，因此现今尚亟需建立。讲这点，实是为陈先生自己的雄心做铺垫：由于创作上虽认识到了书法与绘画同为视觉艺术，形式同样重要，但对作为艺术本体的形式仍缺乏深入理解，故使得创作未显成功。而理论之进展，同样就要由“真正本体的艺术表现立场上对书法进行审视，把书法中的点、画、间架乃至种种表现技巧视作书法最重要的、独立的构成元来对待”，这样才能构成全新又是书法本体意识上划时代的转变。陈先生自己即是以建立这一理论并引领创作自期的（文详《一九九○年书法论文征选入选文集》（台北：中华民国书法教育学会，1990年）。(二)戾气满纸当年陈氏这篇论文在台湾宣读时我就是讲评人，现在再藉此延伸讨论一下：1.以画代书这种新潮，或可视为黄宾虹之说的继声。但与宾翁不同的是：宾翁乃以书入画，今则将字作画来书。文字的图象性、形式感愈来愈强，所以其实是黄老的倒转。2.对沈尹默影响之描述，我有些不同的观察。沈先生自然很有影响，但在五六十年代真能一统江湖吗？刘熙载《艺概·书概》有云：“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沈先生士气甚足。若真的影响那么大，何至于今天大陆举目所见，尽是村气、兵气呢？有次我托学生送了一批字去裱。过了几天，裱褙店将作品送来，问：“是谁写的呀？”我推说不知，他道：“是教授写的吧？”我问他如何晓得，他说：“不一样呀，我们那儿裱得多了，却都是些农民字！”令我惕然一惊。工农兵为尚的政策及社会文化气息、“文革”的经历、革命战争的意识、毛润之狂恣的所谓草书等等浸润的社会中，沈先生之类温文尔雅真能生根？从事书法写作的人，由沈先生那儿可能学习到了笔法，也会摩习二王以降一系列典范帖本，然而遍地“农民字”、“土匪字”，就是一位普通裱褙工人也看得出来呀！3.陈先生又云：因沈氏缺乏艺术表现的本体意识，故受沈氏的影响的现代书风是“非艺术表现的、追求复古主义的、创作观更偏于书法艺术以外的修养加实用再加继承这么一种混合结构式的”“重文字内容、轻艺术表现的传统观念”。这么批评，也与我的观察大相径庭。如前所述，陈先生认为沈氏之成就与影响巨大，所以“意味着温文尔雅的审美观、诗书画印齐全的修养观等等一系列封建文人士大夫式的趣味重新获得了承认”。请问这是六十年代大陆的事实吗？六十年代乃是以“破四旧”、“扫除封建馀孽”为标帜的，说当时封建士大夫式趣味重新获得了承认，从何说起？而沈先生的书法，固然在创作时表现着文人气，但在其理论及审美意识中却是反对文人式善书者，追求成为专业书家的。所有言论均未提倡温文尔雅的审美观及修养观，反而一个劲地讲究技法，尤重执笔。故谓其缺乏“艺术表现的本体意识”，窃所未喻。依我所见，沈氏恰好是太看重陈先生所谓的“艺术表现层面”了。（三）徒骛形式陈先生所说的“艺术本体”、“艺术表现形式”云云，又是把“艺术”限制在“点、画、间架乃至种种表现巧方面”。这恐怕也是艺术之偏义，把艺术跟性情、修养割裂了开来。他所谓的“艺术表现”，似乎也与理论界一般说的表现不同。早先柯林伍德就已区分了再现与表现。再现指的是把艺术视为模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十七世纪理论家所主张者均属此类。而柯林伍德却认为再现是个技巧问题，找出方法、规定创作规则以再现自然，乃是种专门的技艺。可是技艺并不是艺术，他由手段与目的、计划与执行、原料与成品、形式与物质、诸技艺之等级等各方面，比较了技艺与艺术之不同，事实上正是反叛西方传统的。在他之后，西方表现论美学，如克莱夫.贝尔讲艺术品是“有意味的形式”，弗莱说“审美感情只是一种关于形式的感情”，卡西勒说“艺术可以定义为一种符号的语言”，苏珊·朗格说“艺术是感情的符号”等，虽看起来都重视语言、形式、符号，但语言与形式之所以重要，只是由于作者须通过语言以表现他自己罢了。因为讲表现的美学家，都认为真正的艺术只是表现他自己情感的。与此相较，陈先生将艺术界定在技术方面，且以此为艺术之本体、艺术之表现，实在与整个表现论美学不符，甚且相反。但由于陈先生之名望及努力，“书法本体意识”、“艺术表现”诸词汇与观念在大陆早已流行一时。但这只是技法论套上西方形式理论而已，我以为与沈先生、启功先生相较，走得并不太远。（四）考史鉴字启功先生、张隆延先生所擅长的真伪考订、碑帖鉴别、字体字迹对比，则如陈振濂所说，至今仍是书法学界之主流。特别是因简帛大量出现，在整个简帛学方兴未艾的大时代中，由简帛字体看书法发展，自然也就成为时尚。我当然十分喜欢这类研究，因为我自己就有考据癖和文字学爱好，但这种介乎史学、文字学、鉴定学的研究能否探触书法之真精神呢？我尚不能无疑。（五）墨象涂鸦另外就是陈振濂没太谈的现代书法。陈先生认为日本抽象艺术或前卫书法虽也不成功，但在观念更新上，也就是“具体表现为对书法从黑白艺术的立场加以理解，以示与实用式古典书法决裂”，对书法仍有相当大的帮助。而中国的现代书法他并未谈及。事实上确实也可以不谈。因为现代书法虽然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喧腾热闹时见，又是文字象形派、又是书法主义、又是制作、又是拼贴、又是构成主义，理论一套又一套，汉字的抽象化、汉字的拼贴组织化、汉字的现成品化，乃至去汉字化、少字化，都蔚为风潮。但你若拿来跟日本的前卫书法相较，即可知无论在理论和创作上，实际上都仍是效东施之颦而颦，乏善可陈。我以为或许整体成绩甚至还在韩国之下。这一路的总体倾向，仍是张隆延先生所谈的“抽象”及如何将书法用于创新等这一类的问题。（六）苦弄新潮陈先生文章中还有一部分未谈到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新风气。八十年代末，已出现书法新古典主义，认为民族的古典精神就是豪壮、雄强、朴直、宏伟、纯真，书法亦当如是。因此反对宋明以来文人书法偏于文雅的书风，欲以雄强创新，师法王铎、徐渭、傅山、倪元璐、黄道周、张瑞图，加上空间构成，几于一味霸悍。接着，九十年代初就又有了“新文人书法”起而颉颃之，强调趣味、闲雅。另则有一类，追求空间构成的现代趣味，打破传统文人书法的典雅美，极力变化字形，以丑拙怪异之民间书体是尚，称为“趣味形式书风”。一九九三年，又另有“广西现象”，大量运用现代绘画、平面构成原理改造民间书体，重视线条横斜平行竖向等各种形式之处理，再把纸染色做旧，以强化视觉效果。然后，就是陈振濂先生所倡导的“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了。陈先生和张隆延类似，把书法看成跨时空艺术。因此他教学，一方面有基于空间视觉的构成训练法，一方面有基于时间过程的体验训练法。他要求学生在临习时对传统形式做各种分解训练，在创作时则要“最大限度地强化视觉效果，从纸质、颜色、装潢、外形材料等各方面加以完善”，甚至也可以打乱章法、改造形式、破出框格，无所不用其极。综合其说，是认为一个受过学院专业训练的书写者，应该重视作品视觉艺术形式之重要性，而又有技术品味，还须强调专业水平的创作意识。创作意识涉及作品主题思想，故陈先生并不承认他的主张只是形式至上，觉得创作仍可介入社会与时代。不过，论者一般认为此一路作风最突出的毕竟仍是形式，每件作品都有工艺美术装潢的特点。至于主题，则仅以附加的标语来说明，非笔墨形式本身之效果，不甚成功。⑥此种学院派，或许只适合指大陆教育体系中把书法归入美术院校之状况。美术院校中，把书法视同视觉艺术，并结合美术专技训练，本是十分自然的事。但书法只是美术吗？书法教育中遗落了对文化修养、学问根底之培育，更何足以为学院派？没有这些，创作意识及主题哪里来？不能都是工艺性的制造吧？（七）现代魔魇而由以画代书、现代抽象前卫书法、书法新古典主义、新文人书法、学院派等一系列当代书坛创作与书学的发展看，整个意识仍纠结在以下几个对举词上：传统与现代、实用与艺术、抽象与具象、文字与非文字。传统与现代的对举，乃百年来之梦魇，老是想挣脱传统之束缚，达成现代化，认为现代化了才对才好。放在书法上说，亦是传统与现代两分，某些展览把一般书法和现代书法分为两个展区，即是此一状态，因为书坛也可分成这两个。分了以后，再冠上属性词：保守与前卫、复古与创新，或加上连接词：传统与现代、从传统到现代、由传统的延续走向现代的开拓等，然后大放厥词、大发议论，煞有介事。实则传统与现代之两分，乃是现代化理论的构造，本非事实。却因此区分，造成了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框架下，此疆彼域地打成一团，硬分畛域，混以“东方与西方”、“中土与外来”，愈发形成一场恶战。⑦七十年代以后，现代化理论日薄西山，依赖理论、全球化理论、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等等趁势崛起，本可帮助中国人摆脱此现代化魔魇。不幸政治上开始提倡“四个现代化”，现实社会之需改革，亦不能不在现代化旗帜下进行。故自由主义人士大抵仍拥护现代化之旗帜与观念，将现实政治社会视为传统之现形，非予改造不可。凡斯总总，遂令大陆至今仍在现代化不已。后现代理论及诸反对现代化者，统统被人们视为“现代”，与传统、本土为异格。而现代艺术，本质上乃是质疑、批判现代社会，揭露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种种悲惨不健康之精神状态的。到了我们这里，却也变成了要批判传统以让自己进入现代。如此如此，荒谬混乱，蔚为巨观。（八）西人眼目实用与艺术、抽象与具象之分，也被附在“传统与现代”之下，如陈振濂兄说抽象艺术意欲与实用式古典书法决裂，即可见一斑。振濂讲的“艺术”一词，根子也即在这个区分上。正因艺术被认为是非实用的，所以才要强调它的形式创作，犹如文章若是实用性文书，就不必雕饰藻绘、一宫一商。雕饰藻绘之文，可能如辞赋、回文、巧对、谐语、齐东野语，但矜文采，无裨实际。可是这才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处。专业书家之钻研材质、形构，正如文学家之精研格律、对仗，有何不对？然而，问题不是这样看的。现在这样的想法，乃是在一个西方背景下形成的。一如现代散文会把实用文书剔除开去，或另用一个杂文学的名目去安置它。纯文学，也就是作为艺术品看待的文学，理应就是非实用的。而这恰好与中国文学之性质截然异趣。若以此标准看，颂、赞、祝、盟、铭、箴、碑、诔、哀、吊、传、说、论、诏、策、檄、移、章、表、奏、议、对、记、志就都不是文学了。可是事实上，实用文书，只要写得好，就是文学。反之，文学若无裨实用，就“无异蛛网缀珠窠”，仅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实用与艺术，非两分，实欲两得也。书法史上，丰碑巨碣、名人书札，本来也都是实用的，没有谁是为了展览或卖钱而“艺术地”刻意造作一批作品。只因字美、事韵、人奇、语妙，遂被奉为典则，为人所宝爱。而且，目前书法类型学的研究，也告诉我们：一种典型的笔划形态特征，也就是笔法，总是先在社会的实用层出现，然后再传播开来的。不理会普通书写者，孤立地研究“书法家”的书法，并不现实。艺术与实用，在此并无鸿沟。现代书法之反实用，还可能走向放弃写汉字。因书法的实用功能乃是依其文字属性而生的，若解放文字，离合字形，纯以点、线、面、墨团为之，岂不可成为较纯粹之艺术，不再与实用功能相混淆？现代书法许多想法、做法都是在这个观念下展开的。可是，与书法同样属于文字艺术的还有文学。假如有人说：为了文学现代化，必须废除使用文字。你以为如何？不会认为此君疯了？也有些现代书法不废文字，但说既要写字，而字是抽象的，所以我们必须发展其抽象性。只写少数字而夸饰离合之，或由字之构成元素（点、线、墨块等）上去发挥其创意，即属此类。⑧此亦如创作文学而不写字、不记事、不叙景、不抒情，但用一堆破散文字甚或点线墨块堆放纸上，说这就是文学了。（九）智不见象由文字而说抽象性，更是西方观念，与中国文字性质迥异。西方的字母，纯属符号，与数学符号一样，当然是抽象的。西方又无文字体系、无书法，对书法无从掌握，只能以抽象画或字母艺术这类东西去拟想，是很正常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字竟也这样，就外行了。中国文字的原理不是“抽象”而是“象”，许慎《说文解字·叙》一开端就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接着由神农讲到仓颉，也一样：“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文字起于观象、法象而作，其本身亦为物象之本。如此而成立的文字体系，不只象形字是依类象形，指事、形声、会意，班固《汉书.艺文志》也称为象事、象声、象意。象形是具象的，象声、象意、象事便不具实象。可是这也不是抽象，仍是象。象就是文字的原理与方法，不可能抽离的。书法创作之第一法，亦正是要从这象上着眼。所以许慎说：“书者，如也。”怎么如呢？就是比象。卫恒《四体书势》具体解释道：“或龟文针裂，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又蔡邕《笔论》云：“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如、若、象、比，须入于物形，得其象似，才可称为书法。法者，法象之也。崔瑗《草书势》：“观其法象，俯仰有仪……”云云那一大段，就是对书法之法最佳、最早的说明。今人每以为书法一词起于唐，指法度而言，大谬。汉魏南北朝时流行的拟象批评，形容书体的“势”“状”、描述某人的风格（“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萧子云书如上林春花”、“索靖书如飘风忽举”等），也都肇因于这种以象论书的观念。取拟物象，乃是虚实相合、主客合一的。抽象与具象的讨论，却仅偏于客体一方，又或蹈虚或征实，均与中国书法之性质不契，其实今后可以勿再辞费了。三、问道（一）另觅津梁如此一一数来，老宿新锐虽各有见地、各领风骚，可是对于书法真精神之掌握，似乎皆还不能示我以南针。然则中国书法之真精神究竟安在？许多人都可能注意到了中国人论书法，自来有一倾向，即不只由字形、笔墨上说，还要强调作者这个人。谈写字，也总要说须有字外工夫，也就是须有学问有修养。对于如何修养心气，增益学问，还提了许多建议。现代人谈书法，与之相异处，正是把人和书法分开来看，上述各派，在此是一致的。仅谈书体、书迹、执笔、结体、构图、点线、视觉效果，而对作者心气学养在其中之作用不置一词。他们的种种毛病，可能均与此一倾向有关。不过，我也不拟仍回来谈人的问题。我想说的，乃是天。（二）天人之分赵之谦曾评论说：邓完白天四人六、包慎伯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自己则天七人三（《致孙欢伯函》）。评得对不对是一回事，他这么评却显示了一种倾向：中国的书学，除了谈人之外，更是要谈天的。谈天，似始于王僧虔《论书》谓：“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工夫不及欣。’”后来庾肩吾《书品》也说：“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子敬泥帚，早验天骨，兼以掣笔，复识人工”，又说书法之妙，是“殆善射之不注，妙斫轮之不传”。钱锺书先生认为这即是中国文艺批评中天人论之先声：“后世品诗衡文，惯以天然与工夫对照，如赵翼《瓯北诗钞绝句》卷二论诗之四：‘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未竟全；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参杜浚《变雅堂集.补遗.补巢诗选序》：‘声诗之道，天七而人三’）。然评书实乃为之先。”作诗，大家相信是有天才的，而且天才对创作的决定因素一般还占到七成。某些人“纯任天才”，比例就会更高。作诗如此，书法更是。山谷说东坡书“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昴，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此公盖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黄伯思《东观馀论.论书六条》有云：“‘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白诗也。”道教经典引李白诗，与书法何干？为何他要列入论书语中？岂不因书家好尚天才，故山谷侪东坡于李白、黄伯思亦遥思谪仙人乎？这是书道中的天人之辨。董逌《广川书跋》中也力申此旨。如论逸少《十七帖》，就不同意庾肩吾说王羲之工夫胜钟繇而天然不及，谓：“今观其书，卓荦天成者，盖逸少所能。其谓积学而至者，恐不得笔力妙处。观《十七帖》者，当以是求之。”又《答庾元规帖》跋曰：“羲之书法，正自然功胜，岂待积学而至哉？议者不知书有天机，自是性中一事，而学习特求就法度规矩尔。至于离方遁圜，不守绳墨，自作胜概，谓非天得不可论此也。”《昼锦堂记跋》：“书法虽一技，须得天然。至积学所及，终不过其本分。若弃功力而任天然，则终身伥伥。遁其天机，故自先劣。”都是主张天然、天资、天机的，不认为最高境界可以力学而至。所以，这还不只是比例问题，乃是界域问题。能写到什么境地，全看才分，力学所及，终不过其本分。另外，也是层次问题。某些层次，仅凭天工，非人巧所能阶。（三）文原于天何以论书要如此强调天呢？没办法，依中国人原来的观念，文字与书法均源于天、本于天、根于天；而天亦本于文、生于文。前者可以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许慎《说文解字.叙》为例。天垂象、地示文，书契亦由是而作，始于易象八卦。今人于此，视为门面语，从不看重，不知古人论文字书法实实根于这一观念。如庾元威《论书》说：湘东王曾令韦仲定书体为九十一种，谢善勋又增加九法，合为一百体。“其中以八卦书为一，以太极为两法，‘径丈一字，方寸千言’”，是明确把太极、八卦视为书体的（说它径丈一字，则是混合了道教的真文观，详下文）。李阳冰《论篆》更是说写字需具体模仿伏羲画卦和仓颉造字：吾志于古篆殆三十年，见前人遗迹，美则美矣，惜其未有点画，但偏旁摹刻而已。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抵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这段文字非常重要，一方面说明了像李阳冰这类书家确信文原于天，确信古圣人因“道沿圣以垂文”，透过观象、法象之方法，获得了这宇宙化生天文、地文的奥秘，得以化成人文。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学书的方法，乃是让自己重新回归这创造性的本原上，去体会天地大化流行之奥妙，使自己的创作得以以人合天，通乎三才，备极万物。这种文原于天、生于天的想法，可用“天开一画”来形容。八卦太极就是一、是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书之百体均由此衍来。（四）文生天地若反过来，就是“一画开天”了。古未有天地，真文震发，始辟地开天，生神生鬼，万类朋滋。主张这种文字化生万物的，主要是道教的“真文说”。《云笈七籤》卷七《三洞经教部.本文.说三元八会六书之法》云：《道门大论》曰：“一者，阴阳初分，有三元五德八会之气，以成飞天之书。……”自然飞玄之气，结空成文，字方一丈，肇于诸天之内，生立一切也。……（《九仙生神章》）三元在天地未开，三才未生之前也。……真文……是三才之元根，生立天地，开化人神万物之由，故云有天道地道神道人道，此之谓也。一气化生，形成宇宙最初的纹理，这就是真文。由此真文，再生立天地、开化人神，所以《太极妙化神灵混洞赤文图》总结其理曰：“无文不生，无文不度，无文不成，无文不立，无文不明，无文不光”，一切都是由文肇生的。这种说法，起于汉代，盛于南北朝，以灵宝道为主要推动者，亦获天师道等之支持。道士们相信画符便能降神驱魔、移山倒海，就是因为相信文字具有这种生、成、立、度、光、明世界的力量。当时，道士基本上没什么法器，也不设像幡，仅有的，不过“香案书刀”而已（详《陆先生道门科略》）。此即“一画开天”。文字代表宇宙创生的力量、源头及方法。一切世界之不安不顺，只有回到文字，方能获得重新治疗解救的力量，所以称为“灵宝济度”，可以普度一切天人。道教之能超越个人服气、炼丹成仙这种自了汉的格局，走向普世救度，关键即在于拥有这种极端的文字崇拜。（五）法象天地此等文字崇拜与书法直接的关联，一是“书法”一词即起于对真文的描述。我有一则《五岳真形图拓本跋》考证“真形图”，就是说明这种古书法观的：“夫所谓‘真形图’，山川盘纡之状、樵旅觅涂之藉而已，附会神奇，实与灵宝道之真文信仰相关联故。考《人鸟山经图》云其图乃‘妙气结字，圣哲写之，以传上学，不泄中人’。五岳真形者，即此类也。《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之《五岳真形品》，谓其图乃‘神农前世太上八会群方飞天之书法’，是其证矣”。真文既是最原初最古老的书法，书法之法，在此就有了创生一切的方法义，所谓“天尊造化，具一切法”。其次是道士成为庞大的书法写作群体。他们替人祈福、治病、超荐，基本手段只是上章、拜表、画符箓。上章拜表，与大臣给皇帝上奏章相似，文与词均得斐然烂然。道士自修，另要写经抄经。至于符，更是摹仿真文的，所以不能乱写，《真诰》卷一：“云篆明光之章，今所见神灵符书之字是也”。如若乱写乱涂，则将深获罪谴。因此，道士实际上即是汉魏南北朝最重视书法写作的群体。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即曾谈到《太平经》载：“郗愔性尚道法，密自遵行。善隶书，与右军相埒。手自起写道经，将盈百卷”等事例，说明当时擅长书法的郗氏、王氏家族都是道教徒。事实上道教徒如此者甚多，不必都是世家大族，如陶弘景就是。其父真宝善稿隶，家贫，曾以写经为业。陶本人书法也好，收集各种神灵降真时的乩手记录亦辄比较其书迹优劣，尤推崇杨羲，谓其书“最工，不古不今，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郗法，笔力规矩，并与二王”（《真诰.卷十九》）。可见奉道家族固然擅书，其他道士也多精于书道。（六）以人合天道士写字抄经，均非追求艺巧，而是追求人天合一的一种方式。他们书符，甚有讲究：“凡书符，先斋心、定虑、行神、布气、存雷火烧身、变形为天师……”；又认为：“笔为神剑，墨为戈戟”，“笔为利刃、墨为百药、邪精断却、百魅摧落”（均见《上清天心正法》）。因为唯有如此敬慎行事，符书才能发挥其神秘的文字力量。斋心、定虑等等即人天合一之术，《三洞神符记》说得好：“收视反听，撮念存诚，心若太虚，内外贞白。元始即我，我即元始，意到运笔，一气成符。……贵乎信笔而成，心中得意妙处也。”唐朝虞世南《笔髓论.契妙篇》云：“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当即承此而来。换言之，道士书符作字之态度，影响了书法家的创作观，在书迹点画形体执笔用笔之外，更重视如何以人合天的心斋功夫。⑨（七）天机自然无论“天开一画”或“一画开天”，书之原既本于天，写作时当然亦须合之于天。惟能合天，才能获得创造性的生机。这，恐怕正是中国书法的奥秘所在。虞世南《劝学篇》讲了个故事：羲之于山阴写《黄庭经》感三台神降。其子献之于会稽山见一异人披云而下，左手持纸，右手持笔，以遗献之。献之受而问之曰：“君何姓氏？复何游处？笔法奚施？”答曰：“吾象外为宅，不变为姓，常定为字，其笔记岂殊吾体耶？”献之佩服斯言。……羲之云：“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通灵，是以人合天之一法，或感神降，或因梦悟（虞世南自己就曾梦见吞笔，又梦张芝指授笔法），或云鬼物相助，如李之仪《跋山谷草字》云：“鲁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处，自谓优于怀素。此字则曰：‘独宿僧房，夜半鬼出，来助人意，故加奇特’”。其他还有藉酒之力以通神的等等。凡此，今人看来虽觉悠邈，实际上都在点明：书法之道，不在人巧，不是那些点画、线条、技术、形式、制作等法度层面的事。故李嗣真云：“今之驰骛，去圣愈远，徒识方圆，而迷点画。亦犹庄生之叹盲者，《易.象》之谈日中，终不见矣。”（《书后品》）宋董逌亦曰：“书贵得法，然以点画论法者，皆蔽于书者也”（《广川书跋.跋薛稷杂碑》）。古人论书，乃因此分成两层，一称为法、工夫、功用、规矩、格律、文字、积学，是属人力可为的部分；一称为神彩、风神、神气、自然、天矩、天骨、活法、才、性、悟、心、古，是天的部分。而书道所重，在天不在人，故张怀瓘《文字论》曰：“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犹如皎然《诗式》说：诗之妙者，“但见性情，不睹文字”。整个中国书学，固然也不乏对前者的讨论，但抑扬甚为显然，因为所重绝不在点画法度那些地方。书法之法，绝非法度规矩准绳法效之意，而是法象天地，为自然之法之意。故作之者，苟非神遇、鬼助、灵通、心悟、性成，即须设法如山谷所云：“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想办法刳肠洗髓、换却凡骨、去掉俗气。或如蔡邕所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笔论》），以一种自然无为的心境，无机心、无造作的创作态度去蕲其冥契自然，妙得天趣。方法很多，前贤已反复陈说，尽可自择，惜今人弃置不道而已。所以，我也不拟再啰嗦了，抄一段元儒郝经的《移诸生论书法书》以为殿。我这篇小文，或亦可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移诸生论书法书，故引其言为同声之和：故今之为书也，……必观夫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状、鸟兽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烟云雨露之态，求制作之所以然，则知书法之自然。犹之于外，非自得之于内也。必精穷天下之理、锻炼天下之事、纷拂天下之变，客气妄虑，扑灭消驰。楷然无欲、翛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如，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悠然而化然，从技入于道。……万象生笔端，一画立太极、太虚之云也、大江之波也。悠悠然而来，浩浩然而逝，邈然无我于其间，然后为得已！虽云一技，而足以名家也。书之自然，犹之于外，非自得于内。讲的就是它非人力、人工、己意，而是天运，故须法象天地，翛然无我，妙得于天。近贤论书，蔽于法而不知心，蔽于人而不知天，哀哉！ 作者：龚鹏程注释:① 清朱履贞《书学捷要》已说：“上古席地凭几，又何案之可据？”魏晋时人写字的方法，更可由考古数据来印证，长沙出土西晋永宁三年对坐书写青釉陶俑尤为明显，何以沈先生仍拘执于凤眼执笔法，且以此为二王法乳所在，实不可解。或许这是清中叶以后论书特重执笔的馀风吧！包世臣论书就最重视执笔，古来辨析指法未有如此专注琐细者。故后来皆以此为秘诀，康有为亦然。沈尹默虽上追晋唐，不以包、康为然，可是以执笔为要诀的视野不免仍受彼所囿。这是历来仅知沈先生反包、康,复古道者所未察觉的。但郑子尹论执笔已云包氏之法：“古今事事顺人情，未见二王果若此。司直擎拳冯两撮，韩五李三亦异旨。要之书家止在书，毛颖自是任人使。多闻择善圣所教，少见生怪俗之鄙。学古未可一路求，论字须识笔外意”（《与赵仲渔婿论书》）。张从申擎拳握笔，冯侃两指提管，韩方明五指包管，李少卿三指提管，乃至东坡卧笔，何子贞回腕，刘石庵转指，执笔法人人不同，未必定要拘泥。所论明通，见识在沈先生之上。② 启功先生对《兰亭》的看法，实与周先生不同，详其《兰亭帖考》、《唐人摹兰亭帖二种》等文，谓今存故宫之“神龙本”最佳。此诗讲交情而已，老辈游世法，不可以为典要。③ 启功先生屡举赵孟“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语以驳，其实误解赵说。赵氏此文下接有：“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云云，明显是强调结字很重要，而且结字虽因时而异，仍有不可违失者在。启功断章取义，为己说张目，不免厚诬古人。④ 苏、黄、米、蔡四家之说，始于元人，然王芝《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即以蔡为四家冠冕。认为苏、黄、米、蔡四家之蔡应该改为蔡京、蔡卞，始于明人王绂，而清叶昌炽《语石》提倡尤力，赏其狂狷。启功先生不过拾其馀渖而不知其非也。考宋人书论，大抵皆只言蔡襄，齿及京卞者甚少。如倪思《经堂杂志》云：“本朝字书推东坡、鲁直、元章。然东坡多卧笔，鲁直多纵笔，元章多曳笔。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则不能矣。独蔡君谟行书既好，小楷如《茶谱》、《集古录序》，颇有二王笔法。”又葛立方《韵语阳秋》云：“本朝书米元章、蔡君谟为冠，馀子莫及”。朱子亦曰：“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可见一时公论如此，非只东坡一人推其为本朝第一也。蔡京、蔡卞哪里有此地位？赵孟《评宋十一家书》，只说蔡端明如周南后妃，容德兼备，而略不及京、卞。益可知宋元人论四家，必不以京、卞为是。叶缘督有取于京、卞之狂之狷，遂不知古人本以中和为高也。⑤ 王铎书，明遗民王弘撰《〈山志〉初集卷一》：“宗伯晚年为人，略无行检，书亦渐入恶趣益纵弛，失晋人古雅遗则。”今人则喜其纵弛也。⑥ 另详刘宗超《中国书法现代史：传统的延续与现代的开拓》（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第三节。⑦ 详龚鹏程《传统与现代：当今意识纠结的危机》（原刊于《文讯》，1987年第30期。后收入《文学与美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当时已说明了在人的存在意识中没有什么传统与现代、从传统到现代，而是即传统即现代。⑧ 书法之装置化、行为化、现成品化、元素化、雕塑化、计算机化、网络化、影像化、建筑化等等，另详吴味《现代书法：从现代主义到当代主义》、杨应时《中国大陆现代书法艺术新潮回顾与展望》，收入《现代书法新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中：台湾美 术馆，2001年）。版本下同。⑨ 道教与书法的关系，另详我《书艺丛谈》（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中《书法与道教》一文。《文化符号学》第二卷第二章“以文字掌握世界：有字天书”一节；自然无为、以人合天的创作方法，详两书论张怀瓘的部分。另史作柽长期从哲学人类学角度看文字与书法，颇有可与我相发之处。其说繁复纠缭，最简要的，可见《从哲学人类学之方式看中国文字与书法艺术》，出自《现代书法新展望研讨会论文集》。美术研究｜何水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然花卉通透亮艳的属性特征！美术研究｜写意绘画最大的难点在于一笔下去要蕴含丰富的笔墨韵味美术研究｜陈永锵在花鸟画中采用了极具生活性的铺满式布局！美术研究｜朱良志｜《石涛画语录》中的“蒙养”与“生活”！美术研究｜郭石夫：意之大者，苍润雄强！

美国前国务卿、拜登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本周要来访华谈合作。事实上，自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后，中国舆论场上激情高涨，一片喊打之声。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值得赞赏，但急需把这种热情转化成冷静的、清晰的、可用的中美态势的分析，一方面给中央政府献计献策，一方面看民间的个人和团体如何配合政府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来应对和反击美国政客的肆无忌惮。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定位的总基调是实事求是的，美国不断加码对中国的打压是基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甚至恐惧，中国的底线是绝不因此放弃发展权利。打压和反打压这对矛盾决定了中美必然会有某种烈度的对抗。中国必须既全力保障中国和平发展的大环境，又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文武两手都要用且都要硬，文的方面主要是坚持“谈的大门始终敞开”，两国各层级的接触管控机制不能废弃，舆论场的战斗姿态不能软化，反制裁手段尽量精准有效，与世界上一切反霸权的国家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松懈。武的方面当然是在中国的东南两个方向要做好应对一切外来入侵的准备，与友好国家进行一些必要的军事合作。我们有了实力，这就更需要进一步比较具体的斗争策略，故本文抛砖引玉，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粗浅看法。一、美国最在乎的是哪些方面常言道：“打蛇打七寸”。要使我们的反击精准有效，必须知道对方的“七寸”在哪里，那就必须问美国最在乎的是什么？1. 美国最在乎自己领导力下降。拜登上台以来，为了治疗特朗普给美国领导力留下的创伤，展开了一系列的检视、恢复、重启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动作，如重回《巴黎协定》，重返“世卫组织”。还包括其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到亚洲窜访，与日韩等国搞2+2会谈商讨如何纠集盟国对付中国的办法；到欧洲游说并迫使欧洲盟友借口新疆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鼓动盟国参与其在我南海、东海的所谓“自由航行”等等。中国利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和对欧盟的反制裁加以应对和阻击后，3月26日，白宫又发布声明称，已经邀请中国、俄罗斯等40国领导人出席下月美国举办的首次全球气候峰会。美国的这个动作对中国而言应对起来确实有些难度。如果接受邀请，无异于承认美国的领导力，会上还可能受到美国的责难；如果不接受邀请，美国会乘机攻击中国不承担大国责任。据环球时报消息，美国纠集13个盟友在3月30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就世卫组织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表示质疑，还想要中国接受第二次溯源调查。最近又抛出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议题以试探世界舆论的水温，4月6日，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记者会上放出风声称，美国及其盟友正在考虑联手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随后多家外媒以此为题进行了批量报道。在所谓七国集团峰会上鼓动英国政客叫嚣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否则WTO另起炉灶，这些都是在测试和展示美国的领导力——不断抛出议题看有多少盟友应和。2. 美国最在乎盟国能否团结。拜登早就表态要改掉特朗普的“单打独斗”策略，回到“团结盟国”一同应对中国的老路上来。美国一系列动作下来，部分达到了目的。比如欧洲反华的声音高涨，配合美国对我国进行所谓制裁，加入所谓南海“自由航行”。在亚洲，连菲律宾也时不时地跳出来碰瓷，韩国也加入到质疑世卫组织的疫情溯源报告的行业中来，印度也伙同英法日等在孟加拉湾搞军演。跟美国步伐最紧的当然是日本，菅义伟成为拜登上台后第一个朝贡的的盟国首脑。为此，菅义伟给拜登准备了三份厚礼：就台湾问题威胁中国，到中东去帮美国补位，呼吁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承担大国责任以配合拜登召集所谓应对气候变化大会。不过，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如默克尔明确表示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欧洲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并不一致。所以4月7日，中德两国领导人通了电话，阐述了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的原则立场；韩国外相紧随东盟四国外长访问中国；日本也有意就美日2+2会谈后的共同声明给中国做出解释；中日外长通话，王毅外长正告日本不要把手伸得太长。3. 美国最在乎美元地位动摇。王毅外长访问中东六国，3月27号我国和伊朗签署了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大约因伊朗有用人民币取代美元之势，美国表现极度紧张。4月6日，美伊两国就恢复履约问题展开间接谈判，包括伊朗、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中国等都派出代表参加。美国虽未派代表参加会议，但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4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称，美国愿意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包括与2015年伊核协议内容无关的制裁以重返伊核协议。4. 美国最在乎国内政局稳定。拜登上台立刻采取了新的抗疫措施，有效地将每天新增病例从二十万降至五万左右；采取了新的控枪政策抑制美国日益泛滥的枪击事件的发生；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就业压力；呼吁抑制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不断加大美元发行量通过割韭菜的方式搜刮它国财富抑制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但美国处理内政问题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矛盾转移：给美国人民鼓噪美国的所有问题都是中国造成的。这一招很有用，相当多数的美国人真的相信美国政客污蔑中国谎言，就如相信特朗普说消毒液可以杀死新冠病毒一样，这给拜登政府攻击中国以底气。二、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抓手1. 巩固其道德制高点的地位。占领道德制高点，美国有极大的先手优势。二战以后，美国经营了七十多年，西方普世价值“深入人心”，我国大约五代人都深受其影，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深以为然。但美国“一超独霸”的时间越久，它的坏习惯也日渐深入骨髓，自以为自己是道德的评判者，干坏事干得理直气壮。它已经用自己拙劣的行动否定了自己标榜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成了美国欺辱别国的借口，打压别国的利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因忌惮它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其霸权主义行径采取忍让、迁就的态度，客观上也纵容了美国政客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其思想与行为的无赖性、流氓性、强盗性也展露无遗——美国的话语就是国际舆论，美国的法律就是国际秩序。动辄找借口、编谎言对其它国家进行制裁。目前，美国这一套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市场。至少，它的盟国还信它这一套。所以美国政客自信美国仍处于道德制高点上，仍然掌握着世界的话语权，仍然可以指东打西、指鹿为马。拜登政府大肆“纠错”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新以意识形态划线，大有重启冷战架势。拜登最重要的纠错目标就是要把特朗普失去的阵地找回来，重回“道德之巅”。2. 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挑战中国的核心是美国政客打压和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我国利益大概分以下情形：（1）利用中国尚未实现统一的历史遗留问题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其主要作力点是台湾。台湾省的台独势力的存在成了美国利用中国的台湾问题遏制、打压中国的第一着力点。所以美国一个接一个地推出涉台法案，试图突破中美关系的三个《联合公报》的限制，扩大美台人员来往，加大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的力度，继续把台湾做成对付大陆不沉的航空母舰。（2）利用中国与邻国存在的领土和领海纠纷，鼓动中国的邻居闹事，不断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如挑起中印边界冲突，鼓动教唆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提出领土领海要求，挑起中日钓鱼岛争端等。最近又在缅甸问题上动手动脚，大有山雨欲来之势。（3）用一切它们所能想到的流氓手段打压中国的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几乎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一时间，制裁大棒满天飞，黑云压城城欲摧。拜登上台不但没有取消对中国的制裁性关税，而且变本加厉，手段更为阴毒，企图要中国永远成为供美国人消费的低端产品生产国，妄图永远遏制住中国科技强国的梦想。3. 在中国内部复制其“颜色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专注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令美国政客可以楔入的四大缝隙：（1）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却没有很好地去殖民化，这就给敌对势力的渗透留下了缝隙。香港司法居然继承的是英国司法体制，司法系统居然有那么多不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中国籍法官，香港教育系统居然长期使用宣传港独思想的教材，香港舆论阵地居然基本沦陷，在香港居然能掀起滔天的港独风波。美国若不在香港“下蛆”岂不侮辱美国政客的智商？（2）最近才知道新疆宣扬恐怖主义思想的教材毒害中小学生达十三年之久，难道教育部从不审定地方教材？难道当地党委政府长达十三年都没有察觉？新疆被混进领导机关的极端主义分子营造出这样的“群众基础”，恐怖势力和分裂势力岂有不利用的道理？留下如此大的缝隙，美国政客和情报机构不见缝插针才是咄咄怪事。（3）据说我国的“芯片”开发研究起步并不晚，但总是好事多磨。我国的大飞机研制也有类似的经历。这样的重大工程，有没有体现我国“独立自主”的建国精神？中国有没有曾在美国等国的强迫下低价出售重要战略物资“稀土”？在农作物和牲畜“种子”领域有没有已经形成对外依赖？此类的疑问太多，一时半会儿罗列不尽。为此，我们是不是该提出质疑：目前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经济领域以及其它领域到底还有没有被敌对势力卡脖子的事项存在？有多少？亡羊补牢可来得及？（4）中国长期存在一个被老百姓称为“公知”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渗透在我国党政和社会团体各部门，媒体界、文化界和教育界大抵是重灾区。这帮人长期被西方思想洗脑，有意无意地以宣传西方普世价值为己任，并自以为比别人都聪明，比别人更具有“独立精神”，经常拿着所谓“批判”的武器发泄自己对新中国的不满。这帮人成了敌对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一旦时机成熟，这帮人就会以“反对派”的名义挑战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成为美国“颜色革命”的排头兵，香港事件就是一次赤裸裸的表演。对此，中国有没有对付的手段？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虽说美国会制造话题无缝也要砸出一个缝来，我们自己先有缝岂不方便了别有用心的人？三、中国的对策中国的策略显然是针锋相对。早在建国初期，面对美国悍然出兵朝鲜半岛图谋中国的举动，中国就来了个针锋相对，赢得了七十多年的和平。之后，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也是一种针锋相对。中国没有被压垮，反而恢复了联合国席位。这次依然是针锋相对，杨洁篪主任和王毅外长在中美阿拉加斯会谈中就把中国的态度告诉了全世界。具体说来应该有以下策略：1. 抢占道德制高点。美国最在乎它的领导力，抢占道德制高点便是它发挥领导力的重要手段。在抢占道德制高点上美国虽有先手优势，但也被历届总统消耗得差不多了，尤其是特朗普。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也为中国站上道德制高点打下了基础。比如与印度等国一起倡导的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比如承诺不首先使用和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和反复宣扬“不称霸”，以及刚才提到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举措赢得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使得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初，中央对外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个字，减少了与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对抗，优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但也一定程度上疏离了第三世界。今天，杨洁篪一句“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对改革开放前一个阶段的对外政策做了归结，即为了这个良好的外部环节中国是做出了重大让步的。随着美国越来越不自信，中国的这种让步不但不会被视为友好，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所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会那样趾高气扬，完全没有平等尊重的样子。中国抢占道德制高点有两项策略：（1）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话语体系，打造升级版的韬光养晦战略。中国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这套话语体系的核心意涵。此理念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围绕这个核心意涵，中国可以形成中国式的“普世价值”，解构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某种“权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人类目前只有一个地球，这是大家共同的家园。既然如此，全世界人民应该团结起来把它建设好，使得所有地球人都过上好日子。中国不要自己一家独大，而是要与所有国家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所以我们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坚持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所以中国处理承担联合国维和任务不向外派一兵一卒，不用军事手段威胁任何国家。我们只在国际法范围内坚决捍卫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中国可以重提“三个世界”的理论，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人有意抄袭我们的话语样式，比如把“胁迫它国”的帽子反扣到我们头上，最终想把“霸权主义”的帽子也反扣过来。特朗普居然声称美国才是发展中国家。为啥发达国家要争戴这顶“发展中国家”的帽子呢？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边界不如“第三世界”清晰，谁都可以自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模糊“发展中国家”的边界就是要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让中国负担超过中国承受能力的国际责任，这显然是“司马昭之心”。中国一定要说好“人均GDP”这个话题，坚持自己是第三世界的一员，才有团结第三世界的资格，为第三世界人民争取发展权，也为中国的发展争取话语权。（2）以事实为依据充分揭露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把美国自认为的“山巅之国”从道德制高点拉下来。杨洁篪说“我认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承认美国所说的普遍价值，不承认美国的言论就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人制定的规则就是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意思就是不承认美国所谓领导地位。世界是世界人民的不是美国的，美国不能随心所欲！美国不是在乎所谓的“领导地位”吗？那就让它领导不成，或者把它孤立起来。世界人民的事由世界人民说了算，联合国就是各国人民说话的地方。中国人民的事，由中国人民说了算，中国人民有中国人民说话的地方。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国近250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中国近250年来没有为侵略别国打过一次仗。这就是一个极好的话题，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可以一一梳理美国历次打过的仗，哪些是正义的，哪些是非正义的，一目了然。即便是二战它那么光鲜，日本人侵华初期美国也有过帮助日本人的历史，最后是自己被日本人偷袭了才不得不参战。如今，美国在全世界部署军队和武器，搞那么多什么“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北方司令部”“非洲司令部”还有在驻军国家设立的这样或那样的司令部，简直把地球当成美国自己的院子，肆无忌惮地做“院子里的流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应该给全世界人民一个说法么？只要充分揭露美国欺负世界弱小国家的斑斑劣迹，就可以剥去它那光鲜亮丽的外衣，撕下它的底裤。只要美国人说话没几个国家听，或就那几个盟国随声附和，它的领导力也就寿终正寝了。这么多年来“霸权主义”这顶帽子美国戴定了，但这还不够，一定要依据事实对它的实质进行阐发，比如把它分解为“话语霸权”“军事霸权”“美元霸权”“科技霸权”，指出“霸权主义”的实质就是“国际独裁主义”和“国际专制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当然中国的话语一定要让全世界都听到。这一方面国家领导人做出了榜样。他到访一个国家都要在其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中国政策，在多个大型国际论坛上他都要发出中国声音。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欧洲都有定期的双边论坛，还有中国主办的世界政党论坛都是很好的发出中国声音、宣传中国价值观的地方。我们的民间机构也逐步活跃起来，利用互联网向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不过，中国话语，中国的普世价值还需要充分的理论研究，把它归纳得更精炼，更通俗，更容易被世界人民接受。2. 美国最在乎盟友的团结，那好中国就做好分化瓦解。（1）前面讲到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很好地分化瓦解过当时的两个霸权主义阵营，那时的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视为自己争取民族独立的灯塔。后来我们采取“不当头”的政策，我们不太替第三世界说话了，别人自然也就不太替中国说话了。但是，中国当年勒紧裤带也要支援非洲国家，这份情人家还是记着的。“一带一路”可以视为那个时候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举措的升级版。今天，我们的话语体系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说法回归到“第三世界”，美国一家属于“第一世界”，它自然在话语体系中就被孤立起来了。至于“第二世界”就划定G7中除美国外的其余国家。，至于像俄罗斯等国就随它自己对号入座了。美国在中东搞“阿拉伯之春”，肆意轰炸南联盟，入侵阿富汗，全世界人民都看在眼里，中国媒体可以讲好伊拉克故事、利比亚故事、叙利亚故事、阿富汗故事、南联盟故事……，这都是近期的，还有更远的。第三世界人民透过这些故事会理解美国的霸权主义本质，更能理解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他们的意义。（2）对于第二世界，也就是美国的盟国们，中国通过经济深度融合的策略是对的。包括美国自己在内，他们与中国经济已经形成彼此的深度依赖。所以特朗普气势汹汹打贸易战，我们承认中国损失巨大，美国自己也损失惨重，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也不小。欧盟的表现也说明我们的深度融合策略是对的，默克尔的说法其实代表了欧盟多数国家的想法。法、德呼应美国战略同时也在敷衍美国战略，做样子甚于来真的。当然这些国家右翼势力抬头，加上党争不断，其政府决策有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本身说明存在我们做工作的空间。（3）在美国长期的渲染下，中国的邻居们对中国政策有疑虑，在美国的长期怂恿下中国的邻居们对中国领土有野心。中国北方局势处于历史上最好水平；西边的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铁哥们，牵制西南边的印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实印度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东南边，中国与东盟通过一纸经贸协定也取得一些成效，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也不敢太过分，这些好的势头要不断加固，经济利益的深度捆绑确实是一个好用的经验；现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东边，日美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斗法。日本并非铁板一块，中日韩毕竟表现过搞“中日韩自贸区”的意愿，日本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可以利用的。最难啃的骨头恰好是在我们自己的台湾省，一帮台独分子确实让中国大陆很难办，打又怕伤及台湾人民，不打台独势力日益嚣张跋扈，挟洋自重。（4）由于疫情影响，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中国参与并组织的国际组织的活跃程度客观上有所降低。我以为恰好相反，正因为疫情，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需要帮助，我们的这些国际组织更应该发挥作用。说到疫情，疫情是坏事，我们国家也付出了数千生命的代价。如果我们不把疫情这个坏事变成“好事”，我们就对不起被病病毒夺去的生命。美国善于把疫情政治化，不断制造话题给中国找麻烦，而且从不掩盖其险恶用心，中国也不能客气。溯源可以，那就对等溯源，明确要求世卫组织到美国溯源。中国人民可以替因新冠病毒死去的五十六万美国人民讨公道，质疑美国政客消极抗疫的罪恶动机。应该注意到疫情扩散过程中，美国对其盟友也没客气过，想抢抗疫物资的就抢，想囤积疫苗就囤积，这都是分化美国和它的盟国的好机会。3. 不断弱化美元霸权弱化美元霸权的根本在于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到目前为止大致有七个方面的举措：一是依托“一带一路”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空间。“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使人民币国际化在境外信贷发展、基础设施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和电子商务计价结算等关键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民币投融资职能逐步得到了增强。二是协同推进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安排。三是拓展人民币货币计价和储备货币职能。四是发展和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需要在全球形成一个统一、具有深度和较高流动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的网络和体系。五是构建和完善系统性的银行全球经营网络。六是稳步地、较大幅增加黄金储备。七是夯实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满足市场主体对人民币跨境资金清算、结算安全高效的要求，中国央行构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人民币国际化举措，已经让美国不安。中伊签订25年协议更使得美国如坐针毡，以至有个别美国政客提出无条件取消对伊制裁。不过，中国一定要有应对美国政客铤而走险的策略和措施。尤其在台海方向，它或许不惜用战争来确保美元地位不失。4. 坚决保卫中国的核心利益归结起来，美国打压中国的主要手段就是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态度是一贯的：针锋相对，绝不手软。（1）充分接受中国香港和新疆的教训，不给对手以可乘之隙。对敌对势力分裂中国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和警惕性，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充分占领阵地，不能让恐怖势力和分裂势力有行动的空间，不能让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有泛滥的余地。把好司法关、教材关、媒体关。在群众中，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把几组关系搞清楚：一是对党和政府的具体的政策措施提出批评性意见和建议与否定党的纲领、性质并以批评为名宣扬仇恨之间的关系。二是以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和治国理政的经验与否定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历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三是宣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倡导国学与否定新中国建立起来的精神文明和宣扬被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毒化了的一些市井习俗的关系。要帮助广大群众清醒地识别以下论调的虚伪性和别有用心：第一，打着人权的幌子消解主权的论调。这种论调是美国消解它国主权的惯用伎俩，很有麻痹性。因为它似乎很在意某个具体的人的命运，而对个人而言主权似乎很遥远，所以容易跌进对方设计的情感陷阱。美国之所以敢这样做，不是它真的尊重人权，而是仗着没人能挑战它的主权。第二，打着反暴力的幌子却故意漠视美国自身拥有的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机器和最强大的暴力系统去攻击对手“战狼”“暴力”的论调。比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几句不接受西方无端指责的话就被骂为“战狼”，而它们自己一贯傲慢地无中生有地指责它国却标榜成所谓的“国际舆论”。第三，打着批评的幌子发泄仇恨的论调，这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我宣扬在揭露“人性”的丑恶，实际上是把自己内心的丑恶投射到作品中的角色身上，而这个被揭露的“角色”正是它们仇恨的对象。有趣的是，利用媒体宣扬这些论调的还不都是美国为代表的境外反华势力，而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他们往往都有一个显赫的头衔，什么教授、什么家、某行业资深文化人之类。他们有一个常用到的手法叫做“质疑”。他们首先把“质疑”放置在道德制高点上确立其无可争辩的正当性，当然不准别人质疑他们。他们放开想象力地质疑一切，质疑的结果就是否定。此类现象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坚决遏制住美国反华势力在中国培植“反对派”搞“颜色革命”的意图，把敌对势力要从中国内部搞乱中国的可能性降为零！（2）目前中国科学院正把美国“卡脖子”项目作为科技攻关的清单，但愿亡羊补牢犹未迟也。更重要的事一定要狠抓基础科学创新研究，把科学技术和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项目的主控权握在自己手里。让被“卡脖子”成为历史，让“卡脖子”成为噩梦。美国正大水漫灌似的放水美元，中国早就做好防止金融风险的准备。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方面还有主动出击的巨大空间，绝不能纵容美国政客“剪羊毛”的恶劣习惯。拜登上台前，中国人确实把他“想得太好了”，以为他会纠正特朗普错误的“中国政策”。事实告诉我们，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遏制打压中国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的。这进一步教育了中国人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特朗普曾叫嚣与中国脱钩，拜登政府的一些政客还热衷于脱钩。中国当然不上当，不脱钩，但一定要做好被迫脱钩或部分脱钩的准备。大力开发原发性和创新性的科技产品。（3）前文已经分析了，中国最大的麻烦不是别的，而是台湾问题。一是台湾割据政权存在太久，放任台独坐大，民众被其严重洗脑，在情感上与中华民族渐行渐远，对“一个中国”的认同感越来越差，真有些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二是美国一直保持着和台湾的关系，随时给台独分子发出错误信号，尤其特朗普执政以来，台独分子极为嚣张。拜登政府则更进一步，用实际行动给台独分子伸腰打气。大陆尽可能避免武力统一，怕伤及台湾人民。一直以来，在美国的错误信号的诱骗下，台独势力误解了大陆迟迟不武统的意图，总以为大陆忌讳美国插手。但如此拖着真不是个事，俗话说“砍了树，免得老鸦叫”。统一了台湾，美国没了抓手，第一岛链也随之消失，周边也会清净许多。当然，统一后如何治理确实是一大考验，但香港的故事绝不能重演。某种意义上讲，千条万条两岸统一是免去敌对势力不断制造麻烦的最根本的一条。目前美军在台海周边炫耀武力，调动力量，寻找机会。中国可以将计就计，制定并实施一系列防止美国突然制造冲突的过程中布局武统，以便随时捕捉机会，一击成功。中国的北斗系统的精准定位能力不亚于GPS，密集的火炮精准打击对大陆而言不是难事。只要第一时间打掉台独的军事设施和指挥中枢，让它彻底失去反抗能力，相信台湾人民是会做出明智的选择的，台湾“统派”人士也会有所作为。最近，“统派人士”洪秀柱女士入住“头条”，深受网民欢迎。但她却幼稚地劝导大陆放弃武统，说武力统一后的台湾是一个残破的台湾。她不理解，武统就是一把“高悬的宝剑”，是保障台湾“和平统一”的最后屏障。如果台独分子执迷不悟，这柄宝剑迟早是会刺下来的。台独大佬们如果早日回头是岸，不但台湾人民福祉会得到提升，这些“大佬”们的既得利益也可得到保全。否则，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审判！归结全文，中国只要坚定充满信念，勇敢地迎接任何挑战，不犯重大的战略错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阻挡，中国人民都过上更好的日子的愿景必将实现！（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秦安战略”，有修订）

周毓麟。“九院”元勋周毓麟的数学人生改革开放初期，叶其孝由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选派，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学。导师听说他是周毓麟的学生，急着问他：“周毓麟这二十年在学术界怎么不见了？”那是1960年5月的一天上午，还是北大数学力学系教师的周毓麟刚上完课就接到通知，国家要调他参加一项重要的国防工作。他连工作都没来得及交接，当天下午就来到二机部所属的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报到。自此，他从学术界隐身，近20年没有公开发表一篇新论文。周毓麟不止在国际学术界隐身了20年，在公众视野中更是长期形同隐身。荣获国家1982年度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的9位署名者，排在前四位的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后来皆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称号，名字妇孺皆知，而位列第五的周毓麟及其后的秦元勋、江泽培、何桂莲等数学家，则几乎在公众视线中整体不可见。同事们要帮周毓麟准备“苏步青奖”等奖项的评奖材料，他几次说“算了”。“为什么说‘算了’？因为我觉得没意思。为什么没意思？一般人都觉得，原子弹、氢弹，不都是物理学家操心的事情吗？要我去解释我有什么贡献，我不愿意费心思费口水。” 他如此对“周毓麟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小组成员吴明静等人说。2021年3月2日，周毓麟在北京静静地离世，享年98岁。至此，中国早期核武器攻关中贡献卓著而又罕为人知的数学家群体的身影已渐渐远去。八大主任、四大数学家1960年1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二机部调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周毓麟、秦元勋等105名高中级技术骨干加入核武器研制队伍。周毓麟等人调来时，邓稼先已率领第一批青年骨干做了两年的理论准备。这是一支由16个应届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年轻队伍，由邓稼先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挑选而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生朱建士、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系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生傅樱也在其中，被分在力学组。周毓麟是这批年轻人等来的第一位数学家。他们遇到深奥难解的数学问题都会去请教他，他也会马上停下手头上的事，当场在纸上做推算讲解。他们跟着周毓麟学习激波运动和图像，当时傅樱的妻子已怀孕，同事们开玩笑给他未出世的孩子取名“周激波”，但生出来后是个女儿，名字没有用上。1960年10月，九所调整机构设置，成立一室，即九院理论部的前身。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称理论部为“龙头的三次方”，因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所，九所的龙头在理论部。在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郭永怀还受聘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与导弹技术攻关。他曾感慨，理论部的工作方法和五院很不一样。理论部就是搞计算。五院设计一件东西，要做出多个用于实验，其他军工研究单位也都可以做大量试验来做判断，而搞核武器设计不行。因此，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难度极大，分量也极重。邓稼先领衔的理论部“八大主任”中，有四位物理学家、四位数学家。电影《美丽心灵》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是数学家赢得了世界大战，是数学家破解了日本密码，也是数学家发明了原子弹。”杨振宁曾说：“理论物理的工作是‘猜’，而数学讲究的是‘证’。”尤其是在缺乏现代高性能大型计算机的情况下，要处理原子弹爆炸这样的复杂运动过程，只能由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紧密配合，物理学家给出粗估，数学家做精确计算。四位数学家中，江泽培是周毓麟的留苏同学，获副博士学位后两人都回到北京大学任职。秦元勋与何桂莲都从中科院数学所调来，何桂莲毕业于燕京大学，兼理论部党支部书记，分管计算机和行政工作，秦元勋曾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周毓麟共同领导数值计算工作，主要负责核武器设计中威力计算方面的工作。周毓麟经常和后辈谈起理论部的数学家。他自己认为，论思想活跃，他不如秦元勋；论数学的严谨，他不如江泽培。周毓麟与秦元勋好像冥冥之中有某种缘分。两人同年同月同日生，在调入九所前都做过拓扑和微分方程研究：秦元勋研究点集拓扑，周毓麟研究组合拓扑；秦元勋研究常微分方程，周毓麟研究偏微分方程。傅樱说，秦元勋思维很灵活，性格更外向活跃，一会儿一个主意，也爱聊天。周毓麟性格更内敛，不作声不招摇，总是踏踏实实坐办公室，安安静静做学问，看书推公式。周毓麟身上有种数学家的独特个性，衣着利落，衬衫总是有棱有角，没有褶皱。科研人员们私下说：“跟着两个老周走，没有错！”两个“老周”，就是周光召和周毓麟。“九次计算”1960年4月，为了突破原子弹的工作原理，邓稼先将16位年轻大学毕业生分成力学组、数学组、动态方程组三个组，一天三班倒，用4台手摇计算器（后用半自动的电动计算器），利用“特征线法”解流体力学方程，模拟起爆后的物质运动全过程。第一次计算结果基本完满，但是炸药爆炸后在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总是小于苏联专家提供的一个数据，且差了几倍之多。二机部部长宋任穷等曾回忆了这个数据的来历。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议，1958年7月，苏联政府派出3名高级别核武器专家抵达北京，先去青海考察了核武器研制基地厂址，7月15日回北京作了一个报告，听报告的有宋任穷、刘杰、袁成隆、钱三强、吴际霖和郭英会等。报告讲到中途，苏联专家宣布不许记笔记。但核物理专家钱三强完全听懂了。他的回忆加上大家的记录被迅速整理出来，其中就有这个重要参数。计算进行了九次，历时九个月，史称“九次计算”。但结果大同小异，都与苏联的数据不符。与此同时，周毓麟也在用数学方法即“差分法”来计算流体力学方程。当时理论部主要研究三类方程：流体动力学方程、辐射扩散方程、中子输运方程。其中流体动力学方程是最难的，难就难在它有间断。一旦有间断，差分就没有办法了，这与解其他方程不同。二机部党委研究决定，由周毓麟带领计算组集中力量探索新的流体力学计算方法。1960年底，周毓麟带人展开广泛调研。他每天早晨8点准时上班，末班车回家，到家还要工作到12点才上床休息。他后来回忆这段时期的工作是“形势所迫、责任很重、心气十足”，各方面的知识而且是前沿的、深刻的、实用的知识涌进脑海，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也在显著提升。周毓麟找到了一本书，是美国人R·D·里奇特迈尔写的《初值问题的差分方法》。这本书总结了美国研究原子弹时的计算方法，介绍了机器计算处理冲击波的问题，还有关于中子的计算，很有参考价值。通过调研，周毓麟选中了美国的冯·诺依曼方法，即“人为黏性法”。这个方法的关键，是增加一个人为黏性项。周毓麟给大家作了一个报告。他说，计算冲击波，解是有间断的，机器不能算，那怎么办？可以用“人为黏性消去法”，加上一个系数，变成抛物型方程。抛物型方程就有连续性，是有光滑解的。在周毓麟的指导下，编制出了程序。调试完成后，与使用“特征线方法”的九次计算手算结果相比较，误差只在5％左右，表明程序是可靠的。消息传来，还在三班倒苦苦运算的傅樱等精神为之一振。傅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运用特征线法，哪怕计算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各方面参数可以改变几百几千次，变一次就要算一次。而且特征线法无法上机运算，只能人工手算，算一次需要一个月。周毓麟提出使用人为黏性法，使九所第一次实现上机运算，几个小时就可以计算出一个模型，开创了上机运算数学模型的先河。1961年9月，周光召从苏联归国进入九所，他运用炸药能量“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反证了苏联所提供数据的不可能。后来，周毓麟率领科研小组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再次否定了这个数据的可能性。一次在运算时，在计算机的打印纸中，突然出现了那个人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数据——原来这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波峰值，其实是一个应该被忽略的数据。也因此，傅樱曾开玩笑说，如果不是苏联专家故意提供假数据，那就是专家自己也没搞明白。周毓麟和秦元勋还在原子弹起爆元件设计中发挥了数学家的关键作用。据美国审理“罗森堡夫妇原子弹间谍案”中所透露，原子弹球形结构的外层是36块起爆元件拼凑起来的。1962年，中国原子弹研制已进入攻坚阶段，3月，任务进展到起爆元件的研究阶段。王淦昌、陈能宽这两位试验部负责人每周都从爆轰试验场赶回来参与讨论，再把理论研究成果带回去指导试验。经过反复试验，发现36块根本合不成那种特定球形体。最后，周毓麟和秦元勋以雄厚的拓扑学功底论证出绝非36块，应是32块，就此建立起理论指导的模型。计算领头人1965年，袁国兴大学毕业，分配到九所。在北京大学偏微分方程专业学习期间，他的老师基本都是周毓麟的学生，讲课时一讲到偏微分方程就会提到周毓麟。袁国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毓麟可说是九所的计算创始人、领头人，九所的计算方法问题大都与他相关。沈隆钧也在这一年来九所报到。在浙江大学偏微分方程专业学习时，周毓麟的著作是他毕业论文的主要参考文献，因此当他得知周毓麟也在九所时，心中的迷茫马上消散，为自己能来这个单位感到幸运。后来担任九所副所长和科技委主任的沈隆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九所来说，若论对数学工作的贡献和影响，周毓麟无疑是最大的。70年代后，理论部“八大主任”离散，邓稼先也调到院里当院长，只有于敏、周毓麟和何桂莲继续留守。进入80年代，国际上禁核试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和苏联要求中国在禁核试条约上签字。邓稼先、于敏等指出，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接近理论极限，禁止核试验对其影响不大，而正在爬坡的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则可能会因国际政治角力而功亏一簧。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加快相关核试验进程，拿到应该拿的数据；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数值模拟手段。核武器研究与设计需要求解非常复杂的数学方程组，这些方程组在理论上无法给出有没有解以及解是什么，只能靠做试验或者用计算机计算。但试验花费高昂，且仅靠试验无法获得过程中的内部关键细节，所以计算机模拟成为核武器研究的重要手段。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大型科学计算方法。周毓麟主持了中国核武器的数值模拟及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喜欢将复杂的应用计算问题简化为一个简单模型，以探讨求出来的解是否可靠、是否稳定，即解的收敛性和稳定性问题。1981年，袁国兴开始负责九所的计算机工作。70年代，李德元和周毓麟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编制一套能够实现从炸药起爆到释放的程序。他率领8个人，花了14年终于研制成功。袁国兴说，周毓麟在工作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一是设计软件过程中关于稳定性、收敛性的研究，二是该选什么结构的计算机、多少字长的计算机才能够满足研究所的计算要求。他说，周毓麟主导的这项工作是科学计算的奠基性工作，为计算机芯片的研制提出了高要求。打破“闭门造车”改革开放初期，时任九所所长李德元面对多方反对意见，顶着巨大压力，提出结束九所作为绝密单位长久以来“闭关自守、闭门造车”的封锁状态，开展对外交流，否则科技发展一定会受到局限。九所第一次选派了沈隆钧等年轻骨干出国留学。因九所尚未开放，他是以北大教授身份出国的。周毓麟一手安排，与北大联系，为他写了推荐信。1983年他飞赴美国的那天，周毓麟起了一个大早专程去送他。作为全国计算数学学会理事长，周毓麟还积极推动了数学年会的召开。1990年，张景琳担任全国计算数学学会副秘书长，受李德元委派配合周毓麟工作。张景琳说，周毓麟脾气特别温和，他虽然口头上说“我这个理事长不理事，是挂名的，你们才是真正的领导”，但事实上他大小诸事都会一一过问，听取汇报时不放过每个细节。为了利用这次年会扩大全国计算数学学会的影响，同时也扩大九所的影响，周毓麟在会议筹备阶段下了很大功夫，周密安排了整整一年。张景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考虑实际上是要把国内的计算数学轰轰烈烈搞起来。”1991年5月，第四届全国计算数学年会在南开大学召开，320余人与会。这是中国计算数学界规模最大、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开幕式上，当周毓麟搀扶着陈省身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2003年2月，陈省身（中）和弟子周毓麟（右）、吴文俊交谈。陈省身是周毓麟的恩师。1946年，陈省身正在筹办中央研究院数学所，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周毓麟前来求职，成了陈省身的弟子。陈省身将拓扑学作为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台阶。“拓扑学”的译名就是他起的，他还戏称“拓扑”为“托钵”，意即搞数学就要像和尚一样托钵化缘，潜心苦修。周毓麟曾回忆，自己到了中研院数学所后，才真正知道如何做研究。他说，有一次陈省身找他谈话，指出了他的不少错误。这次谈话之后，他好像开了窍似的，对工作对学习都好像很有信心、很有办法了，心里总觉得，无论什么新的任务，自己只要肯努力，有一年的工夫总可以得其门而入的。1992年，国防科工委要在整个国防口成立10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包括九所的计算物理实验室。沈隆钧担任主任，张景琳担任副主任，李德元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毓麟被聘请为唯一一位数学家顾问，另外三位顾问都是物理学家。计算物理实验室是当时国防科工委唯一一个数值模拟实验室。张景琳说，周毓麟看到了计算物理实验室的重要性，因为通过实验室可以实现对外开放，与外界交流。实验室设立之初，国防科工委给了100万美元的外汇指标。周毓麟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邀请全国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对实验室的发展方向做了一番大讨论。讨论认为，要利用这100万美元购买先进的机器。计算物理实验室的设施很快全国领先，很多会议也因此集中到了这里来举办。周毓麟对张景琳说：“咱们是搭台给人家唱戏。”他言下之意是，九所人力物力条件不错，应该利用起来，发展国内的计算数学事业。叶其孝说，改革开放后，周毓麟又回到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研究。作为中国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研究和教学的领路人，他不仅自己作出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培养出了许多活跃在国际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舞台上的年轻人。“罄竹难书”自从高中时期迷上数学以来，除了读数学书籍和思考数学问题，周毓麟的生活中几乎再没有别的爱好和消遣。他有记效率笔记的习惯，年轻时的效率笔记严格记录了每天、每周用于数学工作的时间。80岁后在家颐养天年，他还是坚持记笔记。他的笔记工整异常，连草稿都比别人誊写好的还要整洁。他的板书非常漂亮，清晰有序，学生说他的板书就像艺术品。他仍然时刻关注着专业的动态，活力不减。他退休以后，袁国兴每年春节都去拜访，给他讲一下当下芯片和计算机的最新发展情况。他聊天不爱拉家常，三句话一过就自然讨论起数学问题，神采奕奕地用手指在空中不断描写几何图形和公式。即便第二天要做手术，他在病床上关注的依然是研究工作的进展。他90岁依然精力旺盛，只是由于青光眼几近失明。他自嘲年轻时用眼过度，提前把视力的份额给用完了，但他仍然不愿辍笔，要女儿给他买大本子，摸索着在上面“涂涂画画”。改革开放后，叶其孝每年都要去看周毓麟一两次。他们都不喜欢打电话，有时不方便见面，就靠写信联络。近两年，他听周毓麟的女儿说，周毓麟有点老糊涂了，总是说“明天我就100岁了”，但他觉得，老师是在“耍滑头”，在和子女开玩笑。叶其孝曾向周毓麟谈及自己的座右铭“四乐”，即“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苦中作乐、自得其乐”，周毓麟深有同感，立即拿笔记了下来。周毓麟喜欢回忆在苏联留学的日子，每一个教授的名字都记得很清楚。他向叶其孝讲起那时他每天第一个到图书馆，最后一个离开；讲起在一次考试中遇到一个很难的题目，他突然想到自己擅长的拓扑学，解决了这个问题，连莫斯科大学校长都表示了赞赏。对调到九所前执教北大这段经历，周毓麟用了“非常幸福”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他说，那时虽然忙，但总是能看到学生们的成长变化，感觉收获非常大。叶其孝记得，当年曾参加过两次周毓麟主持的闭卷考试。周毓麟宣布了三条规矩：可以看书，可以查资料，但是不能相互讨论。这两次考试，一次考了整整一天，一次考了整整三天。叶其孝甚至在梦中都在做题。后来，每个人交上来的答卷都有二三十页。叶其孝说，那时候不提“创新”，但周毓麟给学生们注入的就是创新的精神啊。一次，叶其孝坐在周毓麟床边陪他说话。周毓麟说起，新中国成立前夕，陈省身要推荐他到美国留学，路费、经费都准备好了，他还是没去，他觉得自己的事业在国内。当年他大学毕业即失业，怯怯地去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求职，开始陈省身没有答应，但同意他来听课。他天天来听陈省身讲拓扑学，听了一个月，陈省身问他，听得懂吗？他说，听得懂。问他大学里数学念得如何，他说别的功课拖了一点后腿，但每年总平均都能上90分。又问他是否做过研究工作，他答没有，想了想又说，自己高中时出于兴趣编了三本几何小册子。小册子是他一贯的风格，编写、画图、装订都细致精美。他还写了个前言，说数学如何使他着迷，着迷到“无法自拔”的程度，数学对他的影响是“罄竹难书”。两周后，陈省身就让他来数学所上班了。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之前写了三篇关于科学的定义。科学不是学科，如果是学科那么科学成为过去式。科学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因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还伴随着错误与危害，有邪恶的应用与污点伴随。但科学已然成为了我们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的意识，那么就必须明确，科学更是一种态度，客观的态度，当然也包括已经形成经过检验的理论形式，同时需要的科学的方法继续在科学的进程中掌握方向。特别是在中医与西医的发展中，何为科学的解释太突出了，以至于影响到相关行业的发展。科学的定义为什么要重新定义科学，由于近百年的宣传，这种科学的意识与文化已经深入人心，不能无视。既然不能无视那么就要有明确的定义，而不是被西方的分析科学来定义。科学的本质就是客观的思维，而西方的科学理论、逻辑、实验、数学等等都只是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思维的措施，内在的仍然是思维，显然是成立的，当然还有语言，所以所谓科学、智慧都仅仅是思维的语言的建构，给他们一些定义而已，这些我之前的文章已推理过，只有本质的思维才能抓住重点，掌握科学的变化。而与其宣传理论的定义，被动地接受观点，不如直接点明科学的过程与思维，从内在的本质的明确，从本质入手，而不是被外在的各种理论、说法等等所迷。同时可以让他们主动地思考懂得内在是思维的，是内因，外在的是条件，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这样又使辩证唯物主义有了实在的应用，科学就是去克服人类自己的主观思维，发现真理。分析科学与整体科学的不同，西方是形式逻辑为主，东方以辩证逻辑为主，形式逻辑有一个终级前提一直都搞不清，就是所有的前提必须是在这个前提下的推理。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东方有明确的最终的前提，就是无，是道，无就是客观整体的没有名字的，道者无名，一分二，二分三等等。而西方却一直在争这个问题，要么这个前提来源于神创造，不用争了。要么自已精神创造，每个人都有，之后大家就争来争去。因此西方的意识形态始终在争议。科学的本质是实践，实践的本质是思维，而思维不能离开客观的事物本身既然科学是客观存在的事务，那么给科学戴上中外的区别、古今的区别、权威与民科的区别本身就不是客观的。那么不客观的区别本身就不是科学。所以不在于外在的名字，领会它，外在的名字与定义都是人做的，领会名字的内在含义才是真正的智慧与科学。客观存在，必须人的意识去参与，所有的科学研究包括概念、定义、实验、推理、数学、工具等等都是这种客观思维的帮助，而不是主观的限制。如果认为一定要用实验，那么逻辑推理怎么办；一定要用数学，那么定义理论怎么办，所以科学是可重复性，可实验性，逻辑实证等仅是科学思维的外在表现。人的科学思维必然是在人的意识综合作用下，防止主观的判断，综合应用客观工具的融洽过程，而不在于某一方面的手段。因此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理论化的形式不是科学的本质。科学是实践的，检验真理的过程，民科遵守科学，不按这个过程来做不管那层次的都不能是科学，因为科学是过程、是方法、是态度。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基石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类在不断地超越自身认识的局限，而不是发现真相。科学的发展是持续的过程，发现真相只是一个片断，而提升人类认识的广度，是不断发现与超越的积累，也是去克服人类自身主观性的过程。而科学方法正是这些过程所必须应用到的工具。而科学当成真理，就成为手中攻击的工具，真相的形式限制思维发展的牢笼，更成为媒体时代的攻击工具，真相不成为真相本身了成为了权力。科学是全人类共有的，不是权力、资本、媒体利用与控制思维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