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刊物

作者前言近几年来，“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或Deeper Learning）在国内暴得大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对此趋之若鹜，许多学者对此有过论述，几乎所有一线教师都非常关心这一论题。就国内研究而言，短短五年（2013.01—2018.06）就有论文500篇之多。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绝大多数理论及实践成果都有一种“单向度取向”，即主要是基于学习心理学认知学派的“信息加工”理论而展开的研究成果，鲜有“全视角”观照；其中国内研究多数又以“译介”为主，实证成果稀少。不可否认，基于“信息加工”的心理学层面上的探索必不可少，它的确可以切入深度学习的内在机理。但是，如果始终停留在“信息加工”层面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很容易出现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偏差。因此，我们应当超越认知学派，转向“全视角”或“全域理论”，对深度学习再做一番厘清。本文选自《课程·教材·教法》2019年第2期。作者吴永军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南京师范大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一对当前深度学习研究的检视对于“深度学习”研究的检视，我们拟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是考察深度学习研究的“谱系”，二是揭示深度学习的认识误区及其背后的原因。学术界基本达成这样的共识：深度学习缘起两方面研究——计算机领域中的“机器学习”（或“人工智能”）研究以及教育领域中的学习研究。相对于教育领域，计算机领域的机器学习对于深度学习更为广泛，影响也更为深远，这方面的海量研究最终积淀为后续研究与生俱来的基因——大脑内部极为复杂的信息加工。据研究，最早抢注“深度学习”概念的是机器学习领域，对机器学习进行研究，实质上是对人的意识、思维和信息过程的模拟，是一门人工智能的科学，而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中表征学习方法的一类。在机器学习中，深度学习被定义为“一系列试图使用多重非线性变换对数据进行多层抽象的算法”。机器学习算法是一类从数据中自动分析获得规律，并利用规律对未知数据进行预测的算法。教育领域中的深度学习研究关注点是在学习科学视域下展开的。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国外教育领域中的“深度学习”概念最早由来自瑞典歌特堡大学的马顿（Marton）和萨乔（Slj）提出，他们在1976年研究大学生在进行大量散文阅读任务时，所表现出的不同学习过程和使用的学习策略以及理解和记忆的差异化学习结果时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处理信息存在不同水平，呈现浅层和深层的差异。当学生使用浅层学习策略时，只能获得对问题的浅表回答，学习过程表现为机械的死记硬背。当学生使用深层学习策略时，则能关注到文章主题和主要观点。两位学者由此提出了“深度学习”概念，指出深度学习是一个知识的迁移过程，有助于学习者提高解决问题并做出决策的能力。此后，许多学者纷纷加入深度学习的研究行列中，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澳大利亚学者比格斯（Biggs）与柯利斯（Collis）于1982年基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提出的SOLO分类法（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简称SOLO），依据学习结果的复杂性进行分类，分别为学习结果的前结构水平（Prestructural）、单一结构水平（Unistructural）、多层结构水平（Multistructural）、相关结构水平（Relational）和拓展抽象水平（Extended Abstract）五个层次。进入21世纪，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欣顿（Hinton）教授和他的学生萨拉赫丁诺夫（Salakhutdinov）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深度学习的文章，开启了21世纪深度学习在学术界的热潮。而由美国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发起，美国研究院（AIR：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组织实施的SDL项目（Study of Deeper Learning：Opportunities and Outcomes），则在全美建立了500余所深度学习实验学校。SDL项目在理论建树与实践普及方面都具有划时代意义。在笔者看来，这一划时代意义在于SDL项目突破了传统深度学习限于“信息加工”的窠臼，无论是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的深度学习能力三维度划分（认知领域、人际领域、个人领域），还是SDL项目所界定的深度学习的六维度能力（掌握核心学科知识、批判性思维和复杂问题解决、团队协作、有效沟通、学会学习、学习毅力），都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具有了“全视角”特性，是一种比较完整的关于深度学习的理解。正因为深度学习研究与生俱来的“基因”的型塑，我国早期研究深度学习（2005年）以及近几年来异常活跃的学者，其学术背景绝大多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教育学者，而是“教育技术学”领域学者，如被认为是引进“深度学习”概念的黎加厚教授就是教育技术（信息技术）方面的研究专家。而在2013年以后深度学习研究风起云涌态势下，比较活跃的一些学者如祝智庭、董玉琦、张宝辉、张浩、吴秀娟等都是教育技术领域有影响的学者。而刊发深度学习一些重要论文的刊物也以“教育技术”类杂志为主，如《中国电化教育》《远程教育杂志》《中国远程教育》《电化教育研究》等。上述研究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对于深度学习的认识，偏于心理学认知学派的“信息加工”理论，尤其是试图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研究所得成果来反观人类学习，从某种角度讲，这种学习观是没有“价值取向”的学习观，是没有“灵魂”的学习观。深度学习对于“学习”的理解还是比较狭隘与局限的，更多的是以信息加工理论来揭示“认知”方面的心理过程机制，而价值、情感、态度以及精神领域的学习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其实是典型的认知学派的基因使然。深度学习的学习之所以被称为“深度”，在于研究者们有这样的认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认知科学家从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的“关键区别”中发现：当学习者运用“深度”学习方式时，不仅能获得知识，而且清楚知道在真实世界和实际情况中如何运用这些知识，这样的知识会在学习者头脑中保持得更为持久。而死记硬背和简单记忆对个人的知识建构的作用只是浅表的、易忘的，这是浅层学习。也就是说，深度学习之“深度”的最重要表征是：应当能够使知识保持长久，并能运用。而要做到这些，学习者必须把握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头脑中建立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即使知识结构化，而不是碎片化、孤立化地保有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度学习理论其实是对美国心理学家、认知学派代表人物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或曰“有意义学习”的升级版或扩展板。简言之，深度学习就是学习者在理解的基础上，把握知识间的有机联系，旨在做出决策或解决问题的学习。实际上，在早期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深度学习是相对于浅层学习的一种知识加工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学习方式）。比格斯认为，深度学习包含高水平或者主动的认知加工，对应的浅层学习则采用低水平认知加工，比如，简单记忆或者机械记忆。我国学者黎加厚等认为，深度学习是指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者能够批判地学习新思想和事实，并将它们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能够在众多思想间进行联系，并能够将已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学习。且不说这一定义几乎是西方学者定义的杂糅与翻版，如比蒂（Beattie）、柯林斯等认为，深度学习方式意味着学生为了理解而学习，主要表现为对学习内容的批判性理解，强调和先前知识与经验连接，注重逻辑关系和结论的证据。就其对于学习的本质认识而言，是经典的认知学派的信息加工理论的体现，后续的一些研究对于深度学习的认识几乎沿用了这一定义（也有少数教育学者如郭华教授等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更加令人担心的是，大量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视角来比照或反观人的学习的研究成果，更是一种“单向度”学习观的体现，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严重偏差。本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方面的研究是“机器”模仿“人类”学习，现在反过来将“机器的学习”简单移植到人的学习中，要求人要像机器一样学习，变成“机器化的人的学习”，这绝不是“人的深度学习”，而是“机器人的深度学习”。这种简单比附及移用的做法背后反映了对“人的学习”与“机器学习”的根本看法的殊异。的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在模仿人的学习上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是人工智能与人在学习上具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人工智能与人虽然都具有理性思维能力（思考有限的、逻辑的、程序化的、必然的事情），但人还具有人性，具有情感、价值、精神、意义、灵魂等，还具有超理性能力，即具有思考整体性、无限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尤其是变通能力和创造力。“真正的创造力并不能还原为自由组合和联想，而在于能够提出新问题，或者改变旧问题，改变既有思路，重新建立规则和方法……而要能够提出新问题或者改变规则，就需要能够反思事物的‘整体’或者‘根基’的思维能力，或者说，需要有一种‘世界观’或者改变给定的世界观……人工智能显然不具备思考世界或系统整体的能力……（它）只能思考有限的、程序化的、必然的事情，却不可能思考无限性、整体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来讲，如果我们从“信息加工”理论视野下的深度学习以及人工智能中的深度学习背后的“形而上学”基础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尤其是“技术理性”的哲学观。诚然，理性思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的特征，但是“理性思维实非人类之特异功能，而是一切智能的通用功能（人工智能就具有这种特异功能），以理性去定义人类是一个自恋错误。人类思维的真正特异功能是超理性的反思能力——反思能力不是理性的一部分，相反，反思能力包含理性而大于理性。反思首先表现为整体思维能力，尤其是把思维自身包含在内的整体思维能力”，而且人类还具有大量非理性特质，如精神、道德、价值、情感、自由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非理性特质，人类生活才充满意义和价值。因此，这种基于对技术理性的崇拜导致的教育的工具主义倾向，把制度、计划、秩序、组织形式等视为学习的法宝，而把“人类精神”，尤其是人的自由践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样的学习观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单向度的人”或具有“平庸之恶”的“巨婴”。二是对于深度学习所发生的“情境”做了相对简化与孤立化，这一情境不是真实的学校学习，尤其是课堂学习所归属的情境，这实际上简化了人类复杂的真实学习，尤其是学校情境下的中小学的课堂学习。我们注意到马顿与萨乔的经典研究是在“测试”（考试）情境下进行的（即在让两组大学生阅读完相关内容后作答试卷），包括比格斯在内的后续许多学者的研究基本都是这样（这也是认知心理学派的基因），而且以大学生样本为主。这种“测试情境”是相对孤立的、静态的、简化的，从方法论角度讲还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即学习者是“个体”状态下的学习，是“去情境化”的学习，以“个体”作为最终解释依据，缺乏真实学习情境中讨论、交流等人际互动，以及特定社会文化的制约，更没有“学习共同体”的介入，完全不同于真实的学校或课堂学习。人工智能对于深度学习研究的情境也是一样，是对真实学习情境的一种简化或纯化。真实的学校学习是一个“他人在场”的学习，学习通常是发生在群体中的，是与具体情境相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原子式”学习。完全孤立的、静态的、简化的情境中得出的深度学习机制或规律，一定难以解释真实学校情境中的深度学习机制或规律。正因为如此，20世纪末美国学习科学开发委员会编写的《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一书，特别强调了知识建构的情境性和社会性，“认知心理学应该做出更加现实主义转变，主张以生态学的方法取代信息加工的方法，强调研究自然情境中的认知，更多地关注环境对于智能的影响”，应当从“实验室研究”到“真实的学习情境”转向，而“有关认知与学习的情境理论已成为一种能提供有意义学习并促进知识向真实生活情境转化的重要学习理论”“所有学习离不开特定的文化模式、社会规范和价值期望，这些情境以强有力的方式影响着学习和迁移”。所有这些关于学习的阐述，都是对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理论的纠偏或完善。三是就国内研究而言，主要问题是“移译性”有余，本土化不足；思辨性主导，实证性缺乏。经过整理，我们发现，我国深度学习研究，无论在“量”上（研究人员与发表成果之多）还是在“质”上（关注的问题涉及面之广以及探究的深度）都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该项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研究成果多而杂，有一定的“泡沫”。其中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移译性”有余，本土化不足。由于深度学习研究的产生、发展以及所持有的理念、模式均来自西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深受西方研究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从研究的概念、范畴、模式到研究方法等几乎都是在翻译、移植基础上的一点推进。许多研究文献在涉及诸如深度学习的界定、标准、类型等专题时，无不具有“移译”的痕迹。许多论文的展开路径都是“文献整合—理论推演—案例佐证”。而理论探讨又以“译介”为主，或相互引用，引来引去，难免就有疏漏，如有些文献竟然把马顿、萨乔写成美国学者。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早期初涉某一课题，大量移译、借鉴尚属正常，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但一直持续下去则与实践毫无裨益。实际上，我们所引用和借鉴的国外的研究成果多半是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原型，其理念、模式、措施等带上浓厚的西方色彩，如果将这些经验无保留地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前提本身就很成问题，并且这些模式的效用性也值得怀疑。这实质上是一种“去历史性”“去社会性”的思维，它忽视了本国的特殊历史性、文化性与社会性。这种只满足于国外成果的介绍与引进，未能有效本土化的研究无益于我国深度学习研究及其实践的发展，很难转化成推动实践的“教育生产力”。二走向全视角深度学习一切现代的教育教学或学习都必须以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从这个角度讲，应摒弃“单向度”深度学习观，呼唤建构一种全域或全视角深度学习观。这种学习观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于深度学习的理解必须是整体的、全面的。所谓整体性或全面性理解的意思至少有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首先，人的深度学习是一种整体的学习状态，是学习者全身心投入的过程，而绝不仅仅是学习者大脑内部信息加工的过程；它既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充满着情感、意志、精神、兴趣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个体学习过程，还是一个社会过程、文化过程，对于中小学生来讲又是一个学习过程（学习如何深度学习）。学生在深度学习时的学习投入是全身心的，不仅仅局限于思维，更是情感、意志、动机、精神乃至身体等全方位的投入。因此，丹麦著名学者克努兹·伊列雷斯（Knud Illeris）提出“如果要理解人类学习的整体复杂性，就需要将多种资源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对于学习的一个基本理解是“学习具有个体和社会的双重性”，就“个体性”来讲，是指“心理的获得过程”，而“决定获得过程的基本上来说还具有生理属性”，不仅如此，“获得过程还有一个动机要素，在相当基础性的意义上，指的是实现一个学习过程所需的心智能量”，而动机要素包含动力、情绪、意志、欲望、兴趣等。近年来的脑科学研究最有关键性意义的研究发现是：在一个正常的脑中，“理智”的过程不能离开“情绪”的东西独立发挥功能。可见，就学习者“个体层面”而言，学习是一个整体性投入，既有理智、思维的要素（尽管这些要素被认为是关键要素），同时更有情感、意志、精神、兴趣等方面的要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学习者的学习是否是深度学习。因此，美国著名学者琳达·达林-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在谈到有效教学时提倡“一种以学生的思维为核心的理解性学习，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将他们的身体、心理、认知、逻辑和情感统一起来”。此外，学生深度学习过程不仅是一个个体心理过程，还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真实的中小学学生在学校情境中的深度学习更多地发生在“群体情境”中（课堂、课外集体活动等），而不是在一个“真空”中展开（就像认知心理学家实验的情境）。这样的学习场域中，学生不可能以个体的“原子方式”进行学习，而是在群体互动中进行共同学习，这就必然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即使学生处于“个体状态”（如课外的自主学习或独学），但是当“个体”在理解相关知识、文化、价值时，其理解不可能不“镌刻”着特定的社会文化，不可能不受限于社会文化的影响或规范。因此，社会文化因素与其说是学生学习的“情境”“条件”，还不如说是学习“内在机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克努兹·伊列雷斯所说：“学习并非仅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发生。相反，学习总是嵌入在一个社会性的情境中的，这个情境提供冲动，设定能够以及如何学习什么的框架……这些情境赋予了学习在基础性条件上的本质差异。”不仅如此，“学习具有个体和社会的双重性。这意味着必须将传统学习心理学的个体导向与现代社会导向整合起来，它们中的任何一面都不能单独阐明问题的答案，提供一种完全和‘正确’的理解，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面都是根基上有缺陷的观点”。这样看来，“所有学习都包含两个非常不同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必须都是活跃的，我们才能够学习点儿什么”，一个是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过程，另一个是心理的获得过程。其次，学生在深度学习中所能学到的不能仅仅是知识或思维，抑或是解决问题等理智方面的能力，更应当是全面的发展，像情感、意志、精神、激情、德性、灵性、自由、理想、卓越性、超越性等这些能够赋予学生的整体生活以意义乃至对于学生终身幸福至关重要的品质与价值，理应是深度学习过程中相伴随的、内在具备的特质，否则“如果不去或不能追求幸福，生活就毫无意义”，学习也就毫无意义，因为学习会变得像“机器人”那样的学习，而“使得生活具有趣味和意义的事情都来自道德和美，如果一切都替换成经济利益，那么人就以新的方式退化为动物了”。因此，教育就应当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是使受教育者“顿悟的艺术”，是促进受教育者自觉“生成”的一种方式，“教育即生成”，就是要让每个受教育者都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天赋的潜力，使其“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深度学习也是如此，它应当是一个自我唤醒、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过程，而只追求心理过程的“信息加工”式的技术理性思想，实质上是“反人性”的，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的自由及其超越性之根本特征。早在20世纪上半叶，针对当时日本国内教育的“严酷现实”（单纯的智能施教，为了升学考试竞争），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就提出了著名的“全人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格，是育成多方面和谐发展的完美的人，而不是单纯的智能施教，更不是为了升学考试竞争……教育内容必须包含人类文化的全部，理想的人必须是全人，要具备文化的全部，即由六个方面组成：学问、道德、艺术、宗教、身体、生活……全人教育就在于培养智（真）、德（善）、美、圣、体（健）、劳（富）全面发展的人。深度学习也应秉持这样的价值取向，培养“理性、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人（赫钦斯），所以深度学习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培养心智（mind）、心灵（heart）和精神，而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的学习。否则就是没有“灵魂”的机械过程，没有“价值旨归”的单纯的知识习得与内化过程。行笔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界定深度学习：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学习者在与他人互动以及环境互动中，关注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最终能够迁移并能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意义生成的过程。二是深度学习品质是可以学习的，促进深度学习的策略必须是整体的、系统的、全方位的，任何单一的策略（如设计高阶思维问题）都不可能奏效或取得持续性效果的。首先，我们应当秉持“深度学习品质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学习和发展的”这一核心理念，相信每个学生都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每个学生在教师的有效引导下，在与同伴的良性互动中，在自我砥砺、自我锻造中获得深度学习之品质。当代多元智能理论给我们的巨大启示就是：如果我们考虑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在确保深度学习的基本特质前提下，在尽可能了解每位学生兴趣爱好、家庭背景、学习风格、智能特点等方面的基础上，为每位学生设计适合其发展的教学方式与教学策略，以求学生形成个性化学习方式，那么，每位学生都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都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深度学习品质。其次，关注深度学习的重点应当根本转变，从“结果”转向“过程”。中小学生要具备“深度学习”品质，必须在教师指导下，在群体互动中“学习”如何进行深度学习。因此，我们应当关注深度学习过程，关注深度学习发生的内在机理与外在条件，运用综合化、系统化教学策略，促发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这与马顿与萨乔等人的研究不同，他们只是研究了大学生的终极学习状态，也就是说只关注了解决问题（解答试卷中的问题）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结果性状态”，而没有考虑这种状态在学校教育中是如何得以培养和形成的。因此，研究者们与一线教师必须关注深度学习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如何促发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在此，我们必须摒弃“单向度”思维，不能认为深度学习只是一个“认知过程”或单纯的“信息加工”过程，它还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一个关涉情感、价值、精神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思维上有所创新，建构系统性、复杂性思维，用整体的、系统的教学策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以往的研究或实践只关注“信息加工”过程，很少涉及社会文化过程、情意过程。所幸的是，近几年来，美国研究院组织实施的SDL项目中的“深度学习能力框架”关注了社会文化因素、情感态度价值观因素，丹麦学者克努兹·伊列雷斯倡导的“全视角学习理论”，我国少数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些因素，这为我们以一种系统性、复杂性思维来建构整体的、综合的教学策略，既考虑认知层面，又考虑情感态度精神层面，还考虑社会文化层面，整体地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框架。最后，我们还必须在实际的学校教学情境中结合具体学科的教学，细致入微而不是大而化之地探讨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具体教学策略。任何学校情境的学习展开的主要方面还是围绕具体学科开展的学习，因此，深度学习的主流若脱离了具体学科的学习，那是不可想象的神话或是乌托邦的臆想，国内一些所谓的“全课程”之类的草率实验之挫败即是明证。三是在深度学习研究上必须摒弃“个人主义方法论”，彻底变革研究思维，这也是全视角深度学习的题中之意。以往的深度学习研究之所以限于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层面，从哲学角度讲，其立论基础是孤独的“原子式”个人主体观，在考虑深度学习内在机理时，其计算单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个体，“个人”成为理解一切的最后依据，但是这种个体只能表达人的身体存在，却不能表达人的精神存在。正如赵汀阳指出的那样，“人不可能仅仅作为个体而生存，而必须是群体存在，否则无人能够生存”。因此，从哲学存在论角度讲，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共在存在论”（ontology of coexistence），即共在先于存在，并且，共在规定存在，共在决定了任何存在都是一种相互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共在存在论”来作为解释生活实践（包括学习活动）的基础呢？因为“与他人相处正是人生意义之所在，无共处就无生活……生活只能在与他人的积极共处中去创造和展开，或者说，只有积极的共在才能肯定存在，才能实现存在之生生本意，否则必是存在之否定”。因此“解释事的世界就需要一个与个体存在论（ontology of indivials）完全不同的共在存在论。”可见，全视角深度学习观召唤方法论的创新，必须摒弃以往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赋予社会学视角、文化学视角乃至人类学、管理学等多维视角以合法地位，充分考虑真实的学校情境中深度学习所关涉的诸多因素：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管理，等等，在理论上、方法论上拓展、深化深度学习的研究。三未来深度学习研究与实践值得关注的问题深度学习的问题异常复杂，整体上的突围仅仅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第一步，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有待揭示，如学习者头脑中内部的信息加工如何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其机制何在。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具体的操作问题值得进一步探寻。第一，目前在我国主要作为一种理念或理想的深度学习，如何转化为教师的有效教学行为，即在教学中，教师如何变革自己的教学行为，以促进或支持学生的深度学习，亟待需要“建章立制”。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教师总是现阶段教学的主导力量，教师的教学行为往往决定着或制约学生的学习行为，因此，教师行为转变是必要前提。虽然深度学习研究从“学生角度”业已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策略，如项目学习、大观点组织（big ideas）、结构化思考等，但是超越这些点状、碎片化策略，而从“教师角度”提出普遍化的“要求”应当是大范围推进深度学习的必要前提。因此，在深度学习理念与教师行为之间尚存在一个转化的中介，这就是指向于学生深度学习的“教学规程”的制定。所谓教学规程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或理念指导下，旨在培养学生的某些特定素质或体现某种理念而对教师教学行为提出的若干规定及其相关的操作策略，它是引导教师转变教学行为以符合某种教学理念的规则、要求及其操作策略。目前，我们至少可以从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等几个方面提出一些教师变革教学行为的教学规程，如教学前“教师应当运用多种方法探明学生对于将要学习的概念或原理的前理解，并运用相应方法解构学生前概念”这一规程，就是指导教师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一个有效教学行为指导，而这一规程指引的教学行为的转变是有着理论基础的，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法国学者安德烈·焦尔当指出的那样，“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要让一个学习者掌握一项知识，就必须对他的先有概念进行真正的解构”。第二，具体学科教学中如何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更是未来一个基本问题。众所周知，每个学科的设置都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2018年1月出台的新一轮高中课程方案中，各学科课程标准都是围绕“学科核心素养”来研制的，如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就规定了语文素养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内容，主要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与“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语文学科中的深度学习必须指向这四要素的培养。因此，真实的学校情境中的教学总是而且首先必须落实在具体学科教学中，学生才有可能获得该学科核心素养。因此，教师在具体的学科教学中，如何结合学科知识的教学，引导学生深度学习，就成了教学实践中的重要课题。在学科教学实践与研究中，我们必须面对一系列问题，诸如是否存在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统一的、一致的方法或策略？人文学科与数理学科中的教学策略或方法有无区别？如果有，区别又在哪里？如果用比较公认的有效策略，如“大观点”来整合信息，文理学科是否有不同？另外，我们还要探明：为什么有的学生能进行深度学习，而有的学生只能停留在浅层状态，仅仅是因为其大脑中“信息加工”的不同而导致的吗？为什么有的学生在某些学科能够进行深度学习，而在另一些学科则呈现浅层学习状态，原因何在？中学生与小学生之间的深度学习的差异在哪里？等等。如果我们不结合特定学科的具体内容，不结合每个学生的具体学科学习来研究或实践，就会流于空谈，徒留浮夸的议论。第三，更具体的是，学界一般将“项目学习”作为深度学习的有效路径加以推崇（有研究表明项目学习可以以“大观点”来组织跨域内容，有利于课程整合，可以有效迁移学以致用等），但现有的项目学习多半是“拼盘式”学习，如围绕“春天来了”这一所谓的主题，语文课读春天的文章、写春天，科学课探寻春天的节气，美术课画春天，音乐唱春天，体育课玩春天的游戏等，这样的拼盘式学习是无法让学生真正走向深度学习的。那么，如何摒弃拼盘式学习，并以问题驱动、任务驱动来开展项目学习就是不二选项，但问题是，怎样的问题、任务才能驱动项目学习，有无学科差异，中小学生的项目学习有无差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上海高校迄今为止第一本电影类学术期刊《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创刊。　许婧　摄中新网上海11月16日电 (记者 许婧)秉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办刊方向，刊载电影学理论研究学术成果，构建中国电影理论话语体系，促进学术交流，传播中国故事，助力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办刊宗旨的《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16日在上海大学举办创刊发布会。该期刊是上海高校迄今为止第一本电影类学术期刊，由上海大学主办。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间，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表征之一，折射了新中国70年社会、阶层和文化的沉浮流变，电影成为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曾经是中国电影高度的代表、中国电影成就的缩影。一个区域电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电影教育的系统支持，电影教育的专业性也不可替代。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指出，电影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文本与批评”“学者和观点”之间的交互对话，而电影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就是提供这样一个可供交流的“话语场域”。一本高水平的专业期刊对于电影理论、乃至电影创作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他希望并相信该期刊可以坚守学术本质，与中国电影及国际理论共发展，保持对学术理念的多元表达、学术本体的深度挖掘。呼应新时代，走在中国电影文化建设的前沿。该期刊学术顾问之一、香港电影导演吴思远认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到来，无论是国际，还是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交流都日益密切，中国电影在文化碰撞与融合中不断整合、改进，实现了电影数量与质量稳步增长，形成了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华语世界电影市场，并在世界电影文化中成为了展现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最为直观的传播载体。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不仅要求有技术的表现，更要有艺术内涵的表达。《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创刊，可以预见其将在很大程度上补足中国电影在学术讨论和记录上的空缺，为中国电影人提供一个专业的平台进行学术研讨，这本期刊也将与中国电影产业共同进步，不断成长。上海市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处长赵靖表示，《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的启动是对上海电影学科建设的肯定，同时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期待能够建立关于电影理论性质和任务、学科建设准则与方法、影视批评态度与立场等多方面的学理共识。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上海大学特聘教授贾磊磊是《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主编。他感叹，教授作为刊物主编带头率先思考这个“新生儿”的命运，反思主创者们的“灵魂”“趣味”。“新刊与全国所有的电影学术刊物共同承担着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推进中国电影学的历史发展，建构中国电影理论的时代大厦，促进中国电影业的全面繁荣。而在这一系列的历史使命中，对于这本新刊来讲，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是首先解决好我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包含所涉及到的中国电影学界自身建设最核心、最根本的命题。”贾磊磊特别强调，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学术博弈中，只有严格地按照期刊评估的标准来设定运营策略，才能够办好杂志，为它的升级换代创造条件。同时，杂志最高的历史评价标准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苍天之上横贯着一种看不见标准，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司长、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李军指出，上海电影学院一定能做出中国的乃至世界的电影理论建设新贡献，不断总结和丰富电影理论成果，不断提高中国电影的话语权，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当天的创刊发布会由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大学期刊社、《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编辑部联合主办。主办方介绍说，该期刊旨在搭建学术传播和国际交流的新平台，加强对中国电影理论的宣传和国际电影学术前沿的引入，实现中国电影理论话语对世界的传播，促进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更好地“走出去”；也力图提高上海电影学院、上海大学乃至上海这座城市在电影界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完)

这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基本反映了知识产权研究在法学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以及实践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原标题：2018-2019年知识产权法研究综述文 | 姜丹明 史少华 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推进，2018年-2019年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在立法方面，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了修订，专利法修正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日臻完善。2018年国家知识产局重组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打击非正常申请、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等净化知识产权服务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知识产权学者们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知识产权理论研究结出累累硕果。本文对2018-2019年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与评述，供学界业界参考。本文以中国法学会界定的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CLSCI）[1]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为样本[2]。这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基本反映了知识产权研究在法学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以及实践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一、总体情况2018年-2019年度CLSCI知识产权法论文共有128篇，占全部CLSCI论文的3.7%。其中25篇涉及知识产权基础理论，36篇涉及著作权领域，24篇涉及专利领域，16篇涉及商标领域，反不正当竞争及其他领域27篇。两年来，相较于专利法研究、商标法研究而言，著作权法研究在法学研究中的显示度更高，一方面反映了著作权领域遇到的问题比较多，另一方面也说明著作权法修订工作需要加快进程以解决新技术带来的法律难题。2018年度CLSCI知识产权法论文共有57篇，2019年增至71篇，主要因为基础理论、著作权、专利方面的研究数量增加。图1：2018-2019年CLSCI知识产权论文研究分布图表1：CLSCI知识产权论文数量统计表（单位：篇）对于法学研究者来说，能在CL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即是对自己研究能力和文章质量的一种肯定。而这两年来在这16类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过知识产权论文的所有作者里，王迁与蒋舸是最多产的学者，各自发表了5篇论文。紧随其后的是孔祥俊和马一德，各自有4篇文章。吴汉东、罗莉和谢晴川各贡献了3篇论文。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这几位学者们不俗的研究实力。二、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是整个知识产权法研究大厦的基石，支撑着整个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为专利、商标、版权等具体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指导着知识产权立法及司法实践，帮助知识产权工作者从容应对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挑战。（一）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数据分析两年来，学者们从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实践出发，深耕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为知识产权制度完善和事业发展建言献策。2018-2019年度 CLSCI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方面的核心论文共有25篇，其中2018年10篇，2019年15篇。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我国开展301调查开始，中美贸易战边打边谈，知识产权作为导火索和谈判焦点之一，引发广泛关注。除了应对美方谈判压力，数据时代技术发展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冲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服务的迫切需求，都给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2018-2019年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程、制度正当性、侵权损害赔偿、停止侵权救济、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新挑战等主题展开。（二）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热点述评01 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四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进入了新时代。2018年我国完成了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重组，重组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专利、商标、原产地地理标志的集中管理，并将商标、专利执法职责交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集中、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正式形成。随着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成立，我国形成一个“知识产权上诉法庭＋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法庭）”的跨区域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体系，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改革在这两年内取得了卓越进步。这两年关于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方面的研究，侧重于经验总结与展望。知识产权事业蒸蒸日上，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深刻认识。吴汉东[3]试从思想基础、基本内容、实践意义三个方面研究分析习近平关于知识产权的重要论述，探索其知识产权法治观与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指出习近平站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建构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高度，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加强知识产权法治、发展知识产权事业等重大问题作出的分析和深刻说明，是指导当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马一德4撰文回顾了四十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从私权自觉到创新自信，从接轨国际到全球治理，从分散扩展到集约改革，整个治理体系的构建和运作实际是知识产权法治逐渐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释放的发展过程。对于未来中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将何去何从，吴汉东5提出，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应在吸收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注重本土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逐步从移植、引进走向自立、创新，展现本土化、现代化、一体化的发展基本面向。曹文泽与王迁6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发展对内要坚持创新发展，完善立法执法，适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依法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科学引导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对外则要关注国际形势，在WTO和WIPO框架下解决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优势，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等手段打造以我国为核心的多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02 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研究通说认为，知识产权是人类为了促进知识扩散传播、激励创新、保障知识产权创造者的投资与收益，而赋予创新者的一种法定权利。自产生以来，知识产权制度切实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充分向世人展现着该制度产生的生命力。然而到了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网络效应的加持下，知识产品的复制传播成本低到趋近于零，这对于现行强调通过保护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新挑战。知识传播与权利保护在促进创新方面孰重孰轻，让学者们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从法理层面进行反思。在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解释中，何鹏7认为从功利主义法学、目的法学和利益法学三种理论解释知识产权立法目的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真实生活时难免沦为教义论。而从实用主义的视角研究知识产权立法目的，更注重分析知识产权法所反应的真实需求，强调的是规则的社会属性和规则的可操作性，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原则。当未来知识产权立法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时候，特别是数字化时代知识产权立法可能会体现出一种多元主体互动的开放式立法结构，同时体现出更专业化、技术化、精英化的特征，那么采用实用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态度则更为有利。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知识产权法似乎更具有解释力，在对行动主体的“理性”给予重视的同时，将“效率”作为衡量行动、规则的标准，通过比较各种方案的“成本——收益”作出取舍。周泽夏8认为这种方法背后的法哲学基础是在作法律选择时，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与实用主义来修正道德论证的不确定性，但是用经济分析法存在着对知识产权其他价值的忽视与量化的局限，其结论应当作为知识产权法律选择时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不应无限扩大。冯晓青和周贺微9认为整个知识产权制度要发挥激励创新的功能，不能仅限于对知识产权这一独占权的保护，还需通过充分保障公共领域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创新这一价值目标。公共领域保留能够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学习，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有益循环，而现实中知识产权过度保护正逐渐压缩公共领域的范围，同时信息数字化与数字网络给公共领域范围扩大提供了工具，降低了知识传播成本，影响到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在当今日益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发展中，尤其要注重公共领域的足够保留，理性处理和对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领域的平衡，以促进创新。知识产权司法判决是知识产权法律完善的重要来源。安雪梅10通过对我国的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创设知识产权司法规则的案例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审级更高的法院法官成为实施上的法律续造主体。既然如此，其建议通过不断完善法官在知识产权案件中运用法律续造进行审判的技巧，同时辅之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规则和指引，统一法律评价，以弥补知识产权制定法的不足。新兴技术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和相关权利的设置提出了新要求，例如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问题。虽然，曹博11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现阶段只是数据算法，其本质是计算与模仿而非智力劳动，不具有智力财产属性无法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应当属于公有领域，冒名发表人工智能“作品”等问题可通过法律解释中现有规范体系内加以解决。但是未来呢？有感于此，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12，针对数字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意涵展开了讨论，在新技术背景下知识产权的理论价值、阐发创新战略的历史逻辑、发掘新兴权利的话语体系。03 知识产权保护这两年来，知识产权强保护是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强调指出“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震慑违法侵权行为”。落到实践中，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学者们在侵权赔偿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也切实推动了我国侵权赔偿制度的改进。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各单行法关于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主要按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和法定赔偿四种。曹新明13通过对2011-2016年知识产权判例样本采集与统计分析指出，在知识产权纠纷审判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比率非常高，超过了判例样本总数的90%，判例统计结果证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低与法定赔偿计算标准正相关。这些判例样本同时证明了“举证难”是导致人民法院过多适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赔偿额的关键原因。为此，他建议我国法律对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的适用顺序进行调整，法院应当采取更加有利于原告方的证据制度，提高法定赔偿上限，以方便权利人更有效地采集证据支持其索赔诉求。吴汉东14根据市场价值说，认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认定应以知识产权的“合理价值”为基础，计算其收益能力（市场价值）在特定时间的市场条件下的货币表现（市场交易价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损害赔偿计算的“三步观察法”，即：市场类型分析法、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法及市场交易机会分析法。在计算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时，应基于权利种类差异，就其不同的损害构成因素进行市场类型分析，在此基础上，采取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法和市场交易机会分析法计算出非法所得、实际损失或合理使用费的赔偿数额。蒋舸15则指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具有全局性，因此不应将解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难以精确计算”的重担全部压在法定赔偿之上，而应当将法定赔偿的相关功能疏导至传统的实际损失、违法所得与许可费倍数这三种损害赔偿方法中，只有在传统赔偿方式中给予法院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才不至于使法官被迫在法定赔偿的框架下寻求裁量空间。如果适用侵权获利的方法计算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那么当有证据证明侵权人的利润时，确定侵权获利的最大困难在于确定侵权行为对侵权人利润的贡献比例或分摊比例。刘晓16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将中国和美国所采用的各种分摊方法从优到劣进行了排序，依次为：替代品比较法、消费者调查法、量化比例法和定性分析法。他建议我国法院在综合采用这四种方法时须满足一定条件，即：是否存在替代品、替代品利润证据是否可以获得、侵权人获得的利润大小是否超过消费者调查成本、是否存在量化比例、侵权内容与其他非侵权要素对产品整体利润的贡献度证据是否可以获得等，同时法院应对分摊方法与适用条件进行解释，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为加大惩罚侵权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王利民17建议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规定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一般规则，为相关知识产权特别法提供上位法依据，在特别法没有惩罚性赔偿规定时，应适用民法典的一般规则，但要通过明确行为人必须具有主观故意，且客观上构成情节严重，并规定赔偿数额限制，来保障该规则的准确适用。事实上，这两年来我国正在构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从商标法推广到专利法修正草案，法定赔偿额上限也显著提高。2019年1月公布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确定1倍以上5倍以下的赔偿数额，并将法定赔偿额从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提高到1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201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商标法》，加大对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额由1倍以上3倍以下提高到1倍以上5倍以下，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3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杨涛18认为，停止侵害救济方式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属于财产规则范畴，基于权利界定难度、谈判成本、交易障碍、要挟策略引发的讹诈风险以及社会公共福利减损等诸多因素的考量，若绝对化适用易引发“市场失灵”。因此，他建议当权利人的损害可通过金钱救济予以弥补，或者停止侵害的适用会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或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时，法院可以判令侵权方不停止侵害，而以损害赔偿或补偿责任替代之。在侵权责任方面，杨立新19认为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网络侵权责任规则，应该进一步扩大反通知权的范围，不仅平台内经营者享有，还应包含采取必要措施而受到损害的他人，以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司晓20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设定抽象为一个完整公式：“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服务类型*行为类型*权利客体”，综合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高低，进而决定其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此外，杨鸿21建议通过修订《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增加相关措施，将过境、临时仓储、加工出口等不进入境内市场的特殊货物，纳入到海关执法的监管范围，并将其与一般进出口货物区分开，采取原则上不扣留的特殊知识产权海关措施，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自贸区扩大开放两种价值间的平衡。04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规则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而这几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对原有的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形成猛烈冲击。中国作为国际贸易体系深度参与者和受益者，如何去推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这两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之一。WTO多边贸易谈判停滞，催生出大量的区域贸易协定，其中欧美所形成的自贸协定显著超出WTO水平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规则。如果我国要构建中国自贸协定知识产权规则范式，王衡和肖震宇22建议应以《TRIPS协定》为基础，推进相关规则在优先领域的形成与完善，对于一些超TRIPS规则，则需要考虑其是否会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同时要注意处理好法律移植与自主规则创新的关系。余成峰23通过分析印度知识产权自相矛盾的法律系统被“全球社会”接受的经验，指出法律全球化不是被动法律移植，而是一个商谈性的政治过程和法律过程，应该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深度参与到国家法律设定和全球规则解释的博弈。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已从贸易领域延伸到投资领域。徐树24指出投资者将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通过投资待遇条款和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挑战东道国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虽然目前这类案件不多，但需要未雨绸缪，调整国际投资条约及改革其仲裁机制，明确投资条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边界，维护东道国法律制度自主空间。何艳25则认为对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而言，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和WTO争端机制都不是投资者寻求救济的最佳路径。为了保证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利益，建议结合目前ISDS机制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尝试建立专门的“一带一路”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和机制。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导致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联结日益密切，知识产权与国际私法这一交叉领域也愈加受到重视。阮开欣26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在知识产权的初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过程中，基于在先关系的知识产权归属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权属普遍制的适用空间。而要解决权属普遍制和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共存所导致的法律冲突，法院应当遵循被请求保护国对于本国知识产权归属规则享有最终决定权的准则，且反致规则的适用内含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概念本身。除了涉外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判决项目”也一度是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中的重要议题。海牙国际司法会议特别委员会在2017年11月形成了《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草案）（简称为“草案”），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侵权和有效性等问题的外国法院判决纳入了承认与执行的可能范围，作为备选方案供各国进一步讨论。王迁27认为我国在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客体数量、保护水平以及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承认和执行外国的知识产权侵权判决可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我国应力争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中允许各国对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声明保留。参考文献1据统计范围为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创新网”上的16种法学类期刊分别为：《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清华法学》《环球法律评论》《法学》《法学家》《现代法学》《法律科学》《法学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政治与法律》。2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及各刊物官方网站，统计时间范围为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3吴汉东：《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与行动指南》，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4马一德：《中国知识产权治理四十年》，载《法学评论》，2019年底6期（总第218期）。5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变迁的基本面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6曹文泽 王迁：《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四十年：历程、特征与展望》，载《法学》，2018年第11期。7何鹏：《知识产权立法的法理解释——从功利主义到实用主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9周泽夏：《知识产权法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基于<知识产权的经济结构>的讨论》，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9冯晓青 周贺微：《公共领域视野下知识产权制度之正当性》，载《现代法学》，2019年5月第41卷第3期。10安雪梅：《指导性案例的法律续造及其限制——以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11曹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智力财产属性辨析》，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12资琳：《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与新兴权利的法理论证——“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第八次例会述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5期（总第149期）13曹新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新设计》，载《现代法学》，2019年1月第41卷第1期。14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分析：理论、规则与方法》，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总第207期）。15蒋舸：《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向传统损害赔偿方式的回归》，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190期）。16刘晓：《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中侵权获利的分摊方法》，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17王利民：《论我国民法典中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则》，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8期。18杨涛：《论知识产权法中停止侵害救济方式的适用——以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为分析视角》，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总第183期）。19杨立新：《电子商务交易领域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规则》，载《现代法学》，2019年3月第41卷第2期。20司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设定》，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21杨鸿：《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海关执法的特殊问题与制度完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22 王衡 肖震宇：《比较视域下的中美欧自贸协定知识产权规则——兼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规则的发展》，载《法学》，2019年第2期。23余成峰：《全球化的笼中之鸟：解析印度知识产权悖论》，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24 徐树：《国际投资条约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及其应对》，载《法学》，2019年第5期。25何艳：《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反思与重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26 阮开欣：《涉外知识产权归属的法律适用》，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27王迁：《<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中知识产权条款研究》，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近期，南方科技大学教授接连在《科学》(《Science》)上发文，展示出学校蓬勃向好的科研实力。5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化学系讲席教授杨学明团队和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肖春雷、研究员孙志刚、院士张东辉团队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在最简单化学反应氢原子加氢分子的同位素(H HD→H2 D)反应中，发现了化学反应中新的量子干涉效应。这一发现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化学反应过程。该研究一方面再次揭示了原子分子因碰撞而发生化学反应的过程的量子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化学反应的途径的复杂性。研究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量子反应散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利用拓扑学原理分析化学反应发生途径的方法。5月22日，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郑焰应邀在《科学》杂志以“Global Solutions to a Silent Poison”为题发表评述文章，讨论饮用水砷暴露的人体健康影响最新进展及世界各国饮用水砷标准差异，分析了全球民用井水砷筛查的必要性等。此前，4月30日，南科大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刘玮书课题组与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课题组在《科学》上刊文，介绍离子型室温热电材料上的重大突破。(记者 韩文嘉 通讯员 吴笑弟 贾慧慧)

主要有:①漳州作者对刊物的反应，说名家文章发得太多了;②我的厦门植物园特写《艺园流连》，想请贾老审阅;③《科学与文化》第二期的编辑情况。告贾老对《科学与文化》的内容，提了一些意见:①是否可以考虑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内容，这也是一个特色。2“地县科普作品选”栏目也是一个特色，要坚持，但缺一个接语《首次要有按语》，目的在于鼓励地县作者，在全国也显出其特点。①对科学与文化》上刊登的我采写的《在天空电影院里》《现习作2》,他笑着说:“那篇还写得查好但题目不甚好应是‘天空电影’更确切，但问题也不大。”我说本刊发表的篇纪念达尔文的文章，却用了方宗黑先生的头像，文不对题，感谢您为我们指出这个错误。他笑了笑说:“不过，那张照片还照得不错。”《1982年3月8日记》《3》“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贾老是我们刊物的总顾问。《科学与文化》创刊两年多来，贾老不仅给我们撰写了许多有价值、高水平的文章，而且每期给我们审稿、看清样。他看清样是那样认真，那样快，往往一个晚上七八万字的稿子他都可以看完，这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讲多么不容易啊!他经常发现稿件中的问题，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不少错误都是贾老看出来的。《科学与文化》能少出差错，在读者中留下好印象，跟贾老的严格把关分不开。为此，春节之际，我们想给他老人家送点东西，表表心意。因为他从来不要审稿费，有一次开给他100元，他坚决不要，退了回来。所以我们只好买点东西给他。我跟尤廉一道上街，在八一七路南街食杂店给他买了4瓶酒《两瓶竹叶青，两瓶厦门丹凤高梁》，老人家很客气，说:“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于是反而送我们两袋红枣，要我们非拿不可。《1983年2月10日记》《4》“这篇写得蛮好!我去福建日今天上午天气非常炎热，室内温度高达32C。路过贾老家，报社处理《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广告事宜，就去找他并还他几本书。我每回借书时都主动留有借阅登记，我帮他找到登记本后，他就划掉了这几本书的书名。前两天《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清样已送贾老审阅，我问及他对本期的意见。他问:“银耳篇[指《徐碧如和银耳》，见习作《3》》是你写的?”“是的。”他高兴地说:“这篇写得蛮好唉，但如果把徐碧如研究白木耳的事与古田县推广发展白木耳联系起来讲，就更好些。这说明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后还可以再写一篇古田的专访。”这篇文章受到好评我很高兴，因为贾老从不轻易夸奖人，我的文章给他看过的有好多篇，得到好评的一篇是，1979年8月12日发表在《福建日报》副刊上的《动物世界之囱》《见习作《》》,后来这篇文章被《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转载。现在这篇名为《徐碧如与银耳的文章，是我去三变争和香慈新品种塞定会时写的。再长植同志陪间来访，并做些文字修正工作。接着，贾老对清样中《仿生经经济学趣谈》一文提出批评，认为就文章观点有销把生物间的竞争套到人人类社会中，这是牵他提议册联制会的，是机械唯物主义，是早裁删掉这篇文章。有大马列主义批判过的东西。但格他老人家还问及作者其人，我日记》自精神很好，身体仍很健来，的始终笔不缓耕。我略作介绍。贾老层已83岁《1983年6月25《5》“可请好婷写文章”我们谈到一是改成《科学与文化》《花鸟虫鱼》;二是改名为一的成问现我据了两个看法，120版社原来办了了一个青《科学家》。他老人家对年科学家的杂去后来停办了。他主张刊名不要改。具体如何改革，他说自己考虑的不多，不过有几点想法:①文化内容要增加;②可以请舒婷给《《科学与文化》写文章;③最好改成月刊，这样可使读者有新鲜感。出接着，我又问了贾老1939年在广西桂林办《中学生》杂志的做法。他说，他办《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一年多时间，主要找十几位作者写文章，一年12期，一人一期写1篇，一年就有12篇，合起来就是一本书。因为这些作者写作文平较高，所以来稿并不需要怎样修改!当然也有一些中学生来稿，那是需要修改的。发行量几千份。我告诉贾老上期已经把周家俊写的《仿生经济学趣谈》撤下来了，贾老问及作者有何看法，我说没有什么大意见。11时许告辞，老人家仍然像往常一样送我到楼梯口。《1983年9月25日记》小中个J《6》“《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今天上午去省科协遇到王恭同志，谈到贾老赴京开民进大会已经返回，决定一齐去看望他。商团三句不离本行，我又谈及《科学与文化》及〈花鸟世界》的事。对再办一个刊物，贾老以为不妥。他说:“《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没有什么精神污染，可改成月刊。”他问办《花鸟世界》为了什么?我说有两个原因:一是《科学与文化》内容太泛、太散;二是可以扩大发行，增加销路。贾老说，如果不会增加销路呢?他认为人力不足，且已有一个《学艺》《林珊办的》，他坚持还是集中力量办一个刊物好。《1983年12月1日记》还是办《科学与文化》好”今天登「门拜访是专门向贾老请教如何继续办好《科学与文化》的。因贾柏松调走《调至福建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冯度同志退休，胡善美同志升任副总编辑，其他同志又去办别的刊物《科学与文化仅剩下我一个人了。

来源：金融界网金融界网1月19日消息 由蒙格斯智库学术总顾问朱小黄博士带领的团队研究的关于异度均衡的论文—— The Third Equilibrium:The Economic Impact of Future and the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Equilibrium 被全球知名学术出版集团美国科研出版社（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旗下的Theoretical Economics Letters（理论经济学期刊）录用。Theoretical Economics Letters（理论经济学期刊），是美国科研出版社（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SRP）旗下的一本经济学刊物，该出版社致力于国际学术交流和知识的传播，从事英文图书和学术会议论文集的出版与检索，以及专业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旗下有多种英文期刊，覆盖领域主要有：自然科学、经济管理、水资源保护、生物医学、医疗、计算机及管理等。这些期刊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Inspec、ProQuest、Gale、EBSCO等多家权威数据库全文收录。异度均衡理论是朱小黄博士基于对均衡思想的演化过程梳理，发现了均衡理论的可扩展空间，提出的一种新的均衡思想。从风险原理出发，当前经济行为中容易被忽视但又需要特别关注的四个因素分别是时间、空间、公平和机会，即需防范把风险转嫁给未来、把风险转移给其他地区、资源过度利用带来的代际公平问题以及经济活动产生的机会成本问题。虽然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风险，但其立足方向偏向宏观，强调观念，缺乏某种经济学理基础。异度均衡理论将未来的收益和损耗纳入当期的经济资源配置分析框架，解决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底层逻辑问题。异度均衡模型考虑了经济活动的收益总量与损耗总量的关系，在计量模型的基础中，引入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代入收益与损耗波动、风险成本、机会成本，公平尺度等变量，选择相应的开源数据代入模型计算异度均衡的实际数值。该模型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总收益与总损耗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提供了一种工具，使得对经济活动的评价更加直观和科学。异度均衡理论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和分析的阶段，它同时也给出了相关的数学模型，因此其理论及应用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异度均衡为评价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比较经济活动的总收益和总损耗之间的关系来对该项经济活动进行评价分析。其次，异度均衡为解决公平问题提供一个更直观的方法，这其中包括考虑风险在时间空间上转移而引发的公平问题，如代际公平、虹吸效应等。此外，异度均衡还为经济活动风险提供一种预警机制，对风险水平超过异度均衡点的经济活动给予示警。以下为录用函截图论文作者简介朱小黄博士朱小黄，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副行长，原中信银行行长、中信集团监事长。朱小黄博士是国内首位银行首席风险官，国内风险研究和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专家。

根据出版周期，可以将期刊分为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和年刊等。《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目录》中的期刊数量为568种。由于原中共中央党校、原国家行政学院2018年合并重组为新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从2019年开始，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并刊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因此，目前CSSCI期刊数量实际为567种。从出版周期来看，在567种CSSCI期刊中，双月刊最多，有314种，占比超过55%；月刊次之，有181种，占比接近32%；季刊有59种，占比亦超过10%；半月刊有12种；而旬刊仅有1种。本期推文将目光投向CSSCI期刊中的12种半月刊，向各位读者介绍这些期刊的基本信息。通常而言，期刊出版周期与年刊载文章数量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出版周期越短的期刊，每年刊载的文章数量越多。表格里这些半月刊年刊载文章的数量即明显高于同类期刊平均水平。对于个体特别是初入学术之门的研究生来讲，选择某些发文量较大的半月刊投稿，或许更容易被接收。然而，上述半月刊中的部分期刊，在坊间的“口碑”似乎不佳，或是因刊文量过大而被质疑论文“较水”，或是笼罩在“中介”代发、版面费高昂的阴云里。那么，这些半月刊到底是真香，还是真坑呢？1.《求是》的前身是《红旗》杂志，创刊于1958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是党中央机关刊，读者对象主要是党政军及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宣传思想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全体党员。尽管《求是》杂志的作者群体有较高的门槛，但根据杂志社信息，《求是》的投稿通道是面向广大读者开放的。《求是》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qstheory.cn2.《红旗文稿》是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由求是杂志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8年，《红旗文稿》共刊载文献433篇（2019年数据暂缺）。《红旗文稿》现设有“文摘”“政治”“文化”“经济”“金沙滩”等栏目。《红旗文稿》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qstheory.cn/hqwg，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hqwg@qstheory.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4037076/640373313.《学术前沿》定位于对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学术分析，关注在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中长期存在、触及根本、关乎全局的议题，特别是中央关心、民众关注，极富现实针对性，亟待给出对策、抓紧解决的问题，并以精确严整的学术范式，对这些重大、紧要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在规律层面进行把握；由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学术前沿》共刊载文献554篇。《学术前沿》以"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的形式，每期对一个重大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和阐析，此外，还设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成果发布”“调查研究”“公共治理”“中国战略”“政党政治”“学术大视野”“政治评论”等栏目。《学术前沿》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rmxs.chinajournal.net.cn/WKD/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rmxs，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53637454.《中国高等教育》创刊于1965年，当时刊名为《高教战线》，1982年复刊，1986年7月正式更为现名；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学术导向，倡导“正视听、明学理”，关注高教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是高教领域理论探究和工作交流的高端平台；由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共刊载文献581篇（含增刊）。《中国高等教育》现设有“高教纵横”“理论视野”“党建与思政”“域外视角”“专题研究”“高职高专”“创新创业”等栏目。《中国高等教育》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jyb.cn/zggdjy，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gdjy@email.com.cn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22966585.《教育发展研究》创刊于1980年，当时刊名为《上海高教研究丛刊》，1985年更名为《上海高教研究》，1999年正式更为现名；主要报道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探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包括教育思想、教育规划、教育体制、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等内容；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教育发展研究》共刊载文献431篇（含增刊）。《教育发展研究》现设有“决策参考”“摄影报道”“视点”“时评”“专题”“域外”等栏目。《教育发展研究》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jyfz@263.net编辑部联系电话：021-64186212/64034596/640383426.《图书情报工作》创刊于1956年，是国家级大型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专业学术核心期刊，主要面向研究型图书情报机构，侧重于数字网络环境下的知识服务与图书情报工作转型发展，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主要报道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核心的相关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图书情报工作》共刊载文献588篇。《图书情报工作》现设有“情报研究”“工作研究”“理论研究”“知识组织”“海外观察”“综述述评”“专题”等栏目。2020年重点选题可参见：http://www.lis.ac.cn/CN/column/column81.shtml《图书情报工作》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lis.ac.cn，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2623933/82626611-66147.《图书馆学研究》创刊于1979年，主要发表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等与信息管理与服务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由吉林省图书馆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图书馆学研究》共刊载文献333篇。《图书馆学研究》现设有“基础理论（研究进展）”“专业教育”“图书馆管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服务”“信息咨询”“读者工作”“著作权”“国外图书馆”等栏目。《图书馆学研究》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jlplib.com.cn/tsgxyj，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tsgxyj@163.com8.《中国出版》创刊于1978年，原名《出版工作》，内部发行。1987年1月起公开发行；1991年1月，改版并更为现名；定位为一本面向新闻出版行业，沟通管、产、学、研的机关刊物；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版》共刊载文献564篇。《中国出版》上半月侧重实用，下半月侧重理论。现设有“品书录”“学术园地”“版权之页”“学术经纬”“本期话题”“智媒时代”“业界动态”“焦点论坛”“出版史话”等栏目。《中国出版》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s://zgcb.chinaxwcb.com/site-3/，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zgcb@vip.sina.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7622012/876220139.《统计与决策》创刊于1985年，立足统计前沿理论，探究统计新方法，推介决策理论与方法，崇尚数量实证研究，由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统计与决策》共刊载文献1073篇。《统计与决策》现设有“统计观察”“经济实证”“财经纵横““理论新探”“决策参考”“方法应用”“企业管理”等栏目。《统计与决策》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tjyjc.com/，通过系统或邮箱投稿均可。投稿邮箱：tjyjc@vip.163.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27-87819590/8781209010.《科技进步与对策》创刊于1984年，以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为己任，紧紧围绕“科技进步怎么样”和“科技进步怎么办”两大历史命题，致力于促进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由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科技进步与对策》共刊载文献820篇。《科技进步与对策》现设有“科技管理创新”“区域科学发展”“产业技术进步““企业创新管理”“科技法制与政策”“评价与预见”“科学理性与科学方法”“知识科学与知识工程”“人才与教育”及“综述”等栏目。《科技进步与对策》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kjjb.org，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27-8727706611.《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最早的历史学刊物，是最具权威性的历史教学类杂志之一，由历史教学社（天津）有限公司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历史教学》共刊载文献346篇。《历史教学》每月出版两期，其中：上半月刊为中学版，主要栏目有“教学研究”“高考研究”“教材研究”“教学设计”等栏目。下半月刊为高校版，主要栏目有“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教学研究”“专稿”“中青年史学家访谈”“史苑新秀”等栏目。《历史教学》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historyteaching.cn，采用邮箱投稿，其中：上半月刊（中学版）邮箱：zhengwen0408@126.com下半月刊（高校版）邮箱：xsb07@126.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22-2333233012.《中国书法》创刊于1982年，坚持“书法至上、读者至上”的办刊理念，荟萃历代书法精品、关注书法文化现状、推动当代书法学术与创作健康发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书法》共刊载文献1171篇。《中国书法》现设有“经典”“学术”“创作”“人物”及“书法广角”等版块，每个版块下设若干栏目。《中国书法》采用邮箱投稿，其中：古代书法编辑部邮箱：zgsfza@163.com现代书法编辑部邮箱：zgsfxd@163.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5389765（古代）、010-64911178（现代）来源：发表记

来源：教育科研管理，Ecational-researchCSSCI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formation)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是由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科学引文索引是从文献之间相互引证的关系上，揭示科学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检索与查询，可以揭示已知理论和知识的应用、提高、发展和修正的过程，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学科研究与发展的基本走向；通过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统计与分析，可以从定量的视角评价地区、机构、学科以及学者的科学研究水平，为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与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CSSCI（2017-2018）收录来源期刊目录 教育学（37 种）CSSCI（2017-2018）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 教育学（14 种）往期精彩文章回顾1. 全网首发！2017年版（2018发）北大中文核心目录2.全网首发！教育学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2018 年）3.全网首发！教育学2018年11月JCR分区最新公布SSCI目录4.《复旦教育论坛》2018年第4期5.《电化教育研究》2018年第11期6.《教育研究》2018年第10期目录7.《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8期8.《甘肃省中小学教师系列高级职称评价条件标准（试行）》印发9.《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双月刊）10.《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1季11.【征文】“多元视野下的教师发展与教师教育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12.2018年首届全国高校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学术论坛邀请函13.关于举办首届“新时代中国教育公平与学生发展论坛”及会议征稿的通知目前已有1000+教育学者关注加入我

作者：秦开凤（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人文杂志》社副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要跟上时代步伐，必须清醒地认识和理解自身的发展特质与时代担当，准确把握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功能定位，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努力提升办刊质量，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标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哲学社会科学则是文化的精神层面凝练和理论形态概括，是文化中的“上层建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学术前沿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高度。我国数千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约200种；被各类评价体系列入“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的有600种左右。它们基本代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最好办刊水平，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学术界观察了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情况的主要窗口，是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标识，也是展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进入新时代，国家整体实力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作为文化软实力重要标识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也必须与时代同步强起来。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努力提高办刊质量，不断提升刊物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期刊质量最核心的是内容质量，即其发表成果的质量。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国际上公认的顶级权威学术期刊，如《科学》《自然》等杂志，其地位和影响的形成，盖因其长期坚持极为严格的选稿用稿标准，所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一流的原创性成果。提升期刊质量，首先就是要严格把好选稿用稿质量关，注重学术性、前沿性，强化原创性、思想性。提升办刊质量还需注意到，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传播媒体，正面临着传播技术和平台载体的巨大变革。互联网时代，全媒体融合发展是未来趋势。学术期刊必须关注学界新需求，充分结合互联网信息技术特征与传统学术期刊优质资源，依托信息技术调整学术期刊的编辑生产流程，完善学术期刊的产品结构，创新学术期刊的产品形态和传播手段。加快技术应用开发，开展“内容、技术、平台”三位一体、合作共赢的数字化项目建设，建好期刊数字化投稿平台、数字化编辑平台和大数据检测平台等。通过互联网信息化手段将编辑、作者、审稿人快速聚集起来，实现学术质量控制、出版流程管理等编辑出版要素的自动化。同时，要积极推进以手持阅读终端为载体的学术期刊内容服务。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强堡垒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天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还体现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引领和主导上。在办刊方向和理念上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这是学术期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这就要求我们从政治高度认识学术期刊的功能：一方面，学术期刊是学术传播和交流的载体，在传播和交流学术研究，反映学术动态，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创新，发展文化和学术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也通过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在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具体到选题上，学术期刊要主动设置有生命力的选题，或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或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或是兼具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当前，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学术期刊更要拓展眼界，在栏目设置、选题策划上，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党和政府的工作难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实践，积极总结经验、破解难题，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繁荣学术、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学术期刊必须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服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的一个基本功能是服务学科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有着独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必须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这是学术期刊的内在要求和编辑审稿的共同标准、基本“门槛”。学术规范是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活动长期形成的一整套基本规则，包括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强调学术规范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标准化和专业化，从而彰显研究价值；有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从而推动学科发展；有助于规约和惩处学术研究活动中的不良行为，从而端正学风。学术期刊通过学术传播扩大学科影响力，通过与论文作者之间的互动培养人才，有力促进和推动着学科发展。同时，通过统计论文的施引与被引情况，其摘转指标、影响因子指标可以反映论文和期刊的利用程度，一定程度上体现论文水平和学术影响力。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已逐渐形成了学术共同体认可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期刊评价已成为学科建设的基本平台。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学术期刊的学术评价功能被学历学位、职称职位等利益获取因素所捆绑、扭曲，学术生态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部分期刊在选稿编稿用稿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良倾向，把“学术规范”推向极端，一切以西方标准为标准，热衷于用中国案例“证明”西方理论，“言必称希腊”，有的还以晦涩难懂的“西式”语言为时尚，甚至有的论文形式结构上也以“洋八股”（问题、理论、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和结论八个部分组成的文章结构）为“学术规范”，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包括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章摒弃思想性而以建构精致的数学模型为目标，等等。对此，学界虽已有众多批评之声，但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增强学术自信、构建本土理论体系已迫在眉睫。近年来，中央对此给予高度重视。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这些都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新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重大历史使命。当前适逢我国高校进行“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的建设需要一流的学术期刊平台，这就要求学术期刊在栏目设置、选题策划、约稿组稿、编稿审稿、评价推介等各环节深化改革创新，全方位服务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