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的方法

在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很多人相信理论研究“有另一种样子”。一本通俗读物、一张思维导图、一堂线上慕课……当一个课题完成后，传统的论文和结题报告，早已不是体现理论研究成果的唯一途径。一个月前，中心参与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慕课正式上线。近年来，由中心创办的“强军论坛”，已成为继北京香山论坛之后的又一高端“品牌”论坛。“很多人以为研究理论就是翻翻书，写写论文，独自在一间书屋里埋头苦干，其实时代早就变了。理论研究要焕发生命力，要服务于现实。而我们做的，就是让理论之树常青，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心研究员熊杏林说。熊杏林是《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系列丛书的主要编撰者，临近年尾，向全军官兵征集感兴趣的时事热点的公告已经发出，新一年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1》编撰工程启动，熊杏林和同事们的工作是要将“干巴巴的理论研究成果变成官兵感兴趣、可读性强的热点话题解读”。“官兵们想学什么，喜欢看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再用相应的方式呈现出来。”主持了4年编撰工作，熊杏林笑称自己是“研究室里的新闻工作者”。她跟踪每年的“大事”和热点，课题研究的内容永远是“新鲜事”。在今年7月发行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里，熊杏林和同事们将疫情防控、中美贸易战、海外维和等热门话题纳入其中，全书所选的事例，一多半都是本年度内发生的新闻事件。在熊杏林看来，理论研究“要新，要快”，“时代在发展，做科研跟不上时代，做不出‘硬核’的成果，肯定是不行的。”2017年，改革强军大潮中，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应运而生。最初的党委议研会上，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沈志华便提出，“科研岗位就是战位，只有推出强军硬核成果，才能当好党的理论战士”。3年来，中心先后完成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研究工程”“习近平强军思想系列研究”“新时代强军研究丛书”“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慕课”等60多项成果。今年8月1日，中心组织编著的“新时代强军研究丛书”系列又一成果通过结题评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单位的评审专家认为，该书“对于系统阐释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填补这方面院校教育教材空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员陈东恒始终战斗在“科研战位”上。从事理论研究10余年，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每年都要到不少基层单位调研，还曾和驻守海岛的官兵挤在一张床铺上睡觉。今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陈东恒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收集归纳防疫抗疫的相关资料，为战疫提供了多项建设性建议。那段时间，陈东恒每看到一条疫情资讯，就会保存下来。由新冠肺炎疫情他想到生物安全问题，于是很快撰写出一篇题为《生物安全防控，一场输不起的战争》的文章发表。有专家看到后特意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反应很快，很及时，在当下的环境里非常有借鉴意义”。“这不就是我们做研究的意义吗？服务于当下，让理论从实践中来，又通过实践去落地生根。”平时，每当“办公室坐累了”，陈东恒就和战友们相互鼓励。他们常说要做“理论研究中的领跑者、战斗机”，“要跑在时间前头，绝不能掉到任务后头”。看着如今“生机勃勃”的研究中心，从事了37年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研究和教学的研究员张树德感慨万千。他记得，早年初到军事科学院工作，那时没有手机和电脑，做研究全靠自己读书、调研、思考，手写成稿。那时，做理论研究意味着“清贫”“枯燥”，他的导师、军事理论家鲍世修先生叮嘱他，“马恩列斯军事理论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思想源泉，必须要持之以恒深入研究”。在张树德看来，尽管时代发展了，曾经的“手动摘抄”换成了“电脑打字”，但在中心研究员身上，“认真治学，一切为了建军打仗”的使命感始终没变。1996年，张树德为了撰写《国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一书，花费两年时间，广泛查阅资料，又采访了数十人积累一手资料，终于成书。如今，80后研究员李明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文稿》重大课题，一边搜集史料，一边对照新形势下的战争发展，已整理发表了多篇文章。中心主任周俊杰认为，中心的官兵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为打赢谋胜策’的使命感。”“理论研究很辛苦，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没有使命感和足够的热情，肯定坚持不下来。”“有时候，发表的文章只有短短几百字、上千字，背后是几十万字的理论材料在支撑。看似最新、最快的研究成果，其实每一个字都有出处，都是在深厚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李明说。在中心，几乎每个人的电脑里，都存着海量的理论资料。大家都有一个习惯，看到最新的专业相关材料便会“顺手保存”，隔一段时间进行系统梳理归纳。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研究，李明常年和史料“打交道”。有时，为了确认一个词句的用法，他会翻好几本书去求证。有些书籍中记载的地名各不相同，无法分辨，他便坐车去当地实地考察核对。“治学必须严谨。”熊杏林非常推崇这种治学作风，她记得，在编撰《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一书时，为了一篇3000多字的稿子，编辑组收集了10多万字的资料，反复修改了21稿。最终呈现出来的成果，去掉了“枯燥感”，增添了“趣味性”。谈到海外关系时，《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中引入了电影《红海行动》的剧情，并配上“超燃”的海报图。谈到和平积弊问题，文章以“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的“灰犀牛”为例，称这种“危险生物”平时看起来体型笨重、反应迟缓，甚至还“萌萌哒”，“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让你猝不及防”。“做最严谨的研究，讲最通俗的白话。事实上，理论传播与学习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兵言兵语’也是向基层官兵学的。”熊杏林介绍，每年年初的几个月，中心都会向全军官兵征集感兴趣的热门话题，并派人到一线部队走访调研、授课。随着理论学习方式越来越灵活，官兵对理论学习的兴趣更加浓厚。“有时，官兵们在网上留言提问，担心中心看不到，还会专门打热线电话来提醒。”这正是熊杏林和同事们希望看到的画面。为了增强理论学习的吸引力，他们尝试了更多改变。“以前编书是字多图少，现在年轻官兵喜欢看图，我们就改成图多字少”，熊杏林笑着说，如今新闻照片、电影海报、漫画，都会被收录到书中。担心官兵只看图片理解有偏差，编辑组又特意将以往图片下的“一句话配文”改成小段文字，“这样只看图说也能学到东西”。2018年，中心召开了一次“诸葛亮会”，探讨如何让官兵主动学、愿意学理论。在会上，研究员彭洲飞创造性地提出，可以用国际流行的逻辑工具——思维导图进行传播。很快，专项研发团队组建起来，只用了1个月时间便制作出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思维导图（2018），随后每年思维导图都会进行更新。大量文字被压缩成全景式逻辑结构图，后期调研时，不少官兵称赞如今可以“一图在手，学习不愁”。除了纸质化的传统传播方式，中心还制作了H5、Vlog、MOOC等多种新媒体产品，向“网络阵地”进军。“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慕课开办后，不少专家和研究员走出研究室，走到镜头前，做了一回“名嘴”“网红”。“理论研究成果出来以后不能束之高阁，研究人员要站到潮头，找到理论武装的新特点新规律、新手段新方法，让理论转化为战斗力。”张树德说。如今，这位两鬓斑白的“老将”仍和年轻人一起，探索着理论传播的新方式。“这个时代需要理论，也可以产生理论。作为研究人员，我们要守好这片阵地，建好这片阵地。”张树德坚定地说，“理论研究要永远鲜活，理论之树要常青。”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12月24日 08 版）（来源：中国青年报）

图为《精益管理的理论方法、体系及实践研究》。人民网北京10月23日电 由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牛占文和天津工业工程学会副秘书长杨福东共同撰著，国内外TPS(丰田生产方式)和精益管理专家、天津大学教授齐二石作序的《精益管理的理论方法、体系及实践研究》一书，近日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牛占文在书中提到，为了能够全面深入研究精益管理，并探索精益管理的普适性，在针对制造业进行精益管理十几年之后，最近几年开始刻意选择制造业之外的行业进行实践探索。2012年首先开始的是酒店服务业、城市供水行业，之后还有工程建设行业和金融保险行业等。与制造业相同毫无例外均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齐二石表示，由牛占文和杨福东合著的这本书，他们把近20年的精益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心得体会汇集成文，以全面深入但又简单易懂的方式进行了阐述，这本书兼顾了实战性和系统性，精益管理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来源于企业的成功实践，并把成功要素提炼成为了理论模型，像庖丁解牛一样对体系和细节进行了剖析，应该说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是企业成功推进精益管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李彦彬)

就目前而言，常见的理论研究有三种情况，一是对实践中的某一现象进行理论性的评说；二是对同类事实进行分析、综合，概括为理论；三是从概念、理论节点出发形成新的理论见解。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从现象、事实开始比从理论节点开始要容易些。因此，赛恩斯认为，研究学术者除了阅读文献之外，还要密切关注实践，抓住实践中值得研究的现象，探求其中的道理。由于论题产生的途径，在同样的基础之上可以有所不同，所以下面所说的几种方式虽然不是完整的概括，但都是可以进行尝试的。一、直觉。通俗地说，直觉就在读书、思考甚至是休息时刻突然冒出来的某个念头、灵感。艺术创作领域比较重视直觉，其实在学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直觉。直觉是自然的、本真的、纯粹发自内心的，是人的本能感受在刹那之间的综合。它看似突如其来，其实还是以研究者长期的积累、思考作基础。当然，学术研究是有深度、有系统的理性思维，仅仅靠直觉是不够的，但是把直觉轻轻放过去也很可惜。妥当的方法也许是：紧紧抓住“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一点，以此为起点，把问题发散或延伸，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观点。二、评说。一般而言，对于一个已有的实体对象进行评说，比围绕一个理论节点展开逻辑话语要相对容易些。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读过的书、文章，看到的社会现象，其中就有很多可以评论的东西。可以围绕书或文章进行评价，也可以从某个角度评说某人的思想、成就，还可以对某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发表看法。三、关注。即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理论热点问题。新观点、新见解常常产生于信息的碰撞中，在对别人的观点的了解和关注中，才能不断激发思维。如学术界近来讨论的学术规范问题，取消高校职称评定的问题等，都能够引发人思考，从中也能够找出一些有价值的话题。可以说，一个经常关注学术动态的人，头脑中的信息才会经常处于活跃状态，才有可能不断发现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四、联系、比较。创造性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开发性，也有人称为联系性、迁移性，指的是思路不局限于某个孤立的事物或问题，而是积极寻找它与其他事物、问题的联系。世界是充满联系的，理论领域的许多话题也是彼此相互联系着的。很多情况下，孤立地就一个话题说理时，不容易发现特点，话语不容易展开。这时就需要把此一话题与别的话题相联结，在比较、对照中看它们的联系和区别，从而开拓研究的视野。比较对照往往是建立深刻见解的有效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有关信息进行联结、组合、比较、对照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的过程。五、补充。创造性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延伸性，即不满足于现成的观点和结论，有一种探究不止的愿望。别人的论著、论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固然是应当吸收的可贵营养，但如果不是人云亦云式的接收，而是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也许就会发现，其中还有某些地方没说透、没说全、没说清楚。这就给自己找到了学术言说的空间，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述。要做到补充，关键在于思维的主体性，即使是面对专家、名家的见解，也应当不被动、不盲从，敢于运用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阐述自己的看法。六、质疑。是比补充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学术讨论中常有商榷性文章。与人商榷，通常是发现了别人理论上的不准确，甚至是谬误，或是要发表与之不同的见解。商榷在学术研究中很能活跃气氛，也比较引人注目。在一定意义上，有疑也就是有异，但异不一定就是完全对立，它也可能是换个角度看问题，从而产生了与他人不同的见解和体会。总之，质疑是要使自己的思维活跃起来，不能人云亦云、毫无怀疑地接受他人的思想成果。七、综合。是合众为一的思路，它是从多个事实、现象、问题的概括和综合中寻找联系，这种联系更广泛，因而也更容易产生新见解。如同一类事实、现象、问题关注得多了，就容易发现其中共同性的、规律性的东西，这就为学术研究找到了新的话题。有时候，围绕同一研究课题，学术界有许多论文、论著发表，从中可以概括出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总结出理论的进展程度，同时能在比较中发现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增加理论研究的深度。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几种方式不是各自孤立、彼此不相关的，它们往往互相渗透，比较常见的就是，各种研究中都经常要运用比较、联系的方式。

理论研究更是一路扶摇直上,欧洲高校理论联盟（igem）在2016年度全球igem年会上与欧洲多所著名院校展开合作,获得共计217个参赛组别的高额奖金,为参赛选手打造出一系列的比赛课题,以期为中国量子信息学的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的发展动力。igem中国大赛自2013年由海外华人学生在中国大陆境内创办以来,已经取得迅猛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优秀学子。到2016年度,igem中国大赛已更新了超过1500个参赛学校名单,其中超过700所优秀院校承办本赛事。同时,我们近期推出了国内外量子信息学最优秀的100名学子项目研究团队,着力扶持国内量子信息发展。项目成立三年来,受到了国内外量子信息领域相关领域专家以及合作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厚爱,共同推动中国量子信息事业的发展。1组学实验设计示范小组,为学员提供了一个空旷的环境,可以更深入的研究量子信息理论。在每次的实验设计时,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实验设计模块,例如电磁、光子、激光及其他材料等,使得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论以及可用的量子信息基础知识进行综合处理、计算,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可视化表征。在实验过程中,还可根据各个模块的需要进行自由组合,加上前馈算法、正交量子对撞等等。实验的结果一方面可以解决所选实验设计中未涉及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会指导量子信息学科研,从而也可以为各类产品的研发及测试提供科研参考。因此,我们的组学实验设计示范小组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实验环境,在丰富学员的实验经验的同时,也为学员提供一个科研平台,从而大大促进中国量子信息学及相关领域的发展。量子信息生成器实验设计量子信息生成器实验设计与igem量子信息实验结合,指通过量子信息激发生成二进制量子信息,生成二进制量子信息的公式与量子比特的数量无关,在科研过程中,量子计算机并不是必需品,真正能够提高量子信息生成器性能的是信息计算中的量子比特数,其数量即正是决定量子信息生成器在性能与应用上的重要性能。量子信息生成器可以生成二进制数字量子比特,三进制,五进制量子比特,10进制量子比特,甚至十进制量子比特;既可以生成对角密度较大的量子比特,也可以生成对角密度较小的量子比特;如果要求生成对角密度较大量子比特,则需要用到量子信息大量加密方法。然而量子信息生成器生成的量子比特的所有构成单元均包含正电荷和负电荷,为量子信息的二进制的构成设置了门槛,可以有效保证量子信息生成器理论性能的实现。

核心阅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制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历史机遇。学者们应抓住机遇，通过深入研究，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贡献制度研究成果。■我国制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增强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让中国制度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广大学者应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中国制度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制度理论研究上不断迈出新步伐。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制度创制和变迁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制度对于规范、塑造、调整、优化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建设得好、制度竞争力强，不仅有利于提升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对于什么样的制度是好制度，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这些思想成果既推动制度建设和创新，也带来相关学术理论的繁荣。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进行不懈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全会强调，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如何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遵守和执行制度，如何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把握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机遇研究中国的制度理论，需要从中国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中国古代产生了丰富的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思想。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多种政治力量纷纷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自主探索实践、改革创新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历史传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等发展路径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从历史发展大逻辑着眼，才能正确把握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学者们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研究成果，同时立足中国实际，积极推进中国制度理论发展完善。我们党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不懈探索的历程，改革开放突破僵化认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历程，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历程等，为我国学者建构自主性的制度理论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制度理论研究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社会发展对制度建设也提出更高要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不断解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需要融入制度建设中。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一系列高度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制度建设予以回应，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学者们应抓住制度研究的历史机遇，担负起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通过深入研究，探索如何完善和创新制度以更好深化改革、提高发展质量，将制度理论研究做实做深做透，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贡献制度研究成果。增强制度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增强自主性是建构制度理论的前提。扎根本国土壤、汲取丰沛养分，制度理论研究才能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性。制度理论研究应当立足国家制度建设实践，为国家制度的长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当前，我国制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努力推出能够满足我国现实需要的制度理论，形成体现原创性、具有时代性的研究成果。探索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制度理论和实践，是发展中国制度理论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创新性为中国制度理论进行自主性、原创性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丰沃土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国制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在制度顶层设计和整体实现路径上的智慧，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实际治理经验等，都是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创新生长点。增强研究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要关起门来另起炉灶。理论是对一般性规律的总结，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中国大地的制度体系，无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制度建设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也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研究中国制度，既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也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地考察。中国制度要解决的大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研究中应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和借鉴他国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同时，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话语和逻辑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让中国制度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推动制度理论研究迈上新台阶制度成熟和定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同样，自主进行制度理论研究并形成体系化成果也要进行长期的艰辛探索。制度理论通常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发展成熟，制度理论发展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发掘整理，经过长期研究积累才可能实现突破。当前，广大学者应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中国制度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制度理论研究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在制度复杂性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制度供给，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是当前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制度研究的重点应包括如何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制度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如何确保各项制度设计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更加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凝聚人民智慧；如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此外，还应注重研究如何优化群众和专家参与，提高制度从思想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的转化效率，加强制度的回应性，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支持。创新是对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要求。制度理论研究要对实践作出贡献，关键在于其创新性，能够对中国制度完善发展提供新的解释、新的阐发。制度理论只有增强创新性，才能具备解释力和引领性。中国制度理论创新性的本源在于制度本身具有创新性。应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努力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在提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制度理念、主张、方案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系统性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成体系的理论通常是要素完整、逻辑严密、洞察深刻的。在我国进行制度理论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需要打通学科界限，取不同学科研究范式之长，努力在核心议题、基本理论与概念、研究方法、经验归纳等多个方面形成相互呼应和支持的完整体系。同时，还应关注如何在横向、纵向和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打造相互衔接、相互融通的制度格局，如何增强制度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新技术在制度建设中的应用、机构职能和程序的优化、制度如何促进创新和发挥激励功能等，也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应不断总结已有研究成果，逐步突破研究中的难题，不断增强制度研究自信，推动中国制度理论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10日 09 版)

哈喽大家好，又到小易和了分享知识点的时候了，今天是姜姜老师给同学们直播哦，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教育的研究方法，先和大家透露一下考情，这个考点一般以选择题考的居多，但是不乏今年就会考简答题，比如：请简述观察法的使用要求、请简述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步骤等等。教育的研究方法一共有八种，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行动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历史法、叙事研究法。下面就和大家一一讲解这几种方法！观察法通过眼睛观察到的事物或者借助工具观察到的事物就称为观察法，比如看看周围的事物，如果有看不清的地方借助望远镜或者放大镜，这就是观察法。因为观察法最为简单，也是教育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调查法比如说问卷调查，这就属于调查法，访谈、开调查会、测验这都属于调查法，调查法和观察法都是最直观获得数据的方法！实验法这是考试中最常考的方法，实验法顾名思义，就是做一个实验，一定是有严格的流程或创设的条件，并且有变量！比如：老师将两个班级用不同的方法教学，最终比较那个方法好，这就是实验法！经验总结法所谓经验总结法，倒过来就是总结经验，一个老教师将之前所做的事情总结下来，慢慢的形成经验，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直接用经验就能解决，这就是经验总结法。行动研究法可以总结为这三类：为行动而研究，在行动中研究、由行动者研究，比如班级里同学们数学成绩很差，老师就会组织成员形成讨论组，然后进行研究，在遇到问题的过程中再次进行研究，这就是在行动中研究，这个研究是谁发起的，就由谁来研究，这就是由行动者研究！个案研究法这个比较简单，以一个单位来进行研究的方法，比如：一个人、一个学校、一个省、一个国家等，但是注意这个单位一定举要典型性！历史法用历史事件做调查方法就是历史法，就是研究历史。叙事研究法叙述或讲故事的方式就是叙事研究法，比如老师晚上会叙述白天所做的教育事件，这就是西施研究法！

主要有:①漳州作者对刊物的反应，说名家文章发得太多了;②我的厦门植物园特写《艺园流连》，想请贾老审阅;③《科学与文化》第二期的编辑情况。告贾老对《科学与文化》的内容，提了一些意见:①是否可以考虑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内容，这也是一个特色。2“地县科普作品选”栏目也是一个特色，要坚持，但缺一个接语《首次要有按语》，目的在于鼓励地县作者，在全国也显出其特点。①对科学与文化》上刊登的我采写的《在天空电影院里》《现习作2》,他笑着说:“那篇还写得查好但题目不甚好应是‘天空电影’更确切，但问题也不大。”我说本刊发表的篇纪念达尔文的文章，却用了方宗黑先生的头像，文不对题，感谢您为我们指出这个错误。他笑了笑说:“不过，那张照片还照得不错。”《1982年3月8日记》《3》“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贾老是我们刊物的总顾问。《科学与文化》创刊两年多来，贾老不仅给我们撰写了许多有价值、高水平的文章，而且每期给我们审稿、看清样。他看清样是那样认真，那样快，往往一个晚上七八万字的稿子他都可以看完，这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讲多么不容易啊!他经常发现稿件中的问题，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不少错误都是贾老看出来的。《科学与文化》能少出差错，在读者中留下好印象，跟贾老的严格把关分不开。为此，春节之际，我们想给他老人家送点东西，表表心意。因为他从来不要审稿费，有一次开给他100元，他坚决不要，退了回来。所以我们只好买点东西给他。我跟尤廉一道上街，在八一七路南街食杂店给他买了4瓶酒《两瓶竹叶青，两瓶厦门丹凤高梁》，老人家很客气，说:“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于是反而送我们两袋红枣，要我们非拿不可。《1983年2月10日记》《4》“这篇写得蛮好!我去福建日今天上午天气非常炎热，室内温度高达32C。路过贾老家，报社处理《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广告事宜，就去找他并还他几本书。我每回借书时都主动留有借阅登记，我帮他找到登记本后，他就划掉了这几本书的书名。前两天《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清样已送贾老审阅，我问及他对本期的意见。他问:“银耳篇[指《徐碧如和银耳》，见习作《3》》是你写的?”“是的。”他高兴地说:“这篇写得蛮好唉，但如果把徐碧如研究白木耳的事与古田县推广发展白木耳联系起来讲，就更好些。这说明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后还可以再写一篇古田的专访。”这篇文章受到好评我很高兴，因为贾老从不轻易夸奖人，我的文章给他看过的有好多篇，得到好评的一篇是，1979年8月12日发表在《福建日报》副刊上的《动物世界之囱》《见习作《》》,后来这篇文章被《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转载。现在这篇名为《徐碧如与银耳的文章，是我去三变争和香慈新品种塞定会时写的。再长植同志陪间来访，并做些文字修正工作。接着，贾老对清样中《仿生经经济学趣谈》一文提出批评，认为就文章观点有销把生物间的竞争套到人人类社会中，这是牵他提议册联制会的，是机械唯物主义，是早裁删掉这篇文章。有大马列主义批判过的东西。但格他老人家还问及作者其人，我日记》自精神很好，身体仍很健来，的始终笔不缓耕。我略作介绍。贾老层已83岁《1983年6月25《5》“可请好婷写文章”我们谈到一是改成《科学与文化》《花鸟虫鱼》;二是改名为一的成问现我据了两个看法，120版社原来办了了一个青《科学家》。他老人家对年科学家的杂去后来停办了。他主张刊名不要改。具体如何改革，他说自己考虑的不多，不过有几点想法:①文化内容要增加;②可以请舒婷给《《科学与文化》写文章;③最好改成月刊，这样可使读者有新鲜感。出接着，我又问了贾老1939年在广西桂林办《中学生》杂志的做法。他说，他办《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一年多时间，主要找十几位作者写文章，一年12期，一人一期写1篇，一年就有12篇，合起来就是一本书。因为这些作者写作文平较高，所以来稿并不需要怎样修改!当然也有一些中学生来稿，那是需要修改的。发行量几千份。我告诉贾老上期已经把周家俊写的《仿生经济学趣谈》撤下来了，贾老问及作者有何看法，我说没有什么大意见。11时许告辞，老人家仍然像往常一样送我到楼梯口。《1983年9月25日记》小中个J《6》“《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今天上午去省科协遇到王恭同志，谈到贾老赴京开民进大会已经返回，决定一齐去看望他。商团三句不离本行，我又谈及《科学与文化》及〈花鸟世界》的事。对再办一个刊物，贾老以为不妥。他说:“《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没有什么精神污染，可改成月刊。”他问办《花鸟世界》为了什么?我说有两个原因:一是《科学与文化》内容太泛、太散;二是可以扩大发行，增加销路。贾老说，如果不会增加销路呢?他认为人力不足，且已有一个《学艺》《林珊办的》，他坚持还是集中力量办一个刊物好。《1983年12月1日记》还是办《科学与文化》好”今天登「门拜访是专门向贾老请教如何继续办好《科学与文化》的。因贾柏松调走《调至福建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冯度同志退休，胡善美同志升任副总编辑，其他同志又去办别的刊物《科学与文化仅剩下我一个人了。

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总览精神分析是不容易用科学方法测量研究的理论。它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观察法、个案法、文献档案法、文化人类学法。精神分析研究方法之一：观察法精神分析的观察法也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法，它主要是从临床中总结出来。最要有观察症状、咨客对症状的描述、回忆的相关事件、肢体语言变化、表情变化、沉默等等，也包括对来访者进入咨询室后的一切变化进行观察。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方法就是均匀悬浮注意，它就是一个人从自我中分离出来一部分他我，用来监督咨询过程。并把症状跟观察到的现象关联起来，并呈现给病人。病人对自己表现出来的这一切进行关联、领悟并达到修通，最终实现顿悟，让症状缓解。精神分析研究方法之二：个案法对特定的个人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归纳，最后得出结论。 心理学中的两种重要研究方法：一是横向研究法、二是纵向研究法。个案研究通常采用的是纵向研究。对一个案例从出生、童年、青年、中年、老年直至死亡，所有过程中的重要信息进行研究。精神分析研究方法之三：文献研究法这里的文献指研究对象提供的各种书面材料：日记、信函、笔记、记录、自传、传记、文学作品等。精神分析可以对研究对象提供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来洞察这个人内心事件的变化，分析他的动力来源，了解被研究对象的无意识。下面注重介绍以下两种具体方法：传记法、心理历史学研究。传记发：根据个案的传记资料对其内心世界、对其心理动力特征进行分析，进一步了解精神世界。现在的心理治疗中也经常有这样的应用：分析师在分析前收集相关资料，会发一些表格，一些个人情况报告提纲，问很多问题。这些材料就是分析师研究你的重要材料，对心理治疗有重要作用。病人在填写表格时提供的一些资料，虽然比较简单，但与自己的个人情况分析、问题情况回答结合起来，就比较全了。心理历史学研究法：对那些已经去世的人，或者已经不能正常交流的人，对他进行研究就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就要把他放在他所提供的文献资料的大背景下去研究,这些文献资料就是人物的背景，相当于人物的一个详细的说明书，我们通过回溯的方式，让这个人物形象通过文字资料描述变得丰满。当年弗洛伊德就是用这个方法研究俄国小说家托斯陀耶夫斯基。精神分析心理学研究方法之四：文化人类学法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对不同文化时期的资料，加以归纳、整理，用来检验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的一种方法。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推论史前人的心理和行为，以及当时的那些神经症患者被压抑的欲望，以及他们如何摆脱这种心理疾病的困扰。荣格深入到很多原始部落，收集到很多部落传说，古代神话，原始意象，对图腾符合进行研究，并且跟临床观察结合，发现人的很多原始意象也是存储在大脑中，存贮原始意象的部分称为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就是在人类文化学方法的指引下提出的。（精神分析连载“小说”四）

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制度创制和变迁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制度对于规范、塑造、调整、优化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建设得好、制度竞争力强，不仅有利于提升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对于什么样的制度是好制度，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这些思想成果既推动制度建设和创新，也带来相关学术理论的繁荣。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进行不懈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全会强调，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如何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遵守和执行制度，如何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把握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机遇研究中国的制度理论，需要从中国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中国古代产生了丰富的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思想。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多种政治力量纷纷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自主探索实践、改革创新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历史传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等发展路径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从历史发展大逻辑着眼，才能正确把握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学者们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研究成果，同时立足中国实际，积极推进中国制度理论发展完善。我们党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不懈探索的历程，改革开放突破僵化认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历程，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历程等，为我国学者建构自主性的制度理论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制度理论研究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社会发展对制度建设也提出更高要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不断解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需要融入制度建设中。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一系列高度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制度建设予以回应，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学者们应抓住制度研究的历史机遇，担负起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通过深入研究，探索如何完善和创新制度以更好深化改革、提高发展质量，将制度理论研究做实做深做透，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贡献制度研究成果。增强制度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增强自主性是建构制度理论的前提。扎根本国土壤、汲取丰沛养分，制度理论研究才能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性。制度理论研究应当立足国家制度建设实践，为国家制度的长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当前，我国制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努力推出能够满足我国现实需要的制度理论，形成体现原创性、具有时代性的研究成果。探索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制度理论和实践，是发展中国制度理论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创新性为中国制度理论进行自主性、原创性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丰沃土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国制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在制度顶层设计和整体实现路径上的智慧，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实际治理经验等，都是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创新生长点。增强研究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要关起门来另起炉灶。理论是对一般性规律的总结，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中国大地的制度体系，无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制度建设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也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研究中国制度，既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也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地考察。中国制度要解决的大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研究中应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和借鉴他国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同时，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话语和逻辑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让中国制度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推动制度理论研究迈上新台阶制度成熟和定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同样，自主进行制度理论研究并形成体系化成果也要进行长期的艰辛探索。制度理论通常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发展成熟，制度理论发展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发掘整理，经过长期研究积累才可能实现突破。当前，广大学者应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中国制度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制度理论研究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在制度复杂性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制度供给，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是当前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制度研究的重点应包括如何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制度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如何确保各项制度设计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更加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凝聚人民智慧；如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此外，还应注重研究如何优化群众和专家参与，提高制度从思想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的转化效率，加强制度的回应性，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支持。创新是对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要求。制度理论研究要对实践作出贡献，关键在于其创新性，能够对中国制度完善发展提供新的解释、新的阐发。制度理论只有增强创新性，才能具备解释力和引领性。中国制度理论创新性的本源在于制度本身具有创新性。应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努力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在提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制度理念、主张、方案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系统性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成体系的理论通常是要素完整、逻辑严密、洞察深刻的。在我国进行制度理论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需要打通学科界限，取不同学科研究范式之长，努力在核心议题、基本理论与概念、研究方法、经验归纳等多个方面形成相互呼应和支持的完整体系。同时，还应关注如何在横向、纵向和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打造相互衔接、相互融通的制度格局，如何增强制度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新技术在制度建设中的应用、机构职能和程序的优化、制度如何促进创新和发挥激励功能等，也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应不断总结已有研究成果，逐步突破研究中的难题，不断增强制度研究自信，推动中国制度理论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