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制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历史机遇。学者们应抓住机遇,通过深入研究,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贡献制度研究成果。■我国制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增强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让中国制度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广大学者应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中国制度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制度理论研究上不断迈出新步伐。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制度创制和变迁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制度对于规范、塑造、调整、优化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建设得好、制度竞争力强,不仅有利于提升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对于什么样的制度是好制度,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这些思想成果既推动制度建设和创新,也带来相关学术理论的繁荣。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进行不懈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全会强调,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如何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遵守和执行制度,如何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把握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机遇研究中国的制度理论,需要从中国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中国古代产生了丰富的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思想。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多种政治力量纷纷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自主探索实践、改革创新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历史传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等发展路径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从历史发展大逻辑着眼,才能正确把握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学者们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研究成果,同时立足中国实际,积极推进中国制度理论发展完善。我们党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不懈探索的历程,改革开放突破僵化认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历程,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历程等,为我国学者建构自主性的制度理论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制度理论研究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社会发展对制度建设也提出更高要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不断解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需要融入制度建设中。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一系列高度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制度建设予以回应,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学者们应抓住制度研究的历史机遇,担负起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通过深入研究,探索如何完善和创新制度以更好深化改革、提高发展质量,将制度理论研究做实做深做透,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贡献制度研究成果。增强制度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增强自主性是建构制度理论的前提。扎根本国土壤、汲取丰沛养分,制度理论研究才能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性。制度理论研究应当立足国家制度建设实践,为国家制度的长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当前,我国制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努力推出能够满足我国现实需要的制度理论,形成体现原创性、具有时代性的研究成果。探索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制度理论和实践,是发展中国制度理论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创新性为中国制度理论进行自主性、原创性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丰沃土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国制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在制度顶层设计和整体实现路径上的智慧,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实际治理经验等,都是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创新生长点。增强研究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要关起门来另起炉灶。理论是对一般性规律的总结,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中国大地的制度体系,无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制度建设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也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研究中国制度,既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也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地考察。中国制度要解决的大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研究中应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和借鉴他国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同时,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话语和逻辑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让中国制度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推动制度理论研究迈上新台阶制度成熟和定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同样,自主进行制度理论研究并形成体系化成果也要进行长期的艰辛探索。制度理论通常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发展成熟,制度理论发展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发掘整理,经过长期研究积累才可能实现突破。当前,广大学者应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中国制度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制度理论研究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在制度复杂性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制度供给,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是当前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制度研究的重点应包括如何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制度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如何确保各项制度设计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更加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凝聚人民智慧;如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此外,还应注重研究如何优化群众和专家参与,提高制度从思想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的转化效率,加强制度的回应性,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支持。创新是对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要求。制度理论研究要对实践作出贡献,关键在于其创新性,能够对中国制度完善发展提供新的解释、新的阐发。制度理论只有增强创新性,才能具备解释力和引领性。中国制度理论创新性的本源在于制度本身具有创新性。应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努力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在提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制度理念、主张、方案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系统性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成体系的理论通常是要素完整、逻辑严密、洞察深刻的。在我国进行制度理论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需要打通学科界限,取不同学科研究范式之长,努力在核心议题、基本理论与概念、研究方法、经验归纳等多个方面形成相互呼应和支持的完整体系。同时,还应关注如何在横向、纵向和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打造相互衔接、相互融通的制度格局,如何增强制度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新技术在制度建设中的应用、机构职能和程序的优化、制度如何促进创新和发挥激励功能等,也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应不断总结已有研究成果,逐步突破研究中的难题,不断增强制度研究自信,推动中国制度理论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10日 09 版)
在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很多人相信理论研究“有另一种样子”。一本通俗读物、一张思维导图、一堂线上慕课……当一个课题完成后,传统的论文和结题报告,早已不是体现理论研究成果的唯一途径。一个月前,中心参与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慕课正式上线。近年来,由中心创办的“强军论坛”,已成为继北京香山论坛之后的又一高端“品牌”论坛。“很多人以为研究理论就是翻翻书,写写论文,独自在一间书屋里埋头苦干,其实时代早就变了。理论研究要焕发生命力,要服务于现实。而我们做的,就是让理论之树常青,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心研究员熊杏林说。熊杏林是《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系列丛书的主要编撰者,临近年尾,向全军官兵征集感兴趣的时事热点的公告已经发出,新一年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1》编撰工程启动,熊杏林和同事们的工作是要将“干巴巴的理论研究成果变成官兵感兴趣、可读性强的热点话题解读”。“官兵们想学什么,喜欢看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再用相应的方式呈现出来。”主持了4年编撰工作,熊杏林笑称自己是“研究室里的新闻工作者”。她跟踪每年的“大事”和热点,课题研究的内容永远是“新鲜事”。在今年7月发行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里,熊杏林和同事们将疫情防控、中美贸易战、海外维和等热门话题纳入其中,全书所选的事例,一多半都是本年度内发生的新闻事件。在熊杏林看来,理论研究“要新,要快”,“时代在发展,做科研跟不上时代,做不出‘硬核’的成果,肯定是不行的。”2017年,改革强军大潮中,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应运而生。最初的党委议研会上,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沈志华便提出,“科研岗位就是战位,只有推出强军硬核成果,才能当好党的理论战士”。3年来,中心先后完成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研究工程”“习近平强军思想系列研究”“新时代强军研究丛书”“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慕课”等60多项成果。今年8月1日,中心组织编著的“新时代强军研究丛书”系列又一成果通过结题评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单位的评审专家认为,该书“对于系统阐释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填补这方面院校教育教材空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员陈东恒始终战斗在“科研战位”上。从事理论研究10余年,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每年都要到不少基层单位调研,还曾和驻守海岛的官兵挤在一张床铺上睡觉。今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陈东恒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收集归纳防疫抗疫的相关资料,为战疫提供了多项建设性建议。那段时间,陈东恒每看到一条疫情资讯,就会保存下来。由新冠肺炎疫情他想到生物安全问题,于是很快撰写出一篇题为《生物安全防控,一场输不起的战争》的文章发表。有专家看到后特意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反应很快,很及时,在当下的环境里非常有借鉴意义”。“这不就是我们做研究的意义吗?服务于当下,让理论从实践中来,又通过实践去落地生根。”平时,每当“办公室坐累了”,陈东恒就和战友们相互鼓励。他们常说要做“理论研究中的领跑者、战斗机”,“要跑在时间前头,绝不能掉到任务后头”。看着如今“生机勃勃”的研究中心,从事了37年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研究和教学的研究员张树德感慨万千。他记得,早年初到军事科学院工作,那时没有手机和电脑,做研究全靠自己读书、调研、思考,手写成稿。那时,做理论研究意味着“清贫”“枯燥”,他的导师、军事理论家鲍世修先生叮嘱他,“马恩列斯军事理论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思想源泉,必须要持之以恒深入研究”。在张树德看来,尽管时代发展了,曾经的“手动摘抄”换成了“电脑打字”,但在中心研究员身上,“认真治学,一切为了建军打仗”的使命感始终没变。1996年,张树德为了撰写《国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一书,花费两年时间,广泛查阅资料,又采访了数十人积累一手资料,终于成书。如今,80后研究员李明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文稿》重大课题,一边搜集史料,一边对照新形势下的战争发展,已整理发表了多篇文章。中心主任周俊杰认为,中心的官兵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为打赢谋胜策’的使命感。”“理论研究很辛苦,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没有使命感和足够的热情,肯定坚持不下来。”“有时候,发表的文章只有短短几百字、上千字,背后是几十万字的理论材料在支撑。看似最新、最快的研究成果,其实每一个字都有出处,都是在深厚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李明说。在中心,几乎每个人的电脑里,都存着海量的理论资料。大家都有一个习惯,看到最新的专业相关材料便会“顺手保存”,隔一段时间进行系统梳理归纳。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研究,李明常年和史料“打交道”。有时,为了确认一个词句的用法,他会翻好几本书去求证。有些书籍中记载的地名各不相同,无法分辨,他便坐车去当地实地考察核对。“治学必须严谨。”熊杏林非常推崇这种治学作风,她记得,在编撰《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一书时,为了一篇3000多字的稿子,编辑组收集了10多万字的资料,反复修改了21稿。最终呈现出来的成果,去掉了“枯燥感”,增添了“趣味性”。谈到海外关系时,《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中引入了电影《红海行动》的剧情,并配上“超燃”的海报图。谈到和平积弊问题,文章以“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的“灰犀牛”为例,称这种“危险生物”平时看起来体型笨重、反应迟缓,甚至还“萌萌哒”,“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让你猝不及防”。“做最严谨的研究,讲最通俗的白话。事实上,理论传播与学习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兵言兵语’也是向基层官兵学的。”熊杏林介绍,每年年初的几个月,中心都会向全军官兵征集感兴趣的热门话题,并派人到一线部队走访调研、授课。随着理论学习方式越来越灵活,官兵对理论学习的兴趣更加浓厚。“有时,官兵们在网上留言提问,担心中心看不到,还会专门打热线电话来提醒。”这正是熊杏林和同事们希望看到的画面。为了增强理论学习的吸引力,他们尝试了更多改变。“以前编书是字多图少,现在年轻官兵喜欢看图,我们就改成图多字少”,熊杏林笑着说,如今新闻照片、电影海报、漫画,都会被收录到书中。担心官兵只看图片理解有偏差,编辑组又特意将以往图片下的“一句话配文”改成小段文字,“这样只看图说也能学到东西”。2018年,中心召开了一次“诸葛亮会”,探讨如何让官兵主动学、愿意学理论。在会上,研究员彭洲飞创造性地提出,可以用国际流行的逻辑工具——思维导图进行传播。很快,专项研发团队组建起来,只用了1个月时间便制作出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思维导图(2018),随后每年思维导图都会进行更新。大量文字被压缩成全景式逻辑结构图,后期调研时,不少官兵称赞如今可以“一图在手,学习不愁”。除了纸质化的传统传播方式,中心还制作了H5、Vlog、MOOC等多种新媒体产品,向“网络阵地”进军。“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慕课开办后,不少专家和研究员走出研究室,走到镜头前,做了一回“名嘴”“网红”。“理论研究成果出来以后不能束之高阁,研究人员要站到潮头,找到理论武装的新特点新规律、新手段新方法,让理论转化为战斗力。”张树德说。如今,这位两鬓斑白的“老将”仍和年轻人一起,探索着理论传播的新方式。“这个时代需要理论,也可以产生理论。作为研究人员,我们要守好这片阵地,建好这片阵地。”张树德坚定地说,“理论研究要永远鲜活,理论之树要常青。”来源:中国青年报
主要有:①漳州作者对刊物的反应,说名家文章发得太多了;②我的厦门植物园特写《艺园流连》,想请贾老审阅;③《科学与文化》第二期的编辑情况。告贾老对《科学与文化》的内容,提了一些意见:①是否可以考虑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内容,这也是一个特色。2“地县科普作品选”栏目也是一个特色,要坚持,但缺一个接语《首次要有按语》,目的在于鼓励地县作者,在全国也显出其特点。①对科学与文化》上刊登的我采写的《在天空电影院里》《现习作2》,他笑着说:“那篇还写得查好但题目不甚好应是‘天空电影’更确切,但问题也不大。”我说本刊发表的篇纪念达尔文的文章,却用了方宗黑先生的头像,文不对题,感谢您为我们指出这个错误。他笑了笑说:“不过,那张照片还照得不错。”《1982年3月8日记》《3》“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贾老是我们刊物的总顾问。《科学与文化》创刊两年多来,贾老不仅给我们撰写了许多有价值、高水平的文章,而且每期给我们审稿、看清样。他看清样是那样认真,那样快,往往一个晚上七八万字的稿子他都可以看完,这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讲多么不容易啊!他经常发现稿件中的问题,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不少错误都是贾老看出来的。《科学与文化》能少出差错,在读者中留下好印象,跟贾老的严格把关分不开。为此,春节之际,我们想给他老人家送点东西,表表心意。因为他从来不要审稿费,有一次开给他100元,他坚决不要,退了回来。所以我们只好买点东西给他。我跟尤廉一道上街,在八一七路南街食杂店给他买了4瓶酒《两瓶竹叶青,两瓶厦门丹凤高梁》,老人家很客气,说:“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于是反而送我们两袋红枣,要我们非拿不可。《1983年2月10日记》《4》“这篇写得蛮好!我去福建日今天上午天气非常炎热,室内温度高达32C。路过贾老家,报社处理《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广告事宜,就去找他并还他几本书。我每回借书时都主动留有借阅登记,我帮他找到登记本后,他就划掉了这几本书的书名。前两天《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清样已送贾老审阅,我问及他对本期的意见。他问:“银耳篇[指《徐碧如和银耳》,见习作《3》》是你写的?”“是的。”他高兴地说:“这篇写得蛮好唉,但如果把徐碧如研究白木耳的事与古田县推广发展白木耳联系起来讲,就更好些。这说明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后还可以再写一篇古田的专访。”这篇文章受到好评我很高兴,因为贾老从不轻易夸奖人,我的文章给他看过的有好多篇,得到好评的一篇是,1979年8月12日发表在《福建日报》副刊上的《动物世界之囱》《见习作《》》,后来这篇文章被《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转载。现在这篇名为《徐碧如与银耳的文章,是我去三变争和香慈新品种塞定会时写的。再长植同志陪间来访,并做些文字修正工作。接着,贾老对清样中《仿生经经济学趣谈》一文提出批评,认为就文章观点有销把生物间的竞争套到人人类社会中,这是牵他提议册联制会的,是机械唯物主义,是早裁删掉这篇文章。有大马列主义批判过的东西。但格他老人家还问及作者其人,我日记》自精神很好,身体仍很健来,的始终笔不缓耕。我略作介绍。贾老层已83岁《1983年6月25《5》“可请好婷写文章”我们谈到一是改成《科学与文化》《花鸟虫鱼》;二是改名为一的成问现我据了两个看法,120版社原来办了了一个青《科学家》。他老人家对年科学家的杂去后来停办了。他主张刊名不要改。具体如何改革,他说自己考虑的不多,不过有几点想法:①文化内容要增加;②可以请舒婷给《《科学与文化》写文章;③最好改成月刊,这样可使读者有新鲜感。出接着,我又问了贾老1939年在广西桂林办《中学生》杂志的做法。他说,他办《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一年多时间,主要找十几位作者写文章,一年12期,一人一期写1篇,一年就有12篇,合起来就是一本书。因为这些作者写作文平较高,所以来稿并不需要怎样修改!当然也有一些中学生来稿,那是需要修改的。发行量几千份。我告诉贾老上期已经把周家俊写的《仿生经济学趣谈》撤下来了,贾老问及作者有何看法,我说没有什么大意见。11时许告辞,老人家仍然像往常一样送我到楼梯口。《1983年9月25日记》小中个J《6》“《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今天上午去省科协遇到王恭同志,谈到贾老赴京开民进大会已经返回,决定一齐去看望他。商团三句不离本行,我又谈及《科学与文化》及〈花鸟世界》的事。对再办一个刊物,贾老以为不妥。他说:“《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没有什么精神污染,可改成月刊。”他问办《花鸟世界》为了什么?我说有两个原因:一是《科学与文化》内容太泛、太散;二是可以扩大发行,增加销路。贾老说,如果不会增加销路呢?他认为人力不足,且已有一个《学艺》《林珊办的》,他坚持还是集中力量办一个刊物好。《1983年12月1日记》还是办《科学与文化》好”今天登「门拜访是专门向贾老请教如何继续办好《科学与文化》的。因贾柏松调走《调至福建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冯度同志退休,胡善美同志升任副总编辑,其他同志又去办别的刊物《科学与文化仅剩下我一个人了。
来源:新浪科技新浪科技讯 7月9日午间消息,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今日开幕,图灵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发表了《人工智能理论的新方向》主题演讲。姚期智表示,今天我们看到的AI领域新的进展以及应用,其实来自于一些基础科学,这些基础科学都来自于基础理论。所以对我们来说,应该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突破,特别是在AI方面。他提出了AI理论方面的几点新进展:一、理论很重要。AI现在面临的挑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理论来分析,这种分析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所面临的挑战,从而获得启迪,找到寻求解决方案的方法。二、人工智能绝对是一个跨学科的行业。有许多例证可以表明,在AI方面获得的一些巨大成果往往是因为一些看似完全不搭界学科之间的合作,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努力,因为没有其他学科科学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话,在AI方面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发展。姚期智还提到一些新方向,比如机器学习和拓扑学之间的联系,这是数学非常有意思的分支;人工智能和隐私之间的关系,就是密码学,这是AI一个全新的领域;可控的超级人工——super AI,人们比较担心的是AI快速进展可能会带来对于人类社会的威胁。“总而言之,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现在的应用来自于过去的理论研究,现在做的理论研究在未来某一天会让我们获得巨大的进步。”他表示。(杨雪梅)
理论研究更是一路扶摇直上,欧洲高校理论联盟(igem)在2016年度全球igem年会上与欧洲多所著名院校展开合作,获得共计217个参赛组别的高额奖金,为参赛选手打造出一系列的比赛课题,以期为中国量子信息学的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的发展动力。igem中国大赛自2013年由海外华人学生在中国大陆境内创办以来,已经取得迅猛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优秀学子。到2016年度,igem中国大赛已更新了超过1500个参赛学校名单,其中超过700所优秀院校承办本赛事。同时,我们近期推出了国内外量子信息学最优秀的100名学子项目研究团队,着力扶持国内量子信息发展。项目成立三年来,受到了国内外量子信息领域相关领域专家以及合作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厚爱,共同推动中国量子信息事业的发展。1组学实验设计示范小组,为学员提供了一个空旷的环境,可以更深入的研究量子信息理论。在每次的实验设计时,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实验设计模块,例如电磁、光子、激光及其他材料等,使得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论以及可用的量子信息基础知识进行综合处理、计算,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可视化表征。在实验过程中,还可根据各个模块的需要进行自由组合,加上前馈算法、正交量子对撞等等。实验的结果一方面可以解决所选实验设计中未涉及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会指导量子信息学科研,从而也可以为各类产品的研发及测试提供科研参考。因此,我们的组学实验设计示范小组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实验环境,在丰富学员的实验经验的同时,也为学员提供一个科研平台,从而大大促进中国量子信息学及相关领域的发展。量子信息生成器实验设计量子信息生成器实验设计与igem量子信息实验结合,指通过量子信息激发生成二进制量子信息,生成二进制量子信息的公式与量子比特的数量无关,在科研过程中,量子计算机并不是必需品,真正能够提高量子信息生成器性能的是信息计算中的量子比特数,其数量即正是决定量子信息生成器在性能与应用上的重要性能。量子信息生成器可以生成二进制数字量子比特,三进制,五进制量子比特,10进制量子比特,甚至十进制量子比特;既可以生成对角密度较大的量子比特,也可以生成对角密度较小的量子比特;如果要求生成对角密度较大量子比特,则需要用到量子信息大量加密方法。然而量子信息生成器生成的量子比特的所有构成单元均包含正电荷和负电荷,为量子信息的二进制的构成设置了门槛,可以有效保证量子信息生成器理论性能的实现。
内容提要从哲学层面深化制度理论研究,需要从历史观、系统观、价值观、实践观等方面,把制度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将制度看作包含多个要素和层次的系统,用制度价值理念引领制度建设,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深刻精准地理解制度、阐释制度,坚定制度自信,推动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建设实践的深入,呼唤和推动着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深化制度理论研究,需要增强哲学自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制度之所以为制度、制度何以要发展、制度如何不断完善发展等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为制度建设提供哲学支撑。制度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社会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制度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在历史传承、文化赓续、社会进步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这一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制度选择并不是主观的想当然,而是基于既定历史条件的必然要求。我们反对在制度借鉴上囫囵吞枣、邯郸学步,强调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制度上的“飞来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形态。换句话讲,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制度也应发展到什么程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其“三步走”的时间表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相一致。当然,强调经济社会状态是决定制度形态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对制度的演化与发展毫无影响。人们在认识、把握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价值诉求、理想目标、立场观点方法等体现在制度安排与运行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汲取我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把制度建设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运用之上,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之上,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实践之上。这样的制度,彰显历史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体现出制度演化与制度设计的相得益彰。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不仅要适应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要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这要求制度建设既不能超越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味追求高级制度模式与制度形态;又不能固步自封,一味迁就现有生产力系统中落后的部分,阻滞先进制度的发展步伐。制度是包含多个要素和层次的系统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历程表明,不能把制度机械地理解为条文和规则的集成与组合。从内容和形态上看,制度是一个系统,制度的内涵是一个系统,外延同样是一个系统。把制度视为系统,研究制度结构,有助于避免把制度仅仅作为一些规则的组合进而导致对制度认识的偏差,也有助于避免由于这种偏差而在制度解释方面出现缺陷。从内涵上说,制度是包括规则、对象、理念、载体等要素的系统。其中,规则是制度的具体内容,即通常意义上的制度。对象是指制度所覆盖的范围和所指向的目标,如政治制度的对象是政治领域的各种关系,经济制度的对象是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等等。理念是制度规则所体现的价值判断与目标定位,不同理念引导下的制度会体现出不同性质。载体是制度的形式,有什么样的载体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形式。以法律为载体,制度就表现为法律;以规章为载体,制度就表现为规章。从理论上讲,完整的制度系统是具有自我实现能力的,至少是具有自我实现可能性的。反之,如果制度指向对象不明确、没有制度价值引领,缺失制度实现的手段与途径,制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制度外延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军事制度、政党制度等,是社会大系统的制度体现。不同制度在制度系统中是有各自定位的,也是分层次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各领域具体制度,构成现实社会中制度的基本形态。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不同层次、不同定位的制度,其功能和运行机理不同。根本制度是指那些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和根本性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性的制度,是立国的根本。基本制度是指那些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框定国家基本形态、规范国家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制度。重要制度是指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主体性制度。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根本制度以下的制度体制进行创新,以利于更好实现根本制度。制度具有特定的价值指向制度价值是制度的灵魂,体现制度追求。制度非中性的特点,决定了任何制度都有其优势策略与偏好群体,同一制度作用于不同群体、不同行为模式、不同社会阶段会产生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结果。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具有诸多显著优势,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制度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让最大多数人掌握这一制度、运用这一制度,更好保障自身权利、履行自身义务,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振奋全民族的精气神,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激发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让我国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作民族复兴的正能量,让中华民族更好地传承发展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所回应的是如何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个共同期待,所体现的是如何让制度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更加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个一般性规律。这不仅对中国社会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可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制度建设同样如此。制度在理论上行得通固然重要,在实践中行得通更为关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制度生长于我国社会发展实践,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被我国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证明是有效管用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建立起好制度,还要考虑如何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培育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提高制度执行力等方面下功夫。制度哲学把意识因素引入制度,并将其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制度运行及其发展规律的清醒认知。没有相应的制度意识及社会氛围,没有人们的接受、认同、遵循,制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出现“制度空转”的现象。相反,如果人们对制度深刻认同,对制度价值形成广泛共识,执行制度就既不会“过”也不会“不及”。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要正确处理制度、人、社会的关系,充分认识制度及其功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实践中,不能超越制度为自己谋求制度之外的“超额”利益,不能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遵守、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不遵守。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执行力是制度实践的“最后一公里”。继续将“中国之制”转化为“中国之治”,不仅要把好制度坚持好、巩固好,还要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把好制度运用好、执行好,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这是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的重大现实课题。(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24日 09 版)
一场贸易战,让人们认识到了核心技术事关企业甚至是国家的生死存亡!一场贸易战,让人们认识到了核心技术的背后还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基础理论重要并不等于研究基础理论的人也同样重要,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人的殿堂千万人的坟墓!在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之前你要先明白下面的这些道理,要不然就是在自掘坟墓!理论上重要,实际上无足轻重救生圈能够救人的命,但是人们只有在溺水的那一刻才需要它,才觉得它重要,更多的时候都不会注意它的存在!图片来源于网络人们供奉的永远是财神而不是救生圈,即使救生圈救过他的命!贸易战几十年打一回,被别人卡住脖子快要死的时候,人们会想起如果拥有自己的基础理论那该多好!别人一松手人们马上又会改变了想法:原来没有基础理论也死不了!需要你的人最少,利益离你最远基础研究一般都是为应用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工具支持的,直接需要这种理论的人大多是研究人员,这些人能有多少?基础研究处于各种研究的最底层,也处于利益链的最底层、价值链的最底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牛顿和爱因斯坦再伟大绑在一起都不比马云的钱多!雄心勃勃乃南柯一梦,坚持不懈换来的只是重重危机直到现在,人们都还在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绕着太阳转,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人们以为这些理论都是一种“发现”,以为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以为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会像发现金矿一样发现某种重大理论。但是当你坚持到最后时,你会发现自己的最大发现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理论都不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发明!图片来源于网络当你发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已晚,你将发现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重重危机!你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几十年的坚持和努力也仅仅只是个开始,你没有发现你想要发现的,却发现了你并不想发现的:你还得面临更加艰苦的发明创造工作——你得发明出一种解释和表示这个世界的理论体系来!你将不得不超越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你将不得不超越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马克思……因为你研究的是基础理论!这些人的理论正是现代科学、哲学的基石,如果不能超越他们,你将一无所获!世界上有伯乐但你不一定会遇到再好的发明如果推销不出去也是废物!耗费了你毕生心血的理论体系还需要你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推广!如果没有话语权,那就准备着再做一个百折不回的销售员吧!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你将不是千里马,而是一堆马肉!图片来源于网络冷板凳坐久了你会发现自己只是个渣渣人们常说,搞基础研究要坐得住冷板凳。坐了N多年的冷板凳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板凳不仅没有坐热反而比以前更冷,还有比这板凳更冷的人情!没名、没权、没钱=没用!你淡泊功利一心梦想着要改变世界为人类造福!但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在金钱面前自己就是个渣渣,天大的抱负原来也只是一个气球,一个针尖就会让它变得稀碎稀碎……基础理论研究成功者寥寥,更多的都是垫背的!可悲的是坐着冷板凳当垫背的!
内容提要从哲学层面深化制度理论研究,需要从历史观、系统观、价值观、实践观等方面,把制度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将制度看作包含多个要素和层次的系统,用制度价值理念引领制度建设,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深刻精准地理解制度、阐释制度,坚定制度自信,推动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建设实践的深入,呼唤和推动着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深化制度理论研究,需要增强哲学自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制度之所以为制度、制度何以要发展、制度如何不断完善发展等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为制度建设提供哲学支撑。制度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社会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制度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在历史传承、文化赓续、社会进步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这一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制度选择并不是主观的想当然,而是基于既定历史条件的必然要求。我们反对在制度借鉴上囫囵吞枣、邯郸学步,强调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制度上的“飞来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形态。换句话讲,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制度也应发展到什么程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其“三步走”的时间表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相一致。当然,强调经济社会状态是决定制度形态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对制度的演化与发展毫无影响。人们在认识、把握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价值诉求、理想目标、立场观点方法等体现在制度安排与运行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汲取我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把制度建设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运用之上,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之上,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实践之上。这样的制度,彰显历史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体现出制度演化与制度设计的相得益彰。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不仅要适应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要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这要求制度建设既不能超越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味追求高级制度模式与制度形态;又不能固步自封,一味迁就现有生产力系统中落后的部分,阻滞先进制度的发展步伐。制度是包含多个要素和层次的系统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历程表明,不能把制度机械地理解为条文和规则的集成与组合。从内容和形态上看,制度是一个系统,制度的内涵是一个系统,外延同样是一个系统。把制度视为系统,研究制度结构,有助于避免把制度仅仅作为一些规则的组合进而导致对制度认识的偏差,也有助于避免由于这种偏差而在制度解释方面出现缺陷。从内涵上说,制度是包括规则、对象、理念、载体等要素的系统。其中,规则是制度的具体内容,即通常意义上的制度。对象是指制度所覆盖的范围和所指向的目标,如政治制度的对象是政治领域的各种关系,经济制度的对象是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等等。理念是制度规则所体现的价值判断与目标定位,不同理念引导下的制度会体现出不同性质。载体是制度的形式,有什么样的载体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形式。以法律为载体,制度就表现为法律;以规章为载体,制度就表现为规章。从理论上讲,完整的制度系统是具有自我实现能力的,至少是具有自我实现可能性的。反之,如果制度指向对象不明确、没有制度价值引领,缺失制度实现的手段与途径,制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制度外延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军事制度、政党制度等,是社会大系统的制度体现。不同制度在制度系统中是有各自定位的,也是分层次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各领域具体制度,构成现实社会中制度的基本形态。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不同层次、不同定位的制度,其功能和运行机理不同。根本制度是指那些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和根本性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性的制度,是立国的根本。基本制度是指那些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框定国家基本形态、规范国家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制度。重要制度是指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主体性制度。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根本制度以下的制度体制进行创新,以利于更好实现根本制度。制度具有特定的价值指向制度价值是制度的灵魂,体现制度追求。制度非中性的特点,决定了任何制度都有其优势策略与偏好群体,同一制度作用于不同群体、不同行为模式、不同社会阶段会产生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结果。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具有诸多显著优势,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制度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让最大多数人掌握这一制度、运用这一制度,更好保障自身权利、履行自身义务,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振奋全民族的精气神,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激发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让我国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作民族复兴的正能量,让中华民族更好地传承发展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所回应的是如何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个共同期待,所体现的是如何让制度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更加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个一般性规律。这不仅对中国社会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可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制度建设同样如此。制度在理论上行得通固然重要,在实践中行得通更为关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制度生长于我国社会发展实践,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被我国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证明是有效管用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建立起好制度,还要考虑如何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培育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提高制度执行力等方面下功夫。制度哲学把意识因素引入制度,并将其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制度运行及其发展规律的清醒认知。没有相应的制度意识及社会氛围,没有人们的接受、认同、遵循,制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出现“制度空转”的现象。相反,如果人们对制度深刻认同,对制度价值形成广泛共识,执行制度就既不会“过”也不会“不及”。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要正确处理制度、人、社会的关系,充分认识制度及其功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实践中,不能超越制度为自己谋求制度之外的“超额”利益,不能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遵守、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不遵守。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执行力是制度实践的“最后一公里”。继续将“中国之制”转化为“中国之治”,不仅要把好制度坚持好、巩固好,还要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把好制度运用好、执行好,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这是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的重大现实课题。(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24日 09 版)
近日,在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基础研究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界别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表示,“我国基础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步,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的,对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的支撑力度还存在不足。今天我们很多所谓的‘卡脖子’技术其实也是‘卡脑子’,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人民政协报)
核心阅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制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历史机遇。学者们应抓住机遇,通过深入研究,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贡献制度研究成果。■我国制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增强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让中国制度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广大学者应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中国制度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制度理论研究上不断迈出新步伐。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制度创制和变迁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制度对于规范、塑造、调整、优化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建设得好、制度竞争力强,不仅有利于提升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对于什么样的制度是好制度,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这些思想成果既推动制度建设和创新,也带来相关学术理论的繁荣。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进行不懈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全会强调,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如何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遵守和执行制度,如何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把握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机遇研究中国的制度理论,需要从中国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中国古代产生了丰富的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思想。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多种政治力量纷纷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自主探索实践、改革创新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历史传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等发展路径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从历史发展大逻辑着眼,才能正确把握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学者们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研究成果,同时立足中国实际,积极推进中国制度理论发展完善。我们党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不懈探索的历程,改革开放突破僵化认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历程,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历程等,为我国学者建构自主性的制度理论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制度理论研究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社会发展对制度建设也提出更高要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不断解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需要融入制度建设中。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一系列高度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制度建设予以回应,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学者们应抓住制度研究的历史机遇,担负起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通过深入研究,探索如何完善和创新制度以更好深化改革、提高发展质量,将制度理论研究做实做深做透,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贡献制度研究成果。增强制度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增强自主性是建构制度理论的前提。扎根本国土壤、汲取丰沛养分,制度理论研究才能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性。制度理论研究应当立足国家制度建设实践,为国家制度的长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当前,我国制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努力推出能够满足我国现实需要的制度理论,形成体现原创性、具有时代性的研究成果。探索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制度理论和实践,是发展中国制度理论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创新性为中国制度理论进行自主性、原创性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丰沃土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国制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在制度顶层设计和整体实现路径上的智慧,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实际治理经验等,都是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创新生长点。增强研究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要关起门来另起炉灶。理论是对一般性规律的总结,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中国大地的制度体系,无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制度建设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也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研究中国制度,既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也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地考察。中国制度要解决的大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研究中应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和借鉴他国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同时,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话语和逻辑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让中国制度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推动制度理论研究迈上新台阶制度成熟和定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同样,自主进行制度理论研究并形成体系化成果也要进行长期的艰辛探索。制度理论通常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发展成熟,制度理论发展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发掘整理,经过长期研究积累才可能实现突破。当前,广大学者应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中国制度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制度理论研究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在制度复杂性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制度供给,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是当前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制度研究的重点应包括如何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制度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如何确保各项制度设计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更加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凝聚人民智慧;如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此外,还应注重研究如何优化群众和专家参与,提高制度从思想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的转化效率,加强制度的回应性,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支持。创新是对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要求。制度理论研究要对实践作出贡献,关键在于其创新性,能够对中国制度完善发展提供新的解释、新的阐发。制度理论只有增强创新性,才能具备解释力和引领性。中国制度理论创新性的本源在于制度本身具有创新性。应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努力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在提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制度理念、主张、方案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系统性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成体系的理论通常是要素完整、逻辑严密、洞察深刻的。在我国进行制度理论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需要打通学科界限,取不同学科研究范式之长,努力在核心议题、基本理论与概念、研究方法、经验归纳等多个方面形成相互呼应和支持的完整体系。同时,还应关注如何在横向、纵向和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打造相互衔接、相互融通的制度格局,如何增强制度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新技术在制度建设中的应用、机构职能和程序的优化、制度如何促进创新和发挥激励功能等,也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应不断总结已有研究成果,逐步突破研究中的难题,不断增强制度研究自信,推动中国制度理论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10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