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性研究

主要有:①漳州作者对刊物的反应，说名家文章发得太多了;②我的厦门植物园特写《艺园流连》，想请贾老审阅;③《科学与文化》第二期的编辑情况。告贾老对《科学与文化》的内容，提了一些意见:①是否可以考虑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内容，这也是一个特色。2“地县科普作品选”栏目也是一个特色，要坚持，但缺一个接语《首次要有按语》，目的在于鼓励地县作者，在全国也显出其特点。①对科学与文化》上刊登的我采写的《在天空电影院里》《现习作2》,他笑着说:“那篇还写得查好但题目不甚好应是‘天空电影’更确切，但问题也不大。”我说本刊发表的篇纪念达尔文的文章，却用了方宗黑先生的头像，文不对题，感谢您为我们指出这个错误。他笑了笑说:“不过，那张照片还照得不错。”《1982年3月8日记》《3》“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贾老是我们刊物的总顾问。《科学与文化》创刊两年多来，贾老不仅给我们撰写了许多有价值、高水平的文章，而且每期给我们审稿、看清样。他看清样是那样认真，那样快，往往一个晚上七八万字的稿子他都可以看完，这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讲多么不容易啊!他经常发现稿件中的问题，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不少错误都是贾老看出来的。《科学与文化》能少出差错，在读者中留下好印象，跟贾老的严格把关分不开。为此，春节之际，我们想给他老人家送点东西，表表心意。因为他从来不要审稿费，有一次开给他100元，他坚决不要，退了回来。所以我们只好买点东西给他。我跟尤廉一道上街，在八一七路南街食杂店给他买了4瓶酒《两瓶竹叶青，两瓶厦门丹凤高梁》，老人家很客气，说:“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于是反而送我们两袋红枣，要我们非拿不可。《1983年2月10日记》《4》“这篇写得蛮好!我去福建日今天上午天气非常炎热，室内温度高达32C。路过贾老家，报社处理《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广告事宜，就去找他并还他几本书。我每回借书时都主动留有借阅登记，我帮他找到登记本后，他就划掉了这几本书的书名。前两天《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清样已送贾老审阅，我问及他对本期的意见。他问:“银耳篇[指《徐碧如和银耳》，见习作《3》》是你写的?”“是的。”他高兴地说:“这篇写得蛮好唉，但如果把徐碧如研究白木耳的事与古田县推广发展白木耳联系起来讲，就更好些。这说明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后还可以再写一篇古田的专访。”这篇文章受到好评我很高兴，因为贾老从不轻易夸奖人，我的文章给他看过的有好多篇，得到好评的一篇是，1979年8月12日发表在《福建日报》副刊上的《动物世界之囱》《见习作《》》,后来这篇文章被《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转载。现在这篇名为《徐碧如与银耳的文章，是我去三变争和香慈新品种塞定会时写的。再长植同志陪间来访，并做些文字修正工作。接着，贾老对清样中《仿生经经济学趣谈》一文提出批评，认为就文章观点有销把生物间的竞争套到人人类社会中，这是牵他提议册联制会的，是机械唯物主义，是早裁删掉这篇文章。有大马列主义批判过的东西。但格他老人家还问及作者其人，我日记》自精神很好，身体仍很健来，的始终笔不缓耕。我略作介绍。贾老层已83岁《1983年6月25《5》“可请好婷写文章”我们谈到一是改成《科学与文化》《花鸟虫鱼》;二是改名为一的成问现我据了两个看法，120版社原来办了了一个青《科学家》。他老人家对年科学家的杂去后来停办了。他主张刊名不要改。具体如何改革，他说自己考虑的不多，不过有几点想法:①文化内容要增加;②可以请舒婷给《《科学与文化》写文章;③最好改成月刊，这样可使读者有新鲜感。出接着，我又问了贾老1939年在广西桂林办《中学生》杂志的做法。他说，他办《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一年多时间，主要找十几位作者写文章，一年12期，一人一期写1篇，一年就有12篇，合起来就是一本书。因为这些作者写作文平较高，所以来稿并不需要怎样修改!当然也有一些中学生来稿，那是需要修改的。发行量几千份。我告诉贾老上期已经把周家俊写的《仿生经济学趣谈》撤下来了，贾老问及作者有何看法，我说没有什么大意见。11时许告辞，老人家仍然像往常一样送我到楼梯口。《1983年9月25日记》小中个J《6》“《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今天上午去省科协遇到王恭同志，谈到贾老赴京开民进大会已经返回，决定一齐去看望他。商团三句不离本行，我又谈及《科学与文化》及〈花鸟世界》的事。对再办一个刊物，贾老以为不妥。他说:“《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没有什么精神污染，可改成月刊。”他问办《花鸟世界》为了什么?我说有两个原因:一是《科学与文化》内容太泛、太散;二是可以扩大发行，增加销路。贾老说，如果不会增加销路呢?他认为人力不足，且已有一个《学艺》《林珊办的》，他坚持还是集中力量办一个刊物好。《1983年12月1日记》还是办《科学与文化》好”今天登「门拜访是专门向贾老请教如何继续办好《科学与文化》的。因贾柏松调走《调至福建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冯度同志退休，胡善美同志升任副总编辑，其他同志又去办别的刊物《科学与文化仅剩下我一个人了。

在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很多人相信理论研究“有另一种样子”。一本通俗读物、一张思维导图、一堂线上慕课……当一个课题完成后，传统的论文和结题报告，早已不是体现理论研究成果的唯一途径。一个月前，中心参与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慕课正式上线。近年来，由中心创办的“强军论坛”，已成为继北京香山论坛之后的又一高端“品牌”论坛。“很多人以为研究理论就是翻翻书，写写论文，独自在一间书屋里埋头苦干，其实时代早就变了。理论研究要焕发生命力，要服务于现实。而我们做的，就是让理论之树常青，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心研究员熊杏林说。熊杏林是《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系列丛书的主要编撰者，临近年尾，向全军官兵征集感兴趣的时事热点的公告已经发出，新一年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1》编撰工程启动，熊杏林和同事们的工作是要将“干巴巴的理论研究成果变成官兵感兴趣、可读性强的热点话题解读”。“官兵们想学什么，喜欢看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再用相应的方式呈现出来。”主持了4年编撰工作，熊杏林笑称自己是“研究室里的新闻工作者”。她跟踪每年的“大事”和热点，课题研究的内容永远是“新鲜事”。在今年7月发行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里，熊杏林和同事们将疫情防控、中美贸易战、海外维和等热门话题纳入其中，全书所选的事例，一多半都是本年度内发生的新闻事件。在熊杏林看来，理论研究“要新，要快”，“时代在发展，做科研跟不上时代，做不出‘硬核’的成果，肯定是不行的。”2017年，改革强军大潮中，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应运而生。最初的党委议研会上，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沈志华便提出，“科研岗位就是战位，只有推出强军硬核成果，才能当好党的理论战士”。3年来，中心先后完成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研究工程”“习近平强军思想系列研究”“新时代强军研究丛书”“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慕课”等60多项成果。今年8月1日，中心组织编著的“新时代强军研究丛书”系列又一成果通过结题评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单位的评审专家认为，该书“对于系统阐释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填补这方面院校教育教材空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员陈东恒始终战斗在“科研战位”上。从事理论研究10余年，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每年都要到不少基层单位调研，还曾和驻守海岛的官兵挤在一张床铺上睡觉。今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陈东恒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收集归纳防疫抗疫的相关资料，为战疫提供了多项建设性建议。那段时间，陈东恒每看到一条疫情资讯，就会保存下来。由新冠肺炎疫情他想到生物安全问题，于是很快撰写出一篇题为《生物安全防控，一场输不起的战争》的文章发表。有专家看到后特意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反应很快，很及时，在当下的环境里非常有借鉴意义”。“这不就是我们做研究的意义吗？服务于当下，让理论从实践中来，又通过实践去落地生根。”平时，每当“办公室坐累了”，陈东恒就和战友们相互鼓励。他们常说要做“理论研究中的领跑者、战斗机”，“要跑在时间前头，绝不能掉到任务后头”。看着如今“生机勃勃”的研究中心，从事了37年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研究和教学的研究员张树德感慨万千。他记得，早年初到军事科学院工作，那时没有手机和电脑，做研究全靠自己读书、调研、思考，手写成稿。那时，做理论研究意味着“清贫”“枯燥”，他的导师、军事理论家鲍世修先生叮嘱他，“马恩列斯军事理论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思想源泉，必须要持之以恒深入研究”。在张树德看来，尽管时代发展了，曾经的“手动摘抄”换成了“电脑打字”，但在中心研究员身上，“认真治学，一切为了建军打仗”的使命感始终没变。1996年，张树德为了撰写《国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一书，花费两年时间，广泛查阅资料，又采访了数十人积累一手资料，终于成书。如今，80后研究员李明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文稿》重大课题，一边搜集史料，一边对照新形势下的战争发展，已整理发表了多篇文章。中心主任周俊杰认为，中心的官兵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为打赢谋胜策’的使命感。”“理论研究很辛苦，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没有使命感和足够的热情，肯定坚持不下来。”“有时候，发表的文章只有短短几百字、上千字，背后是几十万字的理论材料在支撑。看似最新、最快的研究成果，其实每一个字都有出处，都是在深厚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李明说。在中心，几乎每个人的电脑里，都存着海量的理论资料。大家都有一个习惯，看到最新的专业相关材料便会“顺手保存”，隔一段时间进行系统梳理归纳。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研究，李明常年和史料“打交道”。有时，为了确认一个词句的用法，他会翻好几本书去求证。有些书籍中记载的地名各不相同，无法分辨，他便坐车去当地实地考察核对。“治学必须严谨。”熊杏林非常推崇这种治学作风，她记得，在编撰《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一书时，为了一篇3000多字的稿子，编辑组收集了10多万字的资料，反复修改了21稿。最终呈现出来的成果，去掉了“枯燥感”，增添了“趣味性”。谈到海外关系时，《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中引入了电影《红海行动》的剧情，并配上“超燃”的海报图。谈到和平积弊问题，文章以“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的“灰犀牛”为例，称这种“危险生物”平时看起来体型笨重、反应迟缓，甚至还“萌萌哒”，“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让你猝不及防”。“做最严谨的研究，讲最通俗的白话。事实上，理论传播与学习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兵言兵语’也是向基层官兵学的。”熊杏林介绍，每年年初的几个月，中心都会向全军官兵征集感兴趣的热门话题，并派人到一线部队走访调研、授课。随着理论学习方式越来越灵活，官兵对理论学习的兴趣更加浓厚。“有时，官兵们在网上留言提问，担心中心看不到，还会专门打热线电话来提醒。”这正是熊杏林和同事们希望看到的画面。为了增强理论学习的吸引力，他们尝试了更多改变。“以前编书是字多图少，现在年轻官兵喜欢看图，我们就改成图多字少”，熊杏林笑着说，如今新闻照片、电影海报、漫画，都会被收录到书中。担心官兵只看图片理解有偏差，编辑组又特意将以往图片下的“一句话配文”改成小段文字，“这样只看图说也能学到东西”。2018年，中心召开了一次“诸葛亮会”，探讨如何让官兵主动学、愿意学理论。在会上，研究员彭洲飞创造性地提出，可以用国际流行的逻辑工具——思维导图进行传播。很快，专项研发团队组建起来，只用了1个月时间便制作出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思维导图（2018），随后每年思维导图都会进行更新。大量文字被压缩成全景式逻辑结构图，后期调研时，不少官兵称赞如今可以“一图在手，学习不愁”。除了纸质化的传统传播方式，中心还制作了H5、Vlog、MOOC等多种新媒体产品，向“网络阵地”进军。“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0”慕课开办后，不少专家和研究员走出研究室，走到镜头前，做了一回“名嘴”“网红”。“理论研究成果出来以后不能束之高阁，研究人员要站到潮头，找到理论武装的新特点新规律、新手段新方法，让理论转化为战斗力。”张树德说。如今，这位两鬓斑白的“老将”仍和年轻人一起，探索着理论传播的新方式。“这个时代需要理论，也可以产生理论。作为研究人员，我们要守好这片阵地，建好这片阵地。”张树德坚定地说，“理论研究要永远鲜活，理论之树要常青。”来源：中国青年报

一场贸易战，让人们认识到了核心技术事关企业甚至是国家的生死存亡！一场贸易战，让人们认识到了核心技术的背后还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基础理论重要并不等于研究基础理论的人也同样重要，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人的殿堂千万人的坟墓！在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之前你要先明白下面的这些道理，要不然就是在自掘坟墓！理论上重要，实际上无足轻重救生圈能够救人的命，但是人们只有在溺水的那一刻才需要它，才觉得它重要，更多的时候都不会注意它的存在！图片来源于网络人们供奉的永远是财神而不是救生圈，即使救生圈救过他的命！贸易战几十年打一回，被别人卡住脖子快要死的时候，人们会想起如果拥有自己的基础理论那该多好！别人一松手人们马上又会改变了想法：原来没有基础理论也死不了！需要你的人最少，利益离你最远基础研究一般都是为应用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工具支持的，直接需要这种理论的人大多是研究人员，这些人能有多少？基础研究处于各种研究的最底层，也处于利益链的最底层、价值链的最底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牛顿和爱因斯坦再伟大绑在一起都不比马云的钱多！雄心勃勃乃南柯一梦，坚持不懈换来的只是重重危机直到现在，人们都还在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绕着太阳转，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人们以为这些理论都是一种“发现”，以为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以为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会像发现金矿一样发现某种重大理论。但是当你坚持到最后时，你会发现自己的最大发现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理论都不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发明！图片来源于网络当你发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已晚，你将发现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重重危机！你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几十年的坚持和努力也仅仅只是个开始，你没有发现你想要发现的，却发现了你并不想发现的：你还得面临更加艰苦的发明创造工作——你得发明出一种解释和表示这个世界的理论体系来！你将不得不超越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你将不得不超越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马克思……因为你研究的是基础理论！这些人的理论正是现代科学、哲学的基石，如果不能超越他们，你将一无所获！世界上有伯乐但你不一定会遇到再好的发明如果推销不出去也是废物！耗费了你毕生心血的理论体系还需要你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推广！如果没有话语权，那就准备着再做一个百折不回的销售员吧！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你将不是千里马，而是一堆马肉！图片来源于网络冷板凳坐久了你会发现自己只是个渣渣人们常说，搞基础研究要坐得住冷板凳。坐了N多年的冷板凳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板凳不仅没有坐热反而比以前更冷，还有比这板凳更冷的人情！没名、没权、没钱=没用！你淡泊功利一心梦想着要改变世界为人类造福！但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在金钱面前自己就是个渣渣，天大的抱负原来也只是一个气球，一个针尖就会让它变得稀碎稀碎……基础理论研究成功者寥寥，更多的都是垫背的！可悲的是坐着冷板凳当垫背的！

理论研究更是一路扶摇直上,欧洲高校理论联盟（igem）在2016年度全球igem年会上与欧洲多所著名院校展开合作,获得共计217个参赛组别的高额奖金,为参赛选手打造出一系列的比赛课题,以期为中国量子信息学的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的发展动力。igem中国大赛自2013年由海外华人学生在中国大陆境内创办以来,已经取得迅猛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优秀学子。到2016年度,igem中国大赛已更新了超过1500个参赛学校名单,其中超过700所优秀院校承办本赛事。同时,我们近期推出了国内外量子信息学最优秀的100名学子项目研究团队,着力扶持国内量子信息发展。项目成立三年来,受到了国内外量子信息领域相关领域专家以及合作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厚爱,共同推动中国量子信息事业的发展。1组学实验设计示范小组,为学员提供了一个空旷的环境,可以更深入的研究量子信息理论。在每次的实验设计时,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实验设计模块,例如电磁、光子、激光及其他材料等,使得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论以及可用的量子信息基础知识进行综合处理、计算,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可视化表征。在实验过程中,还可根据各个模块的需要进行自由组合,加上前馈算法、正交量子对撞等等。实验的结果一方面可以解决所选实验设计中未涉及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会指导量子信息学科研,从而也可以为各类产品的研发及测试提供科研参考。因此,我们的组学实验设计示范小组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实验环境,在丰富学员的实验经验的同时,也为学员提供一个科研平台,从而大大促进中国量子信息学及相关领域的发展。量子信息生成器实验设计量子信息生成器实验设计与igem量子信息实验结合,指通过量子信息激发生成二进制量子信息,生成二进制量子信息的公式与量子比特的数量无关,在科研过程中,量子计算机并不是必需品,真正能够提高量子信息生成器性能的是信息计算中的量子比特数,其数量即正是决定量子信息生成器在性能与应用上的重要性能。量子信息生成器可以生成二进制数字量子比特,三进制,五进制量子比特,10进制量子比特,甚至十进制量子比特;既可以生成对角密度较大的量子比特,也可以生成对角密度较小的量子比特;如果要求生成对角密度较大量子比特,则需要用到量子信息大量加密方法。然而量子信息生成器生成的量子比特的所有构成单元均包含正电荷和负电荷,为量子信息的二进制的构成设置了门槛,可以有效保证量子信息生成器理论性能的实现。

哲学篇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要保持定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贯彻到文化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更加自觉地用以统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要坚守崇高的文化理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不断进行理论武装方式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的创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全面提高理论武装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成效持久性。有学者认为，当前我们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步伐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速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体系严整的科学理论，成为指引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理论，学术理论界要紧紧跟随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深入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何以产生，关于这一思想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等问题，以学理明思想，用学术讲政治，通过扎实研究和创造性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为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冲击和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开展抗疫合作，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学者们认为，中国经受住了疫情“大考”，战“疫”成果显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学者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有学者认为，站在历史关口，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学者认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我国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坚定前行。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将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也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政治学篇疫情防控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2020年，世界经历了许多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一月份暴发，当前，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国内外疫情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效果的对比，让很多学者乃至普通人都反思甚多。疫情的防控暴露出各国政治中的不少问题，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但美国等多个国家却陷入了感染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中外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令人关注。有研究者指出，从疫情防控情况看，在各国政府面临此次疫情“大考”形势的比较下，中国制度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疫情有效防控，生动体现出中国治理的四个显著特点，即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和高效性。从制度分析角度来看，中国的治理优势主要归功于三项重要制度：一是主要资源国家所有而生产过程实行市场化竞争的混合经济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行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三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国家结构制度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美国选举乱象让世人深入思考美国政治、美国民主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美国政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最好的医疗条件，还有美国人自认为最优越的政治制度，但是美国疫情基本上是失控的，这让很多人很意外。有研究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多半被束缚在“西方内部‘民主’与外部世界‘专制’”的二分法政治叙事中理解政府与国际关系。许多教科书中宣扬的价值在疫情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的虚伪、民众的分裂、政治的对抗、党派的掣肘、利益集团的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失衡等等。2020年，美国种族骚乱和选举乱象让许多研究者深入思考美国政治与美国民主。美国选举落下帷幕，特朗普在糟糕的疫情防控表现下，仍然获得了超过7200万张普选票和232张选举人票，也让很多民意测验机构和研究人员大感意外。有研究者指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族群分裂和政治极化。研究者指出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不仅导致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泛滥、身份政治崛起和政治信任危机，更使党派冲突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贫困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难题，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治理难题，因此，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中国的经验说明，要让人民摆脱贫穷的状况，就要不断破除既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对于人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同时，还要建设国家防护性保障，为那些遭受灾难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老弱病残人士提供社会安全网。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消灭了绝对贫困，进入到反贫困的新阶段也就是后扶贫时代。有研究者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反贫困应当分类进行、分类治理，以专门的制度，通过专业的机构，通过专业的人员来回应不同人群的专门需要。后扶贫时代，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迎接挑战，开拓创新，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个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数字技术会不会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和政治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政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政治学研究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对政治的影响、政府数据的开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数字技术本应该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与个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学者们也担心这种技术有可能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迫在眉睫。学者们普遍认为大数据时代，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数据治理成为当下国际战略共识。研究者指出，政府部门积累了海量的公共数据，要开放这些数据，让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组织有机会对公共数据的价值进行挖掘，释放其价值，创造新的生产力。开放政府数据可以让更多机构和个人利用这些数据，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者普遍认为在5G技术支持下的大规模数据收集会更多地触及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容易给数据相关的主体带来潜在威胁。数据资产的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如何达到平衡，是一个核心问题。（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篇学者关注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于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形成关键技术的国内产业链闭环，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约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双循环”展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也体现了中国对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深度思考和精辟诠释，更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了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双循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思想在开放体系下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以“双循环”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大而不能倒”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大而不能倒”一直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型金融机构依靠强大的资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追逐资本利益，在形成“赢家通吃”获取垄断利润的同时，通过资本杠杆的扩张给宏观经济带来了潜在的重大风险。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依托互联网平台类的大型科技公司具备明显的技术抗疫优势，通过高杠杆，实行资本无序扩张，与民争利，给社会就业和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少数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特征的科技公司，被称为新型“大而不能倒”的公司，其高杠杆导致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欧美也开启了对科技巨头反垄断的浪潮，拆分或者征收数字税已经提上日程。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再次引发了市场对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的热议。现代货币理论存争议引经济理论界大讨论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逻辑在多个方面挑战了主流观点。第一，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支出可以先于财政收入，政府完全可以偿还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债务，而不必担心会破产，而在主流理论中，政府是先有收入，后才有支出。第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央行可以创造货币来为财政买单，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而主流观点认为央行应该独立于财政，央行具有独立性。第三，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赤字不可怕。政府应使用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创造货币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只要没有明显的通胀风险，财政扩张和赤字政策就不用担心，并倡导央行实行永久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隔夜利率，从而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从2020年3月份开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用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去对冲疫情的负面冲击和金融市场的剧烈下挫。从现有出台的全球宏观政策来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耦合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2020年发达经济体激进的宏观政策是否最终体现出是现代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实践，是否会带来国际货币信用的下降，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大讨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学界关注发达经济体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颠覆了传统的资本生息理论，也颠覆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条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利率传递机制失效，进入流动性陷阱阶段。目前全球负利率债券政府债券数量高达18万亿美元，零利率和负利率条件下，央行只能靠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比如进一步的QE、利率收益曲线管制等等。一方面导致经济中货币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扭曲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这是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出现超级修复的核心原因。美国无风险资产极低的收益率，导致资产价格的贴现率中枢大幅度下移，降低了市场风险偏好，推高了资产价格。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了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资产估值体系重构的大讨论。（作者王晋斌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伦理学篇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问题作为社会道德传播者、建设者和守护者的伦理学人，积极从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层面执笔发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等问题。生命伦理问题是新冠肺炎防控中最初也是最本源的问题。伦理学者首先对人类滥食野生动物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滥食“野味”已经从人的“需求”范围，进入到无限膨胀的“欲求”程度，因此是不道德的。有学者指出，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荣、应属“同类”，人类要负有道德责任，因此应遵循生态整体性、生态公正性及辩证生态主义的道德原则。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给人生选择及应对思维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此，有学者提出，疫情之后应对生死进行反思，对失去的生命进行哀悼和缅怀，生者则应痛定思痛，向死而生。有学者对“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的生命至上中国模式与群体免疫的经济优先西方模式进行了伦理辨析，认为中国模式依据实事，坚持科学；国家动员，整体推动；价值支持，有效控制；敬天爱人，尊道贵德；全球合作，命运与共。而群体免疫本身是个伪命题，违反人道主义和人权，是听天由命的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的复活，是功利主义的精明算计，违反人性和基本道德。在这场新冠病毒肆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卷入其中，对其积极防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公共伦理责任。有学者认为，为有效预防与遏止重大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在道德实践上，我们应当始终坚持野生动物禁食、生命安全至上、心理健康疏导、网络安全有序、法律应急兜底等应对原则。此外，在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伦理学者对后疫情时代的伦理与道德也进行了反思与重构。反思伦理道德新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有学者指出，这些变化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方式、道德标准的变化，也包括对道德问题和伦理难题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伦理道德领域呈现出老传统与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相互冲突、融合、激荡的局面。因此在新的时代，制定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伦理道德文化发展战略，需要更新已有的理论框架，更改寻常的思维惯性，从现实出发，与各学科广泛交流对话，并把这一战略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有学者从适应性看待道德的变化，认为道德是一种“隐秩序”，是一种嵌入性适应。道德适应以关心人的道德需求为第一要义，以寻找新的社会共同德性为目标，以形成统一的道德默契为关键，冀望寻求自我与他者的平衡点，使道德主体完成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身份转换和价值重建。有学者从“学科危机感”、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关系及新文明构建与文化自觉三方面来分析中国伦理学的危机与生机。面对新的变化，有学者则对伦理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反思，指出伦理学不仅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更是关于“情理”的学问。通情理，而后可以立规，有规而后人有可循，人有可循然后有德，人人有德然后社会有序，社会有序然后人群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积极回应时代重大关切202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逐步深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体系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和前沿问题等进行了积极探讨。有学者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机构的创建和讲义、大纲、教材的编写独树一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导向、学术范式、学术线索的把握自成一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立场、话语权力、话语力量的确证自成一格。有学者指出，从价值论切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之维，书写“做中国伦理学”的价值方案，是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路。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内在地蕴含着三种书写方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生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演变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史。前两种方式回归学术，后一种则面向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质，有学者指出主要在于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和以规范伦理学为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对此，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深层次、大空间和长尺度的视角来把握时代的伦理问题，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矛盾没有变、人类的基本社会结构没有变、人类对积极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并认为此视角有助于增强人们面临焦虑和恐慌时的定力与底气。（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树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者们认为，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改革开放必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始终不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成就，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就会背离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新路，为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全新选择，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的道路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学者们认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美国优先”是想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有学者提出，“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国霸权，是美国不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维护正在式微的美国霸权。但这种单边主义做法，不见得能够实现其“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甚至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有学者认为，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的真正原因，首先是利益敲诈；其次是战略遏制；最后是模式打压。有学者认为，美国不仅针对中国，而且四处出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分裂，美国内部政治也在面临分裂与极化。有学者认为，进入新时代以后，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篇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增长已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杠杆率高速上升的阶段已经过去，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发展的首要目标。随着消费增速放缓，有学者提出了“需求不足”、“消费疲软”的判断，“消费降级”说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往年同期相比明显放缓，这是“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的表现。有学者认为“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因为消费本身是刚性增长的，居民收入增长也在保持较快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总体来讲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只会加快，不会停下来，这是发展的大势。有学者认为，把个别商品的热销作为判断消费降级或升级的依据，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消费变化反映的是总体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不是通过研究个别商品销售状况就能得出结论的。走实体经济振兴之路为民营企业适时纾困制度性改变。如果用短期手段作用于长期性问题，将会无果而终；如果将长期性手段用于周期性问题，周期过后可能出现新的风险。民营企业生存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有学者认为，民企危机已经到来，民企违约事件频发，主体多为民营上市公司，尤其是依靠股权质押、债券发行、非标滚动融资大幅扩张的企业。有学者认为，宏观监管环境趋严，随着资管新规等一系列政策相继落地，表外融资的通道被大大收紧，而前期盲目扩张、加杠杆的一些企业在这时更容易遭遇流动性危机，风险难免相继暴露。一些学者呼吁政府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解决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释放的流动性并未真正传导到实体经济的矛盾，要求政府打通信用传导机制、解决民企融资难题。有学者提出政府应引导金融部门支持实体经济，为民企纾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前期金融去杠杆过猛叠加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我们应该在这场纾困民企运动中保持冷静，既要认识到解决民企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市场，更要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究竟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这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救助手段是一种短期应急措施还是长期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会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有学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经济发展中不断壮大的产业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是主要目标，也是关键出路。有学者认为，要将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核心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还有学者认为，今后要把发展重点放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要以“生态空间”支撑“发展空间”、优化“生活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的重要保障。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政策指向与效果需要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杠杆率是结构性问题，高杠杆仍是高风险的最大来源，在中长期仍应保持有序去杠杆的政策定力。有学者认为，在完成一个时期的“去杠杆”任务后，“稳杠杆”实际上是“去杠杆”的拓展和延续，当前稳的是金融杠杆，去的是国企杠杆。居民杠杆要不要去，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监管部门推出了信贷紧缩政策等降杠杆措施，导致了表外利息的急速上升，切断了杠杆率本就不高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打乱了市场正常的去杠杆节奏，引起了信用紧缩的恶性循环。高杠杆国企的资金供给却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市场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从宏观上看，去杠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从金融市场看，去杠杆压力集中在民营企业和低评级的融资平台。政策指向与政策效果之间存在的偏离值得关注。（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政治学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协商民主地位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有研究者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方面的精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质是人民性。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情怀的执政本色、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人民性理论品格。有学者在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后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航程的政治航标，是走向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理性对话、讨论和协商解决政治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原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逐步完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奇迹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改革。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为顺利、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有学者指出，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政策、治理行为创新在内的国家治理变革。中国谋求未来发展还要靠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项内容，其最终归宿为制度创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学者指出，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中国治理模式的特征主要包括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增量改革、十分重视协商民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深化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惩治和预防腐败能力增强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改善国家治理的一大支柱是反腐败。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致力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提高执政能力的同时，探索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整套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引。持续的反腐败行动形成强烈的震慑效应，必将大大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廉洁水平。有研究者以某省为案例，通过数据分析，论证了近五年来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效：社会公众的廉洁感知指数评分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反腐败满意指数和反腐败信心指数评分则持续上升。（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种能力必将更为增强。有学者指出，十九大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决策、执行和监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既有科学决策，又有执行层面的制度建设，更有监督制度。伦理学篇把握新时代机遇彰显新伦理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赋予了中国伦理学新的历史使命。伦理学视阈下的新时代，不只是一个客观实际的描述概念，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体现为强国、利民、自信、担当、共享等。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时代使命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价值主导力和价值影响力。为实现这一使命，伦理学研究者必须积极把握新时代机遇，明确伦理学新问题，迎接伦理学新挑战，构建一种适应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伦理大思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中国伦理精神和中国伦理价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对于具体的路径选择，有学者认为应该采取宏大叙事与专业研究相反相济、指导思想与文化立场互补融通、政治引领与道德共识相辅相成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有学者则认为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正确发声；立足当今社会生活实践进行开创性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推动话语体系创新发展。挖掘儒家道德文化助力当代社会发展儒家道德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检验，在解决当代社会伦理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儒家道德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本土理论资源，儒家伦理理应融入当代伦理学研究与应用之中；借鉴儒家的思维方式，为研究和解决当今社会伦理问题提供可能进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在“和”的思想下，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人修养，以及个人对共同体的合作与责任意识。“仁”是儒家普遍伦理的出发点，由“仁”延伸出“孝悌”的概念，在社会文化中形成了“亲亲-仁民-爱物”的伦理取向，同时注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精神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有利于应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弊端，为人类可持续的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应充分挖掘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全面提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养。探索农业伦理新问题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近年来，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主要维度之一，乡村的治理、建设和发展成为农业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学者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所局限的农耕文明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障碍。建设美丽乡村，亟须拓展新时代的伦理容量，重构农业和乡村、城市耦合共生的伦理基础。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首先确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农业的“美好生活”，是确定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指引；农业的主体性及其发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农民的全面发展，是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关于乡村治理的具体途径，有学者认为应借助于乡村文化，充分发挥其道德治理功能，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坚守人工智能发展宗旨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 图片：冯晨清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与社会挑战。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既有诸如失业问题、隐私问题、算法偏见、机器权利等 “近忧”，也有人们对具有自我意识的超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危害到人类存在的“远虑”。而面对人工智能的近忧远虑，学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以人类价值为基础，以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操作上，有学者指出，必须给人工智能一颗“良芯（良心）”，使人工智能拥有“良芯”，使之成为道德的人工智能或道德的机器，而人工智能研发者和应用者则应具有“良心”，使人工智能的设计合乎道德，避免恶意设计，并确保人工智能的善用，使之造福人类社会。有学者认为还要对人工智能机器带来的伦理挑战和“技术性风险”采取法律规制、技术监管、伦理建模、程序正义等综合策略选择。叩问生命科学技术维护人类根本尊严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一些技术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其中，尤以基因编辑技术与增强技术聚讼纷纭。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支持者主要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而反对者则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面对这样的伦理论争，有学者提出“有限开放”的解决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以维护人类共同体与人的尊严的价值。而增强技术，按照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生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和复合增强。有学者指出，随着这种技术日益深入身体内部，不断地建构和重塑人本身，挑战着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身体与心灵、自然与人工、生命和非生命。支持者认为增强技术将使人成为强大的超人类；反对者则认为人终将成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兽。有学者认为，不论是有关哪种增强的伦理论争，都围绕着人类的自主性与平等性这两项重要的伦理原则而展开。自由或自主性根源于一种不可支配的、不可回溯的基点，若这种基点受到干扰与损害，则人的自主性、自由选择能力也就从根本上受到了限制与制约。（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党史学篇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拓宽改革开放史研究视角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党史学界对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将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放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之下，借鉴全球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扩展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视阈；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国民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因此可以将心态史学研究方法引入研究中；建议从哲学、环境史等视角，推进改革开放史学的研究。还有学者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叫三期改革。第一期改革从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改革从1992年到2012年；2013年以来进入第三期改革。这三个阶段无论在改革的议题、方式还是内外环境，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有学者从改革开放本身出发，认为“老题”亦可新做，比如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与践行相结合，改革开放要在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指引下进行；又比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着眼，讲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还比如，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区域性研究，探析地方如何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如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还有学者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创设和建构“改革开放学”，指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内容与其他学术体系有明确的界线。以纪念重要人物诞辰为契机不断深化重要人物思想研究2018年，以纪念党史重要人物的诞辰为契机，学界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给予了广泛的关注。2018年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也是《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写《论持久战》主要不是为讨论中国要不要或者该不该打持久战的问题，而是着力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历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并最终取得胜利，来阐明“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也是为了向党内轻视游击战略思想的同志说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有学者对周恩来精神进行了研究，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一面旗帜，主要体现在周恩来是共产党精神的重要培育者、践行者以及体现者。有学者对深入研究和弘扬周恩来精神进行了阐述，认为要深化周恩来生平事迹、历史功绩、思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精神风范研究，汲取伟人智慧，树立共产党人学习榜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政治路线上的分歧、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理论薄弱、党内的错误斗争中的态度和方式等是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根本原因；还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因为党内存在党的队伍不纯和宗派主义等问题，是为了解决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他者”角度拓宽苏区史研究路径收集民间史料深化苏维埃史研究有学者认为，苏区历史是国共激烈对垒交锋的历史，应该运用整体史的视野来研究苏区史，可以将苏区与国统区进行比较研究，从国民党这一“他者”的角度深化苏区史研究，丰富苏区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以突破当前苏区史研究的瓶颈，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有学者从挖掘新史料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深化研究中华苏维埃史，认为根据目前苏区史研究与史料整理的现状，应该充分利用苏区史本身所具有的“民间”特色，全面收集与整理民间史料，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乡村社会，利用民众的记忆来还原“历史现场”，这是当前深化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央苏区新史料的拓展仍处于薄弱阶段，需要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对中央苏区史料进行专题收集与研究，运用大数据平台，创建中央苏区史料数据库等。多渠道收集文献资料多角度研究知青历史有学者认为，科学的知青史研究要基于对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要尊重权威的分析和结论；要正确处理当时的认知与当下认知的关系，避免以研究的名义改写历史；在不断发掘知青史史料的同时要深化理论研究，不能就知青谈知青。有学者指出，知青集体回忆录是研究知青史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当前最受关注的知青回忆录是石肖岩主编的《北大荒风云录》。当下知青集体写回忆录处于高潮时期，原因是知青们已到退休年龄，有时间和精力，学界也应重视收集整理这些珍贵的知青史料。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深化知青史研究需要跳出知青的范围，不要仅局限于知青，要从多个层面发掘史料。农民作为知青的接纳方在近些年的知青史研究当中被忽略，因此从知青叙事转向农民叙事，在现有的史料当中发掘农民的声音，从农民和农村的视角推进相关研究不失为一个好视角。个案研究反映国共关系演变抗战史研究进一步细化深化有学者以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的演变作为考察对象，对抗战相持阶段的国共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作为抗战时期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在国共合作中具有统战和交涉的重要作用，其演变过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共关系的演变。有学者对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民间防空建设进行了探究，指出，上海吸取了“一·二八”战事的教训，在南京政府的指导下开展了民间防空建设，并在组织施工、经费筹集、防空宣传、防空计划制定、灯火管制与防毒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由于防空业自身的特殊性，目前相关研究比较少，有必要对抗战时期的防空建设进行深入研究。（作者王倩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硕士研究生；王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副教授）文化学篇文化旅游融合已成趋势助力文化发展创新升级制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文旅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发展的方向，推动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符合转型升级的需求变化，有助于加快资源合理整合，有效发挥管理职能，减少条块分割带来的种种弊端。学者认为，要充分把握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内涵，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要求旅游业能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的功能，而且要发挥文化旅游业在传播国家形象、传承民族文化、承担公共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在协调配置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品牌建设，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立IP，创新文化发展方式。有学者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下，传统乡村是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核心空间，在部分中西部地区，文化旅游业已经成为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方面作用明显。2018年，我国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新的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这次体制改革的意义，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文化与旅游不断融合，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各项行业交叉的趋势进一步明显，文化普查、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等领域各类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进一步增强，这为体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发挥中华文化核心载体作用近年来，首都文化建设成为关注和研究热点。学者认为，加快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关键是要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促进首都文化繁荣发展。新时代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有论者指出，北京有责任也有能力建设国家文化中心，使之成为国家文化新形象，发挥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北京需要积极开拓外部文化发展空间，发挥北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北京的文物、戏曲、电影、电视、艺术品等文化产品或创意衍生品，在推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应赋予更多的意义，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在文化政策、文化平台、发展机制、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各个领域深化探索，以更实举措提高改革发展成效。文化创意发展进入“E时代”积极适应创新2.0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文化创意的发展进入到“E时代”，大数据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科技促成了数字文化经济和数字创意经济的勃兴，数字技术支撑的文化产业面临着多屏互动的全媒体运营和全产业链整合的大繁荣，从整体上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共享和融合，呈现出“高端创意、跨界融合、模式创新、场景体验”的新特征。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适应文化产业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的必然产物，预示着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进程。文化产业提质增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它既需要有相对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循环共生机制。关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有学者从市场准入的层面强调了市场开放的重要性，认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激发文化产业活力和加快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步伐，才能将文化产业打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传媒影视乱象制约行业发展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势在必行学者指出，视频主播低龄化、影视内容涉黄涉暴涉假、艺人逃税漏税、天价酬薪、伪PPP项目充斥市场等不良现象，影响到文化生产的整体品质，破坏文化行业健康生态。针对这些乱象，有学者指出，应以更高标准来引领文化的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等不良倾向。这既需要完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直播平台违法行为标准和违法处罚标准，又要加强影视行业征信体系建设，强化行业协会组织管理能力，健全经纪公司、经纪人管理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监督。在治理文化PPP乱象中，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培育挖掘社会需求稳定、具有可经营性、能够实现按效付费、公共属性较强的文化项目，规范PPP的投入机制，确保文化项目物有所值和财政可承受性。（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法学篇聚焦宪法的修改推进合宪性审查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现行宪法历时14年之后的又一次修改，也是现行宪法历史上第五次修改，“宪法修改”成为宪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此次宪法修正案第44条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真正落到了实处。“合宪性审查”当之无愧地成为2018年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关切。合宪性审查的概念、功能、主体、筛选程序、启动程序，以及整个制度设计和模式构造，都亟待研究。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产业呼唤法理依据步伐，围绕“网络犯罪”“网络安全”“言论自由”“网络虚拟财产”“个人信息保护”“P2P网络借贷”“网络直播”“版权保护”“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词探讨传统法律在网络空间的适应性与不足、互联网产业发展与治理、互联网平台责任、网络时代的政府管理职能等问题，引导网络空间建立规则意识，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学者指出，信息革命已经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陆、海、空、天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疆域，“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国家需要法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立法建议和制度设计，以实现对互联网产业的有效监管；互联网产业呼唤法学研究提供适应其发展规律的法理依据和法律规则，以确保产业发展健康合规；社会公众期盼法学研究提供减低信息社会风险的对策建议，以规制信息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学者还指出，2018年我国法学研究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际法影响深远中美贸易摩擦激活国际法研究热点学者认为，修订的宪法序言中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三项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内容，这为国际法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脉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国际法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外，国际法问题也是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长臂管辖、数字跨境等。“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重视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给人类生活、生产和生产力发展带来了重大变革，科技发展与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在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既有制度与规则的不足，这些领域的冲突与纠纷也不断出现，这些现实问题涉及的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已经不是仅仅依靠某单一学科就能解决的了。2018年，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研究对研究对象从多个维度进行研究，特别是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经济法等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尤为明显，使得法学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思维模式等趋向于多学科的交叉、整合与互补。有学者指出，“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成为法学研究新趋势，重视经验的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到学者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广泛法学研究面向未来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无人驾驶、机器人快递、智慧交通等已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人类社会，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受到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由此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给传统伦理道德及法律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法学研究的前瞻性决定其不仅要关照当下，更要面向未来，2018年法学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法律主体”“人工智能与致害责任”“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等问题给予了理论回应。无人驾驶、无人机、人工智能生成品的知识产权，都成为既有科技感又有理论性的法学问题。（作者支振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晶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院博士生）新闻传播学篇重视党性论、导向论等重要论述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包括新闻工作定位论、党性论、导向论、使命论、规律论、融合论、创新论、人才论，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论、互联网空间治理体系论等众多内容，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此外，还有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网络强国战略表述进行了总结，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观点，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发展利用互联网的目标愿景、核心任务、总体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略谋划的成功探索。超越“科层”和“市场”鉴别“新闻专业主义”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一直以来是一个未经深入挖掘、研究就被随意使用的概念。“新闻专业主义”没有本质，只是一堆碎片，是流动的意识形态景观，以往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甚至包括争论大多只是盲人摸象般地探测到了它的某一侧重点，并且将这一侧重点看成了整体与客观的存在而已。还有学者结合中国语境展开了批判，分析了中国宏观环境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异性质，指出现有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不适用于描述中国语境与新闻实践。中国传播学发展要理论祛魅关注新媒体和新的学术取向有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在学科化进程中尽管在学术队伍、学术成果与学术理念上有相当大的巨变，但当前传播研究中依然存在功利主义倾向过强与学科意识形态保守乃至自我封闭的病疾。中国传播学发展要走出循环，走向进化，就必须关注当下新媒体传播涌现出的许多新问题。学者认为，当前传播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理论祛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理解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社会经验与知识脉络，辨析那些产生于西方社会和文化中的理论、思想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非西方社会。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采纳”“对话”和“重构”四个关键阶段，中国传播学并非学术殖民化的结果，而是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并行不悖，未来传播学领域的媒介学、公共性、城市和乡村传播研究等新的学术取向值得关注。如果要超越西方传播学的逻辑框架，我们须更多地关注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上的交流实践以及在交流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和心态结构这类中心问题。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谋划转型智能化技术促使传媒内容全面升级当下中国互联网开始快速进入智能驱动新时代，一个全新的媒体智能化的“智媒”时代已经来临。有学者认为，智能驱动下的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主导并且开始布局国际市场，深陷困境的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等措施降低成本、积极谋划转型。有学者认为，智能化技术正在进入传媒内容行业，并促使内容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面升级，其主要表现为：以智能化驱动的内容生产2.0，以算法为核心的内容分发2.0，个性化与社交化交织、消费与生产一体的内容消费2.0。智能时代生产、分发与消费三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它们将相互渗透、相互驱动。而集成了内容生产、分发与消费的平台，也在逐步构建全新的内容生态。这些共同推动了一场新内容革命。而这样一场革命最核心的驱动力量是智能技术。（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北京日报流程编辑：王宏伟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文闪光点。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广泛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代表人物的论著，深入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局限性，中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新时代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点，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主题从“人本主义”转到“以人为本”，研究方法从“宏观描述”转到“微观诊断”，研究效果从“略知一二”转到“深入人心”，洋为中用，博采众长，进一步推动中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新发展，进一步理论研究新水平。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以人为本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演进及基本经验研究”（18CKS041）的阶段性成果。宏观来讲，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人学理论的综合。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提出了关于人的新观点，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研究者的努力下，1932年公开出版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出版）。出版当年，西方就有一些研究者相继发表论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加以注释。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著更是接连不断，出现了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热”的现象。1983年2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的《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起了中国学者很大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主动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著作，并深入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缺陷，得出要回归事实和深入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要启示。一、中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分期关于中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尚未达成共识。试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为基点，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会议决议，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中国学者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三个重大历史时期，这三个重大历史时期为宏观考察中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四十年的历史分期，进一步深化中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从宏观方面，中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四十年可分为萌芽、生长和成熟三大发展时期。1．萌芽时期（1978年5月--2001年12月）：一次思想大解放中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萌芽的标志性事件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石惊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直接作用就是触发了社会各界思想的大解放。这次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供了思想准备。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巡，途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南方谈话为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也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对人的问题的探索，围绕“人是什么”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其中人性、社会主义和异化、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人的现代化等问题是这一阶段的探讨热点，产生了一批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成果。2．生长时期（2001年12月-2012年11月）：走向世界的新行动中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生长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举办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第143个成员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动能。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打开了窗口。更重要的是促进中国人以更加积极主动自信的姿态融入世界，以更为广阔的眼界审视全球，放眼未来。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题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向世人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深邃智慧，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向世人展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意志。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举办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为国内外人员互通往来提供了便利，为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崭新空间，特别是随着中国留学生规模的日益扩大，国外对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认知进一步深入。经济全球化与人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等成为了这一阶段新的研究热点。3．成熟时期（2012年11月至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中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成熟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党的十八大报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决议，成为国际社会各界的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动适应国内外复杂变化的新形势，积极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所面临的诸多新问题，中国学者加大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较之于西方学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学者开辟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引起了西方学者极大关注。二、中国学者广泛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代表人物的论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掀起了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国学者首先从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论著开始，然后对这些论著中的人学理论进行发掘和阐释。中国学者译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论著主要有《历史和阶级意识》（卢卡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柯尔施）、《狱中札记》（葛兰西）、《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辩证理性批判》（萨特）、《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弗洛姆）、《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保卫马克思》（阿尔都塞）等。同时，中国学者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整体性研究，从中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学理论，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徐崇温著，1982年）、《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张一兵著，1990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陈学明著，2001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俞吾金、陈学明著，2002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陈学明、王凤才著，2008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仰海峰著，2010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胡大平著，2010年）、《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陈学明主编，2013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张亮主编，2016年）等。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论著中“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著作主要有《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现代西方人论》（李士坤、赵建文著）、《西方人学第五代》（张一兵著）、《现代西方人学名著选评》（吴倬、杨君游、叶险明、王会军著）等。三、中国学者深入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局限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论著中的人学理论虽然有许多有益启示，但是也存在一些客观缺陷，中国学者对这些缺陷进行了深入批判。张一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代表人物所提出的“马克思只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马尔库塞、弗罗姆）、“马克思主义就是人学”（萨特尔、马尔库赛、弗罗姆）、“人的本质：从人的类本位到个体生存的冲动”（葛兰西、赖希、马尔库赛、布洛赫）、“总体的人”（列斐伏尔）等论点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是以误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的历史地位为理论起点的。他们抹煞了184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所实现的思想史的革命意义，把科学的世界观还原为带有旧人本主义烙印的思辨人学框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键并不是不重视人的问题，而在于是否能科学地历史地具体确证人在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1]韩庆祥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人学’主线”。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论题、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了细致研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论题从不同视角看，论题范围有所不同：一是从内容和性质来看，有“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状况的论题”（弗洛姆、马尔库赛、霍克海默、哈贝马斯）、“诊断现代人种种存在状况根源的论题”“制订医治人和社会病态方案的论题”（萨特、马尔库塞、弗洛姆、卢卡奇、葛兰西）；二是从形式来看，有“人的本体论的论题”（萨特、弗洛姆、卢卡奇、葛兰西）、“人的社会观的论题”“人的历史观的论题”“人的价值观的论题”。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代表人物主要运用“直觉法”（萨特）“现象学方法”（萨特）“微观—中介法”（萨特、弗洛姆、卢卡奇、葛兰西）“寻根法（追根溯源法）”“批判与建构并用的方法”（萨特、马尔库塞、弗洛姆、列斐伏尔）“价值规范法”（萨特）“总体性的方法”等方法来研究不同的人学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代表人物在各自研究中视域虽不相同，但是理论框架却是十分相似的，那就是在他们思想深处存在着“人性—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复归”的理论框架。[2]王雨辰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代表人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包括进入到人类实践领域中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如何求得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哲学的最终目的”（科尔施），并以此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哲学本理论基础。他还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代表人物不仅发现了现代西方人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原子化、碎片化进而被总体统治的生存境遇，成了“碎片化的人和被总体统治的人”（卢卡奇、霍克海默尔、阿多诺、马尔库塞），而且发现了消费主义文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统治方式，对人的统治“从暴力统治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统治”，人被总体异化，希冀通过“意识革命、文化心理革命和艺术审美救世主义”（马尔库塞）来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这种观点虽然具有抽象性和乌托邦色彩，但是体现了他们注重对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特点。[3]王守纪认为，“人学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多领域和视角探讨了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关于人和人性”“异化理论”“发展理论”“交往理论”“人学辩证法与历史人学”“批判理论”，这些内容对我国教育“如何认识人，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教育理论的建构”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很大的启示。[4]梁海礁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蕴含丰富的人本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人的本质与存在”“解蔽现代人的困境”“寻求人的解放的途径，勾画社会未来蓝图”，其中“解蔽现代人的困境”主要包含了“人的需要的虚假”“人的主体性的错位”“人的自由的迷失”“人的幸福的遮蔽”“人的文化气质的消退”等方面，要借鉴其积极方面，切实践行“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5]吴朋朋认为，“对人的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对人以及人之本质的”“人的存在方式”“人的需要”“现代人的异化问题”，虽然西方人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对人予以充分的关注，但是它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抽象阐述也正表明了其局限性，因此，需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中寻找人类解放的真实之路。[6]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局限性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局限于用抽象法解释人的问题，而非从现实中去考察人的改变；二是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局限于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提供药方，而非放眼于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三是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局限于偏重理论层面的成果积累，走近公众的应用成果缺乏。四、中国学者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新发展的路径选择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译介和批判后，广泛认为，唯有回归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事实，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精髓，这样做不仅可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人学理论研究提供科学参考，而且可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1．研究主题从“人本主义”转到“以人为本”“人本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一个关注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在坚持“人本主义”的前提下，各自以独特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但大多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依然受到外在物质的统治和内心精神的统治，仍然处在被剥削的位置，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压抑，即便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生产力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中国学者认为，“以人为本”是与“人本主义”有很大区别的。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人本主义”的非科学性和局限性，避免因此而产生迷误，它具有高度科学性和鲜明阶级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才能参透它的不彻底性和带有资产阶级思想残余。2．研究方法从“宏观描述”转到“微观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问题多是采取“宏观描述”方法的，未能对人的问题的产生根源进行细致找寻，而是采用心理学、生理学等方法，大胆对问题进行判断，只能做到人的问题的大病因诊断，不能做到显微镜下诊断。研究初期，中国学者普遍被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所惊奇，但经过长期研究后发现，它并不能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法指引，相反，甚至对人的发展给予无形的束缚，造成了医治百病的假象，处于自我陶醉状态，让人们对它的这个理论产生了怀疑，不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进一步推动对人的问题进行系统性和深入性思考。中国学者认为，要使用“微观诊断”的辩证法，借助病理学、影像学等多学科，来研究它的病症，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3．研究效果从“略知一二”转到“深入人心”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流派，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及其追随者和研究者的努力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了无穷生机活力，也被中国学者所青睐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的“物化现象”“人道主义”“单向度的人”“人学空场”等内容极大触发了国内学者研究兴趣，加深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认知，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提供了新参考。中国学者认为，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的精华内容与国内人与社会的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创造出有深度的力作。一方面需要继续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理性光芒，它的理论中有些是共性的内容，给予学者重要提示；另一方面需要继续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深度挖掘和创新解读，提升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国化、大众化水平，让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深入人心，同时要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学理论及其话语体系。“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7]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予以高度关注和跟踪研究，这有助于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进行系统化阐释，有助于更好发扬批判创新精神，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的盲从性，增强研究的准确性。中国学者在系统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文本基础上，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有益成果和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融通起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学理论及其话语体系，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提供中国智慧，更好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注释：[1]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述评[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02)：25-31.[2]韩庆祥.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论题、方法和理论框架[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1(00)：（69-84）+（358-361）.[3]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初探[C].中国人学学会、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学与现代化——全国第五届人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学学会、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人学学会，2002：64-71.[4]王守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3.[5]梁海礁.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探究[D].辽宁师范大学，2008.[6]吴朋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观探析[D].安徽大学，2016.[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02).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标题：【话语中国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概述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福胜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核心阅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制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历史机遇。学者们应抓住机遇，通过深入研究，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贡献制度研究成果。■我国制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增强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让中国制度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广大学者应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中国制度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制度理论研究上不断迈出新步伐。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制度创制和变迁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制度对于规范、塑造、调整、优化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建设得好、制度竞争力强，不仅有利于提升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对于什么样的制度是好制度，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这些思想成果既推动制度建设和创新，也带来相关学术理论的繁荣。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进行不懈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全会强调，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如何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遵守和执行制度，如何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把握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机遇研究中国的制度理论，需要从中国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中国古代产生了丰富的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思想。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多种政治力量纷纷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自主探索实践、改革创新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历史传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等发展路径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从历史发展大逻辑着眼，才能正确把握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学者们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研究成果，同时立足中国实际，积极推进中国制度理论发展完善。我们党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不懈探索的历程，改革开放突破僵化认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历程，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历程等，为我国学者建构自主性的制度理论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制度理论研究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社会发展对制度建设也提出更高要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不断解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需要融入制度建设中。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一系列高度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制度建设予以回应，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学者们应抓住制度研究的历史机遇，担负起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通过深入研究，探索如何完善和创新制度以更好深化改革、提高发展质量，将制度理论研究做实做深做透，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贡献制度研究成果。增强制度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增强自主性是建构制度理论的前提。扎根本国土壤、汲取丰沛养分，制度理论研究才能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性。制度理论研究应当立足国家制度建设实践，为国家制度的长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当前，我国制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努力推出能够满足我国现实需要的制度理论，形成体现原创性、具有时代性的研究成果。探索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制度理论和实践，是发展中国制度理论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创新性为中国制度理论进行自主性、原创性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丰沃土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国制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在制度顶层设计和整体实现路径上的智慧，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实际治理经验等，都是中国制度理论研究的创新生长点。增强研究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要关起门来另起炉灶。理论是对一般性规律的总结，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中国大地的制度体系，无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制度建设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也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研究中国制度，既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也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地考察。中国制度要解决的大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研究中应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和借鉴他国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同时，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话语和逻辑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让中国制度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推动制度理论研究迈上新台阶制度成熟和定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同样，自主进行制度理论研究并形成体系化成果也要进行长期的艰辛探索。制度理论通常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发展成熟，制度理论发展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发掘整理，经过长期研究积累才可能实现突破。当前，广大学者应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中国制度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制度理论研究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在制度复杂性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制度供给，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是当前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制度研究的重点应包括如何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制度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如何确保各项制度设计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更加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凝聚人民智慧；如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此外，还应注重研究如何优化群众和专家参与，提高制度从思想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的转化效率，加强制度的回应性，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支持。创新是对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要求。制度理论研究要对实践作出贡献，关键在于其创新性，能够对中国制度完善发展提供新的解释、新的阐发。制度理论只有增强创新性，才能具备解释力和引领性。中国制度理论创新性的本源在于制度本身具有创新性。应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努力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在提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制度理念、主张、方案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系统性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成体系的理论通常是要素完整、逻辑严密、洞察深刻的。在我国进行制度理论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需要打通学科界限，取不同学科研究范式之长，努力在核心议题、基本理论与概念、研究方法、经验归纳等多个方面形成相互呼应和支持的完整体系。同时，还应关注如何在横向、纵向和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打造相互衔接、相互融通的制度格局，如何增强制度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新技术在制度建设中的应用、机构职能和程序的优化、制度如何促进创新和发挥激励功能等，也是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应不断总结已有研究成果，逐步突破研究中的难题，不断增强制度研究自信，推动中国制度理论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10日 09 版)

在日前举办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七届学术年会大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上海社会科学界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举办的各项学术活动进行了总结，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动上海高质量发展展开深入研讨。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炯表示，学术年会是上海社会科学界交流思想成果、探讨学术前沿、推进协同研究的年度盛会。本届年会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总结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学术成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深度和影响力的学术活动，为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社会科学界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徐炯认为，上海社会科学界要把制度理论研究作为社科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课题，加大研究力度，推出更多成果，在推动新时代上海改革发展中作出更大贡献。上海社科理论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上海实际，服务决策谋高见，着眼未来谋先见，善解难题，多出新招，形成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贡献力量。上海市社科联主席王战表示，回顾2019年，上海市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深刻解读了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的内在逻辑，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取得了一批优秀的学术理论成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继续前进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202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关键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是中华民族彻底告别绝对贫困之年。在这个历史性的时间节点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发展中国的经济理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梳理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脉络。他表示，在推行经济双轨制的近40年间，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在林毅夫看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启示国人，不能一味模仿和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而是需要自己研究经济增长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体系，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理论发展道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认为，对中国及上海而言，战略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当前，中国需要应对三大全球性冲击，即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生态环境的重大变化带来的冲击、第三波世界现代化进程“换挡转型”产生的诸多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并存和相互激荡对全球治理体系形成的冲击。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中提升制度性权力，塑造有利的战略环境。继续推进上海高质量发展上海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必须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志刚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货物贸易衰落、服务业贸易兴起、国际贸易日益区域化等趋势。上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对接全球化的新趋势和中国转型升级的要求，发挥世界性大都市的作用。提高城市服务能级，厘清上海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着重分析了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发展。他提出，应大幅提升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国际化程度；要加紧推进金融开放，提高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领域的国际化程度；要拓展上海离岸金融的发展空间，尤其要强化空间布局与规划；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税收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表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是工具共同体，更是价值共同体。未来上海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这不仅是未来上海高质量社会建设的需要，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査建国 夏立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