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编辑顾佳贇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幼儿园总园大班的孩子身着“小博士服”奔跑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涉及人口问题的提案议案和讨论尤其多:建议将结婚年龄降到十八周岁;建议夫妻双方合休产假,男性至少要休42天;建议增设国民育儿基金,以制度性措施减轻新生儿养育负担;建议尽快全国范围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开生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倡导“人多力量大”,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晚、稀、少”(男25岁、女23岁后结婚,两胎隔4年,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到198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再到两轮放开二孩政策,中国生育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中国人的生育观也随之改变。如今,社交平台上常看到有“年轻人为何不喜欢生孩子”的讨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正在到来,要避免“大国空巢”,中国该如何解题?从“光荣妈妈”到丁克一族“80后”赵一宁的儿子最近刚上幼儿园,好不容易熬过了3岁,父母又开始催生二胎。生活在北京,想想育儿成本,赵一宁夫妇的人生计划中暂时没有给二胎“立项”。赵一宁的祖母如今85岁,生养了7个孩子。赵一宁每次回乡探望,都会听她讲起当年的苦日子:“7个孩子趴在灶台边等着我烙玉米饼,烙熟一个吃光一个,一个接一个,最后饼烙完了,哪里轮得上我吃一口啊。”“那为什么还要生呢?”赵一宁“95后”的小表妹每次听到这些故事都会问,“我甚至连婚都不想结,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充实的呀。”这是她目前的“婚育观”。一个家庭的观点碰撞,也是中国人几代人不同生育观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多力量大”的观点奠定了当时的人口思想。很快,人口过快增长同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显露。于是,“适当节制生育”的观念开始盛行。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丰富多元,人口多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越发显现,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供给紧张、城市劳动就业困难,公共服务跟不上……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提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正式出台。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多年间,根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了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引导中国人口进入了一个长期均衡发展的轨道。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总和生育率降(每位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低、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为解决这些问题,生育政策开始调整。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政策放开带来的成效如何?2016年当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出现了短暂反弹,出生人口达到了1786万,比2015年增长了8%,但从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再度呈现下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分析称:“生育率是反映未来人口趋势的核心指标。”按照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实现人口长期稳定发展。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总和生育率为1.47。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发文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杭州某公司为女性开设招聘会,员工可以带着孩子上班因为公司做的是家庭育儿App,所以特别欢迎婚育期女性,尤其是宝妈前来应聘生育率为何重要?一项由国家卫健委牵头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调查报告指出,“由于初育年龄普遍推迟,一孩生育率偏低,进而影响二孩乃至更高孩次的生育推迟,从而降低了总和生育率。”计划生育重塑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传播了现代“少生快富”“少生优育”“少生幸福”的生育理念。“生育是人口发展的源头,其水平高低决定着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一方面会迎来人口的负增长,导致人口规模的萎缩;另一方面会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老化。”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分析,从政策性限生到家庭自愿选择独生,观念的深层变革导致即便人口政策放开,内生性低生育现象一时也难逆转。2019年1月3日,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报告称,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报告认为“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从2009年到2019年,十年时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从1.67亿升至2.54亿,占总人口的18.1%。根据社科院推测,到2035年前后,中国每4个人里就会有1个是老年人。3月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直接冲击是养老负担加重。养老保险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退休人口更多,就需要更多劳动人口实现转移支付的平衡。而低生育率加剧劳动力资源紧张,2018年以来,许多城市纷纷推出各种降低落户门槛、欢迎新市民“留下来”的政策,除了吸引高质量人才,缓解劳动力资源紧张的现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是此前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而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 经济学家任泽平分析。“劳动人口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目前比重较大的是40岁以上的高龄劳动力,虽然仍在劳动年龄内,但已经接近老龄人口。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会对国家经济增速造成影响。同时,年轻人减少,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居民李津(左)、陈丹姝夫妇与9岁的大女儿,刚过满月的二女儿拍摄全家福。夫妻俩都是“80 后”独生子女为何不爱生?山东济南“75后”王先生在诊室门口等待着妻子打促排卵针,用手机刷着新闻,看到鼓励生育的提案,他便感叹政策放开对于他家来说有点晚了。对于不少“70后”家庭,放开生育了,家庭经济也有基础,但身体条件却难以支持二胎。而“80后”家庭,往往面临的是一个家庭4个老人,再多生几个孩子,经济成本让不少人感觉“有点大”。适龄生育的“90后”,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轻人,观念多元,更追求个人事业上升和生活质量,养育头胎年龄都在延后。为什么曾经热衷多生孩子的中国人,变得对生孩子不那么感兴趣了?“调查发现,想生二孩的理由中包括了减轻独生子女养老压力、减少成为失独家庭的风险、手足之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以及喜欢孩子的比例较高,但这些想法对应的是能够支付生育养育成本。”穆光宗说。“生育成本减慢了适龄夫妻生育一胎的脚步,也切断了不少人生育更多孩子的念想。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穆光宗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发展阶段。比如在北上广深这些超一线城市,房价成为挡在不少年轻人生育路上的第一大障碍。独自在一线城市打拼的邢薇(化名)目前还和老公租房居住,一想到生孩子需要买房就感到苦恼:“除了双方父母帮忙凑足首付,买了房就意味着背上每月上万元房贷,再养一个孩子经济就感到紧张了。”2019年,杭州观城中学调查出的一份“育儿账单”引发网络关注。账单显示,在杭州养育一名初中生,每个家庭的年平均支出达88000元,包括学习类、生活类、休闲娱乐类、亲子沟通类、家校联系类和陪伴类六个大项。此外,中国人“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在逐渐淡化。“这一代父母的养老模式正由家庭养老逐渐向‘社区/居家’养老、自我养老等多元化模式转变,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抗经济风险效用不断下降。”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春燕在《‘少子化’背景下城市青年生育观及其原因考察》一文中分析。还有一个因素是结婚人数变少了。根据民政部的数据,2019年结婚对数比2013年最高峰时减少了419.6万对,下降31.2%。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在大城市,年轻人的独立性比较高,更追求个人发展、利益和自由,注重实现自我价值,关注自我幸福程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结婚率和结婚年龄。加上社会多元化发展,对晚婚晚育、不婚主义、丁克一族的包容性增加,结婚率、生育率自然降低。1983年3月,北京市前门大街上的计划生育宣传画(毕玥年/摄)家庭、事业如何平衡?35岁的王静终于又回到了职场,她是计算机专业硕士,曾经在IT企业就职,30岁,第一个宝宝出生,她辞职成了全职家庭主妇,如今二宝也上了托班,她才有时间找工作。“几乎所有的招聘启事都把年龄限制在35岁,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全职主妇六年,我必须回归社会了。”生还是不生,更纠结的往往是女性。生育前,她们面临“生”还是“升”的抉择,生育后,她们还要选择以家庭为重心还是以工作为重心。“30+”正是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但也恰逢女性的婚育高峰期。据前程无忧对职场女性的工作压力调查显示,55.2%的受访未婚女性认为“结婚或生育会影响个人的职业上升”,这个比例在已婚女性中达到41.4%。认为女性职工生育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几乎是职场隐形“共识”,对于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三期”女职工,一些企业宁可承担经济赔偿也不愿意恢复劳动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分析,年轻女性在校期间经历了去性别化的教育竞争,然而结婚生孩子后,现实又期待女性以家庭为中心。这种从“去社会化”到“再社会化”的转变,增加了职场女性的生育焦虑值。据沈洋团队的跟踪调研,这些高收入高学历的白领女性,尽管绝大多数在生育二孩后仍然从事全职工作,但她们的职业发展轨迹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有的人因生育导致职业发展中断或停滞。她们面临的共同局限包括托育机构可及性不足,丈夫育儿参与低,以及二孩带来的体力和认知劳动的增加。“‘育儿账单’不仅仅是经济账单,除了钱,父母特别是母亲还要付出更大的机会成本,如因生育失去优质岗位、失去个人职位晋升的机会等。即使个人收入提高,一些尚未生育或已育有一孩的城市青年,在对生育行为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后也往往选择少生优生。” 吴春燕分析。杭州延安路上行人在银行的理财广告后勿勿走过中国正在发力“从全球其他国家,包括东亚国家的经历来看,低生育率越晚应对越难解决。”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表示,一个人从出生算起,要20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所以生育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20年左右的滞后,人口问题需提前谋划。为防止“未富先老”“未备先老”,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中国正在发力。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认为,这是对未来5年人口变动趋势的回应,体现了人口政策的重心变化。2021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对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切实减负、“让普通家庭愿意生,生得起,养得起”方面提出各种具体建议。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教授洪秀敏建议:“在教育服务资源上,政府应合理配置早期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各省区市也应该加强对学龄人口预测,建立前瞻性公共服务程序。只有做到未雨绸缪,才能赢得主动权。”“十四五”规划纲要还提出,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完善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政策和产假制度,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此前,全国多地也开始出台一系列释放生育潜能措施。比如,北京调整了生育医疗费用待遇;苏州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生育、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单方解除与女职工的劳动(聘用)合同;广东提出全面落实产假、配偶陪产假等政策,为家庭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条件。
一个养老金缺口不断变大的省份,拿什么去拯救不断加速的老龄化?辽宁老龄化突围:如何破解“未富先老”《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本文首发于总第864期《中国新闻周刊》在《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落地前的专家座谈会上,没有太多的争议,与会者很快达成了一致。共识有两条:一是辽宁的老龄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必须要改变;二是不得不承认,提高生育意愿,非常困难。在辽宁,对老龄化问题的认识,走过了长达十多年的曲折道路。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宋丽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辽宁的老龄化既早于全国,速度又快。此前十年中,政府虽有关注,但缺乏全局性的战略安排和实际的应对,因此错过了改革的最佳窗口期。把潜在水里的问题拿到水面上来2014年,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万莲街道泉富社区举行“回忆童年趣味,重温儿时游戏”特色主题活动。图/视觉中国2016年,70后出生的宋丽敏已经41岁。身为全面二孩政策的主要目标生育人群,她却没有生育动力。“如果十年前放开二孩,我或许会考虑,现在精力和能力都不够了。”她说。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与此前舆论普遍对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担忧不同,实际上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远比预期低。根据全国妇联2016年的调查数据,一孩家庭中只有20.5%愿意生二孩,有53.3%明确不想生二孩。在辽宁,拒绝生二孩的比例达到了80.3%。这是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16年3月得出的调查结果,当时,政策颁布的热度还没过。并且,在调查样本中,像宋丽敏这样40岁以上的妇女,占到了69%。多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辽宁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是生育水平低下,而且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辽宁省的总和生育率为0.74,排在北京和上海前面,位列全国倒数第三。同期,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2015年,辽宁省的总和生育率为0.9,全国为1.05。而在全面放开二孩后的2016和2017两年,辽宁的出生率分别为6.60‰和6.49‰,仅为全国水平的一半左右,同期全国的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宋丽敏指出,生育率一旦降至1.5以下,就很难回升,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而且,在她看来,生育意愿具有刚性,一旦降低很难再提高。2017年刚过春节,这些问题就摆到了辽宁省发改委、卫计委和各位人口专家面前。经过广泛的调研和座谈,2018年6月25日,辽宁省政府正式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率先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这个规划很大胆,反映了二孩政策效果不佳的现状,把潜在水里的问题最终拿到了水面上来。”研究人口政策多年的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老龄化疾风骤雨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1995年,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达到了7.02%,比全国提前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有专家分析,辽宁老年人口的高峰,会比全国早10年左右到来。预测数据显示,2039年左右,辽宁的老年人口将上升至峰值,总量达到1226万,占比达到30%。而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预测,全国范围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的峰值,则会在2050年到来,占比为23.07%。辽宁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全国。全国范围内,从2000年到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只上升了1.91个百分点,而辽宁上升了2.43个百分点。辽宁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曹景椿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1964年以前,辽宁的人口结构尚为“年轻型”,1995年就过渡到“老年型”,仅用了30来年,是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相当于发达国家一百多年所走过的路程”。据辽宁省老龄办发布的《辽宁省2017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末,辽宁省户籍总人口为4232.57万人,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958.74万人,占总人口的22.65%。近4.5个人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同期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3%。辽宁比全国高出了5.35个百分点。辽宁省的14个地级市,这一比例均超过全国。其中,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阜新、辽阳、铁岭、盘锦和葫芦岛等12个市的老年人口占比,均大于20.00%。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辽宁人口老龄化具有开始早、速度快、程度深的特点。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辽宁城镇化进程启动较早。早在建国之初,辽宁的城镇化水平就达到了18.1%,高出全国7.5个百分点。在1949年至2000年的半个世纪里,辽宁的城镇化水平增至54.24%,共增长了36.14个百分点。而同一阶段,全国范围内的城镇化水平仅增长了25.62个百分点,2000年全国城镇化率为36.22%。到了2010年,辽宁城镇化率达到62.15%,全国为47.5%。由于生育观念的差异,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农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辽宁年轻人数量占比很高。辽宁省老龄办宣联处处长郝明利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作为“共和国长子”,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为了尽快恢复经济,赶超英美,国家把大批青年、学生、军人陆续调入辽宁。仅1953年、1954年两年,全省净迁入人口就有86万人。这些青壮年,从90年代开始陆续进入老龄阶段。而在没有计划生育的50年代和60年代,辽宁共出生人口1578万人,占当时全省人口的一半以上。由于“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使城市中50年代出生的人口有晚婚趋势。随后,又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于是,这一庞大人口群体的后代开始锐减。此外,计生政策执行得很彻底,也是造成辽宁老龄化问题格外严峻的原因之一。一位经历过辽宁计划生育时代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不仅在城市,即便在辽宁农村,计划生育政策都执行得非常彻底,对超生的处分也非常严厉。辽宁省沈阳市,幸福老年公寓里晒太阳的老人们相互打招呼。图/视觉中国梁启东也表示,彼时东北三省特有的国有体制环境,也让政策的执行更为干脆利落。数据显示,辽宁上世纪50年代年均出生人口77万人,60年代 88万人,70年代减少到63万人,80年代减少到57万人,90年代则减少到50万人。同时,出生率也从60年代末的29.3‰,下降到1999年的8‰,整整下降了21.3个千分点。2000~2010年间,辽宁年均出生人口只有29万人,仅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年均出生人口的1/3。据曹景椿估算,由于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30多年时间里,辽宁省少生了2200万人。“基数大,新生儿少,造成辽宁目前的老年人口占比大。” 郝明利说。辽宁的未来不是儿童,而是老人6月25日,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以“爱在夕阳”为主题,开办了老年婚纱公益摄影主题活动,历时一个月的时间,选出了10对70岁以上的老夫妻为他们免费拍摄婚纱照,圆了老人们年轻时的梦。图/视觉中国早在21世纪初,辽宁就已经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峻。2005年,辽宁省政府立项,委托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原委员曹景椿进行“如何应对老龄化”的课题研究。经过一年的市县调研后,2005年12月,曹景椿撰写出一份《辽宁省在振兴发展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对策》的报告,送至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手中。在报告中,他详细分析了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和现状,“未来是属于青少年的,这个观点得变,辽宁的未来不是儿童,而是老人。”报告中,曹景椿还提出了诸多建议。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城乡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服务对象公众化,以及服务方式多样化。他还指出,中国的基本养老制度必须改革,核心是在筹资模式上由现收现付制转化为部分积累制,即统账结合,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另外再开辟各种商业性保险。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这些建议当时实施,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辽宁在此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问题。据曹景椿回忆,省委主要领导在看完报告后给出了积极的批复。但是在缓解老龄化方面,由于各省没有独立施行人口政策的自主权,因此省委领导相对谨慎。在2000年前后,就有多位专家联名写信,建议放开二孩政策,但官方仍有诸多顾虑。曹景椿推断,可能是担忧一旦放开,好不容易因成功控制人口而积累下来的发展成果会受到冲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辽宁省人口学会理事赵秋成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人口政策的最佳调整阶段,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60、70年代出生的人还不超过40岁,正处于较好的育龄阶段。并且,这一代人的生育意愿还没有像80、90后那样完全转变,存在一定的惯性。在上世纪80年代,政府曾经预测,人口老化现象最快也要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预测存在误差。对于辽宁,曹景椿用“认识不足,准备不够、观念陈旧、视野狭窄”,来形容该省当时在应对老龄化上存在的问题。他指出,辽宁省人口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国营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等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到来的。全省上下缺乏思想准备、理论准备、物质准备和财政准备,没有将老龄化问题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紧迫的议事日程。对老龄化事业的发展,投入严重不足,政策不到位,与日益紧迫的老龄化事业严重不适应。在一次老龄产业博览会上,一位老人正在体验多功能电动轮椅。图/视觉中国而转变发生在近两三年内。从2015、2016年开始,宋丽敏和辽宁省发改委、卫计委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发改委就业卫生人口处负责人经常主动找她,了解最新的人口数据及有关分析。宋丽敏告诉他们,2030年,辽宁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会增加到26.9%,2020年至2030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与之相对,辽宁在2015年至2020年间,年均增长率约为0.7个百分点。宋丽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辽宁省政府已经开始对老龄问题进行思考,并探索如何在现实层面具体应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放开二孩后,效果一直不好。他们确实感受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她说。改革时间表2017年2月,《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颁布。 3月到4月,省发改委组织各市测算各县区在2000-2015年人口变动情况,邀请人口研究机构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实地走访各市,与相关人群举行座谈,综合而成调研报告。8月,在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后,形成初稿,递交政府常务会审议。组织制定该规划的辽宁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缓解老龄化问题上,最初规划中的表述只有“提高生育水平”,不涉及具体的奖励政策,因为更具体的举措会涉及相关的行业部门修改条例,以及财政如何分配等问题。后来,辽宁省卫计委主动要求加入对二孩家庭的奖励政策,于是就有了《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鼓励生育政策的内容。该政策提出简化生育登记、审批;推进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配偶陪产假制度等。辽宁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提出二孩家庭奖励政策的省份。在2018年6月25日印发后,上述政策迅速引发热议。有专家提出,关键在于政府究竟能给予多大幅度的奖励,如果奖励的幅度不能抵消或超过实际的支出,将使政策陷入有倡导没响应的尴尬局面。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指出,奖励政策应该非常具体,例如,不同情况能补贴多少钱,产假增加多少天,有没有男士陪产假期等。“只有细化每一项奖励,才能使文件免于流于形式。”《中国新闻周刊》查阅规划发现,虽然文件中提出要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但在具体的举措中,除社会保障外,其他领域均没有列出更细化的制度。前述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指出,这是一个长期规划,只是一份框架性质的文件。涉及具体部门的相关制度,发改委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规划分工,有关部门按照分工各自细化和完善相关制度,出台细则,由省政府推进各项措施的落地并进行督导。据了解,辽宁省发改委已经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各市在2018年年底前出台自己的人口规划。宋丽敏认为,辽宁省规划的出台,说明政府已经逐渐从控制生育的观念中松绑,下一步就要看如何把扭转后的理念变成切实可行的举措,政策如何有效落地。钱从哪里来?北京胡同里的老人。图/视觉中国对辽宁而言,最大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这也是对“未富先老”地区最大的拷问。2016年第一季度,辽宁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增速只有-1.3%,在全国垫底。2017年,GDP增速回升到4.2%,仍低于全国6.9%的水平。与此同时,不断加剧的老龄化,造成辽宁的养老金缺口持续扩大。2014年,辽宁省养老金开始出现当期收不抵支。2015年,辽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可支付月数仅为8.9个月,当年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7.7个月。2017年,辽宁降到了5.9个月。辽宁省发改委原主任王金笛指出,据辽宁省人社厅2016年的测算,辽宁省当年养老金缺口337亿元,2017年是412亿元,2018年升至501亿元,2019年598亿元,2020年的缺口达到698亿元。因此,在2016-2020年期间,辽宁省总的养老金缺口将达到2546亿元。2018年7月1日,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开始在全国正式实施,谈论多年的养老金中央统筹终于靴子落地。梁启东认为,这一制度对辽宁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但仍需要突破体制障碍,实现更深层次的统筹。“下一步就是讨论,谁的孩子谁养。”考虑到辽宁特殊的历史和体制,他建议国家按一定比例负担部分央企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而不是全部让地方承担。宋丽敏则建议加大企业年金的推广。但鉴于辽宁的经济现状,很多企业入不敷出,要想推广企业年金,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例如,政府可以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或发放补贴以抵免职业年金的部分费用。“当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发展经济。”她说。赵秋成则指出,所有的人口问题都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大人口”观念。中国以前长期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但现在人口要素不断内生化,成为重要的内生变量。《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要科学预测分析人口因素对重大决策影响,促进经济社会政策与人口政策有效衔接。《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指出,今后15年,中国人口发展将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人口自身的安全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等外部系统关系的平衡,都将面临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辽宁省老龄办宣联处处长郝明利说:“辽宁省新出台的规划,至少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它是在向辽宁全省宣告,应对老龄化,已经迫在眉睫。”值班编辑:韩忠强
新京报快讯(记者 沙雪良)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公开对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其中提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对建议中提到的“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进行探索。国家卫健委在答复中称,曾委托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等机构开展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相关问题研究。今天(2月19日)下午,记者联系到辽宁大学承担该课题的宋丽敏研究员。宋丽敏现任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其承担课题名称为《东北地区低生育率形成机制研究》。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宋丽敏介绍,近年来东北三省的总和生育率位居全国倒数前五位。以辽宁为例,低生育率的成因更多是历史的,2015年以来出现的人口外流则与经济形势紧密相关。宋丽敏认为,放开生育限制,就应该全面放开,不要再在数量上做文章,因为生育意愿是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递减的。在放开生育限制的同时,政府应该推出实质性的鼓励生育措施,比如税收减免、生育津贴、更多的假期等,形成鼓励生育的政策和文化氛围。宋丽敏表示,预计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影响有限,从此前全国对双独、单独及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节奏看,如果东北试点放开生育限制两三年内生育情况平稳,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放开生育限制。东北生育率低有历史和文化原因新京报:国家卫健委同意东北尝试放开生育限制,是基于什么样的现实?宋丽敏:东北的生育水平特别低,在全国排倒数前几名。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76、0.75和0.74;全国平均值为1.18。同时,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趋势显著,人口外流比较严重。以辽宁为例,2015年人口净迁出4.81万人,2017年和2018年人口净迁出分别为6.8万人和4.4万人。如果东北地区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有效增加就业机会,可能会缓解人口外流的问题。新京报: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生育率低,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宋丽敏: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低,有特殊原因。分两个方面:首先是1970年代末期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才到东北参与经济建设,所以东北人口素质在全国来看也比较高。人口学上讲,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因此,在没实行严格控制生育政策时,东北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东北地区控制得比较严格。因为政策执行力度大,使很多人不敢违反生育政策,这又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相关,“单位人”多,易于通过工作、身份等进行控制。前几年,我们在生育研究中提出了“生育意愿刚性”的概念,就是说:人口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低就很难提升,进而形成一种惯性,不愿再多生育子女。另一个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北地区的生育观念、生育文化并不强,不像国内有的地区,有很强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以辽宁为例,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0,而辽宁为112,表明辽宁人“传宗接代”的性别观念不强。因为辽宁是多民族聚居区,缺乏传统性的生育文化。新京报:东北人口外流是什么原因?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宋丽敏:人口外流与经济形势有关。2015年辽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体制转换及结构转型矛盾突出,人口出现了净流失。经济下行,影响居民的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及未来发展前景,所以就会出现人口外流。我们用常住人口减去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发现,2000年到2014年,辽宁省年均净流入约5万人。从2015年开始,年均净流出5万人左右。对于人口外流的原因,我们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做过微观研究,选择了1万多个样本,结论是:人口外流与经济增长速度、工资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人均资本水平关系最大。东北流出人口中的高素质劳动力对这几个经济变量尤其敏感,可以说,东北地区流失的是高素质的、年轻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流入的是年龄偏大的、教育水平偏低的人口。研究发现,流入与流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近两年。放开生育限制就应该全面放开新京报:辽宁被称作第一个主张鼓励生育的省份,请问近年推出过什么具体措施?宋丽敏:前几年,我们与辽宁省发改委合作编制辽宁省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当时就提出鼓励生育,辽宁省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主张鼓励生育的省份。不过,从人口政策的角度看,目前还是一个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观念转换期,观念转换之后,才可能是政策的转换、具体措施的转换,现在还处在过渡阶段。新京报:如果东北放开生育限制,是完全放开,还是从全面二孩变成三孩、四孩?宋丽敏:我感觉,如果放开,就一定要全面放开,不应该在数量上做文章了。之前,全面二孩放开后,都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反弹,放开三孩四孩,就会多生吗?人口学上有一个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是说:生育孩子数量越多,边际收益越下降,边际成本越上升,导致生育意愿随着孩子数量不断降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影响会很小新京报:放开生育限制了,会对新生儿数量产生很大影响吗?宋丽敏:影响会有,但估计很小。因为全面之前陆续对双独、单独及所有家庭放开生育二孩,并没有造成生育“井喷”,反而是近年来全国的生育水平持续走低。按照“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其实前几胎的愿望是最强烈的,后续胎次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继续放开生育,其政策效果必然会进一步弱化。新京报:如果放开限制对生育影响很小,那放开限制的作用是什么?宋丽敏:影响不大,但应该还是有。人口生育政策,也应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改革。放开生育限制,体现了制度的进步。新京报:有人认为,少数掌握丰富资源的人可能会生特别多。宋丽敏:人总是倾向理性选择,不会仅仅因为政策放开了就无限制生育。即便部分人生育孩子数量比较多,也不会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多大冲击。转变生育观念需要政策支持新京报:近年来,全国人口生育率也持续走低,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小孩呢?宋丽敏:主要是生育意愿刚性,人从经济学角度,一直在做经济成本核算,生育孩子成本越来越高,但收益越来越低,以前养儿防老、劳动经济效用等,目前看这些效用在不断弱化。随着社会进步、政策改进,个人养老更有保障,但是养育子女过程中所放弃的人资资本投入和积累、影响职业升迁、影响休闲娱乐,挤占了大量时间、生活质量和职业成就,尤其是女性,损失更大,所以想法会更加减少。生育意愿低,不是东北独有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新京报:你提到,目前是生育观念转换期、政策转换期,并且认为放开生育限制也不会对生育率走低产生多大影响,那么,如果要鼓励生育,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宋丽敏:我们讲,要构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有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生孩子其实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不过,人的观念转变,需要一定时间,更需要制度支持。如果采取一些措施,让大家知道多生育的好处,会产生一定效果。具体措施方面,税收减免是当务之急,目前个税对有孩子家庭每个只减1000元,这是远远不够的。德国、法国等国实行家庭税收制度,把孩子当一个人或半个人计算,会使纳税基数更低,能大大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对税收应该系统梳理,像住房契税、营业税、母婴产品税等都值得探讨。同时,我们还建议发放生育津贴,根据生育胎次差别、孩子年龄差别,采取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度。我们建议适当延长产假,同时建立一种性别平等的育儿假期。目前我国是母亲育儿多,父亲参与很少。2015年,我们做家庭生育状况调查时发现,父亲对婴幼儿的陪伴少到令人惊讶。因此我们认为,要贯彻性别平等的育儿观念,实现协同养育。欧洲一些国家实行育儿假期配额制,要求父亲必须休够90天,如果休不够,母亲的假期也要取消。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制度设计,会减轻女性养育子女的劳累和痛苦。另外,在社会支持方面,除了迫切需要解决的0-3岁婴儿照护,我们建议提供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照护,0-3岁、幼儿园学龄前、青少年等各个阶段,都应该有,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照护体系。这需要借助社会机构、社会工作者和市场力量共同实现。新京报:东北放开生育限制之后,多长时间会在全国放开?宋丽敏:会有一个政策效果的观察期,如果按之前放开二孩政策在双独、单独到全部家庭的实施节奏看,大概是两三年的时间。背景:辽宁常务副省长恳请率先在东北全面放开生育近年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放开生育限制。去年5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辽宁团、贵州团的多名代表聚焦人口生育率问题提出建议。在辽宁团,全国人大代表、中石油抚顺石化公司总经理李天书建议,关注东北人才流失和人口流失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国家在东北地区实施放开生育政策试点,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减缓人口下降趋势和老龄化速度;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则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这次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也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在这次两会期间,民盟中央提交了“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提出应研究全面或者有条件地放开生育的可能性,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关于提前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战略框架设计的提案”,认为当前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生育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负增长的形势难以逆转,建议采取措施及时提升妇女生育率,避免中国陷入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编辑 陈思 校对 李世辉
(原标题:辽宁老龄化突围:如何破解“未富先老”)本文首发于总第864期《中国新闻周刊》在《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落地前的专家座谈会上,没有太多的争议,与会者很快达成了一致。共识有两条:一是辽宁的老龄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必须要改变;二是不得不承认,提高生育意愿,非常困难。在辽宁,对老龄化问题的认识,走过了长达十多年的曲折道路。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宋丽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辽宁的老龄化既早于全国,速度又快。此前十年中,政府虽有关注,但缺乏全局性的战略安排和实际的应对,因此错过了改革的最佳窗口期。把潜在水里的问题拿到水面上来2014年,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万莲街道泉富社区举行“回忆童年趣味,重温儿时游戏”特色主题活动。图/视觉中国2016年,70后出生的宋丽敏已经41岁。身为全面二孩政策的主要目标生育人群,她却没有生育动力。“如果十年前放开二孩,我或许会考虑,现在精力和能力都不够了。”她说。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与此前舆论普遍对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担忧不同,实际上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远比预期低。根据全国妇联2016年的调查数据,一孩家庭中只有20.5%愿意生二孩,有53.3%明确不想生二孩。在辽宁,拒绝生二孩的比例达到了80.3%。这是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16年3月得出的调查结果,当时,政策颁布的热度还没过。并且,在调查样本中,像宋丽敏这样40岁以上的妇女,占到了69%。多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辽宁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是生育水平低下,而且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辽宁省的总和生育率为0.74,排在北京和上海前面,位列全国倒数第三。同期,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2015年,辽宁省的总和生育率为0.9,全国为1.05。而在全面放开二孩后的2016和2017两年,辽宁的出生率分别为6.60‰和6.49‰,仅为全国水平的一半左右,同期全国的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宋丽敏指出,生育率一旦降至1.5以下,就很难回升,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而且,在她看来,生育意愿具有刚性,一旦降低很难再提高。2017年刚过春节,这些问题就摆到了辽宁省发改委、卫计委和各位人口专家面前。经过广泛的调研和座谈,2018年6月25日,辽宁省政府正式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率先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这个规划很大胆,反映了二孩政策效果不佳的现状,把潜在水里的问题最终拿到了水面上来。”研究人口政策多年的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老龄化疾风骤雨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1995年,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达到了7.02%,比全国提前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有专家分析,辽宁老年人口的高峰,会比全国早10年左右到来。预测数据显示,2039年左右,辽宁的老年人口将上升至峰值,总量达到1226万,占比达到30%。而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预测,全国范围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的峰值,则会在2050年到来,占比为23.07%。辽宁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全国。全国范围内,从2000年到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只上升了1.91个百分点,而辽宁上升了2.43个百分点。辽宁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曹景椿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1964年以前,辽宁的人口结构尚为“年轻型”,1995年就过渡到“老年型”,仅用了30来年,是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相当于发达国家一百多年所走过的路程”。据辽宁省老龄办发布的《辽宁省2017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末,辽宁省户籍总人口为4232.57万人,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958.74万人,占总人口的22.65%。近4.5个人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同期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3%。辽宁比全国高出了5.35个百分点。辽宁省的14个地级市,这一比例均超过全国。其中,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阜新、辽阳、铁岭、盘锦和葫芦岛等12个市的老年人口占比,均大于20.00%。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辽宁人口老龄化具有开始早、速度快、程度深的特点。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辽宁城镇化进程启动较早。早在建国之初,辽宁的城镇化水平就达到了18.1%,高出全国7.5个百分点。在1949年至2000年的半个世纪里,辽宁的城镇化水平增至54.24%,共增长了36.14个百分点。而同一阶段,全国范围内的城镇化水平仅增长了25.62个百分点,2000年全国城镇化率为36.22%。到了2010年,辽宁城镇化率达到62.15%,全国为47.5%。由于生育观念的差异,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农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辽宁年轻人数量占比很高。辽宁省老龄办宣联处处长郝明利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作为“共和国长子”,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为了尽快恢复经济,赶超英美,国家把大批青年、学生、军人陆续调入辽宁。仅1953年、1954年两年,全省净迁入人口就有86万人。这些青壮年,从90年代开始陆续进入老龄阶段。而在没有计划生育的50年代和60年代,辽宁共出生人口1578万人,占当时全省人口的一半以上。由于“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使城市中50年代出生的人口有晚婚趋势。随后,又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于是,这一庞大人口群体的后代开始锐减。此外,计生政策执行得很彻底,也是造成辽宁老龄化问题格外严峻的原因之一。一位经历过辽宁计划生育时代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不仅在城市,即便在辽宁农村,计划生育政策都执行得非常彻底,对超生的处分也非常严厉。辽宁省沈阳市,幸福老年公寓里晒太阳的老人们相互打招呼。图/视觉中国梁启东也表示,彼时东北三省特有的国有体制环境,也让政策的执行更为干脆利落。数据显示,辽宁上世纪50年代年均出生人口77万人,60年代88万人,70年代减少到63万人,80年代减少到57万人,90年代则减少到50万人。同时,出生率也从60年代末的29.3‰,下降到1999年的8‰,整整下降了21.3个千分点。2000~2010年间,辽宁年均出生人口只有29万人,仅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年均出生人口的1/3。据曹景椿估算,由于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30多年时间里,辽宁省少生了2200万人。“基数大,新生儿少,造成辽宁目前的老年人口占比大。” 郝明利说。辽宁的未来不是儿童,而是老人6月25日,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以“爱在夕阳”为主题,开办了老年婚纱公益摄影主题活动,历时一个月的时间,选出了10对70岁以上的老夫妻为他们免费拍摄婚纱照,圆了老人们年轻时的梦。图/视觉中国早在21世纪初,辽宁就已经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峻。2005年,辽宁省政府立项,委托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原委员曹景椿进行“如何应对老龄化”的课题研究。经过一年的市县调研后,2005年12月,曹景椿撰写出一份《辽宁省在振兴发展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对策》的报告,送至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手中。在报告中,他详细分析了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和现状,“未来是属于青少年的,这个观点得变,辽宁的未来不是儿童,而是老人。”报告中,曹景椿还提出了诸多建议。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城乡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服务对象公众化,以及服务方式多样化。他还指出,中国的基本养老制度必须改革,核心是在筹资模式上由现收现付制转化为部分积累制,即统账结合,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另外再开辟各种商业性保险。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这些建议当时实施,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辽宁在此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问题。据曹景椿回忆,省委主要领导在看完报告后给出了积极的批复。但是在缓解老龄化方面,由于各省没有独立施行人口政策的自主权,因此省委领导相对谨慎。在2000年前后,就有多位专家联名写信,建议放开二孩政策,但官方仍有诸多顾虑。曹景椿推断,可能是担忧一旦放开,好不容易因成功控制人口而积累下来的发展成果会受到冲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辽宁省人口学会理事赵秋成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人口政策的最佳调整阶段,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60、70年代出生的人还不超过40岁,正处于较好的育龄阶段。并且,这一代人的生育意愿还没有像80、90后那样完全转变,存在一定的惯性。在上世纪80年代,政府曾经预测,人口老化现象最快也要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预测存在误差。对于辽宁,曹景椿用“认识不足,准备不够、观念陈旧、视野狭窄”,来形容该省当时在应对老龄化上存在的问题。他指出,辽宁省人口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国营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等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到来的。全省上下缺乏思想准备、理论准备、物质准备和财政准备,没有将老龄化问题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紧迫的议事日程。对老龄化事业的发展,投入严重不足,政策不到位,与日益紧迫的老龄化事业严重不适应。在一次老龄产业博览会上,一位老人正在体验多功能电动轮椅。图/视觉中国而转变发生在近两三年内。从2015、2016年开始,宋丽敏和辽宁省发改委、卫计委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发改委就业卫生人口处负责人经常主动找她,了解最新的人口数据及有关分析。宋丽敏告诉他们,2030年,辽宁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会增加到26.9%,2020年至2030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与之相对,辽宁在2015年至2020年间,年均增长率约为0.7个百分点。宋丽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辽宁省政府已经开始对老龄问题进行思考,并探索如何在现实层面具体应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放开二孩后,效果一直不好。他们确实感受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她说。改革时间表2017年2月,《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颁布。 3月到4月,省发改委组织各市测算各县区在2000-2015年人口变动情况,邀请人口研究机构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实地走访各市,与相关人群举行座谈,综合而成调研报告。8月,在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后,形成初稿,递交政府常务会审议。组织制定该规划的辽宁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缓解老龄化问题上,最初规划中的表述只有“提高生育水平”,不涉及具体的奖励政策,因为更具体的举措会涉及相关的行业部门修改条例,以及财政如何分配等问题。后来,辽宁省卫计委主动要求加入对二孩家庭的奖励政策,于是就有了《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鼓励生育政策的内容。该政策提出简化生育登记、审批;推进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配偶陪产假制度等。辽宁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提出二孩家庭奖励政策的省份。在2018年6月25日印发后,上述政策迅速引发热议。有专家提出,关键在于政府究竟能给予多大幅度的奖励,如果奖励的幅度不能抵消或超过实际的支出,将使政策陷入有倡导没响应的尴尬局面。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指出,奖励政策应该非常具体,例如,不同情况能补贴多少钱,产假增加多少天,有没有男士陪产假期等。“只有细化每一项奖励,才能使文件免于流于形式。”《中国新闻周刊》查阅规划发现,虽然文件中提出要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但在具体的举措中,除社会保障外,其他领域均没有列出更细化的制度。前述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指出,这是一个长期规划,只是一份框架性质的文件。涉及具体部门的相关制度,发改委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规划分工,有关部门按照分工各自细化和完善相关制度,出台细则,由省政府推进各项措施的落地并进行督导。据了解,辽宁省发改委已经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各市在2018年年底前出台自己的人口规划。宋丽敏认为,辽宁省规划的出台,说明政府已经逐渐从控制生育的观念中松绑,下一步就要看如何把扭转后的理念变成切实可行的举措,政策如何有效落地。钱从哪里来?北京胡同里的老人。图/视觉中国对辽宁而言,最大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这也是对“未富先老”地区最大的拷问。2016年第一季度,辽宁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增速只有-1.3%,在全国垫底。2017年,GDP增速回升到4.2%,仍低于全国6.9%的水平。与此同时,不断加剧的老龄化,造成辽宁的养老金缺口持续扩大。2014年,辽宁省养老金开始出现当期收不抵支。2015年,辽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可支付月数仅为8.9个月,当年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7.7个月。2017年,辽宁降到了5.9个月。辽宁省发改委原主任王金笛指出,据辽宁省人社厅2016年的测算,辽宁省当年养老金缺口337亿元,2017年是412亿元,2018年升至501亿元,2019年598亿元,2020年的缺口达到698亿元。因此,在2016-2020年期间,辽宁省总的养老金缺口将达到2546亿元。2018年7月1日,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开始在全国正式实施,谈论多年的养老金中央统筹终于靴子落地。梁启东认为,这一制度对辽宁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但仍需要突破体制障碍,实现更深层次的统筹。“下一步就是讨论,谁的孩子谁养。”考虑到辽宁特殊的历史和体制,他建议国家按一定比例负担部分央企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而不是全部让地方承担。宋丽敏则建议加大企业年金的推广。但鉴于辽宁的经济现状,很多企业入不敷出,要想推广企业年金,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例如,政府可以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或发放补贴以抵免职业年金的部分费用。“当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发展经济。”她说。赵秋成则指出,所有的人口问题都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大人口”观念。中国以前长期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但现在人口要素不断内生化,成为重要的内生变量。《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要科学预测分析人口因素对重大决策影响,促进经济社会政策与人口政策有效衔接。《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指出,今后15年,中国人口发展将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人口自身的安全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等外部系统关系的平衡,都将面临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辽宁省老龄办宣联处处长郝明利说:“辽宁省新出台的规划,至少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它是在向辽宁全省宣告,应对老龄化,已经迫在眉睫。”
【一、辽宁大学简介】:辽宁大学(Liaoning University),简称“辽大”,是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辽宁省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入选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辽宁大学源起于1948年,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建立的商业专门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专门商科高校;1953年,东北商业专科学校合入东北财经学院;1958年,东北财经学院、沈阳师范学院的部分科系与沈阳俄文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辽宁大学,朱德同志亲笔题写了校名;1983年,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成立,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重点支持的22个研究所之一;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辽宁省委批准了《辽宁大学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开始实行学院制、校长负责制等;1993年,辽宁省政府决定从资金和政策上扶持辽宁大学争进“211工程”;1996年,经国家教委批准,辽宁大学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试点培养MBA(工商管理硕士)的高校;1997年,省政府正式对学校“211工程”进行预审;1998年,辽宁省政府组织专家开展了论证、审核活动,学校顺利通过立项审核,“211工程”建设项目正式启动;2006年,入选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2012年,入选国家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3年,入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高校;2017年,《辽宁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出台,辽宁大学入选辽宁省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高校中的“国内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入选国家级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辽宁大学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18年,辽宁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成立,由辽宁省银行业协会和辽宁大学共同组建,并与纽约金融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二、辽宁大学院系与专业简介】:据辽宁大学官网显示,学校设有27个学院,在72个本科专业招生。【三、辽宁大学专业推荐】:1、推荐指数排名第一:经济学;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是全国重点教学基地、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教学团队、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和省级示范性专业,全国13家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本专业下设“基地班”,主要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具有较高水平和能力的专门人才,为学生进入硕士、博士层次学习与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奖学金额度高,每年推荐50%成绩优异学生免试到国内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推荐指数排名第二:金融学;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是国家重点学科、省级示范性专业,改革开放后全国最早设立的专业之一。本专业涵盖金融学、政策性金融学、金融工程学等三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点,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多层次衔接配套的学历与学位教育体系。本专业培养熟练掌握金融理论和实务,精通外语,洞悉国际金融发展动态和国内金融改革与发展实践,成为在银行、证券等行业从事实际业务和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3、推荐指数排名第三:会计学;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基础扎实、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具备会计及管理、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能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实务、会计理论研究工作的专门人才。4、推荐指数排名第四:国际经济与贸易;业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学生较系统地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了解当代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及趋势,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本专业的特色是培养学生熟知几个主要国家与地区(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北亚)的社会经济情况和与中国经贸发展历史,在以理论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同时,将在部分课程上采用目的语或双语授课教学,从而使学生具备对外交流与沟通的能力。5、推荐指数排名第五:法学;业务培养目标:本专业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高素质法学应用型人才为导向,以创新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为目标,以创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并重的法学教学课程体系为手段,通过调整法学专业建设思路,创新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法学专业学科质量,将法学专业建设成为全国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成为全国司法系统急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培养基地。6、推荐指数排名第六:财政学;7、推荐指数排名第七:汉语言文学;8、推荐指数排名第八:国民经济管理;9、推荐指数排名第九:金融学类;10、推荐指数排名第十:哲学;依次为:英语、新闻学、工商管理、保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广告学、广播电视编导、经济统计学、国际政治。。。。。。下一期给大家讲解福建农林大学,敬请期待!
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也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近日发布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2020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国家卫健委表示,曾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东北地区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总台央广记者专访了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宋丽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专家: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宋丽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宋丽敏宋丽敏:东北它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这样我们过早的形成了一个,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断在弱化,但成本不断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那么,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表示,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宋丽敏: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经迫在眉睫。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外,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恐怕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范围可以更大。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沉”, 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宋丽敏:(建议)一个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有大幅度的削减。实行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根据孩子的成长不同阶段,根据孩子的数量实行梯次递进的补贴机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同时包括生养孩子过程当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说母婴商品,比如说我们购买房产还有很多税收都应该有减免,我觉得这样更科学也更人性化,体现了一种生育友好性。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宋丽敏:其实我们现在男性好像只有陪产假,然后就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的话,可能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她的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削减。所以我就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国家卫健委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王晓峰: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是不是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对,但是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都放给社会了,特别是公办的0到3岁的托幼机构就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又在做这个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应该是很重要的方面。把0到3岁的突破与机构如果能很好的能够办起来,能够推广,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里边先把它办起来,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了。专家: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该结婚就结婚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缩短生育周期。王晓峰:我们国家现在不结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实际上一定程度还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没有婚姻了还如何谈得上生育?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到一定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别晚婚。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也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近日发布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2020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国家卫健委表示,曾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东北地区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总台央广记者专访了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宋丽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专家: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宋丽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宋丽敏宋丽敏:东北它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这样我们过早的形成了一个,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断在弱化,但成本不断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那么,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表示,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宋丽敏: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经迫在眉睫。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外,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恐怕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范围可以更大。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沉”, 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宋丽敏:(建议)一个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有大幅度的削减。实行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根据孩子的成长不同阶段,根据孩子的数量实行梯次递进的补贴机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同时包括生养孩子过程当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说母婴商品,比如说我们购买房产还有很多税收都应该有减免,我觉得这样更科学也更人性化,体现了一种生育友好性。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宋丽敏:其实我们现在男性好像只有陪产假,然后就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的话,可能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她的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削减。所以我就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国家卫健委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王晓峰: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是不是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对,但是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都放给社会了,特别是公办的0到3岁的托幼机构就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又在做这个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应该是很重要的方面。把0到3岁的突破与机构如果能很好的能够办起来,能够推广,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里边先把它办起来,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了。专家: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该结婚就结婚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缩短生育周期。王晓峰:我们国家现在不结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实际上一定程度还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没有婚姻了还如何谈得上生育?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到一定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别晚婚。总台央广记者丨王逸群 徐志强 苑竞玮(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也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近日发布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2020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为何东北地区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国家卫健委表示,曾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总台央广记者专访了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专家: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宋丽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宋丽敏东北它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这样我们过早的形成了一个,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断在弱化,但成本不断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那么,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经迫在眉睫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外,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恐怕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范围可以更大。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01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沉”, 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宋丽敏(建议)一个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有大幅度的削减。实行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根据孩子的成长不同阶段,根据孩子的数量实行梯次递进的补贴机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同时包括生养孩子过程当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说母婴商品,比如说我们购买房产还有很多税收都应该有减免。我觉得这样更科学也更人性化,体现了一种生育友好性。02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宋丽敏其实我们现在男性好像只有陪产假,然后就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的话,可能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她的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削减。所以我就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03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国家卫健委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王晓峰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是不是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对,但是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都放给社会了,特别是公办的0到3岁的托幼机构就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又在做这个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应该是很重要的方面。如果能很好的能够办起来,能够推广,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里边先把它办起来,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了。专家: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该结婚就结婚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缩短生育周期。王晓峰我们国家现在不结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实际上一定程度还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没有婚姻了还如何谈得上生育?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到一定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别晚婚。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金飞
目前麦麦已整理的一区调剂省份有: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在历史文稿中查看)今天给各位考研生们整理了一区中的辽宁省内,大概25所院校的2021年考研调剂信息汇总。适合今年的考研生。2022考研的同学建议也要收藏起来,因为这批院校明年的调剂信息,也会是差不多的分数和可调剂专业数量。#2021考研调剂#主要包含以下25所院校及机构: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渤海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宁大学 辽宁科技大学 沈阳工程学院 沈阳工业大学 大连大学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 沈阳建筑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沈阳化工大学 大连民族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大连交通大学 沈阳铸造研究所 鞍山师范学院大连理工大学2021年各学部(学院)硕士研究生调剂缺额信息就更新下MBA/EMBA教育中心3月26日更新的缺额计划:9人东北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调剂工作办法1,理学院:2,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3,冶金学院:大连海事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方案今年调剂系统开放时间为3月22日0-15点,15个小时。已结束。2021年中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第一批复试调剂信息报名时间:3月25日19:00至3月26日上午8:00。——大量调剂名额,请速度下手!1,第一批调剂招生计划(非规培类):2,第一批调剂招生计划(规培类):2021年渤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公告大连医科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信息(一/二/三)第一批:拟接收调剂专业(3月16日)第二批:拟接收调剂专业(3月20日):第一批未招满专业。备注:第1批和第二批调剂复试工作拟于3月29日-4月1日进行。第三批:拟接收调剂专业(3月24日):第二批未招满专业。辽宁工程技术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各学院复试调剂信息大部分专业都有调剂计划:辽宁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办法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区(一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辽宁科技大学2021考研调剂信息沈阳工程学院2021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公告我校能源动力专业(电气工程方向)无调剂计划;能源动力专业(动力工程方向)有调剂计划。欢迎有调剂意愿的考生调剂到我校能源动力专业(动力工程方向)沈阳工业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2021考研预调剂信息大连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调剂公告1,学硕调剂专业:2,专硕调剂专业:辽宁工业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考生复试须知于3月22日下午进行2021年研究生招生第一批调剂考生复试工作。调剂复试的考生须达到国家线A类分数线。登陆调剂系统查看剩余的缺额计划,准备第二批调剂吧。辽宁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公告沈阳建筑大学理学院2021考研调剂信息沈阳农业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第一批调剂专业沈阳化工研究院2021考研调剂信息调剂数量15人。要求:考生应为化学及相近专业,并通过国家A区录取分数线。研究方向:环境毒理、高分子材料、生物技术、化学工艺、化工安全技术、分析化学大连民族大学2021考研调剂信息大连工业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调剂信息沈阳航空航天大学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调剂1,机电工程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调剂考生拟录取名单2,航空宇航学院交通运输专业(非全日制)调剂公告21,沈阳师范大学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预告22,东北财经大学【调剂时间更新】关于2021年部分专业接收考生调剂公告23,大连交通大学2021考研调剂信息24,沈阳铸造研究所2021年硕士研究生(材料加工工程)调剂信息25,鞍山师范学院关于2021年教育硕士研究生招生接受调剂的通知-end-注:文中数据均来自各校及机构研招办,麦麦仅作整理和分析。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周海上个星期刚做完肝癌手术,手术长达七个小时,整个左肝都切除了,然而医生发现周海右肝上也有一点点病灶,出现了肝内、肝周转移,但是这个情况没法第二次手术,医生告诫周海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护理,避免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周海很重视,他在网上看到吃补硒对癌细胞有抑制作用,于是去药店买了含硒的药片吃,坚持吃了三个月,感觉身体恢复得不错,能吃能喝能活动,去复查,指标也还算正常。周海认为这是自己吃了硒片的原因,于是一股气儿又买了好几瓶,就打算靠着硒片战胜癌症了。但是家人却提醒他:“该去医院还是要去医院,补硒听着挺靠谱,但咱们也不是专业的,还是小心点,少吃为妙。”硒元素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可以防癌吗?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中国营养学会也将硒列为人体必需的15种营养素之一。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证明,人体缺硒元素会导致许多严重疾病的发生。而硒对人体的益处也很多,比如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身体抗氧化能力,降低HIV与其他病毒的侵染等,还能够防止一些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对心血管的保护有一定的作用。同时,有研究认为,硒对防止癌症的发生和治疗都有一定的作用。1980年,中国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就曾有这方面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的癌症死亡率与血液中硒的浓度密切相关。1985年,中国研究团队在肝癌高发地的江苏省启东市进行了为期8年的营养预防实验,实验对象为肝癌发病率基本相似的5个乡,其中1个乡食用含有硒元素的食盐,其他4个乡食用普通食盐,结果显示,食用了含硒食盐的那个乡的原发性肝癌发病率比其他食用普通食盐的4个乡低了50%。2003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确认硒是“抑癌剂”。5个方面,硒元素帮助人体防癌抗癌硒元素在人体中可以帮助提高免疫力,免疫力的下降是多种疾病包括肿瘤在内发生与发展的原因,而硒元素在人体中可以帮助提高免疫力,建立起人体防御城墙,降低疾病发生风险。硒有提高人体抗氧化的能力,而肿瘤患者体内的有害自由基很多,抗氧化能力也趋于失调,而硒可以有效清除有害自由基。肿瘤的生长和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硒可以从分子水平上诱导肿瘤分化并抑制肿瘤的生长。肿瘤有一套供给自己养分的血管系统,这也是肿瘤得以快速发展和转移的原因,而硒元素可以抑制肿瘤血管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切断肿瘤的养分供给。放疗和化疗是治疗多种肿瘤的手段,但是肿瘤对放疗与化疗的不敏感也是肿瘤难以治愈的原因之一,而硒元素可以提高放疗和化疗对肿瘤的治愈效果。三大人群最需要补硒肝病患者。许多肝病患者血液中硒元素含量比较低,病情越严重体内缺硒越厉害,适量的补充硒元素可以提高免疫力,保护肝脏,增强肝脏的代谢及解毒功能。癌症患者。硒元素有“抗癌之王”的称号,在防治肿瘤方面有着强大的作用,能有效的控制肿瘤的生长,加强放疗与化疗效果的同时减轻其给患者身体带来的伤害。胃肠道疾病患者。硒能够帮助清除胃肠道中的有害自由基,帮助黏膜的修复和溃疡的愈合,预防胃肠道疾病的癌变。除此之外,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前列腺疾病患者等,如果有缺硒的情况也可以适当的补充硒元素,都对病情有所帮助。癌症患者科学补硒有讲究癌症患者虽然需要补充硒元素,但是不能自行补硒,还是应该征求医生的意见。日常补充硒元素是靠食补,但是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所使用的药物可能与某些食物相冲,所以癌症患者在进行食补的时候要注意与医生沟通,慎重选择相对应的食物。再者,普通人每日摄入50微克硒就能满足需求,癌症患者想要通过补充硒元素达到理想的抗癌效果,每天需要摄入800微克,光靠食补是实现不了的,需要药物补充。不管何种补充剂,首选大品牌,质量更有保障。每片含硒300微克,对于胃口不好,营养摄入不足的癌症患者而言,每天只需要补充一片,再加上从食物中获取的硒元素,就能满足一天的营养需求。服用方式也很简单,一天一片饭后服用即可。需要提醒的是,补充硒元素只是抗癌的一种辅助手段,对癌症的治疗还是要依靠药物、放疗、化疗、手术等手段,抗癌绝不能只靠补硒。普通人切忌盲目补硒普通人想要补充硒元素,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鸡蛋、鱼类、小麦、胡萝卜、花生等都是富含硒元素的食物,日常食用这些食物就能达到补充硒元素的目的。市面上有许多补充硒元素的保健品,普通人其实没有必要通过保健品补充硒元素,而且要注意补充硒元素过多可能会引起硒中毒。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对健康人还是癌症患者,硒元素都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是,补硒虽好,过犹不及。参考资料:[1]方珏敏,王理伟.硒,防治癌症的得力“助手”.中老年保健,2011(12):51-51.[2]陈长兰,郇丰宁,孟雪莲,吕晶.硒对人体的作用机理及科学补硒方法.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3(2):155-168.[3]补硒抗肿瘤是否可信?.北京晚报.2020年1月14日未经作者允许授权,禁止转载